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獨立路－李光耀回憶錄》(下)李光耀(1998)
風雨獨立路
李光耀回憶錄(1998)
Lee Kuan Yew : hard truths to keep Singapore going：1923-1965）
作者：李光耀(1923-2015)
第16章： 語文教育的爭鬥
第17章： 憲制會談始末
第18章： 一九五九年大選
第19章： 組織新政府
第20章： 邁出第一步
第21章： 大馬來西亞
第22章： 揭開鬥爭的內幕
第23章： 社陣慌了手腳
第24章： 合幷風雲
第25章： 風塵僕僕游說忙
第26章： 全民投票
第27章： 攤牌決勝敗
第28章： 東姑要把我甩掉
第29章： 冷藏與最後談判
第30章： 訪選區馬不停蹄
第十六章 語文教育的爭鬥
我必須採取一個立場，使共産黨人不能責駡我是個沒有文化的中國佬。如果我在這個課題上走錯一步，就會敗在他們手裏。如果他們能夠證明我喜歡以英語而不是華語作爲學校主要的教學媒介語，那麽，我就不可能使說華語或方言的社群恢復對我的尊敬和支持。
我跟共産黨統一戰綫一同工作開始經歷一場火的洗禮。林清祥、方水雙等共産分子仍然認爲同警察以至同政府衝突，是提高民衆的革命熱情，激起民衆更多仇恨的方法。我不能肯定他們是否知道，這麽一來，人民行動黨必定會被封禁，而共産黨領導的激進工會也會被鎮壓。有時，林清祥和方水雙似乎聽取我的意見，只採取憲制鬥爭的方法，跟資方展開長時間的談判，同時進行消極的抵抗，避免發生流血事件。然而他們的傳統和背景跟我大不相同，在他們心目中，一定有不同的鬥爭模式。
不管真相如何，我的處境異常困難。雖然我不能也不會替他們辯護，但我也不能譴責他們，否則我們的統一戰綫就要分裂。我面對極大的壓力。首席部長於
接著講話的是約翰·伊德。他是個外來白人，以進步黨候選人的身份贏得東陵區議席。由於當時的政治氣候是反對白人，他起來講話反而使我更容易應付。我在他講完後馬上站起來說，我覺得高興的是，我要答復的是兩個英國人的質詢。要是馬紹爾的話，"他會更加小心地推敲每一個宇，而且會更加謹慎從事，更加瞭解當時形勢的艱難和危險，也會更加瞭解人民的希望、恐懼和抱負……
"我們到這裡來，幷不是以囚犯的身份面對指控，或是以囚犯的身份對所犯下的罪行負責。"我繼續以違抗的口吻說道："我是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到這裡來，因此，我將以人民代表的身份講話。"我重申人民行動黨的立場："我們是要以非暴力的方法摧毀殖民制度。我們發誓不採用暴力……我們不準備替殖民制度戰鬥，延長它的存在，或使它永遠存在。但是只要把權力交還給我們，我們就會同威脅到一個獨立、民主和非共的馬來亞的生存的共産黨人或任何其他勢力搏鬥。"
在暴亂發生之前，我向《悉尼每日鏡報》的通訊員解釋了人民行動黨溫和派面對的問題。根據《海峽時報》的報道，我說："在新加坡，無論誰想獲得說華語或方言的民衆的支持，可不能採取反共的立場。這裡的華人爲中國感到異常自豪。如果要我在殖民主義和共産主義之間作出抉擇，我會投票支持共産主義，絕大多數華人也會這麽做。"我是希望爭取到足夠的華人，同我們一起投票反對共産黨，支持獨立和民主。然而在我內心深處，我知道只要共産黨中國的成功繼續鼓舞著他們，這個目標就不容易達到。
馬紹爾的預言
由於我在發言過程中贊揚過馬紹爾，因此他講起話來再度顯得搖擺不定，連他的支持者也給搞糊塗了。他說了以下幾句話，使人民行動黨不致信譽掃地。他說："人民行動黨裏有好些負責任、正派和誠實的人。如果他們能清除黨內的共産分子和同路人--他們也知道黨內有這樣的人人-如果他們敢於負起自身的責任，那麽他們這個組織就可能會如他們所期望的，有一天領導這個國家贏得獨立。"我和他都沒想到這番話竟成了預言。
可是，馬紹爾卻不知道由於這番演講，尤其是他急於解決糾紛和避免衝突，以致把潘朵拉的匣子打開了。新加坡每一個工人，每一個工會領袖，每一個共産黨幹部都曉得他們能夠利用政府，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們也能夠利用政府來威逼僱主，獲取利益，幷接管資方的權力。
他們的成功已獲得報償。到1955年8月，新加坡各業工廠商店職工聯合會的會員劇增到23000名，其中以華族青年佔多數。聯合會中受英文教育的同夥--如今爲五名印度人，包括蒂凡那、兀哈爾、詹姆斯·普都遮裏和多米尼·普都遮裏--則協助受華文教育者摧毀英國的殖民制度。他們的策略是滲透現有工會，再組織新工會。新加坡華文中學生聯合會事實上已經成爲他們的附屬團體。他們的武器就是發動同情罷工。如果有任何機構發生糾紛，他們便恫嚇發動全體員工罷工。
這是要形成一個工人、學生和農民(在新加坡爲數不多)的統一戰綫，目的在於煽動工潮，把勞工糾紛變成政治爭端，加深階級仇恨和對白人的種族仇恨，激發民衆蔑視當局。新加坡各業工廠商店職工聯合會通過說華語或方言的會員發展成爲八爪魚式的聯合大工會之後，林清祥和方水雙便把目標轉向新加坡海港局職員公會、軍港雇員聯合會和市議會工友聯合會。這些工會都屬於非共組織，但是它們的印族、馬來族和說英語的華族會員卻準備追隨新加坡各業工廠商店職工聯合會。他們現在才瞭解原來他們也可以利用華族工會的戰鬥精神和恫嚇發動同情罷工，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柏立基也看到局勢已經惡化。
工潮此起彼落
這期間，新加坡的工潮此起彼落。從
不過，三天後，工會請我當他們的法律顧問。工會的會員主要是印族日薪工友，他們多數在市區從事清潔和收集垃圾的工作。工會規模很大，有數千名會員。工會領袖是一個印度人，名叫蘇比亞。他斜視眼，精明能幹，沒有受過教育。罷工期間，發生了一些不幸的意外，他們訴諸暴力行動。我在答復時表示我爲能當他們的法律顧問感到榮幸，但是我提出條件，要他們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罷工。他們同意，結果幾次談判都富有建設性。
我所採取的憲制對抗方法，是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行事，跟共産黨人採取的方法大不相同，結果大有成效。但是，如果沒有共産黨人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以外行動，幷採用暴力手段，我的方法就不會那麽有效了。我提出的抉擇不大會令人反感，因此英國人也就接受了。同樣道理，如果馬來半島不曾發生恐怖主義事件，使得英國人可能蒙受向共産黨人投降的恥辱，東姑拉赫曼也就絕不可能單靠在鄉間向人數越來越多的馬來人演說而爭取到馬來亞的獨立。共産黨所採用的方法，是無法被接受的。這麽一來，民族主義者訴諸逐漸侵蝕殖民地政府功能的憲制手段，就變成有效，而且能爲殖民主義者接受。在戰前的印度，由於沒有共産黨的威脅，消極的憲制抵抗手段，要經過好幾十年才能收效。
就在工會繼續醞釀罷工勢力日益壯大的時候，馬紹爾卻從一個政治危機搭上另一個政治危機。他頗得製造政治危機的訣竅。就在工潮和騷亂不斷發生期間，他卻爲了要求多設四個副部長的職位，同總督柏立基爵士發生衝突。當總督只答應多設兩個時，他決定讓爭執公開化。他聲稱總督沒有權力漠視首席部長的意見，而且揚言如果總督在採取任何步驟之前拒絕跟他磋商，他就辭職。他要求英國給予新加坡完全自治的地位。緊急法令已於
在立法議院那次會議上，各政黨那種無聊透頂和不負責任的態度，可說是它們的典型。馬紹爾提出有關動議時解釋說，這是關係到憲制的原則問題。他把總督和殖民主義大駡一通後，轉向我說，丹戎巴葛區議員"過去老是高聲叫嚷，搞得我不勝其煩"，但他"在公衆人士眼中，卻是反對黨領袖"。於是他要求我對他的動議表示附議。他提出這個要求，無形中否定了古德在僅僅兩個月前，也就是
老鼠變成獅子
議院於
修正案終於被否決，要求立刻實行自治的原有動議獲得通過。時機恰到好處，殖民部大臣波藹一星期後就要來到，正好可以對他施壓。然而進步黨採取這個步驟，卻毀了自己，它再也不是一個穩健可靠的政黨了。如今在新加坡，不再有結合得緊密的右翼政治勢力或是走中間路綫的政治勢力。由於勞工陣綫接連發生危機，內部大亂，新加坡人民只得在共産黨人和人民行動黨中的非共分子之間作出選擇了。
波藹抵達新加坡，會見馬紹爾，然後續程到馬來亞。
可是，
跟馬紹爾過招固然很有趣，但是我手頭卻有更嚴肅的事情急須處理。中華語言、文化和教育的前途，仍舊是個嚴重問題。在這之前華文中學的騷亂暫告平息，各政黨委員會則"籲請"政府不要開除學生，也不要有關學校提出不應關閉的理由。這個委員會提出了一個巧妙的辦法，解決了一個嚴重的面子問題。政府無意中發現了一個好辦法，通過私下協商，使雙方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案，不至於在衆目睽睽之下把問題搞僵。如果公開商討的話，任何解決方案中只要有缺點，華文報就會加以報道，以致成爲爭論、討價還價的課題和宣傳的得分點。
各政黨委員會的建議，頗有成效，對華文教育有好處，對多元種族社會的和諧也有好處。局勢似乎逐步好轉，卻潛伏著危機，因爲共産黨人勢將面對進一步的壓力，從而迫使他們採取行動。新加坡大約90％的華族成人，如果受過教育的話，都是華文教育。可是，自從1948年緊急法令頒布以來，華族兒童進入英校人數卻劇增。1950年華校生比英校生多了25000名，到1955年比數卻反過來，英校生比華校生多了5000名。馬來亞共産黨不知道確實的數字，但是他們看出這種趨勢，覺得非加以制止不可，以免招兵買馬的源頭斷絕了。這麽一來，保存華文教育的鬥爭，對共産黨人來說，關係比過去更加重大。
問題變得更棘手
由於許多家長也熱愛中華文化，對華校引進英文科目幷不熱心，這使政府和人民行動黨中的非共分子面對的問題變得更加棘手。如果他們要政府負擔所有華校的行政費用，學校本身就必須在課程和紀律方面遵守政府的條例。
我認定不管是否切實可行，唯一在政治上說得過去的政策，就是實行三語制度，以馬來語，即馬來亞未來的國語，作爲共同語，幷以英語作爲國際貿易和科學方面所用的語言，同時規定華語是華人的母語，泰米爾語、印地語或旁遮普語則是印度人的母語。各政黨委員會主席由教育部長周瑞麟擔任，其他七名委員中包括一名馬來人，即地方政府部長哈密·裕末。在往後九個月裏，我跟他們兩人一起工作，他們頗能接受我的意見。我們一起草擬了包含我的意見的報告書。報告書也建議重新編寫華校所有教科書。以前華校採用的教科書，都是戰前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所採用的。
這期間，林清祥和方水雙幷非無所事事。他們繼續採取典型的統一戰綫策略，我不久便對這種策略瞭如指掌。林清祥使自己獲選爲一個華人教育委員會的主席，這個委員會代表16個工會和新加坡華校學生家長聯誼會。然而這只不過是個開端。他手頭有一份人數更多的名單，凡是他能號召的人物和組織都列在上面。
然而這只不過是八爪魚式的聯合大工會的一面而已。林清祥也要把華人許多傳統的宗鄉會館吸收過去。由於這些會館都附屬於中華總商會，他便設法爭取中華總商會會長陳六使的支持。陳六使沒有受過教育，是個家財萬貫的樹膠商人。他大力維護華族語文和教育，而且獨自捐獻的錢最多，在新加坡創辦了一所大學，讓整個東南亞的華校生都有機會受高等教育。他很仰慕新中國，只要共産黨人不損害他的利益，他願意同他們打交道。林清祥得到他的同意，在
中華總商會副會長葉平玉是個受英文教育的買辦式人物，在華僑銀行任職。他可不讓林清祥占盡便宜，所以設法把大會壓縮成一個隻由六個教育團體代表參加的會議。
這個會議的目的，是要討論如何向政府提呈一份備忘錄，要求政府平等對待華校和英校。會議召開之前，已經規定開會那天不進行辯論，也不提出新議案，而是直接對有關建議進行表決。然而儘管事先小心安排，預防會議被操縱，主席卻不敢對親共分子堅決執行會議條規，因此林清祥還是有辦法打破條規，違反主席的意願。他提出了一份備忘錄，不僅要求華校和英校具有同等地位，而且要求政府撥款興建華校，實行六年小學免費教育，承認學生有權成立自治會(也就是每一所中學都設立激進的新加坡華文中學生聯合會的分會)。他同意有必要修改學校教科書，以反映馬來亞的背景--這是馬共的正式政策，目的在於討好馬來亞的馬來人，因爲馬來人佔了馬來亞人口總數的一半左右，如果得不到他們的支持，反對英國的殖民主義者的鬥爭恐怕無法取勝。此外，他要求讓華人自己修改教科書，政府不要插手。
當主席力不從心地設法執行會議的條規時，方水雙要求代表新加坡巴士工友聯合會發言，主席拒絕。方水雙隨即直接對聽衆講話。當時會場裏擠著一些林清祥的支持者，他們發出贊同的喧騰歡呼聲，表示彼此團結一致，同時藉此嚇唬主席。主席不得不就範。於是，林清祥和方水雙便控制了整個會場。
在這樣的氣氛中，禮堂擠滿了宗鄉會館的代表和親共工會的活躍分子，維護華族語言文化的沙文主義者佔了上風。中正中學校長莊竹林(他後來出任南洋大學校長)反對修改中華歷史和地理教科書，他的反對意見受到熱烈支持，林清祥被迫放棄了主張把教科書改爲具有馬來亞背景的建議。除此以外，其他對共産黨有利的提案全都通過。林清祥獲得了他所要的一切，而且也得到了說華語或方言的團體的傳統領袖的支持。
各政黨委員會在報告書中，把中華總商會的備忘錄放在附錄的最前面，卻隻字不提它的建議。1956年2月周瑞麟在立法議院針對這份報告書發言時，沒有人提出異議。這份報告書是我們所能想到的最佳折衷方案，各黨代表都在上面簽了字。周瑞麟答應稍後在教育白皮書提交議院討論時，才針對這個課題展開全面的辯論。全面辯論於
有關建議的內容其實很簡單。首先，英校也要教授母語--華人學華語、馬來人學馬來語、印度人學泰米爾語或其他幾種印度語文。華校生在小學裡必須學英語或馬來語，到了中學，兩種語文都要學。馬來學校的學生在小學也得學英語，上了中學，如果學生喜歡的話，可以學第三種語文。這項建議完全符合人民行動黨中非共分子的要求。
在語文和教育的爭鬥背面，是共産黨人也是非共分子爭取政治上的發言權和政治權力的另一場鬥爭。華族商人、宗鄉會館的領導人和中華總商會的巨頭都希望立法議院裏能有他們的民選代表，能夠用流利的華語，而不是用不通順的英語替華人講話，希望藉此擴大他們的影響力和財富。他們過去曾經向林德委員會提呈一份備忘錄，建議立法議院採用多種語言，結果被拒絕。我們早在1954年11月人民行動黨正式成立以前，便支持過他們的建議。如今，中華總商會又一次提議把華語列爲官方語言之-。
然而在一個多元種族、多種語言的社會裏，有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就是如何組織能夠發揮功能的立法議院和政府，又不至於淪爲混亂吵雜的空想計劃。世界上，每一個存在已久的社區都有一種主要的語言，凡是移居這個社區的人都得學習這種語言；如果是到美國或加拿大，就得學英語，到魁北克則須學法語。1819年萊佛士開拓新加坡的時候，在第一份市區規劃圖裏，就劃分了幾個地區，讓不同的種族分隔而居，就連華族不同方言群也分開居住。接著英國統治者引進大批華人、印度人和馬來人，讓他們在不同的地區裏使用各自的語言而不加干涉。
如今這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卻給馬紹爾帶來麻煩。不出所料，在民衆的壓力下，他在
當時，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極爲不利的一點，是無法理解華語和方言，更不用說掌握了。我講述了自己的經歷："我小時候進入英校念書，準備將來到一所英文大學深造，以便成爲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我長大了，最後大學也畢業了，我終於發覺整套價值觀基本上是錯誤的。早在步人政界之前，我就有這樣的感受。"接著我引述尼赫魯說過的一句話。他說他由於母語說得不像英語那樣好而哭泣。"我可不是一個容易動感情的人。我不常哭，不拉扯自己的頭髮，不亂撕紙張，也不扯掉自己的襯衫，但是這幷不表示我在這方面的感受不那麽深。我的兒子不準備進英校，他將不會成爲一個典型的英國紳士。當然我希望他學懂英語，足以跟父親談談天氣以外的事。"
這是我當時心情的寫照。我想，這番話對說華語或方言的群衆是中聽的。
馬來亞共産黨很擔心政府對華校執行紀律。他們擔心政府的行動會使學生今後不再"被政治集團利用，以不合憲制的手段推翻合法政府"。更糟的是，通過報紙、雜志、文學作品和電影，英文將在學生眼前展現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們將以雙筒望遠鏡觀察這個世界，而不是單靠一隻眼，以華人的望遠鏡看世界。我必須採取一個立場，使共産黨人不能責駡我是個沒有文化的中國佬。如果我在這個課題上走錯一步，就會敗在他們手裏。如果他們能夠證明我喜歡以英語而不是華語作爲學校主要的教學媒介語，那麽，我就不可能使說華語或方言的社群恢復對我的尊敬和支持。
1955年年中，我把3歲半的龍送到南洋幼稚園，這所幼稚園是用華語教學的。一天，我和各政黨委員會的委員到學校參觀，他以爲我到學校去找他，便拿起書包準備跟我一同回家去。他這個舉動逗得在場每一個人都笑起來。過後華文報刊登了一張龍在幼稚園上課情形的照片，使華人普遍知道他受的是華文教育。我深信，我也認定三個孩子應當接受祖先語言文化的教育，這無形中給了我一種憑證，使共産黨人無從指責我。我那兩個較小的孩子瑋玲和顯揚也跟著龍，先進南洋幼稚園，然後升人南洋小學。後來，龍和揚都考進公教中學，玲則繼續升上南洋女中。他們三人完全受華文教育，但因爲在家裏用英語跟母親交談，所以他們講起英語來，跟講華語一樣流利。他們從6歲起就補習馬來文，因此也掌握了馬來語。
當時我幷不曉得我和芝是多麽幸運的父母。後來，我才發覺一個人要能有效地運用兩種語文，他的智商至少要達到l10(三語的話則至少要有125)。精通英語和華語兩種語文，要比精通英語和另一種歐洲語言困難得多。學習兩種語文帶來的難題，在往後40年裏一直糾纏著我們的教育政策，即使到今天也找不到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也許永遠也找不到。
第17章 憲制會談始末
馬紹爾看過我在離開新加坡之前發表的談話，以爲我在暗中破壞。當時他已在倫敦，在向200名馬來亞學生發表演說時，對我發動了猛烈的攻擊，而且向學生們發出警告說，我正在把共産黨人引進人民行動黨，幷爲共産黨在1959年奪取政權鋪路。這幷不是一個好的徵兆。但是，我幷不是唯一和他鬧彆扭的人。
馬來亞聯邦的巫統領袖東姑的個性跟馬紹爾正好相反。他言行一致，絕對可靠。他不會自作聰明，也不會發表長篇大論的演講。他是一個很純樸坦率的人，對人的評斷一針見血。最重要的一點是，他懂得運用權力。他父親是吉打蘇丹。在父親王權庇蔭下，他學會如何使人們遵從他的指示行事。其次，作爲一個王子，他也得到聯邦九州統治者的絕對支持。這些統治者一致反對1946年英國政府所提的關於成立馬來亞聯邦的建議。最重要的是，東姑是個名副其實的親英和反共分子。他年輕時在英國度過九年的學生歲月，其中三年在劍橋大學攻讀法科，另外六年設法--但從來不很用功--使律師考試能順利過關。他的法科學位簡直是劍橋給的。他很講究飲食，善於交際，經常向我談起當年在英國的美妙時光。這對英國人來說是個轉折點。英國人發現，他是位能夠獲得馬來人的堅決擁護和得到許多華人與印度人的有力支持的本地領袖。
1955年7月，馬來亞聯邦舉行大選，東姑拉赫曼領導的巫統同馬華公會和馬來亞印度國大黨組成的聯盟，獲得全面勝利。接著，東姑和一些同僚便成爲英國最高專員轄下行政議會的議員。這時候，馬來亞跟新加坡一樣，獲得有限度的自治。但是，他們跟我們不同點是，他們正同馬共游擊隊作戰，只有依靠英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軍隊的協助，才能夠平定叛亂。此外，英國要求在馬來亞獲得獨立之前，必須結束緊急狀態。
東姑上任幾個月，鞏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後，便說服巫統大會通過一項決議案，保證馬來亞最遲得在
"結盟"與"合幷"
1956年1月，東姑乘搭義大利郵船"亞洲號"從新加坡啓程前往英國倫敦出席憲制會談。途中，他告訴記者，馬紹爾認爲新加坡如果同馬來亞結成聯盟，就應當享有平等的地位。他不同意馬紹爾的看法，假使新加坡獲得平等的地位，"馬來亞本士的馬來人將會感到驚慌。英國人之所以把兩個地區分開，主要就是爲了保護聯邦馬來人的利益"。不過，他同人民行動黨看法一致，就是新加坡和聯邦的領導人應該舉行會談，討論兩地未來結盟的問題。《新加坡虎報》刊登這則新聞時，拉惹勒南在新聞導語中把"未來結盟"理解爲"未來合幷"。拉惹勒南確實大錯特錯了。東姑的想法有所不同，他要的不是兩個領土的聯合，而是安排兩個不同實體的聯盟。他不想要新加坡成爲馬來亞的一個州，因爲這會打亂馬來亞的種族均衡。他也不想新加坡成爲獨立邦，而得以同馬來亞平起平坐。他要英國照舊支配，讓新加坡自治幷同這樣的新加坡政府結盟。
英國殖民部大臣波靄於1955年8月訪問吉隆坡，以便對當時的局勢和東姑本人作個評估。他發覺東姑是個可以信賴的人，所以答應把馬來亞的獨立日期定在
聯邦的政治進展改變了新加坡的前景。在這之前，馬來亞必須在新加坡成爲它的一部分之後，才有機會獲得獨立。可是現在，新加坡已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英國人的計劃是，准許馬來亞獨立，由馬來人進行統治。新加坡則無限期保留爲殖民地，因爲新加坡對英國和舊共和聯邦澳大利亞、紐西蘭，具有戰略上的價值。這樣一來，新加坡充其量只能成爲一個自治地區，徒有獨立的外表，卻沒有真正的主權。防務、內部治安和外交政策的最後決定權還是操在英國人手裏。
可是，馬紹爾對實際的情況認識有限，他抱著樂觀的態度，相信自己能夠從波靄那裏獲得跟東姑一樣好的東西。
在馬紹爾提出上述決議案之前，我私下跟他進行過多次辯論。我說，只要英國在防務方面有權告訴新加坡應該怎樣做，不論做出怎樣的安排，都不算獨立。然而他還是不肯偏離他的目標--爭取表面的獨立，轟動一時的獨立。在支持他的動議時，我說，草擬的決議案"等於委婉地說我們瞭解英國不會給予我們完全的獨立，因爲如果那麽做，將會攪亂整個世界防務戰略中的國際安排和國際基地"。
因此，在倫敦會議召開前，我要儘量做到確保未來的憲制不會把大門打開，讓共産黨接管政府，而是使它能給我們足夠的空間，讓一個非共政府養精蓄銳，不做英國的傀儡，而做人民利益的保護者。馬紹爾始終不明白我們需要這種微妙的平衡：既要掌握充分的權力，依照人民的利益行事，也要在共産黨萬一占上風時，有英國人作後盾。林清祥也絕不會明白，如果新加坡獲得近乎獨立的地位，卻掌握不到主權，那便意味著主權仍然操在英國政府手裏。他所要的，或者說他奉命爭取的，只是一種能夠讓共産黨成長和壯大的憲制。
東姑談了有關馬來亞和新加坡"未來結盟"的問題之後，不知不覺過了三個月。我和林清祥搭乘亞爾古客機動身前往英國參加憲制會談。代表團由馬紹爾所領導的各政黨13人組成。出發前夕，我發表一份人民行動黨的正式聲明，解釋爲什麽我們的政策已經有所修訂："我們甚至希望在實現自治之前，就同馬來亞合幷……不幸的是，聯邦首席部長不同意我們的建議……現在我們只好獨自在政治上爲新加坡尋求最大的進展，但我們還是會爭取同聯邦合幷。"
馬紹爾看過我在離開新加坡之前發表的談話，以爲我在暗中破壞。當時他已在倫敦，在向2O0名馬來亞學生發表演說時，對我發動了猛烈的攻擊，而且向學生們發出警告說，我正在把共産黨人引進人民行動黨，幷爲共産黨在1959年奪取政權鋪路。這幷不是一個好的徵兆。但是，我幷不是唯一和他鬧彆扭的人。在倫敦會談全體會議開幕時，英國殖民部大臣波靄首先發難。他以冷靜、堅決的語氣發表演講，表明英國的立場。認爲馬紹爾已經偏離新加坡只爭取內部自治的立場。"可是現在他卻尋求主權完整的獨立。女王陛下的政府事先不曾受徵詢，也沒同意從這個新起點展開討論。"
馬紹爾離開新加坡之前，曾經公開表示如果他此行爭取不到獨立，他會辭職。因此他不但不順應時勢，靜觀其變，反而決定勇往直前。決定再度要求英國給予新加坡完全的獨立。然而雙方對這次會談都感到很厭倦，儘管其間有過多次冗長的會議和私下的商談，卻顯然不會有結果。馬紹爾正在追尋--個海市蜃樓。這次會談以慘敗告終，但幷非一無所獲，至少它把馬紹爾的政治狂熱從新加坡政壇一掃而光。到了這個地步，馬紹爾非辭職不可了。我猜想林有福會出任勞工陣綫政府下一任首席部長，我們將步入一個新階段。
我們動身前往倫敦時，幷未大吹大擂。第二次憲制會談離第一次會談不到11個月，但氣氛完全不同。各政黨之間的歧見，在會談之前已經消除，所有提案原則上得到各政黨的同意。東姑告訴林有福，他願意讓新加坡的一位代表參加由三方面組成的內部安全委員會。
其次，林有福根據馬紹爾率領13人代表團的經驗，把代表團人數減爲五名，計勞工陣綫兩名，巫統和自由社會黨各一名，我則代表人民行動黨。會談對每個問題進行具體和詳細的討論。根據擬議中的憲制，立法議院由51個民選議員組成，總理和部長從議員當中選出。除了外交和防務以外，議院對其他事務都有管轄權。遇到有關事件涉及內部安全和防務兩方面時，內部安全委員會有權做最後決定。內部安全委員會包括三名英國委員，三名新加坡委員和馬來亞聯邦的一名代表，主席由英國委員擔任。三名新加坡委員當中，一名爲總理。新加坡將擁有一名自治邦首長，首長將不是英國總督，而是元首。
值得爭議的問題
林有福把起草憲法的工作交由女皇律師沃爾特·雷伯恩負責。但是，我卻非把有關文件一一讀過不可，以確保人民行動黨一旦組織政府，工作上不會受到太多的限制。值得爭議的問題只有一個。在第15次全體會議上，波靄說女王的政府不能讓共産黨支配新加坡，他也深信新加坡代表團不希望發生這種情形。因此，他提出一項無商議餘地的條款，禁止所有曾經參加或被控參加顛覆活動的人，在根據新憲制舉行的第一次大選中成爲候選人。我當場反對，認爲"這個條件令人不安，因爲它違背民主實踐的原則，而且不能保證掌權的政府不會利用這個規定，不僅防止共産分子，也防止反對政府政策的民主人士參加競選"。
我講這番話是爲了存檔。事實上，林有福早於1956年13月在倫敦會見波靄後，在新加坡私下向我提起這件事，而波靄也已邀請我到伊頓廣場他的私邸單獨喝茶，討論這件事。在一番寒喧和打趣之後，他問我，如果我在監牢裏的同志如林清祥等，在下一次大選時參加競選，將會出現怎樣的情況。我說，他一定會獲勝，而參加武吉知馬選區競選的對手一定會失去按櫃金。波靄露出驚訝的神情，說道："在我們這個國家裏，一個人一旦在18D條例(英國的戰時條例，相當於我們的緊急條例)下被捕，就不會受到選民的信賴。英國親納粹的法西斯黨領袖奧斯瓦德·莫斯利，曾經擔任國會議員。他在被捕和被監禁之後，就不曾贏得國會議席。"我以嚴肅的眼光看著他，說道："在你們的國家裏，這樣的人被看成通敵的賣國賊。在新加坡，當你被一個有英國總督和英國政務部長在內的政府監禁起來時，你便成爲英雄和人民的鬥士，名望馬上提高。"他問我："如果我實施這項條款，不准他們參加第一次大選，以便在內部完全自治的憲制下誕生的第一屆民選政府在開始運作時有個更良好的記錄，你是否同意?"我回答說："我將會譴責這種做法，你必須承擔後果。"他說："我的肩膀夠寬闊，能挑重擔。"不論在體型上和比喻上，的確如此。但是當我告訴他我會提出抗議時，我也強調這次會談的結局未必就是這樣。
經過五個星期的商討，會談取得成功，在肅穆的氣氛中結束。
1958年5月我飛抵倫敦，準備出席13日起展開的第三回合憲制會談。抵達時正好趕上下午三點半在下議院同波靄會面，然後乘坐他的汽車，於四點出席會談。我們互相交換意見，我把個人對新加坡未來發展的評估告訴他。他問我林有福在下屆大選中機會如何，我說林有福的機會逐月下降，他那夥人的實力異常薄弱，他手下的副部長在誠實和正直方面信譽很差，以致共産黨對他和周瑞麟所進行的攻擊，他完全招架不了。我向波靄明確表示，人民行動黨在下屆大選中預料會獲勝。我特別提到內部安全委員會和它的成員。這個委員會有如一張安全網，確保新加坡不會被共産黨接管。在委員會中，由於馬來亞代表掌握決定性的一票，它所發出的任何拘捕令，在政治上是承受得起考驗的；它不會直接損害到一個民選的新加坡政府。
現在剩下的工作就是如何解決細則問題罷了。這項工作雖是嚴肅的，卻也是無須聲張的。這期間，新加坡和英國雙方都私下承認行動黨在下屆大選中多半會取勝，難怪我所說的話比首席部長顯得更有分量。
從倫敦返回新加坡途中，我決定在羅馬停留四天，再回來恢復日常的工作。我用一大半的時間在舊城游覽，參觀了古羅馬會議廣場遺址和維克多·埃曼努埃爾紀念碑等名勝。紀念碑有一幅銅鑄浮雕，顯示當年羅馬霸權如何把版圖擴展到歐洲和地中海。我一時想起歷史上所有帝國，有盛也有衰；英帝國難免跟羅馬帝國一樣，會有沒落的一天。
不過後來所見的一個場面，很有參考價值，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天早上，我信步走到聖彼得大教堂的時候，不禁感覺一陣驚喜。教皇坐在轎子上，由幾名瑞士守衛抬著剛好出現。電視正在拍攝這個過程。就在瑞士守衛把他抬到教堂走廊中央時，環繞在他周圍的人群不禁齊聲歡呼，幷高喊"教皇萬歲"。站在轎子四周的修女興奮莫名。由於參加過共産黨召開的群衆大會，我本能地抬頭張望帶頭喝彩的人在哪裡。我發現他們就在我上面，是一批唱詩班男童坐在柱子上邊的圓形平臺上。這使我領悟到，羅馬天主教會原來早在共産黨之前幾百年便採用這種動員群衆的方法。羅馬天主教會很早便建立完善的制度，難怪經過將近兩千年的歲月，它仍然經久不衰。我記得讀過有關天主教制度的文章。原來教皇是由大約100名紅衣主教推舉出來，而紅衣主教則是各前任教皇委任的。我從羅馬回來後不久，便建議行動黨模仿教皇的推舉制度，選出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我們擬出有關細則期間，教皇庇護十二世於10月9日逝世，紅衣主教集合在聖彼得大教堂，選舉新教皇。三個星期內，教皇約翰十三世當選的消息便宣布了。我們注意到這個制度的功效，於是在
修改後的黨章規定黨員分爲普通黨員和幹部黨員兩種。普通黨員是通過黨總部或黨支部直接入黨的；幹部黨員則須由中央執行委員會遴選，經批准後加入，他們的人數共有幾百名。只有中央執行委員會挑選出來的幹部，有權推舉候選人進人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如教皇委任的紅衣主教，有權推選另外一位教皇一樣。這就杜絕了外人進來的門路；也由於中央執行委員會控制黨的核心，今後外人不可能奪取黨的領導權。
第18章 一九五九年大選
在紅燈碼頭一個午餐時間的群衆大會上，我解釋了爲什麽我們上臺後會保留維持公衆治安法令，幷旦強調說現在的真正鬥爭是人民行動黨對馬共的鬥爭。我追述了馬紹爾如何動搖，到處碰壁，每次面臨由共産覺領導的示威都退卻；也追述了林有福不得不訴諸警棍和開槍。最後還要英國人出動直升飛機以恢復秩序。我勇敢地說："人民行動黨不會犯這兩種錯誤……"
1959年接連三個月，我在調查委員會和主持競選工作之間兩頭奔忙，忙得不可開交。我們的第一個任務是選定51名候選人。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爲說華語或方言的新加坡人現在有了政治權利，選民人數大幅度增加，我們必須代表70萬選民。
我們決定派出34個華人、10個馬來人、6個印度人和一個歐亞裔。馬來族和印族候選人所佔的比例高於人口比例，但我們認爲這是好事，能提高少數民族的士氣。當選的29個華人當中，6個是完全受英文教育的，16個是完全受華文教育的，7個是掌握華英雙語，以英語作爲工作語言的。
人民行動黨按照原定計劃，角逐所有51個議席。在33天的競選期間，我們舉行了6個群衆大會和60到100個街頭集會。競選開始時，蔔基①接受人們下注，賭看我們會贏多少席，這是個好跡象。反對黨知道了，由於缺乏信心，沒進行劇烈的競爭，前後的表現也不一致。另一方面，人民行動黨的工作人員和候選人精力充沛。候選人年齡多數還不到30歲，他們的演說在年輕選民當中引起了熱烈的反應。我們打破傳統，派出了三名華族理髮師，雖然在中國封建帝制時代，剃頭匠和藝人、屠夫一樣，連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也沒有。我們代表了鏟除這種封建意識的新秩序。
在這個忙忙碌碌有時也興高采烈的競選過程中，我感受得到，對"非共的"人民行動黨可能在新加坡贏得大選，東姑和他在吉隆坡的夥伴幷非抱著友善的態度。哈密裕末在芽籠士乃舉行的一個巫統群衆大會上說，馬來亞是反共，人民行動黨是非共；馬來人從來不喜歡騎墻派，因此跟馬來亞合幷是白日做夢。
第二天我形容他的說法是狂熱的，他卻極力要我公開反共。這不像是他本人的態度，於是我相信吉隆坡的信息使他的態度強硬起來。東姑支持哪一邊清楚得很。
當時我以爲他只是設法幫助競選的另一方。後來我才覺察，他的這些看法是堅定不移的。當時吉隆坡的態度一般說來是敵視我們。東姑頒賜林有福"敦"的頭銜，那是馬來亞的最高榮銜。東姑說，雖然他自己不會參加競選活動，但他贊成建立反對人民行動黨的陣綫，幷警告巫統內的親人民行動黨黨員，如果他們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參加競選，巫統將把他們開除出黨。
美國政府也不喜歡人民行動黨。《海峽時報》報道說，美國商業部出版的《國外貿易周刊》預見新加坡可能左轉，放棄私人企業傳統，"這個可能性使人無法估計這個城市的經濟前景和貿易展望"。新加坡的金融地位健全，"但跟聯邦形成對照的是，儘管政府宣布希望吸引外來投資，新加坡的投資環境繼續惡化"。《海峽時報》選用了合衆社從華盛頓發出的這則報道。這家英文報也惡毒地反對人民行動黨，跟友善的華文報和馬來文報不一樣。
我們會以牙還牙
《海峽時報》的敵視引發了一場鬥爭。
我們舉行下一次群衆大會的時候，拉惹緊接著抨擊《新加坡虎報》。他說，他們大談言論自由，卻把自己不同意的觀點壓下來。拉惹大有條件說話。1950年到1954年他擔任過該報副總編輯，報社要他改變方針，否則就離開；他離開了。該報轉而反對人民行動黨。一個星期後拉惹把矛頭轉向《海峽時報》。他離開《新加坡虎報》之後到《海峽時報》工作，知道該報是由誰控制的。他說出了控制該報的四個人的姓名，他們全是白人，包括掌管日常事務的澳大利亞人A．C．西蒙斯。西蒙斯瞭解報業，他知道當拉惹和我說一旦組織政府就會跟他們較量時，我們不是鬧著玩兒的；由於害怕人民行動黨勝利，他們已經在進行準備，要把公司和主要人員轉移到吉隆坡，此外，我當時也毫不懷疑，他們決心以聯邦首都爲基地跟我們鬥，也知道我們決心跟他們周旋。
我寫信告訴他們："如果本地人的報紙批評我們，不管批評得對不對，我們知道這是真心誠意的批評，因爲如果他們宣揚的政策或事業是愚蠢的，他們必須留下來面對後果。主持《海峽時報》的漂泊不定的人卻不一樣。他們必須逃到聯邦，在聯邦的安全環境裏勇敢地聲稱自己會爲新加坡的自由獻出生命。"《海峽時報》總編輯萊斯利·霍夫曼同一天回答說說"我不是漂泊不定的人。這家報紙的方針和內容是由我負責的，我準備留在新加坡，哪怕
小心翼翼地挑選候選人
我們人民行動黨裏的非共派充分控制了競選過程，對此我感到十分滿意。我們定下日程，選定主題，發表重要的演說。左翼的工會領袖幷未組織群衆參加我們的群衆大會。雖然行動黨支部有親共分子在活動，一些親共分子可能成爲候選人，王邦文和我小心翼翼地從獲得提名的受華文教育的黨員當中挑選，把風險減到最低程度。
我的華語進步了，雖然還不能口若懸河，但也足以在競選大會上不用講稿發表自己的看法，也許只是重複自己用英語和馬來語說過的話。雖然說得不那麽好，說華語或方言的群衆卻爲我努力學習他們的語言，說起話來信心越來越強而尊敬我。杜進才的情形也一樣。他長得矮小，身高僅有1．
然而從爭取選票的角度看，我們的未來部長們表現卻參差不齊。拉惹學得很快，用英語演講有說服力，把社論語言的風格化爲強有力的街頭語言。他也會說巴剎馬來語，高聲有力地傳達了自己的論點，身勢語言表達能力很強。吳慶瑞卻糟透了。他頭腦第一流，也精心寫講稿，但是聲音單調不變，又含糊不清，只照著稿子念；即使他幷不沉悶，但是看上去他總是很沉悶，而且只會說英語。但是在一個多元種族的社會裏，我們避不開一個問題：雖然一些候選人生來就能在大庭廣衆發表演說，卻誰也無法在競選大會上同時打動所有聽衆，使他們一起哭笑、憤怒和嘆息。無論他使用什麽語言，而且能說會道，任何時候也只有部分聽衆能瞭解他，所以他必須通過手勢、臉部表情和語調跟其他聽衆溝通。
巴剎馬來語最簡單，聽得懂的人也非常多，我們這方面的最佳演說者是耶穀。耶谷是馬來人，演說媚媚動聽，扣人心弦，連非馬來人也被他吸引住了。他瞭解群衆。爲了譴責反對黨誇誇其談，他一度引用丁加奴州的一句馬來諺語。丁加奴州是海龜之鄉，也是他的故鄉。他說："母鶏生下一個蛋，全村都聽到它咯咯叫；海龜生下幾百個蛋，什麽聲音也聽不到。"--換句話說就是人民行動黨替工人爭取到許多利益，卻從不吹噓。群衆聽了發出轟然的歡笑。那時新加坡還沒電視，誰聲音動人又儀錶堂堂的話，誰就明顯地佔上風。
耶穀出身寒微。他出生於馬來亞北部的丁加奴，在當地宗教學校受教育，戰爭時期替印度國民軍開過羅厘，50年代初期到新加坡來，一度當過流動理髮師，後來成了宗教教師。他加入過非常激進的馬來民族主義政黨"覺醒青年團"，1954年轉到巫統，發現巫統太保守，不夠平等，1957年加入人民行動黨。後來我先後委任他爲政務次長和政務部長。他很受馬來人愛戴。他從社會的底層攀升，這是那個革命時代的特點。舊秩序根基動搖，社會正處於轉型期，許多工人階級出身沒受過教育的男女抓緊機會，憑著自己的能力、幹勁和運氣攀上頂層，所以我們派出的多個理髮師(古德在向殖民部大臣提呈的報告裏，把他們列爲"美髮師"和許多職工運動分子，都只受過幾年的小學教育。
絕大多數人都貧窮
在當時，絕大多數人都貧窮，多數住在貧民窟。作爲工人的政黨，有錢人捐給我們的錢很少，所以我們不得不節省開支，競選期間儘量少花錢，就像1955年那樣。幸好我們當時能得到公衆全心全意地給予支持。我們沒付錢給競選工作人員，他們全是志願工作的。行動黨給候選人提供劃一的海報和宣言，只有照片和履歷不同；能力做得到的話，候選人自掏腰包應付開支。必要時我們租用敞篷羅厘、小型貨車和輕型貨車，在群衆大會上當講臺使用，規模大的群衆大會兩輛車子停靠在一起。支持我們的運輸商人許多時候把車子免費借給我們。他們可能希望將來我們組織政府之後可以得到好處，但是我們上臺後沒給他們任何好處；許多人仍然繼續在以後的選舉中協助我們。
晚上我們靠友善的商店供應電力，用沒罩的電燈泡照明。雖然我們必須租用揚聲器，做小生意的電工會前來提供服務，替我們在樹上和燈柱上牽電綫(有時演說到一半它會發出尖利刺耳的聲音)。
在遊客眼中，當時的新加坡似乎是個令人激動而且充滿異國情調的地方，屋頂鋪著中國式瓦片，街道兩旁有小販攤位售賣可口的辛辣食物。但這個城市的大部分地區，是一條條陰暗狹窄的橫巷。由於熱帶氣候濕熱，撲鼻面來的是腐爛的廢物發出的臭味。人夜則只靠小販的防風燈、臭土燈和店屋前面的電燈照明。競選活動是在令人汗流狹背的大熱天裏進行。每天晚上我駕車從一個選區趕到另一個選區，發表三四次演說。群衆大會七點開始，10點非結束不可，所以每一站我停留半個小時，就再趕到下一站。幸虧我戒了煙，從沒失聲。但在溽熱的晚上，用兩種語言，有時是三種語言--馬來語、華語和英語--演說之後，總是大汗淋漓。此外，當聽衆人多熱情，反應又熱烈時，我往往會把原來規定的時間延長到45分鐘。我幾乎總是最後一個演說，因爲人們通常在主要演說者說完之後，便開始散去。每天晚上芝都準備好背心和襯衫，讓我在每一次演說過後便換上。我所用的交通工具越來越有氣派了，因爲知道自己輸不了。1959年2月我們決定爭取選舉勝利之後，芝就買了一輛馬賽地220，取代用舊了的史都巴克。新車有深淺兩色，車頂是淺灰色，車身的灰色比較深，引擎好極了，運轉得很平穩。芝要讓人們看到我們坐這輛車子，從而無須犯疑就瞭解，我不當總理也買得起。她陪我出席各個群衆大會，有時還當司機。
多姿多彩的場合
無論是街頭會議還是群衆大會，都可能是多姿多彩的場合。選舉使不同種族的不同文化習俗流露出來。華人親自向候選人獻上綉了四宇或八字賀詞的錦旗，以示支持。它們最大可以是三四米長，需要多人一起上臺協助獻旗者在贊賞的群衆面前拉開。候選人鞠躬接受之後，就和獻旗者一起跟錦旗合照。
印度人獻上鮮花花環，通常是白色的素蓉花(俗稱鶏蛋花)或萬壽菊配金銀綫束，有的重達l公斤。有時支持者一晚先後在我的脖子套上6到12個大小不等的花環，直到把我整個頭遮住，脖子支撐得很辛苦。幸好我對他們所用的鮮花不敏感。
馬來人獻上用金銀綫織成的頭飾，那是高級首領在慶典上佩戴的。這些東西都不便宜，人們不常獻贈。但是候選人受人擁戴的話，可能得到5O到100面錦旗，把它們分別掛在連成一串串的彩色燈泡之間，能繪群衆大會增添喜慶的氣氛。每面錦旗上都有獻贈者的名字，也許是宗鄉團體或同業公會以這樣公開的方式支持候選人。有關團體一表態之後，它的會員便會協助候選人爭取勝利。支持者如果是店主，就會送東西支持--做競選布條使用的白布，讓工作人員解渴的汽水等等--而不是實際參加拉票活動。
這些就是當時的新加坡人民。他們信任我們，我們必須明確許下諾言，要使未來變得更美好、更安全，作爲報答
在紅燈碼頭一個午餐時間的群衆大會上，我解釋了爲什麽我們上臺後會保留維持公衆治安法令，幷且強調說現在的真正鬥爭是人民行動黨對馬共的鬥爭。我追述了馬紹爾如何動搖，到處碰壁，每次面臨由共産黨領導的示威都退卻；也追述了林有福不得不訴諸警棍和開槍，最後還要英國人出動直升飛機以恢復秩序。我勇敢地說："人民行動黨不會犯這兩種錯誤。我們不會向恐嚇和威脅低頭，也不會利用壓迫作爲執政的手段。我們將按照人民的意願，在人民支持下，堅定不移，明智和公平地治理國家。"維持公衆治安法令不是用來威脅人民，而是用來保護人民的。
1959年5月3O日星期六是投票日，一切平靜，秩序井然，根據新法律，投票是自願的，用汽車載送選民去投票是非法的，不許拉票。在投票站內和投票站附近，政黨工作人員身上不得有政黨標志。整個投票過程沒有不正當的行爲，也沒有恐嚇、賄賂或貪污。投票站晚上8點關閉，9點正7個計票站開始計票，到淩晨2點45分結束。
我們贏得了51席中的43席，獲得了實際投票的9O％選民的53．4％的選票。新加坡人民聯盟獲得4席，巫統3席，獨立候選人1席(A．P．拉惹)。
註：
①蔔基是指非法外圍賭馬收注者、一些沒有領取執照的賭博集團，在賽馬期間私自收注，讓人賭馬。後來，蔔基集團還把賭博範圍擴大到非法賭球賽和其他活動。
第19章 組織新政府
波靄致賀電對我說："兩年多以來，我們的談判是本著諒解和相互信任的精神進行的。我應該讓你知道，我仍然信守我過去說過的，也就是決心以同樣的精神處理我們之間未來的問題。光靠這點，新憲制就有可能落實。我將以同樣的精神，在權力範圍內盡一切可能，使新憲製成功。"
我在回電中說："新加坡自治邦眼下開始的航程風險之大，知道的人很少。今後五年我們會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要看策劃工作做得如何，工作有多勤奮，聯合王國政府在多大程度上瞭解事態的發展和它的原因，也要看神明；而在這個22O平方英里的小島上，有幾個不同的神。第一個因素取決於我們；第二個取決於閣下，第三個我留給新加坡人民自己去祈求，讓神明保佑我們。"
後來又出現了第四個因素--北方鄰國的態度。第一個公開向我表示祝賀的是馬來亞首相。他告訴報界："新加坡人民作出了明確的選擇，我祝賀人民行動黨贏得那麽多的多數票。"但那不是東姑，而是敦拉扎克。東姑在度假，由敦拉扎克暫時代行職務。東姑沒那麽婉轉："他們的勝利是意料中的事。其他政黨鬧分裂，組織不了強有力的反對派反對人民行動黨。我的朋友林有福贏了，我感到高興，至少他是一股強大的反對黨力量。另一方面，黨若要有效率，即使在立法議院外也必須重新團結起來，否則局面會維持不變。"
六名部長演講後，我概括了政府的立場："我們開始了新的一章。人民通過民選政府行使的權力只限於管理本地的內部事務，這不是我們真正想要的，但卻是邁向合幷和獨立的一個步驟……生活裏的好東西不會從天而降，只能通過長時間的勤奮工作才能得到。除非人民全力支持政府的工作，否則政府是出不了成果的……有時爲了整個社會的利益，我們可能非採取不受一部分人歡迎的步驟不可。在這樣的時刻要記住：指引我們行動的原則是，必須以整個社會的至高無上的利益爲依歸。"
執政頭半年
古德主持宣誓儀式過後，以首任自治邦元首和新加坡最後一任總督的身份祝賀我們。我回答說："過去幾天，我們有機會跟一個瞭解我們人民的希望和抱負又瞭解我們處境的局限性的人打交道，這是我們運氣好……希望你在往後六個月的任期內，會協助我們和平、順利和有效地接管治理新加坡的大權。"
典禮舉行過後，工作洶湧而來。人人都想趕緊動手，履行自己的職責，根據經驗，我知道光靠熱情還不行，部長們要充分施展才能，非有冷氣辦公室不可。這點聽起來很奇怪，但是沒有冷氣的話，現代的新加坡是不可能有效運作的。我在黎覺與王律師館工作的第一年，坐在大辦公室裏，炎熱、潮濕和噪聲使人受不了，尤其是下午，精力很容易就消耗掉。書記工作速度只有平常的一半，打字員會打錯字，律師糾正錯誤和口授時犯的錯誤更多。高等法院情形更糟，因爲我們要戴上翼領和扣上垂片，在律師袍下面穿黑色的夾克--這樣的衣服原本是爲倫敦冬天潮濕和寒冷的氣候而設計的。
我接管了政府大廈二樓的市長辦公室，跟副總理杜進才共用一間總辦公室、一間接待室和一間會議室。爲了方便溝通，我的秘書使用我們兩人之間的辦公室。
吳慶瑞掌管財政部，搬進了浮爾頓大廈。他很熟悉公務員的運作情形，工作很快就展開。財政部是我們最重要的部門，我讓他挑選政府官員裏的精英分子。他選中了韓瑞生擔任常任秘書。韓瑞生是我日治時期就認識的朋友，當時他擔任土地局局長。後來他證明自己是一股強大的力量，
能找到像韓瑞生這樣的人是很幸運的事。我們要做的事情很多，時間緊迫，資源也少。時間之所以不多，是因爲我預料"蜜月期"最多只有一年，過後共産黨人就會重新組織起來，向我們施加壓力。資源之所以短缺，是因爲公共儲備金不多。幾天後吳慶瑞便報告說，上屆政府動用了儲備，用了多達2億元。他預見1959年財政開支赤字會超過14O0萬元，可以省下點錢，但預料最多不會超過500萬。因此應該警告部長們，除了已經批准的發展款額，絕對不能爲發展項目再提供任何撥款，連已經批准的也要儘量削減。爲了平衡收支，必須採取的步驟不但會不受公衆歡迎，也會不受部長們歡迎。但是在組織政府的第一年，我們不能出現赤字。
部長以身作則減薪
我同意吳慶瑞的看法，告訴他我們最好在任內初期便採取不受人歡迎的措施。
減薪數目不算少，但還不是大減，隻影響到1400O名公務員當中的6000名。月薪不低於220元的雇員都會損失部分可變動津貼．只有10％的人減少的數目每月超過250元，達到減薪400元頂限的只有一小部分人，8OOO名低收入雇員完全不受影響。但是這項措施仍然是個強烈的衝擊。要一開始便爲節省和理財之道定下基調，我們不得不迅速採取行動。感到很不高興的大有人在，尤其是高級官員。受英文教育者認爲我們開始懲罰他們，因爲他們投票反對我們。那不是我們的動機。我們要向所有新加坡人，尤其是向佔多數的受華文教育者表明，爲了公衆的福利，受英文教育者準備由部長們帶頭作出棲牲。爲了協助傳達這樣的信息，就是在新時代裏大家必須同甘共苦，我認爲要他們作出犧牲幷非不合理。
減薪還有個充分的理由。自1952年以來，我代表工會，吳慶瑞和貝思代表公務員，向政府施加壓力，成功地爭取了越來越多的薪金和津貼，當時幷沒考慮到經濟情況。如果工會繼續這樣做，我們就麻煩了。最好的辦法莫過於發出信號：這樣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減薪後每年將能省下1200萬元。報紙估計能省2000到25O0萬元，吳慶瑞加以駁斥幷提醒各報，1959年剩下的六個月只能省600萬元，使預計的赤字從14O0萬元減到8OO萬元。
幾天後他宣布凍結新官員的任命。那就是說，未經部長批准，政府職位出現空缺不能填補。
公務員工會極力反對。就像我們過去跟英國殖民地政府對抗那樣，它們組織了一個聯合行動委員會跟我們對抗，爭取全面恢復津貼。但我們不是處於守勢的殖民地政府，因爲佔多數的華人目前至少暫時全力支持我們，聯合行動委員會始終組織不起來。儘管如此，他們的反應使我惱怒。他們不瞭解我們面臨的嚴重挑戰，也不了解說華語或方言的選民的力量如今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我們必須防止共産黨人利用他們的不滿。一些高級官員不得不停止聘用女傭--太不幸了；但是整個國家在面臨更大的困難和危險，我們必須向他們表明，政府將爲整體的利益治理國家。只有這樣做以及小心行動，我們才能應付華人缺乏馬來亞意識的問題，使他們獻身於自己選擇的新國家，忠於這個新國家。這是最重要不過的，因爲他們必須改變態度，吉隆坡的馬來領袖才會同意合幷，使新加坡可以通過成爲馬來亞的一部分而獲得獨立。
我不時嚴責他們，驅策他們，要他們改變，以便應付未來。我們--吳慶瑞、杜進才、貝思、拉惹勒南和我--是受英文教育者，是他們的當然領袖。我們不想他們成爲沒落中的一群。要說華語或方言的人不幹掉我們，我們必須合力爭取他們當中至少一半的人的支持。但是受英文教育者的非政治化傾向是那麽大，以致不瞭解自己所處的危險境地。雖然到1961年所減的薪水已全部恢復原數，受影響的公務員卻還是長期憤憤不平。如果不是後來局面大亂，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那麽在1963年選舉中他們必然會團結一致投票反對人民行動黨。當時共産黨人的威脅太明顯了，他們別無選擇，只好支持我們。
回顧起來，我對當年同意吳慶瑞的主張幷不後悔。年底我們平衡了財政收支，稅收沒像我們所擔心那樣減少。如果必須重新對這一切表態，我仍然會贊成，不過削減的津貼會減到當年的三分之一。那已足以說服說華語或方言的人，而雖然受英文教育的公務員會感到不快，但是他們所受的震撼就不會那麽大。另一方面，這次事件暴露了他們對政治形勢的不瞭解，需要使他們重新認清方向，看到面臨的危險和困難。在執政之前，吳慶端、貝恩和我曾經決定成立一個政治研究所，引導高級公務員瞭解共産黨的威脅，讓他們看清我們的社會和經濟問題，這證明了我們過去的決定是正確的。但是要成功，我們必須贏得他們的信心，說服他們相信我們不是在給他們洗腦。
我們選中新聞部主任湯遜主持研究所。湯遜當時40歲開外，腦筋靈活，博覽群書，說起話來很認真，帶濃厚的蘇格蘭腔。他當過歷史講師，擅長教課，無論教什麽都滿懷熱情。他瞭解我們的需要，很快就領會自己必須扮演怎樣的角色。
作爲財政部長，吳慶瑞主管公務員，他選定良木山一棟殖民地時代的政府別墅作爲研究所。
湯遜開始講課和組織研討會，我和一些部長到研究所討論我們必須立即應付的實際局面，讓大家通過實踐的方式研究問題。起初公務員抱著懷疑的態度，但是講師們顯然不是共産黨人，於是他們最初對於這是馬克思主義灌輸方式的疑慮很快就消除了。由於講師們的心態跟他們一樣，他們同意：政府是誠懇的，問題是真正存在而且是不容易解決的；我們是真正希望他們跟我們一起工作幷落實解決的辦法。湯遜幹得不錯，在往後四五年裏教會了高級公務員如何瞭解共産主義理論，瞭解促進共産主義發展的社會弊病有什麽民主辦法可以解決，以及瞭解游擊隊的叛亂活動。他們認識了在廣闊的世界裡發生的事情，關於東南亞革命的原因，以及爲了應付挑戰，態度和政策必須根本改變。
但是由於其他原因，我們跟公務員的關係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仍然很不自在。在由反對黨轉爲政府的調整過程中，我料到的一個大問題是如何適應權力。我警告部長、政務次長和奉派協助處理公衆投訴的議員避免讓權力衝昏頭腦，避免濫用權力。但嘴上說說容易，我們依然經常得罪公務員。
趁熱打鐵推行運動
我們正在利用選舉過後受人歡迎的局面，決心趁熱打鐵。我們推行了一系列大事宣傳的運動，打掃城市街道、清理海灘垃圾、割掉荒地上的野草。這是模仿共産黨人的做法--以引入注意的方式動員大家，包括部長在內，用手勞動和弄髒衣服，以便爲人民服務。我們看不出有什麽理由要讓馬共壟斷這些技巧。我們發起運動引起群衆的興趣，讓他們爲熱心公益、保持清潔和保護公共財産建立較高的行爲準則。一個星期天王永元會動員公務員清理樟宜海灘，下一個星期天我會拿起掃帚跟社區領袖們一起掃街。
當時我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吳慶瑞和我策劃幷組織了人民協會，那是個包容新加坡所有重要志願社會組織的法定機構。這些組織從棋會、體育俱樂部到音樂、芭蕾舞、繪畫和烹飪班等等，教人學習技藝，從事有益的活動。我們要讓人們做些有用的事，使他們站到奉公守法這一邊。
我們興建了100多個民衆聯絡所，在市區裏興建大型的，在鄉村裏則建小木屋，提供教育和娛樂中心--讓人們打乒乓球、打籃球、打羽毛球、下象棋以及上收音機和電冰箱修理課、手藝課。每個中心都有個全職的組織秘書負責管理，照顧附近居民的需要。爲了監督起見，社會福利部改爲社區發展部。
我們計劃組織建國隊，接受失業的青年男女，讓他們穿上類似軍裝的制服，住在用木板搭建的宿舍裏，教他們耕種、修路、砌磚和建築，目的是讓他們遵守紀律，而最重要的是使他們不致流浪街頭。
但是我們也必須讓已有工作的人們守紀律，因爲我們迫切需要控制受共産黨人控制的工會，制止它們進行政治罷工。因此我們需要儘快成立一個仲裁庭。在50年代，澳大利亞的勞工關係不錯，主要是由於實行強制仲裁，制止了工業上的不安寧。我們於是找澳大利亞政府，他們派勞工部常任秘書來幫助我們。仲裁庭成立之後，我們的部長可以下令把任何嚴重罷工事件提交仲裁，尤其是諸如交通和公用事業等提供基本服務的部門的罷工。一提交之後，在等待仲裁期間，工會如果繼續號召工人停工將作非法論，工會註冊可能被吊銷。此外，在罷工之前必須進行秘密投票，而不是在發表煽動民心的演講之後舉手表決。舉手表決的情形我見得多了。
另一方面，我們跟共産黨人抱著同樣的看法：除了日本，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落後是由於婦女幷未得到解放；必須讓婦女跟男人平等，受同樣的教育，能對社會做出全面的貢獻。在競選期間，我們曾經利用分配給我們的以四種語言(英語、馬來語、華語和泰米爾語)發表政黨廣播的機會，提出有關婦女權利的政策，但是找不到一個人民行動黨女黨員能發表英語演說。芝在李與李律師館面試了兩名候選人的妻子之後，到我辦公室來說，她們演講語氣太軟了，不夠堅強。當時我正在跟慶瑞和拉惹討論事情。芝離開後，慶瑞和拉惹建議由芝去說。我徵求她的意見，她猶豫了一陣子，終於同意。拉惹草擬了初稿，讓她改寫，聽起來像是自己的話。她修改了，經過中委會批准，譯成其他語言。這篇講稿她用英語在馬來亞電臺發表。
推出五名女候選人
有一段講話非常重要："我們的社會仍然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認爲婦女在社會、政治和經濟上都比不上男人。這個神話被用來作爲剝削婦女勞動的理由。許多婦女跟男人從事同樣的工作，卻得不到同樣的報酬……在這次選舉中，我們推出了五名女候選人……讓我們向它們(其他政黨)表明，新加坡婦女對它們的裝聾作啞和插科打諢感到厭倦。我呼籲婦女投人民行動黨一票。行動黨是唯一有理想、誠懇和有能力落實競選綱領的政黨。"
這是認真的承諾，否則我不會讓妻子到電臺去廣播。我要早日落實這項承諾，這就意味著總檢察署的法律起草人員得儘快進行工作。他們尋找其他國家的先例，制訂了婦女憲章，一年內通過了，成爲法律。憲章規定一夫一妻制是唯一合法的婚姻制，把過去人們接受的一夫多妻制列爲非法，只有穆斯林除外。伊斯蘭教允許穆斯林有四個妻子。憲章內容是全面的，它改變了婦女的地位，卻改變不了父母不願生女兒，盼望生兒子的文化偏見。
此外還有多項措施不必怎麽策劃，就能輕易地爭取人心，包括王邦文以內政部長身份發出的一系列"反對黃色文化"禁令。"黃色文化"指的是19世紀使中國蒙羞受辱的道德墮落行爲和社會不正之風：賭博、抽鴉片、色情作品、多妻多妾、賣女爲娼、腐敗貪污以及裙帶關係。反對"黃色文化"的精神是由來自中國的教師帶進來的，他們向我們的學生和家長灌輸民族復興的精神。他們帶來的教科書，無論是文學、歷史還是地理，這種精神在每一章裏都流露無遺。左傾的華文報新聞記者給熱烈贊揚革命中國的誠實、清廉和生機勃勃的報道迷住了，寫文章強化了這種精神。
王邦文迅速採取行動，表現出的清教徒的熱忱勝過共産黨人。他下令肅清華族私會黨歹徒，宣布禁止色情作品、脫衣舞、彈球娛樂場甚至肉麻的歌曲。這樣做除了使失業人數略微上升、新加坡對遊客吸引力不那麽大以外，沒什麽壞處。但一向是新加坡過客的水手和海員，很快就找到了在島上更隱蔽的地點提供的這類服務，我們就當作沒看見。賣淫活動依然在暗地裏進行，我們沒去管它，因爲除非我們採取多半無效的愚蠢行動，它是禁止不了的。
我們最有意義的一項計劃是爭取在一年內讓所有兒童都有機會上學。我的襟兄楊五麟擔任教育部長，他的表現使我們感到自豪：他一分爲二，讓所有學校同時開上下午班，12個月內便使入學學生的人數翻了一番，使校舍的使用率增加一倍。他推行速成計劃培訓師資，把許多資深教師擢升爲校長。他也開辦成人教育班教馬來語(現在成了國語)，開展華人識字運動，用華語作爲所有華族方言集團的共同語。人們希望自己日益進步，前景越來越好，我們便爲他們提供必要的手段。在心理學上這是好事。共産黨人曾經這樣做過，我們再度採用已經被對手證明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正如群衆運動那樣，我們看不出有什麽理由讓馬共壟斷這些技巧。
35歲掌權心中不安
35歲就掌權，我心中不安。我沒有行政經驗，連自己的律師館也讓芝和金耀管理，於是決定必須瞭解政府的結構，對各部門的情形也要清楚。我要對高級官員，對他們的工作性質、態度和作風心中有數，以便在解決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時，知道要作出多大程度的改變；我也要估計各部門的人力資源，重新加以部署，以便加強最重要的部門。
我最先訪問的是財政部，因爲沒有財政資源的話，什麽事也幹不了。其次是內政部。我們對共産黨人必須掌握可靠的情報，能夠敏感和有效地應付他們，必要時能先發制人。我要知道有沒有稱職的官員在主持工作，能提供必要的情報、分析、想法幷爲我們進行策劃，以便制訂挫敗共産黨人的策略。在社會秩序上，我要警察遵守紀律，一旦我們決定驅散示威群衆或平息剛出現的暴亂，他們能表現得堅定不移、果斷和強悍勇武。
執政四個月後，我在10月訪問了內政部。我先向高級官員講話以提高士氣，告訴他們我預計共産黨人重組後會在一年左右鬧事，要求他們爲應付未來的動亂做好充分的準備。警察總監名叫布列斯，個子很高，戴眼鏡，留著白色的山羊鬍子，爲人沉默寡言。他當過政治部主任，沒幹過多少制服警官的工作。他完全瞭解共産黨人造成的威脅，可能也覺得我跟共産黨人太親近，而這對我幷沒什麽好處--他手下多名高級警官也有同樣的看法。我不曉得過了多久他才得出結論，認定我瞭解自己的所作所爲。當我說必須對付共産黨人而又不致失去大批說華語或方言的民衆的支持時，我是絕對當真的。
訪問了珍珠山警察總部，接著到刑事偵查局，然後到政治部會見新上任的政治部主任林塞爾。林塞爾有好長一段時間當制服警官，跟收集情報相比，他更擅長於控制暴亂，給我的印象是頭腦不夠精明，無法瞭解共産黨人的策略和戰略。因此我決定在每星期的例會中同時會見他的高級官員，以確保直接聽到他手下公安專家的彙報，不致由於經他轉述而錯過重要的微妙信息。這樣的安排果然收效。後來，兩名官員柯裏頓和阿末汗的工作證明，他們是最能幹的專家，經驗豐富，既能巧妙地應付各種局面，又能對收集到的共産黨人的情報進行透闢的分析。沒有他們，政府處境會困難得多。
古德的報告
對新政府成立頭六個月的事態發展，古德看法如何?在向殖民部大臣提呈的三份報告裏，他做了總結。
"新部長們都很有頭腦，對政治綱領想得很多。他們的政治綱領是通過認真寫成的講稿向選民提出的。就信仰來說，他們是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卻意識到新加坡作爲國際貿易中心，情況特殊，實際局限很大。他們也意識到，在一個靠通過激烈競爭贏得生意的城市裏，人口迅速增加，又期待著提高生活水平，這就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問題。最重要的是，他們擺脫不了共産主義的威脅。
"要獲得成功，他們必須使華族工人階級和學生繼續支持他們。這就是他們的弱點所在。因爲這一來，他們不得不擺出爭取民心的姿態，得罪要取得經濟進步所依靠的商人階級。他們念念不忘進行政治和思想意識的鬥爭，以爭取人民支持民主社會主義，不支持共産主義，這就可能影響他們有效地處理使新加坡經濟取得成果的其他問題。
"部長們也決定限制出席社交活動的次數。他們要給人的一般印象是：莊嚴地獻身於爲群衆利益而治理國家的任務。
"他們(因此)自稱爲非共，儘量表明不是西方的傀儡。他們也對來自西方的贊揚敏感，因爲他們認爲，面臨共産黨人的替代領導，他們必須堅決保住新加坡左翼的華族人口的支持，而西方的贊揚只會損害這方面的支持。政府目前無疑正獲得人口中說華語或方言的群衆的熱烈支持，今後一段時期，馬來亞共産黨不大可能向它挑戰。據
兩個半月後的
"要在這一切事態發展中認出這個政黨原來是過去四年內受到共産黨人滲透，利用工人、農民、華校中學生和年輕知識分子的不滿所爭取到的支持，以勢如破竹的姿態上臺執政的極端的人民行動黨，那是很難的事。但是如果認爲執政的責任已經改變了這些年輕人，那將是錯誤的。
"每個星期四下午，我在元首府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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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寫道："人民行動黨的現有領導層看來永遠不會公開表明自己是反共的。然而政府對共産主義的態度基本上是健全的，因此我們大有理由要感激它。我依然深信，把人民行動黨領袖看成隱蔽的共産黨人是完全錯誤的，把他們形容爲隱蔽的反共者跟事實接近得多……
"儘管新加坡部長做出了最大的努力，爭取聯邦部長接受他們，聯邦的態度依然是不信任。總理現在意識到，在聯邦現任政府的任期內，合幷是沒有希望的。他也瞭解在新加坡公開強調合幷會造成政治上的難堪，引起聯邦的公開駁斥。但他希望權宜之計是讓新加坡憲制維持現狀，確信如果人們認爲合幷不可能實現，新加坡爲了前途而轉向其他方面求援，對新馬兩地後果都是不堪設想的。這樣的事情不應該發生，對我們大家來說這是至爲重要的……
"所以，當前的形勢是，
"我們的政策必須是繼續同人民行動黨合作，儘量爭取他們的善意和信心。這一來，我們將能協助他們讓新加坡有個勝任和穩定的政府，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克服經常出現的小困難和挑釁，這些小困難和挑釁我們將來肯定會遇到。"
像多年前我在萊佛士書院念書時的級
古德的"降旗"報告對即將上任的英國最高專員薛爾克勛爵起了決定性的影響作用，對薛爾克的副手穆爾也一樣。穆爾在薛爾克擔任海軍大臣時當過他的私人秘書，他原本在英國殖民地服務部門任職。34年後退休的穆爾告訴我，有關報告起了至爲重要的作用。他到新加坡六個月後，覺得古德的報告說得很對，負責新加坡事務的殖民部副大臣華萊士爵士接受了他的判斷。1961年我遇見華萊士，跟他談了兩個半小時。穆爾非常尊重華萊士。因此，英國在決定對人民行動黨政府採取怎樣的政策時，報告起了異乎尋常的重要作用。
在古德
第20章 邁出第一步
我們把希望寄托在聯台國技術援助理事會派出的一個技術團。這個技術團於10月間到新加坡來考察擬議中的裕廊工業區，然後就哪種工業適合在這個工業區發展提供意見。我們很幸運，得到
最後一位英國總督離開後，我們必須委任自治邦的元首。我們選《馬來前鋒報》董事經理尤索夫當古德的繼任人，他是第一位出任自治邦元首的本地人。爲了讓聯邦知道新加坡人願意接受馬來人爲領袖，我們選了個出類拔萃的馬來人。我知道尤索夫爲人不錯，生活習慣簡單，行爲舉止得體。他的妻子比他年輕，充滿活力，和藹可親，善於交際。
國旗的設計花了很大的工夫，因爲必須尊重各民族的感受。說華語或方言的群衆要紅色；馬來人要紅白兩色，那是他們象徵勇氣和純潔的傳統顔色。但是印尼國旗已經用了紅白兩色，波蘭也如此。華人受了共産黨中國國旗上的五顆黃星的影響，要加上星星；馬來人要新月。結果我們選定新月加五顆白星，而不是伊斯蘭教傳統的一顆星。五顆星代表國家的五大理想，那就是民主、和平、進步、正義與平等。國旗的設計是爲了協調不同種族的象徵和理想。
我們也對國徽的設計達成協議。國徽上有個由一彎新月和五顆星星組成的盾，兩旁由一頭獅子和一頭老虎支撐，下面有條飾帶，寫著馬來文字"MajulahSingap--ura",意思是"前進吧，新加坡!"
選擇國歌的過程比較容易。曲調必須有本地區的風格，歌詞用國語。恰巧當時有個早年來自蘇門答臘的馬來作曲家朱比賽，他創作的一支曲子，讓以杜進才爲首的一個特別委員會選中了。它旋律優美動聽，節奏比較慢，曲名和主題就是"前進吧，新加坡!""("MajulahSingapura")。
儘管我們在執政的最初六個月內一直在摸索，我們仍然爲政府的許多重要政策奠定了基礎，包括在實現建屋計劃方面邁出了第一步。這個計劃後來使新加坡的面貌完全改觀。1960年2月，我們解散了新加坡改良信託局，把它的職能分散給建屋發展局和策劃局，前者成爲國家發展部屬下的一個部門，後者歸總理管轄。接著我們委任林金山爲建屋發展局主席。這個委任關係重大。林金山和吳慶瑞在英華學校和萊佛士學院是同屆同學。他原本從商，是個講究實效和富有創造力的人。他給自己的碩莪廠設計了一架碩莪加工機。除了擔任本地一家大銀行的董事之外，他也負責經營岳父的當鋪和父親的汽油站。他的本領是多方面的。爲了給人民提供新的住房，吳慶瑞要保證政府撥給建屋發展局的每一分錢都用得恰當，林金山的工作就是要確保建屋發展局做到這一點。
林金山依照他認爲最好的辦法去做。他終於把組屋建成了。1961年5月，河水山木屋區發生大火，3萬個居民無家可歸。在短短18個月內，林金山讓他們住進一房式組屋，這種組屋的廚房和厠所是公用的。他也在廣東民路我的選區內興建一座組屋，位置很顯眼，我的選民眼看著它一層一層地蓋起來，巴不得早日搬進去住。要不是林金山在大選以前基本上把組屋建好，我要爭取蟬聯恐怕會有困難，
凡是新政府都免不了要證明本身的能力，通過許多新法律，推展許多新計劃。1960年2月，我宣布了準備把新加坡海港局改組爲新加坡港務局的計劃。接著我們把婦女憲章提交議院一讀，從而把新加坡引入一夫一妻制度和男女平等的新時代。後來，設立仲裁庭的立法程序在議院完成，我們便委任馬來亞大學經濟學教授查爾斯·甘巴爲仲裁庭主席。大家都知道他同情工人，但是他不可能做得過火而把僱主置於死地。仲裁庭是依照澳大利亞的模式成立的。
成立貪污調查局
我們開展推行家庭計劃的運動，事先訓練了1000名志願人員向公衆展開宣傳。希望降低每年4％的人口增長率。
我們採取的一項最重要的行動，是向議院提出一項法案，以使我們擁有更廣泛的權力來對付貪污。這是我們所連續採取幾個步驟中的第一個，旨在強化法制，以便把以身試法者控上法庭定罪。貪污調查局這個新部門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成立的。
我們宣布將給予馬來亞大學(設在新加坡)和南洋大學同等的財政援助，但是我們也要求兩所大學具有同等的程度。爲了改善南大學生的前程，我們已經做了不少的努力。我們著手讓他們進入馬來亞大學就讀，從而讓他們提高自己。我們開始在馬大文學院、法學院和理學院開設歷時三個學段的大學先修班課程，讓合格的非英文源流學生進修後考入馬大。
儘管我們在許多領域取得了進展，唯獨經濟計劃方面少有進步。9月間，我們同馬來亞商談有關成立有限度的共同市場的問題，對方的態度卻比以往更爲冷淡。情況壞得很。當時本地一名廠商打算擴展他的棉紡織廠，使它成爲從提供原材料到生産成品的工廠，包括織布和制衣；這已經是則大新聞，因爲擴展工廠將使所需勞動力增加300個。我們正處於艱難的境地，迫切需要新的就業機會。
當時，旅遊業在亞洲還處於萌芽階段。大多數先進國家的遊客，都到其他先進國家去觀光。於是我們決定展開宣傳，把1961年定爲"訪問東方年"。爲了吸引遊客，我們在4月間舉行航空展覽，接著相繼舉行電視和無綫電展覽、汽車展覽、胡姬花展覽、攝影展覽等等。
我們把希望寄托在聯合國技術援助理事會派出的一個技術團。這個技術團於10月間到新加坡來考察擬議中的裕廊工業區，然後就哪種工業適合在這個工業區發展提供意見。我們很幸運，得到
當時，我們的經濟主要依賴貿易，特別是轉口貿易。一個印尼代表團曾到新加坡來，討論如何消除兩地之間的"不正常貿易"以及如何增加他們的外匯收益。他們要求我們把從印尼運到新加坡的貨物當中的相當大的比值，以外匯記入他們的賬戶，他們則答應通過新加坡購買雙方所同意的一定數量的貨物。然而擺在眼前的卻是幾乎無法解決的難題。我們要商人合作是一件異常困難的事，沒有人會申報從印尼進口或輸往印尼的貨物的價值，也不會申報真正買入和賣出的貨物的清單和價格。印尼配貨人寄出的發貨單上的價錢，也低於貨物的實際價值，而且往往利用同一份出口許可證寄出第二批貨物等等。
第21章 大馬來西亞
長久以來，英國人在探討"大馬來西亞"的概念時，認爲這個概念是實現他們長遠目標的方法之一，那就是，先把他們在本區域的殖民地聯結在一起，然後才讓它們獨立。問題的關鍵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政府會不會有一天由共産黨領導?他們相信當我公開堅持新馬合幷是新加坡實現獨立的方法時，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
這期間，新加坡同馬來亞合幷的問題看來是完全沒有希望的。東姑對新加坡的態度最叫人氣餒。他再三迴避向他提出的任何合幷建議，堅決不要新馬兩地在任何情況下合幷，而且利用每一個私人或公開的場合表明他的立場。1960年5月，他在倫敦告訴馬來亞留學生說，新加坡的政治思想像種族結構一樣，跟聯邦不大相同；加上新加坡有130萬華人，這會使馬來亞人感到不知所措，破壞聯邦的寧靜氣氛。他說："許多受華文教育的華人和新移民，始終效忠中國，很少關心馬來亞。"他這番議論在當時來說是很典型的。其實他也夠坦白的。因此，6月間有人在電臺節目中問我有關新馬合幷的展望時，我決定對人們的期望潑冷水，表示在可預見的將來，新馬兩地不可能合幷。我說，聯邦擔心種族平衡會受到破壞，它也懷疑新加坡的華人大多同情共産黨。因此，我們得用具體的方法向他們表示，我們效忠的對象主要是馬來亞。
令人特別擔憂的是，東姑對我們的希望潑冷水，卻絲毫感受不到對新加坡公衆內心造成的傷害。他每次發表談話，新加坡報紙總是突出報道，這就使那些主張新加坡成爲獨立自主國的人贏得更高的聲譽。到1960年10月，連林有福和新加坡人民聯盟也贊同新加坡先成立主權國家，然後才考慮同馬來亞合幷。然而正如我向英國駐新加坡專員薛爾克勛爵強調的那樣，這是絕對行不通的。共産黨一旦控制獨立的新加坡，一定會戰鬥到底，不會輕易把主權交給聯邦。
薛爾克是蘇格蘭一位公爵的次子，平時常擺出一副貴族架子。他異常瘦長，看起來有點駝背。他的頭髮灰白捲曲，瘦削的臉龐往往露出頑皮的表情。他有一種分散人們注意力的習慣，每次碰到問題，便用舌頭撥弄上額的一顆假門牙，使它上下跳動。他幷不是一個很有才智的人，但在社交方面卻有高明之處，而且不乏貴族的魅力，能使平民在他面前覺得自在。他對我有好感，我們相處得很融洽。可是他的副手穆爾可能覺察我有時顯得不耐煩，懷疑我不把他當作一個重量級人物看待。因此，爲了突出他的重要地位，穆爾就一再提醒我說薛爾克曾經擔任過英國的內閣部長，目前仍然能夠直接會見首相。
我在吉隆坡會見過英國官員。9月間，我跟珀西·克拉多克會談。他是我在劍橋法學院的同屆同學，現在擔任英國駐吉隆坡最高專員的秘書。我們共進午餐時我對他說，東姑排斥新加坡的政策，目光未免太短淺了。克拉多克在提呈的報告中說，我認爲"總得有人找東姑談談，告訴他如果新加坡成爲一個獨立國家，是讓毛澤東的代表到那裏去的最好方法。這樣一來，你將面對歷史上最大規模的Enosis(合幷)運動"。(Enosis是指當年希臘族塞普勒斯人爲了爭取同希臘政治合幷而展開的鬥爭，結果發生許多恐怖事件，成爲重大新聞。)
但是三個月後，英國駐馬來亞聯邦最高專員傑弗裏·托裏爵士告訴我，東姑曾經向他吐露內心的秘密，覺得每當我或者任何其他新加坡發言人發表公開談話，暗示新馬有可能合幷時，都使他在政治上感到很難堪。首先，這種談話使他的敵手深感安慰和受到鼓舞。他的敵手就是社會主義分子，以華人爲主，總是渴望有一天能夠同長堤彼岸的人民行動黨會師。其次，這種談話往往使他同馬來民族主義分子之間關係緊張，因爲有關聯盟政府考慮同新加坡達成某種形式的和解的任何暗示，都會使他們對他實行的政策更加擔憂，害怕將來允許新加坡的華人入境，華人會把馬來人淹沒。儘管我們做出種種努力，東姑、敦拉扎克和伊斯邁就是不肯坐下來就新馬的長期關係同我進行嚴肅的商談。關於新加坡如果獨立幷受共産黨控制，對馬來亞會産生多麽可怕的後果，他們不願去想。
最後，爲了使我繼續抱著希望，我想英國人正鼓勵我提出一個有關聯邦的更大方案，也就是不僅包括新加坡，同時也包括婆羅洲英國三屬地(即北婆羅洲、文萊和沙勞越)的宏大計劃，使他族人數不會影響到馬來選民所佔的多數地位。薛爾克和穆爾建議我準備一份文件，不是提交東姑，而是交給敦拉扎克。我猜想他們已經通過傑弗裏·托裏，說服敦拉扎克考慮這個概念。我在1961年5月初便準備好這份文件，交給伊斯邁，由他轉交敦拉扎克。說實在的，英國人爲了說服敦拉扎克，費了不少唇舌。托裏還爭取到羅伯特·湯普森的支持。湯普森是馬來亞的公務員，擔任國防部秘書，敦拉扎克是部長，是他的頂頭上司，兩人在工作上合作無間。
敢於正面向東姑提出這個課題的人，是共和聯邦關係部大臣鄧肯·桑迪斯。1961年1月他來到新加坡，以便續程前往聯邦，向兩地政府彙報有關英國即將申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的事。我借這個機會向桑迪斯詳細說明，如果新馬兩地到1963年憲制會談舉行時還未合幷，我們將面臨的危險。新加坡自行獨立的話，走共産路綫將是無可避免的結果。我這一番話想必對他産生某種影響。後來穆爾對我說，桑迪斯表示他從來沒遇見過像我那樣渴望把政權移交給另一個政治核心的當權領袖。英國的檔案顯示，桑迪斯同東姑談過這件事。薛爾克也提出報告說，桑迪斯告訴他兩人的會談進行得十分順利，不過他對會談詳情卻一無所知。
後來，我對桑迪斯有了深一層的認識。他有時談話開門見山，而且坦白得出奇。身爲丘吉爾的女婿，他不乏自信，具有巨大的決心和勇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一次車禍中傷了腿，後來時常作疼，只好服食止痛藥，靠一根手杖一瘸一拐地走路。他簡直獻出整個生命，成天忙著工作。如果你碰巧跟他站在同一立場，你會覺得他很討人喜歡，也令人敬佩。我很幸運，跟他立場一致。他極力推動新馬在"大馬來西亞"中實行合幷，而且必定得到英國首相麥克米倫的支持，由麥克米倫出面促請東姑接受這個倡議。
東姑改變一貫立場
東姑幷沒解釋他爲什麽改變主意。後來，10月間，他在吉隆坡向國會表示，他本來不贊成新馬合幷，因爲兩地一旦合幷，將危及馬來亞的安全。但是，時代改變了。他沒有清楚地說明怎樣改變。我只能猜測是英國人使他相信，他必須控制新加坡的安全，才能夠維護馬來亞的安全，因爲新加坡大多數說華語或方言的人，很容易被共産黨吸引。我相信伊斯邁已經瞭解，新馬兩地的顛覆問題是密切相關的。例如，有人告訴他，馬來亞學生雖然只佔南洋大學學生總數的一半，但是大多數左翼領袖和鬧事者卻是他們。他們畢業後回到馬來亞，將會製造更多麻煩。
就連薛爾克和穆爾也料不到東姑的態度會來個180度的大轉變。對他們來說，這無疑是個"驚喜"。英國人對時局做了不同的分析。長久以來，英國人在探討"大馬來西亞"的概念時，認爲這個概念是實現他們長遠目標的方法之一，那就是，先把他們在本區域的殖民地聯結在一起，然後才讓它們獨立。問題的關鍵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政府會不會有一天由共産黨領導?他們相信當我公開堅持新馬合幷是新加坡實現獨立的方法時，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因爲這將使馬來亞共産黨永遠無法奪得政權。直到這時，他們才開始嚴肅對待這個計劃。
1961年5月，看來東姑至少準備考慮讓馬來亞在規模更大的馬來西亞聯邦中同新加坡合幷了。然而在隨後六個月裏，有關新馬合幷的事，有時又顯得只是一個幻景，因爲他對於真正的合幷仍然猶豫不決。幸虧在這期間，我同英國專員公署的多數成員，尤其是同穆爾相處得很融洽。在往後數年裏，特別是在1963年到1965年新加坡成爲馬來西亞部分地區的時候，我們之間建立了密切的友誼。
1961年，我們的觀點已經一致了。英國人現在著手給馬來西亞造成一種勢頭，同時製造一種氣氛，使人覺得新加坡和馬來亞的合幷勢在必行。他們在東姑提出建議的兩個星期後做出反應。他們經過協調，發表了一系列表示贊同的聲明。首先，薛爾克在
第22章 揭開鬥爭的內幕
每當我經過他們的工會或團體的會所時，那些投身於共産主義事業的說華語或方言的群體，都對我流露出異常的憤怒和憎恨。甚至站在他們一邊的華文報記者出席我所舉行的記者會時，也都綳著臉，露出慍怒的神色。他們認爲我暴露共産黨人的身份、鬥爭方法和意圖，是一種背叛行爲。我卻認爲他們的態度證明我的揭發是有效的。
現在最重要的是，怎樣向人民顯示共産黨絕不會成爲新加坡未來的主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把有關新馬合幷的問題付諸票決。我斷定票決是絕對必要的。如果不經過票決就把新加坡強行幷人馬來西亞，後果是不堪設想的：那簡直是證明我們把新加坡出賣給馬來人支配的吉隆坡政府。
對於合幷問題，我寧可舉行全民投票而不願意通過大選來取決，因爲大選的結果不能只對要不要合幷的問題作決定。不過，爲了爭取大多數新加坡人支持馬來西亞計劃，我必須叫那些抱著騎墻態度的說華語或方言的人士相信，勝利的一方是我們而不是共産黨人。我們不能讓他們認爲我們可能失敗，否則，將會有許多人投票反對新馬合幷或者棄權，因爲這些人深信那些投票贊成新馬合幷的人，往後將遭到共産黨人的懲罰。同樣道理，如果我們使人民相信新馬合幷勢在必行，而且共産黨人無法爭取到多數人的支持以便從中阻撓，他們就會作出另一種推論，那就是，支持共産黨的人有被聯邦政府懲罰的危險。因此，我不得不使人民産生一種感覺，認爲合幷這股浪潮洶湧澎湃，不論共産黨人或其他人都阻擋不了。我相信只要我們能夠傳達這個信息，中華總商會、華族文化團體和學校裏的說華語或方言的領袖就絕對不會跟著林清祥走，至少也會保持中立。好的話，他們會暗地裏支持合幷。
爲了使人民相信馬來西亞的成立必然會實現，最可靠的辦法就是要人民瞭解林清祥、方水雙和親共幹部本身也知道他們所打的是一場敗仗，所以最好不要加入他們的陣營。爲了加深人們的印象，我認爲有必要把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告訴每一個人，那就是人民行動黨和共産黨怎樣結成統一戰綫；林清祥和方水雙爲何自食其言，不贊成新加坡通過同馬來亞合幷取得獨立；共産黨人爲什麽註定要失敗。爲了能好好地思考這個問題，我需要一個清靜的環境，這是新加坡所沒有的。於是，8月l1日晚上，我帶著芝、三個孩子和保姆乘火車到吉隆坡，然後轉乘汽車到海拔1600多米的金馬侖高原，住進新加坡政府的度假別墅"古魯尼旅舍"。我的私人助理張奕貴也同行。我準備通過新加坡廣播電臺發表一系列演說，讓人民瞭解整個事情的真相。每次演說需要二三十分鐘，廣播稿由我口述，張突貴筆錄後整理成文。
一件勞心勞力的事
金馬侖高原氣候涼爽，環境清幽，地方偏僻，是暫時遠離新加坡的政治溫床的好去處。當時沒有電傳機，沒有直撥電話，普通電話也不清晰，所以我動身前留言，除非有特別緊急的事情發生，否則不要打電話給我。這樣一來，我便可以安安靜靜地工作。我們逗留了將近兩個星期。我也在景緻幽雅的九洞高爾夫球場打了好多次球。我離開的時候，已經完成了八講的廣播稿。最後四講只好在新加坡撰寫。我一面撰寫，一面給前幾講的廣播稿錄音。在
在這12講裏，我概述了從1954年人民行動黨成立到我們同共産黨結成統一戰綫的經過，同時概述了後來發生的事件：行動黨爲什麽發生分裂，導致目前雙方爲合幷問題展開激鬥的原因。我希望消除人們心中的猜疑，不要以爲這是對共産黨人和顛覆行動的誹謗。其實我很贊賞共産黨人爲了信仰所表現的力量和勇氣。我在其中一講的廣播中說：
"我們越過了鴻溝，接觸到受華文教育的群衆。這是一群飽含生命力和革命氣息的青年。共産黨過去30年的工作，也主要是在他們當中進行的，而且頗有成績……我們這些受英文教育的革命工作者是後來者，想去開發同一個油田。我們被共産黨看成侵佔這塊專有領土的人了。在這個群體裏，我們認識了林清祥和方水雙，他們加入了人民行動黨。1955年我們參加競選，這就開始了我們同共産黨地下工作者在職工會和文化團體裏發生的錯綜複雜的關係。
"同他們在一起工作是一種新奇的經驗。當你碰到一個工會領袖的時候，你很快就要斷定，他究竟屬於哪一邊，他是不是共産黨人。你可以從他的談話和他的行動中看出，他究竟是不是具有決定權的核心人物……我認識了許多這樣的人。他們都不是壞人，也不是投機分子……他們當中有許多人甚至準備爲共産主義事業付出個人的自由和生命。他們都知道，一旦被發現是共産黨人，他們就有被逮捕和被拘留的危險。後來，在1956年和1957年的肅清行動裏，他們當中有許多人被捕入獄。我常常到監獄去探望他們，替他們上訴。也有許多人被遣送到中國，有些還是我的朋友。他們認爲我應該站到他們那一邊去。他們相信，最後我一定會被迫承認，他們稱之爲"資産階級"的民主制度是不能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社會的。到那時，我一定會承認他們所做的是正確的。
"另一方面，我也常常花許多時間跟他們辯論，設法向他們證明，不管中國或蘇聯發生什麽事情，我們畢竟是生活在馬來亞。這樣，不管你是共産主義也好，民主社會主義也好，如果你要在馬來亞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社會，就得訂下一些基本決策，例如確立馬來亞人的身份，把華人、印度人和其他種族同馬來人團結在一起，建立國民團結和國民效忠，幷通過國語來促進各族人民的團結等等。"
我又解釋了馬來亞和新加坡不能分開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聯邦對新加坡的重要性。聯邦是新加坡的腹地，它生産樹膠和錫，使我們的轉口貿易經濟能夠運轉。聯邦這個腹地使新加坡成爲一個大城市。沒有這個經濟腹地，新加坡就不能夠生存。如果不合幷，如果我們兩個政府不能重新統一，如果我們兩地的經濟不能合而爲一，那麽，我們的經濟地位就會慢慢地、逐漸地惡化，我們大家的生活就會越來越苦。原本一個單一的全馬經濟發展計劃將分裂成爲兩個。聯邦本來應該跟新加坡合作的，卻變成在爭取工業化的資金和發展上互相競爭，這樣就勢必兩敗俱傷。"
在最後一講的廣播中，我再度強調以下這一點："在過去三個月裏，要不是柔佛一帶發生了旱災和新加坡出現水荒現象，我相信共産黨早就改變他們的路綫……要求新加坡自行獨立。自然環境似乎在警告他們，他們的舉動是荒謬絕倫的。"這一年新加坡格外乾燥，6月起便很少下雨，甚至滴雨不降。到8月底，水壓突然下降，許多工廠被迫暫時停工，一般大酒店也受到嚴重的影響。我們三個主要的蓄水池幾乎乾涸了，其中實裏達蓄水池池底長滿象草。我們實行制水，每天只有六個小時的水供，自來水管的水壓低得可憐。我們不必提醒人民，1942年新加坡所以被迫向日本投降，就是因爲日本軍隊佔領了柔佛的蓄水池。制水措施一直實行到隔年1月底才取消。這場天災來得很巧，有助於使人民深信新馬合幷是解決新加坡問題的合理辦法。
開燈照亮魔術舞臺
當時新加坡還沒有電視，廣大的聽衆收聽了上述廣播。廣播結束時，大多數人民相信我已經把過去黨內的鬥爭、親共分子的背叛和全權代表的事情老老實實地告訴他們了。他們也相信我對於未來是抱著實事求是的態度的。我扣住他們的心弦。我所講的故事，是他們自己剛剛經歷過的，暴亂、罷工和抵制都在他們腦海裏記憶猶新。過去困擾著他們的許多疑團，我都一一做了解釋。這就像一名魔術師正在表演，我突然跑上舞臺，開燈照亮觀衆沒注意到的黑暗角落，使對方使用的道具和配備在觀衆面前暴露無遺。這些廣播在民間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尤其是對受英文教育的人更有啓示作用。例如當時還年輕的張業成(後來成爲《海峽時報》總編輯)在回憶中說：
"這些廣播演講是史無前例的經驗之談。它幷非典型的政治演說，它包含了切身的經驗。即使在它播出的時候，事情還在發生。每一講的廣播結束時，都在聽衆心中産生懸疑作用，他們恨不得早點聽到下一講，就像當時一般市民一聽到麗的呼聲以廣東話播出李大傻所講的武俠故事時莫不專心傾聽一樣。在講故事的是一位高手，但故事絕非虛構。對新加坡人而言，這是一場關乎生死存亡的鬥爭。"
最後一講在
每當我經過他們的工會或團體的會所時，那些投身於共産主義事業的說華語或方言的群體，都對我流露出異常的憤怒和憎恨。甚至站在他們一邊的華文報記者出席我所舉行的記者會時，也都綳著臉，露出慍怒的神色。他們認爲我暴露了共産黨人的身份、鬥爭方法和意圖，是一種背叛行爲。我卻認爲他們的態度證明我的揭發是有效的。
這期間，有關合幷的問題幷非毫無進展。共和聯邦國會議員協會會議剛好在新加坡舉行，出席者有沙撈越、文萊、北婆羅洲和馬來亞的代表。
8月，我和吳慶瑞同東姑、敦拉扎克舉行了三個小時的會議，謀求解決合幷條件的問題。馬來亞外交部常任秘書加查利也出席了會議，他是負責合幷細則的馬來亞主要官員。
9月我到吉隆坡三天，同東姑討論有關合幷條件的其他細則。9月中旬返回新加坡時我告訴報界："合幷已經離開發射台，最新的發展是它已經納入太空軌道，1963年6月是預定的著陸日期。"我應用當時流行的字眼宣布這個消息。蘇聯太空人加加林於1961年飛人太空的壯舉，以及美國爲發射載人太空船進人太空軌道所做的努力，使世人著了迷。在財務方面，我解釋說，根據聯邦憲法，每一州都把徵收關稅、國內稅和所得稅的權力交給中央政府，但是由於新加坡將控制教育、勞工、衛生和社會服務等方面的事務，我們將獲得相當比例的稅款，以負起以上各方面的職責。因此，我們在聯邦國會的代表人數必須調整，"否則我們的代表人數將超出一倍"。
杜進才寫信給議院裏的反對黨領袖，請他們就兩個基本問題表明立場。這兩個基本問題包含在雙方原則上達成的協議中，那就是防務、外交和安全操在吉隆坡聯邦政府手裏，教育和勞工政策則繼續由新加坡政府自己掌管。
社陣主張新馬全面合幷，他們以爲東姑必定不會同意。我和吳慶瑞、拉惹勒南、杜進才、王邦文都感到高興。他們不但不反對合幷，反而比我們要求在更多方面進行更加密切的合幷。這是一個理想課題，全民投票可以根據它來擬定問題：人民所要的究竟是哪一種合幷?
在不久後電臺舉辦的一個座談會上，吳慶瑞和李紹祖醫生就合幷問題展開唇槍舌劍的爭論，這次爭論使社陣謀求人民支持它的全面合幷建議的希望破滅。李醫生聲稱在社陣的合幷計劃下，由於新加坡同檳城和馬
然而我們還沒有擺脫困境。正如10月15日我在記者會上所做的解釋那樣，雖然在新加坡出生的公民將自動成爲聯邦公民，其餘327000名從中國、印度甚至馬來亞來的人，首先必須符合在聯邦居住的條件，幷通過語文(馬來語)測驗及格，才能夠成爲聯邦公民。唯一不同的是，根據我們和東姑達成的協議，所有新加坡公民將成爲"聯邦國民"。我希望這種安排能使他們滿意，這是我當時所能向東始爭取到的最佳的"特別安排"。
第23章 社陣慌了手腳
在兩天當中，李紹祖醫生連續不斷講了七個半小時的話。在講了半個小時後，他開始胡扯一通。他有一幫寫文章的人在反對黨休息室裏寫出許多重複無聊的東西，然後由社陣議員送進議院會議廳交給他。很多時候他甚至連寫給他的東西都讀不出來……但是李醫生的冗長發言，反而使許多好的論點齊湮沒在廢話之中。
我不得不希望新加坡人民會對自己成爲聯邦國民感到滿意，因爲我的第一個目標是就合幷條件跟東姑達成協議，以便讓新加坡人民對合幷條件進行表決投票。我們已經答應在9月間舉行全民投票。根據立法議院多數票的贊成來進行合幷是絕不可行的，不管條件公平不公平，新加坡人民會以爲我們出賣了他們。因此，必須把真相告訴他們，就其他替代選擇向他們解釋，讓他們自行作出抉擇。此外，這樣做也能確保東姑不至於以理所當然的態度對待我們。
爲了做到這一點，人民行動黨必須繼續執政，也因此必須在議院裏獲得多數票的支持，這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在議院裏有26票，只比反對黨的25票多一票。在關鍵時刻，我相信除了馬紹爾(一票)，也許還有王永元和他的兩名支持者(現在稱爲人民統一黨)之外，反對黨裏的非共派不大可能支持社陣。此外，在我發表一系列廣播說明當前衝突的背景之後，我在貫徹我的論點上已處於更有利的地位。
眼下我們必須迫使共産黨人表態，說明他們要的是怎樣的合幷。我們不能讓他們反反復複，再度呼籲建立獨立的新加坡。但是他們依然變來變去。分裂之後，好幾個星期他們態度模稜兩可，施展拖延策略，促請人民先集中力量進行反殖民主義鬥爭。
社陣不是唯一的不確定因素。在這回的局勢發展中，英國人起著最重要的作用，因爲一切取決於他們能不能跟東姑達成諒解，說服他必須在新加坡的前途問題上扮演最重要的角色，那就需要新馬真正合幷，不光是"聯盟"而已。
穆爾於10月18日向華萊士提出的同一份報告說：
"當然，就我們不準備在短期內對付新加坡的共産黨人，沒有人會質疑。但是我們得說服東姑。長遠來說，在當前的國際輿論氛圍中，只有他才能處理新加坡的問題……東姑存有幻想，以爲可以無限期地把新加坡的問題留給英國處理而不出問題，這樣的幻想非消除不可。"
我以爲，當我們在芳林和安順補選中失敗，共産黨人企圖通過憲制手段除掉人民行動黨而自行上臺執政的時候，東姑必定發現自己別無選擇，只好根據特別的條件接受新加坡，那就是跟我們保持一定的距離，使馬來選民在聯邦佔多數的局面不致受影響。這意味著他必須控制內部安全、防務和外交事務。10月27日東姑發表談話時贊同了我的看法。他說，到1963年，"英國多半會給新加坡一部憲法，使新加坡成爲獨立國家。新加坡一旦獨立，就會跟我們所反對的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中國、蘇聯、南斯拉夫和其他共産集團國家將設立大使館，到時共産黨人就近在差咫尺"。他也說，所屬政黨"可說是屬於極端派"的新加坡總理自己也擔心新加坡如果獨立，新馬兩國之間會發生什麽事情。"我們必須設法盡一切力量扭轉這種局面，以免發生這樣的衝突。"
但是東姑接受新加坡所要的代價很高。早在8月間，他的政府便向英國發出通知，要在六個月後退出內部安全委員會。英國因此推斷，如果它需要馬來亞政府接管新加坡，以便控制共産黨人，東姑會要求先把婆羅洲三邦完全幷進聯邦。我當然知道時機是否成熟是一個問題。根據我到這三邦出庭辦案的經驗，我知道它們的政治覺醒水平不高，政治領導層尚未形成。我把這些問題留給英國去處理，以爲英國已經同東姑解決了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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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倫敦，他同麥克米倫的談判歷時僅80分鐘，離開時滿面笑容。他告訴記者："我們不必等到1963年。"英馬兩國政府11月20日發表聯合聲明說："新馬兩地政府在新加坡同聯邦合幷的問題上談判達成的協議要目，兩國部長滿意地做了記錄。"東姑爲什麽改變了立場?麥克米倫哄騙了他，而且實際上是答應讓他獲得婆羅洲三邦，只等調查委員會的報告。
在新加坡，我們把達成合幷協議的主要項目，通過白皮書在立法議院提出。它的要點是：
大新加坡將在聯邦下議院獲得15個席位，在上議院獲得兩個席位。
*624000個新加坡公民不會失去在新加坡享有的州公民權。合幷後他們將自動成爲大聯邦的國民，獲得跟大聯邦其他國民相同的護照。他們將享有乎等的權利，同樣受到保護，盡同樣的義務。
*新加坡的自由港地位將維持下去。
*新加坡政府的指揮和控制權將維持現狀，由總理和根據他建議委任的部長組成的內閣執行……新加坡的現有立法議院將成爲州議院繼續運作，但無權制定有關防務、外交事務、安全和其他聯邦事務的法律。
*新加坡在教育和勞工政策方面將享有自主權，同時獲得比聯邦其他各州更大的保留權力。
*新加坡將保留大部分的州稅收。
*成了新加坡公民的馬來人的特殊地位將受到保障。
奧勒斯膽子小
11月20日，阿末·依布拉欣提出動議："本議院確認，馬來亞所有真正愛國者的首要目標，是讓新加坡和馬來亞聯邦合幷，使兩地重歸統一。"社陣慌了手腳。他們看著合幷在加速進行，看來難以阻擋，便採取阻撓的手段，拖延會議的進行。在兩天當中，李紹祖醫生連續不斷地講了七個半小時的話。在講了半個小時過後，他開始胡扯一通。他有一幫寫文章的人在反對黨休息室裏寫出許多重複無聊的東西，然後由社陣議員送進議院會議廳交給他。很多時候他甚至連寫給他的東西都讀不出來。當時我們不曉得他故意把會議拖拉一天或兩天有什麽作用，因爲我們不必應付任何期限。最後杜進才、我和其他部長就程序問題站起來問議長奧勒斯爵士，是否應該讓李醫生喋喋不休地重複下去。但是奧勒斯膽子小。令我們吃驚的是，共産黨人居然能夠使他害怕到這個程度，以致儘量放寬限制，讓社陣可以把辯論拖下去。我們決定下屆選舉勝利的話，要選個膽大的議長。
但是李醫生的冗長發言，反而使許多好的論點湮沒在廢話之中。他的一個最有力的論點是新加坡不能按選民人數的比例在聯邦國會裏獲得應有的代表權。他說，新加坡在100個議席裏應該獲得25到30個議席，卻只得到15席。我解釋說，我要求19個議席，東姑最多只願意給15個。吉隆坡和馬
但我遇到的主要困難幷不在此，也不在完全合幷的問題上。新加坡人民無論如何都不要完全合幷，主要的困難在於公民權問題。李醫生形容聯邦在婆羅洲娶三個老婆，新加坡不是第四個，只是個情婦。情婦的所有子女都被看成私生子，享受不到聯邦公民權。這個論點擊中了要害。人們懷疑"馬來西亞國民"跟"馬來西亞公民"不一樣，引起了極大的不安。這使社陣獲得了理想的爭議點，用以加強他們本來就決心進行的搗亂運動。
華校中學生抵制會考打斷了這場辯論。l
這是共産黨人設法製造的部分混亂。他們要使華校生採取行動，就像過去對付林有福那樣。但是我們避免動用警察驅散糾察員。我們告訴所有家長，如果他們的子女錯過工會考，那就要等上一年才能再參加。我們建議由警察保護他們的子女突破糾察員的阻攔去參加會考，結果是60％的學生參加了會考。我沒有像林有福那樣讓共産黨人得以乘隙而入，他們無法在這個問題上煽動群衆。報紙上，包括華文報，刊登了警察護送家長和學生的照片。他們推開在場的糾察員。這些糾察員像歹徒那樣用手帕蒙住臉的下半部，以免被政治部拍到照片。
我從來不讓共産黨人利用華族語言、教育和文化等課題。芝和我決定讓子女接受華文教育，使我在這方面處於有利的地位。這樣一來共産黨人便無法利用這一強大的武器來對付我。他們不得不尋找其他手段，比如針對我的中産階級背景。但是這樣做所能激起的感情力量，跟把敵人描繪成破壞中華文化大不相同。
然而在公民權的問題上，儘管他們的論點基本上站不住腳，卻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反擊。他們不再要求完全合幷，而是強調新加坡人將淪爲二等公民。我叫東姑反駁社陣所提的，關于吉隆坡有權下令使新加坡公民自動成爲聯邦公民這一點，那對事情就會有幫助。但是東姑卻保持沉默，所以我們才遇到問題，只能請拉惹出動多批人員傳達我們的信息。
經過13天冗長乏味、一再重複的辯論後，白皮書裏有關協議項目的動議才在
第24章 合幷風雲
我們必須迅速行動。社陣宣布贊成完全合幷，是犯了嚴重的策略錯誤。一旦他們知道贏不了，很可能決定全面製造混亂，而不是接受馬來西亞幷從政壇上消失。他們可能要戰鬥到底。這樣一來，警察和軍隊必須對他們採取行動。如果這一切是在合幷實現之前發生，動用到英國軍隊，就會産生更多的憤恨……
12月中旬我到吉隆坡逗留了四天，這回到東姑的官邸跟他住在一起。他剛從倫敦回來，心情愉快。他正在擴大地盤，而他讓新加坡加入的條件使馬來人能夠繼續佔多數，也使他得以維持在聯邦建立起來的馬來人的支配地位。同時，他也消除了對必須吸收更多華人而産生的根深蒂固的恐懼。
我是單獨到吉隆坡去跟他進行私下會談的--沒有官員在場，沒有部長在場，沒有人做記錄。那是東姑認爲最自在的方式，因爲在履行君子協定時，他總是選擇機動靈活的處理方式。會談後我告訴報界，東姑希望馬來西亞在1962年8月成立，以後的國慶日可就都是吉祥的好日子。他說過，八是他的幸運數字，所以選擇了
後來我從他戰前在倫敦留學時期的朋友口中知道，他希望我住進官邸賓館，想進一步瞭解我的爲人、生活習慣和性格。他已經得出結論，我"不是壞人"。我在浴室裏唱歌，所唱的歌曲他喜歡，像流行一時的輕快的印尼歌曲《白鸚鵡》。我打高爾夫球，玩撲克牌，喝啤酒、葡萄酒，甚至喝威士忌，也喝點白蘭地(那是東姑最喜歡的--三星軒尼詩)。他認爲我不是危險的共産黨人。事實上我和常人無異，容易相處，年輕，太聰明了點，不討他喜歡，時常有很多主意。除此以外，倒還可以。我跟他合得來，一個最大的優勢是我會講馬來語，跟他的夫人莎麗花·羅茲雅談得很投契。莎麗花是個阿拉伯裔馬來婦女，也是東姑的吉打同鄉。芝的馬來語也不錯，這更讓他覺得我的出身沒問題。這證明我們實際上是馬來亞人，不是華族沙文主義者。
跟東姑談判需要特別的技巧。他看過檔案之後，不喜歡坐下來面對面地爭論，而只做重大的決策，決定事態發展的方向，煩瑣的細節留給副手敦拉扎克--敦拉扎克能幹、勤勞，做起事情來一絲不苟。所以有什麽事過不了馬來亞官員的關，又找不到有關部長或敦拉扎克來解決，我就不得不找東姑。那就是說，在天南地北閑聊或午餐時提
東姑喜歡贏
在吉隆坡工作表現不錯的最高專員都瞭解他的情況，尤其是澳大利亞的湯姆·克裏奇利和英國的傑弗裏·托裏。他們遷就他，跟他打高爾夫球，玩撲克牌時克裏奇利有時會在幾個月內輸幾百塊錢給他--不算多，可也不太少。東姑喜歡贏，也就是不喜歡輸，這是他貴族出身的習性。這我倒不在意，因爲我的目的是要澄清我們之間達成的協議要點。但是玩撲克牌我心不在焉，他贏錢也得不到滿足感。有一回，我接了新加坡打來的第三個電話，輸了兩三百塊錢。他說："光耀，集中精神玩牌，我不喜歡在你精神不集中的時候贏你。工作可以拖到明天。"我笑起來，我說："東姑，我接電話的時候，知道你下了15塊錢注，猜測你有三張王牌，我手上的牌應付不了，所以認輸。"他幷不滿意，他要我在做出最大的努力之後贏我。
打高爾夫球的情形可不一樣。東姑的讓桿數是24，要打足讓桿數；我的讓桿數是12(後來減到九，對我不公平)，實際上我的是15。他又選好手搭檔，所以要贏他很難。儘管如此，有一回令我難忘的是，還剩七個洞沒打，我和搭檔已經贏了八個洞；東姑覺得沒趣。當時在皇家雪蘭莪高爾夫球俱樂部的穆爾怪我沒心眼。
他的朋友也投其所好。在馬場裏，如果他沒下注的馬勝出，有人便會掏出一些票對他說："東姑，我替你買了這些票。你的馬參賽時，我知道你不會買這匹馬，但知道它會贏，所以替你買了。"這一來，儘管東姑的馬跑輸了，離開馬場他還是贏了幾百塊錢，這一天他過得很開心。
他爲人不錯。但他是個王子，瞭解什麽叫權力，也善於運用。他手上沒拿大棒子，卻有許多打手，在他裝著看不見依然顯得很仁慈的時候，替他動手。他不信任誰誰就倒黴。但如果他信任你，你又沒辜負他，他總會以皇室對待忠心隨從的方式，設法幫助你，就像他對待林有福那樣。林有福下臺後，東姑委任他爲馬來亞駐澳大利亞最高專員。當林有福在一個脫衣舞俱樂部失蹤了幾天，要勞動警方尋人，大出洋相，最後不得不辭職時，東姑調他到沙烏地阿拉伯吉達市一個伊斯蘭教組織任職(林有福已改信伊斯蘭教)。這是他協助陷入困境的朋友的做法。
幸好對我在新加坡的危險處境，他抱著同情的態度。共産黨人對我們的攻擊從來就沒有停歇。雖然工人和警察之間沒有發生衝突或暴亂，但是工潮此起彼落。
擔心淪爲"二等公民"
這是一把雙刃的劍，對新加坡那些信心不足的人來說，這有助於表明東姑對合幷即將到來充滿信心，合幷後他會通過伊斯邁醫生對付共産黨人。不利的是，社陣會因此而更加不顧一切地採取行動，阻止合幷的到來。不過他們沒有恢復暴力活動，而是希望利用說華語或方言的選民擔心淪爲"二等公民"這件事，煽動他們投反對票。
說華語或方言社群的傳統領袖(包括中華總商會的領導人)，建議我向社團的會員們發表談話，澄清合幷的問題。我同意了。
我花了三個小時回答問題。聽衆多數是實事求是的商人，對我幷未抱著敵對的情緒。共産黨人無法大批擁進會場，支配不了大會。我對許多問題的回答引來聽衆的笑聲。結束前我談了華人在東南亞的發展史，指出許多宗鄉團體在照顧華族移民的福利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反應很好，我在掌聲中坐下來。不出我所料，他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關係到公民權。這是最自然不過的。正如中華總商會一位董事提醒聽衆，他們曾經極力爭取新加坡公民權、爭取實行多種語言制度和平等對待各教育源流，因此急於知道合幷會怎樣影響這些問題。我告訴他們，如果我們像社陣所建議那樣，要求完全合幷，33萬新加坡公民會喪失一切公民權利。後來，曾經在1955年大選中跟我對壘的藍天再度對我們所提的替代辦法質疑：在我們同東姑達成協議的條件下加人馬來西亞之後，60多萬新加坡公民爲什麽不能享有同樣的權利?我解釋說，所有馬來西亞國民，無論是新加坡公民還是聯邦公民，權利都是一樣的，唯一不同的是新加坡公民在新加坡選出自己在聯邦國會的代表，聯邦公民則在聯邦投選。(事實上，東姑的目的是不讓新加坡公民在馬來西亞其他地方投票。)但是說華語或方言的社群耿耿於懷的問題依然沒解決：如果沒有差別，爲什麽東姑不同意用人們更熟悉的"公民"這個詞，而要用"國民"?
兩者不同的問題是我所需面對的。而幾天前馬來西亞團結咨詢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發表聲明說，婆羅洲地區的原住民將能享有聯邦馬來人的特殊地位，根據法律會自動成爲馬來西亞的"創建公民"，這就強調了"公民"的地位比新加坡的"國民"地位來得高。這使我更難說服他們。
我們必須迅速行動。社陣宣布贊成完全合幷，是犯了嚴重的策略錯誤。一旦他們知道贏不了，很可能決定全面製造混亂，而不是接受馬來西亞幷從政壇上消失。他們可能要戰鬥到底。這樣一來，警察和軍隊必須對他們採取行動。如果這一切是在合幷實現之前發生，動用到英國軍隊，就會産生更多的憤恨，因此我建議東姑通過一些過渡時期的安排，對新加坡的治安負起責任，使馬來亞軍隊可以開到新加坡來應付麻煩。我們討論了不同的方案。
另一方面，社陣製造麻煩的潛力幷未減弱，因此我急於採取對策。我的急躁和與衆不同的性格把東姑惹火了。我不夠敏感，沒有意識到東姑一旦決定讓新加坡加入聯邦，他對待我的態度就會發生微妙的變化。他是吉打皇室的王子，生來就有等級觀念。只要新加坡還是處在他的勢力範圍之外，他就會把我看成友好鄰邦的領袖，地位比他低，但他願意以禮相待；現在我就要成爲他的聯邦的一分子了，而他習慣有一群侍從唯唯諾諾地圍繞著他。
當我告訴東姑，我打算到德裏、開羅、貝爾格萊德、倫敦、莫斯科和北京進行訪問時，他再也受不了了。他嚇壞了，認爲我是在跟他的敵人來往，這樣做很危險。他覺得我讓人以爲蘇聯和中國領袖是偉大的人物，而事實上他們是要破壞馬來亞穩定的壞人。我把理由告訴他：一旦訪問過這兩個國家，受到兩國領袖的接見，我將會更有資格告訴人民，我更加相信共産主義制度不適合新加坡和馬來亞。但是東姑的看法卻不是這樣。我將成爲他的全盤計劃的一部分，他不要馬來西亞有任何人同共産黨人友善交往。我跟他爭論令他惱火。最後我得出結論，不值得在這個問題上跟他衝突。
他的怒氣盡顯無遺。
這是東姑的典型做法。他在吉隆坡下議院說過，他的內部安全部長會對付共産黨人，現在卻說，只要他們在憲制範圍內行事就沒問題。但他顯然希望有人來對付共産黨人。東姑往往刻意把話說得含糊暖昧。他是把心裡的話說出來--說的方式未必嚴密和合乎邏輯，卻讓聽衆清楚瞭解他的立場。但他這次干預與其說製造了障礙，不如說是幫了我們的忙。他強調新加坡的脆弱性，強調自己決心要合幷。僅僅兩天后，他在高德根爲他而設的晚宴上再次發表談話，暢所欲言。他說："新加坡同馬來亞完全斷絕關係可能意味著戰爭和流血，對人民來說後果不堪設想。如果受到孤立的新加坡爲了求得緩衝，跟一個同聯邦不友善的強國(指中國)來往，戰爭就會爆發。"
薛爾克向倫敦報告："正當我們小心翼翼地設法使新加坡悄悄地、水到渠成地納入合幷的時候，我認爲，這種相當歇斯底里的威脅性言論會造成傷害，幷使新加坡政局升溫。恐嚇要封閉長堤或新馬會爆發戰爭是沒有用的，這只能協助社陣挑起反對馬來人的種族情緒……但跟對新加坡的影響相比，更重要的也許是這反映了東姑思想的混亂。婆羅洲和新加坡沒有熱情地歡迎他提出的馬來西亞計劃，顯然使他感到莫名其妙和痛心。他似乎已經感到有些後悔。儘管如此，我相信他仍然準備繼續推動馬來西亞，看來不應該太認真看待他演說裏比較極端的部分。"
一封神秘的信
對東姑言論産生的影響，薛爾克的判斷是錯誤的。它對社陣造成了相當大的衝擊，社陣意識到東姑已經認真地參與了這場衝突。東姑描繪了沒有馬來西亞，新加坡前景會不妙的圖景。林清祥恐慌起來。他寫信給東姑，答應社陣會支持合幷，支持馬來西亞。這封信是在新加坡聯邦大廈裏靜悄悄地遞交的，東姑卻通過一個秘書把這件事泄漏出來。《海峽時報》刊出這樣的大字標題："神秘的信，寫信人是林"。在新聞記者追問下，林清祥證實信是他寫的；對東姑寫了封有禮貌的回信他表示感激。有記者追問信件的內容，他謝絕回答。
但是經不起杜進才的瞎猜和嘲弄--是不是秘密出賣?--李紹祖醫生終於在
林清祥犯了嚴重的錯誤。在說華語或方言的社群看來，寫了信又不公開，首先就是弱點，等於承認自己處境不利，要跟東姑談和。繪東姑的信是一廂情願，一點收穫也沒有。這也毫無疑問地證實了，東姑現在是最有可能控制大局的人，而不是林清祥和共産黨人。我知道，華人將來在作出抉擇時會考慮這一點。這期間社陣唯一能做的事是讓幹部忙忙碌碌，以便維持士氣，以免他們想到自己無望的處境。於是李紹祖醫生宣布，從接下來的星期日開始，1500名社陣幹部將會接連六個星期日挨家挨戶進行訪問，勸說選民拒絕接受合幷問題政府白皮書。
東姑的訪問結束一個星期後，陳修信到新加坡爲馬華公會一個分會主持開幕。他當時剛出任馬華公會會長。陳修信口氣比東姑更強硬。他說，新加坡已成爲馬來西亞的問題兒童，但是合幷不成可能也無須封閉長堤，因爲新加坡的經濟非常脆弱，只要下一道簡短的關稅令，規定樹膠出口要另外繳稅，就會使新加坡這個世界上最繁忙的樹膠市場化爲熱帶貧民窟。一個面積比馬來亞度假勝地金馬侖高原還小的島嶼，是不能單獨生存的。他也說，馬來亞政府幷不完全受馬來人支配，華人得不到公平對待的說法是不確實的。如果他認爲政府敵視馬來亞華人的合法利益，他就不會成爲這個政府的成員。
他提出要通過經濟措施來對付新加坡的威脅，使兩地的華人都不喜歡他。數天后社陣作出反應，提醒他馬來亞和新加坡相互依存是嚴酷的現實，任何一方對另一方實行經濟制裁將是自殺。與此同時，林清祥也轉彎抹角地跟東姑較量。他說，英國人由於再也不可能根據舊的殖民地模式來進行統治，所以決定成立馬來西亞，利用當地的右翼力量替他們在本地區維持治安和保護自己的利益。
東姑做出答復，再度警告說如果新加坡拒絕合幷，年底可能封閉長堤，幷強調這不是隨便說說的。他說："如果共産黨人認爲他們可以輕易欺騙馬來人，那是可悲的錯誤。"一星期後社陣駁斥說，這樣的威脅只能使公衆更加仇視聯邦的政界人物，這些人的態度是"極端不講理、不公平和不民主的"。聯邦以讓步來吸引婆羅洲三邦的人民，對新加坡卻一直施壓，進行威脅和恐嚇。
情形也許確實如此。但是這種威脅使人民認識到，跟東姑對抗，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儘管馬來亞會受到傷害，它的應付能力卻比新加坡強。英商感到驚慌。爲了強調處境岌岌可危，卸任的新加坡國際商會會長提到"被稱爲工潮的罷工、怠工、靜坐等肆無忌憚的行動"，會成爲很大的風險，新的資本會避開新加坡，成本開支上漲將約束現有貿易，致使財政産生困難。
這一切所引起的憂慮對社陣不利。與此同時，我們卻克服了另一道障礙。在議院裏，激烈的對質和辯論持續了五個小時，直到午夜過後第二天的淩晨，才以23票對16票通過一項修正動議，歡迎新加坡全民投票法案的提出。
第25章 風塵僕僕游說忙
英國廣播公司讓我通過它的遠東服務電臺向新加坡發表廣播。我敘述了不結盟國家(印度、埃及和南斯拉夫)領袖如何公開支持馬來西亞。這樣的消息對共産分子沒幫助。他們曾經聲稱他們代表亞非的看法，這些領袖在接見我之後的反應，使他們的抨擊徒勞無功，因爲這些領袖承認我不是變節投靠殖民主義者的叛徒。
就在一片激動的辯論聲中，我認爲這應該是我訪問英國領袖，以便同他們恢復聯繫，幷順道會見一些亞非領袖的時候了。1962年4月，我取道仰光、新德里、開羅和貝爾格萊德飛往倫敦，
印度總理尼赫魯百分百支持我主張新馬合幷組成馬來西亞的建議。印度報章很友善。專門記載大事的《印度時報》，在"馬來西亞獲得了總理贊同"的標題底下寫道，馬來西亞已經得到官方的諒解了。印度顯然認爲這是個好發展，有助於排除中國對東南亞的影響。在記者會上，我告訴記者們，亞非秘書處宣布馬來西亞是個新殖民主義的産物，他們的總理幷不在意。我引述了尼赫魯的話。他說，亞非秘書處幷不代表印度政府，也不代表任何政府。當他們問起我有關共産黨人反對的情形時，我解釋說，在獨立的馬來西亞裏，他們不能再把自己的活動僞裝成反殖活動。關於英國基地，當時反對英國基地是時髦事。我說我寧可要英國軍隊，因爲他們會順從世界輿論和聯合國的壓力，必要時可以隨時叫他們撤走。
我的下一站是開羅。亞非團結委員會就是在開羅發表聲明抨擊馬來西亞的。如果能把納塞爾總統爭取過來，那將是重大的突破。早上抵達時埃及副總統在機場迎接，把我帶到賓館，那是前埃及國王法魯克的一座比較小的皇宮。晚上納塞爾總統在家中接見我。他的家幷不華麗，陳設卻很得體。這次會面氣氛融洽，很成功。我到達時他站在大門前，攝影記者都準備就緒。我覺得這樣的安排他做過幾百次。他很上相，不論在電視或報紙上，都顯得很好看。他態度友善，熱烈歡迎我。埃及駐新加坡總領事大力支持我，也非常支持馬來西亞。他知道我們不想成爲東南亞的以色列，他向外交部長報告了這一點。
納塞爾花了一個小時聽我說。我解釋了新加坡自行獨立的危險性，那就是會脫離東南亞的主流，成爲大約一億人口的馬來群島中的華人島嶼。我不想這樣的情形出現，解決的辦法是讓新加坡跟馬來半島重歸統一。兩地分開前曾經作爲一個單位，被英國人統治了100多年。不消我多費唇舌，納塞爾便認爲馬來西亞不是新殖民主義的陰謀，向我保證他會給予支持，還表明我可以把這點說出來。在五天訪問期間，埃及人到處給我鋪紅地毯。我飛到當時蘇聯人正在建造的阿斯旺水壩，運載我們的蘇聯飛機引擎出了毛病，他們讓一架慧星機改道送我們一行人回開羅。
納塞爾邀我以後再訪問埃及，可以在任何時候見他。他說這是個人的邀請。我交上了一個朋友。我喜歡他的爲人，喜歡他生活簡單，也對他渴望根治法魯克統治下的埃及的腐敗，感到高興。
納塞爾跟我一起發表聯合公報。這樣做打破了慣例，因爲新加坡還不是一個獨立國家。公報說，他支持馬來西亞，支持"有著相同政治和社會背景……爭取結束殖民統治的所有人民的統一"。納塞爾和尼赫魯是爲非洲和亞洲樹立榜樣的領袖。新加坡雖然小，讓他們瞭解卻是很重要的"
鐵托改變看法
"五一"勞動節那天我們飛抵貝爾格萊德。鐵托正式接見我。他的住所氣派豪華，跟納塞爾不一樣，入口處裝上了自動鋼門，我們到達時靜悄悄地打開。一個名叫斯拉夫科·科馬爾的部長帶我去見他。鐵托穿著普通西裝，不是華麗的制服。攝影記者照相時他神情嚴肅堅定--沒有笑容，沒有熱情，跟納塞爾截然相反。我的處境困難。印尼人在他面前講了壞話。但他願意聽我說。我從容地解釋自己的背景，說自己是個民族主義者，不是殖民地的傀儡，跟那些受中國啓發的新加坡共産黨人看法不一樣。新加坡的共産黨人不可能在新加坡和馬來亞成功，因爲他們的共産主義不是土生土長的，毛澤東主義不可能在東南亞成功。從他的身勢語言我發現自己改變了他的看法。我提到他們黨的出版物《共産主義者周報》抨擊馬來西亞的文章，鐵托說有關文章不代表南斯拉夫政府的看法。我達到了目的。
在動身前往機場，快要在機場會見記者之前，我問斯拉夫科·科馬爾，我能不能重複鐵托說過的話。他說總統說話算數，說了就不改變。所以我在記者會上重複了鐵托的話，轉身問部長我說得對不對，他點點頭說"對"。我離開之後，外交秘書處發言人說："文章代表作者個人的看法。在貝爾格萊德逗留期間，李總理把希望成立馬來西亞聯邦的願望告訴了總統和南斯拉夫的領袖們。南斯拉夫方面有了瞭解。"路透社報道了這則消息，在新加坡和馬來亞見報，這對我們有利。
倫敦繁華境況好
芝在1950年8月離開倫敦後，這是第一次再來。倫敦看上去很繁榮，倫敦人彬彬有禮。他們正在進入活躍的60年代。雖然1956到1958年我到過倫敦三次，眼下物資充裕，商店、餐館和汽車都很多，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麥克米倫一再重複說："境況從沒這樣好過!"他贏得了1959年的大選，大衆化的報刊管他叫"超人麥克"。當時是5月，天氣很好，我們發現英國首都繁華興旺，感到高興。英國政府禮賓部門接待我們，幾輛巨型的亨伯·普爾曼斯汽車停在我們下榻的格羅夫納酒店，讓我們使用。但是除了看一場話劇之外，我們沒時間觀光和娛樂。節目安排得很緊湊：同部長們進行討論，會見國會裏的原有工黨支持者，通過不準發表的訪問建立跟英國報紙的關係。
戴眼鏡，個頭大，身材健美的新殖民部大臣莫德林待人友善，很容易相處。在正式的談商開始前，他
一個主要難題，仍然是有關應當在合幷前還是合幷後肅清共産黨人的舊爭論。東姑重複說，他要內部安全委員會先採取行動對付他們。他向英國人表明，也向我表明，他不願意在馬來西亞成立時採取鎮壓行動，因爲那是不祥的，不是好的開始。
當時我準備在合幷前採取行動，但有兩個重要的先決條件。我告訴莫德林，行動可以在英國仍然對安全負起責任時開始，因此必須由英國以內部安全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指揮。我的公開立場將是：這是最令人遺憾的事，但根據我個人對共産黨人的認識，這是絕對有必要的。但我也堅持，在對馬來西亞問題進行全民投票時，應該讓共産黨人仍然自由。我相信他們會號召抵制，但是選民不會聽他們的話，這一來他們就會聲譽掃地。另一方面，在全民投票舉行前拘留他們，將會犯下致命的錯誤，因爲這會使全民投票毫無價值可言，使人們可以指責說，抓他們是讓我可以贏，以便把新加坡交給東姑。接著肯定會發生抗議性的暴亂。
莫德林問要拘留多少人，我說這得由政治部決定，我估計多半要扣留200到250人。其中100人大概會在一年內釋放，其餘半數遣返中國，但是東姑必須把其餘25到35個死硬分子拘留一段時期。莫德林問，在新加坡採取保安行動，會不會嚇壞婆羅洲地區的華人?我向他保證，華人知道會發生什麽事情，因爲東姑公開表明了他對共産黨人的政策。
這期間，以科博爾德勛爵爲首的特別調查委員會正在調查北婆羅洲人民對馬來西亞的態度。我強調，無論科博爾德報告對婆羅洲的公民權問題提出怎樣的建議，絕不能讓新加坡的條件比婆羅洲方面差。"馬來西亞國民"如果同樣適用於兩地公民，就可以接受。但是東姑現在宣布婆羅洲公民會成爲馬來西亞公民，新加坡人民卻不能。
桑迪斯要瞭解東姑對馬來西亞的一般看法。我說，看來是因時而異。在一切都順利，他指望能獲得大片土地的時候，跟他在考慮將遇到哪些問題，希望自己根本沒著手做的時候，是大不相同的。
在我印象中，莫德林不是桑迪斯那種類型的人物。他不那麽勤勞，進取心也不那麽強，卻很能幹。他問我跟東姑發生了哪些難題。我說："東姑認爲我聰明卻犯了錯誤，他不聰明卻沒犯錯誤。爭論之後我贏了，他覺得難堪，但仍認爲我結論錯誤，雖然不知道原因何在。"如果他能勸說東姑認識到，把所有華人一概看成潛在的共産黨支持者是愚蠢的，效果會比由我來說好。東姑的簡單信念是，"政治歸馬來人，商業歸華人"。在他父親那一代可能如此，到1962年卻不符合現實。至於雙方對公民權看法的分歧，當天早上我見過科博爾德勛爵，花了不止半個小時討論他對婆羅洲的建議。我告訴莫德林，現在我比較高興，因爲他已經明白它們會怎樣影響新加坡，會怎樣給我增添困難。
我的訪問不純粹是工作。薛爾克
周末到劍橋真是求之不得，它使我們能在排得密密麻麻的官方節目裏喘一口氣。官方節目包括會見麥克米倫一個小時，同時撥出時間向報界發表談話。
英國廣播公司讓我通過它的遠東服務電臺向新加坡發表廣播。我敘述了不結盟國家(印度、埃及和南斯拉夫)領袖如何公開支持馬來西亞。這樣的消息對共産分子沒幫助。他們曾經聲稱他們代表亞非的看法，這些領袖在接見我之後的反應，使他們的抨擊徒勞無功，因爲這些領袖承認我不是變節投靠殖民主義者的叛徒。
報紙和電臺報道了我同尼赫魯、納塞爾和鐵托會面，以及我在英國廣播公司電臺發表廣播，必定對我有好處，因爲社陣強烈抨擊我。爲了說明這幾位亞非世界的偉大領袖爲什麽不認爲馬來西亞是殖民主義者的陰謀，他們聲稱我製造了錯誤的印象，從而爭取他們的同情和支持。社陣挑剔說，尼赫魯、鐵托和尼溫(跟納塞爾不一樣)沒跟一個聲譽掃地的總理發表聯合聲明。然而他們支持馬來西亞這一事實，卻是社陣所無法否認的。
林清祥否認說蠢話
另一方面，印尼的親共報紙《帝汶之星》報道，林清祥說他贊成同印尼合幷，而不是同馬來亞合幷。這樣說是愚蠢的。林清祥立即否認發表過這樣的談話，但他已經蒙受了打擊--在反對合幷的鬥爭中，共産黨人已不再流露出勝利是勢在必然而他們志在必得的自信樣子。他的否認說服力不強。
離開新加坡五個半星期之後回來，感覺好多了。這期間，我遠離了日常公開爭論的折騰以及工潮的壓力，現在恢復了足夠的精力，可以再跟共産黨人不斷地鬥，在報上用尖銳的言辭跟他們交鋒。此外，在商業受到打擊、就業機會喪失、失業人數增加時面對他們罷工、怠工和靜坐的挑釁，也有辦法克制自己。
事態的發展幷非糟透。5月，3O00名學生在中正中學集中，紀念1954年跟警察衝突的五一三事件。他們唱歌，譴責政府成立調查庭調查中四罷考，號召所有華文中學在
另一方面，儘管社陣每逢星期天都出動宣傳，民衆幷未反對我們。他們的論點沒占上風--只有馬來西亞的國籍問題例外。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公民不能成爲馬來西亞公民，
第26章 全民投票
在聽證會上，我呈交備忘錄，就反對黨指責全民投票不讓人民有表示異議的民主權利這一點做了反駁……我說，他們要求聯台國干預，犯了企圖誤導的過錯。他們的呼籲是騙人的假警報的一部分……他們也犯了另一過錯：爲了一己的利益，企圖在新加坡維持殖民主義，因此請願反對要求立即獨立的合乎憲法的民選政府……
林清祥立刻說，我的許諾是承認根據建議中的合幷和馬來西亞的安排，他們事實上得不到平等的待遇。社陣把我的難題縮小到這個範圍。我深信自己能說服東姑把"馬來西亞國民"改爲"馬來西亞公民"，從而解決問題。我決心做到這一點，然後在社陣能夠利用其他無理課題煽動不滿情緒之前，儘快舉行全民投票。可是我對東姑沒有影響力，只有英國人才有，因爲東姑要婆羅洲，也需要英國人協助防衛馬來亞，所以必須設法使英國人影響東姑。穆爾同意我們心中不滿是有道理的。我知道他會想方設法促使倫敦的部長們勸說東姑在公民權問題上改變主意。但在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也就是全民投票問題上，雙方的看法不一致，
穆爾之所以會擔心，是因爲已經獲得特選委員會通過的全民投票法案建議，由於投空白票意味著選民不願意行使權利表明贊成或反對合幷，應該由立法議院的多數議員(指人民行動黨)來做決定。我之所以會加入這項條文，爲的是要應付共産黨人號召人民投空白票。如果人民仍然通過投下大量空白票來抗議，以這樣的方式表示反對合幷和全民投票，穆爾認爲我應當讓他們這樣做。穆爾勸我別舉行全民投票。他說，人民已經在指全民投票是不誠實和虛假的。我不同意。他在以代專員身份於
"六個月來我們一再建議他別舉行全民投票，他的答復總是，爲了避免受人指責爲把新加坡的華人出賣給馬來人，他非這樣做不可……因此，看來他必須按照自己定下的條件舉行全民投票。他的條件是經過仔細考慮，確保輸不了的。眼下唯一最大的風險是，選民會大規模抵制全民投票。"
有一點他說對了：我仍然決心舉行全民投票。當前的任務是讓立法議院通過有關法案。在這之後，科博爾德委員會報告一旦公布，我必須決定要向人民提出怎樣的選擇方案。人們在報紙、電臺和馬來亞大學的各個論壇公開討論全民投票問題，沒完沒了。立法議院的辯論從
需要以暴制暴
但是在辯論期間，所有立法議員都收到了一封近乎公然恐嚇的信。以南大畢業同學會爲首的39個校友會和大學生俱樂部在這封信上署名，要他們投票支持社陣的建議，否則……因此，
在這之前一個月，穆爾拿科博爾德報告的定稿讓我過目，試探我的反應。報告的建議使我非常擔心。報告說："幷沒有理由把婆羅洲三邦的公民權區分開來。"接著列出條件，包括在一定的時期讓超過某個年齡的人免考馬來語。因此，所有在三邦出生的人都有資格獲得馬來西亞公民權。這是非同小可的事。我的主張會站不住腳，全民投票會失敗，許多人將會大投空白票或不去投票。
但是報告給了我一條出路。全民投票法案辯論過後，我立即寫信給莫德林指出，新加坡公民可以成爲馬來西亞公民，不會産生任何問題，因爲科博爾德委員會也建議，選舉權應該在選民平日居留的地區行使。換句話說．婆羅洲公民在婆羅洲投票，新加坡公民在新加坡投票，所以東姑不必害怕來自新加坡的華人會到馬來亞去投票壓倒他。
除了致莫德林的信件的副本，我還附上一份寫給東姑和桑迪斯兩人的備忘錄，內容說共産黨人抨擊白皮書，主要是指它反華：因爲新加坡7O％的人口是華人，東姑不準備讓新加坡得到他給婆羅洲70％非華人的條件。只有讓新加坡獲得看來比較好的給婆羅洲的條件，才能證明有關的反華指責是無稽的。我通知了英國。如果他們不向東姑施壓，要東姑讓我們獲得平等的公民權，我就無法使合幷在立法議院獲得通過。我沒說的是，他們不這樣做的話，我們甚至可以袖手不管。我和杜進才、吳慶瑞、拉惹都這樣想。到時東姑和英國人必須承擔後果。
全民投票法案通過後，李紹祖立即提出不信任動議。林有福則提出修正動議，譴責政府"不約束已知的共産黨人和共産黨戰綫的領袖操縱像社陣那樣的組織"。他滔滔不絕，把心裡話都傾瀉出來。他借這個機會表示爲了在1956年到1957年對付共産黨人，他曾經犧牲了一切。林有福後來說，他如果早知道總理跟"全權代表"勾結，就會把總理送去(樟宜監獄)陪林清祥，使總理跟蒂凡那一樣，能好好地反省一下。他暗示現在情況已經不一樣。社陣指責行動黨出賣了新加坡人民，但他認爲行動黨爭取實現合幷的努力符合新加坡人民的利益，同時出賣了社陣。
他繼續說，社陣爲共産主義的事業出賣自己，會給人民帶來痛苦、絕望和災難；行動黨通過合幷的"出賣"會帶來繁榮、幸福和安全。通過提出不信任動議，社陣要破壞全民投票與合幷，他不會跟他們一致行動。
人們認識到勢力很大的共産黨人已變得脆弱，因此漸漸地不再害怕他們。人們知道將來跟他們對抗的是馬來亞人而不是英國殖民主義者。林有福的修正動議被否決，原來的不信任動議也一樣無法通過。如今社陣既在全民投票法案中受挫，又在不信任動議中落敗。7月中東姑動身到倫敦跟英國人會面，敲定婆羅洲三邦加入馬來西亞的條件。對共産黨人來說，時間已經不多，他們不顧一切尋求其他辦法阻止合幷。
在他們辯輸兩天后，以社陣議員爲首的19個議員，聯合向聯合國廢除殖民地特別委員會請願，反對將在全民投票中提出問題的方式。特別委員會17名委員當中，只有兩名來自共産集團，多數來自亞非國家。這些國家的政府多數在新加坡和吉隆坡有代表，瞭解情況。迴避問題沒什麽好處。我拍電報告訴聯合國代理秘書長，反對派的請願只是新加坡國內的黨派政治活動，特別委員會要考慮的話，必須先聽政府方面的陳詞。我準備向特別委員會提出有關事實，這些事實經得起最嚴格的審查。
起初印度代表堅決支持我們，那是按照尼赫魯那一年4月在新德里表明的看法，認爲除了成立馬來西亞沒有替代辦法。他說，印度、柬埔寨、突尼西亞和其他亞非國家認爲，既然新加坡具有通過自由選舉産生的政府，特別委員會不能審查新加坡政府的行動。但也許因爲我願意參加，他出人意外地改變了主意。第二天聯合國說，特別委員會早些時候曾以10票對2票表決不採取行動，過後卻決定準備會見請願反對全民投票要求聯合國派出觀察員的新加坡立法議員代表團。李紹祖醫生興高采烈。我對這樣的結果不會不高興，我深信自己能駁倒社陣和馬紹爾的論點。7月20日，我正式要求特別委員會讓我去陳詞。
兩天后我和吳慶瑞動身到紐約，我的私人助理張奕貴隨行。我要搶在前頭向特別委員會陳詞，然後到倫敦，在東姑和麥克米倫談完婆羅洲三邦的問題後跟他們會面。我們坐的是超級星座渦輪螺旋槳飛機，那是當時主要的洲際客機。從新加坡取道西貢、關島、夏威夷和洛杉磯到紐約要將近兩天。飛行途中吳慶瑞和我一直在工作，針對馬紹爾協助社陣起草的19點備忘錄逐點反駁。到曼哈頓酒店打開行李箱之後，我立即找張奕貴，發現他疲倦得連衣服和鞋子都沒脫就仰臥在床上呼呼大睡。他不斷替吳慶瑞和我打一再修改的草稿，幾乎持續工作了48個小時。
新加坡的外交事務當時依然由英國人掌管，來自英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的一個官員到機場迎接我們。英國人確實是第一流的專業人員，我們必須經歷的每一道程序他們都很清楚，引導我去見了該見的人，進行初步的談商。他們勸我別向特別委員會提出長篇大論，希望它能重新採納印度代表原先的立場，那就是：新加坡有民選政府，特別委員會不應過問它所做出的決定。
在聽證會上，我呈交備忘錄，就反對黨指責全民投票不讓人民有表示異議的民主權利這一點做了反駁，在兩個小時內詳細說明了各點。我說，他們要求聯合國干預，犯了企圖誤導的過錯；他們的呼籲是騙人的假警報的一部分，目的是使新加坡維持緊急狀態的氣氛，以便給他們的支持者打氣。他們的支持者眼看合幷已成破竹之勢，因而士氣低落。他們也犯了另一過錯：爲了一己的利益，企圖在新加坡維持殖民主義，因此請願反對要求立即獨立的合乎憲法的民選政府。這裡看來有明顯的矛盾，但我的解釋是，新加坡加入聯邦之後，共産黨的鬥爭就不再是反對英國殖民主義者，而是反對一個已經爭取到國家獨立的民選政府。其實，我們已獲授權可以落實合幷，根本不需要全民投票。
絕不是英國傀儡
我陳詞之後輪到李醫生。在他結束陳詞時我提出要求，獲准作出答復。我說，反對黨兩位發言人李醫生和兀哈爾，都是在馬來亞而不是在新加坡出生的，幷且兀哈爾是以馬來亞公民的身份，持馬來亞護照到紐約來的。這是充滿諷刺意昧的。此外，他們幷不代表多數，因爲他們向政府挑戰，提出不信任動議，只能獲得立法議院51名議員當中的16名投票支持。我和吳慶瑞千里遠行感到疲倦，卻決心證明自己是亞非民族主義者。通過自己的行爲舉止、語調、手勢以及應付所有問題的強有力的方式，我們確保了特別委員會不致誤會我們是英國人或馬來人的傀儡。英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休·富特爵士對我們的表現感到高興，認爲委員們無疑會認定人民行動黨是個以進行鬥爭的總理爲首的強有力的組織，絕不是什麽英國傀儡。
同一個星期四晚上我們動身到倫敦。時間很緊迫了。東姑正在結束跟麥克米倫的會談，現在應該迫使他在英國人面前解決公民權的問題了；所以我沒在紐約留下來聽馬紹爾陳詞。馬紹爾慷慨陳詞，給特別委員會的印象比李醫生強，然而無法消除我給委員們留下的深刻印象。特別委員會決定不對請願採取任何行動。
第27章 攤牌決勝敗
就在投票結果快要宣布之前，李紹祖醫生寫信給全民投票總監……李醫生的抗議是徒勞的。在計票工作重新進行時，他沖出計票站……林清祥跟他一起離開，越過馬路走向支持者，告訴他們："我們將繼續鬥爭，替新加坡人民爭取平等的權利。"但是要求他們解散的信號發出了。他們輸了，夾著尾巴灰溜溜地回家去，不願面對事實，承認失敗。
第二天，吳慶瑞、我和總理公署常任秘書斯圖爾特到利茲酒店跟東姑一起喝茶。正如一向同東姑會商那樣，我們沒有直接討論公民權問題。這時他心情輕鬆，氣氛不錯，因爲有關婆羅洲尚未解決的問題，終於幾乎全部跟英國人解決了。星期日早上，我和吳慶瑞跟東姑和敦拉扎克在斯溫登打高爾夫球。下午東姑休息的時候，敦拉扎克代表他到共和聯邦關係部會見桑迪斯，我們討論了有待解決的馬來西亞公民權、拘留共産黨人和共同市場計劃的問題。麥克米倫是否悄悄跟東姑提過了，我不得而知。桑迪斯直率地告訴敦拉扎克，這些問題在英國同意簽署婆羅洲三邦協議之前非解決不可。敦拉扎克當即表示，只要東姑不反對，他原則上同意在馬來西亞公民權的問題上作出讓步。這是重要的突破。
但是我仍然擔心，若不是英國人出面勸東姑的話，我是無法爭取到這一協議的。我擔心的是馬來西亞一旦成立，英國人就不能再爲新加坡出面干預了。與此同時，在同東姑和敦拉扎克合作方面，我們也還沒有真正建立良好的關係。東姑和敦拉扎克兩人個性全然不同。敦拉扎克總是猶豫和顧慮重重，老是要重新考慮。一些事情經過長時間的爭論之後他會同意，第二天或第三天卻打電話給我說要改變主意。他會爲細節操心苦惱，在這一點上是東姑的好副手。東姑從來不管細節。敦拉扎克工作勤奮，只花18個月的時間就考完中級和最終的法學院考試，那是個新記錄。在英國期間，他花時間在馬來學生當中建立了朋友和支持者的聯絡網，其中包括九個蘇丹的兒子。他本人出身於傳統的族長家庭。但是他沒有東姑那種待人發自內心的和藹態度，跟他打交道始終比較吃力。
第二天，東姑以倫敦利茲酒店爲地址回信說："我證實，新加坡居民的公民權安排，將按照1961年新加坡第33號白皮書第14段列出的馬來亞聯邦政府和新加坡政府達成協議的方式，它的行文在術語和選舉權的資格規定方面作了修改。"
這就是我所需要的。如果共産黨人不爭論這一點，我不會那麽容易轉敗爲勝。如今他們沒什麽可以真正感到不滿的了。我不會讓他們有太多時間可以在全民投票舉行前製造新的不滿幷加以利用。到今天爲止，我還沒發現英國人最後是怎樣說服東姑改變主意的；也許是澳大利亞幫了忙。在談判過程中，桑迪斯有時態度表現得非常堅決。他多半告訴了東姑，沒有共同公民權的話，婆羅洲三邦就不會歸東姑，也不會有合幷。當晚七點鐘，桑迪斯跟東姑、敦拉扎克、吳慶瑞和我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議，結束一切。我要求先別公布公民權的協議，以便我有機會於適當的時候在新加坡突然宣布。
共産黨人的問題依然存在。到倫敦以後我從薛爾克口中知道，東姑仍然堅持必須在聯邦對新加坡負起責任之前，把所有惹是生非的人抓起來。但是薛爾克也透露，英國人幷不熱心於採取行動，最好是合幷後由馬來西亞政府這樣做。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反對東姑的重擔現在可以由英國人來挑起。於是我調整立場，表明一旦全民投票成功結束，我準備支持在馬來西亞成立之前採取肅清行動。
但是薛爾克在
一、沒有能使公衆信服的證據而強行逮捕，必定會加強新加坡反對派的力量，使李的同僚感到不安，可能導致他倒臺。
二、這樣一來情形就會非常清楚：馬來西亞是由英國人自上而下、不顧人民的意願而強加在他們頭上的。人們會說這是我們保護基地的計劃，東姑允許我們利用他作爲傀儡。
三、無論在英國國會還是在蘇聯人大力反對馬來西亞的聯合國，要爲這樣的行動進行辯護幷不容易。
"爲了治安，也許有必要採取逮捕行動。有關方面幷未提出過任何強有力的論點，說明爲什麽在馬來西亞組成之後，馬來西亞政府不能這樣做。，"
薛爾克沒說的是，可能會發生暴亂和流血事件，政治上英國可能因此被人憎恨。桑迪斯強調說，在沒有機會考慮個別案情之前，他甚至原則上也不能事前就同意在新加坡展開一系列逮捕行動，必須提出合理的證據，帶頭的不應該是英國政府。但如果有關各方表明準備分擔責任，英國政府不會逃避，也不會拋棄他們。就眼前來說，東姑必須接受這樣的處理辦法。
社陣在抓救命稻草
親共分子仍然在裝門面。
我定
另一方面，反對黨又遭受另一次的挫折：我們加強了在立法議院的地位。
但是我們好景不常。阿末·依布拉欣的健康每況愈下。他患了肝硬化，不是由於喝酒過量，而是因爲早年患上肝炎。我們送他到英國動手術。他病情惡化，
同一天，他會見工人黨的領導層，說服他們一致歡迎公民權條件的改變。不過，他們照舊反對全民投票的規定，認爲它"是非常不道德的；任何誠實的人，不論所持的是什麽觀點，都不應參加，除非是法律強制"。馬紹爾自然知道投票是強制的；由於不能棄權，所以勸人們投空白票抗議。這又是律師搞的典型花招。他不準備因反對而得罪東姑，同時又要讓人覺得他沒跟林清祥決裂。
幾天後我終於促使他在新加坡大學一個座談會上說出這樣的話："讓我們說得確切些，工人黨幷沒有改變立場。憲法的建議修改了，以便滿足工人黨的要求。有關修改是完全根據工人黨的方案進行的。"然而他卻要求政府把全民投票推遲，直到馬來西亞憲法草案在立法議院提出爲止。這是最後一種徒勞的姿態。儘管他爲自己的動機施放了煙幕，但是他毫無保留地承認新加坡公民在馬來西亞不會是二等公民。由這個既反合幷又是個律師的對手發出這樣的言論，對社陣的宣傳路綫是個致命的打擊。
更多的打擊還在後頭。高德根答應支持之後，
第二天，高德根率領中華總商會代表團到政府大廈總理公署，要求我澄清關於選擇B的聲明。我讓他清楚瞭解，他不應該讓說華語或方言的成員去冒喪失公民權的風險。接著高德根要求各個反對黨毫不含糊地表明，如果在他們鼓動下人民投空白票，因而使全民投票的結果是接受選擇B，他們會採取什麽行動。林清祥的反應是進行恐嚇。他說，華族社會懂得"如何對付出賣他們的所謂領袖"，譴責中華總商會追隨人民行動黨的宣傳路綫。但是中華總商會董事會不怕恐嚇，要求會員支持選擇A。同一天另外六個華族團體出面支持。
投票在
儘管如此，早上6點45分左右，就在投票結果快要宣布之前，李紹祖醫生寫信給全民投票總監，對選票在三點半已經整理好，卻要再過一個半小時才按照全民投票法令一箱箱計算的做法，提出抗議，他要求重新計票。半小時後總監同意了。但是拖了半小時，卻使李醫生在7點45分寫第二封信，聲稱總監把第一封信先拿給總理看，然後才答復，因此他不過是總理的信差。此外，由於第一次計票有不合常規之處，第二次計票會採用同樣的辦法，整個過程跟全民投票過程同樣可笑，他不能接受。
一個小時後總監答復他。在我勸告下，回信在交給李醫生之前，它的內容通過揚聲器讀出來，讓報界知道。信上說，票箱是在李醫生面前打開的，選票也在他面前混合和計算，整個過程李醫生都在場，直到計票結果快宣布，他對具體做法是否適當都沒表示反對。儘管如此，總監仍然接受李醫生的要求，下令重算一次。
李醫生的抗議是徒勞的。在計票工作重新進行時，他沖出計票站，告訴報界："這是卑劣可笑的。"林清祥跟他一起離開，越過馬路走向支持者，告訴他們："我們將繼續鬥爭，替新加坡人民爭取平等的權利。"但是要求他們解散的信號發出了。他們輸了，夾著尾巴灰溜溜地回家去，不願面對事實，承認失敗。
人民的裁決是明確的
星期日上午11點半，票數重算過程結束。71％支持選擇A，25％投了空白票。我向在外面等候的群衆發表談話，高興得不得了，熱淚盈眶。新加坡電臺從羽毛球館現場播送我的談話："對政治上不誠實的人來說，人民的裁決是可怕的。人民的裁決是明確的，公衆蓋下印章贊成合幷和成立馬來西亞……如果沒舉行全民投票就是犯下悲劇性的錯誤，因爲我們就會因此允許共産黨人使人民相信，所謂的群衆是反對合幷的。只要有時間進行解釋，我們將能削減他們通過撒謊、誣衊和恐嚇所獲得的少數殘餘的支持者。"
當他們從失望中恢復過來時，李醫生發表聲明，譴責全民投票是欺騙性的，聲稱計票過程不合常規，不符合全民投票法令的規定，因爲在計票過程中沒提供有關如何點算或選票來自哪個選區的信息。末了他說："我們不接受這個結果，會繼續戰鬥。"
參加共和聯邦總理會議
對於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工黨也召開了工黨和共和聯邦社會主義黨總理會議。尼赫魯沒有出席。參加會議的印度高層人員強烈抗議說，他們和前殖民地被遺棄了：一旦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英國對共和聯邦的出口貨物，特別是紡織品的優待將受影響。其他領袖也都懇求繼續保持聯繫，要求輸出貨物到英國能繼續享有特惠優待，認爲歐洲經濟共同體也應該特別考慮共和聯邦的出口貨。看他們互相爭議是饒有興味的事。
我在大會上發言的時候說，未來難免會發生變化，但是英國不能以此爲藉口，推卸它沿襲下來的責任。遺棄這些地區後果嚴重，將威脅到像新加坡這樣的小地方。英國是跟我們聯繫得最緊密的工業強國，失去這個聯繫對我們來說是個嚴重的挫折。我誠懇幷直截了當地指出，英國和英帝國是我一生中所認識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英國對我們的生存至爲重要。我們固然要有決定怎麽生活的自由，但是也要維持和需要維持雙方在歷史、文化和經濟上的聯繫。我們尤其珍惜同工黨的聯繫。在爭取獨立的過程中，工黨幫過我們的忙。我的發言引起了共鳴。
但是很顯然，過去30年來，英國的利益同歐洲越來越密不可分，共和聯邦的新舊成員同英國的距離則越來越遠。
對英國首相來說，英國不得不走這條道路，因爲歷史的進程已經改變了。在歐洲和美洲等遼闊的大陸上，優越的通訊有利於進行貿易和其他交流活動，創造財富收穫會更大。英國在海外建立的帝國已不再是創造財富的必然道路。無論未來是多麽不愉快，把英國同歐洲大陸增長與進步的火車頭連接起來是他的任務。這次麥克米倫表現得異常出色。他不但沒有針鋒相對，反而帶點憂鬱和懷念舊的共和聯邦的神情。在場所有領袖都放下了心中的大石頭。他們毫不懷疑英國首相非履行職責不可，那就是對發出召喚的歐洲作出回應。但是他將盡力維持共和聯邦同英帝國的聯繫，只要歐洲人(毋寧說是法國的戴高樂總統，雖然沒提到他的名字)允許他這樣做。
我決定取道莫斯科返回新加坡。
東姑對這一點嗤之以鼻：英國自1878年以來便是這三邦的主人，lO0年來英國對三邦的主權從未有人質疑。但是東姑所說的有關新加坡的話卻使我們擔心。他告訴巫統青年運動，他不要新加坡，卻不得不把它納入馬來西亞，否則共産黨人就會在新加坡掌權。萬一將來他們成功上臺，恐怕新加坡會拒絕同聯邦合作，那時麻煩就多了。他的擔憂是可以理解的。在我逗留莫斯科期間，社陣發表了有關全民投票的分析，表明他們當前的目標是在下屆大選中推翻現有的人民行動黨政府，然後繼續爭取贏得新加坡在聯邦國會的議席。林清祥進一步呼籲社陣團結一切左翼反殖民主義力量，以便將來控制聯邦政府，挫敗"英國--聯盟軸心"。
敦拉扎克的反應是向人民發出警告說，他們必須覺察到民主的敵人，社陣不是爲他們的真正利益而是爲那些效忠對象在國外的人而奮鬥。林清祥反駁說，如果執政的華巫聯盟信奉議會民主制度，就必須接受反對黨有權通過選舉來更換政府。他的好鬥使東姑、敦拉扎克和伊斯邁益發相信，全民投票既已結束，新加坡的安全將由吉隆坡負責，因此必須迅速把局面控制下來。但與此同時，這個課題卻徒增分歧，令人沮喪。
第28章 東姑要把我甩掉
從莫斯科回來後我去見東姑……對我這個有獨立看法，隨時準備爭論，必要時會獨自行動的人，他感到不舒服……他和敦拉扎克正在策劃馬來西亞成立後的局面，包括讓誰來主管新加坡，按照他們的命令辦事。我感覺東姑不再把我看成馴順的看管人。他要的是陳修信、林有福那樣的人，聽話、忠心耿耿。
代表我出席會議的杜進才反對倉促行事。代表英國的薛爾克支持杜進才的立場。他說，雖然有威脅，卻不是非用暴力鎮壓不可。敦拉扎克不滿意，過後前往倫敦向桑迪斯提出這個課題。桑迪斯回答說，他要推遲行動，直到建立馬來西亞的立法在下議院辯論過後，也就是說，不會在第二年的2月之前。他相信採取逮捕行動無疑會引起不少人的批評，必須先考慮英國國內的反應。
敦拉扎克向東姑彙報之後，馬來亞方面要求10月再召開內部安全委員會會議，會上對有關逮捕的問題再度延期做出決定。但人民行動黨關注的主要是如何鞏固自身的地位，以及確保新加坡不受吉隆坡馬來領袖的支配和壓制。我向薛爾克強調，把逮捕行動推遲到合幷之後最理想。我也向穆爾強調，在聯邦國會的15個新加坡議席舉行選舉之前，不能採取任何行動。我要讓社陣自由競爭。若是先把他們抓走了，再也沒有明顯的共産威脅，聯盟可能會贏得好些議席。後來桑迪斯的國務大臣蘭斯多恩勛爵說我"坦率得叫人吃驚"，竟然告訴他讓反對黨內保存少數親共分子對我有利。可我有我的理由。
從莫斯科回來後我去見東姑，接連幾天跟他在一起，對我這個有獨立看法，隨時準備爭論，必要時會獨自行動的人，他感到不舒服。我確實沒有暗中破壞他，卻也沒聽他的話，按他的意思就是服從他。他和敦拉扎克正在策劃馬來西亞成立之後的局面，包括讓誰來主管新加坡，按照他們的命令辦事。我感覺東姑不再把我看成馴順的看管人。他要的是陳修信、林有福那樣的人，聽話、忠心耿耿。東姑和敦拉扎克都喜歡吳慶瑞。但即使是吳慶瑞也不太"安全"，他太聰明，不易受勸說，也誘惑不了。
形勢不妙。11月中我到吉隆坡走了一趟之後告訴穆爾，我跟東姑的關係進一步惡化了。他的行動表明，馬來西亞成立之後他要甩掉我。在新加坡，陳修信正在下工夫重建反對黨馬華公會，敦拉扎克正在物色年輕的馬來領袖。最不祥的跡象是，東姑要求我釋放蔡和安。蔡和安是島上最大的華人私會黨的頭子，我們援引刑事法臨時條款拘留他。過去在選舉期間，他組織過對付人民行動黨支部工作人員的暴力活動。馬來西亞成立後，東姑有權釋放像他那樣的歹徒。爲此我擔心支部工作人員的人身安全。
我已經告訴薛爾克，東姑準備讓林有福卷士重來。阿末·依布拉欣去世後，三巴旺必須舉行補選，東姑提出人民行動黨應該靠邊站，讓他的候選人跟社陣鬥。這點我沒接受。我對薛爾克說："這是最愚蠢不過的做法。"薛爾克必定同意了我的看法，因爲他向桑迪斯報告說，東姑推行的政策必敗無疑。東姑似乎認爲可以利用逮捕行動來干擾社陣，把我和人民行動黨當成過時的政治力量甩掉，讓由林有福領導的新加坡人民聯盟--巫統--馬華公會--馬來亞印度國大黨的新聯盟崛起上臺。桑迪斯回復薛爾克的時候同意了他的看法，認爲眼下我是治理新加坡島的最佳人選。
我之所以會對英國人推心置腹，是因爲需要他們支持或至少保持中立，以便推行自己的計劃，向東姑證明扶持任由他擺布的林有福政府上臺是愚不可及的。我告訴穆爾，我打算在新加坡選舉中全力打垮林有福和人民聯盟，讓東姑和敦拉扎克看清他們非跟人民行動黨進行政治交易不可。我準備在馬來西亞協議於2月間在倫敦簽署之後，幷在1963年8月落實之前，立即在新加坡舉行選舉，以選出在聯邦國會裏的15名新加坡議席代表。我會把現有51個選區三四個拼成一個，劃定15個選區。相信巫統會贏得一席；其餘14席，人民行動黨可能贏得8席甚至9席，比社陣多。
我也告訴穆爾，敦拉扎克和陳修信要在新加坡加強聯盟實力的行動毫無進展。他們猶豫不決、不曉得往後該怎麽辦，但無疑是想教訓人民行動黨。例如，《海峽時報》刊登評論說，編輯們知道新加坡政府接受不了他們，這只能意昧著他們獲得東姑的全力支持。這是他們向我宣戰，時機適當我會報復。還有，吉隆坡要控制新加坡的廣播和電視，雖然雙方已經同意新加坡自行負責有關的行政工作和每天的節目。他們的目的是要約束新加坡政府的政治能力，尤其是在選舉時期。與此同時，陳修信決心顯示財政方面他說了算，代表聯邦政府索取高於雙方所同意的稅收百分比。在組織共同市場方面他處處爲難我們；有關決定只好推遲，讓專家們去研究。
提過其他爭議點之後，我告訴蘭斯多恩，我跟東姑的個人關係不錯，政治上他卻要讓更合自己口味的人控制新加坡。接著我解釋了要選出我們在聯邦國會的15個議席代表的打算。他擔心這樣做東姑可能有反應。我說東姑不會高興。但是哪怕他感到非常不滿和失望，也會因此瞭解他在新加坡培養的人政治上完了，無論他怎麽照顧和公開支持他們，都不可能使他們復活。蘭斯多恩促請我開誠布公地跟東姑談這些事情，以便改善彼此的關係。我說我很想這樣做，可東姑這人就是不能開門見山地談。跟他談話，他往往會支吾其詞，打趣收場，不了了之。
當時我所發揮的對英國人至爲重要的影響，反映在穆爾
"他讓新加坡同聯邦合幷的計劃，是以假定能跟東姑作出工作上的安排，讓聯盟政府接管在新加坡維持治安的責任，而人民行動黨將掌管新加坡的州政府爲基礎的。這個計劃的前提是，東姑願意跟他進行政治交易。"
"他急於在馬來西亞計劃落實之前舉行選舉，因爲到時他仍然全面控制著政府機構，特別是警察和廣播……李光耀說過，他情願在東姑同意下舉行選舉。他不希望在這個問題上跟東姑宣戰，但是認爲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證明聯盟不能指望在新加坡贏得政權是絕對必要的。如果東姑不同意在
"李光耀說，蘭斯多恩勛爵、薛爾克勛爵等人勸東姑基於自身的利益同人民行動黨進行政治交易，他非常感激，認爲我們做到了他單獨做不到的事……任務是艱巨的，尤其鑒於東姑非常不信任李光耀，而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新加坡在馬來西亞內部保持政治穩定的最大希望，仍然在於兩人是否能做出有效的工作安排，否則新加坡不是出現社陣政府，就是在社陣因黨人被逮捕和放逐而被摧毀的情況下，出現一個敵視聯邦的人民行動黨政府。李光耀反對吉隆坡的馬來人，公開爭取華族沙文主義分子的支持。聯邦政府是否全面瞭解後一種局面的危險性，我有所懷疑。他們也許認爲，作爲同僚，李光耀極難應付。多數人都有這樣的感覺。但是聯邦政府將發現，作爲對手，李光耀的危險程度會大得多。"
幸好英國人瞭解我的觀點幷且同情我。他們看出吉隆坡管轄聯邦華人的那一套在新加坡行不通。新加坡華人是嚇不倒的。他們習慣了英國殖民地的那一套，從沒受過馬來人的統治，採取強制策略肯定會引起暴力反抗。我需要英國人的支持，以便在倫敦通過"樞密令"頒布新加坡州憲法的方式，讓我能在新加坡舉行15個議席的選舉。
就在穆爾提呈報告後三天，形勢出現了新的一面。
社陣發表愚蠢聲明
但是就在叛亂消息傳開後，社陣發表了愚蠢的聲明，歡呼這是反對殖民主義的民衆起義，值得所有真正的反殖民主義者給予支持。聲明宣布新加坡和聯邦兩地政府不反對英國的話，就會受到譴責。作爲未來事態發展的前兆，馬來亞政治部逮捕了50人，其中多數是華人，包括馬來亞人民黨的組織秘書；新加坡逮捕了同這個集團有聯繫的當地親社陣的人民黨的三名成員。爲了顯示團結一致，我們要跟馬來亞一起採取行動。
但是文萊叛亂牽涉的範圍大得多。東姑於
英國人深知個中的危險，應付阿扎哈裏顯然比應付背後支持他的人簡單得多。英國駐文萊最高專員丹尼斯·懷特爵士深信，叛軍有把握獲得印尼的協助，否則不會進攻林夢(地理上林夢位於文萊中間)，因爲林夢是英國殖民地沙撈越的一部分，英國肯定會反擊。他相信印尼人正在鼓動叛軍，作爲破壞馬來西亞的手段。他指出，這場叛亂絕非報上所說那樣是可笑的非專業行動。它在最初幾個階段是成功的，儘管基於種種原因，準備得幷不充分。叛軍佔領了好些警署，奪取了許多武器，攻佔了電力站，切斷了電力供應，幷扣留了英國專員的秘書，在林夢俘虜了英國駐扎官夫婦和其他歐洲人。幸而英軍和辜加兵迅速開到，才把局面扭轉過來。
東姑公開表示懷疑之後數天，蘇加諾加以證實。蘇加諾說："那裏(文萊)發生的事情跟新興力量的鬥爭分不開，我們站在進行鬥爭的人民一邊。"幾天後蘇加諾在雅加達發表現場廣播，呼籲印尼人支持叛亂。他說，不支持的是徹頭徹尾的賣國賊。印尼人民在烈火中誕生，曾爲爭取獨立受苦受難，同情爲自由而戰的人們是天經地義的，不像獲得帝國主義恩賜獨立的其他國家(指馬來亞)那樣。東姑回應時指出，儘管文萊叛亂現在結束了，印尼政府和政治領袖仍然在發表激烈的演講，目的顯然是要煽動婆羅洲三邦的人民反對當地的政府，這會導致大災難。
接著雙方展開了舌戰。印尼人再度對他們魅力十足的領袖的豪言壯語做出反應，通過演說和媒體鼓動公衆的情緒，以便引發示威行動。這是蘇加諾策略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不久前雅加達要求荷蘭歸還西伊裏安(新幾內亞島西部)，證明這項策略收效。現在他需要另一個問題來吸引群衆的注意，轉移他們對經濟困難的視綫。
第29章 冷藏與最後談判
大逮捕當晚我寫信給林清祥，表明同意讓他到印尼或他所選擇的其他地方去。我說，他跟其他人不一樣，對自己的共産主義信仰和目的，從沒瞞過我。1958年他曾經在樟宜監獄裡告訴我，如果他在新加坡會妨礙我爭取贏得下屆選舉，他準備離開新加坡……做出這樣的表示對安全沒多大害處，我認爲是有必要的，所以向報界發表了這封信。
文萊叛亂爆發五天後，內部安全委員會應東姑的要求召開了緊急會議。我在會上說，我瞭解東姑的立場：文萊的事態發展使對付共産黨人的行動勢在必行，社陣發表支持叛亂的聲明提供了機會。但有關行動給人的印象必須是：爲了捍衛所有即將加入馬來西亞的地區。我不能以英國傀儡的姿態出現，我要給人以同馬來亞合作的印象。
定於
當天370名警官在新加坡準備行動，另有133名馬來亞警官在柔佛州警察野戰部隊的營房待命。前一天的晚上，內部安全委員會在吉隆坡的會議上批准了這個行動。(我們從逮捕名單中刪除了六個社陣議員的名字，因爲東姑仍然反對逮捕兩名搞顛覆活動的馬來亞國會議員。)第二天淩晨三點，65隊人員到新加坡各處逮捕169人，只找到115人，其餘都不在他們預料能被找到的地點。追捕共産黨人總會遇到這個問題。他們知道自己處境危險，不斷改變過夜的地方。
逮捕行動展開後沒有發生暴亂，沒有流血，沒有實行宵禁。人人都料到會有大逮捕，公衆瞭解共産黨人是自找麻煩。對共産黨人來說，這是嚴重的挫折。這次行動抓走了他們搞統戰最有經驗的一些領袖。從此只有讓更多領袖從地下冒出來，他們才能恢復實力，而是否有時間在更多人被捕之前建立同基層的聯繫，他們又沒把握。過後我密切關注他們是否派人填補空缺，卻看不到跡象。他們不願或無法讓更多幹部出面搞統戰工作。
經內部安全委員會同意，大逮捕當晚我寫信給林清祥，表明同意讓他到印尼或他所選擇的其他地方去。我說，他跟其他人不一樣，對自己的共産主義信仰和目的從沒瞞過我。1958年他曾經在樟宜監獄裡告訴我，如果他在新加坡會妨礙我爭取贏得下屆選舉，他準備離開新加坡。林清祥不是個共産黨裏的重要人物，卻是個重要的煽動家。做出這樣的表示對安全沒多大害處，我認爲是有必要的，所以向報界發表了這封信。不出所料，他不接受，他不能被看成一個離棄自己同志的人。但是在政治上我達到了目的。這封信也向馬共全權代表發出了信號，在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中，我對過去從事統一戰綫工作的"同志"有一定的規矩，也守信用。我沒說的是，希望他們也這樣做。全權代表知道我曉得他有鋤奸隊。
被捕的人當中有兀哈爾，他是一級死硬派的組織者。詹姆斯·普都遮裏則屬於二級共産黨陰謀的主要策劃者。列入一級的另一個人是傅超賢。傅超賢是個記者兼翻譯，他是抗英同盟的成員，曾在親共華文報《新報》工作過。他的文章同情學生鼓動者和罷工工人，他也自願替兩個過去在華僑中學求學的同學林清祥和方水雙搞宣傳工作。四個月後他獲釋，調查顯示他跟抗英同盟的聯繫1962年斷絕了。過後他加入新加坡廣播電臺和電視臺，1972年成了我的新聞秘書，一直服務了21年，直到1993年退休。他工作效率高，尤其因爲他掌握雙語，又絕對可靠。
還有三幾個人像他一樣，年紀很輕便在理想主義和渴望改變周圍萬惡社會的影響下被捲進共産主義運動。只要讓他們有時間看出馬共組織的殘酷無情，他們就會承認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的優點--收效比較慢，走的是改良路綫，卻比較公平，不那麽不人道。其中一些像林清祥的弟弟林清如，在被拘留期間考獲大學學位。他考到了倫敦大學(校外)法學士學位，獲釋後受雇於地契註冊局，後來成爲一個成功和富裕的律師。
當年東姑建議人民行動黨不要參加三巴旺補選，讓新加坡人民聯盟--巫統--馬華公會---馬來亞印度國大黨的新聯盟直接跟社陣對壘。我不得不盡可能彬彬有禮地告訴他，他們贏不了，社陣贏的話會使親共分子士氣重振。當時我感覺得到，總的說來東姑態度越來越強硬。
我現在得出結論，東姑擴大了目標，他要更容易地管理新加坡，要對新加坡掌握更大的權力，僅在教育和勞工問題上讓新加坡享有自主權。我越來越相信，一旦採取逮捕行動，暫時解決了共産黨的威脅後．東姑在把白皮書化爲憲法的具體條文時，對合幷條件的細節會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我的應付辦法是威脅英國人，除非遵照我們已經同意在全民投票期間向新加坡人民提出過的條件，否則合幷不會實現。不遵照這些條件合幷的話，等於出賣新加坡人民，我不能參與這樣的活動，必要時會舉行大選來解決問題。要是社陣和共産黨人贏得大選，整個馬來西業計劃就會受到危害。
不是危盲聳聽
我決定寫信給薛爾克，把自己的立場以及預料會遇到怎樣的問題通知他。
我的目的是爭取英國人在這個問題上支持我。穆爾和薛爾克都做出了正面的反應。2月13曰薛爾克向倫敦提出書面報告說："李光耀說他不同意違背合幷白皮書所列的條件，我想我們應該認真對待。"但是我同東姑談判的障礙在於，我要合幷，他卻不要。爲了說服新加坡人民支持合幷，我把不合幷的壞處都列了出來，他卻把這些當成千真萬確，因而處處加以爲難，因爲他認爲好處全歸我們，他卻要處理許多問題。結果是，雙方討價還價的地位不平等。
他派手下兩位馬華公會的最高領袖到新加坡來。他們都是反對人民行動黨的，曾經替東姑組織了馬來亞的中華工商總會和華社。現在他要他們到新加坡來做同樣的事。陳東海擔任過《新加坡虎報》總編輯，後來從政，成了強有力的坦慕尼廳式①的馬來亞馬華公會首領。許啓謨擔任過新加坡政治部主任，曾主張逮捕我們，尤其是我本人。1959年人民行動黨贏得選舉後他跑到吉隆坡。東姑任命他倆爲聯邦國會上議員，許啓謨還成爲部長。兩人都肥胖臃腫，活像財大氣粗的傢伙。他們跟新加坡商界合不來，後者不習慣於必須出錢購買商業執照的做法，那是當時馬來亞的情形。
兩名上議員深信，只要新加坡的財政歸吉隆坡控制，聯盟在下屆選舉中得勝的機會就比較大。他們因而公開指責我要保留新加坡的稅收盈餘，目的是要用來傷害聯邦政府，使它垮臺。他們的想法跟陳修信的想法吻合。陳修信告訴報界，"基於聯邦稅應該由聯邦徵收，這是聯邦稅收的原則"，他必須接管新加坡的稅務工作。他要新加坡總稅收的60％。我只好提醒他，在來往信件中，東姑曾保證新加坡的財政由新加坡自行管理。東姑當時要控制新加坡的治安，不控制經濟。但是陳修信不讓步。他頑固地爭論說，不到這個百分比，不夠支付聯邦開支的新加坡部分。
陳修信40歲出頭，能力強，辦事認真勤勞，誠實不貪。他的父親拿督陳禎祿爵士是海峽殖民地年高德劭的老人，也是馬
但是我毫不客氣地回敬他。他在交鋒中被擊敗後，賽加化阿巴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賽加化阿巴是加人了馬來亞國籍的阿拉伯人，當時擔任巫統秘書長，擅長在群衆大會上發表演說。他在報上警告我說，要達成協議就別公開發表看法。敦拉扎克也替陳修信和馬華公會出頭說，造成人們認爲他們應該對聯邦政府的要求負責是不公平的。但是我問自己，東姑會採取什麽立場?像賽加化阿巴和敦拉薩那樣支持陳修信，還是保持中立?起初我相信東姑會保持中立。隨著壓力仍在持續，我最後得出結論，他讓他們儘量逼我。陳修信生性難以相處，需要東姑約束他。但是東姑顯然決定不這樣做。
當時我相信東姑始終沒告訴陳修信，他願意讓新加坡盡可能控制財政，條件是新加坡儘量避免參與聯邦的政治。結果陳修信要求最大限度地控制我們的財政，而爲了影響中央政府的政策，我們只好儘量參與馬來西亞的政治生活。這是個根本問題，合幷前後都沒解決。東姑讓問題惡化，卻在一個方面對我有利。社陣抨擊我出賣新加坡，說我"假惺惺地關心"州的財政，騙不了公衆。陳修信倨傲不遜，提出的要求近乎狂妄，引起了新加坡人民的恐慌。我的反應證明我不會輕易就範，使他們鬆了一口氣。雙方的爭論一直持續到7月，我獲得許多人的支持。人民要我捍衛新加坡。
6月中旬，吉隆坡向新加坡和文萊提出了加入馬來西亞的最後條件，過後"就不再談判"。這些條件包括在憲法中規定成立共同市場，新加坡贈款5000萬元發展婆羅洲三邦。我說新加坡太窮，當不起聖誕老人，撥不出5000萬元贈款作爲加入聯邦的入會費。至於共同市場，聯邦政府10月間已經宣布，根據1962年7月在倫敦所做的決定，世界銀行的一個專家團將研究共同市場的經濟意義。這使我們抱著希望，以爲專家能力強對我們可能有好處，可以使共同市場落實。過後內容包括世界銀行建議的報告書交給了吳慶瑞和陳修信，雙方對落實建議的具體條件卻幷未達成協議。
還有其他的重大問題。其中一個是，我要求在馬來西亞成立後，把根據刑事法臨時條款規定不必經過審判便能拘留私會黨歹徒的權力下放給新加坡。要制止歹徒干預州內的政治生活，讓權力留在聯邦政府手中太危險了。東姑非常不願意接受，敦拉扎克的立場看來跟他一樣。另一方面，爲了防止原來是新加坡公民的新加坡共産黨人成爲馬來西亞公民，他們卻要修改憲法，限制新加坡公民進人馬來西亞。我堅持說，既然如此，雙方的權力應該一樣，州政府應該有權禁止馬來西亞公民前來新加坡。
另一個問題是，我主張修改州憲法，規定凡是以政黨候選人身份當選，過後退黨或被政黨開除的立法議員必須辭去議席，通過補選才能爭取再次當選爲議員。這點馬來亞最不願意接受。
我關心的另一點是，合幷後怎麽制止貪污。要做到這一點，新加坡州總檢察長必須保留權力，可以根據新加坡的防止貪污法令進行起訴。這樣比較容易確保懲治貪污者。馬來亞沒有這項法令，也沒有貪污調查局。我要求在沒得到新加坡政府同意前，不得改變這兩項。
雙方爭論不休，始終沒有結果。桑迪斯在倫敦召開最後一輪會議，以便解決尚存的問題。東姑生我的氣，拒絕參加，派敦拉扎克代表他同我談判，問題解決之後才通知他，讓他前來參加簽署儀式。另一方面，桑迪斯對爭吵的局面感到不耐煩。共和聯邦關係部的有關記錄記載，談判開始前他召開了一次會議，討論要是談判陷人僵局應該採取怎樣的行動，因爲談判看來非陷入僵局不可。他說，萬一出現這樣的局面，有三條路可走：
一、違反新加坡的意願，強迫它加入馬來西亞；
二、放棄馬來西亞計劃；
三、讓北婆羅洲和沙撈越參加範圍縮小的馬來西亞，敞開門戶，新加坡可以以後再參加。
"共和聯邦關係部大臣認爲，看來多半非以讓新加坡獨立來威脅東姑不可。會議認爲，這可能迫使東姑同新加坡達成協議。因爲沒有新加坡參加，馬來亞防務協定不能長期維持下去，很快會影響到我們自由使用新加坡的基地······
"然而有少量證據顯示，東姑可能認爲，同建立馬來西亞相比，他跟印尼發展比較友善的關係的話，在應付華人在新加坡的影響方面對他更有利。"
我和吳慶瑞到達倫敦，開始進行現在所謂的"近距離談判"。換句話說，我們開頭不會見敦拉扎克和陳修信。他們住另一家酒店，由英國人分別跟雙方談判以縮小歧見。接著我同敦拉扎克共進工作便餐。第二天吳慶瑞再見敦拉扎克。最後桑迪斯安排我們在一張桌子旁邊坐下來，舉行通宵的馬拉松會議。這是他應付態度頑固的談判雙方的辦法，極力爭取雙方讓步，直到最後達成協議。過去他用這種辦法對待過新加坡代表團，只供應飲料，沒什麽食物，令我們感到疲倦。這種情形跟共産黨人在委員會會議上對待我們的做法不無相似之處。他們會一直拖下去，直到有足夠的非共人士回家之後才表決。
但是這回我們料到他們會採取同樣的策略。當天晚上我們用打字機盒裝了三明治和幾瓶啤酒赴會，把它們帶到暫時休會以便代表團自行討論時所用的另一個房間。食物吃完了，可靠的內閣秘書黃水生會打電話給在公園巷酒店的芝，叫酒店送更多的三明治到她房間。我們一直這樣做，直到芝報告說，客房餐食服務部的三明治賣完了。另一方面，爲了保持頭腦清醒，我們謝絕桑迪斯供應的烈酒。這種謹慎做法和食物供應，使我們整個晚上能保持耐力。我們不相信敦拉扎克那一方有同樣足夠的食物供應。
將近拂曉時分，雙方終於同意，爲了應付跟印尼"對抗"的局面，國防開支增加，我們將交出"國家稅收""的40％或總歲入的28％給聯邦政府。給婆羅洲三邦的贈款5000萬元，改由貸款1．5億元取代，其中l億元免息五年。共同市場將在12年內逐步實現，轉口貿易的最主要商品新加坡仍然不徵稅。在這期間，一個特別委員會將逐漸劃一關稅。但是盛産石油的文萊不會加入使東姑獲益。老謀深算的老蘇丹對如何分配石油稅收的建議不滿意，無論桑迪斯施加壓力還是進行威脅，他都無動於衷。我在格羅夫納酒店的套房裏見過蘇丹多次，同他就各自的談判進展交換過意見。我瞭解他的疑慮和保留態度，始終沒勸他別按照自己的本能做出決定。他的本能告訴他，應該繼續接受英國的保護。他深信英國人不會遺棄他而任由印尼來對付他。
協議簽署儀式定於
由於東姑的記憶力有伸縮性，因此我把這幾點寫在一個用過的信封背面，在信箋抬頭寫上"利茲酒店"，請他在上面簽了名。這個信封是在他酒店房間會客室的一張桌子上面找到的。最後一分鐘跟東姑討價還價，加上麥克米倫要設晚宴，這使在馬爾伯勒大廈舉行的簽字儀式拖到
英國人--穆爾、薛爾克、桑迪斯--實際上站到我這一邊來。他們有許多王牌，我沒有。除了恐嚇要一切作罷讓共産黨人接管之外，我自己不可能採取什麽重要行動。在那六個月裏，我寫了無數封信給英國駐新加坡最高專員和倫敦的共和聯邦關係部大臣，輪番敦促、懇求和威脅他們。沒有他們的協助，我爭取不到自己的條件。哪怕如此，正如我所預見的，要使這些條件在
社陣依然大吵大鬧
不出所料，協議簽署後我在新加坡遇到的問題幷沒減少。社陣依然在大吵大鬧，林有福和新加坡人民聯盟更加放肆。
在聯合國副秘書長納拉辛漢前往婆羅洲評價當地人民的願望途中於
我們沒有理由不讓個性衝動的李醫生說話。5月中旬，特別關注馬來西亞的三名英國工黨議員博頓利、布羅克韋和索倫森教士訪問新加坡。我鼓勵他們前來。他們會見了各政黨的代表，探望了被拘留人士，在他們訪問新加坡、馬來亞和婆羅洲三邦的兩周之行結束前，我同他們一起參加了一次電視座談會。在座談會上，李醫生設法詆毀合幷，正如他曾向納拉辛漢詆毀馬來西亞那樣。工黨議員們不接受所謂"馬來西亞是個新殖民主義陰謀"的看法，否認是被人安排前來觀光。工黨素以同情反殖民主義運動見稱，議員們的意見，對尚未支持馬來西亞的說華語或方言的社群來說，有助於他們瞭解真相。但這只是一場漫長戰爭裏的一次策略性的小勝利。
註：
①坦慕尼廳(Tammany HalI)是坦慕尼協會總部。坦慕尼協會是成立於1789年的紐約市一民主黨實力派組織，它在19世紀以政治上的腐蝕和黨魁控制來操縱市政著稱。
第30章 訪選區馬不停蹄
踞隨我訪問選區的官員逐漸樹立了強有力的團隊精神。他們千辛萬苦地完成了許多次訪問。聽我解釋以及對如何改善新加坡人民的命運提出勸告之後，他們開始跟我認同。從1962年11月到1963年1月，我們一起面對冷淡、毫無反應、有時甚至採取敵對態度的群衆。隨著我逐漸取得突破，同人民相處融洽無間，他們認爲這也是他們的成就。
1962年12月到1963年9月，是我一生中最忙碌的時期。除了不斷跟吉隆坡的陳修信和東姑手下其他部長、新加坡的林有福、新加坡人民聯盟和社陣爭論之外，來自印尼的威脅越來越大。與此同時，我必須爭取選民在下屆選舉中支持我們，我已經決定選舉不能拖到合幷之後才舉行。共産黨人跟我們分道揚鑣時，破壞了我們的黨支部，也摧毀了人民協會和建國隊。要恢復人民行動黨的強大組織，至少得花兩年時間；我和吳慶瑞於是定下了一個簡單的策略，相信不必花那麽長的時間就能使基層重新支持我們。
我們從社團註冊官那裏查到了所有基層群衆組織的職員名單，從宗鄉會館、慈善團體到中華總商會，從零售商團體到體育團體，從棋類團體到軍港圖書館等等。我們把所有親共組織排除出去，如華校校友會和華人音樂協會。
全民投票過後，我立即到各個選區進行一系列訪問。最初集中在投空白票最多的選區，那就是鄉村選區，如裕廊、湯申、甘榜景萬岸和惹蘭加由。開始的時候每月到一個選區進行全天的訪問，後來逐漸增加到每兩星期一個、一星期一個。到馬來西亞成立的日子臨近時，再增加到每星期兩個、三個和四個。最後爲了訪問完51個選區，幾乎天天都去，有時甚至一天訪問兩三個市區選區，直到深夜。
訪問之前，政府官員先陪同該區議員(如果是反對黨選區，則由其他選區的議員代表陪同)到當地動員店主、已知的社區領袖和所有地方組織領袖，協助他們制定計劃。過後這些人會歡迎我到他們的選區，同我一起討論他們的問題和需求。我坐敞篷吉普車前去，揚聲器裝在車上，麥克風拿在手裏，向民衆講話。我規定了在哪些地方停留，他們早就集中在那兒等候。我們的計劃成功了。共産黨人在全民投票中一失敗，人民知道他們只爭取到25％的空白票，人人都振作起來。他們現在準備站起來支持我們。
店主和基層領袖會用沉甸甸的大花環歡迎我。花環採用的是萬壽菊、鶏蛋花，有時甚至是胡姬花，比較窮的團體用紙花。這些花環用金屬絲裝飾和紮起來。華族代表向我獻上綉了名字和表明支持我們的金色字句的錦旗。我把數十面錦旗收集起來，懸掛在他們最後請我參加露天晚宴的地點。晚宴是10人一桌，至少開20桌，有時多達50桌，由成功的店主出錢招待我和他們選區的領袖。
訪問非常成功。我提出了反對陳修信和敦拉扎克的無理要求的論點，人們紛紛支持我。訪問過的群衆越來越多，有地位的人也越來越多。領袖們急於歡迎我，讓人們看到自己支持人民行動黨政府。跟隨我一起訪問選區的官員採取後續行動，聽取人民對鋪路，開渠，供電，安裝路燈、水龍頭以及設立診所、學校和民衆聯絡所的要求。容易處理的要求他們馬上處理；比較難的，能做到的話，我答應研究幷滿足他們。對傳播信息以應付共産黨人的宣傳來說，聯絡所是有用的。我們開始建造。那是簡單的木結構建築，石棉天花板，水泥地面，裝上電燈，有把吊扇、一張乒乓桌、一張康樂球桌、一台黑白電視機。
一路上我不時得停下來，耽擱了時間，歡迎委員會會等上幾個小時。老大娘和小姑娘會要求我處理個人的問題。印度人會帶我到廟宇去。在我要走的過道上撤鮮花，幷在我前額塗上一個彩點。那是表示尊敬貴賓。華人也會把我帶到他們的廟宇去，在門前敲鑼打鼓舞獅歡迎我。總理光臨他們拜神的場所，對他們的信徒來說是好事。我會在神壇前燒香，神壇上供奉的一些是佛教神祗，一些是道教神祗。馬來人會出動由12到14個拿著鈴鼓和手鼓的年輕人組成的鼓樂隊歡迎我；老人會把馬來飾帽戴在我頭上，那是用錦緞摺成的頭飾，通常戴在領袖頭上。
社陣的支持者會在一些道路兩旁喝倒彩，發出尖厲的噓聲奚落我。一天我經過華僑中學，四五十名學生用手帕遮住臉的下半部，高舉譴責我背叛人民的標語牌。有一天下午，在黃埔，前臂刺上私會黨歹徒花紋的社陣流氓包圍我，企圖把我推進大溝渠。保安官員迅速干預，堅決對付他們，使我得以離開。親社陣的工會會員在會所樓上高聲漫駡。一天晚上，他們在芳林區高聲恫嚇我，在天臺展示抗議布條。我叫電視臺人員把燈光對準他們，拍下他們的鏡頭，他們把燈關掉自動消失。我請他們現身，下來跟我辯論，他們不幹。我向四周數千人指出，當群衆公開同共産黨人對抗時，他們就把燈關掉躲進黑暗裏。
這些訪問很累人，也耗損精神。星期日早上我八點就動身，平日則在午餐過後不久。下午總是又熱又潮濕。在每個停留站我會發表10到15分鐘的演講，用兩三種語言也許得花上半小時到一小時。有時一天演說10次，每次都分別用馬來語、英語和福建話或華語，總會大汗淋漓。我會隨身帶著三四件背心和襯衫，不時悄悄溜進厠所或商店後面換上幹衣服。我也帶上一條小毛巾擦擦臉上的汗。每天握手沒有幾千次也有幾百次，不時有人使上了勁，把我右手握得青腫疼痛。背部由於撞到吉普車的金屬橫檔，也青腫疼痛。爲了讓右手休息，我學會伸出左手，同時把自己的虎口貼緊對方的虎口，以防手指被人擠壓。吉普車的橫檔後來纏上厚厚的毛巾以減輕碰撞。
當時我還年輕，不到40歲，精力充沛。民衆的熱烈反應鼓舞著我。我說福建話和華語，使華人深信我不是英國的傀儡，而是爲他們的前途進行鬥爭。馬來人支持我，因爲他們看到我跟華族共産黨人鬥。印度人人數少，感到害怕，發現我同各民族打成一片，跟他們說巴剎馬來語和英語，以至用泰米爾語向他們問好，感到放心。
一座精緻的象牙雕
訪問一次比一次成功。消息通過人們在咖啡店裏的交談，通過報紙和電視的報道，很快就流傳開來。人們的熱情迅速高漲，尤其是店主和社區領袖。我成了政治上的"流行音樂明星"。許多店主原來就反對年輕的共産黨人，卻不得不捐錢給他們，現在有機會表明自己真正支持誰--支持我和政府。我在講臺上的時候，他們不但親自送來花環和橫幅，還把家中陳列櫥裏的紀念品帶來，纏上一條紅絲帶，外加一張紅卡寫上姓名住址，祝我好運。我忘不了的一件禮物是一座年代悠久的精緻的象牙雕，雕的是一艘大帆船，用一塊黑漆板托著，裝在玻璃盒子裏。這是主人最珍貴的藝術品。他是個店主，50歲左右，兩鬢灰白。他用福建話祝我幸福長壽。這件藝術品至今仍然擺在我的會客室裏，是我珍愛的禮物。它使我想起人民對我充滿熱情幷接受我爲領袖的令人振奮的時刻。這些小店主對我的信任，鼓舞著我繼續戰鬥。
訪問的成功導致林有福在議院質問自治邦爲此付出了多少代價。但是我能回答說沒濫用公款，因爲接待和購買點心的開支全是人民自掏腰包。這應該歸功於組織者，他們爲能爭取民衆支持我而感到自豪。地方領袖樂於在電視上看到自己歡迎我和跟我一起坐在臺上或是晚宴桌前的鏡頭。形勢變了，我感受得到。
跟隨我訪問選區的官員逐漸樹立了強有力的團隊精神。他們千辛萬苦地完成了許多次訪問。聽我解釋以及對如何改善新加坡人民的命運提出勸告之後，他們開始跟我認同。從1962年11月到1963年1月，我們一起面對冷淡、毫無反應、有時甚至採取敵對態度的群衆。隨著我逐漸取得突破，同人民相處融洽無間，他們認爲這也是他們的成就。這些人包括開吉普車的馬來司機。他必須靜靜地坐著，聽我用他聽不懂的語言演說數百次，直到我講馬來話時才精神爲之一振。還有獸醫部官員、管理公路和溝渠的公共工程局官員、供應水電的公用事業局官員以及電臺和電視臺的工作人員等。
他們都爲我歡呼打氣，包括電視臺的華族女錄音員梁兢冰。她的丈夫蒲德華當時是倫敦《觀察家報》駐新加坡通訊員。蒲德華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描繪了她的經歷："有時我們會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到達，突然間燈火通明，有人喝彩，有人喝倒彩。在一片喧嘩之中，他會精神振奮，推開人群走動，對圍繞身旁的舞獅隊員笑將起來，全然不把砰然爆開的鞭炮放在眼裏，毫無畏懼--他臉上曾被灼傷過一次，卻置之不理。我們確實感到自己是個團隊，就像一支部隊，爲他感到自豪。那是情不自禁的。"
對我的成功來說，做出最重要貢獻的是電臺福建話節目的高級主持人謝正直。他自願成爲我的老師，留意我在演說中犯下的嚴重錯誤，第二天跟我一起坐下來，指出錯誤，教我正確的短語，有時教我幾句簡潔有力的成語。但這不是他提高我的演說水平的唯一辦法。說話說得太多，過於疲倦，往往使我聲音沙啞。一天晚上我在中巴魯用粗嘎的嗓門說話，他遞來一包切成片的洋參，包洋參的紙上印著鄰近藥材店的商號。在他勸告下，我不再含潤喉糖，而是把一片洋參含在嘴裡，馬上見效，口舌生津，喉嚨清涼起來。自那以後，訪問期間我口袋裏總帶著一包切片洋參。
電視也使我的演說效果大爲加強。1962年9月在倫敦的時候，阿曆佐西曾經安排讓英國廣播公司的休·伯內特對我進行電視模擬訪問，檢討我在屏幕上的表現。我看過早些時候拍攝的一個節目，裡面有我的鏡頭，對自己形象兇巴巴感到吃驚。伯內特這回說我看上去很自然，叫我放心。我只需要一些指點：總要盯住鏡頭，說話時絕不用手捂住嘴巴或鼻子，坐在椅子上一定要前傾，後仰會使你顯得懶散。他的主要忠告是："自然，直接，千萬別造作。"我放心了。電視是在1963年2月引進新加坡的，它成了我們強有力的武器，尤其是用來對付共産黨人。他們的技巧是群衆大會的技巧，演說者咆哮，做鬼臉，誇大姿勢，目的是讓人群後面的人看得到。用可變焦距鏡頭拍下來，演說者顯得醜陋和氣勢洶洶。他們沒有伯內特提意見，給自己造成了很大的損害。
當我在花大氣力爭取群衆支持時，本區域卻有令人不安的事情發生。1963年1月20日，印尼外交部長蘇班德裏奧博士宣布有必要跟馬來西亞對抗，因爲馬來亞讓自己成爲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工具。幾天後，菲律賓總統馬卡帕加爾也譴責馬來西亞是個新殖民主義力量。10天後蘇班德裏奧告訴外國通訊員，要是馬來亞同印尼的敵對行動蔓延到婆羅洲三邦，可能會出事，包括發生實際衝突。第二天，肯尼迪總統公開表明全力支持馬來西亞，認爲它是"該地區安全的最佳希望"。蘇加諾卻加強咄咄逼人的言論。
對於這些抨擊，東姑的最初反應是召回駐雅加達大使，接著馬來亞宣布立即加強海陸空三軍。隨後遠東英軍總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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