清太宗從弟濟爾哈朗:水各有道自得其流(3)

今非昔比，尸位素餐終太宗一朝，史書評價說，太宗對濟爾哈朗「恩養之厚，迥異眾人」。客觀地講，確實如此。濟爾哈朗雖非太祖的嫡系子孫，但在太宗心目中，其並不遜色，因為濟爾哈朗所做的許多事都令太宗欣賞。崇德年間，太宗提倡禁酒，因為時人多喝酒誤事，「晨醉則至暮不醒，夜醉則日中不起」，不理政事，以致滿洲、蒙古八旗牛錄人口中有許多貧困者。太宗在舉了反面例證即正藍旗莽古爾泰、德格類健在時，「耽於葯」以致敗亡後，特別提到鑲藍旗鄭親王從前「嗜酒」，但其有毅力，既然喝酒有礙國政，就硬生生地把酒戒了。見微知著，由是可知濟爾哈朗是有恆心、成大事的人。其時，明清爭奪的戰略重點集中於遼西錦州、松山、杏山一帶，故濟爾哈朗曾多次率軍前往略上述地方。特別是崇德四年(1639)五月間，濟爾哈朗連戰連捷，敗敵9次，俘獲明兵兩千餘人及大批的駝馬等。凱旋之日，太宗率眾迎出盛京城5里，並於次日在演武場舉行儀式以示其對濟爾哈朗此次出征連戰連捷之稱許。當濟爾哈朗將俘獲的馬匹、駱駝呈獻給太宗後，太宗「酌納之」，先賜代善、多爾袞、豪格、阿巴泰、杜度、額哲(太宗第二女瑪喀塔的丈夫)、朝鮮世子(朝鮮國王李之子，其時作為人質居於盛京)、蒙古喇嘛、沈志祥，又賜濟爾哈朗、尼堪、碩托等出征各官，令作為出征主帥的濟爾哈朗心中倍感自豪。崇德五年(1640)三月，濟爾哈朗又作為右翼主帥率官兵往修義州城，駐紮屯田，以圖長期圍困錦州。同年五月，太宗親至義州巡視。正逢杏山附近的蒙古多羅特部欲降請求接應，太宗即派濟爾哈朗率軍1500人前去迎降，並布置一旗兵分前、中、後三隊陸續應援。返回時，濟爾哈朗途遇杏山總兵劉周智、錦州總兵祖大壽、松山總兵吳三桂所率之明軍7000人前來阻截。敵眾我寡，濟爾哈朗使出調虎離山之計，令八旗兵「引退於杏山九里處」待敵，目的是引明軍來追，使之與駐守杏山城之步軍拉開距離。祖大壽、吳三桂等果然中計，令明騎兵百餘騎「呼噪而前」，濟爾哈朗則「縱兵還擊，分隊沖入」，其本人與多鐸等亦「親自博戰」，遂大敗明兵，並追奔至杏山城下，不僅「斬將、生擒及所獲甚多」，而且順利通過明駐防之錦州，完成了接應任務。太宗聞報「大悅」，特出營15里相迎，並賜濟爾哈朗等「御廄良馬」1匹，以示嘉獎。崇德六年(1641)七月，濟爾哈朗曾令右翼兵攻擊領明兵13萬來援錦州、松山的洪承疇於松山西北所立之營，不料失利。當會議功罪時，太宗集群臣於篤恭殿，承認「右翼山營被奪，損傷士卒，皆鄭親王指揮失律之故」，但即使如此，太宗以為這僅僅是濟爾哈朗的偶然失誤罷了，「著免議」。俗話說，士為知己者死，太宗如此厚待，濟爾哈朗自是肝腦塗地以報。松錦大戰中，濟爾哈朗挖深壕，築垛口，嚴密封鎖圍困錦州城，使守衛外城之蒙古將領諾木齊等無望之下歸降而與祖大壽軍激戰，濟爾哈朗與阿濟格、多鐸等聞訊支援，裡應外合拿下了錦州外城。此後，其於松山一帶成功阻擊了洪承疇欲沖入錦州增援之兵6萬人，終使祖大壽歸降。後，又與多爾袞聯手，克塔山、杏山兩城，松錦大戰以大清國取得全勝而告終。論功行賞時，濟爾哈朗以功勛卓著列於將帥之首而獨領風騷。只是好景難常占，崇德八年(1643)太宗的猝然離世，使得這位於太宗朝17年未曾有過責罰記錄的鄭親王今非昔比，不僅淪落到尸位素餐之境地，而且還被降為郡王。其時，由於太宗生前並未指定皇位繼承人，故其身後不可避免地爆發了一場繼統之爭。面對兩黃旗之「父死子繼」與兩白旗之「兄終弟及」兩大陣營的對壘，毫無競爭資格的濟爾哈朗成為雙方爭取的對象。作為皇位候選人的豪格更是派手下的何洛會、揚善兩人去見濟爾哈朗，明確告知兩黃旗欲立其為嗣。作為濟爾哈朗，其個人意願是傾向於豪格的，但依其一向謹慎的處事作風，濟爾哈朗在表示無異議後，又補充說不知多爾袞的意見如何。言下之意，此事還有待商議，為自己留下了迴旋的餘地。在議定皇嗣的諸王會議上，當兩黃旗大臣直截了當地提出立皇子時，禮親王代善的態度是豪格作為太宗的長子「當承大統」，濟爾哈朗隨即表示附和，但遭到阿濟格和多鐸的極力反對。而豪格退出會場的不智之舉，使天平傾向於多爾袞，兩黃旗大臣遂佩劍而前表示誓死要立皇子，睿智的多爾袞權衡利弊後，決定立福臨為帝，而自己與濟爾哈朗「左右輔政」。濟爾哈朗之所以被多爾袞視為不可或缺，是因為太宗生前最器重濟爾哈朗，而且在排序上，濟爾哈朗從來都是位列多爾袞之前，如多爾袞只提其一人輔政，不僅有僭越之嫌，而且兩黃旗大臣也不會答應。何況濟爾哈朗此前與多爾袞等並無矛盾，而且依濟爾哈朗以往的行事作風，其敢於和多爾袞針鋒相對的可能性極小。基於此，濟爾哈朗才被多爾袞提名為第一輔政王。果然，事實證明濟爾哈朗確實不是多爾袞的對手，其不過是頭頂著輔政王的光環尸位素餐罷了。這不僅是因為濟爾哈朗處事謹小慎微所致，因為論實力，名列於前的濟爾哈朗根本就無法與多爾袞抗衡，其除了手中原有的鑲藍旗外一無所有。世祖福臨稱帝後，心懷怨憤的豪格已與兩黃旗大臣勢不兩立，兩黃旗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而兩紅旗因代善年老，岳托、薩哈廉等又早逝，此時並無傑出人物領旗，只有多爾袞執兩白旗而大權在握。是故順治元年(1644)正月，頗有自知之明的濟爾哈朗主動示弱，召集內三院、六部、都察院和理藩院的官員說，今後凡事需請示兩位攝政王的，一定要先請示睿親王多爾袞，需要記錄在案寫名字時，也要先寫多爾袞，而在座次、排班和行禮儀註上都要如是辦理，即濟爾哈朗把第一攝政王的位置拱手讓給了多爾袞而甘願位居其次。濟爾哈朗明哲保身的舉動能免其重蹈父兄的覆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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