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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瓜,蜂蜜和外婆

我後來想,那道外婆的招牌菜也許只有她能掌握苦和甜的奧秘。80餘年的人生讓她清楚知道苦瓜的厚度如何,苦味又如何,又知道抹上多少蜂蜜最為適宜。

▎全文共2408字,閱讀大概需要5分鐘。

苦瓜,蜂蜜和外婆

作者 | 袁貽辰

編輯 | 陳卓

記憶里,我的高三透著一股澀澀的蜂蜜味道。

那是獨屬於外婆的特色菜——冰鎮苦瓜散發出的誘人香氣。苦瓜洗凈了,切片,裹上厚厚的蜂蜜,再塞進冰箱。等到中午放學的我跨進家門,這道冰冰脆脆又甜甜苦苦的菜就上桌了。

在那張散發著多重味道的餐桌,我和外婆的話題總是天馬行空不著邊界。我和她聊我的作家計劃,聊成績聊同學的八卦,她總是嫌棄地擺擺手,讓我「趕緊吃了飯去睡午覺」,偶爾她會抽出新到的《文摘周報》,跟我推薦一番其中的文章,想了想又叮囑,「作業寫完了再看」。

算上那年,我和外婆已經整整相伴17年了。父母因為工作的原因,把還是嬰兒的我扔給了外婆和外公。那是1992年,身為高中教師的外婆已經到了退休的年紀了。

我成了她最後一個學生。

筆都拿不穩的年紀,我活動的空間被外婆束縛在了一張書桌上,我要練字,還要寫日記。我不懂日記是什麼,桌子那頭的外婆就問我,想不想媽媽。

七八歲的孩子一下子被戳中了傷心事,我哇哇大哭。媽媽因為工作的原因去了北京,一年到頭見不到人。外婆摸摸我的頭說,給你媽媽寫點東西吧。

有時候日記寫一陣哭一陣,外婆就一把抱起我,搬到椅子上,指著密密麻麻的中國地圖,告訴我,那裡是北京,這裡是四川。那距離可真遠,她的手掌抻開了也無法抵攏。

好像在七八歲的時候,我就學會了用文字去面對離別和失去。

過早傷春悲秋的年紀里,我一撇一捺地寫著自己心裡的難受。外婆在一邊看著我,從來都是笑,眼睛眯著,勾勒出一個彎彎的弧度,嘴角露出我們家族遺傳的酒窩。

後來我才知道,外婆的人生里,苦難才是最濃重也最熟悉的底色。

「文革」時地主出身的外公遭到批鬥,外婆聽見了,大著肚子一個人衝到校園,她站在外公面前,像個護崽的老母雞。誰罵外公,她就罵回去。生舅舅的時候,家裡被抄了砸了,外公和她躲進了深山密林。每天喝泉水度日,偷偷摸摸地趁著黑夜跑去親人那兒拿糧食。

沒有產房也沒有助產士,外婆一個人把孩子生了下來。那是我最小的一個舅舅,她給舅舅取名一個「涌」。外婆說,那段日子讓她忘不掉的總是那眼泉,咕咚咕咚,源源不斷地湧出水來,像希望一樣。

這個農民的女兒似乎很能從苦哈哈的日子裡找到那麼一絲甜意。就像在每一個缺失母愛的日子裡,她給我的生活裹上的那層厚厚的蜜。

小時候,她和外公都輪流替我背書包送我上學。為了把我的書桌塞滿各式各樣的童話書,她幾乎快把學校圖書館的童話故事給搬空了。時至今日,我都快忘記那些故事的內容了,只記得無數個夜裡,沒有電視,沒有音樂,我和外婆在燈泡投射的暖黃色燈光下,抱在一起,她給我講那些故事,講那些茄子番茄土豆,講那些大海大湖大江。

印象里,她似乎從不幫我迴避那些苦,但卻會挖一勺濃濃的蜂蜜給我,教我學會自己和生活和解。

畢業那年,父母希望我留在成都本地的媒體,只有外婆一個人最先站出來,讓我去北京實習。外婆跟我說,人活一輩子,要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後來北漂的日子,我在冬天睡過沒有暖氣的屋子,裹著三層衣服凍得直哆嗦;也吃過渾水煮的面,坐在垃圾堆里完成三天兩夜的採訪;還踏過深一腳淺一腳的淤泥,在剛發過洪水散發惡臭的村落穿梭。

在凍得發抖的屋子裡,我的手一遍遍划過手機屏幕,看著作者一欄自己的名字偷偷樂;在垃圾堆里結束採訪時,我給編輯打去電話,噼里啪啦有點興奮地講述那個故事,一點也沒注意到我的衣服好像已經臭了;在洪水村被蚊蟲叮得滿身是紅包的時候,我甚至忍不住在朋友圈曬出來,寫下「痛並快樂著」。

不知怎麼的,這時候總是能想起她。

我看過外婆年輕時寫的文章,記在泛黃的小筆記本上,字裡行間有少女鮮活的苦惱。她想養家,去糧站和供銷社工作,把家裡厚厚的苦味一點點剔除,可又實在捨不得人生里剛出現的那一抹小小的甜。

站上三尺講台,是她長期以來的願望。

她在師範學院讀書天時天厚著臉皮找好朋友蹭糧;大鍊鋼鐵時她躲在後面「不專心」,想盡辦法看書;每次放假,家境優越的好閨蜜總會接上她去自己家,做一頓白米粥,入口的細糧軟軟的甜甜的,配上肉和綠油油的青菜,油香四溢。那味道讓她至今記得,「稀飯是甜的」。

只是後來,這些鮮活的情緒越來越少出現在她那張布滿皺紋的臉上了。她越來越像一個真的老人,周末逛街的時候,看見乞討的人她會哆哆嗦嗦從錢包里掏錢;陪我在河邊打撲克牌時,她老是記不住花色;炒菜的時候,有時候鹽多了一大勺,有時候把一兩麵條煮成了三兩麵條。她還時不時把不知名的野菜加進去一起炒,好好的青菜被染成烏漆麻黑的顏色,總是挑戰著我的味蕾和視覺神經。

那味道可真苦。

高一那年,家鄉遇上了「5·12汶川大地震」,在搖搖晃晃的單人床上,我從午覺中驚醒,聽到她用沙啞的聲音吼叫著我的小名:「快跑啊,小石頭,地震啊!」

外婆一直握著沙發,在左右搖晃的失重中努力保持著平衡,持續地喊著我。我從卧室衝出來,和她一起跑出院子。我在逐漸模糊的雙眼裡,看清了她的手,那雙像磨砂玻璃一般的手,徹底沒了血色,指甲發白髮青。

褶皺完全佔領了那雙手,血液看起來像是已經被熬干。但是在那個吃不飽飯的那個年代,外公外調工作,那雙手拉扯大了3個大學生。大舅舅沉穩、二舅舅內斂、小舅舅調皮,外婆苦惱孩子吃不飽飯,她就拿出撲克牌,教孩子們打牌、「算牌」,又悄悄跑去學校的閱覽室「借」書,3個孩子,一個傳完又傳一個。

我是她帶大的第4個大學生。跨越30多年,生活條件改善了,食物也變得多樣了,唯一沒變的,好像是外婆有些糟糕的廚藝。冰鎮苦瓜算是她為數不多能拿得出手的食物了,高三那年幾乎三天兩頭就得和這道「外婆家招牌菜」打個照面。那東西看起來很好做,可工作後的我無數次嘗試,卻怎麼也做不出外婆飯桌上的那種味道。

我後來想,那道外婆的招牌菜也許只有她能掌握苦和甜的奧秘。80餘年的人生讓她清楚知道苦瓜的厚度如何,苦味又如何,又知道抹上多少蜂蜜最為適宜。

最後一次吃到冰鎮苦瓜,是高考結束的那個中午。外婆眼睛紅了,她說,「你是我這輩子教的最後一個學生」。

「畢業快樂。」她夾了一大筷子冰鎮苦瓜給我。

我鼻頭酸酸的,最後瓮聲瓮氣地回了一句,「外婆,畢業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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