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偉：社會科學何以走出偽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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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辦主管

以學術為底色 以思想為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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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社會科學發展長期深受偽實證研究困擾。在比較實證研究與偽實證研究異同的基礎上，偽實證可以被區分為認知錯誤型偽實證、邏輯錯誤型偽實證和操作錯誤型偽實證，並作進一步細分。而偽實證研究產生的原因可以歸結為利益驅動、缺乏理性精神、權威崇拜的消極影響、問題意識匱乏、數據獲取缺陷以及對數據的錯誤使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滯後等方面。相應地，走出偽實證研究，可以從完善科研管理制度、弘揚理性精神、克服權威崇拜的消極影響、培養問題意識、改進數據收集處理方法以及改進研究方法等方面加以努力。

社會科學何以走出偽實證研究

常偉 | 安徽大學中國三農問題研究中心

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原載於《探索與爭鳴》雜誌2017年第1期

作為一種產生於經驗哲學的科學研究範式，實證研究對於近代自然科學的迅速發展功不可沒。相關問題式研究從比較分析到實證方法，從思辨推理走向定量研究，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走向多元和成熟的表現。在實證方法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大量令人難以辨別真假的偽實證研究。這些研究與實證研究相似，借實證科學和實證研究之名大行其道，蒙蔽了很多學者。即便一些做出重大發現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採用了一些偽實證方法取得，其研究的科學性受到相關研究領域內的學者的質疑。因此，對於實證研究和偽實證研究予以區分，在研究中不斷增強相關研究的科學性，對於當前中國社會科學領域內的相關研究而言，有著極為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在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相關討論中，也不免涉及偽實證問題。如徐勇結合中國鄉村研究指出，一些學者因缺乏嚴格學術訓練，從理念出發, 並通過實地調查方式到現場尋找其所需要的事實，用經過處理的事實得出一般性結論，這種輕率的實地調查甚至比不做調查更有害，這種偽實證主義研究將會使研究走入死胡同。宋子千將偽實證定義為「那些看起來像實證研究甚至名為實證研究，但實際上並非實證研究的研究」。他還進一步指出，從邏輯上講，偽實證存在不能成為反對實證主義的理由，應通過加深對實證研究方法的運用來解決這一問題。張冬陽在考察福斯特霍夫的公法學方法論時指出，福斯特霍夫利用的社會經驗分析方法體現了社會實證方法，但其將《德國基本法》的法治原則簡化為形式要素，這遠離了有效的實證法基礎，從整體上來看是一種偽實證主義。應該承認，這些涉及實證、偽實證和偽實證主義的討論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相關領域研究水平的提升。但這些涉及偽實證的討論本身，往往並不是主要針對偽實證問題的。有鑒於此，本文擬對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偽實證問題展開進一步討論，為相關領域內實證研究方法的改進做出相關努力。

實證研究與偽實證研究的異同

從科學研究角度來看，受研究者認識水平、知識儲備、所擁有的技術手段以及研究經費的限制，任何科學研究都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因此，即便對於自然科學研究而言，一些具有重大突破意義的研究成果也時常遭到質疑和批評。社會科學研究的開展受到研究者認識水平、知識儲備、所擁有的技術手段以及研究經費的限制，加之相關調查和數據取得過程難以重複，這使得社會科學相關研究所需要面對的質疑和批評更加尖銳。從這種意義上講，實證研究和偽實證研究並沒有涇渭分明的嚴格界限，二者既存在某些共同之處，也存在一些較明顯的區別。

首先，從研究的起點來看，實證研究和偽實證研究均從相關理論出發，實證研究提出若干命題或理論假說，並對於這些命題和假說予以檢驗，在此基礎上發展或推翻相關理論，並推動學科的發展，也即採用假說—事實—結論的研究路徑。而偽實證研究同樣以現有相關理論為出發點，提出了相關命題或理論假說，力圖證明或推翻相關理論。其次，從形式來看，無論是實證研究，還是偽實證研究，均認為研究起源於實踐，科學來自於經驗的積累，並採用實地調查研究、統計分析等相關研究方法。在研究過程中，實證研究和偽實證研究均認為數理實證研究適合研究較為複雜的問題，個案研究有助於積累資料，形成對問題的實感和直觀認識。因此，從形式上來看，二者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再次，與那些不深入實際、親身調研，從事相關學科理論研究的學者相比，實證研究和偽實證研究均較為重視社會調查和個案研究的重要性，均認同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其一，從研究目的來說，實證研究和偽實證研究存在較大區別。實證研究的目的是為了發現事實，並在事實的基礎上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對理論進行檢驗，但並不刻意追求普遍意義上的結論，研究結論一般只作為經驗上的積累。而偽實證研究則是基於某種先驗性判斷，對於客觀事實和相關證據進行裁剪和過濾，並運用科學或非科學的方法開展研究，其目的就是為了得到研究者所期望的結果，並認為這一結果具有廣泛適用性。通過設定先驗性標準來試圖得到研究者期望的結果，從社會科學研究來看，這是很不嚴肅的行為。

其二，就相關經驗事實的處理方式而言，從事實證研究的學者儘管有自己的理論預設或者價值判斷，但研究者並不根據自己的理論預設或價值判斷來決定相關經驗事實的取捨。就偽實證研究而言，研究者經常基於自己的理論預設或價值偏好來決定相關經驗事實的取捨。因此，二者在實地調研中均可以獲取相關事實，但實證研究通過實地調查獲得的是相對更為客觀真實的事實，而偽實證研究獲取的事實就不是客觀真實的事實，而是經過剪裁或過濾的事實，其調查結果往往與真實情況出入很大，甚至相差甚遠。

其三，就數理研究方法的使用方式而言，實證研究和偽實證研究有著很大區別。從事實證研究的學者一般認為，數理統計方法有助於考察社會經濟制度之間存在的複雜作用機制，並且可以控制相關因素的影響，但其對於數據質量有著較高要求。不僅如此，數理統計意義上的相關關係在現實中有可能未必存在，處理不當會導致偽回歸或偽相關，因而對於相關方法的適用性應保持十分客觀和清醒的認識。而偽實證研究卻往往對於數理研究方法抱有過高的期望，並認為數據背後體現出來的相關關係一定存在，試圖結合現實對於這種不存在的相關關係加以解釋，很容易導致偽回歸和偽相關。

其四，對於社會調查和個案研究的態度也有所區別。實證研究認為個案調查經驗有助於理解現實社會經濟問題，並提供真實判斷，多個案調查可以為構建理論框架提供堅實的基礎，有助於研究者提出具有現實針對性的對策，但處理不當很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錯誤。而某些偽實證研究並不承認個案研究的局限性，認為自己經過長期大量的調查，由於熟悉相關情況而自認真理在握，並試圖以此站在道德和真理的制高點，對於與自己相異的觀點和研究結論大加批判指責。

其五，就具體的調查組織而言，實證研究大多基於科學規範的研究程序，並通過嚴格設計的實地調查，開展學術研究。考慮到現實中調查離不開相關政府部門的支持和配合，相關研究者對於從政府部門那裡獲得的資料和數據需要進行甄別和處理後，再運用到學術研究中去。偽實證研究則更多地通過形式主義、走馬觀花式的調研，在缺乏甄別和處理的情況下，直接將調研數據，尤其是官方數據和官方資料應用到研究中去。

綜上所述，所謂偽實證，也就是研究者用理論預設或價值偏好來剪裁經驗事實的做法，或者以非科學的研究方法對待經驗事實，它本質上是標榜實證研究的非科學方法。偽實證研究會使得研究停留在膚淺的觀察層次上，難以對現實做出更有價值的分析，因此也難以為社會科學的發展做出相應貢獻。從社會科學研究意義上來講，偽實證研究的科學性必然是有問題的。

偽實證研究的分類與相關表現

國情特殊型偽實證

在相關研究中經常可以看到某些學者表示中國國情特殊，所以不應該怎樣。如果對於所有的國家都加以考察的話，那麼每個國家都特殊。中國特殊的國情表現在什麼地方，對於相關問題有著什麼樣的影響，這是有必要深入討論的問題。因此，以特殊國情為由，不願意討論一些更具普遍性和一般性意義的問題，從科學研究的角度來看並不足取。我們還注意到，一些學者表示「中國特殊的國情導致其複雜性超越西方話語」，並試圖構建社會科學研究的中國話語體系。但如果忽視社會科學普遍性和一般性意義上的討論，則無異於緣木求魚；如果一味強調中國實踐和中國體系，並認為自己做出了重大創新，則無異於自言自語。

訴諸立場型偽實證

社會科學是否可以迴避價值觀和立場選擇問題，歷來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以經濟學為例，儘管經濟學認同「經濟人」假設並以此為起點思考問題，但這並不意味著經濟學家沒有自己的立場。很多經濟學家都希望自己的學術成果能夠改進社會福利。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因其對貧困問題的研究而被稱為「窮人的經濟學家」。與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某些學者提出了一些諸如「福利制度和最低工資規定純屬多餘」、「血汗工場提供就業機會，有利於社會穩定」、「改革中損失最大的是領導幹部，應重點補償」的論斷，對於這類謬論的確應提出批評。但我們也注意到，某些學者在研究中大打感情牌，對於和自己不一致的某些觀點，不是從學理層面而是從感情層面大加批判，動輒指責對方「御用學者」，忽視弱勢群體利益。有些官方背景的學者動輒給別人扣上「新自由主義」的大帽子。某些學者研究農民等弱勢群體相關問題時，經常擺出救世主姿態，肯定城鄉二元結構合理，並認為自己的選擇比農民高明，用立場選擇替代理性客觀的科學分析，這同樣也不是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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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諸權威型偽實證

在相關科學研究中，我們經常注意到一些學者引用權威人士的觀點，來取代對於相關問題的科學分析。要證明某種認識或觀點是否成立，引用摘錄權威人士的觀點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弄清楚權威人士相關觀點提出的背景。考慮到權威人士也會犯錯誤，決對不能簡單地認為其觀點一定正確。在社會科學相關研究中，我們經常注意到某種學術討論僅僅因為權威人士做出了表態，一部分學者據此認為自己獲勝，而另外一部分學者則暫時收起了自己觀點，等待時機再次將這一問題提出來。很顯然，這樣的學術討論和學術研究對於相關知識和經驗的積累並無太大價值，也使得對於相關問題的討論始終徘徊停留在低水平上，對於相關問題的解決也很難有多大的幫助。

2邏輯錯誤型偽實證1

後此謬誤型偽實證

薩繆爾森和諾德豪斯指出，所謂後此謬誤（the post hoc fallacy），就是指僅僅因為一件事情發生在另一件事情之前，就想當然地認為前者是後者的原因。如大蕭條期間美國一些人注意到商業周期擴張之前或之中，會出現物價上漲現象。由此他們得出結論說，治療大蕭條的良方是提高工資和價格。但實際上二者並沒有真正的因果關係。這種例子在現實中依然存在。時常見諸報端的「某企業由於開展了某種政治學習活動後，實現扭虧為盈」，實際上也是此謬誤的表現，因為盈利還是虧損取決於收益和成本的對比，除非政治學習可以增加收益或者降低成本，並且改變了成本大於收益的狀況，否則就不能簡單斷言政治學習活動和扭虧為盈之間存在著因果關係。

合成謬誤型偽實證

合成謬誤（fallacy of composition）由薩繆爾森提出，按照字面意思來理解，這種謬誤認為對局部說來是對的東西，對總體而言也必然是對的。在經濟學領域相關研究中，某些在微觀上正確的東西，在宏觀上未必正確。比如父母教育子女努力學習考取大學，畢業掙大錢，從微觀上講沒問題。但如果每個父母都這樣做，則很難實現。又如一個經濟體通過出口導向戰略走上快速發展道路，但如果所有的經濟體都這樣做，則大家都將遇到市場不足的困境。社會科學相關研究中並不否認個人及其行為存在的現實性，但不能將社會事實還原到個體的層面加以解釋，因為由個人組成的群體或社會，具有組成它的個體所不具備的突生性質。因此，基於合成謬誤帶來的錯誤認識去開展實證研究，必然是偽實證研究。

分解謬誤型偽實證

從形式上來看，分解謬誤（fallacy of division）與合成謬誤表現截然相反。它認為如果整體或集合具有某種性質，則它的每一部分也具有此種性質。比如在盲人摸象寓言中，盲人們由於不能目睹大象的全貌，只能通過觸摸的方式來感知。這雖然讓盲人們感知了大象，卻難免以偏概全。而對於大象的全面感知，必須把四個盲人的感知加以合成才能形成。分解謬誤未能認識到在整體和部分之間不存在這種轉換關係。從生物學意義上來看，僅僅因為器官具有某種功能，就想當然地認為構成器官的組織或者細胞具有某種職能，這顯然是不對的。這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屢有表現，如有人以為美國富有，便想當然地認為每個美國家庭都富有。如果以此為起點開展實證研究，其必然是偽實證研究。

以偏概全型偽實證

在社會經濟研究過程中，我們不難注意到有些學者也從現實中發現了一些問題，但在分析相關問題時卻運用片面的觀點看待整體問題。比如一些知名三農學者以資本下鄉糧食畝產遠遠不如農民為由，認為把土地流轉給資本沒有道理，並指責政府「非要把土地流轉給資本」、「政府補貼資本打敗小農業」，進而反對資本下鄉。但問題是種不種田，種多少田，乃至種什麼，均屬於農民經過認真思考後做出的理性決策。根據經濟學原理，產量高並不意味著收益高，經營成本過高時農民將耕種的農地流轉出去是一種理性選擇。隨著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部分農民逐漸喪失農業勞動能力，土地流轉也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可行路徑之一。如果資本下鄉有助於促進雙方收入的提高，也是一種帕累托改進。僅僅以產量高低反對資本下鄉和土地流轉，其理由顯然極為牽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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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難推理型偽實證

這種偽實證最典型的表述是「要麼A，要麼B，因為非A，所以是B」。比如我們注意到一些所謂的「支持中國或支持美國，因為你不支持中國，所以你支持美國」。這種推理由於有意無意忽視了中立選項，因此本身是有問題的。我們注意到一些學術研究在設計中將相關行為選項，比如政策認知行為選項設定為「支持」或者「反對」，並在此基礎上開展相關調查對象對於政策認知行為的研究。但就現實而言，還會有一部分調研對象持「不表態」或者「無所謂」，這本身也是一種態度。在設計中由於沒有考慮到人們會這樣回答，必然會導致設計缺陷和信息損失。如果在這種調查數據基礎上開展研究，那麼這種研究必然與真實情況相去甚遠，其科學價值也必然是有問題的。

3操作錯誤型偽實證研究1

簡單類比型偽實證

類比研究不是說不可以，但要注意可比性問題，要儘可能選擇與研究對象具有較多重大本質性特徵的參照對象。在社會經濟問題的討論中，簡單類比型偽實證研究隨處可見，並對高層決策者產生了一定影響。比如近年來關於養老體制改革的討論中，有著名大學課題組提出了「從2015年開始實施有步驟的延遲退休計劃，2030年前完成男女職工和居民65歲領取養老金的目標」的建議。相關消息公布後，輿論嘩然。面對各方議論和質疑，該方案起草者提出「延遲領取養老金不等於延遲退休」，繼而又用「延遲退休是國際慣例」、「目前美國政府養老金領取年齡是67歲」等說辭試圖說服公眾。很顯然，這種簡單的類比並不能讓人信服，基於簡單類比所得出的結論和政策建議，其政策效果也可想而知。一些針對國外社會經濟政策及其啟示的相關研究，如果不注意到相關國家與中國所存在的國情與制度差別，也很容易出現簡單類比型偽實證。

結果選擇型偽實證

在科學研究中，做實驗是為了檢驗相關觀點或假說正確與否。在更多的情況下，研究者都希望自己提出的觀點或者假說是正確的，以證明自己的研究有價值。而當實驗結果並不穩定時，有些研究者就會選擇性地使用與其期望一致的實驗結果，故意迴避其不希望看到的實驗結果。這種選擇性使用實驗結果、目的性很強的實證研究，也是導致偽實證的重要原因。在科研成果與個人利益緊密掛鉤的環境中，為了快出成果，多出成果，不少研究者就會這樣做。由於其所使用的實驗結果也是從實驗中得到的，經常會「問心無愧」。如在經濟學和社會學相關研究中，相關調研對象的特徵分布可能並不是隨機的，換言之，它們可能存在自選擇效應，如果對此視而不見，不採取相應方法進行糾偏，則研究結果必然是不可靠的，這種研究的學術價值本身也是值得懷疑的。

認清偽實證對於學科發展，尤其是社會科學發展十分重要。所謂偽科學，就是運用偽實證的研究方法作出的所謂科學理論或結論。天文學出自占星術，化學出自鍊金術，在近代科學誕生前, 占星術、鍊金術等偽科學曾為近代科學發展發揮過積極作用， 但今天其建設性意義已消失殆盡。只要學者們知道了什麼是偽實證，偽科學的存在空間就會大大壓縮。只有清理掉偽科學的不良影響，才有可能讓科學健康地發展下去，尤其是社會科學。這需要包括學者在內的社會各界的長期共同努力。

偽實證研究產生的根本原因

人的行為受其需要和動機支配著，而人的需要和動機於本質上又是對目標利益的追逐。這一目標越是重要，利益主體的追求越是強烈，則這種行為原動力越強烈。當這種激勵足夠強時，一些研究者就會採取包括造假等多種辦法來試圖獲取相關利益訴求，如在國際學術界沸沸揚揚的「舍恩造假事件」、「小保方晴子造假事件」中，被認為有望獲得諾貝爾獎的亨德里克·舍恩、小保方晴子等科學明星紛紛落馬。為了促進相關學科發展，近年來國內科研院校加大了對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的資助和獎勵力度，有的對於各種政府獎項給予配套性獎勵，有的對於國家級科研項目給予高額配套支持，有的則對於在相關學科刊發文章給予高額獎勵。如國內某211高校規定，在《自然》、《科學》上發表一篇學術論文可以獲得10萬元獎勵，某些非211高校獎勵力度甚至更大。在高強度激勵之下，2012年至2015年間中國科研論文發表數量增加一倍，就數量而言，在全世界僅次於美國。在「科研大躍進」過程中，「漢芯造假事件」等類似事件屢見不鮮，利益驅動扭曲著研究者的相關行為。學術研究成果與就業、職位評聘聯繫在一起。相關研究表明，學術研究作為專業化行為具有較強的信息不對稱特徵，如果缺乏配套措施鑒定學術質量，學術錦標賽就變成單純的數量比賽。在國內社會科學研究環境和研究規範有待於進一步完善的當下，為了儘快出成果特別是高檔次成果，在數據採集、數據處理等方面選擇性使用數據乃至編造數據的情況時有發生，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利益驅動的結果。

所謂理性，也就是擺脫蒙昧、迷信和情緒化的困擾，以冷靜客觀的態度對待事物，直面真理以及真理背後的邏輯。理性精神的根基是邏輯學,以及通過邏輯來探究事物的基本思維方式。惟有理性，才能使人們不再停留在事物的表象，更多關注現象背後的邏輯。一個健康的現代化社會應該是一個多元、寬容、理性的社會，在保證人們思想自由的同時，又擁有相當程度的理性和思辨能力的現代文明社會。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在發展過程中歷經坎坷，雖然也在進步， 但這種進步總是以付出巨大代價為前提。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看問題停留在表面，思維缺乏穿透力，做事情情緒化， 缺乏理性和超越精神。因此，探討問題大多停留在表面，相關爭論情緒化，這樣就很難找到最為合理、各方都能接受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就社會科學研究而言，應該承認中國學者已取得了一些具有國際影響的學術成果。但理性精神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對於中國社會經濟深層次問題相關規律和邏輯的進一步研究，並使得相關研究者難以達成一些基本共識。情緒化言論固然吸引眼球，但也使得整個社會的思維水準大大下降。在情緒化的爭執中，很多真問題被嚴重忽略，並留給下一代。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當前的很多問題是先輩們不夠理性遺留下來的。因此，當代的學者們決不能因為自己不夠理性，而將本應可以解決的相關問題留給子孫後代解決。

3權威崇拜的消極影響

中國有著長期的農耕經濟歷史，但因地理上的相對封閉使得中華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我反思能力，也失去了創新的外在壓力。在相對封閉的農耕經濟條件下，中國形成了一種崇尚傳統、崇尚權威、保守封閉的文化。儘管出現過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但思想禁錮與君主集權最終導致社會經濟發展的停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君主獨裁的專制政治、忠孝至上的愚民文化，使得中華民族的創新精神長期被抑制，中華文明也因此由先行變為落後。新中國成立後，權威崇拜也一度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後果。上世紀50年代後期，在政治動員之下，大躍進期間「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之類的口號紛紛出籠。著名科學家錢學森論證「如果充分利用太陽能，糧食畝產確實可以達到幾十萬斤」。這種對於權威的迷信和盲目崇拜，給整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後果。科學研究尤其是社會科學研究是一項高智力活動，在這種高智力活動中，權威專家因經驗相對較豐富，掌握資料多，起點較高，更容易取得成功。而年輕學者因為接受能力強，掌握一些新技術新方法，也有可能後來居上，取得更大成績。但如果過分崇拜權威，迷信權威，則勢必要多走彎路。

4問題意識匱乏

所謂問題意識，簡單地說就是研究者基於已有的觀察發現並提出問題的意識。這些問題沒有現成的答案或是現有材料尚不足以給出令人滿意的解答，因此才需要將其作為研究主題。就中國而言，一方面，在傳統文化熏陶下，加之「家醜不可外揚」、「多栽花少栽刺」等處世理念影響，學者問題意識薄弱，不敢提出問題、不願提出問題、不能提出問題、不善提出問題等均有所表現。這不僅使得對相關問題的分析停留在表面層次，就事論事，致使相關研究者基於已有知識結構和研究方法，按照現有研究方法去研究自己較熟悉的問題，而不願面對新問題。另一方面，中國學者由於抽象思維能力相對較弱，對於問題的提煉能力不強。眾所周知，不能用事實來解釋事實，故而需要將問題加以提煉，將案例歸納分類並加以一般化。但在實際研究中，有些學者將每個案例分別處理，相關分析變得十分複雜，最終變成用事實解釋事實。

數據問題對研究者相關研究的科學性構成了極大限制，這是每個科學工作者，尤其是社會科學工作者必須面對的問題。首先，在相關社會科學調查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和政府打交道。在和政府打交道的過程中，一些地方政府的領導或擔心相關調查結果對地方不利，或擔心調研團隊的安全問題，往往對調研活動給予過度關注，而這種過度關注有可能給調查帶來很大的干擾，甚至使得數據採集工作無法進行。其次，在調研和數據採集過程中，由於方案設計缺陷導致數據採集中的相關信息遺漏，而這種數據遺漏也有可能給後期的研究帶來很大的制約和干擾。再次，在實地調查過程中，如果管理不嚴，調查員由於怕吃苦有可能會胡亂填寫了事，甚至編造數據，致使問卷資料和相關數據作廢。最後，即便是政府統計部門提供的官方數據，也有可能因為一些地方政府弄虛作假、編造篡改數據等行為，致使數據失真，與真實情況出現較大偏離。很顯然，如果直接使用相關數據，而不了解清楚數據的相關來源，並對於數據進行甄別的話，其研究結果就有可能與現實相距甚遠，導致偽實證的出現。

就研究方法而言，中國社會科學領域研究方法與國際前沿相比仍相對滯後。這種滯後主要是由於如下原因造成的：其一，從學科發展來看，社會科學相關學科如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均發源於西方，儘管相關學科自上世紀初被引入中國，但長期以來發展曲折，與國際相關學科前沿存在較大差距。近年來，國外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領域，通過直接實驗或者准實驗方法的採用，在研究設計方面使得應用研究的可信性取得革命性進展。相比之下，中國學者在對相關計量工具的使用方面仍存在大量的濫用和錯用現象，且大多數研究均未給出穩健性檢驗等相關檢驗結果。其二，社會政治因素影響。在新中國成立後較長一段時間，社會科學發展因受多次政治運動衝擊而幾乎陷於停滯狀態。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文革」期間被關進監獄達7年之久，最早提出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家顧准被兩度打成右派。就社會學而言，1952年後相關高校的社會學系和社會學專業就被取消，潘光旦、費孝通、林耀華、袁方等學者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幾乎造成了整整一代人才的斷層，導致中國社會科學長期偏離世界社會科學發展潮流，至今後遺症嚴重。其三，社會科學研究的意識形態化困擾。社會科學發展需要學術討論與學術批評，這種學術討論和學術批評有助於研究者的思考更加周密，也有助於研究者進一步拓展其理論。但在相關問題討論中的一個不好傾向，就是將學術意識形態化，將意識形態因素和政治因素引入到學術討論中，動輒懷疑別人的動機，這對於相關學科的健康發展是極其不利的。其四，單一學科背景帶來的研究方法制約。當代社會科學的一個發展趨勢，就是通過各種學科研究方法的相互滲透和應用，對於相關問題開展總體性和綜合性研究。但就中國高等教育而言，學科分類較細。一些研究者因缺乏其他學科相關知識，不熟悉相關方法，而使得研究難以繼續推進。一些實際工作者儘管能夠把事情說清楚，但難以將相關事實的學術價值挖掘出來。

如何改進實證研究

其一，進一步完善科研環境，建立更加科學、更加靈活的科研管理制度。一方面，就科研考核制度而言，由於科學研究特別是社會科學研究具有信息不對稱性，並且與就業、職位評聘掛鉤，應考慮進一步完善學術專家評議制度、同行競爭制度、終身教職制度等，切實將社會科學研究者從過於頻繁的考核評比中解脫出來。另一方面，就日常管理而言，鑒於科學研究特別是社會科學研究屬於時間密集型的高技能工作，宜採用相對較為靈活的考勤管理制度。以大學為例，國內某些高校如浙江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在教學任務一定的情況下，將具體時間安排交由相關教師具體掌握，極大緩解了教學與科研的矛盾，使得教師們有大塊的時間去做田野調查。惟其如此，才能使研究者著眼於長遠，在田野調查、數據採集和資料庫建設方面做更為紮實的工作，使得相關研究走上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其二，進一步弘揚理性精神。理性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窮根究底的、不受任何權威和各種功利限制的獨立研究精神。近代西方世界崛起的轉折點是通過文藝復興，弘揚了理性精神。中國的崛起乃至中國社會科學的崛起，同樣需要進一步的文化啟蒙與思想解放，弘揚理性精神，更新相關觀念。就學者而言，應運用自己的理性和理解力不斷認識自己，認識研究對象，不輕信別人和大多數人的意見，不受各種迷信和功利的操縱和誘惑。惟其如此，中國學者才能克服情緒化的困擾，以高度理性的精神從社會科學層面直面中國社會經濟轉型現實問題，深刻認識當下面臨的社會制度、經濟發展和文化約束，探尋中國轉型的深層次規律和邏輯，為中華民族作出歷史性貢獻。

其三，警惕並克服權威崇拜帶來的消極影響。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將直接決定這個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就中國而言，改革開放以來創新意識已逐漸覺醒，創新能力得到了極大釋放。但各種歌頌帝王雄才大略的歷史劇的不斷上演，也表明要克服權威崇拜是相當的艱難。當前，尤其要警惕權威崇拜在新形勢下以新形式表現出來，如把馬克思「祖宗化」。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真精神，真正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指導社會科學研究工作，才能徹底克服權威崇拜所帶來的消極影響。

其四，進一步培養問題意識。問題意識並非天生的，它需要喚起和培養。對於社會科學而言，需要研究者以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開放的心態去認真觀察和分析現實。相關研究者對於未知事物應多問幾個為什麼，也要敢於對看似確定的結論多問幾個為什麼。惟其如此，才能提出真正重要的問題，推動社會科學研究發展，促進相關現實問題的解決。

其五，進一步改進數據收集處理方法。對於社會科學研究者而言，首先，在調研中應注意做好溝通工作，處理好和地方政府的關係，使地方政府從研究的干擾者變成相關研究的支持者。其次，在方案設計中要注意做好紮實的前期調研工作，在數據採集和研究過程中要做好對於調查員的管理工作，確保數據採集質量。再次，對於獲得的相關數據要予以甄別，使相關數據得到科學使用。

其六，進一步改進相關研究方法。首先，要虛心向國外同行學習相關研究方法，不斷縮小與國外同行的研究差距。以經濟學為例，儘管近年來研究的科學可信性程度有明顯進步和提高，但與國際學界的最高水平還存在一定差距，需要進一步增強應用研究的可信性。其次，要建立完善的社會科學問題的討論機制，克服意識形態化對於社會科學研究的困擾，使社會科學研究走上良性健康的發展軌道。最後，應倡導不同學科、不同研究領域內的學者的對話交流，建立跨學科的交流合作機制。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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