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顆頭顱與一場革命——清末亂局中的端方之死
一顆頭顱與一場革命——清末亂局中的端方之死
☉ 黃 波
從王國維的一首悼亡詩說起
1912年，時為民國元年，在日本留學的王國維揮筆寫下了一首悼亡詩《蜀道難》。起首即悲嘆：「對案輟食慘不歡，請為君歌蜀道難」，中間介紹這個死者：「開府河朔生名門，文章政事頗絕倫。早歲才名揭曼碩，中年書札趙王孫」，「開府此外無他娛，到處琳琅載後車」。描寫其死難經過則曰：「提兵苦少賊苦多，縱使兵多且奈何。戲下自翻漢家幟，帳中驟聽楚人歌。楚人三千公舊部，數月巴渝共辛苦。朝趨武帳呼元戎，暮叩轅門詬索虜。」
王國維要悼念的，就是於一年前被剛剛覆滅的清王朝任命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不久即死於兵變，連頭顱也被士兵裝在盒子里送往武昌請功的端方。從詩中可以看出，王國維對端方的評價很高，把他比擬為元代著名詩人、學者揭傒斯（字曼碩）和傑出書畫家趙孟頫（趙為宋宗室之後，故稱其為「趙王孫」），說他出身名門，文章政事絕倫，又好風雅，仕途之餘唯嗜收藏書畫古董。發動兵變、亂刀砍死端方的是隨其入川彈壓四川保路運動的湖北新軍，而端方曾任湖北巡撫，所以，他所帶的「楚人三千」實為其「舊部」。這些舊部早晨還到端方帳前拜問「元戎」，晚上的時候，就罵他「索虜」（南北朝時南人叫北人為「索虜」，清末漢人亦以此稱滿人）了。字裡行間，透出王國維很深的感慨。
辛亥革命的「種族革命」成分極濃，入民國後的王國維為什麼要悼念一個滿人？
其實，他與端方的關係遠遠說不上深厚。王國維於清末受羅振玉之邀，曾執教於以紫陽書院為基礎創辦的江蘇師範學堂，當時兩江總督正是端方。我沒有看到二人直接交往的文字資料，但考慮到王國維和提攜他的羅振玉，與端方一樣都對古器物有著相同的嗜好，而羅振玉一直又為端方所器重，所以從情理上講這三人應該有學術切磋的機會。更重要的是，王國維畢生致力於文化和教育，而端方在兩江總督任上，對江蘇新式教育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想必也是王國維懷念端方的一個原因。
四川保路運動是點燃辛亥革命的導火索，由於鄂軍被急征入川，導致武昌空虛，才有了武昌起義出人意料的成功，孫中山就說：「若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者還要遲一年半載的。」作為出面負責彈壓「起義」的清廷大員端方，就這樣以一個可笑的角色在歷史中定型了。王國維居然為因對抗革命而丟了腦袋、絲毫不值得同情的端方寫悼詩，未免太不合時宜。世人多謂王國維學問精深，而思想落伍，他在入民國後還悼念一個滿洲貴族官僚，似乎又是一個表明其「思想落伍」的現成好例。
歷史是不是這樣？可還有一些異代人們意想不到的幽微之處？
才子、開明派、漸進改革者端方
端方，字午橋，號匋齋，滿洲正白旗人。1861年（清咸豐十一年）出生於直隸（今河北豐潤縣）的一個滿洲貴族家庭，1882年，二十一歲時中舉，進入仕途。端方在政壇嶄露頭角始於戊戌年的百日維新，當時他被任命為作為新政內容之一而設立的農工商總局督辦。維新失敗，農工商總局被撤銷，端方本人也幾遭不測，但最終化險為夷。據說端方的脫險緣於他進呈了一首歌頌慈禧的《勸善歌》，「太后大悅，命天下張貼，京中呼為『陞官保命歌』」。但實際上最根本的原因在於，端方不像康有為那般激進，對慈禧也非常尊重。認識到晚清中國必須變革，但又力主走漸進的道路，這是端方的一個顯著特色。
端方成為晚清政治中的要角，則在庚子年中。這一年，在八國聯軍的進迫下，慈禧挾光緒從北京、山西一路跑到西安，而這時的端方正好代理陝西巡撫。關於端方的突然發跡，護駕入陝西，後被擢升為西安知府的川人胡延有《長安宮詞》一百首，其中第七十九首和胡的自注有清楚的記載。詩是這樣寫的：「金殿留身日正中，安危重論徙薪功。退朝高敞蓬萊館，旌節花開一品紅。」原注中則寫道：「陝西護撫臣端方當拳焰方張之際，懍遵諭旨，保護教堂最力。偶有亂民蠢動，立置重典，羽書下州縣，責令謹守條約，保教安民，幕府草檄，手腕欲脫。雖指摘交乘，卒賴鎮定之力，全境乂安，聖駕得以安然臨幸者，端方之力也。兩聖蒞止，深契其能，擢任湖北巡撫，旋加頭品頂戴尚書銜。」〔１〕從詩中可以看出，在義和團聲勢最盛而且得到朝廷支持的時候，端方即「保護教堂最力」，從而保證了陝西全境的鎮靜，也使出逃的慈禧有了一處相對安全的避難所，同時又把自己送上了封疆大吏的位置。
「謹守條約，保教安民」，這只是端方作為晚清重臣中開明派的一個方面，其對國內政治生態影響最大的則在發展文化教育和力主憲政上。端方歷任湖北、湖南、江蘇、直隸（今北京、河北、天津一帶）等地的方面大員，在其任上，興學育才始終是其重中之重，不論是推進留學事業，還是建立和完善現代教育體系，都堪稱全國的模範。可惜，我們對那些被打上可笑印記的近代人物，向來只習慣於記住幾條斬釘截鐵的「判斷」，而忽視去搜尋原始的史料，所以端方在文化教育方面的開創性貢獻一直不為人所熟知。直到2007年，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張海林教授的大作《端方與清末新政》，這一情況才有所改觀。張海林在書中列出了「端方在新政活動中的諸多『第一』」，不妨引錄幾條以見端方在發展文化教育方面的成績：1902年，端方在湖北巡撫任上創立湖北幼稚園，此為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現代幼兒園；1902年，與湖廣總督張之洞合奏清廷，建立湖北圖書館，此為湖北第一個現代公共圖書館；1905年，在湖南巡撫任上開辦湖南第一個公共圖書館，派出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批女留學生二十人赴日本學習，舉辦湖南歷史上首次體育運動會；1907年，在兩江總督任上，飭令南京各學堂舉行運動會，此為南京歷史上第一次全城學生運動會，又創辦江蘇第一個現代公共圖書館，創辦南京最早的官辦外語學校；1908年，創辦兩江最早的法政學校、商業職業學校……〔２〕
端方本人博學能文，當時就有「旗下三才子」之一的美稱。加上他重視文化教育，禮賢下士，故許多名流均樂為其所用，要麼被延攬為幕下士，要麼被他推舉到實施新政的重要位置，如繆荃蓀、李審言、況周頤、羅振玉，都是一時之選。《清史稿》中說：「端方性通脫，不拘小節。篤嗜金石書畫，尤好客，建節江、鄂，燕集無虛日，一時文采几上畢、阮雲。」把他比為清朝集顯宦、宿儒於一身的兩大代表畢沅、阮元，是並不誇張的。
端方在倡導憲政方面的言行，更有超越時代的意義。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是當時中外輿論普遍關注的大事，後來卻被妖魔化了。五大臣之出洋考察對中國社會的意義，其實從端方考察歸來所著的兩本書中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端方歸國後整理出版了《歐美政治要義》和《列國政要》，介紹文明社會的政治學常識，很多論述均為開先河者。比如他分析臣民權利和義務，對「義務」，僅用了一百多字論述，而在「臣民之權利自由」中，則以兩千多字的篇幅濃墨鋪陳，「人身之自由」、「家宅之安全」、「居住轉移之自由」、「信書之秘密」、「所有權之保障」、「信教之自由」、「言論著作印行結社之自由」、「請願之權利」、「裁判之公平」等，逐項列舉無一遺漏，又痛論曰：「設立政府所以謀公共利益，保全國民之治安興盛利樂，非為一人一家或一種人之幸福尊榮私利也」，這在總是強調人民對政府負無盡義務的傳統社會，真如電光石火。正如張海林教授所說：「如此系統地把歐美憲法中權利自由的條文譯介過來，且公開出版，並上奏最高當局者，這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只可惜過去治中國憲政史的學人完全忽略了端方和《歐美政治要義》的存在，把讚賞、譯介、闡釋、傳播西方民主自由權利的功績全部掛在了所謂『棄傳統而不顧』的激進留學生或革命家身上。」〔３〕
端方是憲政救國論者，認為「中國非立憲不可」，但他同時又以日本立憲經過十多年預備期為例，稱「速立憲又不可」，理由是，「中國數千年來一切制度文物雖有深固之基礎，然求其與各立憲國相合之制度可以即取而用之者，實不甚多。苟不與以若干年之預備，而即貿然從事仿各國之憲法而制定頒布之，則上無此制度，下無此習慣，仍不知憲法為何物，而舉國上下無奉行此憲法之能力，一旦得此，則將舉國上下擾亂無章，如群兒之戲舞，國事紊亂不治且有甚於今日，是立憲不足以得安，而或反以得危矣」。充分顯示了其漸進改革者的特色。今天回顧近代史，應該承認，實施憲政的確無法一蹴而就，需要一個為時不短的準備過程，而漸進改革也是代價最小的一條路徑。
張海林教授的《端方與清末新政》主要取資于海外出版的端方文集和奏稿，不知何故，近代野史筆記中關於端方的材料均未採用。近人筆記中有一些對端方不利的說法，主要是稱其「好貨」。這一說法也許不是空穴來風，否則端方也玩不起古董。不過晚清官場賄賂公行，端方作為一個有特殊嗜好的封疆大吏，未能潔身自好並不意外，也不應影響到對其作為政治家大節的評價。
要命的鐵路
1909年，四十八歲的兩江總督端方被擢授直督總督。雖同為總督，但直隸總督在地方官員中排序第一，是所謂「疆臣之首」，端方眼看就將入閣為相參予樞要了，卻突然遭遇了一場政壇滑鐵盧。
此前一年，光緒和慈禧相繼去世，1909年清廷要籌辦慈禧梓宮移陵。作為直隸總督的端方被任命為「山陵大差」，負責一切相關事宜。差事辦完之後，李鴻章的孫子李國傑彈劾端方，說移陵過程中，有人持照相器具「沿途拍照，毫無忌憚，豈惟不敬，實系全無心肝……」又說風水牆內架設電線，「馬上傳遞，未為不便，何必借行樹為電杆。致蹈人臣不敬之誅」。端方因此被革職。
照相，架設電線，無非都是想藉助現代技術，把差事辦得漂亮點。端方丟官，實在是無妄之災。當時《大公報》就發表評論進行了辛辣嘲諷：「自光學發明而後有照相機之作用，自電學發明而後有電線杆之設布，我國之有此等機械猶在近數十年，故關於此等犯罪律例上無明文也。今直督端方竟因此而蒙不敬之罪，殊屬出人意料。由此推之，凡近來以攝影為紀念，以電機通言語者皆以不敬待之耳，否則何解於端方之革職？」端方解職由津晉京，天津官、紳、商、學各界特在車站搭棚恭送，《申報》報道稱「商學各界在車站送行者不下數千人，皆有依依不捨之意」。
荒唐故事的背後是權力的爭鬥。據說李國傑找端方茬子的目的原就很不單純，他曾以「侄國傑」的身份向「午帥年伯大人」致函一封，為自己和他人向兩江總督任上的端方求過官職，而端方承允之後未曾踐諾。加之端方升遷過速，又鋒芒畢露，難免為人所忌。
罷官後兩年，即1911年５月，因著名洋務派、時任郵傳部尚書盛宣懷的推薦，端方被清廷起用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的起複，野史上說是他不甘寂寞、多方運動的結果，而從他在私信中多次流露對這一任命的迷茫情緒看，這種說法並不可信。
清廷之所以相中端方，實因為愈演愈烈的鐵路風潮集中於南方，而「端方曾任湘、鄂兩省督撫，兩省士民甚有感情，若令其前去，善為勸導，必能弭禍無形」。端方在湘、鄂兩省督撫任上，確與地方紳民關係不錯，但問題在於，如果某件事情牽涉利益甚巨，則感情云云往往又是靠不住的。而鐵路風潮正是牽涉利益甚巨的一件麻煩事。
鐵路風潮起因於盛宣懷主持的鐵路國有政策。自甲午戰爭以後，清末的鐵路政策經歷了合股官辦、商辦與路權國有三個階段。盛宣懷力推的鐵路國有，是在合股官辦、商辦這兩種辦法均遭遇嚴重挫折後一種自然的政策轉向。清政府認為，鐵路路權收歸國有，由國家統一籌劃，向西方銀行借款，並聘請外國工程技術人員來建造鐵路，鐵路建設才會取得成效，而南方各省相當多的紳商則主張繼續由民間自辦，這樣就產生了碰撞。過去我們習慣於把清政府的做法稱為「賣國」，把以「商路亡，中國亡」為號召鼓動風潮的人們稱為「愛國者」，未免忽略了情緒化的東西下面掩藏著的利益考量。
鐵路風潮牽涉多省，為什麼唯獨四川鬧得最凶？原來，湖北、湖南兩地商人投入到鐵路民營公司的股份，清政府都如數償還，而四川公司虧空的三百萬元，盛宣懷卻拒絕補償。盛宣懷拒絕的原因在於，四川公司的虧損，是其捲入了1910年世界性的橡膠投機生意，遭遇失敗。盛宣懷說：全國老百姓交到國庫的錢，怎麼能為民營公司自己經營不善而買單？
關於「保路運動」，大陸學者蕭功秦先生在《清末「保路運動」的再反思》一文中有深入的分析，而美國學者周錫瑞更早有精闢論斷，他在《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一書中說了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那些錢莊倒閉時，錢丟了，而中央政府拒絕補償四川公司那些股份。假如政府償還了那些在投機中損失的錢的話，四川紳士是可以保持沉默的。他們的抗議文件，就隱隱包含了這個意思。自然，四川的抗議是在愛國主義和反對外債的辭藻中暗示出來的。不出所料，在湖南和湖北也聽到了類似的辭藻，但是在後面這兩個省內，沒有人丟失一文錢財，辭藻還是辭藻，並未見諸行動。〔４〕
四川發起保路運動的紳商們，他們將自己的策略歸納為兩句毫不含糊的話，即「以索還用款為歸宿，以反對國有為手段」。這頗有些像今日的「嘴裡是主義，心裡是生意」。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很正常，但可怕的地方在於，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打著讓人熱血沸騰的冠冕旗號，裹挾了大量「不明真相的群眾」，使社會局勢嚴重失控。
端方對保路運動爆發後的複雜局面是有清醒認識的。他在出發前和赴川途中，曾多次諫言，要求朝廷廢除國有政策，以免刺激眾怒，引發全面騷亂。一路上，他走走停停遲遲其行，顯示了他對自己和國家命運的茫然。他也知道危機迫在眉睫，并力圖用清廷官員罕有的柔軟身段將其化解。隨端方入川的幕僚後來向朝廷報告：「此行端故督上體朝廷德意，下念民生困苦，雖帶有鄂軍兩標護行，實不主剿辦宗旨。沿途皆由端故守竭誠演說，日行百餘里，道路崎嶇，宿於牛欄豕圈之間，寢食俱廢。然遇村屯鄉鎮人煙稠密匪徒麋集之區，猶作舌敝唇焦口講指劃，務使川民皆感朝廷恩惠，解散脅從……是以每到一邑或一州一鎮，人民皆備極歡迎，結綵輿前有如山積。」端方家丁也向朝廷報告：「沿途飲食，並無菜蔬可食，每飯只有白飯鹹菜。沿途所住之房即系養豬堆糞之屋，即欽差亦系此等之房。行至兩三月均如是……到一處即鳴鑼集眾，尋一處寬敞廟所，六大人（端方之弟端錦）前往演說……各界感情殷殷。」〔５〕他又根據地方人士的申訴，向朝廷電奏：「查得川中罷市罷課，不戕官吏，不劫倉庫，絕非逆黨勾結為亂……人民因蒲殿俊、羅綸等被拘赴轅請釋，統領田征葵擅行槍斃街正、商民數十人，附近居民聞知，遂首裹白巾奔赴城下求情，又為槍斃數十人，以致眾情憤激，……」電文中的傾向性是很明顯的，他希望藉此取得和紳民諒解的動機躍然紙上。
在革命風暴已經席捲而來的時候，作為負責彈壓動亂的清廷大員，端方要面對的危機既是他個人的，也是清政府的。為了化解這兩個層面的危機，可以說端方也竭盡了所能。但該來的還是來了。
裹上華麗外衣的暴力
殺死滿人、清廷大員端方，在當時的語境中，當然是值得喝彩的革命行動。可惜，尋繹史料，又有一些意外的東西。
關於端方之死，梁溪坐觀老人《清代野記》是這樣敘述的，「時統兵者一為曾廣大，一為鄧某，皆端任鄂督時所拔之士也，於端皆有師生誼。又有營官董海瀾者，四川人，亦鄂之學生……當時廣大禁兵毋暴動……至十月朔，端行有日矣，布告軍士謂已遣人至成都銀行借四萬兩發本月之餉，並為眾軍辦歸裝，眾怒稍息。至初五日，端束裝待發，眾以銀未至阻其行，並要挾書券，端與之。至初七日黎明，銀猶未至，眾謂誑我，於是董海瀾倡議入行館，驅端至側屋云：『我輩將假爾室開會議。』兵入室，遍搜行篋，無所得，即欲殺端，曾廣大乃宣言曰：『端某非誑人者，彼欲行即聽其行，何必殺，如贊成者舉手。』乃舉者僅少數，曾又再三勸，兵皆洶洶，謂曾有異志，當先殺之，曾乃不敢言，大哭出。謂端曰：『曾某不能保護，罪萬死，然迫於眾，實無可解免矣。』其時兵皆舉銃待發，曾亟止之曰：『此中尚有漢同胞無數，若滿人不過端兄弟二人耳，何為玉石不分耶！』眾乃逼端至行館大門一小屋中，亂刃交下。其弟端錦大罵，迫之跪，不屈，亦亂刃而死，皆斷其首。曾廣大備棺斂之，欲斂其元，眾曰：『是將函至武昌者，不得斂也』……初八日，成都借銀至，已無及矣。」〔６〕
除了《清代野記》，像上海《字林報》等外國在華媒體當時也有類似的記載。這提醒我們，對掩飾暴力的那件華麗外衣，需要認真審視。
發動兵變的人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銀子，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只好在端方的腦袋上打主意了。他們將端方和端錦的頭顱盛在匣中，浸以煤油，使其不腐，回鄂時沿途示眾，最後又呈送武昌軍政府的黎元洪，以此作為在未來政權中分一杯羹的奇功。
端方的被殺引起了英國《泰晤士報》著名記者莫理循的注意，他向報社報告：「端方在中國享有廣泛的威信。他是滿人，但屬於滿人中之佼佼者……野蠻殺害端方，引起人們普遍的譴責。」〔７〕現在當然無法確知，莫理循所謂「普遍譴責」的情緒是否屬實，但幾乎可以肯定，至少在像王國維這樣的舊派知識分子那裡，類似事件的一再發生，會嚴重影響他們對一場革命的觀感。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這並不意味著革命中的任何暴力都能自動享有道德非議的豁免權，尤其是，當經歷了一個個痛苦動蕩的時代之後，我們也許會發現，所謂「歷史必然性」往往等於什麼都沒說，在很多時候，暴力實際上並無必要。
可以認定，端方就是死在了毫無必要的暴力中。為什麼說殺死端方毫無必要？首先，因其開明派的身份和在西方人士心目中的地位，殺死他不會給革命增添任何榮譽；其次，在資州如驚弓之鳥的端方，既無意願也無能力對革命採取對抗行動，於革命黨人來說完全不存在威脅，野史中說，他甚至向亂兵表白自己並非滿人，希望倖免的心理可見一斑。端方之所以不得不死，只與兵變者隱秘的內心有關，而和所謂愛國、革命等宏大符號關係甚微。
端方死了，曾為其門下士的湖南人左全孝在祭文中抒發了他的不平和困惑，「謂天道有知耶，神奸巨蠹多無恙，而持公理、重民權，首倡憲政如我公者，獨罔善其終！」至於今人，評價一個歷史人物自然可以超越這種師生的私情，只需要追問一個簡單的問題了：對我們這個國家來說，到底是端方，還是採取了「革命行動」、殺死端方的「愛國者」更有實質性的貢獻？
和歷史上許多革命一樣，辛亥革命的領導者和組織者中，的確有不少真誠的理想主義者，然而不能否認，一旦革命的颶風飆起，或主動參與，或被動裹挾進來的，並非都是天使。這也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國家卻長期陷入兵連禍結悲劇的一大關鍵。革命不一定要與道德亦步亦趨，但不受道德約束、全然失去敬畏的革命，終究會將人性之惡全部誘發出來。民國後中國社會的亂象，在端方之死的事件中已初現端倪。
讀了上面的文章，我們當能明白，詩人氣質濃郁的王國維為端方這樣一個人物寫一首悼詩，實為情理之中的自然之舉。後來王國維自沉，原因眾說紛紜，不論真實情況為何，其入民國後的情感和傾向，在他悼端方的詩中，其實早已透露無遺了。
參考書目：
〔１〕見《清宮詞》，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２〕〔３〕〔５〕見張海林著《端方與清末新政》，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４〕見（美）周錫瑞著：《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中華書局1982年版。
〔６〕見梁溪坐觀老人著：《清代野記》，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７〕見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莫里循書信集》，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
——原載《書屋》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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