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政府主義常見問答】為什麼無政府主義者反對現行制度（6）

轉載翻譯整理自An Anarchist FAQ與中文版《無政府主義常見問答》

B.1.4為什麼存在種族主義、性別主義和同性戀恐慌

因為種族主義、性別主義和同性戀恐慌（對同性戀者的憎恨／害怕）在整個社會中被制度化，所以對性別、種族和同性戀的壓迫成了慣例。這三種惡劣態度產生的主要原因是：植根於等級制中、賦予統治和剝削合法性的意識形態需求——換句話說，是讓壓迫和剝削合理化的「理論」。像Tacitus說道的:

「我們憎恨被我們傷害的人。」

壓迫別人的人常常能找到把其受害者當作「劣等人」的理由，並認為他們因此罪有應得。精英需要某些方式去把他們優越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合理化。因為社會制度很明顯不公平，並為精英服務，所以注意力必須被轉移到對其它較不易獲得的「事實」——比如建立在有生物或「自然」基礎的、斷言的優勢。因此，關於性別、種族和道德優勢的學說不可避免地出現在等級、階級分層的社會。

我們將依次提到不同形式的偏執。

從經濟立場來看，種族主義與在國內或帝國主義在國外對廉價勞動力的剝削聯繫在一起。的確，在美洲和歐洲的早期資本主義發展加強了對於某些人的束縛，尤其是對非洲出身的人。在美洲、澳洲和世界上的其它地方，對土著的屠殺及對他們領土的剝削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伴隨著對異族的武力支配，對統治民族而言，彷彿這種征服是出於本民族擁有某種天然的自然特徵，換句話說，出於它的「種族」特徵。於是帝國主義者屢次地訴諸達爾文的「適者生存」法則，以作為他們種族主義的「自然」基礎。

歐洲最初的種族優勢理論之中，有一個是由Gobineau於1850s提出的，為了給貴族對法蘭西的統治建立自然的權利。他論證道，法蘭西貴族發源於日耳曼血統，而「群眾」則是高盧或凱爾特血統，並且因為日耳曼民族是「優異」的，法國貴族也就有了統治的天然權利。儘管法蘭西「群眾」根本不認為這個理論有說服力，它卻隨後被德國擴張的擁護者採用，並成為了德國種族意識形態的起源，被納粹用來把對猶太和「非雅利安」民族的壓迫正義化。與此同時「白人的負擔」和「明顯的命運」的觀念在英格蘭發展起來，在美洲也有所發展了，而且被用來把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征服和對世界的支配以「人道主義」為基礎進行民族化。

種族優勢的觀念同樣被發現十分利於「國家利益」。像Paul Sweezy指出的，「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社會矛盾的激化……必須被儘可能遠地導入無害的渠道——無害就是說，從資產階級規則的立場出發。在種族界限之間激起對抗便是一個把注意力從階級鬥爭轉移的捷徑，」而階級鬥爭無疑對統治階級利益是個威脅[《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p. 311]。的確，僱主經常謹慎地在工人之間培養類似種族界限的分割，以作為的「分而治之」策略。

換句話說，種族主義（與其他形式的偏執一樣）可以通過促使人們即使受到制度帶來的群體性壓迫，卻去責備不同群體的人，以此來分裂及劃分工人階級。比如，白人工人被煽動起來，去抱怨黑人的失業而不去抱怨資本主義，去抱怨拉丁美洲人的犯罪而不抱怨貧困。另外，對少數民族和女人的歧視完全被資本主義經濟認可，「因為通過這種方式，工作和投資機會得以拒絕掉劣勢群體，使劣勢群體的工資和利潤可以低於平均水平，並且所謂優勢群體可以得到可觀的物質回報。」[《Ibid.》]

這樣資本主義繼續從它的種族主義遺產中收益。種族主義提供了供資本家利用的大量廉價勞動力（干同樣的工作，黑人仍然經常被付得比白人少），並允許人口中的一部分遭受更差的待遇，從而依靠降低工作環境要求和其它無回報的花費來提升利潤。

這一切都意味著黑人「在種族和階級的雙重背景下遭受壓迫和剝削，並因此不得不展開反對種族主義和歧視的額外鬥爭」[Lorenzo Komboa Ervin, 《Anarcho-syndicalists of the world unite》]

現代性別歧視則只需要一個「理由」，即女人開始為自己而行動並要求平等的權利。在此之前，性別壓迫不需要被「合理化」——它是「自然」的（當然得說，性別平等在基督教作為一種國家宗教和資本主義的崛起之前要更平等，因此女人的社會地位在過去幾百年之內下降了，隨之由於婦女運動再此上升）。

性別壓迫的本質可以從婚姻中看出來。Emma Goldman指出，婚姻伴隨著她對丈夫「一時興緻和命令」的「完全服從」，「代表著男人對女人的主宰。」[《Red Emma Speaks》, p. 139]像Carole Pateman所寫的，直到「十九世紀後期，妻子的合法地位與奴隸相似……一個奴隸沒有獨立於其主人的合法身份，並且夫妻成為了『一個人』，作為丈夫的人。」[《The Sexual Contract》, p. 119]的確，法律「建立在妻子[像]財產一樣的設想上」並唯有婚姻合同「包含了明顯的要求服從的約束」[《Ibid.》, p. 122, p. 181]

但是，當女人開始質疑男權的設想時，許多理論被發展用來解釋為什麼對女人的壓迫和被男人支配是「自然」的。因為男人利用力量把他們的規則強加到女人身上，男性的「優勢」被說成是其性別的「自然」產物，與更強大的生理力量聯繫在一起（前提是它「可能帶來權力」）。在十七世紀，女人被說成是比男性更像動物，於是「證明」了在男人面前女人和綿羊擁有同等的權利。更近代一點的精英把社會生物學也囊括進來，以作為對的婦女運動的回應。通過在生物學基礎上「解釋」，讓對女人的壓迫，被男人控制並為男人服務的社會制度可以被忽略。

女人的屈從地位同樣對資本主義有經濟價值（我們應該注釋，Goldman認為資本主義和婚姻一樣，也是一種「父權安排」，兩者都從人們手中掠奪了「生來就有的權力」， 「阻礙」其成長，「毒化」其身體，並把人們維持在「愚昧、貧困和依賴之中。」[《Op. Cit.》, p. 164]）。女人經常被當成用以把男性工人維持在良好狀態的所必要（並且無工資）勞動力；並且主要是女人在培養下一代供資本家剝削的僱傭奴隸（照樣無工資）。另外，女人的服從為工人階級的男人提供了用以藐視的對象，並且有時候是他們得以發泄挫折（而不是在工作上給老闆造成麻煩）的便捷的靶子。像Lucy Parsons指出的，工人階級的女人是「一個奴隸的奴隸」。

對男女同性戀及雙性戀的壓迫與性別主義密不可分。一個父權的資本主義社會不會把同性戀的存在看作是正常的人類基因表達，因為他們模糊了僵硬的社會性別角色和性別陳規。大多數年輕的同性戀之所以保持他們的異性性行為，是由於害怕被從家裡驅逐，並且所有的同性戀都害怕如果自由的表達性慾，某些「正常」人就會閹割他們的性能力。

對同性戀的壓迫並不是因為異想天開，而是因為資本主義對核心家庭的特殊需求。核心家庭作為順從者（在使兒童習慣於、並「尊敬」等級制和服從的獨裁製的家庭中長大——參看B.1.5部分）產生的原始——廉價的奴隸製造者，同時也作為勞動力的提供者和保姆，為資本主義完成了勞動力再生產的重要需求。同性戀，雙性戀對家庭模型來說象徵著恐慌，因為他們為人們提供了不同的角色模型。這意味著同性戀將成為打擊資本主義妄圖加強的「家庭價值」（比如，服從權威、「傳統」、「道德」等等）的前線。Clause 28 in Britain的導言部分是個很好的例子，政府把對同性戀自由（比如，不將其視為道德墮落）非法化了。因此，在消除性別主義之前，基於性徵的壓迫沒有盡頭。

在討論無政府主義者認為如何才能消除這些形式的壓迫之前，有必要強調為什麼它們不但對受壓迫者有害，對施行它們（並從某些方面從中獲益）的人也一樣。

性別主義、種族主義和同性戀恐慌隔離了工人階級，這意味著白人、男性和異性戀通過維持一個低薪、競爭性的勞動力價值窪地、把低工資給予自己的妻子、女兒、母親、親戚和朋友來傷害他們自己。這種隔離給所有人造成了了悲慘的狀況，因為資本家得到了一個利用這個廉價勞動力窪地的競爭優勢，迫使所有的資本家為了在市場生存而降低工作環境和工資（另外，通過破壞一致對抗僱主和國家的團結，這種社會階級也許產生了由被排斥的、可能在罷工時成為犧牲品的工人構成的群體）。並且，工人階級的「特權」部分也是失敗的，因為他們的工資和工作環境還不如那些團結起來並能勝過他們的人。只有老闆才是真正的贏家。

這可以從在此主題上的研究里看出來。研究員Al Szymanski系統地洞察併科學地調查以下設想：白種工人從種族歧視中獲利["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White Ga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1, no. 3, June 1976, pp. 403-414]。他比較了美國「白種」和「非白種」（比如黑人、原住民、亞裔和拉美裔）工人的情況，並發現了以下幾個關鍵：

在美國一個州內，白人與黑人工資差距越小，白人的工資相對與其它地方越高。這意味著「白人不會在經濟上從經濟區別中受益。相反，白種工人在經濟上的受益，是由於缺乏種族間經濟區別……不僅從他們工資的絕對水平來看，也是從白人之間的相對平等上來看。」[p. 413]換句話說，對黑種工人工資上的歧視越少，白種工人工資更高。

在美國一個的州，「非白種」人在人口中占的比例越高，白人內部的不平等越嚴重。換句話說，貧困、受壓迫工人群體的出現降低了白種工人的工資，儘管它沒怎麼影響非工人階級白人的工資（「對[非白種]人的歧視越嚴重，白人內部的不平等越嚴重」[p. 410]）。所以白種工人明顯從這種歧視里遭受了經濟損失。

他也發現「種族歧視越強烈，白人的工資越低，這是由於[它對]工人階級團結[造成的影響]。」[p. 412]換句話說，種族主義在經濟上對白種工人不利，因為它破壞了黑種和白種工人間的團結並削弱了工會組織。

所以總的來說，雖然這些白種工人從種族主義中得到某些表面上的特權，但事實上他們被坑了。於是種族主義和其它形式的等級制事實上竭力反對那些工人階級的利益——並且通過削弱工作福利和破壞社會的團結，使統治階級受益。

另外，種族、性別、同性戀帶來的一種財富——不同意見、見識、經驗、文化、思想等等——也被拒絕了。他們的頭腦被捆在牢籠里，為了一元文化而停滯下來——而停滯是人格死亡。這種形式的壓迫是對施壓者的非人化。對施壓者而言生存不是作為一個人的需求，而是作為一種任務，並且他們不但被生活限制，還不能自由地表達其人格（只能以非常有限的方式表達）。這些扭曲了施壓者的人格，並使他們的生活和人格變得貧瘠。同性戀恐慌和性別主義同樣限制了所有人，無論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的靈活性，使他們不能選擇適合自己的性表達方式和性關係。性別鎮壓和同性戀鎮壓對他們的心理健康、人際關係或整體發展幾乎沒有好處。

從無政府主義者的立場來看，基於種族、性別或性徵的壓迫在資本主義下，或事實上在任何基於統治和剝削的經濟體制下，將永遠頑強地持續下去。當「少數」個體成員有可能繁榮起來時，種族主義作為對不平等的合理化，對精英來說實在是非常有效的工具，以至於不會捨棄。通過把種族主義的成果（比如貧困）作為對種族意識形態的合理化，對現狀的批判再次被關於「自然」和「生物」的謬論代替。針對同性戀的性別主義或歧視也與此類似。

長遠的解決方案很明顯：拆卸資本主義和與它捆綁在一起的等級化、經濟階級分層的社會。通過廢除資本主義的壓迫和剝削及它必然導致的帝國主義壓迫和貧困，我們將同樣拋棄對被用來合理化一群人對另一群人的壓迫，或者被用來隔離和削弱工人階級的種族或性別優勢的意識形態的需求。

作為該過程的一部分，無政府主義者鼓勵和支持群體中的所有部分抵制種族主義、性別主義、同性戀恐慌、並在日常生活中的每個地方挑戰這些觀念，為了他們的人性和個性而站起來（像Carole Pateman指出的，「性別統治同時構造了工作場所和婚姻家庭」[《Op. Cit.》, p. 142]）。這意味著所有工人階級對從內部和外部暴政的抗爭——我們必須和自己的偏見鬥爭，同時支持與我們共同敵人鬥爭的那些人，無論他們的性別、膚色或性徵是什麼。Lorenzo Komboa Ervin對種族主義抗爭所說的適用於所有形式的壓迫：

「必須積極地對抗種族主義，無論它在哪裡出現，甚至如果出現在我們自己的民族內，並甚至出自我們胸中 。所以，我們必須結束老闆用於分裂階級、並使受到種族壓迫的工人暴露在過度剝削之下的的特權體制 。白種工人，尤其是在西方世界的，必須抵制利用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幫助他們前進，卻基於種族或民族去阻擋另一部分的利益的企圖。必須直接挑戰並擊敗這種等級投機主義和對白人剝削者的投降主義 。在過度剝削體制和世界上的白人至上主義被結束之前，不可能出現工人大團結 」

平等已經在進展中了。（用Emma Goldman的話來說）「女人沒有在任何一個地方得到同工同酬，而是被當作奴隸的奴隸」[《Op. Cit.》, p. 145]，教育依然是父權制，年輕女人依然經常被從傳統上是「男性」的學習和工作課程（老師教育兒童男人和女人被指定了不同的社會角色，並培養他們在長大過程中接受這些限制）中驅逐，當以上都是事實時，女人的地位就像黑人和同性戀一樣有了提高也是事實。這是由於在歷史上不斷發展的各種自我組織、自我解放運動，並且這些正是短期內向壓迫作鬥爭的關鍵（並為拆卸資本主義和國家的長遠解決方案創造了潛力）

Emma Goldman說解放開始於「女人的靈魂中。」只有通過讓受壓迫者認識到自身價值，尊重自己和他們的文化的內部解放過程，他們才可能到達有效抗爭（甚至克服）外部壓迫和態度的位置。只有當你尊重自己的時侯，才可能到達讓別人尊重的地位。那些反對偏執、不平等和非正義的男人、白人和異性戀必須支持受壓迫群體並反對別人和自己的種族主義、性別主義或同性戀恐慌的態度和行為。對於無政府主義者，「沒有任意一個工人運動的成員不受到歧視、壓迫或忽略造成的傷害……勞動者[和其他]組織必須被建立在所有成員皆平等自由的原則上。這種自由表示只要人每一個工人是自由和獨立的單位，並通過其共同利益與其他人合作，整個勞動者組織就可以成功運轉並變得強大。」[Lorenzo Komboa Ervin, 《Op. Cit.》]

我們必須平等對待所有人，同時尊重他們的差異。多樣性是力量及歡樂的源泉，無政府主義者也反對平等即一致的觀念。按照這種方法，通過內部自我解放和外部團結對抗壓迫，我們和偏執作鬥爭。種族主義、性別主義和同性戀恐慌都可能被減緩，或許幾乎消除。在組織起來的受害者引起社會演化之前，請自動反擊並拒絕接受種族的、性別的或反同性戀的虐待，並拒絕默許其他人做了壞事並全身而退（這對讓其他人意識到自己的態度和行為起了關鍵作用，他們可能甚至對某些態度視而不見！）。該過程的一個關鍵部分是要讓這些自主集體主動地支持其他正在反抗的人（包括統治民族/性別/性徵的成員）。當如此實際的團結和交流與鬥爭本身對參與者的激化效果相結合時，可以幫助摧毀偏見和固執，破壞壓迫我們所有人的社會等級制。比如，支持1984年5月英國礦工大罷工的男女同性戀團體導致該團體被在許多礦工遊行中給予榮譽地位。

對於種族歧視，性別歧視，性少數歧視，唯一無政府主義的途徑就是支持反抗中的人，拒絕寬恕他人的偏執，剷除他們自己的恐懼和偏見（同時拒絕對自我解放鬥爭採取非理性態度——團結不是指把你的大腦關上！）。這顯然包括把社會壓迫問題帶入所有工人階級組織和工人階級行動，以保證沒有任何受迫全體被排除到邊緣外。

只有通過這種方法才能減弱這些社會疾病，一個更美好的、非等級制的制度才能產生。任何一個人的損傷也是所有人的損傷。

西班牙30年代內Mujeres Libres（自由女人）的例子顯示了什麼是可能的。參與到C.N.T.和 F.A.I.的女性無政府主義者獨立地自我組織，為了提高女人在自由主義組織的參與並協助女性反對男性壓迫而自我解放的過程，她們在更廣的自由主義運動中提出了性別主義問題。一路上她們不得不反抗其「革命的」男性無政府主義同伴的（全都太常見的）性別主義態度。Martha A. Ackelsberg所著的《Free Women of Spain》是對這場運動及對為所有關注自由的人而提出的問題的極其優秀的敘述。

無須贅言，無政府主義者完全反對那些同意其它形式等級制的、那些接受資本主義統治者及國家，並同意以權力和財富之名對人際關係和個性進行貶值的「平等」。存在讓黑人、同性戀或女人享有當老闆或政客的「平等機會」的「平等」，這種平等卻是沒抓住要點的。說「我也是！」而不說「什麼鬼東西！」並不意味著真正的解放，只是不同的老闆和新形式的壓迫。我們需要觀察社會是被怎樣組織的，而不是觀察掌權者的性別、膚色、國籍或性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