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堅：反對派被「港獨」分離主義捆綁

06-05

　　文|楊堅

　　香港居民（選民）在2017年以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第五任行政長官的希望，因為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捆綁」地反對特區政府有關法案而失落。一些過去半年反覆爭取若干被標籤為「溫和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轉軚」的朋友，尤其感到痛心，他們曾經一次又一次地「被以為」可能爭取至少4名反對派議員支持政府法案，但最終被無情的事實擊碎。

　　反對派整體趨於更激進

　　為什麼私下表示願意「轉軚」者無法公開實踐承諾？有一位身居建制高位的政界人士接受一個網路媒體專訪時歸因於中央堅持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毫不動搖，沒有向那幾位願意「轉軚」者提供「下台階」。其實，問題的根源在於近兩年來反對派為愈益激進的政治趨向所「捆綁」。

　　從2013年初開始，反對派對待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態度就為「激進」所驅動。其標誌是，「佔領中環」計劃在是年1月問世後，迅速獲得反對派陣營集體支持。莫説在2010年上半年曾扮演「溫和民主派」的民主黨，即使多年來「又傾又砌」玩得不亦樂乎的民協領袖人物，不知是身不由己抑或心嚮往之，也公開表示認同「佔中」計劃。

　　在如斯政治氛圍下，2013年4月9日，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拋出一個方案：接受提名委員會沿用現時1200人選舉委員會組成辦法，也同意提名委員會採取「機構提名」即「集體提名」方式，但條件是，中央同意取得最高提名票的前5位參選人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翌日，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和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相繼公開否定李柱銘方案，均振振有詞地表示：「泛民主派」爭取真普選，不以其代表人物能否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為重要考慮。李柱銘面對反對派陣營幾乎一致的強大反對，不得不在4月11日公開宣佈收回其方案。這一事件的意義是：在基本法基礎上討論普選行政長官方案的可能性被反對派堵塞了。

　　於是，儘管嗣後在反對派陣營中有主張「三軌制」的，有要求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基本法一起做香港特別行政區普選的法理依據的。但是，這一類企圖沖淡基本法的似乎「折衷主義」觀點，很快被完全否定基本法的「公民提名」和「國際標準」所推倒。

　　值得重視的，即使湯家驊、羅致光、狄志遠、黃成智等，或者單獨或者共同提出所謂「溫和方案」，但是，他們要求中央做的讓步，均超過2013年4月李柱銘提出的方案。是他們較李柱銘激進？不是。其實這是反對派整體趨於更激進。

　　在79天「佔中」行動發生後，若干親「泛民主派」學者頗為疑惑：為何「佔中」三位發起人和所有支持並參與行動的反對派政治團體竟然被學聯、學民思潮和其他一些激進民間團體「邊緣化」？道理很簡單，所有反對派政治團體都趨向於激進，所以，他們無法抗拒更為激進的社會勢力偏於極端的言論和行動。

　　誠然，更深刻的原因在於，英國管治香港逾一個半世紀所形成的傳統核心價值觀，從2003年七一遊行開始轉化為香港本土主義。2003年七一遊行的口號是「反對廿三還政於民」，是典型的本土主義政治表現。翌年，一羣知識分子發表聯署聲明，公開宣告維護香港傳統核心價值旨在建設「香港命運共同體」，是典型的本土主義思想表現。

　　「港獨」分離主義走向末日

　　傳統核心價值一旦轉化為本土主義，就容易滑向「分離主義」。2011年1月以來，反對派不斷炮製抵制、反對和敵視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風潮；2012年9月，反對派以「準顏色革命」方式成功扼殺國民教育。這一切，推動本土主義向分離主義轉化，而「佔中」、「公民提名」爭取「真普選」等非法政治行動配合違法政治要求，不僅以分離主義為思想基礎，而且，擴張分離主義。

　　非法「佔中」行動獲得各類民意調查約三成受訪者的支持或同情，反對派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撤銷或修改8．31決定、反對特區政府普選行政長官方案，也得到各類民意調查至少約三成受訪者穩定支持，折射分離主義已佔居不可低估的社會影響。

　　6月15日，立法會表決普選行政長官法案前夕，香港警方破獲一個部署以武力阻止立法會通過普選行政長官法案的團伙，揭露有關人士涉及香港一個名曰「全國獨立黨」的組織。香港社會不能不重視分離主義已然惡化到了何等地步！

　　在組織上，分離主義團體與若干反對派政治團體有一定牽連。在思想上，分離主義同反對派政治陣營佔主導的本土主義是「兄弟」。於是，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就必定被激進勢力和傾向「捆綁」。

　　「物極必反」。當分離主義惡化至不僅表現為口頭和文字鼓吹「港獨」，甚至，準備武力推動「港獨」時，分離主義的末日不遠了。

　　希望反對派中真心願意做「溫和派」者，首先站出來反對分離主義；走好這第一步，接下來努力同本土主義分手，回到傳統核心價值原點上，爭取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