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胡適

現在還要寫這樣的早已被人們寫爛了的題目，似乎也太背時了。但是，眾多人的議論，又有多少真說到點子上？而且，時髦和跟風，又是多麼難治的病。

魯迅，歷來是我所喜歡的，胡適，也是我所喜歡的。魯迅全集從頭至尾看過，胡適文存也翻閱一過。雖不能如細心的研究者那樣，但都是看得有大興味才看完的。現在，眾多的人們似乎對他們兩位讚頌有加；但後人仍難看到他們全貌，號稱專家的又何嘗沒有責任。例如，魯迅是創作和翻譯並重的，但想看到他的全部翻譯作品，現在是何其之難。我們至少總可以由翻譯知道，魯迅接觸的並下過功夫的一部分外國作品，還可看看魯迅翻譯時的特殊風格。這種翻譯風格即使現在的大多數人並不喜歡，但比起目下一部分稱為作家的狂妄自大、瑣碎嘮叨、自說自話、無窮的對話堆徹出來的作品，至少也是別有一番滋味。說到胡適，我記得有一位作者的文章里講到，胡適晚年研究水經注為某人辯誣的重大意義，於是很想看看胡適的這部著作，但又到哪裡去找呢？

閑話說過，講到本題，他們兩位的關係和異同，其實用不著長篇大論的。

1、對於中國古代學術的研究，都是大家；他們兩位是互相佩服的。兩位是朋友關係的二十年代如此，政治上不同道各走各的路的三十年代同樣如此。這隻要看一看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對胡適小說考證特別是《紅樓夢》考證的大段引用，可說是完全贊同。魯迅寫道：「迨胡適作考證，乃較然彰明，知曹雪芹實生於榮華，終於苓落，半生經歷，絕似『石頭』，著書西郊，未就而沒」。和胡適相比，後來的有成就的紅學家們，其實並沒有特別重大的超越之處。看看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對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的評價何等之高。1934年魯迅在《憶劉半農君》講到新文化運動時對胡適的讚美之意同樣溢於言表。

2、在中國古代學術史的研究上，胡適和魯迅各有長處。胡適的長處是考證，表達的方式更適合現代人的思維。魯迅後來提到胡適時經常用有調侃意味的「考據癖」一語，更大程度上也是肯定而不是攻擊。魯迅的長處是對社會生活整體狀況的把握。正如蔡元培所講，當我們看到一點時，他已看到了全般。其實，胡適也是意識到了這一點的。他對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冊的意見是：論斷少。魯迅的回應是，下冊已經增加。這正是魯迅的長處，也是胡適希望看到的啊！

3、文學創作方面，胡適和魯迅各有自己的專長，胡適是新詩，魯迅是小說。對魯迅小說創作的成功，恐怕公眾是最少分歧的。胡適的新詩雖不能說就是後來者的典範，但胡適新詩的語言幾乎完全不顧舊有的行文方式，他的文章語言也是如此，勇氣之大很難有人能及。這使我想起了胡適對我國古典文獻的看法：先要解決讀得懂。就是到了現在，還需要學術界堅持不懈地下功夫的。只要想一想，近幾十年里簡帛文書的出土對解讀我國古典文獻的重大意義，就可明白鬍適眼光之遠了。以我之見，胡適的行文語言是有意為之，是長期努力的結果，從他推崇陳寅恪為史學之重鎮時，還要講寅恪作文的不高明，就可見一斑。但在我眼裡，寅恪先生的書雖未必為現在的大多數人所喜歡讀，文言文也是局限，簡潔醇正的味道卻是他人難以達到的。

這畢竟是一個偉大的轉折時期，是一個非以個人功利為取向的思想觀念高度開放時期，是春秋戰國之後又一個輝煌的時期。真正傑出人物的被理解和承認，首先還是在最接近傑出者水平的同道們，不是後來的跟風似的稱頌，而是大眾還茫茫然時的獨立之見。唯其如此，才難能可貴。

4、魯迅其實是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而且是保持自己高度獨立性的知識分子。他所論爭的，是文學，是社會的深層關係。胡適除了文學和思想領域，還要進入政治甚至政府。能在政治和政府施展拳腳的人何其之多，卻不適合時不時顯露出自己非同一般的知識分子本性的人。對這一點的洞察力，胡適甚至遠遜於自己的夫人江冬秀。中國眾多的人們又似乎深通政治。北京的的士司機們，十個中就好似有五個參加了政治局會議的。大眾骨子裡所深佩服的，也是手腕高明的政治人物。有幾個人會去關注不尚空言刺入骨髓的思想者呢？記得好幾年前，寧波日報有一篇短文談到，一位韓國人說：你們有魯迅！這位中國作者接著在文章中寫道：是啊，我們有魯迅、郭沫若、茅盾。他竟想不到，有著自己的悠久歷史而又拼爭不息的朝鮮民族，怎會缺少郭沫若、茅盾這樣的文學傑出人物！深入骨髓的思想者，才是韓國人所嘆服的，也是眾多的民族並未提供的，卻也是中國現在的眾多國民所不喜歡的。（戴英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