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獲獎系個人勝利 超越政治無關公知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我們該如何看待？莫言獲獎會為中國文學帶來什麼？這些問題可能會持續討論下去。

　　莫言：中國經驗的傑出表現者

　　莫言的寫作，見證了當代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同時也傳達了古老中國的內在精神和聲音。

　　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那一場影響深遠的「新文化運動」，改變了20世紀末以來的中國文化的格局，也對未來中國文化進程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小說家莫言則是這場文化運動的傑出代表和重要的精神代言人。從《透明的紅蘿蔔》和「紅高粱系列」的發表到現在，莫言以自己特有的敘事方式、語言風格和蓬勃的文學創造力，在同時代作家中脫穎而出。作為先鋒派作家的莫言，並未因其小說形式上的先鋒性，而放棄對本民族的歷史和現實境況的關注，同時，也並不因為對寫作的倫理承諾的恪守，而把敘事藝術處理為一種簡單粗劣的道德美餐。而這兩個矛盾方面，正是當代中國作家難以解開的死結。莫言以其不同於一般的藝術智慧，為解開這一藝術死結提供了精彩的範例。

　　通過《紅高粱》《歡樂》《天堂蒜薹之歌》《酒國》《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等傑作，莫言以一個作家特有的立場和方式，有效地介入了當下中國的現實。莫言的寫作，見證了當代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同時也傳達了古老中國的內在精神和聲音。這位中國北方農民的兒子，用他語言的犁頭，犁開了古老中國鄉村沉默的土地，從大地的深處開掘出鑽石般光芒四射的文學礦藏。莫言筆下的中國大地，是一個苦難與歡樂交織在一起的密林。莫言的小說敘事，有力地披開了現實中國緻密的荊棘叢，小說為我們展示了一個充滿生命活力和歡樂的世界。他筆下的「高密東北鄉」，已然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清晰而又精確的縮影，其間展示了一個真實而又驚心動魄的生活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我們可以看到，生命的否定性的一面與肯定性的一面同在，正如死亡與誕生並存。

　　莫言不僅是中國經驗的傑出表現者，同時也是古老中國文化在當代的忠實傳人，更是現代漢語文學表達的創新者。他的小說充滿了濃郁的中國氣息，同時又閃耀著強烈的現代主義精神光芒。他把典雅的古典氣息與奇異的現代主義氛圍交織在一起，形成了當代文壇上特異的「莫言風格」。當他站在現代精神的高地上俯瞰腳下古老的土地時，他筆下的中國形象變得更加清晰，更加觸目驚心。他把肖洛霍夫的恢弘、馬爾克斯的奇幻、拉伯雷的狂歡、蒲松齡的詭異、馮夢龍的清澈、段成式的龐雜、果戈里的詼諧和雨果的道德感融為一體，他的小說語言激情澎湃，宛如黃河泛濫，沖刷出一片全新的語言河床，在現代漢語寫作史上留下一道罕見的語言奇觀。

　　對於剛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來說，讚美之聲無疑是不絕於耳。事實上，他更需要的是批評。不過，在真正的批評到來之前，先讓我們祝賀一下，為莫言，為現代漢語文學。

　　張閎（文學評論家）

　　沉默者的勝利

　　關於文學的理想主義，莫言說：「優秀的文學作品是屬於人的文學，是描寫人的感情，描寫人的命運的。它應該站在全人類的立場上，應該具有普世的價值。」

　　2012年10月11日19點，中國作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是中國人首次摘得該獎項中的文學獎，百年來的遺憾終於圓滿。然而，一些人會有新的遺憾，因為莫言除了小說寫作外，在公共領域幾乎是位沉默者，這被認為是背離了諾貝爾文學獎的「理想主義傾向」。不過莫言說，「優秀的文學作品應該超越黨派、超越政治。」

　　莫言飽看了太多中國農民的憂傷和苦難，以致將悲傷與憤怒打扮成無動於衷。我見過對莫言小說最好的一句話評論是：「他筆下的所有人物都不具備同情自己的能力。」這絕非指責莫言沒有悲憫，相反，喜歡佛學的他，無論言談還是寫作，都充溢著人道主義情懷，只是不肯露骨而已。

　　人們常常認為，只要名氣足夠大，又能寫字，就是公共知識分子。這是一種誤會。就公共問題面向社會公眾寫作的知識分子，才是公共知識分子。作家可能是公共知識分子，也可能不是。莫言恰好就不是。

　　三年前，莫言在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上講過「歌德和貝多芬在路上並肩行走突遇國王」的故事。他說「像歌德那樣，退到路邊，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對著國王的儀仗恭恭敬敬地行禮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氣」。為什麼？也許因為在艱難時代長大的他，深知馴服中藏著犧牲與妥協的意味，而這同樣需要勇氣戰勝自己的驕傲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莫言像一顆種子從岩石縫裡長出來，漸漸長成樹，他不會讓自己輕易跌下懸崖。

　　莫言曾經做過一個關於自己創作源泉的報告，他說：「飢餓和孤獨跟我的故鄉聯繫在一起。在我少年時期，吃不飽、穿不暖，牽著一頭牛或者羊，在四面看不到人的荒涼土地上孤獨地生存。飢餓和孤獨是我創作的源泉」。飢餓和孤獨是莫言創作的源泉，農村和農民則是他創作的對象。莫言創造了一個屬於他的高密東北鄉，一個未必漂亮但足夠厚重的世界，這個世界的上帝、總督和平民都是他，當然還居住著存在或不存在的父老鄉親、遠朋近友、生人亡靈。

　　關於文學的理想主義，莫言說：「優秀的文學作品是屬於人的文學，是描寫人的感情，描寫人的命運的。它應該站在全人類的立場上，應該具有普世的價值。」在我看來，莫言深愛也深恨的是農村，不是城市，而政治主要是在城市裡展開的。因此，他的普世價值，指向的不是政治，而是土地。

　　莫言獲獎，是他個人作品的勝利，也是一個沉默者的勝利。對部分中國人來說，這勝利似乎略有點疲軟。

　　不過沒關係，莫言沒有站在牆的那邊，他退縮到自己的文學王國中去，不做勇士，但也不是隱士。在他的小說中，仍然充溢著對歷史、對現實苦難的揭示。

　　宋石男（時評人）

　　中國土地上的語言奇蹟

　　面對如此殘酷的傷痛記憶，莫言並沒有使自己的小說變成「傷痕文學」，而是一種充滿了民間性的「歡樂文學」。

　　我至今還記得，當初讀到莫言的《歡樂》《糧食》《天堂蒜薹之歌》等小說時的情境。饑荒的年代，一位農婦偷偷將生產隊的豆子完整地吞進肚子，回家後再將豆子嘔吐出來，餵給飢餓的孩子和瀕死的婆婆，自己「死蛇一樣躺在草上，幸福地看著他們圍著瓦盆搶食」。

　　讀到這裡，我的確忍不住要流眼淚，接下來的情節卻讓我忍俊不禁：農婦的「血罵」鋪天蓋地，將自己和辱罵的對象一起貶低為畜生和肉體器官，一股戲謔的民間語言的風暴撲面而來。當我正準備哈哈大笑起來的時候，天堂鄉的盲歌手張扣的歌聲又響了起來：「鄉親們種蒜薹發家致富／惹惱了一大群紅眼虎狼／收稅的派捐的成群結對／欺壓得眾百姓哭爹叫娘……」是這些充滿傷痛的底層經驗，充滿民間智慧的敘事語言，充滿想像力的敘事風格，刺激我寫下了《文學與民間性莫言小說里的中國經驗》那篇長文。

　　我不認為莫言是什麼「魔幻現實主義」，他筆下的中國鄉村世界是那麼真實，真實得極端殘酷。我也不認為他的語言有什麼「狂歡化」的特點，他的語言是悲傷的土地中蹦出來的帶著泥土腐味的語言。如果說他具有「民間」色彩的話，那也是中國特色的民間，而不是巴赫金筆下的中世紀歐洲的民間。莫言的小說敘事，是中國土地上的語言奇蹟，是白話漢語文學經歷了100年的操練，在敘事文學中結出的最新果實。

　　更具有特色的是，面對如此殘酷的傷痛記憶，莫言並沒有使自己的小說變成「傷痕文學」，而是一種充滿了民間性的「歡樂文學」。莫言的文體，是一種生長在真正的「民間」土壤上的「歡樂文體」。他對民間悲苦的生活的表達和講述，既不是哭訴，也不是記賬式的恐嚇，沒有給人製造壓力，沒有給人心靈投下陰影，而是給人一種「歡樂」的、繼續活下去的力量。真正的文學形式，就這樣既凸現了生活的殘酷性和荒誕性，同時又消解了殘酷生活帶來的陰沉、死亡的氣息，或者它的片面的「嚴肅性」，從而體現了文學的「民間性」中最本質的歡樂精神。這就是莫言的特殊意義。

　　此外，「莫言的獲獎」也很有意義。它證明了只有尊重文學創作的規律，才能使得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獲得更多的共鳴。

　　我希望「莫言的獲獎」僅僅是當代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一個小小的序幕。

　　張檸（文學評論家）

　　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意義

　　莫言通過自己獨特的創作，把高密東北鄉這樣一個默默無聞的、隱秘在膠東平原邊緣的丘陵和平原過渡地帶的微地，擴展為世界性的中心舞台。

　　要怎樣理解一個中國人渴望了很久，又突然降臨的諾貝爾獎帶來的震撼效應？我覺得還要等待過一陣時間之後，慢慢沉澱下來，才能深刻地體會到。中國文學界渴望諾貝爾文學獎的焦慮，可以理解為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們國家漸漸地，不可避免地融入世界，正在成為世界公民的一員時，產生的認同性焦慮。文化如此，文學也如此。而這次諾貝爾獎的「突如其來」是一種有效的緩釋劑。在感到高興、欣喜的同時，我們更應該具有寬廣的包容心，更豐富的知性和彼此寬容的交流。

　　莫言的文學成就是建立在他的卓越文學語言、結構和表現能力上，以及他的豐沛人性關懷上。

　　莫言的文學創作，風格獨特、語言犀利、想像狂放、敘事磅礴，在新時期以來的中國文學創作中獨具魅力。《紐約時報》書評曾說：莫言是一個世界級的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對莫言的文學成很推崇。他的作品上世紀80年代末就被介紹到國外，迄今已經有近二十種語言的譯作在海外發行。

　　莫言故鄉是山東高密縣河崖鎮大欄鄉，在他的早期短篇小說《白溝鞦韆架》里第一次出現「高密東北鄉」這個詞。莫言通過「高密東北鄉」創造了一個類似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鎮這樣的文學地理世界。

　　每一位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都會引起巨大的反響，相應也有各種不同的爭議。我覺得這是一種正常的現象，也是我們社會相對地越來越寬容、越來越具有包容性的一種體現。但文學獎的直接評價尺度，主要是對作家的藝術成就的評價，而不是選拔道德聖人或者政治鬥士。

　　莫言的文學創作，一直以來都深入地反思社會底層民眾的苦難生活，也一直都對社會上的不公正有著深刻的批判。他的小說《天堂蒜薹之歌》是對基層幹部迫害百姓的控訴，他的小說《歡樂》是對鄉村青年苦悶生活、普通村民被土地壓製得喘不過氣來的社會現實的生動表達，他的小說《生死疲勞》是對土改政策的深刻反思……所有這些，構成了一個豐富的、多元的莫言。

　　莫言通過自己獨特的創作，把高密東北鄉這樣一個默默無聞的、隱秘在膠東平原邊緣的丘陵和平原過渡地帶的微地，擴展為世界性的中心舞台。在這片普通而神奇的土地上，以「我爺爺」余占鰲為代表的高密東北鄉子民們上演了一出出慷慨激昂的人生大劇，一如電影《紅高粱》里「酒神曲」吼誦時的高亢鷹揚。在文學的世界裡，莫言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高密東北鄉文學王國。

　　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莫言，既是對莫言文學創作成就的肯定，也是對中國新時期文學三十年來整體創作成就的一種肯定。我們應該為此感到高興。同時，已經極大邊緣化的文學，能不能通過這次諾貝爾文學獎而有所提振，並為中國文化轉型積澱更多的內涵，這還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葉開（作家、《收穫》雜誌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