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國民劣根性」問題的辯析 

我在諸多有關魯迅問題的辯析中，都談到了「國民劣根性」以及「國民劣根性批判」等問題。這裡，再作一次梳理，供網友們看清個中情由與是非。魯迅一直關注的「國民性」問題，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也是清末民初那一代知識份子或者說作家學人共同關注的問題。但是，所謂「改造國民性」這一用語，則是後人的附加，而唯其附加，就免不了眾說紛紜，各有取捨，而為著某種「反魯」目的大張撻伐，以訛傳訛，則似乎已成為某種頗為時髦的趨勢。而事實上，這種勿視事實以謠諑攫人的東西在網路上是屢見不鮮的，越是聳人聽聞的東西就越容易蕩來蕩去，也是不爭的事實。不過，事實終歸是事實，所謂「改造國民性」問題，就算你翻遍《魯迅全集》，都看不見他對如何「改造國民性」有過任何的專章的理論闡述，他作為文學家，只能以文學是「人學」為宗旨來關照人的方方面面，這或許與「國民性」有關，但立足點卻是文學，更是「人學」。因而，從文學或人學的角度來折射出「國民性」的諸多癥結，也是文學或人學的基本功能。其實，魯迅的「立人」觀，既與國民性有關係，也與社會政治制度有關係。他一直認為，中國普遍性的民眾，從來都是沒有爭到過「做人」——這是指具有人的主體意識和具有獨立思維的形態——的地位。這其中原因種種，但民族性格中的某些負極因素卻是普遍存在的，如「一盤散沙」、「精神勝利法」等等。魯迅寫於1933年的雜文《沙》中，就曾指出：「近來的讀書人，常常嘆中國人好像一盤散沙，無法可想，將倒楣的責任，歸之於大家。其實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國人的。……他們的像沙，是被統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來說，就是『治績』」。事實正是如此。在封建專制制度下，不僅「小民」如沙，各級官員也「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時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稱尊處就稱尊。有些人譯俄皇為『沙皇』，移贈此輩，倒是極確切的尊號。財何從來？是從小民身上刮下來的。小民倘能團結，發財就煩難，那麼，當然應該想盡方法，使他們變成散沙才好。以沙皇治小民，於是全中國就成為『一盤散沙』了。」 在這裡，魯迅便把「國民性」的形成與數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直接聯繫起來。封建專制制度是因，「小民」的「像沙」是果。既然專制制度必然把民眾「治」成沙子，那麼，要改變「一盤散沙」的狀況，要改變不能團結的「國民性」，就必須改變政治制度。這無疑是當時所有關注「國民性」問題的人共同關注問題。因此，只有建立一種不再把民眾「治」成沙子的制度，只有建立一種確保了「立人」所需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空間的制度，「沙聚之邦」才最終可能「轉成人國」——魯迅固然沒有從「理論」上把話說到這一步，然而，順著他的邏輯指向，其大量的文學作品，尤其是反映在文學作品中的眾多人物形象，卻十分自然地發展到了這一步。其人物形象的不朽，也自然地具有與此相關的深度。 我個人認為，誆指魯迅「國民性批判」的諸多論點，其主要的源頭，或許應來至馮驥才《魯迅的功與「過」》這篇文章。之後的一些有關所謂「國民性批判」的文章，無論深淺，都大致出其左右。馮文的中心論點即是:「魯迅的國民性批判來源於西方人的東方觀。」他的文章涉及了魯迅思想與西方傳教士的關係、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與包括電影在內的當代文化的關係等等,在知識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馮文認為:「魯迅的國民性批判源自1840年以來西方傳教士那裡。……魯迅在他那個時代,並沒有看到西方人的國民性里所埋伏著西方霸權的話語。傳教士們在世界所有貧窮的異域里傳教,都免不了居高臨下,傲視一切;在宣傳救世主耶穌之時,他們自己也進入救世主的角色。……他們的國民性分析,不僅是片面的,還是貶意或非難的。」這意思即是說，作為文學家的魯迅，其文學人物的塑造，是在對國民性進行「批判」，而這種「批判」，則全是來至於西方的傳教士那裡，是中了傳教士的「計」云云。礙於篇幅，無須例舉其更多的「論證」。事實上，魯迅從來就沒有中過什麼傳教士的「計」，他對國民性的認知，是有其深刻感受的。我們在《吶喊.自序》中可以看到，魯迅棄醫從文，一是因為童年至少年時代，他在封建家庭中所切身感受到的傳統禮教的陰暗、偽善、及至冷漠和殘酷；二是因為在日本求學過程中，看了一部日俄戰爭的幻燈片，其中看到了中國人被砍頭而同胞們則像看客一樣無動於衷的場面，這種精神的麻木和愚昧深深地剌激了他。這種浸入心靈的切膚之痛，與什麼中了傳教士的「計」而進行所謂的「國民性批判」，完全風馬牛不相及。如果我們不避尊者諱，就應該承認一個基本的事實，即魯迅對國民性的認知，或者說「批判」，主要是「批判」其「劣根性」，即麻木、落後、愚昧等等，這是浸透在民族肌體上的毒瘤，這樣的毒瘤難道不應該切除嗎？而切除這樣的毒瘤，難道也是因為中了傳教士的計或者什麼西方人謂之的「東方主義」而為之的嗎？顯然不是這樣。魯迅這種對國民性認知的思想一經形成，就自然具有了自身的獨立性與生命力。就算有「改造」國民性的指向——一種意測——也僅是起點而非終點。魯迅對國民性中「劣根性」的認知或「批判」，與西方人的「東方主義」的價值取向是截然不同的。「東方主義」的目的，是為了使東方從屬於西方，而魯迅對國民性的認知或「批判」，則是立足於民族自身的拯救，而最終達到消除「東方主義」的目的。事實上，魯迅不僅沒有受「東方主義」之害，而且一直在激烈地批判「東方主義」。比如，他在讀到日本的安崗秀夫的《從小說來看支那的民族性》的文章時時，即對其中一些侮辱中國人的言論進行了反駁。安崗秀夫動用了「東方主義」的觀點，妄稱中國是「色情的國度」，而中國人則是「好色的國民」云云。對此，魯迅不無諷刺地寫道：「筳席上的中國菜誠然大抵濃厚，然而並非國民的常食；中國的闊人誠然很多的淫昏，但還不至於將肴饌和壯陽葯併合。『紂雖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研究中國的外國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便常常得到這樣——比『支那人』更有性底敏感——的結果。」而且，在當時有關《月宮盜寶》和《上海快車》兩次「辱華電影事件」中，也對「飽暖了的白人」拿中國民族的一些習慣取樂的作法進行了批判。當時主演《月宮盜寶》的范朋克來到中國後，仍有岐視中國人的言行，而中國的一些團體還要出面歡迎；有人甚至還寫信給魯迅，要讓他去告知范朋克，讓范朋克知道中國人的種種「美德」，希望消除西方人對中國人的「誤解」等等。於此，魯迅僅概括為三個字：「諂和驕」。他總結說：「因為被壓服了，所以自視無力，只好託人去世界宣傳而不免有些諂；但又因自以為是『經過四千餘年歷史文化訓練』的，還可以託人去世界宣傳，所以仍然有些驕。驕和諂相糾結的，是古國人民的精神特色。」 這「諂」和「驕」，正是對上面兩種偏向的深度概括。從這裡也可看出，魯迅對「東方主義」的態度，是明智和鮮明的。他絕不可能中西方傳教士的「計」，也絕不可能受「東方主義」的驅使來批判中國的國民性。魯迅的偉大之處，恰恰就是特立獨行的人格，以及建立在特立獨行基礎上的深刻的觀察力，正如胡適所說，他（魯迅）是一個有獨立思想的人。再次強調一下，人們謂之的魯迅精神，說到底就如開頭所說到的「立人」思想，從而也由「立人」思想轉而對國民性及其國民劣根性的深刻認識及其取蕪存精，取偽存真的批判——批判並非是審判，從康德、黑格爾等人對「批判」所作的種種闡釋，歸根結底就是解決「人是什麼」或「什麼是人」的問題——。也再次強調一下，這幾乎是當時無論思想或「左」或「右」包括胡適在內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共同認知，只是魯迅對此的認知尤為執著和深刻，其形象的展示也獨一無二罷了。而這一切，均是與「立人」的思想觀密不可分的，即如看到一個人身上長了瘤子必須切除是同一個道理，因為不切除瘤子，就有可能漫延而浸及全身，對人體形成可怕的後果，這應該是誰都明白的道理。但是，一些偽人和妄人、奸人和賊人，卻各自揣著誅異之心來肢解魯迅，其中對「國民劣根性批判」的批判 ，便是抽掉了「立人」觀而卡頭取尾、肆意曲解的最好佐證。因為他（她）們沒有半點綜合性的邏輯思維能力，所以就只能以點帶面般用自身的偏執思維來進行所謂的「批判」，他（她）們不懂或裝著不懂那一段由清轉民的十分特殊且不可諱言的「陣痛」的歷史，不懂或裝著不懂這一段歷史時期普通人眾尤其是農民大眾的生存狀況，更不懂或裝著不懂連溫和的胡適都要發出「五鬼鬧中華」的吶喊的痛切之聲，歸根結底，由於他（她）們根本沒有從內心真正關愛人的基本情懷，所以連人長著的膿瘡也要包裹起來，並別有用心、指鹿為馬般硬說病人是好人。其實說穿了，他（她）們這樣做的目的，僅僅是串在「反魯」鏈條上的一環鏈條，總的目標是要以扳倒魯迅為目的！大家不妨看看，連無觀點、無立場、無原則、甚而無人格、無操守的流氓混混也混雜了進來一窩風地反魯迅，其鬼異之處不言而喻。不過，反過來觀照，魯迅如若不被這類人反對，魯迅或許就不成其為魯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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