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人2億美元,這個資助科學家的計劃為何如此受關注
來自專欄知識分子
?圖源:https://www.hhmi.org/news/hhmi-bets-big-on-19-new-investigators
撰文 | 程 莉
責編 | 陳曉雪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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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間2018年5月23日下午6時,美國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HHMI)公布將投入2億美元資助19位「推動生物醫學研究邊界」的研究員。
「我們選擇這些科學家是因為他們知道如何用技巧和知識勇氣提出有意思的問題。」 HHMI副總裁兼首席科學官David Clapham說,「我們相信他們有潛力隨著時間的推移取得突破。」
根據HHMI網站的消息,這19位研究者從675名合格的申請人中脫穎而出,是HHMI有史以來第一批聘期為七年的研究員,他們每人將獲得大約800萬美元的資助。而在此之前,HHMI研究員的聘期為五年。
3名傑出的華人學者也位列其中。他們分別是:貝勒醫學院分子人類遺傳學系和赫芬頓衰老研究中心Robert C. Fyfe講席副教授王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張鋒和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教授Howard Y. Chang。
「能入選HHMI當然很開心,未來幾年沒有科研經費的後顧之憂,可以放開手腳做自己的新想法。」貝勒醫學院分子人類遺傳學系和赫芬頓衰老研究中心Robert C. Fyfe講席副教授王萌告訴《知識分子》。
她希望憑藉HHMI的資助,「可以成功地搭建一些新的實驗平台,把跨學科的優勢結合起來,給代謝信號分子的基礎機制提供一些新的想法,在提高代謝平衡、健康長壽方面,做出一些不一樣的工作」。
選對人,資助原創
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是美國一個非營利性醫學研究所,由美國著名飛行員、工程師霍華德·休斯於1953年成立,目前設立的資助項目包括研究員計劃(HHMI Investigator Program)、漢娜·格雷夥伴計劃(Hanna H. Gray Fellows Program)、珍妮莉亞研究園區(Janelia Research Campus)、早期學者計劃(Faculty Scholars Program)、國際學者計劃(International Programs)。
「資助人而非資助項目」 (HHMI selects people, not projects)是HHMI資助計劃的主要特點。
哲學家羅素有句名言,「To be without some of the things you want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happiness」。王萌最喜歡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數中》的翻譯,「須知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王萌認為,科研的最大魅力在於多樣多變,而科研的最大原動力在於個體智慧,廣泛資助不同領域的研究,尤其是基礎科學的研究,給科研工作者最大的選擇權、自主性,應該會帶來百花齊放的繁榮景象,而有了基礎科學的廣闊根基,研發應用才不會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自1997年以來,原美國耶魯大學終身教授許田一直擔任HHMI研究員——直到今年4月他全職加入西湖大學。
「對人不對事,是HHMI的第一大準則。」 談起過去二十餘年HHMI研究員的經歷,現已是西湖大學講席教授、副校長的許田說。「它資助有創新的、敢於冒險的、有開拓精神的一流的科學家,而不是某一個具體的研究方案。研究方案如果不太成熟,將來也許不會成功;如果是很成熟的方案,創新性和風險性又會很差。」許田向《知識分子》介紹道。
王萌對這樣的資助機制深表認同,她說,「(研究人員)可以海闊天空地提出一些好玩的想法,不用太糾結是否已經有一些前期的數據,甚至不用太糾結是不是跨越了自己以前的領域。這非常難得。」
在資助周期延長到七年之前,HHMI每五年進行一輪評審,並不需要研究員完成很多論文,實際上五年之內只需要5篇,但是如果一年內世界上其他實驗室也做了類似的工作,這篇論文便不算數。「如果其他實驗室也發了類似的東西,說明沒有你地球照樣轉。你必須是唯一的,才說明你真正推動了科學的發展。」許田解釋說。
這便是HHMI的第二個準則:原創性。
穩定的長期經費保障
「每一位科學家都是獨一無二的,但他們都需要同一件事:時間。」HHMI總裁Erin O Shea在HHMI官網5月23日的新聞稿中說。 「HHMI致力於為優秀的生物醫學科學家提供時間和資源來完成他們最棒的工作。」
根據HHMI去年3月發布的新一輪研究員計劃公開競爭通知,HHMI研究員的評審從五年一次改為七年一次,每年資助大約100萬美金的研究經費,由此保證研究者有足夠多的時間和經費堅持不懈地研究有風險的、不可預估的課題。這是HHMI的第三個準則:穩定的長期支持。
儘管已經獲得諸多成績,包括霍華德·休斯青年學者獎,但在準備申請HHMI研究員計劃時,王萌還是有些猶豫。
一位朋友的話給了她很大鼓勵:「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會讓你沉下心來仔細地審視一下自己過去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讓你放眼一下未來5到10年自己最關心的問題是什麼,最想帶來的突破是什麼,最想做點什麼。不論最後能不能入選,這對你來說都會是難得的經歷。」
這讓王萌下定決心嘗試申請。王萌說:「我很感謝他的這番話,在準備申請的過程中也確實想清楚了一些以前沒想清楚的問題,看清了一些以前沒看清楚的方向,說實話,這些收穫比最後入選更讓我興奮不已。」
成功者的面試經驗
根據HHMI官網介紹,HHMI研究員計劃定期接受申請,申請人可直接申請,不需要提名,對研究機構也無名額限制。申請人需要提交個人履歷,5篇突出的研究文章,描述過去五年的研究成果以及未來的研究計劃。HHMI主導選擇研究人員,由包括HHMI顧問委員會成員的傑出科學家組成的小組評估。
因為面試的人和被面試的人來自各種各樣不同的研究領域,面試講座的基本要求是深入淺出。對於一個問題,費曼說:我如果沒法把它簡化到大學一年級的水平,那意味著我們並不真正理解它(I couldn』t reduce it to the freshman level. That means we really don』t understand it);愛因斯坦也說過:把每件事情簡單到盡量簡單,但不要過於簡單 (Make everything as simple as possible, but no simpler)。
在準備面試的過程中,王萌的同事給了她很多很好的建議,「我也從一起參加面試的其他人那裡學到很多,儘管領域不同,但他們都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把自己的工作生動入理地講清楚,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能力。因為科研之外,普及科學知識,也是我們的義務。」
入選HHMI之後,會有很多機會和其他領域的HHMI研究員交流,王萌說:「對我這個『不太專一』的人來說,這些跨領域的學習交流是非常讓人期待的。」
面試完,王萌和幾個「戰友」一起吃飯聊天。告別時,有人說,「不管結果怎樣,繼續做我們喜歡的科研就很棒了!」王萌特別同意她的話。當被問及這次入選HHMI研究員會給自己帶來哪些職業的預期,王萌說:「現在為時尚早,很多事情多年之後回頭再看,可能才會有個清晰的答案。」
HHMI研究員評審的高標準讓人心生畏懼,但選准了人,不僅給予長期充裕的經費支持,而且也有放手的膽識。
許田向《知識分子》回顧了自己入選HHMI的故事。在生物學中,很多重要發現如酵母的細胞周期、線蟲的細胞凋亡、果蠅的許多發育生物學過程都是用遺傳學篩選找到的,但是當時哺乳動物沒有方法做遺傳學篩選,且特別貴(實際上到目前為止也沒有)。「我想申請成為HHMI研究員,改變哺乳動物的遺傳學,使之能夠做遺傳學篩選。」許田之前從來沒有做過哺乳動物的遺傳學,碰都沒碰過,但正因如此,他被HHMI選中了。「(HHMI的意見是),他(許田)的思想很瘋狂,而且他已經發明了其他遺傳學方法,所以我們要資助他。」許田回憶說。
接下來的故事更有趣了。五年後,要回去「交賬」的時候,許田對HHMI評論委員會說:「對不起,五年來我們實驗室試了各種各樣的方法,都沒有成功,但是我還想做。」HHMI評論委員會的評語竟然是:「這個人足夠瘋狂,我們要繼續支持。」
直到2005年,許田領銜的研究小組終於在復旦大學成功完成哺乳動物的piggyBac(PB)轉座子研究,在Cell發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Efficient transposition of the piggyBac(PB) transposon in mammalian cells and mice」,迄今已被引用771次。
HHMI的資助機制或可借鑒
不包括今年新入選的研究員,HHMI研究員計劃正在資助284名研究員(前任研究員 586名),他們遍布美國60多個大學、學院、研究機構,以科學發現、創新和成功推進生物醫學研究聞名,他們擅長提出棘手的科學問題,甚至其中一些有失敗的風險,但他們會研發新的工具和方法,用創造性的實驗方法解決生物學問題,使以往不可能接近的問題成為可能。除了研究工作外,這些HHMI研究員還在各自機構中參與教學和擔任領導職務。
許多著名的華人科學家曾擔任或正在擔任HHMI研究員,還包括詹裕農、葉公杼、簡悅威、駱利群、庄小威、錢澤南、蔡理慧、錢永健、董欣年、程亦凡、張毅、丹揚等。
迄今為止,在所有歷任HHMI研究員中,已經產生了28位諾獎得主,包括因「發現了調控晝夜節律的分子機制」分享2017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Michael Rosbash。
作為曾經的HHMI研究員,許田不吝於表達對HHMI資助模式的欣賞。「無論國家基礎研究的經費,以及私人的這些捐贈的錢,我覺得可以借鑒這個模式。」許田說。他希望西湖大學未來也以這種形式「支持我們的研究工作」。「第一,支持有原創性的一流的科學家來進行工作,而不是具體的工作的課題。第二,一定要堅持原創性。第三,要長期足夠量穩定的支持。這樣來保證有足夠長的時間來進行對於有風險的、不可知的來冒險,來堅持不懈地進行研究和發現。」許田說。
「美國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遴選研究員的辦法非常值得借鑒,」2016年9月,美國杜克大學講席教授王小凡在《知識分子》撰文寫道。他也是國務院僑辦海外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科技部重大科學計劃專家組成員。
王小凡認為,項目為主的科研資助方式能集中力量辦大事,著力促進產生一批符合國家重大需求的科研成果,但科學研究有著不確定性、偶然性的特殊規律。因此,「一個國家的科學資助機制里,一定要有以人為本的支持方式,從而為真正有原始創新能力的人,特別是其中的年輕人,自由大膽地發揮聰明才智創造適宜環境和條件」,王小凡說。
王 萌
http://mengwanglab.org/
王萌,博士,現任貝勒醫學院分子人類遺傳學系和Huffington衰老研究中心Robert C. Fyfe講席副教授,兼任人類遺傳學研究生教學共同主管。於2001年在北京大學獲得學士學位,2005年在美國羅徹斯特大學獲得博士學位,2005-2010年間在美國哈佛醫學院/麻省總醫院進行博士後研究,2010年加入美國貝勒醫學院至今。
王萌研究組著重於個體衰老、生殖衰老以及脂代謝的分子遺傳機制,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環境調控之間的關係。他們的研究工作第一次揭示了溶酶體到細胞核的反向信號轉導通路,以及這條全新信號機制對於機體長壽的調節作用;他們也第一次報道了對於生殖衰老遺傳調節機制的全基因組研究,以及嗅覺對於生殖衰老調控的全新機理;他們近期的研究還揭示了腸道細菌延長宿主壽命,提升健康水平的最新機理,同時發現了一條由細菌多糖-線粒體相互作用介導的全新長壽通路。王萌研究組同時也致力於受激拉曼散射顯微鏡在脂代謝研究上的應用,利用這個新技術,他們成功解析了環境和細菌之間的相互作用對於宿主脂肪代謝的影響以及其全新的分子機理。
張 鋒
http://zlab.mit.edu/team.html
張鋒,神經生物學家,斯坦福大學化學及生物工程博士,2011年加入麻省理工學院,同時在麥戈文腦科學研究所(McGovern Institute)大腦與認知科學部門,以及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從事科研工作。主要貢獻是對基因修飾技術CRISPR-Cas9的發展和應用,大幅度提高了編輯基因的可靠性和效率。他的長期目標是能夠利用基因修飾技術來更好地理解神經系統,並發明對於神經和精神性疾病的新解決方法。現任麻省理工學院終身教授,2018年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曾獲得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先鋒獎,艾倫·沃特曼獎,Perl UNC神經科學獎,蓋爾德納國際獎,唐獎等。
Howard Y. Chang
https://med.stanford.edu/profiles/howard-chang?tab=bio
Howard Y. Chang, 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教授。麻省理工學院生物學博士,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基因科學卓越中心斯坦福大學人體動態調節物組中心負責人,美國國家醫學科學院院士,曾獲得NAS國家科學院分子生物學獎、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傑出研究員獎,曾入選HHMI「科學家早期生涯項目」等。
Howard Y. Chang是一位經過基因組科學培訓的醫師科學家,研究集中在協調細胞命運控制中的大量基因活動的機制上。
Howard Y. Chang團隊的一系列研究介紹了長鏈非編碼RNAs在生物調節中的重要性和普遍作用。他的研究小組在表觀遺傳學和RNA生物學方面有豐富的經驗,包括發明表觀基因組分析的新方法、對染色質上的RNA佔用和基因組範圍內的RNA結構的定義。率先確定了大規模轉錄程序的關鍵調控者,這些方法對進化、癌症和衰老的研究都卓有成效。實驗室的長期目標是破譯人類基因組中的調節信息以進行疾病診斷和治療。
製版編輯:黃玉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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