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儒家文化發展與儒學精神

【摘要】：儒家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深刻把握中國文化，不得不對儒家文化的變遷及價值取向有個清晰的認識。本文主要從三個部分來介紹儒學和人們對儒學的認識，第一部分是儒學的發展變化，分為先秦儒家、漢代董仲舒儒學和宋代理學；第二部分為近代對儒學的批判；第三個部分是批判是否具有合理性的二次反思。最後對儒學進行簡單的分析。

【關鍵詞】：儒學；文化；發展；核心

當下社會，人民對精神文化的要求日益增高。而儒學作為中華大地上長時間存在的一種文化（意識形態），在當今社會或褒或貶，引發了不可忽視的爭議。本文探索儒家思想在不同時期的變遷以及其不變的精神核心，為大眾認識儒家文化提供系統的參考。下面將從儒學發展、批判儒學和批判的反思方面來對儒學進行論述。

一、 儒家文化之變遷

（一）先秦儒家

歷史上關於「儒」的解釋較為複雜，《周禮·天官·大宰》條目下有「儒以道得民」。鄭玄注道：「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漢書·藝文志》里記載說「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東漢編撰的《說文解字》稱「儒，柔也，術士之稱。從人需聲。」近代章太炎在《國故論衡》提出了「達、類、私」三種解釋。最廣義的（達）解釋為最原始的職業文人，多從於宗教事務，如巫祝卜星等。「儒之名蓋出於需，需者，雲上於天」，雲上於天是《周易》「需」卦的卦象，源自於求雨的巫覡，故而柔以示誠。類名的解釋為特指春秋時期通六藝、協助官方從事教育的低級官員。近代侯外廬先生持此類觀點。第三種解釋為私名解釋，即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1]。另有胡適先生根據文化史的發展規律，認為與希臘知識分子從奴隸變為羅馬戰勝者的老師，羅馬教士成為北歐野蠻民族征服者的教師類似，殷末的祝宗卜史在西周幾百年間自成了一個特殊階級，是貴族階級有用的清客，是新統治階級的下層，又是自己民族殷禮的保存者和老師[2]。

雖然對儒的起源眾說紛紜。但是學界多承認儒在孔子時期指一種職業。傅斯年在《戰國子家敘論》中記道「論戰國諸子，除墨子外，皆出於職業」。在孔子的時代，氏族紐帶將斷，國民階級出現，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歷史背景，隨著職業分化的日漸深化，形成了類似於工會性質的學派中心，如儒家、墨家、縱橫家、名家等。

孔子是我國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其主要觀點有兩方面，在社會組織方面為「禮」，在個人方面為「仁」。禮的提出是應對於春秋戰國，特別是平王東遷以後，禮崩樂壞的社會現狀。諸侯戰亂不斷，孔子以三王為楷模，試圖重新建立一種穩定的社會秩序結束紛爭，這一思想深刻地影響了我國兩千多年。在重建社會秩序的方法上，孔子選擇以「禮」來約束各國乃至所有人，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以名正實主張，以名正實主張的要求所有人不得有超出自身職位以外的行為，從而保證組織整體的有序前行，這一主張在後世被極端化。以名正實的實質在於社會階層的節制思想，這和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的四美德驚人的相似。代表了軸心時代的先哲對人性私慾泛濫的反思。但是要客觀地認識到，儒家於佛道兩家不同，或者說孔子的思想與佛道兩家不同，孔子是不同意徹底斷絕人性的。這一點在之後朱熹對儒家的解讀中具有重要影響。「仁」可以說是儒家文化的一個代名詞，論語中對仁的論述較多，其中最為廣泛接受的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自，己欲達而達人」。這種推己及人的價值觀在後來發展並不順利，遠不如禮制於統治者關係結合那麼密切。

孟子對孔子的思想做了進一步闡述，並進行系統化整理，將個人修養歸類於「四端」（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在政治方面推崇仁政和民為貴思想。

（二）漢代董仲舒儒學

董仲舒儒學在四個方面發展了先秦儒學[3]。一，實現了根源與根源派生物的統一，為儒家的仁禮原則提供了宇宙論的根據；二，真正實現了儒學對諸子百家的兼容，推進了儒學的整合趨勢，確立了中國學術的主流成分，使中國社會有了主流意識形態；三，實現了儒學向制度思想的轉變，為漢朝政治提供了理論指導。

孔孟以來，中國儒學一直在為自己的仁禮尋找形而上的依託，但由於受殷周天命觀的局限，對天的哲學提升都是不充分的。董仲舒建立天人合一的宇宙圖式，並以陰陽、五行等元素聯繫一切，開始將形上與形下、根源與根源派生物有機地統一起來了。董仲舒認為天是仁義、忠信、禮讓等德行的總根源，確證了這些社會規範的權威性和合法性。而且，董仲舒沒有把天與仁義道德規範僅僅理解為生與被生的關係，在他看來，人行仁義、忠信等德行（人道）的目的是為了感悟天，從而融於宇宙，實現自身的價值。

董仲舒以陰陽五行學說為框架，廣泛吸收道法墨各家積極思想。在君臣方面採用到家的君無為而臣有為，在法律方面採用法家強調的尊卑和刑賞，在天人感應和「事天」方面吸收了墨家的「天志」思想。這一舉措使得中國學術從此有了自己的主流成分，使得中國社會有了主流意識形態。同時，董仲舒儒學表現出的兼容性，對後來文化交流的影響也很大。

既然在董仲舒的理論中德刑等制度措施體現了天意，而君主的名號來自於天，那作為天意的代言人，君主的對社會的支配就開始具有無上權威。正是因為如此，才有了「以人隨君，以君隨天」的政治主張，這一點為統治合法化提供了理論支持，受到統治者的極大推崇，為儒學的長久生命力奠定了牢固的基礎。同時，這也是儒學在近代廣為詬病的原因之一。我們必須認識到，董仲舒儒學是不同於孔孟儒學的，在孔孟理論中，君主的名位是因為德行被大眾承認而獲得的，君主的德行如果不被大眾所承認，其地位則不具備正當性。而在董仲舒的儒學體系中，君主的名位更多偏向於天授，德行只是君主的職責，這就為君權蒙上了神權的面紗，使得儒學沾染上了神秘色彩。

（三）宋代理學

南宋是一個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的年代，「靖康之變」中，被稱為蠻夷的金人橫掃了文明繁華的大宋。「揚州之警」後金人渡江南下，燒略為務，屠城為興。南宋的民族意識急劇彰顯，楊由義（朱熹早年老師）母妹俱以節死，劉子翚父親拒絕金人誘降，自縊而死[4]。再加上佛道的濡染，使得南宋的儒學發展成一種對心性極端要求的道德理性主義。

朱熹在程顥「天人本無二」（《外書》十一）的基礎上，對儒家的道德理性補充了許多論證，他以孔顏樂處為視角，指出聖人的境界是在於聖人之心，而非物質條件。朱熹主張通過學、問、思，辯去體察聖人之心，最終實現「深思而自得之」「胸中無事」。而通向心中無事的方法是「敬」。朱熹指出的「持敬求樂」是一種心靈境界，也是一種工夫，其工夫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並非只是外錶行為的規範，內心也要毫無污染[5]。這樣才接近人的本性，貼近天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程朱的道德理性主義於孔孟本意也有一定偏差，在義利之辨中，孔子在「富與貴，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論語》）中雖然強調先義後利，但是沒有發展到極端，也沒有將二者完全對立起來。但是程朱不論利害，只看義應當不應當，在一定程度對人性提出了過高的要求，是一種極端化理性的表現。

二、 對儒家的批評

在近代西學東漸、中西文化衝突的大背景下，孔子和儒學受到新學家們的許多批判，康有為、梁啟超等人試圖以偷梁換柱的方法對儒學進行改造，但是最終沒有取得良好的效果。後期陳獨秀、李大釗等從各個方面對儒學進行了反思和批判，批判成為對待儒學的主流思想[6]，這在某種程度上說也受到我國發展道路的影響，文章主要列舉幾個批判角度對儒學進行思考。

（一）尊卑等級的不公正性

在中國歷史上，儒學是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和君主專制的，孔子實際上成為「帝王專制之護符」，因此，今天要推翻封建君主專制，建立和捍衛民主共和，就必須要批儒反孔。孔子學說主張的尊卑等級制度，將人民區分高低貴賤，為專制孕育支持的溫床，儒學和封建專制有著牢不可分的關係，而隨著時代的進步，平等思想逐漸覺醒，平等思想和儒學有著根本性的矛盾，無法調和，所以必須要捨棄儒學。

（二）儒學造成學術專制

孔子和儒學的確定，造成了中國兩千多年的文化專制，這就延緩了其他領域文化知識的健康成長。學術的進步要靠競爭與衝突，但是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便在中國逐漸形成學術壟斷，造成極大危害。如果這種局面不改變，中國將無新學術、新思想，最終也無新中國。

（三）對孔子和儒生的否定

少部分人認為儒學近乎懦弱，儒學教導下的文人沒有風骨節氣，表現在滿清時期文人的歌功頌德，從而可見儒學是一種教導人如何做奴隸的奴隸道德學問。從創始人孔子來看，孔子在論語中多次談到仁和禮，但是每次對於仁和禮的解釋都不甚相同，這就為自身對概念的解讀留下了很大的餘地，從而保證了自己對概念的絕對解釋權，這使得儒學具有很高的可解讀性，難以形成統一的認識。

三、 對批判的二次反思

對儒學的批判同樣具有時代性，當時是建立新的思想體系、打破舊的思想牢籠的年代，思想與思想間充滿鬥爭性。而隨著社會的發展，當今時代我們更加強調文化間的交流與融合，故而可以對批判進行二次批判。

首先，儒家在等級尊卑的認識確實存在局限性，無論是孔子還是後世的儒學都是建立在封建制度之上的，儒學沒有反思封建統治的合法性，這一點令人十分惋惜。

其次，儒家懦弱這樣的結論是不合理的。懦弱的主體是人。一種學說除非直接寫明，否則不存在欺軟怕硬的說法，這在邏輯上是不成立的。再有，歷史不僅只有明清，還有三國唐宋，文天祥的風骨至今仍為人稱讚。片面地舉例沒有說服力的。並且，儒學從隋唐開始，成為官方選拔標準。科舉是進入權力中心的必由之路。政治人物確實都是學儒出身，但是考慮到這是入仕的需要，他們是否認同儒家思想也值得商榷。

最後，儒家的主張主要有兩個，一個是禮，一個是仁。禮體現在制度上，有些人抓住了禮的缺陷，極力抨擊儒學思想，這是片面的。事實上，未經董仲舒改造的儒學思想，具有很大的普適性和啟發性。關於禮，孔子當時固然是為了社會的有效運轉，但是我們應當看到，孔子是承認人生而有差別的，這柏拉圖理想國不同階層不謀而合，即使在當今社會，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關於仁，孔孟提出的道德倫理和目前世界普遍認可的價值同樣具有很高的相似性，這是值得讚揚的。

四、 總結

儒學，起初是關於道德教化的學說，隨後被改造成適合於封建統治的理論，這在封建時期是對儒學的繼承和發展，在當前社會則顯得不合時宜。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當清醒認識到儒學的核心在哪，儒學「禮」和「仁」該如何揚棄有待商榷。但「仁」的思想作為一種道德規範與個人追求，和現行的各種文化都沒有明顯衝突，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只有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能清楚地認識中華傳統文化，而不是陷入盲目自信或盲目否定的漩渦。

參考文獻：

[1] 張曉虎.論「儒」的演變與孔子對西周宗教傳統的改造[J].陽明學刊,2004(00).

[2] 周孚政.孔子和儒[J].孔學研究,2011,(00):138-148.

[3]唐名輝.論董仲舒新儒學的特點[J].長沙鐵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02):89-93.

[4]張勇.朱熹理學思想的形成與演變[D].西北大學,2008.

[5]施炎平.道德理性主義:轉變中的儒家人文精神——從孔子、宋儒到梁漱溟[J].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03):35-41+55.

[6]張錫勤.略評中國近代的批儒反孔[J].孔子研究,1991,(04):96-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