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研究中的質性分析

質性分析是無處不在卻備受忽視的方法。質性分析對於國際關係研究和社會科學各門學科都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一點在加里·金、羅伯特·基歐漢和悉尼·維巴合著的名著《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中有詳細的論述。然而，國內國際關係學界對於質性分析的討論相對缺乏。

一方面，產生這種狀態的原因可能是受到西方特別是美國學者的影響，但凡非實證的方法如描述、歷史等通常都被認為不是方法，或者說屬於沒有方法論；另一方面，質性研究包含一個多元、綜合、豐富多彩的研究領域，不可能進行任何形式的概括和分類。正如質性研究的重要倡導者丹曾和林肯一再強調，只要為了滿足自己的研究目的，質性研究者可以使用任何方法對研究結果進行解釋和說明。

從文獻搜索結果來看，社會學和政治學等學科出版了質性分析方法專著，但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對質性分析的研究卻難覓蹤影。事實上，國際政治研究對象具有自身的特徵，社會科學各門學科中的質性分析方法並不能簡單地移植到國際關係研究中。

有鑒於此，本文試圖對質性分析進行宏觀的整體討論，通過梳理質性分析的演進過程，闡述詮釋學、比較案例分析、模糊集質性比較分析和過程追蹤等各種具有代表性的質性分析方法，歸納各類方法的產生背景、演進關係以及特徵。

質性分析內涵的辨析

質性分析是什麼，范·邁寧的觀點可能最具代表性：質性分析是一把大傘。它的範圍是如此寬泛，幾乎所有的研究方法都可以放到這把大傘下面。沃爾庫特詳細列舉了質性分析包含的２７種具體的研究方法。質性方法是這樣一種方法，以至於所有的人都在談論它，但無人能精確說出該方法的內涵。由此可見，學術界對質性分析的定義和內涵並沒有取得統一的認識。本部分在辨析質性分析內涵的基礎上梳理歸納國際關係質性分析方法的具體類型和發展歷程。

１翻譯的迷霧對於質性分析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這一術語，國內存在４種不同的譯法：

（１）定性研究。早期的社會科學領域學者習慣使用這一譯法，主要指代有別於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２）質的研究。以陳向明為代表的教育學領域學者在早期研究時傾向於這一種譯法。選擇質的研究這個譯名，主要是考慮到與量的研究相對應。（３）質性研究。

應該說，這一譯法更為通行。在中文中質性研究中性的意思比較含糊，似乎有一種推而廣之的意味。在重慶大學出版的一套「萬卷方法」叢書中，最早出版的曼·鄧津主編的《定性研究手冊》仍用定性研究譯法，但後期出版的涉及該譯名的近１０本書都使用質性研究的表述，包括陳向明主編的《質性研究：反思與評論》一書。（４）質化研究或定質研究。這主要出現在台灣和香港學者的研究論文中。

香港浸會大學高敬文把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譯為質化研究；北京大學高一虹也曾在研討會上發表過題為《從量化到質化：方法範式的挑戰》的論文。總體來看，使用該術語的學者和論著比較少。

２.質性分析內涵既有解讀和評判

社會科學界對質性分析這一術語定義存在分歧，不同學科對質性分析的內涵理解也不盡相同。根據麥克斯韋爾、庫賓、丹曾、林肯、博戈丹等人的觀點，質性分析具有一些共性的特點，主要包括對事件意義的「解釋性理解」、自然主義的探究傳統、使用歸納法、重視研究關係等。陳向明在其專著中給質性分析也下過定義：質性分析是以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採用多種資料收集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研究，使用歸納分析資料和形成理論，通過與研究對象互動對其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從已有研究來看，對質性分析內涵的界定十分抽象，研究者並沒有給出清晰的圖景。

約翰·格林認為，在研究設計上質性研究必然藉助於案例方法，而運用案例方法作為研究設計時，性質上並沒有脫離質性研究的範疇，兩者不易截然區分。因此，質性研究從範疇上講等同於案例研究。高奇琦也把質性分析方法隱含等同於個案研究和比較案例研究。事實上，這種界定方式犯了簡單化的錯誤，忽視了大量需要研究者參與的實踐性研究方法，如田野調查和訪談等。

拉金等人通過與定量研究對比來界定質性分析的本質，認為定量研究是大量案例研究，而質性研究則是少量案例研究。因為定量研究中的變數都比較具體，操作性強，而質性分析中的變數缺乏單一、清晰的度量標準，需要耗費大量時間進行度量，不易進行大量案例分析。因此，案例數量多寡可以作為界定質性分析的標準。從形式上看，定量分析往往需要較多的案例，特別是在統計回歸分析中，為了滿足模型估計統計檢驗的條件，樣本最小容量要在３０個以上。

但是在具體的研究實踐中，定量分析也經常處理小樣本數據，特別是在非參數檢驗時。同樣，質性分析也能處理大樣本數據。近年來在美國興起的多值集（ｍｖＱＣＡ）和模糊集質性比較分析（ｍｓＱＣＡ）方法，處理的樣本數量能達到３０～５０個，超過許多定量分析所處理的案例數。因此，以案例數量多寡作為區分質性和定量分析的標準並不科學。

中國學者耿曙、陳瑋等認為可以從變數的類型上來區分質性分析和定量研究。質性和定量研究的差別源於其所研究概念的不同，定量方法涉及的概念相對簡單清楚，容易精細度量。

反之，質性方法所處理的概念，通常屬於「多面概念」，各個層面的關係不易釐清，無法提出單一、清晰的度量標準。因此，質性方法一般處理「定類變數」，而定量方法起碼處理「定序變數」。概念的抽象和具體程度成為質性和定量研究的關鍵區別。然而，這並不符合實際。在定量方法的統計回歸分析中，常常需要處理自變數為虛擬變數的模型。

同時，二元Ｌｏｇｉｔ和Ｐｒｏｂｉｔ離散選擇模型也是國際關係定量研究的有力工具。因此，處理數據層次的差異並不是質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根本區別。隨著統計技術的發展，處理定類層次變數已成為國際關係定量研究的特色。

還有學者認為質性研究從形式上講是一種運用非統計學方法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研究者所處理的有關政治現象數據包括詞語、符號、圖片或其他非數字記錄。研究者運用這些數據，不僅要說明國際政治的事實是什麼，還要理解並解釋其社會意義。克雷斯韋爾還從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修辭傳統和方法論等５個角度剖析質性分析與統計分析的差異。由於統計分析方法的哲學基礎是實證主義，加之數學工具的引入，統計方法被國際關係學者認為是學科科學化的必然和必須。因此，質性分析和統計研究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傳統方法與科學方法、非實證方法與實證方法的差別。事實上，許多質性分析也堅持實證主義理念，典型代表就是比較案例分析。羅伯特·基歐漢等人在著名的ＫＫＶ理論中也認定：質性傳統與定量傳統之間的差別僅僅是風格和方法論上的不同，所依賴的邏輯都是相同的。

３.質性分析的類型梳理和演變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到目前為止很難用統一標準對質性分析內涵和範圍作出精確界定。林肯和丹曾指出，質性研究是一個跨學科、超學科甚至是反學科的研究領域。質性分析不是來自一種哲學、一個社會理論或一類研究傳統。它受到很多不同思潮、理論和方法的影響，起源於不同的學科。因此，通過提煉共同特徵對國際關係質性分析作出界定是困難的，但我們可以通過兩個途徑來認識國際關係質性分析的內涵。

首先，排除哪些方法不是質性分析。質性分析要滿足以下基本條件：（１）以推論為研究目的；（２）採用公開的程序；（３）非形式模型；（４）非大數據模擬。沒有滿足上述條件的一定不是質性分析。其次，我們可以通過梳理國際關係質性分析的發展歷程，進而列舉其所包含的具體方法來認識其內涵。

筆者認為，質性分析在國際關係研究中的演變歷程大致經歷了４次浪潮，每次浪潮中湧現的質性分析方法都是隨著國際關係理論發展、對象變遷和需求牽引而逐步完善起來的。第一次浪潮是傳統的質性分析方法，主要包括詮釋學和個案研究。詮釋的主要特點是對意義的解釋性理解。通俗地講，對同一個國際政治事件和文本，研究者根據自己的意識形態、文化和知識結構等進行解讀。第二次浪潮是發端於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的比較案例分析。行為主義革命後，探究因果規律成為國際關係研究的主題。比較案例分析成為探究因果效應的有效工具，主要包括密爾法、基於布爾代數的比較案例分析。第三波浪潮是質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結合，發展出基於清晰集和模糊集的質性比較分析方法。第四波浪潮是因果機制挖掘方法的興起，包括過程追蹤、時序分析和典型特徵等。

過去幾十年中，國際關係質性分析的內涵得到了極大的延拓，表現出一些總體性的特徵。

第一，哲學基礎更加多元化。現象學和建構主義等一直是國際關係質性分析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近年來，實證主義開始為質性分析所吸納，並且大有後來居上的態勢。實證和詮釋本處於一種水火不相容的對峙狀態，現在卻成為質性分析兩塊最主要的陣地，由原先的激烈對立關係演變為相互包容甚至融合的狀態。

第二，研究過程更加規範和高效。質性分析在闡釋問題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帶有主觀性，為了儘可能消除「解釋者偏見」的批評，質性分析也開始遵循嚴格的程序規則，以使結果更加客觀，結論更加可信。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質性研究強調程序的規範和格式，一項研究往往是從問題出發，然後綜述相關文獻和理論、建立假設命題、再收集數據進行檢驗。

二是質性分析與定量研究的融合。質性分析和定量研究曾是兩種尖銳對峙的方法。質性分析認為它自成一體，可以完成從形成概念到檢驗假設的全部研究過程。而在定量研究者看來，質性分析常常被看作是定量研究的前期準備工作。目前來看，質性分析嘗試引入定量研究中「信度」、「效度」、「代表性」概念，以消除主觀選擇性誤差。同樣，在定量研究中即使是基於海量數據挖掘，也只是發現相關關係，而不能發現因果關係。因果關係在認識論上有特定的要求，本質上是演繹性質而非歸納得出，因此需要定性分析的協助。

三是計算機軟體的應用。當前，質性分析已從個案或少量案例分析發展為多案例分析。當案例和變數的數量只有兩三個時，原因分析可以通過傳統的「頭腦風暴」來進行。但是，當案例數量有１０多個乃至幾十個時，僅僅用大腦的簡單邏輯推理很難進行原因分析。這就需要藉助計算機編碼和程序。在質性比較分析領域，拉金、尼爾·卡倫和阿倫·帕諾夫斯以及日本學者野愛郎都開發了相應的質性分析軟體。事實上，質性分析過程的數字化和計算機化已是一個不可逆轉的大趨勢。

第三，質性分析呈現搖擺性。質性分析從詮釋轉向實證、與定量分析相結合，在這裡並不是暗示說新的方法一定比經典的方法更具優越性。實際上，人類許多認知都是在兩種差異之間進行搖擺和平衡。在國際關係學科發端時，研究者可以「無師自通」地根據研究議題採取各種方法，導致詮釋學的崛起。隨著行為主義的興起，追求科學化成為質性分析的主導，鐘擺從詮釋擺向了實證。

然而，隨著國際關係學界對因果機制的關注，詮釋方法又凸顯其重要性。目前研究中已出現了一些結合兩者的努力，比如海倫·米爾納的《利益、制度與信息》和鄺元芳的《戰爭類比》都是代表性著作。

經典質性分析中的詮釋學取向

從學科創立伊始，詮釋學方法就在國際關係研究中發揮著主導性作用。現實主義和英國學派等主流國際關係理論主要採用歷史、思辨和哲理的方法，通過對權力、利益和國際社會等核心概念的解讀來闡述對國際政治的理解。詮釋研究是國際關係質性分析的起源和經典方法，形成了質性分析的第一波次浪潮。

詮釋學（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一詞源於希臘神話中赫耳墨斯（Ｈｅｒｍｅｓ）的名字，赫耳墨斯的使命是作為信使向人世間傳遞諸神的消息和指示。由於神與人之間使用不同語言，因此這種傳達不是簡單的重複，需要翻譯特別是要進行解釋。因此，詮釋學就是詮釋者對原先的文本進行理解、翻譯和解釋。在西方，隨著詮釋學的發展，產生了兩種不同的路徑：

一種是把文本視為某種外在於詮釋者的東西，強調必須把詮釋者與詮釋對象分開。按照這種理念進行詮釋，是假定在文本中存在一個不以理解主體的意志為轉移的作者原意，對文獻進行詮釋就是理解和解釋作者賦予文本的既定意義。在國際關係中，研究者需要對國際政治主體正式發布的文本，諸如宣言、聲明、講話和報告的涵義進行解讀，就屬於這一層面的研究。

第二種認為詮釋行為是主體對於客觀對象的不斷再造過程，詮釋者與詮釋對象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如此理解，文獻就不存在其自身本來的含義，文本的意義是由詮釋者建構出來的。

事實上，國際關係作為一門具有一定意識形態的學科，許多文本的解讀帶有強烈的個人或國家意志色彩。例如，在討論國家利益、國際秩序和國際制度等核心概念時，研究者對其內涵具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對國家正式發表的文本，例如領導人講話、政府聲明和組織章程，也因詮釋者所處立場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解讀。因此，詮釋學者研究國際政治的目的是試圖通過對國際行為體建構政治行動意義的考察來獲得對國際政治的理解。

詮釋學的另一個變種是個案研究。它是隨著詮釋學的發展而完善起來的。個案研究是對客觀世界某個具有典型特徵的事件進行實際描述和理論分析的方法。通過對某一個案麻雀式解剖，研究者了解國際政治事件的發生過程和細節，概括這一事件的特點和特徵，甚至可以依據個案構建國際關係中層理論。個案剖析往往依賴於研究者的意識形態和知識結構等主觀意志。

事實上，國際關係學科中許多名著都是以個案為研究方式的。美國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在《決策的本質：古巴導彈危機》一文中深入考察了美國總統、職能機構以及有關政治組織和團體在危機決策過程中的作用和影響，總結出美國在面臨危機時的３種決策模式，即理性行為體決策模式、組織程序決策模式和官僚政治決策模式。

詮釋學方法在國際關係質性分析第一波浪潮中佔據主導地位，一是與對國際關係理論的理解有關。現代哲學認為，一個理論體系內部包含兩個理論層面：一個是理論的核心部分，其中包括形而上的信念和元方法論等，它是不能為經驗事實所檢驗和證偽的；另一個是處於外圍層次的中層理論，它面對的是特殊的經驗和對象，但又是經過概括和提升的觀點和學說。

因此，理論可以分成兩個層次：宏觀理論和中層理論。在這一階段中，研究者重點構建了國際關係的宏觀理論，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等都是代表。國際關係宏觀理論旨在以概括方法闡釋廣泛的國際現象，它側重於建立一套概念體系和分類框架，其中每一個概念都用以指明國際社會的一種基本現象或情形，如權力、均勢、國際體系結構和國際機制等。它關注應該怎樣去認識這個世界、如何認識這個世界。詮釋學方法恰好契合了這種需求。二是整個學科發展規律的必然。托馬斯·庫恩在《科學的革命》一書中指出：各門學科發展都要經歷下列階段：前科學階段→科學革命階段→常規革命階段→新的常規科學階段……前科學階段的特點是存在著各種研究範式的相互競爭和相互批判。進入科學革命階段後就形成了被學術共同體奉為標準的一系列普遍性規則、方法、概念和理論。２０世紀五六十年代，國際關係學科正處於開創期，對國際關係研究的哲學基礎、分析單位和核心概念等都存在著較大的分歧。由於「可以在資源相對有限的情況下較為深入地考察案例」，研究者根據自身的知識體系和理解對國際事件進行描述和概括，詮釋方法成為國際關係研究者「無師自通」的方法之一。這種以個人認知、「非科學」為特徵的詮釋學方法正好滿足了這種現狀。在國際關係學科進入科學革命階段、常規革命階段後，研究者關注中層理論和研究方法更強調科學性、實證性和可重複性。綜觀當前主流的國際政治刊物，如《國際組織》、《美國政治科學評論》和《世界經濟與政治》等，都採用一種非常刻板、近乎迂腐的格式，不遵循這種格式就難以發表論文，③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詮釋學方法曾經的勃興以及在當下的式微。

實證轉向：行為主義影響下的質性分析

國際關係質性分析的第一次轉向發生在２０世紀６０年代，行為主義從自然科學和其他社會科學領域進入國際關係研究。該學派提倡實證的研究方法，主張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建立具有應用性的基本理論或純理論。隨著行為主義的引入，國際關係研究的目的不再強調對政治事件的描述、理解和闡釋，而是轉向探究國際政治事件之間的關係和規律（即因果效應），力圖對「範圍廣泛的國際社會現象作出系統性的解釋」。在這種背景下，尋找因果效應成為質性分析的核心任務，比較案例分析成為質性研究方法的「主打歌」。

比較案例分析仿效自然科學中實驗設計來挖掘因果關係。為了要確定Ａ是現象Ｘ發生的原因，就必須將Ａ從其他可能影響Ｘ發生的原因中剝離出來，通過案例比較的方法肯定或否定原先的結論。比較案例分析的典型方法是密爾（ＪｏｈｎＳｔｕａｒｔＭｉｌｌ）提出的４種建立變數間普遍性關係的法則：求同法、求異法、求同求異法和共變法。求同求異法是求同法和求異法的混合，在原理上三者具有相似性。共變法更像一種定量的歸納推理方法，在小樣本分析中往往很難操作。因此，密爾法主要是求同法和求異法。

密爾法在應用中對被控制變數的條件比較苛刻。１９７０年亞當·普沃斯基和亨利·圖納在求同法和求異法的基礎上提出了「最具相似性系統」和「最具差異性系統」的比較案例分析設計，通過放寬條件大大增加了其在國際關係中的應用性。

最具相似性系統設計來自求同法，力圖在相似的國家中發現它們的重要差異點，並用這些差異來解釋所觀察到的國際政治結果。最具差異性系統演化自求異法，其核心意義在於排除那些看似可能卻無關的原因。最具相似性系統和最具差異性系統具有邏輯上的簡潔之美，力圖實現對國際政治現實的單因解釋。同時，這也是自然科學理論的標準模型在國際關係研究中的完美應用。這種單因解釋在自然科學中可以獲得較好的滿足，但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卻面臨著困境：

一是因果關係的簡約化。人類的社會活動充滿隨機性，影響國際政治現象的因素繁多，往往缺乏一個主導性的原因，結果是多種原因的組合而導致。拉金在《比較分析：在質性和定量策略之外》一書中提出了多重並發原因的概念，討論了原因的複雜性。

拉金指出：社會現象之所以複雜並難以解釋，不是因為有太多影響社會現象發生的變數，而是因為不同的與原因相關的條件共同結合併以某一方式產生一個特定的結果。由最具相似性系統和最具差異性系統得出的因果關係往往是單因單果，會遺漏一些重要的解釋變數。

二是選擇性偏差。選擇性偏差是指為了證明原因與結論之間的關係，選擇僅有幾個恰恰能證明因果關係的案例，對那些反面案例視而不見。這就沒有從最大概率上保證選擇的案例。為了追求現象的原因解釋，研究人員信手拈來案例，隨意性極強，非常容易落在選擇性偏差的陷阱里。

三是理論與政策之間未能相得益彰。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大量文獻表明國際關係學術理論與政策實踐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鴻溝產生的關鍵是「被缺損的變數要麼導致其理論預測不準確，要麼導致對其他要素的偏見推理」。其潛含義是國際政治現象的發生不應是某個因素導致的，而應當是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針對這一問題，國際關係研究者引入布爾代數中邏輯真值表，形成比較案例分析的布爾法。它能有效地探究國際政治現象發生的充分條件和必要條件，同時對現象進行多變數分析和聯合分析。

邏輯真值表分別以「且」「或」「否」進行各個條件變數的聯結。３個聯結符既可以反映現象發生或不發生的多種條件，同時還可以從中看出，多種條件出現或不出現之間的組合關係，是如何導致某一現象發生或不發生的。例如，我們在研究歷史遺產對原蘇東國家民主轉型的影響時，發現這些國家是否有獨立國家的經歷、是否有實行民主的經歷、是否為蘇聯的加盟共和國是影響民主轉型的重要因素。

但是，其中任何一個單獨的原因都不能導致國家的民主轉型，而當某個國家同時滿足多個條件的組合時（如獨立國家經歷、實行民主經歷、非蘇聯加盟共和國等因素同時發生），則這個國家就會發生民主轉型。布爾法的優勢在於它可容納解釋變數的構建和組合。因此，它可以進行多變數的比較案例分析，廣泛應用於探索結果發生的多個變數組合。布爾法的具體邏輯可參見表１。

由表１可知，原因１和２都不是結果的原因，「原因１·原因２」和「原因１＋原因２」也不是。但是，原因１·與「－原因２」共同發生時，結果就會發生。這樣通過布爾代數中的「且」把結果發生的原因找出來了。同樣，當原因３、原因４、原因５共同發生時，結果也發生了。因此，結果發生的真實原因應當是「原因１·－原因２」或「原因３·原因４·原因５」。由此可見，布爾法通過多個案例的比較，挖掘了現象發生的原因組合。

近年來，布爾法的進展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用「瑣細的必要條件」來排除那些看似相關但缺乏因果意義的原因。瑣細的必要原因是指那些在所有的案例中都存在，但對因變數的變化卻沒有產生實質性影響的原因。例如，地球引力就是瑣細的必要條件，因為在任何戰爭的案例中，地球引力都是存在的。事實上，引力這一變數對解釋戰爭發生的原因沒有任何作用力。判斷瑣細的必要條件的方法就是看自變數是否有所變異。第二，發展出概率性的原因分析。斯坦利·利博森認為，密爾法、布爾法都暗含了決定主義的解釋，而在現實中，許多解釋變數都無法被看作是結果發生的完全條件。因此，需要從概率的視角來判斷原因與結果之間的關係。第三，簡化原因陳述。布爾法的原因陳述基於「且」、「或」、「非」這３個聯結符的不同組合，這會導致複雜且冗長的原因陳述。如果原因陳述過於冗長，研究者不容易看清結果發生的邏輯。因此，需要發展一些邏輯工具來簡化數據，主要有３種方法，即最小化、蘊含式和因子分解。

總之，質性分析的實證轉向是國際關係學科科學化的產物。科學行為主義反對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所推崇的歷史和哲理等規範分析方法，提倡實證的、實驗的研究方法，力求使國際關係研究更加清晰化和科學化。在行為主義影響下，「挖掘國際政治現象、事件」之間的關係成為國際關係研究的主要任務。脫胎於自然科學的比較案例分析契合了這種趨勢。它有助於總結國際事件的一般性規律，探究現象與現象之間的因果關係。同時，案例選擇的靈活性強，只要有兩個或幾個案例就可以進行比較分析，從而探究現象發生的背後原因。不過，也應該看到比較案例分析存在一定的弱點：第一，由於不能絕對控制變數，因此藉助比較分析發現的結果只具有相對意義而不是絕對意義上的共性，這也是國際關係研究科學性落後於自然科學的主要原因。第二，分析結果仍帶有一定的主觀色彩。這種主觀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案例選擇的主觀性。比較研究的案例由研究者主觀選擇，而不是隨機挑選，分析結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研究者主觀因素的影響。二是原因分析的主觀性。在進行案例比較前，首先需要通過詮釋方法分析導致結果發生的可能原因。在探尋這些原因時，研究者的主觀性就體現出來了。

科學化的發軔：質性分析與定量研究的融合

質性分析和定量研究曾是涇渭分明的兩種研究方法。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無論是美國還是國內國際關係學界，定量研究的論文呈現出井噴狀態。在這種背景下，質性分析開始與定量研究相融合，主要體現在模糊數學與布爾法相結合，構建了模糊集質性比較分析方法（ｆｓＱＣＡ）。ｆｓＱＣＡ的興起主要基於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超越變數簡單二分法的需要。布爾法中條件變數和結果變數只能作出簡單的二元劃分，即變數的賦值只能為「是」或「否」。例如，對國家面臨的外在威脅進行度量時，要麼面臨威脅，要麼沒有面臨威脅，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大多數案例中的自變數和因變數取值可能介於這兩者中間。

第二，超越決定論的驅動。根據布爾法，只要有一個案例否定條件變數與結果變數之間的關係，就可判定條件變數與結果變數之間不存在相關關係。事實上，國際政治現象是複雜的，條件變數僅是在一定概率上導致結果的發生。

第三，自然科學總體發展趨勢的影響。２０世紀前，科學理論強調簡單性原則，牛頓力學是這種原則的最好體現。但是，自量子力學發展起來後，物理學進入概率話語體系，任何一個物理現象的發生都不是絕對的，它都是在一定的概率意義上存在。這意味著傳統上認定的因果決定論很難成立。量子力學對經典物理結論的動搖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都產生了重要影響。這種影響在國際關係研究層面表現為對因果效應的批判，認為國際政治現象之間並不存在絕對的因果決定關係。

針對國際政治現象間關係的非確定性，ｆｓＱＣＡ從概率的視角來處理自變數與因變數之間的關係，從而達到精確探究變數間關係的目的。基於模糊集合的質性比較分析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獲得各個案例中條件變數和結果變數的隸屬數值，主要是通過賦值和校準這兩個步驟來完成。遺憾的是，國際關係研究者很難像度量質量和距離那樣對國際關係研究中的變數進行衡量。目前，史密生等人提出了形式化解釋、概論化解釋、決策理論和公理測量理論等４種具體精確的可操作性方法。每種方法都存在著一定的缺陷，需要根據具體研究問題作出相應的選擇。

其次，對各個條件變數是否是結果的必要條件進行檢測，主要涉及必要條件吻合係數和吻合度的計算。吻合係數是針對每個案例中自變數與因變數關係而言的。用集合語言表示吻合係數的計算公式是：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ｍｉｎ（ｘ，ｙ）／ｙ。如果吻合係數大於０.７５這一閥值，則可認為在此案例中條件變數是結果變數的必要條件。吻合度從所有案例的角度來判斷自變數是否是因變數的必要條件。根據拉金的解釋，必要條件吻合度可以進行０.１的調整，閾值通常設置為０.９，即如果結果變數９０%以上隸屬於某個條件變數，那麼這個條件變數就是結果變數的必要條件。例如，考察２０個案例，分別計算每個案例中的吻合係數。如果２０個案例中有１８個案例的吻合係數大於０.７５，即在１８個案例中條件變數是結果變數的必要條件，那麼從案例總體來看，條件變數與結果變數之間的吻合度為１８／２０＝０.９，達到設定標準，該條件變數是結果變數的必要條件。

再次，對各個非必要條件的變數進行組合，檢驗這些組合對結果的覆蓋率，進而用條件組合來分析結果解釋力的大小。該過程的目的是對達不到必要條件閾值的條件變數進行組合，分析這些組合對結果變數的充分性。這主要是通過覆蓋率這個係數反映出來，涉及模糊真值計算和覆蓋率計算。計算模糊真值的核心在於判斷在每個案例中某個條件變數對結果變數充分條件的吻合係數。如果ｘ是ｙ的充分條件，在集合上表示為條件變數的隸屬數值小於結果變數的隸屬度數值。計算公式表示為：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ｍｉｎ（ｘ、ｙ）／ｘ。一般將該閾值設置為０.７５，將小於０.７５的條件變數編碼為０，其餘的則為１。對所有案例的模糊真值計算完畢後，就形成了模糊真值表。利用真值來計算條件組合的覆蓋率，從而判斷條件變數的組合在多大程度上解釋因變數。

通過引入模糊數學，ｆｓＱＣＡ幾乎可以有效地處理「所有」案例。與布爾法相比，ｆｓＱＣＡ的定量特徵更為明顯。拉金認為，布爾法的「１」和「０」只是定性的評估，實際代表「存在」還是「不存在」。但ｆｓＱＣＡ引入隸屬度數則是定量的評估。目前，一些前沿研究更是將ｆｓＱＣＡ與數理統計分析放在一起進行綜合評估。如果導致某一現象發生的原因可以歸結為ＡＢＣＤ，在ｆｓＱＣＡ分析中，ＡＢＣＤ這４個條件發生的先後順序對結果不會產生影響。但是，在現實中不同的發生順序可能對結果造成本質性的影響。里霍克斯和拉金也關注到這個問題，並對原先的方法作了簡要的改造以試圖解決上述問題，其核心思想就是把事件出現的先後順序納入條件組合中，具體來說就是用「—」來表示事件出現的先後順序。例如，Ａ—Ｂ—Ｃ表示條件變數出現的順序為ＡＢＣ。而Ａ—Ｃ—Ｂ表示條件變數出現的順序為ＡＣＢ。這樣，ＡＢＣ和ＡＣＢ表示為兩個不同的條件變數組合。除此之外，其他的所有操作原理等同於原來的ｆｓＱＣＡ的程序。引入時序的ｆｓＱＣＡ存在的最大缺陷是條件組合的數量會隨著條件變數增多而呈現指數級增長。如果條件變數是５個的話，傳統的ｆｓＱＣＡ方式只需要處理２５＝３２個條件組合，而考慮時序的ｆｓＱＣＡ由於在條件組合中需要考慮條件變數的順序，則會產生５！×２５＝３８４０個條件組合，由此引申出來的問題就是缺乏足夠數量的案例來進行驗證。針對這一問題，卡倫和帕諾夫斯指出可以通過考察案例內部的內容，預先排除一些無用的條件組合和不相關的時間序列。其實，從時間序列問題產生的機制來看，可以藉助於計量經濟學中多重共線性技術來判斷條件變數間的時序是否對結果有影響。如果Ａ—Ｂ和Ｂ—Ａ的不同時序組合產生不同的結果，則本質在於Ａ作用於Ｂ和Ｂ作用於Ａ所產生的效應不同。因此，只需要判斷兩個條件變數間是否有多重共線性即可確定條件變數組合是否有時序效應。通過計算條件變數間的相關係數，就可以判斷變數間是否存在多重共線性。如果條件變數間存在多重共線性，進而再考慮時間序列的影響。

因果機制的「崛起」與質性分析

基於單因和多因的比較案例方法成為質性分析科學化的重要標識，它是探究因果效應的主要工具，也是構建和檢驗理論的重要手段。１９７９年，華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中振聾發聵地指出：理論不是規律（因果效應），而是對規律的解釋。一個完整的國際關係理論應當包含概念、變數、變數與變數之間的關係，以及說明該關係的因果機制或理由。①自此，國際關係研究者越來越傾向於從因果機制的角度來探究因果效應。近１０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提出國際關係理論建設也應該尋找因果機制，並且要尋找具有普遍意義的因果機制。②安德魯·阿博特稱之為一場「靜悄悄的認識革命」。③在探究因果機制方面，以過程追蹤為代表的深度小樣本案例研究具有明顯的優勢，形成了因果機制質性分析方法，成為國際關係質性分析的又一高地。

１.因果機制質性分析復興的背景

以過程追蹤為代表的因果機制質性分析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崛起主要基於以下重要的前提：第一，對國際關係理論內涵理解的深化。華爾茲最早指出符合科學意義的國際關係理論應當不是規律，而是對規律的解釋（因果機制）。基歐漢指出，因果效應和因果機制是一個好理論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以往的詮釋法和比較案例分析等質性分析側重於對因果效應的探索。而因果機制是闡述因果效應發生原因，解釋自變數是如何導致因變數的過程。這與因果效應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範疇，需要探索新的研究方法。第二，因果機制在國際關係研究中重要性的凸顯。在國際關係學科發展過程中，因果機制並沒有受到特別關注，原因主要是對因果機制內涵理解產生了偏差。以休謨為代表的黑箱論認為因果機制就像黑匣子里的齒輪和傳動部件，只能猜測裡面的運作情況，人類感官永遠不能發現。還有研究者認為因果機制是文化規範和認知情感等建構起來的對因果效應的解釋。這種解釋帶有個人的情感和意識形態，減弱了國際關係研究的科學性。進入２１世紀以來，因果機制在國際關係研究中的地位才得以確立。一是有助於處理與以變數關係為導向的研究路徑之間的關係。大樣本統計技術和比較案例分析已成為探究因果效應的基礎，但由此卻會帶來因果關係簡約化和內生性問題。因果機制通過時間序列上的關鍵事件、過程或者決策將條件變數與結果變數聯繫起來，很容易辨析因和果的方向和路徑，較好地解決了因果關係的內生性和對稱性問題。二是有利於降低層次，探究原因與結果之間的過程和環節，從而打開黑箱，增強解釋力，從微觀層面釐清因果效應的產生機制。三是有助於發揮研究者的能動創造性。因果效應是長期通過對資料和現象的觀察而建立起來的歸納概括。但是，因果機制卻不可能通過佔有和閱讀資料這些簡單勞動得出，它需要抽象、靈感甚至是頓悟來獲得，是在因果效應基礎上「創造性地」創建起來的。⑤由此可見，因果機制是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增強解釋力的重要環節，隨之產生的問題就是探索挖掘因果機制的方法。

２.因果機制質性分析方法的類型

在諸多挖掘因果機制的途徑中，定量分析方法出現了「失語」，質性分析成為展現「機制鏈條」的成熟方法，擔當起挖掘因果機制的重任，具體呈現為以下３條分支。

（１）過程追蹤法。

過程追蹤是一種試圖接近隱藏在現象背後的機制或微觀基礎的方法，或者是「確定原因與結果之間因果過程———因果鏈或因果機制———的方法」。通常的做法是將連接原因和結果的因果聯繫的中間環節分解成更小的步驟，然後尋找每一個環節在個案中的可觀測的證據。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過程追蹤主要分為３個步驟：（１）追蹤和回溯整個案例發生的過程；（２）找出導致事件發展和轉向的重要環節；（３）對重要環節進行抽象化和概念化，從而得出更小的相關關係或因果關係。舉例來說，傑克·古德斯通在探究人口增長將會導致農業官僚制國家革命的因果機制時，仔細地探索了與這個因果邏輯關聯的歷史過程，發現人口增長導致經濟通脹，並形成對國家的財政壓力，而國家應對財政壓力的失誤則導致社會運動或革命的產生。因此，在條件變數（人口增長）與結果變化（社會革命）這一因果效應之間存在著一根鏈條，這就完成了因果機制的挖掘。對過程追蹤最大的質疑在於因果效應之間的因果鏈是客觀的，還是由研究者的主觀能動性創造出來的。一種觀點認為，過程追蹤就是通過降低層次和縮短時滯，推出儘可能多的可供觀察的中間步驟，從而達到找出原因和結果之間環節和鏈條的目的。因此，原因與結果之間細分的因果鏈也是客觀的、可以檢驗的。另一種觀點認為，過程追蹤本質上是通過考察個案，使研究者對發生的因果效應賦予文化意義的定義和解釋。

（２）時序分析法。

時序分析主要是通過對某一歷史事件的詳細追溯挖掘原因作用於結果的中間機制。時序分析的使用者注意觀察各個事件在歷史中的位置、持續時間和先後順序，并力圖發現這些因素對特定結果的影響。時序分析的典型例子是古德斯通對英國工業革命的分析。工業革命並不是有意發動的，而是一系列小事件引發的。英國擁有豐富的煤炭資源，同時氣候寒冷，這使得英國不得不依賴煤作為取暖來源。英國礦工在挖深層煤時遇到積水問題。托馬斯·紐科門發明第一台蒸汽機希望解決煤礦中的積水問題。在此基礎上，瓦特改進了蒸汽機，這使獲得更為廉價的煤炭和鋼鐵成為可能，這些又為鐵路運輸、船運、紡織業和金屬工具業奠定了基礎。同時，這些工業的發展又導致流通商品價格和運輸成本的下降，這又使得全國甚至世界性的商品生產成為可能。

為了說明從初始到結果發生的機制，時序分析者提出了初始條件（ｉｎｉｔｉ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路徑依賴（ｐａｔｈ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偶發事件（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ｅｖｅｎｔ）、關鍵節點（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ｊｕｎｃｔｕｒｅ）和自我加強（ｓｅｌｆ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等重要分析概念。

初始條件一般是偶然的。從該初始條件出發，可以導致不同的結果。偶發事件是歷史過程中一次意外，但是這次意外卻會觸發一系列的歷史事件。在上例中，紐科門發明蒸汽機抽水就是偶發事件，他的本意並不是開啟工業革命，然而他的發明卻導致了其他一系列重要工業革命事件的發生。關鍵節點（或關鍵時刻）是時序分析中最核心的概念，它決定了路徑依賴的生成和結果的最終發生。關鍵節點一旦形成，就會對後續的歷史發生持續的影響。

關鍵節點發生後，社會將從中得益，便會積極地發展它，主動地適應它，結果又創造了與這一歷史事件相配套的其他新的技術、制度和產品等歷史事件，從而產生歷史事件的「自我強化機制」，隨後歷史將沿著不可重複的道路發展下去。這意味著歷史將沿著這一軌跡開始發展，改變歷史發展道路的成本非常高。

根據上文時序分析所利用的概念可以將英國工業革命發生的過程更加清晰地加以分析：初始條件（資源、氣候和地緣條件）＋偶發事件（紐科門發明蒸汽機抽水）→關鍵節點（瓦特改進蒸汽機）→之後就是自我加強和鎖定機制（工業發展和商品價格下降）。

由此可見，通過路徑依賴和關鍵節點等核心概念的聯結，結果的生成機制就得到了比較清晰的闡述。

（３）典型特徵法。

典型特徵法著眼於橫向角度，通過比較多個案例，找出諸多案例中由因及果的過程中所發生的重大事件，再利用理性思維抽象出這些重大事件的共同特徵，進而從理論上挖掘因果機制。

舉例來說，在探索霸權導致穩定這一規律的因果機制時，仔細對比美國、英國和荷蘭３個霸權體系，發現每個霸權國為了維護體系穩定都曾構建相應的國際規則：布雷頓森林體系、金本位制和航海秩序等。

霸權國提供的這些國際規則的典型特徵是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費上的非競爭性，其他國家行為體都可採取搭便車戰略來獲取國家利益。這些規則可以用國際公共產品來歸納和抽象。因此，在霸權與穩定之間的因果鏈可以表示為霸權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國際公共產品有利於保持國際社會的穩定與和平。

從上例中可以看出，典型特徵法挖掘因果機制主要包括３個步驟：（１）找出符合因果效應的多個案例；（２）列舉條件變數導致結果變數的重大事件或事實；（３）通過對比，抽象出案例中重大事件的普遍意義或本質特徵。這實際上是經歷了認識上的一個飛躍，這一過程要依靠猜測、想像、洞察和思辨，而並非是靠歸納完成的。

３.因果機制質性分析的特徵

過程追蹤等方法是最近１０多年來才發展出來的質性分析方法，這一階段質性分析呈現以下兩個特徵。

一是多元性。從上文敘述可知，因果機制的探究是為了找出條件變數與結果變數之間的環節和過程，其核心在於給出原因與結果之間合乎邏輯的因果鏈條，說明自變數為什麼導致因變數。

從本質來看，因果機制是具體化後的因果效應，只是這種因果效應降低了解釋的分析層次，從宏觀抽象的層次降到微觀具體的層次。比較案例分析、路徑分析乃至定量研究都是探索因果效應的有效途徑。因此，該階段的質性分析呈現多元性特徵，是以往多種方法的綜合和融合。

二是主觀性。因果機制質性分析也呈現強烈的主觀性，主要表現在以下３個層面：

第一，因果機制是關於自變數為什麼會導致因變數的解釋，這種解釋往往有許多種。正如埃爾斯特所言，假設因果效應的形式為「如果Ａ，則Ｂ」，那麼與之相對應的因果機制的形式應當是「如果Ａ，則可能是Ａ→Ｂ１，Ｂ２……→Ｂ」，也可能是Ａ→Ａ１，Ａ２……→Ｂ。

儘管從宏觀上看，Ａ與Ｂ之間存在關聯，但是這種關聯是如何產生的，即因果機制是怎麼樣的卻會有不同的理解。

第二，從過程追蹤的步驟可以看出，原因與結果中間環節的具體鏈條上的概念往往是創造出來的，需要發揮研究者的主觀能動性。

第三，因果機制是用更微觀、更具體的因果效應來解釋宏觀的、抽象的因果效應。因果效應與因果機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機制由一系列鏈條組成，每個鏈條仍是一個規律。那麼，對因果機制的挖掘到底應在哪裡停下來呢？這需要根據研究目的和要求，充分發揮研究者的主觀能動性。

結語

質性分析方法是隨著國際關係學科發展而不斷完善的。在國際關係學科發軔時，研究者藉助詮釋學方法構建了國際政治的核心概念和理論體系，個案研究成為檢驗理論的重要方法。行為主義革命後，探究因果關係和規律成為研究的核心任務，比較案例分析特別是布爾代數的引入成為實現上述目標的有力工具。結構現實主義界定了科學意義的國際關係理論內涵，過程追蹤和時序分析等質性分析方法成為挖掘因果機制的得力助手。最近，質性分析出現了與定量研究相融合的趨勢，這使得質性分析處理的案例更加多樣和寬泛。從演變史可以看出，國際關係質性研究方法的發展與國際關係研究的轉向密切相關。隨著國際關係研究方向、議題和任務的拓展，質性分析內涵必將更加豐富。同時，在社會學、人類學和政治學等其他社會科學中，質性分析的方法也更加多樣和繁富，通過適當的移植，將有利於國際關係質性分析的發展和壯大。

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