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大秦帝國史的秦量三寶|標準器|度量衡|始皇

　　○洗炭翁

　　世代不輟的變法圖強，使秦從一個僻處西陲的附庸小國，一路走過「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的輝煌，終於在秦王嬴政手中完成了掃六合一統天下之大業。政治體制外的多項改革中，統一度量衡當數上貼國情、下合民意，最為光彩奪目、影響深遠的偉大創舉了。

　　統一度量衡 法紀嚴明

　　秦朝度量衡法制起源於商鞅變法。在鐵血改革的孝公鼎力支持下，商鞅先後以左庶長、大良造的顯赫身份主持了兩度變法，其中力挺度量衡的有「秦田二百四步（方步）為畝」，以增加1.4倍的大畝制授田於民。他還監造了一升銅量，雖系功能單一的量器，銘文卻通收兼顧了度具、量器、權累所必須遵循的主要數據，並作為國家標準器頒行各地。

　　公元前221年，秦統一六國，秦王變身秦皇，然積年征伐，國力衰微，民心渙散，百廢待興，急需推出大力度系列新政休養生息、以安天下。於是嬴政連下幾道詔書，「車同軌」「行同倫」，統一貨幣，還創製了小篆、隸書。彼時各地度量衡器型各異、名稱繁多、單位混亂、量值不一，進率上更是「各自為戰」，致使市場交易、商貿活動無規可依。秦始皇又連出數招，且立竿見影、一勞永逸。

　　——頒發統一度量衡詔書。始皇詔曰「廿六年……皆明壹之（見銅斛拓片釋文）」。這40字皇詔以竹簡、羊皮書和標準器銘文形式頒至各級政府，並四處刻石宣示天下。

　　——確定統一的度量衡標準。琅琊刻石記：「器械一量，同書文字」。《秦簡·工律》又載：「為器同物者，其大小、短長、廣亦必等」。《中國古代計量史圖鑑》收錄的《中國古代度量衡量值表》則顯示，秦尺、升、斤分別合23.1厘米、200毫升和253克，允差率亦有精確數據，其中權累為253±2克/斤（亦有250±2克/斤之說）。

　　——製造和頒布度量衡標準器。據《工律》、《倉律》、《效律》記載，並以統一後的詔量、詔權（包括古籍著錄和已知實物110例）考，秦標準器皆銘量值、年份、使用地、鑒造機構或官員姓名，同時刻錄詔書才能頒行。銅量多呈橢圓形，量值為1/2斗、1/3斗和1/4斗；陶量多系圓形，器口略侈，容半斗和一斗，大型陶量則容一斛，合100升，側有握把；除容積202.15毫升的長方形「商鞅方升」外，還有下文介紹的正方形「閆氏方升」，實測可盛大米1000克；而古籍多處提到的銅斛，則獨有「閆氏銅斛」現身，實測可盛大米23千克。秦權多為饅頭、半球和瓜棱幾種形制，量值分石（120斤）、均（30斤）、24斤、16斤、9斤、8斤、5斤、1斤和半兩；秦權皆作砝碼用，提紐居衡桿中間，一端掛權，一端稱物，衡平則秤准。

　　秦量三寶 斗量人心

　　始皇詔銅斛（閆氏銅斛）

　　銅斛，秦代，青銅，高25.5厘米、徑30.5厘米，壁厚0.8厘米，實測重量17.5千克，可盛大米23千克。上口下底分有一圈4.5和5.5厘米高的凸箍加固，器腹陰刻始皇帝40字詔令（見拓片釋文），右起豎排，行8字5，單字1.5×2厘米，書體嚴謹渾厚，字形婉轉飄逸，線條骨力豐沛，篆刻刀口深峻、大氣磅礴，筆味、刀味、金石味撲面而來，堪稱古銅刻之巔峰之作。背面居中伸出高2.5厘米、邊長3.5厘米檢封槽。此器為合范澆鑄成型，包括檢封槽與斛身對接處在內，通體未見一條范線、一隻范瘤，足見設計、做工之精良。

始皇詔銅斛銘文

　　據檢索考證，海內外藏展的中國古銅斛也就寥寥幾件，在年代上均晚於閆氏銅斛數百年，而且沒有一件鑄刻皇詔的高規格斛。閆氏銅斛的現身，一舉打破了始皇詔銅斛「史有錄載、世無實物」之定論，且在秦代量器、量制、冶鑄、造字、書法、鐫刻，乃至政治、經濟、社會諸方面，皆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堪稱一件國寶級文物了。

　　釋文：「廿六年，皇帝盡併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始皇詔方升（閆氏方升）

　　方升，秦代，青銅，全長24厘米、柄長11.3厘米，中空柄並飾圈箍；正方形升斗，邊長12.7厘米、深5.3厘米、壁厚0.4厘米，重2.06千克，可盛大米1000克。右壁篆刻始皇帝40字詔令（見銅斛拓片釋文），自底至口豎排四行，單字高1、寬0.8厘米，線條藏頭護尾，書體縱豪橫健，雖字字可見李斯書法嚴謹之風，卻也不失工師刀筆之靈動雄奇風采與山嶽廟堂氣象。鑄造年代應為先秦或始皇帝臨朝時期，刻銘年份應在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9年之間。與之同詔書、同容積的秦方升僅有一件，現藏於上海博物館，升斗則呈長方形。作為唯一面世的正方形始皇詔方升，同時作為大秦國家標準器，此量具有極高的史料補闕價值。

　　二世詔橢量（閆氏橢量）

　　橢量，秦代，青銅，橢圓斗身，全長25厘米、柄長6.5厘米，柄底有1厘米直徑圓形檢封窩；斗長18.5厘米、深6.5厘米，最寬處13厘米，壁厚0.3厘米；實測重量1.5千克，可盛大米1000克；右壁篆刻秦二世60字詔令（見拓片釋文）。同一器型的秦詔橢量，目前國內藏展的也就七八件，而銘二世詔的橢量卻僅此一件，因而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文化價值。

　　釋文：「元年（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

二世詔橢量銘文

　　後世沿用 影響深遠

　　秦統度量衡對於鞏固封建主義中央集權的意義之大自不待言，對後世歷代的影響也極其重大而深遠。首先，大漢全面繼承和發展了秦制，漢末劉歆《審度·嘉量·衡權》便是佐證，他還將秦斛攔腰隔分，做成上斛下斗，斛體加裝雙耳，左耳為升，右耳上合下龠，發明了「一器兼五量」的國家標準器——新莽嘉量。其次，尺度上新朝至兩晉則在1厘米之差間盤桓了400年，量器上則分毫不差地沿用了七朝800年，衡器量值雖多有起落，但依然新葉老枝、風骨猶存。第三，縱使延至今天已然千變萬化、異彩紛呈的度量衡，我們仍可清晰地提純到大秦度量衡單位、製造、檢定和管理模式等無處不在的強大基因，以及其形制、紀年、量值、銘文、鑒造機構等2000年形游神聚的靈魂所在。此外，研究、品鑒林林總總、氣象萬千的度量衡器及其演進發展史，還讓我們參悟到了其自身計量功用以外的深廣外延——尺載乾坤、斗量人心、權衡天下……

　　最後還須告訴大家，銅斛、方升、橢量在館長閆國新祖孫幾代手上已然傳承了百餘年，而天下集齊此等「秦量三寶」者，唯陝西度量衡文化博物館一家。

　　本文圖片均由左偉 王建華攝 拓片均由關麗霞 康鑫拓印

　　來源： 西安日報（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