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觀出了問題便一切都會有問題

許錫良

如果留心考察中西的差異，便確實會在中西對比中考察出「中國特色」來。那種特色，常常令人感覺處處與人家是相反的。比如我們似乎處處追求宏大、面子、整齊劃一、千人一面、千篇一律，而他們似乎處處追求個性、人性及多樣化。不僅教育如此，而且文化的追求也如此。以致在了解中西方教育的時候，其實只需要把中國顛倒過來就成為西方，或者把西方顛倒過來就成為中國。以中國與美國對照而論,中國的教育追求「不要輸在起跑線上」，美國的教育追求「不要贏在起跑線上」。中國的教育以扼殺兒童的想像力與創造力為已任，美國的教育以培養兒童的好奇心與求知慾為目標。中國的兒童被賦予沉重的各種任務——處處被要求從娃娃抓起，美國的兒童給予充分的玩樂時間與空間，兒童就應該是充分培養其自然天賦與興趣的時候。等等。這些相反的地方，其實後面都有不同的價值觀在支撐著。也難怪，中國現在處於世界上一個比較孤立的位置上，處處感覺人家有顛覆自己的可能。因此急急忙忙地派出龐大的孔子學院，四處開花，生怕自己被人家顛覆了，但是，卻未嘗見到人家害怕我們來顛覆。這種不同的心理，其實也反映了不同的實力與自信。

有一個在南方某大型報社做主任的朋友，其女兒聰明伶俐、美麗動人，早早就被送到澳洲留學，中國的孔子學院也開設到了那裡。他的女兒因此開始對中國的所謂國學感興趣，以便將來研究中國的國學。他徵求我的意見。我很不客氣地說，如果你女兒去澳洲這樣萬里迢迢求學就是為了學國學，我以為就不必去留學了，浪費錢財的同時還浪費生命。留在中國學到「國學」最為正宗，在中國的社會環境中，即使不讀書，不求學，社會生活與人情冷暖，處處無不是「國學」，跑到西方跟著一些半生不熟的西方漢學家去學習所謂的國學，那實在是誤入歧途。中國的國學要真是那麼有效，應該在自己的家園建設出一個好的樣板，但是，事實上，中國數千年來，所謂國學從來沒有建設出一個好的家園。

中國人建設不好自己的家園，首先是自己的核心價值觀出了問題。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就是官本位的等級價值觀。通俗說就是人人從小就被要求去吃苦，然後做人上人，自己的尊嚴與幸福都是通過與他人相比出來的，這種價值觀，常常以鄰為壑，他人的幸福與成功就是自己的災難與失敗，反過來也是一樣的，自己的成功與幸福，常常就是他人的痛苦與失敗的根源，所謂「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官大一級壓死人，一級吃一級，數千年來，這是一種零和博弈遊戲，最終沒有真正的贏家。在政治上表現為極不寬容，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冷漠與忌妒。民族的心態就是害人之心不可少，防人之心不可無。人與人之間是敵人，缺乏人性與正義感。一切都是相對的。只有權力與利益是絕對的。因此，這種文化價值觀下，會對他人的痛苦持那樣冷漠的態度，甚至會那樣幸災樂禍。因為，他人的痛苦就是另一些人的快樂來源。(用現在流行話說就是:你有什麼不開心的事？說出來讓大家開心一下。)這種文化價值觀導致的數千年以來，要不就是「為富不仁」，要不就是「為仁不富」。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每個人都是受害者，而每個人又都是害人者。不受約束的權力常常出來製造災難與痛苦，以顯示權力的威力。胡作非為的權力，常常逼迫著人們追求權勢顯赫與官威十足。因為只有這樣，才會在這種文化價值觀中取得最大的成功感。官本位社會就是這樣的一個社會，無論你做什麼，無論你取得過多大的成就，一切最終還是要化成高官厚祿才算數，其他一切都沒有價值與意義。

因此，我們也可以看到，在權力保護下的利益擴張與在金錢掩護下的權力擴張無處不在。為什麼那麼多的官員要拚命撈錢？近期廣東省挖出來的貪官污吏，動輒就是幾十億，那些錢相對人的生命來說，其實只有數字上的意義，但是，正是這些數字，使得一個官員感覺自己比較踏實，感覺自己的這一生官僚生涯有了意義。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官僚腐敗與家族利益，盤根錯節，互相糾纏在一起，而且這後面竟然還用「孝道」的名義來進行。這就是一種文化價值觀出了問題。在這種文化價值觀下，構建的任何制度，形成的任何規則，都將是非顛倒，黑白不分。政治制度上，忠君愛國是專制，專制是專制，共和也是專制，民主也是專制，和諧社會是官本位的和諧，穩定是官僚利益的穩定。如果中國的核心文化價值觀不能夠得到改變，一切民主，一切人性化社會與以人為本的理念都將會是空洞的口號，因為，這些理念與中國核心價值觀是根本格格不入，互不相融的。因此，當中國有人提出建設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的時候，所遭受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因為這後面是整個民族的價值觀在起阻礙作用。

在中國，無論官與非官，所持的核心價值觀都是一致的。表面看來，官與非官矛盾常常最為激烈，但是，這並不是他們的價值觀不同，恰恰在此時相反，是他們價值觀完全一致的表現。一個社會大量的貪污掠奪必然相伴而來的是大量的人被貪污，被掠奪。這個過程中，人們所持價值理念是基本一致的，不同的是只是在這種理念下，人與人所處的位置不同而已。貪污腐化自然洋洋得意，被掠奪者也未嘗不想有如此的機會。無官想當官，小官想當大官，大官又想更大的官。對權勢與利益的貪婪是無止境的。權勢強勢者的貪婪與弱勢者痛恨貪婪與羨慕貪婪，互相糾結在一起。位置改變的時候，態度可能會改變，但是絕對不是價值觀會改變。在中國，那麼多的貪得無厭的人，他們之所以會這樣做，是因為在「孝道」的榮耀下，有著龐大的親朋好友家族利益需要得到滿足。每一個官員，都不只是他自己，而是家族中的一員。如果他們不當官，自古就是被認為是不孝的。如果當了官卻還要清廉，那更是不孝，因為家族中，包括他的父母都不會因為他的權勢而得到好處。這樣的人雖然不是最不孝的，卻是位列「不孝有三」中之一。（《十三經註疏》中在「無後為大」下面有注云：「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因此，貪污受賄是中國文化中的邏輯必然。也就是說中國的核心價值觀通俗地講就是「升官發財」，要想成為一個清廉的社會，就必須與中國傳統價值觀決裂，而回歸到普世價值觀上來。

其實，英國哲學家羅素先生早在中國的「五四」時期到中國來演講考察就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回去後他寫了一本介紹中國的專著——《中國問題》，在書中，他已經清晰地觀察到，中國的「孝道文化」與當時歐洲軍國主義來源的「愛國主義」將是世界的兩大禍患。當時羅素認為中國的「孝道」文化不利於公共正義事業的建立，因為孝道文化講究：子為父隱，父為子隱。在非正義的事業上主張互相包庇，互相隱瞞，貪污腐化是必然選擇。雖然羅素認為，中國的孝道文化所帶來的腐敗與危害，還不如歐洲當時流行的「愛國主義」來得可怕，但是，畢竟是當時世界上最可怕的兩件事情。但是如今，又快一個世紀過去了，中國的「孝道文化」與「愛國主義」在中華大地上泛濫成災，互相交織，互為利用，這是羅素當年所萬萬沒有想到的。

一個貪官污吏後面的動力，除了龐大的家族利益與家族勢力在起作用外，就是還有無數的弱勢群體，他們或用仇恨的目光，或者用羨慕的目光在追隨著他們的成功。這是那些貪官污吏在貪官腐敗的時候的原始動力。其實一個社會，許多事情都是上下共謀的結果。一個「紅太陽」的出現，是無數的愚民全力作用下的結果，是他們的狂熱與愚蠢促成一顆特別狂妄的野心；每個貪官污吏後面也都站著一大批愚民，是他們羨慕的目光使得那些人貪污受賄毫無顧忌。人，一旦生活在這樣一種核心價值觀中，常常是無法掙脫的。一種只有讓他人痛苦，自己才會有快感的文化價值觀，永遠沒有希望走上真正和諧人性的道路。那些通過權力把無數人的家園拆毀而建設自己豪華別墅的事件相對某些人來說，他們的幸福是雙重的。在自己增加幸福的同時，還可以看到那麼多居無定所，流浪街頭的窮人誕生，這種落差與反差才能夠把一個人的幸福與成功推到極限。如果一個人自己住豪華別墅，而普通平民也有自己的蝸居，這樣的成功與幸福還是相對差了一些。畢竟有蝸居的人，如果信起基督教，就不會再羨慕自己的豪華別墅，但是如果讓你流浪街頭，居無定所，你還不羨慕與崇拜我的豪華別墅是說不過去的。許多罪惡滔天的事情，在基督教文化與佛教文化中都不可容忍的事情，但是，在儒家與法家文化組合成的社會中就可以大行其道，而且經久不息。大家都在權力的絞肉機中掙扎，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零和博弈，最後這個民族都活在一個極不安全的環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