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制度與大革命》：讀罷便可丟掉的經典

　　《舊制度與大革命》——讀罷便可丟掉的經典

　　2012年11月30日，中紀委召開專家座談會，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向參加座談會的專家推薦：「我們現在很多的學者看的是後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這句話並不難理解，但是這句話的效應卻只是托出了《舊制度與大革命》而已。而王岐山書記的深意，卻遠遠的不止於此。

　　「我們現在很多的學者看的是後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舊制度與大革命》，是一個濃縮性的代表。王書記的意思實際是在告訴各位學者，不要忽略「前期的東西」。為什麼?

　　實事求是，要求我們一切從實際出發。這就是原因。後資本主義時期的書，一定程度上脫離了我們的實際，而「前期的東西」，則恰恰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挽救這種愈演愈烈的脫離。

　　因為中國的問題，在世界範圍內是具有特殊性的。用一句話簡單的來概括，就是我們的國家，雖然已經大踏步的處在工業化、信息化的進程之中，但同時仍然存在諸多前工業化歷史時期的社會特徵與社會因素。這是對我們國情的最基本的認識。

　　此外，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文本閱讀之前，需要對法國歷史，尤其是大革命前後的法國歷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對其時法國社會的發展狀況有一個相對全面的體會和把握。大革命前的法國社會，一般認為，處於中央集權的統治之下。然而，這種所謂的中央集權和中國人腦海中所熱衷理解的中央集權有著判然的差異。正如黃仁宇指出的，我們的帝國建構太過早熟，而且經過漫長的發展，臻於相當成熟的地步。而法國社會則合於我一貫所堅持的「中統西分」的文明傳統，即便處於中央集權的統治制度下，其結構仍然是十分鬆散的。其頂層制度的設計遠遠達不到與其政治體量發展步調一致的程度，一切，不過是脆弱和機械化的扭在一起。其時的鹽稅，能夠作為我們管窺這一問題的重要視角。1680年，科爾伯的法令將法國分為大鹽稅地區、小鹽稅地區、鹽場地區、贖買地區、煮鹽場及免鹽稅區6個鹽稅區，分別實行不同的稅制。1780年，各地區每米諾平均鹽價分別為58、29、24、9、13和5利弗爾左右。在免鹽稅區，鹽實際上可以自由買賣，而不必經過政府的鹽倉。但鹽稅並不是由國家稅吏來徵收的，國王把徵收鹽稅的權力交給了總包稅所，這個機構每五年訂一次合同，上繳一定數額稅款給國家後，其餘稅款歸這個私人公司所有。由此，國家稅收成了私人的牟利工具。由於各地鹽價差異巨大，導致了走私泛濫，尤其是各鹽稅區交界地帶，販賣私鹽甚至發展成為行當，總包稅所則必須在不同鹽稅區分界線上設立巡查所，僱傭大量緝私人員打擊販運私鹽的活動，收稅近於內戰。然而，即便如此鬆散混亂的稅制，卻缺乏終極的深層改革動力。免稅區、低稅區、包稅所、國王各有固有的利益考量。況且，國王根本無法在短時間內找到替代包稅所的稅務收繳模式。化學家，同時也是包稅所合伙人的拉瓦錫的死，為這一過程持續不斷的最終發展寫下了耐人尋味的結局。

　　在如此鬆散的集權制度之下，權力實際上是無法通過很好的中間紐帶進行社會上下層級之間的聯結過渡的。於是，這種脆弱結構的鬆散和垮掉顯然就是一種必然。1788年，春旱，夏雹，冬季嚴寒，饑荒，通貨膨脹，一連串的連鎖反應開始接續發酵，成為壓垮這層脆弱的最後一根稻草。實際上，大革命前的法國，並不像我們目下所常常探討的那樣在純粹的旺盛與繁榮之中。資料顯示1788年法國貧戶家庭的一半收入花費在麵包上，1789年則達到80%。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法國貴族階層所謂的「特權」便顯得格外扎眼。自上而下的國家行政機構取代了過去的中間權力和自治機構，中央集權制的發展所造成的最為直接社會後果，是貴族成了多餘的人。實際上，法國貴族階層早在路易十四時代就已經在社會職能的行使上被徹底架空，也正因為如此，法國貴族無須社會職能行使而徒享稅收豁免特權的資格對於社會矛盾的激化發揮著極為顯著的作用。啟蒙思想的風行彷彿正提供了一條出路，於是，7月14日，革命終於爆發。1789年8月4日之夜被稱為法國歷史上的「神奇一夜」，革命議員們那一夜投票決定廢除舊制度的大部分特權和封建權益，議員們在會議上為自己的愛國熱情和人道精神激動得抱頭痛哭，法國似乎在一夜之間獲得了「再生」，會議還決定鑄造一枚紀念章，以「永遠銘記這個日子」。然而，事實其實和這種美好的故事描述相去深遠。勒費弗爾在《法國革命史》中明確的指出了，特權並未徹底廢除，而即便是被廢除的部分，也是需要平民去贖買的。這一結論，記得在高中歷史課上便確鑿的下過的。

　　曾看到一位網友摘錄的兩位貴族代表當晚的發言，是這樣的，一人講道，「群眾看到，三個月來，他們的代表只關注我們所稱的公共事務，但他們認為的公共事務是他們所熱切希望得到的東西……事情鬧到什麼地步呢?他們以為應武裝起來反對強力，今天已經沒有什麼能約束他們了……我提議：1.……應聲明，民族代表已經決定稅收將由王國所有個人根據其財產按比例繳納;2.所有公共職位今後將可由所有人擔任;3.所有封建捐稅將可由群眾用貨幣贖買，或根據十年中的平均收益以公正的估價轉換(成貨幣形式); 4.領主勞役和其它奴役均應無償廢除。」另一人講的則顯得更加清晰：「先生們，沒有人不為法國所經歷的可怕場面而感到痛苦……這根本不是幾伙盜匪……在好幾個省，全體居民成群結隊地摧毀城堡，踐踏土地，特別是搶奪記錄著封建捐稅的文件。人民試圖甩掉許多世紀以來壓在他們頭上的枷鎖;必須承認，先生們，這類暴動雖然有罪(因為它完全是暴力攻擊行為)，但人民畢竟一直對這些捐稅感到惱火……為使國家再生，為證明所有人都是公民，我們的意願是，儘快確立人與人之間應該存在的權利平等，只有這樣才能保障我們的自由，我絲毫不懷疑，所有封地所有人、所有領主都遠非否認這一真理，他們都已準備好為正義而犧牲自己的權益。他們已經放棄他們的特權，如金錢上的豁免權;而此刻，人們不應要求他們完全無條件地放棄他們的封建權益。這些權益是他們的財產……衡平禁止放棄任何財產而不對其所有人給與公正之補償……先生們，出於這些強有力的理由，為讓人民感覺到你們正切實有效地關注他們最珍貴的利益，我希望民族大會宣布，稅收將由所有公民根據其財力平等負擔，今後所有領地和封地的封建權益均可由封臣們贖買，其利息應由大會確定，依我看……應定為3.33%」。摘錄者據此得出結論，這次會議絕非特權代表們自發的慷慨義舉，而是在三級會議召開三個月之後，時局的因素成為社會的主導，勒費弗爾《1789年的大恐慌》細緻記錄了當年夏天法國農村普遍出現的恐慌和無序狀態。於是，8月4日的美麗夜晚，不過是貴族們經過審慎研判形勢，權衡利弊的結果，旨在以讓步抑制下層民眾的暴動。再者，兩位發言者的言論表明，他們並不認為像年貢這樣的封建捐稅是一種非法的利益，而是一種合法的財產，它需要農民花錢去贖買，而且這得益於他們的慷慨讓步。這可能是他們跟平民革命派的一個很重要的分歧。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這种放棄特權的行徑並不意味著貴族不再維持自己特殊的社會地位。最明顯的一點，他們不願意放棄榮譽特權，如教堂等公共場所下的上座權。特權是一個非常龐雜的符號體系，用以區分當時各色人等的社會地位。實際上，在革命前夕，最沒有區分價值的恰恰是免稅特權，因為很多市民也都享有這種特權，正如托克維爾在書中所寫到的，「除了貴族與教士之外，哪個教區內沒有幾位居民靠著職位或委任而享有某種免稅權呢?……我絲毫也不懷疑，資產階級中的免稅者與貴族中的免稅者人數一樣多，而且常常比貴族還多。」我以為是非常切當的。托克維爾對此也下了結論，即「在貴族等級制和社會地位的差異問題上，貴族階級背離了要求改革的普遍精神，他們作出了若干重要讓步，但卻固執於舊制度的種種原則。他們感覺到在這裡正在為自身的生存而戰鬥。貴族階級陳情書堅決地要求維持教士和貴族特殊等級的地位。」

　　這以後，革命繼續不可抑制的發展。隨後，君主立憲派、吉倫特派、以羅伯斯庇爾為首的雅各賓派接二連三的掌控法國的革命發展，直至最終的熱月政變。我們不能認為這場革命是失敗的，但是，我們應該知道，在這場革命中，至少16594人在斷頭台上人頭落地，1789年的2860萬人口至1795年只有2810萬。應該說，這樣的場面，早在革命前啟蒙思想的泛濫中，就已牢牢註定。1789年的人們天真地認為，他們使民族再生的努力不會遇到任何反對，他們覺得，自己意圖之真誠和善良對於別人就像對於自己一樣一目了然。但是，啟蒙運動總是毫無顧忌地把無知、迷信和自私歸咎於它的對手，正如今日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對於他們口中所謂「五毛」的態度一般，而它的門徒也完全繼承了這種思想模式。法國大革命甫一發軔即充斥著空前的恐怖精神，那時的愛國者已毫不猶豫地使用恫嚇手段來追求自己的目標。1789年6月15日，當馬魯埃批評宣布成立國民議會的提議時，一個觀眾從走廊里向他猛撲過去，高喊「住口!你這邪惡的公民!」 一個月後，巴納夫公開為私刑處死富隆和貝爾蒂埃辯護。更為糟糕的是，革命者最初的成功恰恰為應對未來的挑戰樹立了榜樣。甚至在這個民族已經對公開的屠戮感到厭惡時，政治活動者仍然無法接受其對手的合法性和良好意願。最終，一位公開蔑視知識分子的將軍走上了前台，他以穩定的名義壓制了知識分子的所有紛爭。今天，我們說這場革命並未失敗，還要歸功於拿破崙，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強烈的諷刺。霧月政變後，拿破崙說：「公民們，大革命已經回到它當初藉以發端的原則，革命已經結束。」

　　這場民粹主義的泛濫隨即如幻象一般的收場。

　　以上的種種，不過是我們對於時代背景一點最為基本的粗略了解。繼之，我們還有必要簡單了解一下托克維爾其人，以及他作《舊制度與大革命》的背景。維基百科的介紹足夠細緻，這裡我想特別指出的是，托克維爾是一位出身貴族、一生混跡於政壇的知識分子。他首先是一位貴族，具有自己內在深刻階級屬性，此外，他也曾是位職業政治家，當過七月王朝的議員，短暫擔任第二共和國的外交部長，豐富的政治實踐同樣是他較比於其他類似作品寫作者的特質。

　　基於以上的認識，我們應該知道，《舊制度與大革命》首先並不是一部歷史著作，而是一部政治哲學論著。而他的貴族屬性，則是他寫作的直接動因。正如上文談到過的，貴族成了多餘的人。其極端的情況是，領導者與他的人民已經沒有了利益共同感，法國貴族的悲劇正在於此。認真審視《舊址度與大革命》的文本，我們能夠發現，在托克維爾的用詞習慣中，彷彿總是把「人們」和「人民」分開來，「人們」指代當政者、特權者，有時也包括資產者，而「人民」則指代勞苦大眾。尤其是「所有階級都可能與人民分離」這樣的表述，說明托克維爾並未將人民也算作一個階級。儘管托克維爾曾經批評過當權者對人民的輕視，並指出這種輕視的確激怒了人民，但在無意之中，他自己也流露出相同的傾向，甚至連托克維爾自己也承認：「在思想上我傾向民主制度，但由於本能，我卻是一個貴族——這就是說，我蔑視和懼怕群眾。自由、法制、尊重權利，對這些我極端熱愛——但我並不熱愛民主。……我無比崇尚的是自由。」他還談到，「領主法庭為農村小所有者所做的事情，省三級會議與更晚些的全國三級會議也為城市資產者做了。」在這裡，領主法庭和三級會議服務的對象是「農村小所有者」和「城市資產者」，也就是說，沒有所謂「無產者」的位置。這一點，我們尤其要予以特別的注意。托克維爾的階級屬性和階級傾向，非但從未泯滅，而且根深蒂固。

　　體察了法國大革命的背景，了解了托爾維爾其人，我們才有條件更好的掂量《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內涵。需要承認，《舊制度與大革命》是一部嘔心瀝血的反思之作。但這並不意味著，這是一部社會改革的聖經圭臬。

　　在中文版序言里已經提到，「書中的某些論點——對舊制度下王權作用的評價、貴族的無權地位、農民的貧困化等——已被推翻或修正」。如果認為這些有關史實的批判是正確的，那麼，托克維爾以這些史實為依據所推出的所有結論，其基礎就都是不可靠的。在解釋為什麼英法兩國的政治制度走向不同風格的時候，托氏歸因於某些偶然事件，比如國王的能力、戰爭的勝負，等等，這當然是答案的一部分，但這不應是答案的全部，不應是終極的答案。他提出：革命往往在一個壞政府開始改良的時候發生，這個過於簡單的規律無法解釋彼得大帝、明治天皇的改革何以成功。

　　這部作品某些值得我們吸取、借鑒和思考的地方，主要的集中於以下的幾個維度。

　　一，對於民主與自由的看待。

　　從托氏的視角來講，他是看重自由多於平等。他在描繪貴族的傳統美德時動用了諸多浪漫華麗的辭彙，而這些豐富的感情卻從未應用到消除了等級差異的平等社會身上。他對抽象自由持有堅定的、異乎尋常的熱愛，對社會平等卻抱著一種若有若無的模糊態度。他最欣賞的當然是自由和平等兩全其美的制度，但是，倘若在全民平等卻毫無自由的帝國專制制度和極度不平等但存在貴族自由的封建制度之間選擇的話，想必托克維爾會堅定的選擇後者。有個比較不錯的思考，大概是這樣。民主和自由天生存在張力，即「貴族制約自由」和「民主制約平等」之間的張力。大革命所追求的民主事業給法國和歐洲帶來的不過是反覆的整體變換與社會動蕩。而從法國的歷史實際來看，地方貴族坐大容易造成封建混戰的局面，這是從百年戰爭到投石黨運動數百年的歷史所見證的現象。在貴族混戰的年代，我們不能說一個普通法國農民的處境真的好於絕對君主制時代。托克維爾關於自由的觀念，是帶有比較強烈的貴族色彩的，他忽視了絕對君主制給普通法國人帶來的安寧和平等的價值。《舊制度與大革命》書末附有他關於朗格多克省三級會議的論文。他的用意在於證明，地方自治效果好於中央集權。其實這個看法是值得推敲的。當時有省三級會議的地區有好幾個。並不是所有地方的三級會議都像朗格多克一樣有效。布列塔尼就是個突出的反例。那裡的省三級會議完全被一撮小貴族把持，各種負擔都被推到第三等級身上，從而成為維持貴族特權的強有力的工具。換言之，僅僅討論有無地方代議機構還不夠，還應考察它的構成和運作，這裡必須有階級分析。舊制度時代殘留的地方代議機構，其組成和運作並不一致，效果也不一致。這就像近代早期的英國和波蘭的議會一樣。雖然都是議會，但效果大不相同。新浪上的一篇網評直截了當的指出，書中存在著一種比較嚴重的階級固化思想，他對於貴族階層的定位是始終未能發揮領導作用的精英階層，認為人民的邊緣化是因為集權弱化貴族作用的結果。而且他始終認為自由的意義大過平等，輕視人民對時代變革的推動和選擇，這種情況比較明顯的顯示出他對於自己固有的階層理念的偏重，同時否定其他階級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切中要害。

　　即便如此，托克維爾對於民主事業的贊同仍然並不是沒有條件的，他深刻的意識到民主會帶來一系列不良後果，比如造成原子化的個人，僅追求發財致富與物質享樂的私人生活，越來越缺乏公共精神;由於熱愛而難容個人或少數人的特殊或優異，乃至對其造成「多數人的暴政」。1848後，他對早年推崇的美國式民主也持保留態度。

　　我們可以認為，托克維爾只是向人們強調，在決定社會的發展方面，「風尚」比「制度」更加基礎，更加有力，所以，要想革新一個有疾病的社會，從「風尚」入手，要比從「革命」入手要更好些。而他寫這本書的目的，也就是希望能夠為法國「風尚」的改變貢獻一點作用。

　　二，對於文人政治。

　　托克維爾是富有從政經驗的人。他在失望與痛苦中對法國大革命進行了自身立場上的深刻反思，並進而提出「文人政治」的概念，指責嚴重脫離實際政治、對政治生活沒有經驗的法國文人與作家，這一特殊群體抽象的觀念，優美的語言很容易對社會民眾產生蠱惑的力量。並進而指出，在作家身上引以為美德的東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時卻是罪惡。無論一個政治家懷有多麼崇高遠大的政治願景，他也不能僅憑理想與信念做事，而必須從實際出發，任何試圖改造現實的政治實踐，必須首先紮根於現實，才有成功的可能。這，同樣是實事求是的同題表述。而中國五千年歷史成熟的政治傳統，正是培養了職業化的官僚集團，同時嚴格限制文人與商人對政治的介入。這一傳統，直至今日仍然有我們值得借鑒的精華在的。

　　我不禁想到拿破崙在盧梭墓前的低語：「或許我和他最好都不要出生在這個世界上。」

　　最後，我不得不談一下中國，其實，這本不該是討論這本書的應有意旨。

　　托克維爾、柏克等人在中國思想界掀起的熱潮，其實是某種「告別革命」、走出革命意識形態、質疑群眾性革命運動的一個反映，但這種現象本身就是某種意識形態的表現：保守的或自由主義的或精英主義。歷史研究或者思想研究，不要影射現實，指導改革。不要認為我們自己已經懂得怎樣進行更好的改革。中國的中央集權和大一統觀念，比法國要古老得多、成熟得多，幾乎成為中國人與生俱來屬性而無法想像其他的政治方式。歷史是一個連續的過程，而非不斷發生的徹底斷裂。改革只能進行穩健的漸進式改革，而非畢其功於一役的「休克療法」。如果忽略這一問題，不僅否定了辛亥革命以來中國革命的偉大意義，其實也否定了托克維爾賦予法國大革命的偉大意義，更忽略了我們五千年悠久文明的深厚積澱與傳統。

　　實際上，在一個落後國家不看時機、不看條件、不看方式地搞西式民主，多數是要斷送國家遠大前程的。這一結論已為戰後乃至當今很多國家的實踐所驗證。民主是淪為二流國家的通行證。托克維爾的法國，正是走上了這個道路，在自由民主的光環之下不可抑制地衰落了。而西方倡導的自由、民主等所謂的普世價值，在中國同樣是試驗過的，不過是屢敗屢戰，無一成功而已。相反，倒是教訓極為深刻!我們曾經災難深重的祖國，絕對不能再走歷史彎路了，包括歷史回頭路了。我們不能再無謂付出這個巨大代價。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及改革發展穩定時說：穩定是改革發展的前提。他說，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革命，必須堅持正確方向，沿著正確道路推進。在方向問題上，我們頭腦必須十分清醒，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對中國的未來，我們就是要有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我們是要繼續自我完善，而不是所謂少數公知的自我「革命」。只要翻開中國幾千年的厚重歷史，便不難知道，中國「大革命」的基本條件只有一個，就是大多數農民失去土地。這個條件，以中國共產黨對農村農民農業問題的重視，在當今中國根本不存在。我們根本不需要什麼「大革命」。經歷了重重磨難的人民，經歷了重重苦難的中國，不希望發生、也不可能再發生一些人期待的那種「大革命」。我們的知識分子，要負起愛護這個國家的責任。不要不負責任地憑著自己的喜好，甚至是偏好，判斷我們國家的前途。大家不要忘了，所有中國大革命的直接目標，就是針對財產所有者，因為中國曆來的傳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革命的原因是這樣，目的也是這樣。其根源，在於中國是一個資源緊缺型社會。資源狀況，是在背後深深制約著國家歷史進程的。

　　歸根結底，總而言之，我們現行的若干根本制度，絕不是「舊制度」，而是新中國的新制度，甚至是人類文明史上的新制度。這個制度，正處在完善成熟之中，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不存在「大革命」般的改變問題。托克維爾並沒有充分理解作為歷史趨勢的「民主」的含義，它本質上應該是一個不斷展開的歷史運動。與伴隨社會主義革命而出現的更徹底也更具普遍性的自由理念相比，托克維爾的一廂情願僅僅是一種懸在頭頂的具有理想性的高貴觀念，卻不能在現實的互動中展開自身，因為它一旦進入實際歷史便可能產生變異，而不再是它自己。而對於中國而言，新制度的建設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一個長期不斷的自我完善的過程。這一切，正如2013年1月8日人民日報的評論，《舊制度與大改革》的走上前台，更大的原因是書中內容與當下中國的關聯性。對於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膽而審慎。可以說，經由改革達成代價最小的現代化道路，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

　　一旦我們認識到我們的制度是「新制度」，我們又能很好的理解我們的「新制度」，那麼《舊制度與大改革》這部經典，讀罷便可丟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