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革命到工業革命(一)
亞洲諸國有很高的儲蓄投資率。96年平均約36%，遠遠超過其它地區。世界平均的儲蓄投資率（95年）為21-23%。與亞洲諸國同樣是發展中國家的拉美諸國約為20%，印度為中心的南亞諸國也在20%上下。進入90年代，泰國和馬來西亞的投資率大約一直在40%以上。印尼96年達到了38%，韓國95年是37%，中國93年後達到40%左右。作為對比，高度成長期的日本，60年代平均32%，70年代平均33%。對比可見，亞洲諸國的投資率非常高，對於基礎設施匱乏的亞洲諸國，高水準的投資是維持持續經濟增長的不可欠的條件。但亞洲諸國面臨兩個問題：第一是投資方向，大量的資金湧向不動產，使不動產泡沫化。重複投資，使生產能力嚴重過剩，投資效率低下。第二是投資資金的構成，國內儲蓄不足的部分外資依存，尤其是對短期資金的依存度過高。根本的原因是缺乏技術蓄積，使得投資只能流向泡沫領域或重複建設。換句話說，本國的資金積累在國內不能買到投資所需要的物資，只能投機或搞房地產，要投資工業就必須用外匯向擁有基幹產業的國家購買物資和技術。
伴隨著經濟增長，這些國家的外資流入一度急增。外資流入急增的原因是： 1)龐大的投資需要；2)外匯管制放鬆和外資出資比率上升，及各種吸引外資政策的實施；3)本幣與美元掛鉤，降低了匯率風險，同時本幣提供高利率。外資大量湧入，使本幣面臨升值的壓力，為了維持出口的競爭力和防止外資套現獲利，不得不大量增發貨幣，而新增貨幣又大量流向奢侈消費及房地產等產業，經濟進一步泡沫化，經常項目收支更加惡化。必須靠大量外資的流入或直接貸款來掩蓋經常赤字的本質，泰國90-96年間累計的經常赤字636億美元，資本流入為944億美元。韓國累計經常赤字488億美元，資本流入為716億美元。其它經常赤字國印尼和馬來西亞也與之類似。由於外資大量流入，沒有必要採取內需抑制等政策改善經常收支，經濟空前繁榮。外匯儲備急增，剩餘的資金又購買美國的國債，成為資金的供給者，「實力」急劇增長。
但是，西方資本不是慈善家，外資總是要還的，隨著外資流入的減緩及外資企業利潤的匯出，經常項目下的赤字往往在瞬間表現出來。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減緩（「水際製造業」的門檻低，其他國家迅速加入競爭）和出口增長率低下（西方對低技術產品的需求有限，本國消費者又不能支付外匯），外資流入會發生逆轉，國內資本為了規避風險，也一併出逃，經濟的崩潰就如雪崩一般，所有的投資者不約而同的擠兌外匯，撤出投資，幾十年積累的「財富」一瞬蒸發乾凈。事實上，本來就沒有什麼財富，所謂的高技術工廠只是發達國家不屑於搞的組裝車間，一度興旺發達的大學教育不過是為組裝工廠配套的技術學校，而帳面上虛漲的財富僅僅體現了外來資本對低技術品出口高增長的一種預期。一旦這種預期撞上了狹小的世界市場的邊界（第三世界即使「工業化」，大部分人依然窮困，世界市場始終依賴於西方國家的購買力），泡沫自然會隨風而去。
海外投資佔國內投資總額的比例，96年時的數據是：韓國11%，泰國18%，馬來西亞23%，印尼16%，菲律賓50%，中國14%。這種靠海外資本流入支撐的經濟，如果面對資本流入減緩和資本流出的增加，就不得不採取抑制投資、削減進口、財政均衡化等措施改善經常項目下的收支。亞洲諸國採用出口導向型工業化的發展模式，成功地提高了產品加工能力。但這種發展方式使各國產業構造趨同，各國的競爭關係非常強。亞洲及世界市場的輕工業品供給過剩，價格下落。而90年代前期的高度成長使電力、道路等基礎設施不足，勞動力價格上升，投資的比較優勢喪失，一增一減之間，危機只是遲早的事情。
第六節 水際製造業的通貨危機支付能力危機並不是在直接投資停滯後立刻到來的，直接投資開始減少以後，證券和外債形式的外資還在大量流入，經濟依然保持繁榮。中國以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為標誌，全面進入「水際製造業」。94年初人民幣並軌貶值33%，出口競爭力增加，廉價的工業品出口增強，導致亞洲諸國的出口急劇下降，經常赤字大幅擴大。於是外國資本對亞洲諸國債務返還能力產生疑問，外資的流入一夜間逆轉，匯率急劇下落，金融危機爆發。1997年金融危機從泰國發端，然後迅速波及亞洲諸國，全部資本外逃，「東亞模式」的神話到此破滅。
一旦危機開始，國家的具體情況如下：首先匯率大幅下落，進口物價急劇上升，產生劇烈通貨膨脹，實際工資水平急降，個人消費能力基本消失。企業在內需不振，匯率高漲，外資債務上升的情況下，被迫削減設備投資和投機性投資，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等國為了減少經常赤字，許多工程中止或延期，建設投資低落，大批的房地產成為爛尾樓，連同被裹脅進投機行動的民眾存款一同化為垃圾場。工業企業和投機企業的破產致使這些國家的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增加，信用等級下降，儲蓄流出和外國銀行貸款回收壓力增加，資金不足現象頻發，反過來又影響了殘存的工業企業的運轉。此外，在泰國、韓國和印尼等國，為了重建金融系統，對經營惡化的民間銀行進行清算和營業停止，短期內又增加了對整個金融系統的不安。就這樣，亞洲諸國的經濟，隨著匯率下跌，內需低迷、企業業績惡化、金融系統混亂，這些因素又促使匯率進一步下落，形成惡性循環。資本外逃，外匯儲備枯竭，公私的外貨債務不能返還。實際代表外國債權人的IMF往往在這時伸出「援助」之手，首先不能返還的私人債務要轉化成國家債務。然後是強求財政收支/經常收支均衡，金融市場/股票市場自由化，以方便海外投資的進出，增強海外投資者的信心。最後，國民經濟進一步依附化殖民化，外資以低價收購了比原來更多的企業，甚至可以取得一貫受國家保護的少數民族產業的優質資產。整個危機結束後，外國投資者取得了更大的控制權，工資水平下跌到工業化以前的水平甚至更低，整個國家數年的動蕩只是為西方國家提供了更廉價的勞動力，但是否投資利用這些勞動力，給他們被剝削的權利，還要看是否有其他國家提供更便宜的勞動力。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工業化」國家只能守著空空的廠房，追憶以往的繁華。
經濟學中素有雁行戰略的說法。亞洲是以日本為頭雁提供基本配件、素材和設備，然後按照NIES、ASEAN、中國越南的次序，逐次建立「水際製造業」，雁行發展。亞洲飛雁其實不過是80年代拉美山鷹的翻版。80年代拉美國家由於累計債務問題引發嚴重經濟危機。債務國在IMF主導下構造改革，徹底依附化。94年墨西哥再次爆發金融危機，97年亞洲金融危機又傳播到拉美。2001年阿根廷又爆發金融危機。這一系列的事實的具體過程正好印證了上面所說的發展過程。
在第三世界的雁行發展隊列中，拉美諸國最先發展，得益於當時中國和印度不開放，其它第三世界國家又處在動蕩之中。拉美諸國相對穩定，接近西方文化，容易吸引西方投資，經濟得到了長足發展。後來東南亞的國家開始穩定開放，人民比拉美諸國更勤勉，願意接受更低工資，於是拉美諸國的投資比較優勢消失，遭遇債務危機，發展中心轉向亞洲諸國，創造了亞洲經濟奇蹟。再後來，中國印度也加入了雁行隊列，海量的勞動力且能夠接受更低的工資，亞洲諸國的投資優勢很快消失，爆發金融危機。從增長率來看，中國目前依然在繁榮之中，這隻最大的飛雁的結果會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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