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重建社會重心：近代中國的「知識人社會」

　　[摘要]在傳統中國，士大夫為四民之首，宋明以後形成了一個「士紳社會」。晚清科舉制度的廢除，使得士大夫再次成為自由流動資源，「士紳社會」逐漸轉化為「知識人社會」。這一「知識人社會」擁有學校、社團和傳媒三個重要的公共建構，這使得知識分子的文化影響力空前地提高。然而由於「知識人社會」的獨立性質，又使得知識分子們與社會發生了制度性的疏離，以至最後自我邊緣化，無法重建社會的重心。

　　關鍵詞：社會重心 知識人社會 學校、社團 傳媒

　　在漫長兩千年的古代歷史之中，中國士大夫作為四民之首，曾經是社會與國家的中樞，在朝輔助帝王共治天下，在野作為地方精英領導民間社會。士大夫階層成為最有影響、舉足輕重的社會重心。那麼，到了近代以後，當傳統士大夫逐漸自我演變為現代知識分子以後，其社會政治影響究竟是上升了，還是下降了？是繼續成為社會的重心，還是被社會邊緣化了？關於這些問題，近年來學界有不少討論。其中，最有影響的當數余英時先生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一文，1 他所提出的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斷被邊緣化的看法，得到了相當多的認同和回應。2 余先生的看法固然有其道理，道出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下行的一般趨勢，不過，我們也要注意到，這一下行趨勢， 並非知識分子的全盤潰敗，相反地，現代知識分子比較起傳統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影響力不僅沒有下滑，反而有很大的提升。3一方面是社會政治地位的下降，另一方面是文化影響力的提高。為什麼這兩種看起來似乎是悖論性的現象會同時在近代中國發生？個中又有什麼樣的內在關聯？這些問題，將是本文所要討論的。

　　一 從「士紳社會」到「知識人社會」

　　晚清發生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對於士大夫而言，無疑是自春秋戰國以後的第二次禮崩樂壞時代，其所賴以生存、發展的社會文化秩序處於不斷的解體之中，而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除，乃是士大夫與過去那個賴以安身立命的文化與制度發生斷裂的轉折點所在。傳統的秩序崩盤了，新的秩序尚待建立，在這歷史的第二次禮崩樂壞時代，士大夫以自己的思想和實踐參與瓦解著舊的秩序，同時又被舊秩序拋離到社會，再次成為流落民間的自由流動資源。4

　　晚清的知識分子游士化，與春秋戰國時代不同的是，這次不是從宗法封建政治關係中，而是從帝國和家族秩序中遊離出來，成為下移到民間的游士。雖然知識分子失去了國家所賦予的功名，失去了法律上的政治和社會的特權，但他們依然不是一般的平民，而是特殊的平民，依然是社會的精英，在這禮崩樂壞的大時代里，充滿了憂患意識和「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梁啟超在《新民說》中說：「今日談救國者，宜莫如養成國民能力之為急矣。雖然，國民者其說養之客體也，而必更有其能養之主體。……主體何在？不在強有力之當道，不在大多數之小民，而在既有思想之中等社會。」5

　　梁任公所說的「既有思想之中等社會」，指的就是從帝國和家族秩序中遊離到民間的知識分子們所組成的社會。這些知識人，雖然成為職業各不相同的游士，但他們並非互相隔絕的一盤散沙，而是有著一個緊密聯繫的社會文化網路。這樣的社會文化網路，我稱之為「知識人社會」（intellectuals society）。6

　　「知識人社會」大約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晚清年間出現，到民國初年發展成型。如同中國的知識分子自傳統士大夫自我演化而來，「知識人社會」的產生也並非平地起樓，而是與傳統的「士紳社會」有著歷史的血脈聯繫。所謂的「士紳社會」 （gentry society）這一概念，最早由費正清提出，7 按照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描述，「士紳社會」是一個有獲得功名的精英主宰的社會，它處於由地方行政官代表的公共事務領域與個人及其家族的私人領域之間。8 漢唐時代的儒生們走的是往政治發展的上行路線，更多地體現為帝國的士大夫，而宋明以後由於佛教和理學的內在轉向，士大夫們從單一的上行路線轉而下行，注重民間的教化職能，從士大夫變為士紳。這些士紳雖然具有科舉考試所正式賦予的國家功名，但他們的權威更多來自民間，來自儒家文化傳統所形成的威權。9 由於傳統中國的政治權力只達到縣一級，在地方權力與鄉村社會之間，有很大的權力真空，這一權力真空正是由地方士紳們所填補，形成一個具有自治性質的「士紳社會」。10

　　到19世紀中葉，藉助平定太平天國叛亂的機會，地方士紳的權力從地方性的社會文化事務，擴展到擁有全國影響的政治軍事領域。隨著朝廷中央權力的逐漸衰落，地方士紳在新政和自治的制度化名義下，進一步擴展權力的基礎，終於在辛亥革命中成為最大的獲利者。晚清是「士紳社會」權力擴張的登峰造極，同時也因為其過於政治化而自我瓦解：一部分士大夫直接轉化為政治權力而失去民間的身份，而另一部分士大夫則在新式的建制之下蛻變為新式的知識人。在清末民初年間，傳統的「士紳社會」漸漸自我轉型為一個「知識人社會」。

　　「士紳社會」與「知識人社會」的最大區別首先是其主角的不同，從傳統的士紳易為現代的知識分子，11 除了身份和文化背景的轉換之外，「知識人社會」與「士紳社會」 最重要的區別在於其內部建制的變化。劉易斯·科塞（Lewis Coser）說：「只有近代社會提供了制度化條件，使一個具有自我意識的知識分子群體得以產生。」12 張灝先生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中指出：晚清以後，在城市社會之中，漸漸出現了使現代知識分子得以形成的制度性媒介：學校、傳媒和結社。張灝將這三者稱之為基礎建構（infrastructure），即「知識人社會」得以憑藉的三個基礎性的公共網路。13 1890年代以後，隨著新式的學堂、傳媒和社團的出現，出現了一個「知識人社會」。這一「知識人社會」居於國家（上層的國家權力）與社會（下層的市民社會）之間，其中的角色不再是傳統士紳，而是現代知識分子，其職業和身份是多元的：教師、編輯、記者、出版人、自由撰稿人等等。他們不再像士紳階層那樣有統一的意識形態，也不再有國家科舉制度所認同的正式身份。但正是這些職業與身份多元的現代知識分子，共同形成了一個知識生產、流通的文化交往網路。

　　晚清以後，在西方科學思想的催化和中國思想傳統內部發酵的雙重因素之下，傳統的天理觀逐漸演變為科學的公理觀，以道德為中心的規範知識逐步讓位於以科學為中心的自然知識。14 而能夠掌握、控制這一新的科學知識的生產、流動和消費整個過程的，正是從傳統士大夫那裡蛻變而來的現代知識分子。現代的社會是一個以知識為中心的社會，知識取代宗教和道德成為社會正當性的來源，也同時成為政治、文化和社會權力的淵源。知識的再生產，就是權力的再生產，知識分子在生產知識的同時，也不斷強化著他們的文化權力。

　　在整個知識的生產和流通過程之中，學校和傳媒是兩個最重要的核心環節。知識分子因為控制了傳媒和學校這兩項核心資源，使其晚清以後在文化和輿論上的影響力，比較起傳統知識分子，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掌握了知識和輿論生產、流通權力的知識分子，本身又是組織化的，形成各種知識分子的社團共同體。於是，藉助學校、傳媒和社團這三個重要的建制性網路，具有多種身份和職業的知識分子，形成了一個替代傳統「士紳社會」的「知識人社會」。

　　二，「知識人社會」的公共網路：學校、社團與傳媒

　　晚清的思想家們如梁啟超、譚嗣同等，都將學堂、報紙和學會，看作是開發民智和社會改革的三個最重要的途徑。15 雖然他們不曾意識到這是即將出現的「知識人社會」的基礎性建構，但已經視之為新式士大夫得以施展社會影響的重要管道。梁啟超、譚嗣同的想法並非移植於西方，也不是憑空產生，而是來自於晚明的歷史遺產。宋明以後，士大夫的重心下移，從廟堂轉移到民間，在基層形成了一個「士紳社會」。在「士紳社會」之中，各級士紳們通過各種方式互相串連，形成了多個區域性乃至全國性的交往網路。到明代，這一士大夫的交往網路已經發展到了空前的規模。明季士大夫的書院林立，講學成風，士大夫們的結社也蔚成規模。16 晚明的東林黨、復社這些士大夫群體之所以對朝野擁有影響，乃是擁有書院、講學和結社這些公共交往的網路。到了晚清，當內憂外患再度泛起，中央王權逐漸式微，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這些在野士大夫試圖重新擔當挽救危亡的使命，賦予他們思想靈感的，首先不是域外的新學，而是明代先人留下的歷史遺產。

　　從功能的意義上說，學校、報紙和結社，既是現代中國的公共網路，也是中國特殊的公共領域。現代中國的公共領域，與以市民社會為基礎、以資產階級為基本成員的歐洲公共領域不一樣，其在發生形態上基本與市民社會無涉，而主要與民族國家的建構、社會變革這些政治主題相關。17 而這一切，恰恰與明代士大夫的書院、講學與結社有著非常密切的歷史和精神聯繫。現代中國「知識人社會」的公共網路，只有放在中國的歷史文化脈絡之中，才能理解其特殊的發展形態。

　　首先來看學校。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以後，學校最終替代科舉，成為國家建制所承認的精英培養的正式機構。從此，學校的文憑、特別是海外留學獲得的洋文憑，替代了科舉的功名，成為通向政治、文化和社會各種精英身份的規範途徑。胡適在《領袖人才的來源》一文中說：「在我們這個不幸的國家，千年來，差不多沒有一個訓練領袖人才的機關。貴族門閥是崩壞了，又沒有一個高等教育的書院是有持久性的，也沒有一種教育是訓練『有為有守』的人才的。五千年的古國，沒有一個三十年的大學！」18 胡適的這段話道出了一個事實：從古代到近代，中國文化的重心有一個從家族到學校的大轉移。無論是漢朝的太學時代，還是隋唐以後的科舉時期，學在官府，衡量文化和精英的標準也在朝廷，士人的獨立性有限，哪怕有儒家的精神道統，也只有少數人才抗得住。宋明士人如此重視書院，原因亦在此。六朝隋唐時期士人之所以比較有力量，文化燦爛，乃是有世家大族的支撐，明清時期尚能保持一點學脈，也與文化家族有關。

　　晚清以後，傳統家族逐漸衰落，但書院挾著歐風美雨的威力搖身一變為現代的學校，成為文化生產的重心。1904年的「癸卯學制」和1912年的「壬子癸丑學制」兩次學制的大改革，奠定了現代中國學校的基本建制，從此，知識分子改變了依附於王權政治的歷史，開始有了真正屬於自己的獨立職業空間。新式知識分子的職業化，帶來了兩個悖論性的趨勢。第一個趨勢是學校使得知識分子無論在身份上，還是心態上都獲得了獨立，不再像過去那樣依附於朝廷王權。這一次的獨立不僅是精神上的獨立，僅僅靠一脈道統支撐自己，而是有了一塊實實在在的社會地盤，有了自己獨立的建制化資源。讀書人自魏晉南北朝以後，再一次疏離仕途，獲得了相對於王權的自由。但這一次，憑籍的不是門閥世家，而是學校――是真正屬於知識人自己的社會建構。儒家追求了兩千年的學統，到了20世紀終於找到了學校這一肉身，精神的靈魂終於獲得了安身立命之地。

　　在近代中國，不須說教會大學和私立大學，即使是國立大學，國家權力的干預亦相當有限，有相當的自主性。大學的自主性基本掌握在教授手中，學校擁有自身的文化標準和精英選拔標準。由於學校掌握了知識生產的核心權力，又將這套文化標準推廣到社會，通過對商業精英、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和技術精英的培養，以現代的學統為網路，建立起一個遍布全國的精英網路，從而擁有了現代社會獨一無二的文化權力。

　　但獨立又是一把雙刃劍，它也帶來了另外一個趨勢：獨立以後的知識分子越來越遊離於社會。當學院里的知識分子以隔離的智慧，以學術為志業的時候，也就將自我放逐於社會之外。學院里的知識分子，與鄉村沒有關係，與所在的城市沒有聯繫，也與政治相隔離。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是一種自我的邊緣化。不少成為象牙塔人的知識分子，當成為某個專業的專家學者之後，不再有社會擔當。特別在亂世之中，如同魏晉時代的名士一般，清談學術以自得，到1930年代，以國立大學和教會大學為中心，逐漸形成了一個半封閉的文化貴族。

　　中國二千年以儒家為中心的文官政治傳統，使得政治不得不藉助文化象徵符號，才能獲得其合法性。中世的士族門閥，憑藉的是世家大族本身所擁有的文化優勢，近世轉為官僚政治以後，科舉出身又成為士大夫最重要的文化象徵資源。晚清科舉廢除之後，文化象徵資源便出自文憑和學問。五四時期少年中國學會的領袖之一曾琦在五四時期說過，從前鄙視學問的政黨，「現在因受戰後潮流的震動，也漸漸的知道『學問勢力』不可侮了。」19 在民國年間，雖然政權掌握在新舊軍閥手中，但從中國政治傳統來看，槍杆子裡面出政權，卻未必擁有政治的合法性。除了張作霖等個別土匪出身的軍閥之外，大部分北洋和國民黨軍閥對讀書人還是比較尊重，爭相延攬人才，以獲得士林精英的好感。1930年代以後，國民政府的用人逐漸改變過去延用私人的混亂局面，開始講究學歷和文憑，海外留學生和國內名牌學校出身的知識分子，在國民政府內部比例越來越高。20

　　民國以後按照西方的學科體制所建立起來的大學體制，為了保持大學純粹的學術傳統，防止過於政治化、意識形態化，公共領域的功能有所削弱。蔡元培、蔣夢麟、胡適幾任北大校長，都對大學的過於政治化有所警惕。不過，作為傳統士大夫的精神傳人，他們希望大學所培養的人才，不僅有現代的知識，同時也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精神。大學雖然不直接生產公共輿論，代表公共良知，卻有責任為公共輿論和公共良知提供知識的基礎和理性的能力。

　　「知識人社會」的第二個網路是社團。大學為現代知識分子所提供的是知識生產的基本生存空間，但知識分子的組織化和社會文化實踐，卻是通過各種社團而實現的。

　　根據閻步克的研究，傳統中國的士大夫除了士族這一社會基礎之外，還有士林這一公共空間。在東漢年間，士林有兩個中心：一是以跨地域的太學為中心，二是以大名士的個人聲望為號召，成為各地士人的凝聚中心，形成士大夫的交往網路。21 不過，傳統的士大夫是一個具有共同價值觀、文化趣味和社會身份的階層，雖然在歷史上由於地域、利益和經學內部學派的差別，分為不同的群體，但長期的「君子群而不黨」的觀念和王權對士人結社的限制，使得士大夫階層無法以建制化的方式組織起來。22 宋代以後，朋黨的觀念有所改變。歐陽修說：「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23 明中葉以後，東林黨自認代表天下輿論，他們通過書院網路，形成了一個迥異於傳統朋黨的有著共同政治信念的同志式團體。晚明的士大夫結社成風，形成了對抗朝廷的非常大的民間壓力。24 從各方面來說，晚清所繼承的正是晚明的精神遺產，士大夫結社又起狂瀾，梁啟超在《變法通議》中說：「今欲振中國，在廣人才；欲廣人才，在興學會」25 根據張玉法的統計，從強學會封閉到戊戌政變之前，全國成立的重要學會有62個，發起者基本上都是新式士大夫。26

　　值得注意的是，現代的知識分子社團是在儒家文化傳統崩潰的大背景下發生的。當士大夫所共同擁有的思想框架解體，在新式知識分子內部，首先發生的就是意識形態的分裂。一方面，知識分子通過結社而自我組織起來，形成了政治權力無法控制的士林，另一方面，這一士林由於缺乏共同的宇宙觀、價值觀和知識背景，又分裂為互相衝突的意識形態團體。現代知識分子通過結社組織起來，又因為結社而相互衝突、自我分裂，成為同時出現的悖論性的現象。

　　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社團，由於受到傳統的「君子群而不黨」觀念影響，他們很少以正式的團體名義出現，通常以同人刊物為中心，形成一個鬆散的、志同道合的同仁共同體。從五四時期到1940年代，胡適組織過多個同仁共同體，都是以同仁刊物為中心：20年代的《努力周報》、30年代的《獨立評論》、40年代的《獨立時論》。27 之所以不願正式結社，而以同仁刊物為中心，乃是因為胡適等人對政治的態度是一種「不感興趣的興趣」，不是具體的政治參與，而是通過公共的輿論影響社會和政治。

　　知識分子社團的輿論影響，通過公共傳媒得以實現，而公共傳媒是「知識人社會」中，除了學校之外最大的公共網路。

　　現代傳媒不僅控制了知識的傳播與消費，而且生產與再生產現代社會的公共輿論，而後者正是公共權力的合法性來源。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無疑是報紙、雜誌、書籍這些現代傳媒的產物，按照哈貝馬斯的經典論述，它們是現代社會的公共領域。中國的公共領域，假如與歐洲的歷史比較，有許多非典型的形態，甚至可以判定其不成為公共領域。不過，假如將其放在中國自身的歷史脈絡裡面來看，可以發現其自有淵源所在。公共傳媒雖然是到近代才出現的，但作為政治合法性基礎的公共輿論，卻是歷史悠久。如今被稱為公共輿論的，在傳統中國被成為清議，它是士大夫的專利。清議的傳統歷經春秋的「鄉校」、戰國的「稷下學宮」、東漢的「太學」之後，到明代中晚期，由於士林中講學與結社之風盛行、東林書院崛起、士大夫的清議達到了歷史的最高峰。明季王學士人的講學，還是局限在士人圈裡面，儘管有面向民眾的講會，亦有限。然而，晚清所出現的以報紙為中心的公共傳媒，以前所未有的現代傳播方式，將本來僅僅屬於士林內部的清議，放大為影響全國的公共輿論。

　　現代公共傳媒的出現，與印刷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近代報紙的前身是邸報，有研究表明，明末士大夫的結社與邸報大有關係。邸報成為社會輿論、形成天下的中介。28 到了晚清，邸報逐漸演變成為民間的《京報》，由民間的書坊印製。由官方的邸報到民間的報紙，其影響從中上層的士大夫，逐漸向民間的一般知識公眾擴張。之所以如此，乃是與不斷改進的印刷業提供了技術基礎有關。報紙的出現，使得分散在各地的士人們有可能從聚合為現代的公眾，形成一個「想像的輿論共同體」。29

　　在晚清中國，當出現了《申報》、《新聞報》這樣的公共傳媒，特別是1896年出現了《時務報》這樣以輿論為中心的現代公共領域之後，30 以公共輿論為中心的「知識人社會」才擁有了可能性基礎。報紙不僅傳播現代知識，也是事實真相和公眾輿論的生產者。現代的公共輿論從其自我理解來說，從傳統的清議演化而來，但清議只是在士大夫階層內部，並不是面對社會公眾的。而現代的公共輿論是意識形態，對社會公眾有著直接的動員作用，影響非過去的清議所能比肩。

　　所謂的社會公眾，並不是一個客觀的、固定的存在，他們是被現代傳媒和公共輿論建構起來的，是一群流動的、臨時的、想像性的人群，比如閱讀公眾、戲劇公眾、文學公眾等。31 參與公共輿論的知識精英在大多數的時候，其實並不與大眾直接接觸，他們只是通過公眾而影響大眾。與宋明時期的士紳不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啟蒙並不是直接面對底層民眾，而是通過傳媒所連接起來的知識公眾，是在特定的公共空間之中所聚集起來的各個階層的知識人。而這些公眾即報紙的讀者，通常是底層的士紳和新式知識分子。與此相對應，全國的大報、地方性報紙以及面向基層的白話小報。形成了一個等級性的傳媒網路，它們各自面對的公眾也是不同的，這一公眾中的大部分，其實就是中國的「知識人社會」中的等級性網路。啟蒙者與被啟蒙者，都處於一個相對的位置，全國性大報的讀者，可能是地方報紙的作者，而地方報紙的讀者，又可能成為家鄉小報的作者――公眾就這樣一層層蔓延展開，形成一個以上海和北京為中心、以中大城市為中介、最後遍布全國城鄉的知識分子公眾網路。而這一網路，正是通過公共傳媒的「想像的輿論共同體」建構起來的。

　　錢穆先生說：中國士紳的影響一在清議，二在門第。32 到了現代，清議演變為公共媒介和公共輿論，門第嬗變為學校和文憑。無論是公共輿論還是學校出身，都成為現代社會公認的建制化力量。知識分子也通過傳媒和學校，構建了一張等級性的、遍布全國的文化權力網路。而知識分子的各種社團和同仁刊物，則成為這張文化權力網路的網結點。這些網結點似乎沒有中心，彼此聯絡的人脈網路也各有交叉，卻使得這張文化權力網路實實在在地形成為一個整體，同時又互相對抗、平衡和互相抵消。不管如何，這一正在崛起的「知識人社會」，其在現代中國社會獲得的文化影響力，是過去難以想像和比擬的，從晚清到1930年代，達到了一個空前絕後的程度。傳統中國政治的二重權威之中知識分子所擁有的道統權威，如今因為擁有了相對獨立的學校、傳媒和學會這三大「基礎建構」，而變得空前的強大，令掌握槍杆子的軍閥、把持政權的政客官僚、擁有金錢的財團和握有底層勢力的秘密社會，都對知識分子不得不有所借重，奉為上賓。

　　三 、重建社會重心失敗之原因

　　從晚清到民國，知識分子在社會的影響力，大致經過兩個階段，一個階段是19世紀末到1920年代末，是知識分子影響力的上升時期，知識分子藉助大學、傳媒和各種社團的公共網路，與城市資產階級一起建構了一個可以足以與中央權力平行抗衡的民間社會。第二階段是1930年代初到1940年代末，是知識分子影響力的下降時期。關於前一個階段的情況，前兩節已經有較多的論述。而1930年代以後之所以影響力開始下降，與政治權力的變化有關。在晚清，由於清廷在各種內憂外患之中權力逐漸衰落，地方勢力日益崛起以及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多種政治權力的並存，社會重心不斷下移。民國的頭二十年，北洋政府和繼之而起剛上台的國民政府忙于軍閥內戰，缺乏權力中心，也顧及不了社會的自主發展。1930年代以後，隨著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一一擊敗各路軍閥，中央權力穩固，開始加強對社會各個領域的滲透和控制。特別是1940年代以後，政府以戰時集權的名義，控制更加嚴密。最後，一度生氣勃勃的「知識人社會」，被戰爭所徹底摧毀。

　　1932年在「九一八」事件周年之際，胡適寫了一篇《慘痛的回憶與反省》，文中以沉痛的口吻，反省了中國為什麼近代以來如此不中用，民族自救運動屢屢失敗的原因。胡適指出，其中一個大困難「就是我們的社會沒有重心」。日本明治維新以後一直沒有失去社會重心，但在中國，「我們把六七十年的光陰拋擲在尋求一個社會重心而終不可得。」33 在傳統中國，士大夫是中國社會和政治的中樞，近代以後的知識分子通過學校、媒體和社團的力量，試圖重建社會的重心，之所以功虧一簣，不是僅僅用外部政治權力的變化便可解釋的。這裡要追問的是，近代以後知識分子不再成為社會重心的內部原因究竟是什麼？與士大夫到知識分子的自我轉型有什麼內在的關聯？

　　在傳統中國，士大夫不僅與地方社會和帝國政治有著內在的制度性聯繫，而且其內部由於有共同的儒家宇宙觀、價值觀和倫理觀，士大夫集團也形成了一個意識形態的共同體。然而，科舉制度廢除之後，知識分子雖然組成了一個擁有文化權力的「知識人社會」，卻出現了一種內外斷裂的局面：在其外部，獨立了的現代知識分子與中國社會逐漸分離，失去了文化之根和社會之根；而在其內部，因為失去了共同的信仰、價值和意識形態，知識分子不再是一個統一的群體，不僅意識形態發生了分裂，而且城市精英與鄉村精英之間也失去了有機的聯繫。

　　到19世紀末，隨著沿海通商口岸城市的崛起，大量的新式學堂在城市出現，無論接受新式教育，還是謀求新的發展空間，士紳們都不得不往城市遷移。知識精英的城居化成為一個不可扭轉的趨勢。如前所述，傳統士紳之所以有力量，乃是紮根於土地，與世家大族和地方網路有著密切的血肉聯繫。晚清以後，精英大量城居化，移居城市以後的知識精英，逐漸與農村發生了文化、心理乃至關係上的疏離。有研究表明，在城市發展的新式文化家族對宗族和家鄉的認同感日益淡泊，比如吳興的錢氏家族中的第二代錢玄同就是如此。即使是留在鄉村的士紳，也大量移居縣城，對村莊事務不再關心。34

　　以城市為中心的現代知識精英，特別是海外歸來的頂尖精英，談起西方來，如數家珍。講到中國農村，卻一無所知，可以說是面向海外，背對鄉村。晏陽初批評說：「一般留法留美留英的博士，沒有認識到中國的問題是什麼，空口講改革，沒有到實際的生活中去做工作，所以終於找不著實際問題。」35 一般知識分子來到城市以後，就不願再回農村，即使願意回去，也困難重重。1930年代吳景超在談到知識分子下鄉難的問題時說，鄉村中缺乏容納知識分子的職業，鄉下也缺乏研究學問的設備，鄉村中物質文化太低，不能滿足知識分子生活程度上的需要，而最親近的家庭宗族、親戚朋友也都不希望他回鄉。這些都是知識分子不肯下鄉的原因。36 即使像梁漱溟、晏陽初、陶行知這些致力於鄉村建設、鄉村教育的知識分子，也不再有當初士紳們回到故里那種水乳相融的感 覺，對農民來說，這些城市讀書人是外在於鄉村生活的外面人，無論是他們的知識、語言，還是生活方式和趣味，都與農民們隔隔不入。傳統士紳與宗法鄉村的文化一體化已經蕩然無存，剩下的只是難以跨越的文化隔閡和城鄉斷層。難怪當年梁漱溟感嘆：我們搞了多年的鄉村建設，「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37

　　當大批精英從農村轉移到鄉村，失去了傳統的社會文化之根，是否意味著他們在城市重新找到了新的存在基礎？從現代知識分子所擁有的學校、傳媒和學會這些公共建構而言，可以這樣說。然而，正如我們前面已經分析過的，知識分子一方面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獨立，另一方面也意味著他們有可能遊離於社會而存在，不僅對於農村生活如此，在城市生活中也是如此。雖然學校和傳媒是知識分子影響社會最重要的空間和渠道，但由於它們自身的性質，知識分子與城市的關係卻變得虛擬起來，從實體化轉為話語化。

　　北京是現代中國的學術中心，是國立大學、教會大學最集中的城市。在這些著名的大學裡面，雲集了中國大部分優秀的學者。五四以後，大學勢力之強，無論是北洋軍閥還是南京政府，都不得不刮目相看。然而大學是學院的象牙塔，大學教授與北京民眾的社會生活其實是不相干的。老北京，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社會，一元是全國性的「知識人社會」，另一元是本土的地方社會，這兩個社會之間基本沒有什麼聯繫，學院精英與地方精英也相互脫節。到1930年代，大學校園裡逐漸形成了一個文化貴族，他們與農村隔離，也與身邊的這個城市不相干。直到盧溝橋的炮聲才打破了象牙塔裡面的平靜。當北大、清華的教授們隨著難民的隊伍向南方撤退，他們才真正走近社會，走近民眾。當聞一多等師生們徒步從長沙到昆明，組建西南聯合大學的時候，一路上所看到的底層民眾生活讓他們震撼不已。但此時戰爭卻削弱了學院自身的力量，「知識人社會」開始走下坡路了。

　　真正與城市社會發生聯繫的，是上海的知識分子。民國時期的上海與北京不同，國立大學只有交通大學、同濟大學、暨南大學等有限的幾所，而教會大學、私立大學、民營報紙和出版業卻十分發達，是全國的傳媒中心和出版中心。以民間的教育、報業和出版為基礎的上海「知識人社會」與滬上的地方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本身就是後者的一部分。這一格局來自晚清的傳統。自從上海開埠以後，在黃浦江畔，就出現了一個紳商階級，以張謇為代表的江南士紳，亦紳亦商，他們以地方自治為契機，形成了上海城市的地方精英。民國以後，傳統的紳商階級逐漸為新式資產階級所取代，而士大夫階級也演化為現代知識分子。但上海的知識分子，比北京的成分複雜得多，除了大學教授、文化人之外，還有報業、出版業人士、律師、醫生和各類專業人士等等。他們以各種行業協會、社會團體的方式組織起來，並且與商界、金融界和工業界發生了密切的關係。最有名的是張謇、黃炎培為領袖的江蘇省教育會，在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之中，聯合上海的資產階級，在晚清和民初的政治中發生過重大的影響。

　　在1920－1930年代的上海，上海的知識界與商界、青紅幫聯合，已經形成了一個有序的城市精英網路，知識分子的文化權力背後有經濟和社會權力的支持。最典型的是，1932年一二八抗戰中成立的上海地方維持會（後改為上海地方協會），會長是執媒體牛耳的《申報》老闆史量才，副會長是上海商會會長王曉籟和青紅幫領袖杜月笙，秘書長則是前江蘇省教育會會長、著名文化和社會活動家黃炎培。這些地方名流有知識分子，有實業界人士，也有黑幫領袖。他們周旋於中央權力與各種政治勢力之間，借多元權力的孔隙，控制了上海的地方社會。

　　雖然在上海，知識分子與資產階級結成了有限的同盟，但就整體而言，並不成功。抗日戰爭勝利前後，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中間力量一度眩人耳目，但一旦國共之間再度爆發內戰，他們就失去了仲裁和制衡的力量。在近代中國，不僅知識分子弱，而且資產階級更弱。中國的資產階級不像歐洲那樣，是在自治城市的傳統中發展出來，從其產生的一開始，就帶有官僚資本的印記，即使以後轉化為民間資本，也與國家的權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民國以後所出現的上海地方精英同盟，到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就受到戰爭的毀滅性打擊，江浙資產階級和青紅幫勢力內遷到西南之後，從此一蹶不振，只能仰仗政府過活，無可奈何地被邊緣化了。

　　知識分子不僅與社會外部斷裂，而且其內部也發生了斷裂。在傳統中國，士紳階層有一個龐大的社會網路，他們以科舉制度為基礎，有共同的儒家價值觀，形成了一個由全國名流、地方名流和基層名流三個等級的流動網路，38 這一網路在晚清以後發生了內部斷裂，在城市，士紳階層蛻變為現代知識分子，在農村，士紳階層雖然依然有其影響，但也被漸次崛起的其他精英集團所稀釋。更重要的是，城市的知識分子階層與農村的精英階層，如同現代的城鄉關係一般，區隔為兩個互相獨立的精英共同體，雖然從個體而言可以在兩個集團之間流動，但從整體來說，無論從學校出身、知識結構和文化趣味，還是各自所藉助的社會關係來看，分解為兩個互相脫節的群體。

　　即使在新式知識分子內部，當儒家不再是共同的價值觀之後，就再也沒有出現過一個可以替代的公共意識形態。在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們朦朧地形成了一段時間的新文化聯盟之後，1920年代以後很快地就分裂了，分裂為各種各樣的主義和流派。在傳統士大夫之中，每個時代雖然也有不同的流派，比如宋學和漢學、古文經派和今文經派等，但基本知識結構和價值觀念是相通的，擁有一個共同的知識框架。然而，現代知識分子內部的斷裂，最主要的是失去了共同的知識框架，不同時代、不同背景的知識糾纏在一起，形成了知識階層內部種種的衝突和緊張。

　　問題不僅是意識形態的分裂，在一個階級衝突、政黨衝突的大時代里，知識分子又被過度政治化了。在此之前，知識分子以「中等社會」自命，不屑成為任何階級的附庸。30年代以後，國民黨的權力在加強，城市知識分子與資產階級聯盟力量在減弱。到40年代，抗日戰爭和戰後的內戰全然摧毀了民間資本和文化權力的社會基礎，失去資產階級支持的知識分子在一個新時代即將到來之際，不得不進行政治選擇，晚清以後建立起來的知識學統無奈地宣告終結。

　　從19世紀中葉道20世紀中葉，整整一個世紀之中，在一片風雨飄搖的內憂外患之中，在中國歷史上第二次禮崩樂壞的大亂世里，中國的知識分子被拋到社會上，建立起自己的「知識人社會」。他們試圖以自己的知識權力和輿論影響力重建社會重心。這個「知識人社會」是自由的，也是獨立的，但其根基是不牢固的。它一方面失去了與鄉村社會和城市社會的有機聯繫，另一方面與政治的制度性關聯也是脆弱的。更重要的，無論是學院，還是媒體，都缺乏體制性的保障。近代中國的「知識人社會」是一個奇蹟，也是一座建立在沙灘上的象牙之塔。當戰亂紛至沓來時，終究倒了。曾經輝煌過，卻沒有熬過亂世。

　　1 余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二十一世紀》（香港），1991年8月號。

　　2 關於對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問題，比較有價值的進一步研究有王汎森：《近代知識分子自我形象的轉變》，載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聯經出版公司（台北）2003年版；羅志田：《近代中國社會權勢的轉移：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載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張灝:《時代的探索》，聯經出版公司（台北）2004年版，第43頁。

　　4 根據陳寶良的研究，由於明代生員人數的大幅度增加，而仕途依然狹窄，游士化傾向在明中葉以後就開始出現。不第秀才或者做塾師，或者當儒醫，或者做幕僚，或者經商，或者成為通俗文化的創作者。參見陳寶良：《明代儒學生員與地方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2005年版，第325－326、499頁。

　　5 梁啟超：《新民說·論政治能力》，《梁啟超全集》第二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32頁。

　　6 intellectuals 在中國一般翻譯為知識分子。但余英時先生認為所謂「分子」在中國的語境中含有貶義，「把『人』變為『分子』會有意想不到的災難性的後果。」他強烈主張用知識人代替知識分子（參見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新版序第2頁）。不過，在中國的語境中，知識分子這一概念已經成為約定成俗的一般概念。本文為行文的方便，在談到intellectuals society時，用知識人社會，在談到intellectuals，用知識分子，二者的內涵是同樣的。

　　7 費正清：《費正清論中國》，正中書局（台北）1995年版，第104－106頁。

　　8 卜正民：《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張華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頁。

　　9 關於士紳的威權論述，參見費孝通：《中國紳士》，惠海鳴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2006年版，第14－19頁。

　　10 參見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等譯，法律出版社（北京）2003年版，第282－283頁。

　　11 關於晚清士大夫與五四第一代知識分子在知識背景和身份上的差別，參見作者：《20世紀中國六代知識分子》，載《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上海）2004年版。

　　12 劉易斯·科塞：《理念人》，郭方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北京）2001年版，第5頁。

　　13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張灝:《時代的探索》，第37－42頁。

　　14 關於中國思想史上從天理觀到公理觀的轉變，參見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三聯書店（北京）2004年版，第1395－1409頁；關於從規範知識到自然知識的變化，參見費孝通：《中國紳士》，第34－44頁。

　　15 早在1896年，梁啟超在《變法通議》和《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中，就詳細討論了學校、學會和報紙的重要性，譚嗣同在《湘報後敘下》中明確表達了同樣的觀點，認為覺醒士民之道有三：一是創學堂，改書院，二是學會，三是報紙。

　　16 參見謝國禎：《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中華書局1982年版；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群體：歷史、思想與實踐》，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小野和子：《明季黨社考》，李慶、張榮湄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羅宗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17 參見作者：《近代中國的公共領域：形態、功能與自我理解》，《史林》（上海），2003年2期。

　　18 胡適：《領袖人才的來源》，《獨立評論》，第12號，1932年8月7日。

　　19 曾琦：《留別少年中國學會同人》，《少年中國》，第1卷第3期，第54頁。

　　20 根據統計，民國初年國會議員和兩大政黨的重要黨員和職員都是留學生。但留日居多。而在國民黨政府內閣官員中，留美的超過留日的。1948年198位國民黨大員中，留美34人，留歐22人，留日32人。在學界，留學生也佔了可觀的比重。到1936年，中國專科以上學校教職員44％是留學出身。參見王奇生：《中國留學生的歷史軌跡》，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214、271頁。

　　21 參見閻步克：《帝國開端時期的官僚政治制度――秦漢》，載吳宗國主編：《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年版，第76頁。

　　22 參見陳寶良：《中國的社與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3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十七。

　　24 參見小野和子:《明季黨社考》；謝國禎：《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

　　25 梁啟超：《變法通議》，《梁啟超全集》第1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頁。

　　26 張玉法：《清末的立憲團體》，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版，第199-206頁。

　　27 獨立時論不是一份刊物，而是一本系列文集。是1945年以後胡適手下的一批北大自由主義同仁相約，為各報紙刊物寫稿，最後結集出版，形成團體的影響。

　　28 參見王鴻泰：《社會的想像與想像的社會：明清的信息傳播與「公眾社會」》，載陳平原等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145頁。

　　29 參見Charles Taylor,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30 根據作者本人的研究，《時務報》的誕生可以視為中國公共領域出現的標誌性事件，參見作者：《近代中國的公共領域：形態、功能與自我理解》，《史林》，2003年2期。

　　31 參見卡爾·曼海姆：《重建時代的人與社會：現代社會結構的研究》，第80-81頁。

　　32 錢穆：《再論中國社會演變》，載《國史新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9年版。

　　33 胡適：《慘痛的回憶與反省》，《胡適文集》，第5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82頁。

　　34 參見丘巍：《吳興錢氏家族研究》，第19頁，浙江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未刊稿；鄧若華：《二十世紀前期常熟地方精英考察》，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4，未刊稿，均收錄於中國優秀博碩士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http://ckrd.cnki.net/grid20/Navigator.aspx?ID=2）。

　　35 晏陽初：《農民抗戰與平教運動之溯源》，《晏陽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36頁。

　　36 吳景超：《《知識分子下鄉難》，《獨立評論》第62號，1933年8月6日。

　　37 梁漱溟：《我們的兩大難處》，《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73頁。

　　38 參見孔非力（Philip Kuhn）：《中華帝國晚清的叛亂及其敵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頁。

　　來源：《學術月刊》2006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