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從民族崛起視角解讀新中國歷史（中）

我們知道，現在的上海、北京、杭州、南京這樣的城市，房地產的價格暴漲，已經超過了普通的工作人員甚至是白領所能承擔的限度。在中國還沒有足夠的水泥、鋼材的時候，那時存在住房短缺是有道理的，人們也可以合理地指望中國工業化完成之後，鋼材建材大增產，從而緩解住房的緊張狀況，現在的情況恰好反過來，中國去年生產了全球30％的鋼材，40％的水泥，土地批出去的數量也很可觀，不是缺乏建房子的材料，現在的主導短缺成為一種結構性的短缺，只要你不承擔房地產寡頭的高價格，幫助他們實現高利潤的話，你就成為不合理的消費者。有一個地產業的寡頭任某人公開說，我們不是為窮人造房子的。為這一改革付出代價的不再是工人農民了，就算是農民進城打工，反正房子是買不起的，也不作指望了，這一次為所謂的改革付出代價的是小資和白領階層。這一政策的社會分配功能是為了暴富群體的富裕，聽任他們從中產階級的口袋裡掏錢。

由於房地產事業的畸形繁榮，加上各級政府的政績工程需要，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產業機構，是典型的畸形發展。中國的水泥產量，是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七國總產量的兩倍多。從今天資源流動和生產力布局看，怎麼看都象是我們早年竭力批判的畸形發展，在整個工業裡面，建材和鋼材，存在著嚴重的惡性膨脹。主流經濟學家們告訴我們說，改革是為了讓市場配置資源，二十多年來我們的改革是多麼成功，但是這一資源流動和分配的背後，明明就是政治權力的力量在起作用，不過是藉助「市場價格機制」來公開而系統地排斥多數人，實現少數人的暴利而已。這些人的暴富，與多數人的生存條件惡化是互為因果的，而且也看不到他們這些富人對國家政權穩定和共產黨執政地位有什麼貢獻，說到底，他們暴富的結果非常惡劣，除了這一小撮寡頭之外，連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都受到他們嚴重的損害。由於有高額利潤作支撐，他們往往拉攏和腐蝕政府內部的個別人作為羽翼和幫凶，在房地產普遍暴利的情況下，還到處搞野蠻拆遷，上海還發生放火燒死人的惡性事件，這些說到底都是以共產黨執政地位和無形資產作為自己發家致富的代價，這樣的改革還被某些主流捧著，很難說這是一個認識問題。由於房地產行業的暴利，在微觀上對消費者設置了結構性短缺的高門檻，在今天的實際經濟運行中間，確實是這個行業更容易拉攏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去扶持他們，大量汲取銀行的資金去支撐他們的膨脹，在整個社會的資源分配中，房地產寡頭組織起貪官和銀行的支持，結果成為撬動資源流動一個最強有力的槓桿，在支撐著房地產業惡性擴張的同時，拉動中國的工業結構畸形發展。貪官掌握的權力和銀行掌握的金融資本，都明顯是在為少數人的暴富服務。

我們知道，要製造和維持一個特權的社會，在人均資源很少的中國，就得排斥更大的人去支持少數人先富，這樣就得依靠強有力的排斥機制起作用，僅僅依賴市場機制的排斥力度就不一定夠用，需要引入更強有力的力量來起作用，說到底就是建設特權消費社會必需搞「超經濟強制」。我們已經知道，主流輿論在主流經濟學家們把持的所謂「改革旗號」下，基本上只體現強勢群體的利益和意願，完全沒有普通工人農民的聲音，話語權一邊倒地「傍大款」，長期沒有受到質疑和追問，只是在互聯網興起之後，特別是去年和今年，才在局部和個別問題上對主流經濟學形成追問。今年七月份，老經濟學家劉國光奮起，講了一些那些主流們不愛聽的話，結果受到林毅夫這些人用造謠的手段進行封殺。政治權力由於少數人受到暴富群體的腐蝕，確實嚴重偏離了正常的渠道，幫助財富向少數人手上轉移。更為嚴重的是，由於國企和民族工業的大面積衰敗，這就同時剝奪了多數人的基本生產條件和國家的技術創新能力，由於生產條件方面的破壞，特別是失去了人力資本跟著技術和產業升級的積累，多數人的弱勢地位也成為一個結構性的因素，越來越明顯地起作用，沒有本土的技術創新能力方面的投入，中國的大學生就很少有機會成為合格的工程師，中國的技術創新也就成為一句空話，國際競爭力只能是逐步下降，被固定在國際分工底層，靠輸出血汗工廠的產品和本土已經非常短缺的不可再生資源，去維持一個少數人有權進行高消費的社會。沃勒斯坦說，外圍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擺脫超經濟強制，只有資本主義的中心國家才有比較規矩的資本主義。

前幾年，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就提出我們處在一個斷裂的社會中間，許多居民被現代化進程甩出去了，沒有辦法跟上時代的步伐，也享受不到技術進步帶來的好處。今年初，李強教授他們按照五普的數據，畫了一個中國社會的結構圖。人們經常提起金字塔社會、橄欖型社會結構，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比金字塔還要糟，是一個倒「丁」字型的社會，而且還是不連續的，他說這樣的社會缺乏交流。當然這樣的社會分化程度和結構，社會矛盾就相應地很嚴重了，公安部公布的數據，中國去年的「群體性事件」已經激增至七萬起。

今天的中央提出要建設和諧社會，不再提效率優先，已經很明確把握到了我們這個社會中間嚴重的不和諧，但是要解決這樣的嚴重問題，確實是任重而道遠。

六、 工業化時代中國的社會關係如何定位的問題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分配是相對平均的，也就是說，那個時候有優勢地位的群體，沒有把優勢轉化為經濟剩餘的佔有，毛澤東時代沒有什麼富人，當官的有點特權也很有限，也不能說沒有貪污但是也沒有撈到多少；與此相對應，中國的平民階層和精英階層的矛盾，也是相對緩和的。

很多人說毛澤東是不好，特別是中國的精英們，說了又說，這個也有依據，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精英階層基本上是四分五裂的，因為精英階層內部就不團結，在與平民階層的競爭中間的優勢就不那麼明顯，壓榨老百姓的能力就很有限。大概也不能認為，毛澤東是無意之間造成精英階層分裂的。今天知識精英們掌握的話語權一邊倒地為少數人的財富聚斂過程變化，表現特別突出的是主流經濟學家。貪官掌握的那部分政治權力和金融資本對於房地產寡頭，也是鼎力支持。以前英國的資本家們，也沒有這樣順風順水過，他們在政治上要受到強勢群體――封建主的壓制，輿論上也是被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什麼的奚落得一塌糊塗，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我總認為一個核心意思是為資本家說話，這個表態在當時的英國基本上相當於文革時期的造反派行為，嚴重的違背了主流的共識，而且對主流政治勢力極端不信任，認定那些封建主不可能為資本主義興起作任何好事，所以他主政一個很極端的政策，就是你們這幫子把握政權的貴族最好是站到一邊去，最好還維持一個少花錢的政權模式，根據後來德國容克地主和美國奴隸主的表現，確實這些人對於工業生產力的成長是起負面和障礙作用的。斯密的書，他的寫作目的也明確是與重商主義論戰的，加上政治視野來讀更有啟發意義，其中就蘊含著在資本主義剛剛興起的時候，封建主是過時的和消極的判斷，同時也顯示了斯密對英國資本家和資本積累推動社會發展的信心。

中國的資本家群體今天如此不檢點，是不是也有捧殺的因素在內。中國資本家的一切發家事業和過錯都被輕輕放過了，搞假冒偽劣起家，被放過了；污染環境、濫采資源，被某高官說成是「有水快流」；開血汗工廠沒有任何勞保條件，還動不動拖欠工人工資，還總是逃脫了制裁，甚至要總理去幫助討工資，簡直成了笑話；和貪官一起盜騙國家財產，被主流經濟學家們包裝為「帕雷托次優。有人說點不同看法，吳敬璉這樣的人就舉起「反改革」的大帽子。這些人動不動就是買幾百萬的汽車，上億的房子，對於社會的回報和貢獻，真是對不起得很，連稅收都不想交，個人所得稅裡面的大部分是工薪階層交納的。任何一種權力沒有監督和制約，必定導致濫用和極度的腐敗，在今天的中國，資本作為一種越來越重要的權力，卻報話語權保護得嚴嚴實實，拒絕一切監督，怎麼不走上偏鋒。話語權如此腐敗和脫落，完全不顧多數人的利益和社會責任，也長期得不到監督和制約，所以劉國光說了一些他們感到不中聽的話，高尚全吳敬璉等人就群起反擊，根本不反省自己的偏執和墮落，因為他們已經習慣於拿良知與金錢做交易了，習慣於傍大款和不顧多數人利益，這麼著二十多年了，也沒見沒有人說半個不字，劉國光老先生這回一講，他們都感到無比刺激，一跳八丈高，受不了。話語權的腐敗是中國今天最嚴重的腐敗。

話語權的腐敗的一個主要特點，是借著政治權力來掩護自己，動不動就打棍子戴帽子，吳敬璉當了五十年的棍子手了。在鄧小平時代，他們把自己裝扮成為改革開放的化身，似乎與他們有不同觀點就是反對鄧小平設計師了，長期搞不爭論，至今如此。中國精英階層整體化過程，從話語權的腐敗角度看，線索非常清晰。香港的某人說大陸不超過五個經濟學家，當然這個人認為只有美國那樣的學院派才算是經濟學家，這個隱含的標準我們可以不同意，但是對於中國的那些風光八面的經濟學家們來說，是不幸而言中，吳敬璉、張維迎、厲以寧這些人確實是不怎麼研究問題，長期的招法都是扯大旗作虎皮。他們一方面裝作為設計師的代言人和喉舌出現，是官方的代表，一方面在暴富寡頭那裡拿錢，長期作為政治權力和資本權力的過渡和經紀人角色。經過20多年的發展以後，中國的精英階層確實是高度整合的，掌握政治權力、資本權力和文化權力的精英們，他們在許多問題上是高度一致的，孫立平說改革方向受到強勢群體的牽引和轉向，這是真實存在的。精英階層的整體化過程意味著他們的團結和力量增加，而且由於話語權的腐敗和一邊倒，是精英階層的內部矛盾非常的緩和不再有競爭和分裂的表現，它的力量就非常的大，榨取平民階層的能力就急劇的擴大。主流經濟學家們惡狠狠地說改革就是要犧牲一代什麼人作為代價，他們敢於這麼說，實際上也是認為天下「莫予毒也」，認為沒有人能夠拿我怎麼樣，所以這麼放肆。他們現在越發出息了，還動不動威脅高層不要犯錯誤什麼的，那個中國改革雜誌的主編新望先生更是有出息，恨不得把反改革的帽子扣到中央頭上去。他們自認為自己代表著最強大的群體，所以特別有力量，敢於不講任何道理，帽子滿天飛。順便說一下，不講理和扣帽子，都是自以為自己特別有力量，沒有必要跟你廢話。

由於資本和話語權的結合非常緊密，這些人基本上又不考慮社會問題，說到底，連一點統治階級的意識都沒有，可持續剝削問題都不考慮。經濟學家掌握的文化權力是這樣去追捧資本和瘋狂的財富聚斂過程，而社會矛盾卻越來越嚴重，由此可以理解，處在政治局中間的人，不可能不看社會矛盾的顯示，新的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和以人為本，我個人的看法就是針對現實的社會矛盾提出來的。除了對過去的判斷，對現實社會矛盾的判斷，影響到思想界的分歧之外，更重要的分歧是來源於對未來的不同判斷。

每一個社會都會有很多問題，比如歐美日這些國家雖然很富裕很發達，假定現在他們的富於發達可以維持下去的話，這些國家就不會有什麼顛覆性的困難，至少社會的精英階層和平民階層的矛盾還可以維持在非對抗性矛盾的狀態，政權和資本對於多數人不會採取一種徹底的排斥態度，法律和政治民主多少對下層有點保護。但是中國的情況不是這樣，今天已經非常清楚，中國的發展潛力不是受到發展不足的制約，從環境和資源開發的強度看，中國已經逼近了發展的極限，未來的發展空間已經非常有限了，那種直線增長多少年之後中國趕超美日的說法，不過是為少數人加大剝奪的程度服務的。

許多人說中國搞改革開放需要引進外資，問題在於中國到底是不是缺資金，根據楊帆教授的估計，中國暗地裡流入的外匯超過一萬億美元了，同時還在國外主要是美國有7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相當於是中國每引進一美元外商直接投資，私底下流出了兩美元，同時還在美國有一點四美元的存款；在中國的國內，也已經不是處於建國初中國工業化剛剛啟動時期那樣，必需通過高積累來完成工業化的資本投入過程，中國已經超越了資本短缺和投入不足的歷史階段，再強調什麼效率優先，完全是服務於少數人剝奪多數人的需要去捏造事實。

中國今天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問題，由於毛澤東時代已經執行了二十多年的高積累政策，完成了工業化最需要物質資本投入的那個階段，不存在資本短缺問題，相反倒是存在著不可再生資源過度開發的硬性制約。中國與歐美日在技術上的差距，主要是體現在智能化技術創新上面的，這主要是因為人力資本投入不足造成，從運十飛機到單晶硅技術被放棄看，中國進行人力資本積累所需要的條件，在中國全盤私有化和建設特權消費社會的前提下根本就不存在，中國不是缺乏人才，而是缺乏從前那種合作攻關和長期堅持的環境條件。

中國的資源枯竭和環境惡化，在許多人非常窮困的時候，就已經提前到來了，這個問題需要加入到我們的思考視野里來。許多人不顧中國處於國際分工底層的事實，僅僅盲目地對比中美兩國的單位產值能耗物耗數字，說中國還有多少節約的空間，這基本上是胡說，美國的低能耗恰恰是以中國的高能耗為基礎的，高能耗產業作為所謂的「夕陽產業」轉移到外圍國家了，中心國家當然就降低了自己的消耗，同時歐美日這些國家是市場上是以壟斷高價出售自己的產品的，中國卻是以競爭性低價出售自己的產品的，考慮這兩大不可比因素，中國的物耗能耗數字實在是沒有多少潛力了。

中國是否處在資本不足的階段，還要不要全國人民為順利積累資本作出犧牲？中國經濟發展的資源制約的程度如何？這反應了思想界對現實把握和判斷上的重大分歧。但是更根本的分歧是對未來的判斷，如果認為前面是茫茫苦海而且無舟可渡的話，那麼對今天社會走向的判斷以及對現實的看法，以及政策主張就會非常不一樣；反過來，如果認為前面是通渠大道，路的那邊就是歐美日那樣的富於發達，那就有完全不同的一套。說到底，中國思想界的分歧，主要的也許可以說70％以上是由於對未來的不同判斷引起的。以左右派來區分思想界的差別，固然可以，人群中總是存在左中右的。但是更貼切的區分是存在樂觀派和悲觀派巨大區別，由於樂觀排是主流，認為制度萬能，中國只要建設好歐美日那樣的制度，最終就可以實現歐美日那樣的富於發達，因為他們當了20多年的主流，大家都比較熟悉，我今天就不講樂觀派的思想，介紹一下悲觀派的看法和他們依據。

前年的時候，北大的丁元竹教授訪問過九十一位專家，其中絕大多數認為中國面臨著一場危機，但是危機的性質和程度是什麼樣子的，進行過仔細討論。我訪問過幾位老同志，參加過上一場共產黨革命的，有人認為，他已經聽得見下一場革命的腳步聲了，這基本上是一種最高危機即將到來的悲觀判斷。中國的今天思想界從西方進口的政治學、經濟學理論，作出的樂觀推論是非常不一致的。每隔國家都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這不奇怪，問題在於要有健康的力量去特徵和抵消負面的東西，使得不發展到一個很極端的程度，中國今天的問題不在於對現狀的描述，更根本的問題在於缺乏健康的力量去特徵，所有的悲觀都在於看到惡化趨勢的同時卻只看到加速的力量，沒有健康的抵消力量和制約機制。

進入工業化社會之後，主導社會利益分配和社會關係定位的，不再是傳統農業時代的輿論和宗法勢力了，而是赤裸裸的權力，這個權力總共有兩種，要麼是資本要麼是政治權力，文化權力或者話語權基本上是旗輔助作用幫助降低權力運用的成本，提高權力作用的效率的。資本是絕對專制的，服務於資本積累或者所有者財富增值的需要，是不管多數人的需要的；社會公平和對多數人有所保障的調整，主要是靠政權的作用。悲觀的核心問題是從政治權力的作用趨勢來判斷的。

我們從一個案例開始，例如某大城市有一個周三，他原來是一個賣雞湯的，因為跟常常來吃飯的官員關係密切，就因此進入房地產行業，在十餘年的時間內，他的資產是膨脹到100多個億。在大城市進行房地產開發門檻是非常高的。我們這裡只是用一個案例來說明問題，這個人在進行房地產開發，他實際上沒有足夠的啟動資本，他的優勢是「官場關係」比較多，他拿到中心城區的一個房地產開發項目之後，啟動資金自己沒有，靠得是有權有勢的朋友幫助從銀行貸款解決；這個項目的正常利潤比如能賺一個億，但是他政府實權派官員關係好，就做手腳說是安居工程和舊城改造項目，許多關聯的稅費就免了，因此利潤擴大到三個億；由於有貪官撐腰，他搞野蠻拆遷，結果節約了很多費用利潤擴大到四個億，甚至五個億。在這樣的賺錢過程中間，這個周三所起的作用很小，貪官的保護對利潤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從貢獻與收益掛鉤的角度看，不可能是用多少萬的紅包去報答的；利潤如果大致按貢獻分配的話，權力所起的作用，包括批金融貸款權力的作用，遠遠超出這個資本家個人的作用，因此，如果貪官不是大公無私的話，他們理所應當得到利潤中間更多的份額。有了貢獻和利潤分配的了解，再來分析利潤流入官場之後產生的新問題，因為有權來錢很容易，那麼保住權力就很重要了，如果周三分給貪官的金超過一個億的話，我估計，哪一個區的常委班子都不一定敢分，因為這個時候的政治風險和法律風險很突出，如果被上級查處的話，輕則喪失權力重則坐牢，這樣的機會成本就非常的高――失去了繼續以權力聚斂財富的機會，因此壓倒性的問題是要購買「保險」，但是這樣的保險項目，沒有任何一家保險公司提供，保險只能通過在官場中間建設保護網來解決，這個時候區裡面的貪官為了降低撈錢的風險，需要把市一級的官員拉攏到周三的「分贓同盟」中間來；如果分臟超過了10個億，完全可以假定市一級的常委班子都不一定敢分，這樣市裡的貪官就得設法把分贓同盟繼續向上延伸。最後的結果是，最有權力的官員有參加分贓同盟的必要，而且不參加都不行，有一個四川的貪官後來說，如果一個人不貪是不行的，這意味著擋了別人的財路。周三建立起強大的分贓同盟之後，賺錢就非常容易了，最後就變成這個城市哪個房地產項目最賺錢，就由分贓同盟指派他出面去做，有資格參與分臟同盟的後台人物，肯定都是本市權力最大的人物和有實權部門。最近幾年，各地都有暴富寡頭被繩之以法的案例，這說明了他們的分贓同盟一個共同的問題，像這樣的人被拋出來以後，如果進行徹查的話可能會引發一場政治上的大地震。我們看到，好幾個這樣的案例，都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從蘇聯解體的經驗看，這些分贓同盟的問題是共同的，通常情況下他們的政治風險無法排遣，除非是共產黨非法和國家解體。蘇聯的葉利欽就是代表這些寡頭而上台的，雖然蘇聯在解體之前曾經舉行過全民公決，76.4％的蘇聯公民選擇保留蘇聯，但是出於「消滅合格債權人」的需要，蘇聯的精英們還是決定國家解體了。最後，他們還親自宣布共產黨非法，停止活動。沒有了共產黨，沒有了蘇聯，寡頭們瓜分的財產，就失去了完整意義上的「原主」了，沒有了合格的債權人，偷竊而來的東西就不用擔心被追索了。特別是引入選舉，實際上是實現了政治市場化，這樣那些富人就可以通過自己控制的媒體包裝「名牌精英」到前台去執政，從此他們非法得來的財富就合法了，富豪們從此就高枕無憂了。

結合上面的案例分析的分贓同盟的政治風險意識，看看蘇聯解體的經驗，再回頭結合我們國家輿論風向的轉變去分析，就非常有意思。改革以來的輿論，可以分為兩個截然不談的階段，大概以90年代中晚期為界。此前，我們的輿論主流是由主流經濟學家們把持的，核心是說中國的改革必需以市場化改革為方向，由此經濟剩餘的分配乃至大量的存量資產都在「經濟市場化」的名義下，轉移到少數人手裡了，他們不僅得到了我們社會最大的份額的剩餘，也控制了新的剩餘生產和分配方式；象拿下地產寡頭們，就是中國資本家中間最有實力的一群。由於他們獲得的利益太多，而且渠道又不是那麼正當，特別是他們贏利的渠道恰恰以犧牲多數人的基本生存條件為代價，長期得不到認同，由於存在這麼些困難，所以我們就常常聽到主流經濟學家們出來說，要善待有貢獻的人，不要向富人開槍，政府不能劫富濟貧等等，這些都真實反應了這個群體的風險和擔憂。

等到寡頭們撈到的前足夠多，政治風險已經成為他們第一位擔心的事情時。從這個時候開始，自由主義就浮出水面了。因為他們的財富得來和地位予多數人利益直接矛盾，因此他們不可能敢於發動群眾幹革命來從把政權奪到手裡。因此他他們寄希望於和平演變，用和平的方式把政權奪到手裡。最理想的方式，是發揮金錢對政治的主導和決定作用，這是他們的優勢所在。有一份現成的道路，他們簡單地結過美國人的人權和民主旗號，在中國大力宣傳。他們指望一個「政治市場化」的程序，去發揮他們錢多的優勢，有錢了，控制媒體和輿論是不成問題的。他們如果用和平的方式把政權拿到手上，或者由他們派出代理人去掌握，那樣他們才能相信自己可以免於被追究，可以睡安穩覺了。

由於政府高層不可能不面對社會矛盾，因此這些人就很擔心政府走向不利於他們的方向，說到底，這些寡頭建立起各種分贓同盟，不是與政府和共產黨合作，而是拉攏掌權者個人，這些人的牟利方式確實是把他們暴富的成本和代價，通過貪官濫用權力的方式去轉嫁給政府承擔。說到底，貪官和寡頭的合作，是個人性質的，不體現政權的性質和共產黨的執政要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所以主流經濟學們扣反改革帽子，已經要扣到中央頭上去了。這個事實說明精英階層的整體化是有限度的，主流知識精英是無條件與資本權力合作，貪官和他們也完全一致，但是他們這些人與國家的長治久安乃至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產生了深刻的矛盾的。他們要躲在共產黨的大樹下撈錢，與貪官個人合作，同時也想把大樹連根拔掉。

這一現象可以解釋中國二十多年來輿論主流的轉換，無論是「政治市場化」輿論還是「經濟市場化」的輿論，都是違犯共和國憲法和共產黨黨綱的，但是20多年來，恰恰是這兩種輿論成為上風和主流，都是為這個以各種分贓同盟組成的強勢群體攫取更大的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服務的。這隻能認為，分贓同盟已經決定性地影響到「輿論管制」的標準了，那些自由派人士老是攻擊共產黨獨裁專制，管制輿論，但是恰恰是在這樣嚴密的管制中間選擇了主流們的意見。分贓同盟的強大和主導權發展程度，由這裡可見一斑。

我們把歷史是非和道德判斷放到一邊去，就事論事地來談論這個問題，我們假定，這些今天的強勢群體最終得到政權，中國會怎麼樣？主流們今天向國人許諾實現日本和美國的富裕和發達，這個只是他們的一個輿論策略，肯定達不到。達不到沒有關係，有一個最低的底線，他們要做統治階級就必需達到，有一個底線，就是必須維持中國的統一、穩定和基本秩序，他們這個能力有沒有？我們親眼看到，這些人先是讓工人農民成為改革代價的承擔者，住房產業化政策之後，連小資和白領階層也成為代價了，這些人用這樣高的強度去聚斂財富，排斥的人佔全中國的絕大多數，他們已經自己清楚地意識到了與多數人利益的矛盾，同時還針對並擔憂現在的政權，這樣的一些人，他們的執政基礎在哪裡？有多數人會擁護他們，他們又靠什麼樣的手段去管治多數人的不滿？

由於毛澤東是最徹底的平民主義者，對於精英階層的執政能力最不抱幻想，他清楚給出了中國的精英們要建立起自己的政權需要什麼樣的限制條件。有必要引用毛澤東一些的基本判斷，毛澤東從1939年開始就認為，中國的精英階層，特別是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從娘胎裡帶出來的軟弱性，他們沒有能力完成政治整合併主導自己的命運，連資產階級革命也必須由無產階級來領導完成。由於擁有對國內民眾的優勢，與海外壟斷資本相比卻處於劣勢，因此中國資產階級在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道路上，總是選擇對外投降，對內鎮壓；由於與國外民眾處於尖銳的對立狀態，從晚期到民國，都選擇對外一味的妥協和退讓，無法捍衛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也沒有能力捍衛我們的國家安全，今天主流們的「國際競爭雙贏說」，實質上是要取消國家之間的競爭問題，競爭無法取消，他們實際上是主張抹殺中國的安全目標和民族利益實現。這就有了不需要民族品牌和自主技術，跨國公司的子公司也算是民族資本和民族企業的標準了。說到底，這些人無法捍衛中國的利益，就乾脆宣布說利益不存在。如果沒有國家內部階層矛盾的緩和，我們的精英階層不經不願意對外，乾脆要把問題取消掉，拒絕讓人們去思考這樣的嚴峻問題。

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底線，在經濟利益分配上，必須要滿足中國多數人的基本生產條件和生存條件需要，剝奪的最低限度是這個，這是可持續剝削的底線。說到底，這是資產階級作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所在，他們滿足底層的最低生產生活需要，等同於是為自己的統治地位支付保險費，今天我們看到的是這些人連支付保險費的意願都沒有。由於他們今天掌握了更多的資本，也結合了話語權的保護，因此他們壓榨工人的能力會進一步上升，如果不繼續支付保險費的話，如果有上億人無論如何都找不到飯吃，就算有一千萬軍隊恐怕也無法掌握局勢，走下去肯定就是一場革命。蘇聯解體是從人均八千美金這樣的水準上，現在跌破到了二千美金，不管怎麼說，他們的寡頭們維持住了社會穩定，底層群眾沒有起來幹革命，還沒有被逼到活不下去的地步。

我們可以從蘇聯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變化，去考察蘇聯解體為什麼沒有引發革命？解體前，蘇聯知識分子平均工資是平均數的120％，比普通勞動者高一些，在解體以後，下降到平均數的78％。就是說，蘇聯的知識分子在全國絕對平均收入下降到原來的四分之一後，相對收入也下降了三分之一。有一個宋小路去俄羅斯經商，認識俄羅斯西伯利亞研究所所長，這個所長的工資當時是2000盧布，相當於人民幣700多塊錢，如果沒有蘇聯時期留下的住房等福利，這個人就比我們的打工仔還要窮困了。由於俄羅斯有豐富的空閑土地，這個所長就在周末去郊區種黃瓜、番茄和土豆，給自己吃，否則就無法維持生存。中國如果由這些強勢群體主導，搞一場俄羅斯那樣的經濟崩潰出來，人均收入在中國的低水平繼續大幅度下滑，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中國跟俄羅斯相比，連發生那種靠「自己自足」種地生存的空間都沒有。如果中國真的有一億人，沒有飯吃的話，那麼以分贓同盟為核心的強勢群體，要實現社會秩序的穩定，有兩個選擇：一個是重新讓普通的民眾有一個生存的出路，就是減少自己的聚斂強度，相當於繳納一點保險費；第二個手段就是用法西斯的手段，把不能滿足他們基本生存需要的那些人口，統統消滅掉。我個人的判斷，這些人根本就找不到幫他開槍的人，所以他們僅有的選擇是：分贓同盟帶上自己手刮來的財富去國外。現在實際上很多人就是這麼乾的，在國外開一個空殼公司來持有股份，用各種方式盡量把財富變現匯出中國，把子女先送出去。

問題在今天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可能出現比革命更加悲觀的後果，如果不能維持基本的秩序，發生任何性質的大動蕩和大變局的話，只要中國工農業生產發生混亂，城鄉的交流斷絕，只要農民兩年得不到化肥，那麼中國90％以上的人口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實際上要導致中華民族的整體毀滅。這跟以前的革命不同，毛澤東領導共產黨幹革命的時候，農民是不需要化肥也可以生產出糧食來的，革命過程是一個多數人在生存線附近，苦苦等待新政權重建過程的完成。今天不一樣了，如果沒有化肥，糧食產量會迅速下降到原來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這樣就意味著多數人沒有飯吃了，這個時候億斤不可能維持正常的生產秩序了，三分之一的糧食都無法生產出來了，民族將在飢餓中間自行毀滅。

反過來看，中國今天實際上已經完成了工業化的高積累過程，如果立足於自主技術創新來裝備自己的產業，那麼就不需要向海外壟斷企業支付壟斷利潤，中國在今天的資源開發強度上可以實現更高水平的國民福利。按照今天的資源和人口對應關係推算，中國每一個人都可以得到一份豐衣足食的生活，這是沒有問題的；只要不是教育和醫療的產業化經營模式，沒有醫生和醫院的高價敲詐，按照藥品的出廠價格，農民的收入也是得到醫療服務的，我們知道很多價格二三十塊的藥品，出廠價不過兩三塊錢。教育就更簡單，我自己上小學就是每個學期五毛錢。只要合作體制，不是相互分割的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競爭市場，低價格其實非常容易實現。現在的問題是，市場競爭和利益主體的絕對分割，使得合作成為不可能，結過在人均收入很低的中國，就把絕大多數人變成了不合格的消費者。由於多數人消費不起，最後，這樣的服務根本就不會生產出來，大大地降低了經濟發展的水平。說到底，就是少數人為了富於發達，建立了基於高價格的系統排斥機制，把多數人排斥在外，在整體上也降低了產品和服務的生產水平。我們知道今天的農民陷入困境，多數不是因為沒有飯吃，而且無法應付迅速膨脹的開支，例如教育和醫療費用。因此對於中國這樣的國家來說，由於資源有限，人均收入的提升有其極限，通過市場競爭的方式去組織生產和生活，對服務的提供將產生極大的抑制。回顧毛澤東時代，低工資搭配高福利的分配結構，是有價值的，這意味著在福利提供上面消除競爭和價格敲詐，把多數人納入服務範圍，這是完全可能的。和諧社會的建設，不可能在市場和競爭實現，需要開創性地引入大範圍的合作機制。

我們來回顧一下今天所講的內容，我們中國進入工業化時代以後，嘗試了兩種不同工業化模式，最終是選擇了國家政權主導型的工業化道路。然後也展望了一下，中華民族組成這麼人口龐大的國家，今天的發展已經受到人均資源不足的限制，在毛澤東時代高積累政策之後，中國發展的限制已經不存在資本不足的問題了，而是要解決為什麼生產，為誰生產的問題，我們談到了競爭和市場機制抑制了中國的服務業發展水平，取消了多數人本來可以低價得到的東西，降低了國民福利，迫切需要在合作的基礎上來打破這一抑制的競爭和市場機制。今天的中央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提出以人為本和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但是反對力量還是很大的，今天中國的強勢群體組織起各種利益同盟，又實現了與話語權－主流知識精英的緊密結合，他們為了自身的狹隘私利，與政府的目標和民眾的利益直接對立。因此看來，合作的障礙和問題，還是孔夫子和毛澤東重複發現的同一個問題，精英階層不願意。

從建國初期，資本權力的拙劣表現，到今天中國分贓同盟的走極端，都驗證了毛澤東的一個基本結論，權力必須回到工農的手裡，共產黨人必須以工農聯盟為基礎。這不是馬克思的理論推論，無產階級代表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超越，體現了歷史使命。毛澤東完全是一種經驗主義判斷，他看到從晚期到民國，中國的精英階層在對外競爭的時候的表現。在最近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精英階層在對外經濟關係上，他們要求跟國外的經濟聯繫在一起，以提高自己的消費水平，建立一個特權的消費社會，對內，精英們發現中國的剩餘太少，必須儘可能排斥多少人，從而把更多的經濟利益集中在自己的手裡，這樣才能提高自己的富裕和發達程度。有鑒於此，精英們把各種權力緊密結合起來，通過建立秘密或者公開的分贓同盟等各種形式，在改革的名義下，在發展市場經濟的名義，要多數人作出犧牲支付成本和代價，結果在中國建立起一個倒「丁」字形的社會。我們也反覆申述過，這樣的社會在政治上是很危險的，由於這些強勢群體的狹隘利益和視野，他們還公然反對中央政府對如此嚴重的社會問題作出調整。

根據中國過去的歷史經驗，資本權力的運作方式都是極為消極的，中國工業化最終是政權主導完成的，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再存在需要多數人為資本積累做出犧牲的歷史需要了，所以為資本積累服務的效率話語說到底是為少數人聚斂財富服務的，相反，由於市場和競爭對多數人獲得教育和醫療服務的天然抑制作用，這要求進行大範圍和高程度的合作體制來實現，中國需要一個健康的行政權力來起作用，來主導服務通過合作機制提供給全國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