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隱：所之唯至田舍，文章獨以自娛

公元404年，陶淵明在彭澤令任上在官八十餘日後毅然辭去。辭官之後，他雖然懷著欣喜而釋然的心情寫下《歸去來兮辭》，但他的歸去只是離開仕途，並沒有真正歸隱。他回到南山園田居真正成為一名隱士乃十多年以後的事。

文 | 三書

歸去以後，陶淵明的心情很快就由欣喜轉為沉重。一方面家中遭火災，房屋焚毀殆盡，又莊稼歉收衣食難保，常常空對菊花無酒可飲；另一方面家事潦草，兒子們皆不好詩書，他的妻子似乎對他棄官而使孩子們陷於饑寒頗有微詞。雖然沒有仕途煩惱，然而居家生活也很寂寥。

為此，公元410年，陶淵明把家搬到了一個叫「南村」的地方。這是他人生中一次重要的遷居，目的和孟母三遷一樣，也是里仁為美。從遷居這一目的性很強的舉措來看，陶淵明雖然歸去了，但並不是歸隱，他仍然生活在當時的文化圈子裡，且與當時的文化名流顏延之、高僧慧遠交情甚好。

南村不是一個普通的村莊，陶淵明之所以要移居到那裡，因為當時南村住著一個文士群，那裡有志同道合之人。他為這件事寫了兩首《移居》，其一曰：

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

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

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

敝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

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文化領袖顏延之便是這樣的素心人。陶淵明搬到南村之後，便與顏延之結為芳鄰，二人志同道合，交情甚篤。顏延之比陶淵明小十幾歲，他也是少時孤貧，住在陋室中以讀書為樂。劉宋代晉之後，他一度受到劉裕的重用，但和陶淵明一樣，他也是個隱士一流的人物，視名利如浮雲。他的兒子顏峻後來權傾朝野，但他非但不接受兒子的供奉，且對兒子說：「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

顏延之也喜歡喝酒、讀書作詩。今天陶淵明大名鼎鼎，但在當時顏延之的詩名卻是陶淵明難以企及的。他和山水詩的開山祖師謝靈運被當時的詩壇並稱為「顏謝」。陶淵明去世後，顏延之專門為他寫了一篇悼念的文章，叫《陶徵士誄》，文中他連用數個「嗚呼哀哉」，悲痛之情千載之下猶如聞焉。

「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鄰曲時不時來訪，抗言即高言，談歷史談往古之事，還一起欣賞奇文，一起討論疑義。這個南村儼然是一個文化沙龍，作為一個大詩人，陶淵明需要這樣的精神生活，對此他渴望了好幾年了。

關於南村的具體生活，《移居》其二曰：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

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

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

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

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

南村也並非只是文化沙龍，而是一個亦耕亦讀的社會。春秋佳日則登高賦詩，有農務則各自歸去，閑暇則聚會喝酒。想找個可以交談的朋友，則披衣而往，言笑無厭。這樣的朋友，除了顏延之，還有周續之、劉遺民。他們三人因為都拒絕出去做官，而在當時的文化圈被稱為「潯陽三隱」。

陶淵明在潯陽的另一個知己，比顏延之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更為重要，他就是東晉的高僧慧遠。淵明二十多歲時便認識慧遠，他們二人是真正的「君子和而不同」。公元402年，慧遠與潯陽當地的一百二十多人在廬山結白蓮社，並發願專修「凈土」之法，以期死後往生「西方」。慧遠因此被凈土宗尊為祖師。「三隱」中的劉遺民、周續之二人當時都加入了白蓮社。慧遠多次邀請淵明入社，都被淵明拒絕。但是淵明依然是慧遠法師的座上賓。因為慧遠德高望重，當時去廬山東林寺拜訪他的人很多，相傳他送客從來不過虎溪，有一次卻因為送淵明與另一位朋友，竟不知不覺過了虎溪，結果虎嘯，三人相視大笑。

歷史上有些隱士，比如漢代傳說在成都市上算卦的嚴君平，他每日只算幾卦，所得的收入只要夠衣食之需，他便早早收攤。他收攤之後，則義務為當地一些好學的後生講授《老子》，西漢大文學家楊雄就是當時在坐下聽講的學生之一。不僅如此，嚴君平還依照老子、莊子之旨，寫成了一部十多萬字的書，叫《老子指歸》，據說這本書中所重點討論的人作為認識主體與世界的相互關係比法國思想家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要早1600年。

與嚴君平不同的是，陶淵明雖然留下了這些詩文，但他當時沒有立言以不朽的想法，正如他在《五柳先生傳》中所說，他只是「著文章以自娛」。就算是寫作意識很強的一組《飲酒》詩，他在序文中說，也不過是酒酣之餘，為了打發漫漫長夜，所以「題數句自娛」。陶淵明讀書寫作完全出於審美的需要，他連儒家最後一層功利即「立言以不朽」也超脫了。

公元415年，陶淵明患瘧疾，久不見愈，貧病交加。他在南村的知己也日漸凋零，416年，顏延之離開江洲去往建康，第二年慧遠又在廬山圓寂。南村佳會已成往事，417年，陶淵明最終回到闊別近三十年的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