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在儒學發展史上的貢獻（謝耀亭）

摘要：子夏作為孔子晚年最重要的弟子之一，在儒學發展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尤其當新出土簡帛使我們對早期儒學有了更加清楚的認識時，子夏的貢獻更顯突出。子夏對儒家的創立以及早期儒學的傳播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由於子夏對「六經」的熟練掌握和運用，使他在儒學經典的傳授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殊的文化環境造就了子夏獨具特色的思想，使他成為早期儒學「務外」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子夏的思想溶入到三晉文化之中，對後來處於三晉文化圈中的荀子也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子夏，姓卜名商。晉地溫邑人（今河南溫縣），三家分晉後屬魏。長於文學，曾任莒父宰。孔子死後，他到西河（今山西河津一帶）設教。死後葬於今河津東辛封村，至今此地還有子夏墓和子夏祠堂存在，且歷代都有修葺。隨著上世紀後半葉有關先秦儒家簡帛的不斷出土，使我們對早期儒學的發展有了重新的認識。在對先秦儒家的重新審視中，子夏在孔門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通過對子夏的研究，可使我們更加深入的認識早期儒學的發展狀況。

一

子夏為創立和光大儒學做出了不朽的業績。儒學的創立，不得不歸功於孔子。然孔門弟子在儒學發展史上實扮演了兩個角色。這兩個角色的劃分可以孔子的去世為界。在孔子去世之前，可以把他們看成是同孔子一起創立儒學的開創者；孔子去世後，他們便成為儒學的傳承者與發展者。我們以孔子去世為界是基於如下考慮：

孔子生前，孔門弟子思想雖於孔子思想有一定的分歧，但不是很大，且孔子及時加以指導。孔子在與其弟子相處過程中，他們會相互受到啟發。孔子去世後，孔門弟子便以孔子的學說遊說諸侯和傳授弟子，遂以儒學的傳人面世。

子夏作為孔門「四科十哲」之一，對儒學的創立做出了應有的貢獻。《論語·八佾》中子夏問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子曰：「繪事後素。」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起，啟發之意。子夏啟發孔子的是什麼呢？是「禮後」，那麼比禮更為本質的是什麼呢？那就是「仁」。在孔子思想中有兩大支柱，一個是禮，一個是仁。二者關係如何？子夏一語道破。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可以看出禮之本即是仁。孔子的「禮後於仁」的思想愛到了子夏的啟發。[1]《史記·孔子世家》：「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從此語中能否得出子夏對有的書是有機會「贊一辭」的？如果根本沒有機會，何必要寫「至於為春秋」呢？一部《論語》被後世儒生奉為圭臬。《論語》一書中子夏被提到十九次，且子夏的言論有的與孔子的言論具有相同的權威性，而被廣泛傳誦，如「學而優則仕」、「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可見後世儒生也承認子夏為儒學的創立做出了貢獻。

二

在孔門弟子中，子夏是為數不多的幾個對「六經」皆有修養的弟子之一。我們在文獻中不難發現子夏對「六經」的掌握和運用。

對於《詩》，《論語·八佾》中有子夏同孔子討論詩的記載。子夏不僅能準確領悟到詩句的深意，且能舉一知二。此外，《韓詩外傳》、《禮記·孔子閑居》都有子夏在學習詩的過程中遇到疑難向孔子請教的記載。子夏對於《書》的研習，則見於《韓詩外傳》和《尚書大傳》中。關於《禮》的討論，見於《論語》、《禮記·檀弓上》、《孔子家語》中《論禮》和《子貢問》中。關於，《樂》的運用，《史記·樂書》載魏文候問樂於子夏。子夏不僅解釋了古樂與今樂的不同，且對樂的功能進行了進一步的解釋。關於《易》的掌握，子夏寫有《易傳》，但後來亡佚，今存《子夏易傳》乃後人偽造。[2]《孔子家語》中《六本》和《執轡》都記載了子夏和孔子談《易》的情況。至於《春秋》，後人認為《公羊傳》和《穀梁傳》的傳授都同子夏有關。

子夏對「六經」的掌握和運用，為其西河之學的形成創造了有利條件。加之子夏極具個性的思想，為西河之學後來的多方面發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前提條件，也使子夏傳播儒學有了可能。

子夏對傳播儒學有著非常關鍵的作用。梁啟超先生說：「當孔子在世時，其學未見重於時君也，及魏文候受經子夏，繼以段干木，田子方，於是儒教始大於西河。文候初置博士官，實為以國力推行孔學之始。儒教第一功巨，舍斯人無屬矣。」[3]事實確如梁氏所說，孔子周遊列國，推行其學說主張，未能受到時君的重視，儒學只是當時流行的諸種學說中的一種。且由於時代環境所致，各國國君都不接受儒家的學說，更談不上推行，我們從「累累若喪家之狗」的記載中，便不難想見。魏文候「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以國力推行孔學，確曾對儒學的發揚光大起了不可磨滅的功勞。我們可以看出，子夏設教西河，廣泛授徒，加之其弟子魏文候以國力推行儒學，儒學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子夏開啟了三晉儒學之先河，為三晉儒學的創始人。

子夏對儒學發展的貢獻，不僅表現在上述開啟了三晉儒學的先河，創立了西河學派，以及其弟子魏文候以國力推行儒學，更表現在他對儒家經典的傳授上。

對於子夏傳經，歷來有不同的說法。傳統的說法，以宋代洪邁為代表，認為六經皆傳自子夏。他說：「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於他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雲，子夏授高成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雲，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為之訓說。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雲。」[4]近人梁啟超也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列出自子夏到漢的傳授系統。我們可以看出，洪氏所舉諸經傳授系統，都出於兩漢魏晉人之說，未必完全可信。梁氏所舉，他自己說：「所表傳授人，只據故書，其真偽非著者的責任。」[5]可見他也未做具體的考證。但也有人否認子夏傳經，以錢穆先生為代表。他說：「孔門傳經系統見於史者惟《易》，而《易》之與孔門，其關係已最疏，其偽最易辯。其他諸經傳統之說，猶遠出史遷後，略一推尋，偽跡昭然矣。」[6]我們如果明確指明六經由子夏傳下來，且傳承關係如漢儒傳經那樣歷歷可考，則找不到確鑿的證據，且不大可能。因為子夏的時代，尚不同漢儒那樣重視派系及傳人。漢儒的傳經是由於歷史的原因而造成的漢代特有的現象。但我們也不能全盤否定子夏對經學傳播的功勞。

首先，子夏對六經的熟練掌握，為其傳經提供了可能性。

其次，在漢代人確認的子夏傳經系統中，其列於首傳者的大多是子夏的弟子，且都有史可考。

再次，從現存文獻中，也可以發現一些子夏傳經的痕迹。《後漢書·鄧張徐張胡傳》記載徐防言：「臣聞《詩》、《書》、《禮》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這就是說用章句的形式注釋《詩》、《書》、《禮》等經典最早是從子夏開始的。

由上述可知，由於子夏對「六經」的熟練掌握和運用，加之魏文侯的禮賢政策，使儒學在西河之地大放異彩。這對當時處於百家爭鳴中的儒家來說，可謂是一個極有力的推動，為儒學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三

儒學是一個開放的體系，這在孔子創立儒學之時就可以看到，孔子正是在吸取前人思想的基礎上，加之自己的創造，才使儒學得以產生。這樣一個開放的體系，自然在其發展過程中也會以開放的胸懷來迎接不斷面臨的挑戰。一個開放的體系就不可能要求學派成員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而恰恰需求來自不同聲音的探討和辯論，在不同的思想中尋求共同的進步。孔門弟子之間，思想也有很大的差別，而子夏的思想便頗具特色，試述如下：

第一、注重務外。《論語·學而》：「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事父母、事君、交友，這些都是具體的實踐，子夏認為這也是學習。《論語·子張》：「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也。』」所謂「小道」即農、工、商、醫等小的技藝。可觀之處，便是值得學習借鑒的地方。從外在世界學習，即使在一些小的技藝中也可學到知識，體現了子夏重視從外在世界探求學習的「務外」思想。

第二、學以致用。《論語·子張》：「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獲得知識的目的是要運用，用知識來指導實踐。「學而優則仕」也反映了其「學以致用」的思想。通過「仕」找到一個發揮「所學」的平台，用學到的知識去指導實踐，而並不是把「學」當作「仕」的敲門磚。子夏的學以致用的思想也影響到荀子。荀子言：「學至於行之而止矣。」也表現出「學以致用」的思想。

第三、儒法兼容。子夏為孔門高足，有儒家思想自不必說。但在子夏的思想中也兼容了法家的思想。

首先，重視功利。《論語·雍也》：「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何謂「小人儒」？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引謝氏言：「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7]小人儒便是注重功利的人。《論語·子路》：「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可見在當時孔子就注意到了子夏的重功利的傾向。而重視功利一向被法家所重視和執行。

其次，對「勢」的重視。《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記載有子夏言：「善持勢者，早絕奸之萌。」 善於持勢者，就能做到防患未然。可見韓非也承認子夏思想中有「勢」的思想。韓非最後總結法家學說為法、術、勢三部分。關於勢的學說，主要來源於慎到的「勢」的思想。而慎到是趙國人，時間距子夏較近，更容易受到子夏思想的影響。

再次，對「信」的重視。《論語·學而》中子夏言：「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論語·子張》中也記載「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不論是為民者，還是為君者，都應有信。尤其是為君者，更應先施信與民，然後才能使民。這種示民以信的思想，後來為法家及兵家常常使用。

子夏頗具特色的思想，使其開創的「西河之學」也呈現別樣的風采，培養出一大批經國濟世之才，但他的主要弟子卻無一人成為儒學正統傳人，而是道、墨、法俱存於西河學派之中。此種現象之形成，無不和子夏獨特的思想有密切關係。子夏思想中的法思想，也使其成為了三晉文化中儒家向法家過渡性的人物。[8]

四

依據修養方法和途徑之不同，從宏觀上我們認為先秦時期儒學的發展主要有兩種傾向，依此思路可把先秦儒學劃分為兩大派。一派是由內向外、注重向內探求的「主內」派。一派是由外向內、注重外部制約的「務外」派。[9]子夏開啟了早期儒學「務外」之先河。子夏「務外」傾向的形成與三晉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

三晉文化表現出進取和創新。晉國始封時，「啟以夏政，疆以戎索」。由於與戎狄相雜，所以因地制宜。這就有很大的自由度，較少受周制的約束。晉國經歷了大滅公族後，公室衰微，受宗法制的影響較少，這就使改革少了許多阻力。晉國從建國初便不斷制定法律，且法律不斷加以修改更新。這就使三晉文化表現出一種進取和創新，生於三晉且長期留駐於此的子夏就處於這種文化熏陶之中。子夏雖在鄒魯地區隨孔子學習，但在子夏身上表現出了和曾子不一樣的氣象，形成「務外」的傾向，明顯與三晉文化有關。

清代汪中在《荀卿子通論》一文中認為：「知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夏、仲弓也。」[10]荀子的思想來源極其廣泛，其具體的師承關係已不可考，荀子批評子夏氏之儒為「賤儒」，這應是指子夏後學而言，並非針對子夏本人，相反荀子受子夏「西河之學」的影響是有跡可尋的。子夏創西河之學，其成員眾多，聲勢甚大，儒學始在三晉大地上流行開來。我們從曾子指責子夏的三條罪狀之一，即西河之民疑子夏為孔子，就可看出當年西河之學的規模和氣勢。《晉書·束皙傳》記載，晉太康二年，汲冢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有《紀年》、《易經》、《國語》、《名》、《師春》、《穆天子傳》《圖說》等。其中許多都是與儒家有關的典籍。這說明魏國此時書籍破豐，類目甚眾。這與子夏的西河之學在魏國的盛行有很大的關係。荀子是趙國郇邑人。劉蔚華先生認為，「荀姓族人可能散居在古臨汾至新絳、臨猗、解縣一帶。荀況的原籍大約就在這一帶。」[11]這與子夏晚年設教的西河相距不遠，且荀子活動的年代距子夏活動年代為時不遠。荀子在去齊之前就生活在西河之學的影響圈內，不可能不受其影響——這並不否認荀子受其他學說影響。高專誠先生也認為：「像李悝這樣的人物，很可能擔當起子夏與荀子思想之間的傳遞者的角色。」[12]這是有一定道理的。李悝為三晉法家的始祖，其變法在三晉大地上影響甚大，其事迹和思想一定在三晉大地上廣為流傳，荀子難免不受其影響。

新出土簡帛使我們對早期儒學的發展狀況不斷進行重新認識，我們把子夏放到早期儒學發展史中重新認時，子夏的貢獻更顯突出。子夏對儒家的創立、早期儒學的傳播以及儒學經典的傳授起到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特殊的文化環境造就了子夏獨具特色的思想，使他成為早期儒學「務外」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子夏的思想溶入到三晉文化之中，對後來處於三晉文化圈中的荀子也產生過深遠的影響。由些可見，子夏在儒學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對儒學的傳播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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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徐鴻修．孔門高足 學術大師——談子夏的歷史貢獻[J]．濟南：孔子研究，2001：1．

[2] 參見劉玉建．《子夏易傳》真偽考證[J]．濟南：山東大學學報，1995：4．

[3]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4．

[4] 洪邁．容齋續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390．

[5]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2．

[6] 錢 穆．前秦諸子系年[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101．

[7]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88．

[8] 謝耀亭．子夏法思想論析[J]．運城：運城學院學報，2006：1．

[9] 謝耀亭．從修養方法看先秦時期儒學的發展與走向[D]．西安：陝西師範大學，2007：8—9．

[10] 王先謙．荀子集釋[M]．諸子集成（二），上海：上海書店，1986：15．

[11] 劉蔚華．荀況生平新考[J]．濟南：孔子研究，1984：4．

[12] 高專誠．卜子夏與三晉儒學[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