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中國在世界的什麼地方？

（提要：1776年，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年份，對於經濟學來說，則可以被看成是一個元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版於 1776 年，這部巨著的出版，使經濟學在人類歷史上首次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令人覺得奇怪的是，《國富論》竟然與美國的建國在同一年，這也許只是歷史上的一個巧合。1776年，是一些國家之間在知識、技術、制度上的一個重大分水嶺。）

1776年大事記

1776年，確切地說是在1776年3月9日，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在這部經濟學巨著問世，標誌著創立富國裕民的古典經濟體系，這在經濟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亞當·斯密在該書中，闡述了一隻「看不見的手」（市場）的理論。在書的扉頁上他這樣寫道：「女王陛下，請您不要干預經濟，回家去吧！國家只做一個守夜人。」

1776年，確切地說是在1776年7月4日，美利堅合眾國十三州議會一致通過《獨立宣言》，美利堅合眾國宣告正式建國。《獨立宣言》開宗明義：「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讓與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自1776年以來，「人人生而平等」作為美國立國的基本原則，作為人們的信念和理想，就一直在全世界為人傳頌。美國正義的社會改革者們，在各個社會的歷史階段，為了廢除奴隸制，為了禁止種族隔離，為了婦女解放，都提到這一理想；而人民在反對不民主、不公正的統治時，也都以此作為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1776（乾隆41年），大清帝國人口規模大約為2.4—3億，大清帝國GDP全球第一。可是，在思想禁錮和封建王朝的鐵碗統治之下，神州大地死氣沉沉，科學技術進步非常緩慢。

1776年的技術

1776年瓦特在英國發明了蒸汽機，9年後才由企業家博爾頓運用到工業中。後人評說：「這是非常典型的產業轉化滯後的例子。」以蒸汽機的發明和應用為契機，英國爆發第一次工業革命（1820-1870），第一次工業革命是第一次浪潮的核心，它首先發生在18世紀下半葉的英國。工業革命不是轟轟烈烈的運動，而是發生在工廠和礦山裡的一種靜悄悄的變化。在經濟現代化的第一次浪潮里，只有極少數國家成為贏家，少數國家緊緊跟進，多數國家仍然沉睡在農業經濟的美夢裡。在1820～1870年期間，英國成為歐洲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230年之後，一位中國領導人和英國人在一起探討，得出一個結論：「世界需要更多的博爾頓，也需要更多的瓦特，需要科研與產業的更緊密結合。」

1776年的「富國」

「這三個國家（中國、埃及、印度）——根據各種資料顯示，曾經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主要是以其在農業和製造業方面的優勢而著稱……現在（1776年），中國是遠比歐洲任何部分都富有的國家。」（亞當·斯密，1776）

1776（乾隆41年），中國人口規模大約為2.4億，（陳意新等，2003）還有人說為3億。康熙乾隆年間，中國的人口數量從佔世界人口22%，猛增到37%。康熙乾隆年間一百多年中，人口迅速膨脹，從一億猛曾到三億，到鴉片戰爭前，中國人口達到四億，佔世界人口的37%(見ANGUS MADDISON《世界經濟千年展望》)。康熙乾隆年間，中國開始了與西方的大量貿易。我國著名紅學家馮其庸曾列舉大量事實證明，康熙乾隆間中國大量的海外貿易的出現。中國經濟的總產品中有25%進入市場(見ROBERTS《簡明中國史》)到鴉片戰爭前，僅英國與中國鴉片貿易一項，就佔到英國當時國民收入的五分之一。中國從西方進口的，還有鐘錶，玻璃，西洋紡織品等等。但是這些東西可不是中國一般窮苦農民享用的。由於大量的海外貿易，這些進口洋貨成為中國封建上層階級的新需求。中國則以出口大量茶葉，絲綢，瓷器等來換取這些貴族階級的新需求。網上有一位署名「曹雪琴」的作者認為：在沒有新的生產技術來提高產量時候，唯一的辦法就是投入更多的人力勞動。而更多人力勞動，主要的只能來源於人口的增加，因為半夜雞叫之類的辦法是有限的。這才是中國人口在康乾年間超比例暴漲的根本原因。

1776年美國的制度建設

在現代經濟發展進程中，制度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一些新興國家甚至以制度建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比較優勢」，美國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獨立宣言》宣告，美國的創立者立志要制定「對公眾利益最有益、最必需的法律」。美國從一開始就有一項傳統，如果沒有什麼既定的法律限制你不能做什麼事，你就可以做，直到頒布法律不允許你再做。而在很多其他國家，恰恰相反，你做任何事都需要政府頒發執照，這和美國有很大的不同。美國憲法的立法宗旨是給予政府足夠的權力，讓其正常發揮功能，但又不給它太多的權力，以免其濫用職權。

關於制度建設問題，馬克思也有他的論述，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有一句至理名言，「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偉大的博弈》的作者戈登認為：美國經濟，包括資本市場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在於：美國是一個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在這樣一個經濟體中，人們能夠自由地謀求他們自己的利益。美國相對其他國家來說更為成功的原因之一，還在於它是一個完全嶄新的國家。美國的憲法只存在了200多年，對美國人來說這已經是很長的時間了。美國這個國家沒有什麼歷史，早期的美國人都是歐洲移民，他們中大部分是英國人的後裔。他們飄洋過海，橫跨 3000 英里的大西洋——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艱苦的旅程，需要長達一個月的時間，有時甚至兩個月。但這樣一個漫長的旅途也使他們有機會在途中拋棄掉很多文化垃圾——傳統文化的垃圾，而在新大陸開始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因為美國是一個嶄新的國家，所以它不像歐洲其他國家那樣存在很多阻礙經濟自由發展的壁壘。例如在舊王朝的法國，有無數的特權規定，國王和貴族可以肆意對城鎮徵收賦稅，一袋貨物從馬賽運送到里昂的路上會被徵收 53 種之多的稅賦。而美國卻完全不同，商品可以自由地流通。我認為這是美國經濟起飛的秘密所在。這也是後來其他國家試圖效仿美國的地方，他們努力減少貿易壁壘，包括各種權力中心，讓商品自由流通。在有些國家，這些自由貿易的壁壘以革命的方式被消滅掉的，在另一些國家，則是以相對和平的方式消除的。即使今天的美國也不是盡善盡美的自由經濟，過於龐大的政府在 GNP 中佔到 20%，而在 1929 年這個比例只有3%。

打破西方技術進步與中國人口膨脹的悖論

在前面，筆者提到，在過去200多年，中國實際上存在著一個「以人口替代/彌補技術落後」的增長模式。由於技術進步緩慢，就應用大量的廉價勞動力。由於可以利用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就忽視技術進步，廉價勞動力是沒有充分人權保障的群體，因此，這種模式助長強權政治，忽略基本人權，是違反人性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在230年前，在世界經濟現代化啟動的前夕，中國仍然是世界財富的中心，也是世界經濟的兩個中心之一，另一個是崛起的歐洲。當工業革命悄悄改變歐洲經濟體系的時候，中國還沉睡在「中央之國」的迷夢裡。中國經濟現代化起步比先行國家晚了100年，探索和調整又花去100年，直到20世紀後期才走上經濟現代化的理性軌道。

1840年以來到1949年的100餘年，由於落後，中國一直在挨打，由於長期挨打，中國經濟越來越落後。按照西方經濟學的統計，中國人均GDP從1820年的$600(按1990年國際貨幣計算，即1990年的實際購買力PPP)，下降到1949年的$430（麥迪遜《世界經濟》）。這連續一百多年的下降，是全世界當時所僅有的。按人均GDP，中國1949年是全世界最窮的地方。而中國的人口佔世界的比例，也從鴉片戰爭前佔世界37%，下降到1949年的不足22%。

進入21世紀，由於自主知識產權的匱乏以及技術裝備的落後，中國的出口商品構成並不合理。從長期來看，隨著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加入到全球產業鏈的低端，中國依靠拼人力資源優勢——用對「廉價勞動力」的殘酷剝削來實現佔領出口市場的戰略，在遭遇強烈的反傾銷訴訟之後很快就會走進死胡同。制度短板正在令中國感到極度的尷尬與困惑，因此，中國最後還得回到鼓勵自由思考、促進技術進步和尊重知識產權的正道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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