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和「新儒學」

學界人士對長期以來幾成定論的關於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提出的質疑，確實值得認真考證，重新釐定。但關於「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的「始作俑者是班固」，「所謂《三策》是班固所偽造」，而「司馬光則是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的正式泡製者」云云，卻值得商榷。即使董仲舒確實向漢武帝進獻過《三策》，也證明不了董仲舒向漢武帝提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獨尊儒術」四字不但在《三策》中沒有，在迄今所見董仲舒的著述中也未見。至於班固和司馬光，也都只提過「罷黜百家」，而從並未提及「獨尊儒術」。「獨尊儒術」是後人的揆度、敷衍之詞。

「董學」是為適應漢代一統國家的政治需要，從揉合「六藝之科」和「孔子之術」入手，而精心炮製的一種專門為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作理論解釋的學說。從其融合陰陽五行和儒、道、墨、法、名、雜，乃至術數、方技諸家的思想觀點來看，要是按照習慣硬把它說成是「儒術」的話，那麼這種「儒術」也絕非以孔孟為代表的原有「儒學」。董仲舒步李斯之後塵，在作為知識分子統稱的「儒」者中，第一個主動帖服在君王的御座上，專門為君王專制統治的維護和延續而吹喇叭、抬轎子，並殫精竭慮地編造相應的理論和學說。董仲舒是學者爭當統治者的御用文人，使學術屈從於政治，理論屈從於權勢，從而進一步強化「官本位」的始作俑者。所以，清末民初的「國學」家如鄧實，把這類學問就其實質而稱之為「君學」，是非常確切的。

人們將「董學」稱為「新儒學」，蓋與班固所言董仲舒「推明孔氏」有關，但是，當某種學說一旦被冠之於「新」的桂冠時，那隻能意味著這種學說已經不便歸屬於原有的相關學說了。

董仲舒所精心炮製的一套以「天人感應」、陰陽五行和「三統」（黑統、白統、赤統）循環等學說為其理論基礎，以「君權神授」和「三綱五常」為核心的，駁雜而又系統化、理論化的「君學」體系，由於畢竟迎合了統治者維護和加強君王專制的需要，所以，儘管兩千多年時有沉浮，但總起來說成為維護和加強君王家天下專制的重要的理論基礎。

儘管「新儒學」的稱謂對「董學」並不確切，也並非原來的儒學，但既然已經成為史實，矯正也難，所以愚認為沒有必要再在這方面作文章，而關鍵的倒是弄清它的本質:「新儒學」「新」就新在，不僅與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學根本不同，而且與以荀子等為代表的儒學也大相徑庭；「新」就新在完全失去了先秦儒學先立論，然後遊說統治者實行的探疑求真的學術指向，而蛻變成為迎合統治者的政治需要，絞盡腦汁地編造理論的所謂「君學」。董仲舒不愧為「傑出的理論家」，不過他的理論只是為專制君王服務而已。而中國的專制統治在他以後之所以一直延續兩千多年，正是得益於董仲舒這樣的「傑出的理論家」地不斷湧現。

圍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疑案重重。董仲舒肇始的「新儒學」實際上不過是囊括所有學術的整個國學的代名詞而已。也許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翻閱董仲舒以後的中國學術文化史時，「新」字漸漸被取消，剩下的「儒學」二字，可以說囊括百學，簡直像個盛雜貨的筐子一樣，任憑人們隨便裝入和稱呼了。

一、漢武帝到底有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關於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幾成定論的問題，近來受到質疑:如孫景壇先生就認為武帝乃至整個漢代均不存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事實。漢代只是將儒學當做了社會的主導思想，並未對百家進行剿殺，與秦代的「罷黜百家獨尊韓術」有質的不同。武帝初年雖「罷申、商、韓」，但不屬「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範圍，因為此時「黃老」是主導思想，儒家乃在野學派。武帝六年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雖是儒家所為，但不能叫「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因為只是將「黃老」從主導地位上拉了下來，由儒家居正統。「黃老」後來與「申、商、韓」一樣，都是合法的在野學派。漢代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事實，怎麼能說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了呢?孫先生認為，「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的始作俑者是班固，但班固不能自圓其說，所謂《三策》是其所偽造，抵牾之處甚多。而司馬光則是「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的正式泡製者。司馬光發現了班固作始俑時有兩大矛盾:一是武帝七年後，無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實證；二是說不清田?`在武帝六年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與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關係。為此，司馬光將董仲舒的對策從武帝七年提到了元年，並同時將武帝六年田?`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從歷史上抹去。這就告訴人們:漢代只有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沒有田?`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孫景壇:《再論董仲舒非儒家──兼答吳九成、周桂鈿先生》，載張義生主編:《當代中國改革與發展的思考》論文集，河海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對於孫景壇先生上述觀點，愚不敢妄斷，只談些粗淺之見:

首先應當肯定的是:第一、孫先生不迷信古今權威，敢於依據文獻，發現破綻而提出質疑的求索和較真的精神，難能可貴，值得提倡；第二、孫先生針對長期以來幾成定論的，關於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提出的質疑，確實值得認真考證，重新釐定。譬如他所質疑的關於董仲舒的記載，是班固與司馬遷史書中「差異最大的一篇」。「班固將《董仲舒傳》從《史記?儒林列傳》中析出，獨立成篇。內容除抄司馬遷外，橫增出董仲舒在武帝初期的對策一事，並附錄了《天人三策》」，確實值得探究、考證。司馬遷不僅與漢武帝同時，而且在公元前127年（漢武帝元朔二年）19歲時，隨家遷於京城，在從孔安國學《尚書》的同時，還從董仲舒學《春秋》，與董仲舒有師生之誼。董仲舒在公元前104年去世時，司馬遷42歲。而恰在此年，司馬遷以太史令身份倡議並奉漢武帝之命與上大夫壺遂等制定《太初曆》，開始著述《史記》，「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而在此前24歲時即作為郎中多年、多次侍從漢武帝巡遊。在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三十五歲，還受命為郎中將，並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達邛（今四川西昌一帶）、笮（今四川漢源一帶）、昆明（今雲南曲靖一帶），安撫西南少數民族，設置五郡。到公元前99年（天漢二年）47歲時，又以太史令身份，於三月隨漢武帝巡遊至河東祭祀后土。十一月，李陵戰敗被匈奴俘虜，司馬遷因替李陵辯護而被判死刑。次年李陵被滅族。司馬遷為著作史記而忍辱苟活，自請宮刑。到公元前97年（漢武帝天漢四年）49歲時，被赦出獄，任中書令，發憤專著史記，到公元前91年（漢武帝征和二年）55歲終於完成。約在次年去世。愚之所以述其簡歷，旨在說明司馬遷在20多歲後就侍從漢武帝多次出遊，並曾豐詔參與「太初曆」的制定等，還曾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說明他與漢武帝關係密切，而與董仲舒又有師生之誼，因而對於漢武帝和董仲舒之間發生的事，尤其是像被後世譽為「開此後兩千餘年封建社會以儒學為正統之先河」的，所謂「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這樣一樁大事，卻在《史記》關於漢武帝和董仲舒的紀、傳中一點兒也未曾提及，的確讓人不解，生疑。況且司馬遷又是在年富力強、精力充沛的中年（42）時開始著述《史記》，對於當朝發生的大事，是決不會疏漏的！況且，對於曾經教誨自己的老師，當時名聲顯赫的董仲舒，司馬遷當應格外關心和了解，像老師向漢武帝進言《三策》這樣的事，他是不知道還是知道而未記，都讓人費解！通過《史記?儒林列傳》與《漢書?董仲舒傳》相比較，愚認為司馬遷關於董仲舒生平的記載比較符合情理: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

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繆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閑，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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