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

張維為曾為英國牛津大學訪問學者。現為日內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日內瓦韋伯斯特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復旦大學兼任教授、清華大學特邀研究員。著有《鄧小平時代的意識形態與經濟改革》、《改造中國：經濟改革及其政治影響》、《重塑兩岸關係的思考》、《中國觸動全球》等著作。發表過許多關於中國經濟與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發展模式、比較政治、外交政策以及兩岸關係的文章。80年代中期曾擔任鄧小平及其他中國領導人的英文翻譯。走訪過100多個國家。《推動「自由、民主、人權」並非是西方的自覺自愿》西方現在的主流話語稱：西方一直致力於推動「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不少人也以為，當年歐洲的啟蒙運動、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確立了「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這種說法有悖於歷史事實。1789年的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其中的「人」和「公民」在法文里，指的是男人和男性公民，更確切地說是男性白種人，不包括婦女、不包括有色人種、不包括華人、不包括窮人。在這個「人權宣言」通過兩年之後的1791年，一位名叫德古茲的偉大法國女性，駭世驚俗地起草了《女人和女性公民權利宣言》，但她卻被送上斷頭台，她渴望的婦女投票權，直到她死後一個半世紀才在法國實現。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也一樣，「人人生而平等」指的是有地位的、男性白人之間的平等，不包括婦女、黑人、華工，也不包括白人中的窮人，保留奴隸制也是美國國父們經過辯論後作出的選擇。從17世紀開始的兩個世紀中，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是西方推崇的「普世價值」，他們談的自由，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包括了販賣奴隸的自由，包括了對印第安人進行種族滅絕的自由，包括了向中國傾銷鴉片的自由。美國的南北戰爭廢除了奴隸制，值得肯定，但戰後雙方還是作了政治妥協，認為美國「統一」的價值高於黑人「自由」的價值。美國不久又頒布法律，建立了一整套種族隔離制度。這套踐踏人權的制度在美國又持續了近一個世紀。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歐洲各國都迷信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迷信以惡報惡，最終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西方的有識之士終於開始了深刻的反省，並對歐洲的很多主流價值重新作了評估、做了篩選，把壞的剔除，把好的留下，並努力把好的那部分打造成普世價值，這才有了1948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這個《宣言》確認了人人「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見解」應該享受人權的原則。至此，我們才可以說國際社會真正開始了使「自由、民主、人權」成為普世價值的偉大進程。歷史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在《世界人權宣言》誕生之後，種族主義理念還是繼續主導著西方的國內外政策。比方說，為了維護其殖民統治，法國又發動了極其殘酷的越南戰爭和阿爾及利亞戰爭。被西方奴役的各個民族也奮起反抗，為自己的自由、獨立和尊嚴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馬丁·路德·金1963年大聲疾呼：「我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孩子將生活在一個不是以膚色深淺，而是以品格的優劣作為評判標準的國家」，而這離美國通過載有「人人生而平等」《獨立宣言》已是187年之遙了。追溯這些歷史並非要貶低西方一些重要文獻在歷史上曾發揮過的關鍵作用，也無意貶低西方文明本身已經取得的進步，而是要準確地找出今天普世價值的來龍去脈，澄清某些認知上的盲點，確認「自由、民主、人權」成為普世價值的過程並非是西方的自覺自愿，而是世界上所有被西方奴役的民族經過長期英勇的抗爭，並和西方有識之士共同努力，才逐漸把這些本屬於世界少數人的特權變成了西方國家不得不接受的普世價值，其內涵也在不同文明的互動過程中被大大豐富了。西方話語霸權面臨三大困境促進普世價值的過程本應繼續是一個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取長補短的互動過程。但是西方主要國家總想壟斷這些價值的解釋權，搞「話語霸權主義」，為自己的戰略利益服務。例如，他們把本應該是內容豐富、文化深厚、形式多樣、操作精緻的民主簡化為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還編造了一個神話：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創造了西方今天的財富。實際上，西方今天的一切是建立在其人均消費的資源比發展中國家多30多倍的基礎之上的。如果去掉這30多倍的差距，再看看西方的人權會是什麼水平？而西方的財富中又包括了多少不義之財？光是根據那幾個不平等條約，中國當年被迫支付給英國的戰爭賠款就足以在當時的英格蘭建立一個完整的養老保險體系，而西方列強在那個時代強加給中國的可是1000多個不平等條約呀！問題是西方在推銷自己「自由、民主、人權」話語的時候，很少提及自己財富積累的真實過程：主要發達國家在其資本迅速積累的百年間，對外奉行的是野蠻的殖民主義，對內有選舉權的人幾乎從未超過本國人口的5%。而一些國家聽信西方這一套，卻出現了劣質民主和混亂動蕩。但是，西方謀求話語霸權面臨著三個困境。一是國際政治中的困境，中國、俄羅斯等有影響力的國家都堅決拒絕西方的話語霸權，並積極發展自己的話語權。二是實際操作中的困境，美國入侵伊拉克，推銷「大中東民主計劃」，結果陷入泥沼、騎虎難下。西方在烏克蘭、喬治亞、吉爾吉斯斯坦推動的「顏色革命」也陷入困境，使這些國家更加動蕩不安。三是在全球治理問題上束手無策。面對棘手的全球性挑戰，如貧困、戰爭、恐怖主義、文明衝突等問題，西方價值觀拿不出有效的對策。西方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及「民主輸出」模式使不少發展中國家繼續貧困、世界更加動蕩不安。真正害怕抵制奧運的是西方這一切困境的背後是全球化環境下西方政治話語的蒼白。西方文明有其長處，值得我們學習，但也有其短處，特別是過多的自我中心，過多的對抗哲學，過多的好為人師，缺乏中國文化中的「整體觀」、「辯證觀」和「天下觀」，怎麼能指望這種狹隘的政治話語來解決今天這麼複雜的世界性難題呢？倒是中國的崛起，特別是中國政治軟實力的崛起，為解決世界性的問題帶來了一些希望。中國獨特的發展模式和消除貧困的經驗廣受好評；中國在對外關係中奉行的「平等互利」理念已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中國「和諧包容」、「和而不同」的思想為解決世界「文明衝突」的難題提供了寶貴思路。在這些問題上，不是中國接受西方話語的問題，而是西方如何克服自己話語僵化的問題，是西方最終可能要接近、甚至接受我們話語的問題。普世價值是個不斷演變和發展的過程，因為人類所面臨的新問題層出不窮，需要更加豐富的價值觀來引導和處理，中國應該為豐富普世價值做出自己的貢獻。在今天這個世界上，「自由、民主、人權」這些價值已顯然不足以應付人類面臨的諸多挑戰。為什麼「和平」不能成為普世價值？沒有和平，還能剩下多少「自由、民主、人權」？為什麼「良政」不能成為普世價值？民主是手段，最後應落實到良好的政治治理。為什麼「和諧」不能成為普世價值？以強調「對抗」為特點的西方文明難道不能從講究「包容」的中國文化中受到啟迪嗎？為什麼「消除貧困」不能成為普世價值？現在世界上饑民人口超過發達國家人口總和，「消除貧困」應當成為普世價值。總之，普世價值的探索和發展未有窮期，一旦超越西方話語，我們就海闊天空。法國政治學家多米尼克·馬綏不久前在美國《外交》雜誌上撰文,稱當前世界存在著「三種情緒」:一種是歐美國家的「憂心忡忡」:他們憂心恐怖主義,擔心經濟衰退,害怕失去競爭力,也害怕失去影響力。一種是伊斯蘭國家的「屈辱之感」,他們感覺自己受到了以色列和西方國家過多的欺辱,這種深深的屈辱感已轉化為對西方的仇恨。另一種是中國等亞洲國家的「充滿自信」。他認為中國今天的特徵是:避免國內外衝突,專心致志地發展自己,綜合實力迅速崛起。這使我想到一些西方人士揚言要抵制奧運會。其實,中國對此不必太擔心。2006年曾在北京舉行過一次中非高峰會,來了40多位非洲國家首腦,西方世界當時驚呼自己被中國邊緣化了。西方對中國在第三世界影響的擴大憂心忡忡,因為他們也意識到今天的第三世界意味著資源、市場和機遇。如果西方領袖不來,北京奧運會成了亞、非、拉、俄羅斯和中國領袖的盛會,這才是西方更為擔心的事情。真正害怕抵制的不是中國,而是西方國家自己。我們珍視與西方的關係,也願意學習其一切長處,但我們拒絕傲慢與偏見。我們對西方話語的態度既不是俯視，將其看得一無是處，也不是仰視，把它奉為金科玉律，而是平視，用中國人「實事求是」的核心價值觀逐一加以審視，一部分要學習、一部分要借鑒、一部分要反詰、一部分要揚棄。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維繫了數千年而沒有中斷的偉大文明、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超大型國家，其真正崛起必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事件。在這個歷史性的進程中，「失語」的不會是中國，而應該是「話語霸權主義」。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