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明:文學是弱者的偉業

[摘要]小說表現弱者的生命存在,為了喚起人們的悲憫,首先是喚起自身的悲憫。偉大的情懷、偉大的思想不是要成為強者,成為尼採的那種超人,恰恰是去關懷無助的人,關懷柔弱的、值得悲憫的人和事。騰訊文化 鬍子華在文學評論家陳曉明看來,20世紀的中國文學作為啟蒙救亡的一面大旗,一直在尋求一個強者的邏輯,這樣一種文學追求有它的歷史合理性,但今天的社會我們更多地是作為一個普通人存在,文學也應更多地貼近普通人,和普通人對話,和普通人心心相印。文學是弱者的偉業,陳曉明認為這並不是要給文學下一個完整的、標準的教科書的定義,它也未必反映了文學最本質的方面,但他覺得弱者是文學裡最重要的一環,是我們在理解文學時容易被忽略的角度。他希望弱者作為理解文學的一種方式,能賦予這個時代更切實際的,也更具人性的一種含義。

陳曉明弱者是文學中最動人的形象從最直接的感情經驗入手,弱者形象構成了最為感人的藝術形象。獲得諾貝爾獎的法國作家莫迪亞諾在他的《暗店街》中有一段描寫,敘述人居依·羅朗被私家偵探所的所長於特收留,一起工作了8年。於特退休時,羅朗望著他的背影,明白了「他之所以同情我,是因為他也失去了自己的蹤跡,他的一部分身世突然間好像是石沉大海,沒有留下任何指引路徑」。這兩個人都失憶了,都不知道自己過去是什麼人,在哪裡出生,叫什麼名字。這個小說是從這裡講起的,隨後的故事是講他怎麼去尋找自己過去的生活。這個小說是碎片式的,通過蛛絲馬跡把過去的生活一點一點地拼接在一起。主人公對自己過往的艱難歲月的拼接,其實是對二戰時期法國公民失去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這樣一種狀態的回應。諾貝爾頒獎詞說,莫迪亞諾的作品「用記憶的藝術展現了德國佔領時期最難把握的人類的命運以及人們生活的世界」。《暗店街》就是通過展示戰爭年代生命的輕微來表達對生命的關切,對人類生活的思考,對人的存在的把握。在這個小說結尾處,主人公的所有線索都用完了,筋疲力盡,他不由自主地掏出隨身攜帶的照片,其中一張是一個小姑娘,他這才注意到她在哭泣。「她無緣無故地哭著,她不過想再玩一會兒。她走遠了,她已經拐過街角。我們的生命不是和這種孩子的悲傷一樣迅速地消逝在夜色中嗎?」這段描寫把人類寫得很無助,寫出了人的生命最軟弱的時刻,寫出了我們的生活、生命最無力的一種狀態。生命共同處在這樣一種境地中,我們才可能去關心他們,我們才可能不去欺壓,我們才可能去幫助。說到文學的人道關懷,就要說文學的價值,可能在這個意義上它才是能喚起人們內心的脫離命運的一種意義和價值。我並不反對寫那種非常強悍的,刀光劍影的文學,但我對這種寫人的柔軟的生命狀態的文學很喜歡。這個時代,我們都在拼,都在奮鬥,都在追求,但最後我覺得我們內心要回蕩著一種柔軟的東西,要回蕩著一種弱的東西。我們不是洋洋得意,不是覺得自己獲得了巨大的成就,而是一種空空如也。文學在表達這種東西的時候,它的那種情感、那種語言、趣味和意境特別能打動人心。所以文學寫弱者的時候特別真實,特別能體現文學的品質和本質。說到弱者的形象,我想大家應該非常熟悉。魯迅的很多作品我們現在從不同的角度理解的話,有很多是對中國鄉村弱者的表現和反思。比如孔乙己就是一個非常悲哀的弱者的形象。祥林嫂也是這樣,《阿Q正傳》說是表達一種批判,也未必如此。阿Q這種鄉村農民在革命的大潮里所表現出來的困惑、無助,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義,最後被槍斃,其實這也是一個弱者形象,是一個很值得去悲憫的形象。在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中也有一個小故事,一個法國的士兵被抓住要槍斃的時候,他臉上蒙著黑布,當時槍斃他的劊子手問他,你有什麼要求?他說請你將我臉上的黑布拉起來。他是一個馬上就要去死的人,這時候他有一種尊嚴,他的尊嚴不是別的,而是說你把我臉上的黑布拉開。這個將死的士兵是一個弱者,但他恰恰表現出了一種精神的高大,生命的尊嚴。此外,大家還可以看看托爾斯泰的《復活》和《安娜·卡列寧娜》,其中弱者和強者的形象經常是交織的,在同一個人物上也經常是變換的。所以說,文學能寫出人的性格。方方的小說《風景》從一個非常可憐的很小就死掉的孩子的角度去敘述底層人物的痛苦和掙扎,它很好地把握了弱者的靈魂。她的《落日》也是一篇很有意思的作品,寫一個生活非常窘迫的家庭,原本孝順的兒子為了結婚給老婆騰出住的地方,把自己病重但還沒死的老母親弄到火葬場去了。方方那時候的作品非常尖銳,這其實是一個非常違背人的道德的事情,但把人性的某種最嚴峻的困境顯示出來。方方的作品大部分寫的都是弱者。關於弱者的問題,我跟方方有很多共同點。在一次講演中,她曾經表達過對弱者的看法,我非常認同。她說:「走過見過之後你會覺得,宏觀大勢,全球化之類的,並不是我想要關心的。我要做的是關注每一個個體,關注他們的愛恨情愁,關注他們的生離死別,關注他們在這個社會上的生存方式,以及他們感受這個世界的方式,他們拉著你的手跟你絮絮叨叨時,讓我覺得我理解的文學,或者我熱愛的文學是能夠照進人心的,它是一種有情懷的東西。現實主義文學它和弱者息息相通。」文學弱者的自我書寫文學史上有強大的作品,也有很強悍的作家,但大部分作家還是很弱的。我去年11月份請法國當代翻譯中心的主任來北大演講,他見過莫迪亞諾,他說莫迪亞諾見到人就害怕,說話非常緊張,結結巴巴的,在公共場合幾乎說不成一個句子。卡佛,大家都知道,他酗酒,最後是酒精中毒死了。愛倫·坡也是酒精中毒死了。門羅很多年一直是家庭主婦,36歲才成名,此前一直在廚房的熨衣板上寫作。加拿大著名作家阿特伍德也是一個咖啡館的女招待,社會地位非常卑微。還有加繆,他獲得諾貝爾獎之後,在法國南部買了一棟大房子,幾乎離群索居,不跟人來往。還有布朗肖,也幾乎不跟人來往,去世的時候誰也不知道,只是聽說。海明威非常強悍,後來自殺了。賈平凹寫的小說非常有生命力,但他本人就是一個病病歪歪的樣子,多愁的樣子。余華很多年在街上支一個攤子當牙醫。很多作家是一個弱者,通過書寫表達了很強悍的一面。但作家本人都是很柔弱的,都有一種悲者情懷,即使他本身不是弱者,他們也能夠理解弱者,充滿了對弱者的包容之心。我們的文學很大程度上是為國家民族的文學,它不一定是為個人的文學。但文學也允許個人的愛好,我個人偏向於能夠關懷民生、關懷弱者、關懷普通人,寫出普通人真實境況的那種文學。我也會特別讚賞那些心懷悲憫,能夠體會普通人的生活不易的作家。我覺得這種作家更加可貴。當然作家成為強者或者弱者不是理論問題,是一個現代的問題。雖然作家柔弱,但是他們絕對不屈服,這是弱者的精神。比如說阿瓦諾在前蘇聯受到各種各樣的迫害,他曾經說過一句話,他們要用我的血證明我在墨紙底下寫過的東西。每一次讀到這種句子,我都感到作家的堅強,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多麼的無助。因為有一種更強大的力量可以隨時讓作家用他的血去證明他用墨紙寫下的東西。作為書寫者,不管謳歌時代和歷史,還是表達抗議,他們本身非常柔弱,非常無助,很容易就被強大的國家機器碾碎。這是作家以柔弱存在的方式,所以文學是弱者的偉業,在這個意義上,他們通過文學表達對弱者的悲憫,顯示出了他們精神、人格的一種偉大。弱者的性格凸顯人性的困境小說對弱者的表現特別能寫出人性的悲哀。有些貪官原來那麼風光,被抓以後,有的就跳樓了。要知道他們也是一步步地陷入了這種困境。當然不是說同情這些貪官,而是說生命的存在都是非常複雜的。這種困境有時候反倒是我們生命存在的一種常態。文學作品就是通過對這些弱者困境的表達,讓我們理解自身的困境,生命就是對這種困境的一種理解、克服和接受。門羅有篇小說叫《逃離》,寫一個叫卡拉的女孩離家出走,遇到了後來的男朋友克拉克,後來又想逃離她的男朋友。卡拉的男朋友非常蠻橫不講理,跟周圍環境也格格不入。卡拉有段時間照顧住在隔壁的老人,幫他打掃屋子。老人死後,通過報紙卡拉才知道原來他是非常有名的大詩人,而且很有錢。克拉克得知之後,就讓卡拉去訛詐老人的妻子,說老人曾經調戲過她。猥褻婦女在西方是非常嚴重的問題,足以給詩人造成巨大的污點。

《逃離》在美國,好幾個非常有名的教授都是因為女學生的指認搞得身敗名裂。美國芝加哥大學有一個女學生寫過一篇文章,說她的教授在她家裡教作業時,她感覺到教授的肩膀碰到了她的乳房,她說此後20多年來,她心裡一直籠罩著陰影,非常痛苦。於是這個教授身敗名裂,從芝加哥大學辭職到別的大學去了。這個是真實的事情。所以我們北大中文系有一個規定,如果女學生到你的辦公室,辦公室的門打開的角度必須大於45度。但卡拉找到詩人的妻子時,關於訛詐的事她說不出口,她心裡畢竟還有善。於是她穿上詩人的妻子給她的衣服就跑了,原先她想去一個陌生的城市,坐公交車的時候卻回到了自己原來住的那個村莊,那個離家出走的村莊。她逃了一圈,最終還是回到了原點。這個小說沒有刀光劍影,也沒有強硬的東西,但它寫出了女性的軟弱和內心的無助,它是一種非常柔弱、非常細的東西。在莎士比亞的悲劇《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雖貴為王子,但他是憂鬱的王子,一直被猶豫不決所傷害。所以大家會看到,你是被這種生活決定的,同時你的一種內心也決定了你周圍世界存在的一種形式,他們之間是一種相互的建構關係。對於弱者的悲憫小說表現弱者的生命存在,為了喚起人們的悲憫,首先是喚起自身的悲憫。偉大的情懷、偉大的思想不是要成為強者,成為尼採的那種超人,恰恰是去關懷無助的人,關懷柔弱的、值得悲憫的人和事。我覺得能把生命的柔弱寫到極處的就是好小說。門羅確確實實寫出了一種柔弱的極端,但沒有給生活提供一個解決的方案。後來這個卡拉在山道上漫步,看到了山羊的頭蓋骨,這其實意味著悲劇。古希臘的悲劇有一個歌隊,旁邊站著兩排披著羊皮扮演的山羊,所以山羊變成頭蓋骨了,被人殺了,是悲劇。這個悲劇包含的東西不可預測,門羅做了很隱諱的表達。弱者也不能一味軟弱,弱者也要爭取自己的權利。納博科夫講到《荒涼山莊》時,稱讚狄更斯能把小說里隨便閃現的一個人物都寫得很精細,他認為大作家的世界是個民主世界,哪怕是很小的人物,都有生存繁衍的權利。另外一個例子,是閻連科的《受活》。閻連科是一個非常用力的作者,《受活》是當代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品,翻譯成法文後,影響非常大。有人認為西方感興趣閻連科的作品是因為政治色彩。我曾經就這個問題問過法國的出版商,他說西方普通人對中國政治沒有興趣,甚至一無所知,認為西方普通的讀者對中國的政治感興趣才去讀中國的文學,這是荒謬的。他說我們讀的就是中國文學,閻連科的作品寫得非常幽默,非常漂亮。現在世界對中國文學越來越關注,評價也越來越高。很多人認為這些作家寫中國假而丑的東西是為了討好。其實這是誤導,西方寫社會問題的作品也很多。

《洛麗塔》納博科夫的《洛麗塔》寫一個40多歲的男人愛上他的養女,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個亂倫的故事。但這也是一種困境,40幾歲的男人不能安穩地過日子,跟一個少女東奔西跑,被她迷得神魂顛倒。這不是軟弱是什麼?這是沒有救的。錢鍾書有一句話,說老年人如果戀愛就跟老房子著了火一樣,燒起來是沒有救的。我差不多也要步入老年了,我也盡量用這句話給自己敲警鐘,一燒起來等於燒掉了。我們過去的作家都充滿了一種強大的號召性和批判精神,作家都是批判社會的,掌握真理的。過去作家只要反抗或者批判,把現行的制度宣布為一種不合理的制度,給出一種烏托邦就可以了,但在今天有人就提出,中國作家你為什麼不懺悔。莫言曾經有過一個回應,他說從80年代開始,尤其到了90年代以後,懺悔變成了知識分子口邊特別熱的、特別俗的一個詞,每個人都逼著別人懺悔,很少自我懺悔。我覺得我們現在已經到了不要逼著別人懺悔,該往遠看進行自我懺悔的時期。弱者體現了人類精神的堅定性我擔心對弱者的強調太片面化,大家會覺得一味的弱。其實弱者了不起的恰恰是他們對活著的那種堅持。決斷是很困難的,任何一個選擇,都會損害另一方。我們在錄取研究生時就經常面臨一個很大的難題,每年考學生,面試,確確實實就是一個選擇。有的學生非常優秀,但可能因為這個那個的原因沒有被錄取。這都是很殘忍的。這個時候你的決斷會非常困難,你的每一個決斷其實都是不正確的,都有不可能性,都是對一方的傷害。我們最愛說你的母親和老婆掉河裡先救誰?其實很多東西是不能決斷的。我們過去寫弱者的反抗是一種反轉,只有寫出他們的悲慘境地,呼喚他們反抗,這樣弱者才會變成強者,這樣一個革命邏輯就完成了。因為革命有一種歷史的證印,推翻剝削階級是合理的,但現在這種暴力邏輯是不成立的。現在寫弱者的堅持,本身也表達了他們生活和存在的方式。門羅的《逃離》里,卡拉是弱者,最後堅持下來了,她的這種堅定性怎麼理解?她也可能面臨一種悲劇,生命如何存在下去?恰恰文學作品提供了非常豐富的思考,複雜的,矛盾的,我們幾乎不可選擇的思考。哲學家伯林說文學藝術的形象所表達的一種思考是哲學、社會科學所不能抵達的。那個層面是非常餛飩的,是不可言喻的。可能我這麼一句理性的概括都不能完全觸及它存在的真正的境地。我很欣賞那些大刀闊斧的小說,這是一種筆法。中國作家有時候要促進現實,把歷史的創傷展現出來,就要非常強悍。但還有透過對弱者的書寫展開的一種輕微的筆法。門羅的小說筆法都非常弱,最後寫卡拉的悲劇,是通過山羊頭蓋骨來隱喻和暗示。某種意義上來說,小說把弱者寫得弱,要站住腳就更考驗筆法的功力。今天,我們社會提供的反抗性和暴力的衝突方式越來越少,所以這種小說越來越多。年輕一代作家尋求的文學道路以及理想,在這方面有更大的餘地,我們可以樂觀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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