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的「丑角精神」

06-04

太宰治的「丑角精神」

所謂精神病症患者，可以被視為在爭奪自我的戰鬥中不準備徹底投降的人。——埃里希·弗洛姆

《人間失格》書成當年，太宰治旋即投水自盡。這部遺作，也因此在太宰的作品之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被認為是作家一生遭遇與心路歷程的映射。史鐵生曾說過：「寫作者，未必能塑造出真實的他人，寫作者只可能塑造真實的自己。」這話用在太宰治身上可謂恰如其分，縱觀他的各部作品中那諸多角色，不啻為他自己的無數分身。而在《人間失格》里，這種自我寫照實在過於明顯，以至於對太宰治略有了解的讀者根本無需分析，就可以看出書中主角「大庭葉藏」其實就是「津島修治」，亦即作者本人的化身。書中以葉藏獨白道出的經歷，與作者本人的人生重合度之高，令這部作品也被冠以「自傳體小說」之名。鑒於其「遺作」的特殊地位，本書可看作是太宰治本人對自己人生的某種「總結」，窺探其內心世界的最後機會。在本書中，作者依舊一如既往地描寫了一個被社會排斥的「邊緣人」角色的掙扎與沉淪。而若要問本書與太宰其它作品相比最顯著的特點，或者「相同之中的些許不同」是什麼的話，恐怕只能說，本作是刻畫太宰治「丑角精神」最深入、最全面也最徹底的一部作品。

所謂「丑角精神」，就是在生活中與他人交往時，一味屈從對方的要求，為取悅他人不惜自己戴上「小丑」的面具，以刻意的出乖賣丑，耍寶搞笑來與他人同一化的行為趨向。書中主角葉藏，從小時候起就懂得用假裝的笑臉博得家人歡心，為討好父親而故意索取自己並不喜歡的禮物，學生時期在眾人面前的搞笑表演，這些都可說是「丑角精神」的表現。仔細回想的話，也許我們在學生時代乃至當下的生活里，也曾遇到過類似行為的人，甚至我們自己，也曾多少扮演過「丑角」。這種行為背後蘊藏的心理機制是什麼？一般而言，在過度趨同，即強調「社會人」的同一性的社會中，個體的自我個性會經歷「同化」過程，即抹去自我中過度特異的部分而使其成為更「適應」社會的存在。魯迅曾言：「皆滅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別異，泯於大群」，正是此意。乍看之下，「丑角精神」也是這種同一化的表現，然而其內在卻大有不同，因為「丑角」本質上只是一層偽裝，是從自我本體中分離出來的「人格面具」。其存在目的，不是消弭自我求得同化，而恰是隱藏那個與眾人「相異」的自我。早在孩提時代，當其他孩子還在對世界予取予求的自我中心化階段時，葉藏（或說太宰）就已經敏感地感知到了自己的與眾不同，並對這種可能帶來孤立和疏離的差異而深深焦慮不安，充滿了對外界和他人的戒懼感。「對於人，我總是恐懼地顫抖」。是什麼造成了這種過度的敏感和早熟？是身為貴族的父親的過度嚴厲？是因為「紐帶」作用的母親的缺位？還是津島家淡漠的人情？對此我們無從得知，但其結果卻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年幼的太宰就此學會了戴上「丑角」的面具，「將那份憂鬱、神經質一股腦地隱藏起來，努力偽裝出天真無邪的樂天，逐漸成為一個娛樂他人的怪胎。」

這種偽裝一直持續到學生時代的末期，期間雖說有過險些被揭穿的經歷，但大體還算涉險過關。然而，隨著「踏上社會」日子的日益臨近，「丑角」面具的崩塌卻也難以避免。一方面，「丑角精神」雖然是為了求得同一，但卻並不是真正改造自我的社會化，而是千方百計的隱藏保護真實的自我。在太宰的內心，雖然時刻因為與他人的不同而感到恐懼，但同時卻又執著於這份不同所帶來的優越感，無論是「背負災禍」、「貴族精神」還是「選民意識」，都是這種優越感的體現。在《乞丐學生》中，他甚至說出了「只有具備優越感的人才可能扮演丑角」這一明白無誤的話語。從這一點上，太宰治其實就是心理學家弗洛姆所說「在保留自我的鬥爭中不願徹底放棄的人」。可是要取悅一兩人還算簡單，這偽裝要騙過「世人」眾目又談何容易？因此，他始終與這個社會格格不入，反而是反社會的革命團體更能令他安心，「不合法，對我來說有點好玩。說得更明白點，這讓我心情大好。世界上所謂的合法，反而都是可怕的。」另一方面，「丑角」的面具雖然與他人建立了看似正常的聯繫，但這種聯繫只是建立在偽裝的人格之上，其本身也是虛假而脆弱的。這也導致真實的自我從未真正向外界敞開心扉，因此尤為恐懼與他人聯繫所帶來的傷害。虛假的外殼擋住了可能的傷害，但也擋住了溫情與關懷，讓本體變得愈加怯懦無助。親情、友情，甚至男女之情，都成了提防戒備的對象。即使與同為孤寂之人的女性共度一夜而帶來的幸福感，也會在第二天一早煙消雲散，不得不變回那個輕浮的丑角，那個「連幸福都害怕」的懦弱者。因此，「丑角」看似與外界保持聯繫，實則與自閉症患者一樣，都是將自我隔絕於這個世界，以維護自我完整性的人。因此，這種「丑角精神」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無論再怎麼努力，葉藏最終仍然成為了一個被社會排斥疏遠的「邊緣人」：自殺未遂、被包養、酗酒、吸毒、肺結核病……太宰以頹廢的行為將自己從這個社會放逐，既然扮演丑角已經難以取悅「世人」，那就乾脆主動向邊緣滑落，以保全自己心中那份僅剩的驕傲。

葉藏說，他是用「丑角精神」作為對人最後的求愛，可他其實根本不會愛，因為他缺乏袒露自己內心，或是探視他人內心的那點勇氣。「他人即地獄」，在他的眼裡，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在放浪形骸的日子裡，他索性不再尋求人與人的聯繫，反而不再如履薄冰。可這並不能減輕他對別人的恐懼感，直至良子的出現才令此狀況有所改觀。良子是一個理想人格的寫照，一個「完全信任他人」，「如神般的純真」的人。這個宛如耶穌基督般的存在，對於無法信任他人的葉藏來說，無疑是整個世界中唯一能夠令他安心的治癒之所。太宰在自己的人生中是否遇到過良子的「原型」？是為他殉情而亡的田邊，還是曾有夫妻之實的小山，亦或是最終與他共赴黃泉的山崎？也許我們終究無從得知，但這無疑是他的精神救贖。然而，社會的惡意和傷害卻打破了他的幻想，良子因為輕信而被無良商人姦汙，標誌著希望和救贖的破滅，以及主人公的徹底絕望與沉淪。最終，他成了「精神病人」，「瘋子」，「人間失格」者（喪失為人的資格者）。這是否也是太宰治本人後半生精神追求的縮影呢？完成本書後的自殺，是否是保全自我，並重新獲得世人肯定的唯一途徑呢？因為，也唯有在他人的記憶里，「我們所認識的阿葉非常率真機靈，若是不喝酒，不，就算喝了酒，也是個像天神般的大好人呢。」

太宰治生活的日本，是一個舊道德秩序和集體主義依舊盤根錯節的社會，我們並不生活在那樣的社會中。然而，今天我們閱讀太宰治的作品，卻並沒有太多隔閡感，反而能夠生出一種超越時代的共鳴。這恐怕是因為，如今的後工業時代，也同樣是一個無時無刻不在壓抑乃至抹殺個體自我以使其「適應社會」的病態時代，身處其中者若是想要保留心中那個自我，便也一樣面臨如太宰那般被邊緣化和「人間失格」的危險處境。在這種掙扎之中，我們也許並沒有成為大庭葉藏那樣的「丑角」，但在內心深處，又何嘗沒有一個懦弱卻又渴望實現的自我？太宰治看似全為自我描寫的文字，卻喚醒了讀者那沉睡而瀕臨消失的真實靈魂，讓我們重新思考自己的精神處境。這，也許就是太宰文學在如今依舊能夠虜獲讀者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