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 | 為何說戊戌維新雖然失敗，但它貢獻卻是巨大的？

○ 摘自《從甲午到辛亥》雷頤(著) ，東方出版社授權合作稿。○歡迎讀者轉載分享到朋友圈，其它公號如需轉載，請回復『轉載』了解事項。

戊戌維新雖然失敗，但仍然加速了中國現代公民社會的轉型。

維新運動是由康、梁等傳統功名不高的「讀書人」發動的，阻力重重。但在短短一兩年內，維新運動便能達高潮，甚至一時出現「咸與維新」、一些高官也屢屢「贊助」以顯己的「開明」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創辦的論政報刊風行一時、組織種種現代學會吸引廣大士紳官僚所致。

辦刊論政，是維新運動最主要的成效之一。清末有人談到維新派時曾這樣說過：「新黨之議論盛行，始於時務報；新黨之人心解體，亦始於時務報。」這樣說是否恰當暫可不論，但至少說明了《時務報》的重要性，進而言之，也說明了「新式報刊」在當時的重要性。

▲戊戌六君子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

中國向來只有官家的「邸報」而無真正的「報刊」。所謂「邸報」，只是傳抄朝中詔令章奏，約略等於現代的「政府公報」。後又有《京報》，但內容「首宮門抄，次上諭，又次奏摺，皆每日內閣所發抄者也」。而中國現代報紙之產生，均出自外國人之手。隨著通商口岸的開闢，外報外刊的增多，中國的一些有識之士如王韜、鄭觀應、陳熾、何啟、胡禮垣等人也開始認識到現代報刊的重要作用，要求辦報之聲便日漸高漲。

他們大都從「中國傳統」和「西方現代」這兩方面來論證創辦現代報刊的必要性與合法性，一方面把報紙比作中國古代謗木諫鼓，太史採風；另一方面又介紹現在「泰西各國」不僅有議院以「通上下」，而且報刊勃興，「故遠近各國之事，無不周知，其銷路之廣，尤在聞見多而議論正，得失著而褒貶嚴，論政者之有所刺譏，與柄政者之所有申辯，是非眾著，隱暗胥彰，一切不法之徒，亦不敢肆行無忌矣」。

康、梁在剛開始倡言維新時，便認識到報刊論政的重要作用。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二書」和「上清帝第三書」中反覆申述創辦報刊的重要性，他認為報刊有「設報達聰」的功效。「中國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於是。」梁啟超在《時務報》創刊號發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一文，認為「覘國之強弱，則於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報館其導端也」。

報刊是國之耳目喉舌，若無耳目喉舌便是「廢疾」，「而起天下之廢疾者，則報館之為也」。對報上的總總言論，「見知見罪，悉憑當途。若聽者不亮，目為誹言，摧萌拉櫱，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艱，念厥孤憤，提倡保護，以成區區。則顧亭林所謂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他不僅認識到報紙對國家政治的重要性，而且看到了現代報刊對民間社會的重要性。

除了軍國大事之外，報紙還詳記人數之生死、民業之盈絀、學會之程課、物產之品目、格致之新理、器藝之新制等，無所不記。總之，「有一學即有一報」，通過在報刊上的公開交流和討論，不僅「通上下」，而且「開民智」。「閱報愈多者，其人愈智。報館愈多者，其國愈強。」

▲《時務報》是維新運動時期著名的維新派報紙，是當時維新派最重要的、影響最大的機關報。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創刊。黃遵憲、汪康年、梁啟超創辦。

中國傳統的謗木諫鼓、太史採風與現代報刊有本質的不同，對此，維新派未嘗不知。但他們此時並不是在進行一種脫離現實的學理上的研究和論證，而是要藉助亡靈、用「傳統」來為「現代」服務，用「曾經有過」作為「制度創新」的合法性依據。作為「體制內」的改革者，此時他們的目的、重點在於「向上」說明報刊對於國家富強的重要性。因此，他們竭力說明的是報紙對「通上下」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只有上下「交泰」、左右「通達」，國家才能臻於富強；他們當時雖然已經觸及，但沒有、也不可能從言論自由、公民權利、對權力的監督這種角度來詳細論證創辦現代報刊的必要性與合法性。

梁啟超在《時務報》上發表了一系列宣傳改革的文章，如《變法通議》《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論君政民權相嬗之理》等。這些文章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當時有人說讀梁啟超的這些文章，「雖天下至愚之人，亦當為之蹶然奮心，橫涕集慨而不能自禁」。

《時務報》的發行量在不長的時間內就上升到1.7萬份，遍布全國70個縣市，以當時的文化程度和交通情況來看，這是非常驚人的數字。《時務報》成為全國影響最大的政論刊物，梁啟超的名聲亦由此而起，有人說「當時務報盛行，啟超名重一時，士大夫愛其語言筆札之妙，爭禮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窮陬，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

在「百日維新」的高潮中，上諭將《時務報》改為官辦，並要各地仿辦，「各報體例，自應以臚陳利弊，據實昌言，開廣見聞為主，中外時事，均許據實倡言，不必意存忌諱，用副朝廷明目達聰，勤求治理之至意」。

維新運動的另一重要貢獻是大量民間社團的成立，使傳統、鬆散的「民間社會」開始向現代的「市民社會」轉變。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1895年春「公車上書」失敗之後，康有為意識到僅靠朝廷是不夠的，應造成一種社會力量來推動、促進維新事業。同年8月底，他在北京組織了強學會。強學會每十天集會一次，發表演說，探討政治，研究國是，宣傳種種新知識，還準備翻譯外文新書，並出版了《萬國公報》（後改名為《中外紀聞》）作為機關報。

強學會的每次演講，都吸引大批聽眾，影響日大，不僅許多京中名流參與其中，連一些元老重臣如翁同龢、張之洞也表示支持。不久，康有為又在「得風氣之先」的上海組織了上海強學會，並創辦《強學報》作為機關報。可以說，這是第一個公開的合法社團，開近代合法結社之先聲，意義重大。

正如梁啟超所說：「我國之有協會、有學社，自此始也。」由於強學會的影響甚大，引起舊黨忌恨，上折彈劾強學會「植黨營私」，「將開處士橫議之風」。1896年1月底，慈禧便迫使光緒帝下旨封閉北京強學會，上海強學會亦隨之停辦。

強學會雖只幾個月就被封禁，但創辦學會的熱潮卻由此而起，到1898年9月「戊戌政變」止，短短二三年中各地興辦各類學會就有七十餘個。有政治性學會，也有各種專門學會，如算學會、測量會、不纏足會、農學會、法律學會、地圖公會、工商學會……確如譚嗣同言：「強學會雖禁，而自余之學會，乃由此而開。大哉學會乎，所謂無變法之名，而有變法之實者也。」

▲康有為（1858年—1927年），中國晚清時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

雖然不久就發生「戊戌政變」，維新運動失敗。慈禧重掌大權後將新法盡廢，所有報刊一律停辦，因「報館林立，肆口逞說，捏造謠言，惑世誣民，罔知顧忌」，並捉拿各報主筆，「其館中主筆之人，皆斯文敗類，不顧廉恥，即飭地方官嚴行訪拿。」（《戊戌變法》第二冊）所有學會都被迫解散，慈禧要求各地官員「拿獲在會人等，分別首從，一律治罪，各省督撫務當實力查辦，毋得陽奉陰違，庶使奸黨寒心，而愚民知所儆懼」。（《戊戌變法》第一冊）

但是，報刊的論政作用卻首次為萬眾矚目，學會、社團的重要性也首次顯示出來。流亡海外的維新人士和留日學生立即掀起了創辦政論刊物和成立各種社團的熱潮，而且這種潮流已不可阻擋；不久國內又創辦了更多的論政報刊，各種社團又遍地而起，對「辛亥革命」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此後的中國政治生活中，政論報刊和各種社團一直舉足輕重。

總之，戊戌維新雖然失敗，但此時為「去塞求通」創辦公開論政的報刊與成立公開合法的社團，卻將現代政治生活中的兩個重要因素引入中國，加速了中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公民社會的轉型，確是維新運動的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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