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裡都是套路，奧斯卡也不例外
又是一年奧斯卡頒獎季，影壇在變，套路也在變。
2014年第86屆奧斯卡最佳影片頒給了黑人題材的《為奴十二年》，然而兩年後變生不測，由於當年所有奧獎提名中沒有黑人的身影，奧斯卡獎竟然被扣上了「奧太白」（Oscars So White）的大帽子。
相比之下，今年的奧斯卡獎提名名單則順遂民意，所有提名中都有黑人側身其中。美中不足的是，這一屆的提名中還是缺少了女性導演和女性攝影，按照「奧太白」的套路，本屆奧斯卡似乎應該稱為「奧太陽」，廣大女性似乎應該振臂一呼，再來攪和一場風起雲湧的運動。
公平地講，奧斯卡獎的頒發機構——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AMPAS）絕對是一個開放的機構，學院的現任主席就是一位黑人女性，謝麗爾·布恩·艾薩克斯（Cheryl Boone Isaacs）。她是奧斯卡歷史上第一位黑人主席，同時也是第三位女性主席。自從2013年走馬上任以來，她一直致力於學院的改革，然而2016年「奧太白」的「思維僵化和種族主義」指責，伴隨著來自黑人明星、導演等名流的叫囂，使艾薩克斯迅速加快了改革。
美國影藝學院共有大概六千多名會員，其中94%是白人，77%是男性，平均年齡62歲。改革舉措著重於吐故納新，招募新會員，其中在過去十年間活躍於電影行業的會員可以給奧獎投票，換句話說就是要保持投票隊伍絕對的年輕化。同時用委婉的辦法勸退老會員——給予榮譽會員稱號。可是就此也招致了年齡歧視的口實。
好萊塢曾經經歷過兩次波及整個影視行業的重大變革。第一次是上個世紀20年代，當時有聲電影的出現帶來了巨大衝擊。這次衝擊正趕上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的成立，學院成立之初本是要調和勞資糾紛，1929年之後逐漸生出了弘獎風流之舉，並沿襲至今。第二次革新是上世紀60年代末期。美國的1960年代是一個複雜、深刻、嚴肅、迷惘的時代：「我有一個夢想」演講的迴腸盪氣，約翰·肯尼迪總統遇刺的驚世駭俗，越南戰爭的曠日持久，人類登陸月球的震古爍今，赫魯曉夫揚言滅掉美國的大言不慚，這一切隨著物質和精神的交纏讓美國人民在生活中漸漸迷失了自己。
他們隱約觸碰到生命和愛，他們隱約觸摸到理想和未來，但快樂與痛苦的交織，理想與現實的衝突，能力與目標的錯位，自身追求與社會要求的矛盾，終於使他們信仰崩潰了。嬉皮士們仰天嘶吼出：「和平、博愛、平等」，開始了後現代主義的搖滾歷程，而電影業也面臨著這些年輕文化的挑戰。阿爾·帕西諾、達斯汀·霍夫曼和芭芭拉·斯翠珊這些帶有異域色彩的明星們由此開始崛起，《逍遙騎士》和《畢業生》這種叛逆電影極度流行起來。無聲電影到有聲電影的聲色並茂，至此變得更為激昂猛進。
如今的美國面對身份政治的挑戰，又一次將焦慮投射到了好萊塢的電影工業。面對行業關於多樣性、包容性的責難，艾薩克斯力排眾議，執意遴選新會員。到2016年夏天，學院發布了一份新會員名單，包括來自59個國家的683名新會員，其中46%是女性，41%是有色人種，也包括同性戀、變性人等特殊族群。而且為了彌縫年齡歧視的刁難，特意加入了一名91歲高齡的墨西哥會員。與此同時，有70位原會員成為榮譽會員。為了保持榮譽會員的奧斯卡待遇，榮譽名單不會向公眾公開。
「奧太白」事件實際上是美國民眾生活中政治文化的重裝上陣，表現方式也是如出一轍，同樣都是邊緣群體產生作用，而其他大多數群體緘默不言。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有人的地方就有好惡。這種冠以種族多樣性的行徑以及因此造就的新的學院體系是否會給奧斯卡帶來積極的影響，有待商榷。
一直以來，酷似政治行為的評獎競選和遊說方式已經對於電影藝術造成了傷害。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評獎脫離了對電影本身素質的品評，判斷的標準變成了具有投票權的學院會員喜歡誰就投票給誰，比如湯姆·漢克斯與丹澤爾·華盛頓，他們固然都具備上好的演技，可是最終的獎項回報總還是要歸功於他們在圈內的好人緣；而那些不樂於來這一套的演員就會很吃虧。
2010年女演員莫妮克（Mo』Nique）由於在影片《珍愛》（Precious）中表現出色而提名奧斯卡最佳女配角，她在出席活動時就拒絕逢迎媒體和學院投票人。幸運的是她最終還是獲得了該獎項，這位黑人女星感慨說很感激學院注重的是表演本身而不是政治手段。之後，由於在頒獎季不按規則行事導致她的演藝生涯步履維艱跌進低谷。
對於投票評委來說，整個頒獎季從感恩節開始一直延續到次年的二月份，就彷彿過完了一個聖誕節接著又過了一個聖誕節，這期間除了觀看影片之外，要參加宴請跟明星以及各色人等會面，尤其要跟製片人打交道，這其中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是最難纏的一個，也正是他影響了後來奧斯卡的評獎路數。1979年他跟鮑勃·韋恩斯坦兄弟倆合開了電影公司「米拉麥克斯」（Miramax），游曳於各大電影公司的夾縫中討生活。1994年他們製作的影片《低俗小說》在歐洲電影節上頗有斬獲，但是次年的奧斯卡最佳影片獎卻惜敗於紅極一時的《阿甘正傳》。
哈維對電影的眼光獨到，做事業卻頗有些不擇手段，坊間盛傳他對奧獎評委多有威逼恫嚇之嫌，並且極盡破壞對手之能事，最為甚者莫過於他在1998年對於行業行規的攪擾。該年度奧獎最佳影片是他出品的《戀愛中的莎士比亞》對決夢工廠的《拯救大兵瑞恩》，競爭激烈導致後患不盡，所以這場比拼在業界被戲稱為引發二戰的「西班牙內戰」。之前這一年的七月，《拯救大兵瑞恩》率先上映好評如潮，評論界也是一路高歌讚頌，儼然學院獎勝券在握。而《戀愛中的莎士比亞》同年十二月才上映，但是哈維後發制人，前無古人地斥巨資1500萬美元營造聲勢，並僱傭大隊公關人員對評委展開攻勢，最終《戀愛中的莎士比亞》堪堪勝出，成為史上最名實不符的最佳影片。
事後米拉麥克斯官方聲稱，該片獲獎是因為學院評委們喜歡片中的演員。鑒於演員是學院評委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確實有可能由於喜歡演員而對電影愛屋及烏。雖然這個說法勉強可以接受，但是米拉麥克斯的公關形象從此由標新立異變成了欺公罔法。更為甚者，米拉麥克斯的行徑腐蝕了業界，其他電影公司開始依樣行事並且花樣翻新，進而逐漸形成了現今奧斯卡角逐的套路。整個奧斯卡獎的評獎方式由此開始不再注重電影素質，變得益愈迂守浮誇。
比如夢工廠為2001年的影片《飛行者》改變了此前在室內進行活動的慣例，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豪華路演，從而成功拿下年度最佳影片；2010年《拆彈部隊》的出品人竟然給學院評委批量發送郵件，意圖左右評選結果；韋恩斯坦在失去迪士尼的護持之後，不能再靠大把撒錢來開路，就祭出了人道主義這張牌，在宣傳《模仿遊戲》期間，把相關的同性戀情節作為博得選票的切入點；而如今奧斯卡最佳影片的對決堪稱是相應的獎項公關人的對決。該領域當紅的兩大悍將分別是紐約的辛西婭·斯沃茨（Cynthia Swartz）和洛杉磯的麗莎·塔柏克（Lisa Taback）。去年她們代表《荒野獵人》和《聚焦》在最佳影片上一爭高下，今年則各自攜《月光男孩》和《愛樂之城》再決雌雄。
「奧太白」實際上是一種政治正確的過度反應，該事件稱得上是多年來好萊塢迎合所謂的道德和輿論導致的自食其果。去年事件發酵之後，引發聖丹斯電影節上對於《一個國家的誕生》的高度關注。該片的黑人素材加上黑人導演，再加上「奧太白」的東風，時評隨即走高，形勢一片大好。然而該片導演的不堪往事幾乎在瞬間就斷送了它自身的命脈。造化弄人，成於斯敗於斯，政治正確再一次隆隆作響，直接把崢嶸之相轉手賦予了《月光男孩》。也許《月光男孩》和其他獎項的有色人種提名只是一種安撫輿情的策略，也許奧斯卡的評選機制會在這個節點補偏救弊，無論怎樣，希望在注重表演藝術和注重其他元素的糾結中，奧斯卡不要矯枉過正。在健康機制下遴選出來的電影，不會懼怕任何牽強附會的說辭。以此為前提，如果威爾·史密斯的老婆又來叫囂說「奧斯卡太白，我們不參加」，那她就不要參加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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