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曹操評價問題討論始末

　　一、毛澤東眼中的曹操

　　學者宋培憲在《文藝理論與批評》1999年6期發表《毛澤東與「為曹操翻案」——對四十年前一樁公案的探源》，該文指出，1959年圍繞著曹操的論爭，直接源自於毛澤東對曹操的評價。這個觀點已為學術界廣泛認可。因此，要探討曹操評價問題的始末，必須從毛澤東對曹操的若干次評價開始。 　　建國初期，毛澤東對曹操就作出了較高的評價。1952年11月1日，毛澤東在參觀河南安陽的殷墟時說：漳河，就是曹操練水兵的地方。曹操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他在這裡進行了大規模的擴建，還在這一帶實行屯田制，使百姓豐衣足食，積蓄力量，逐漸統一北方，為後來晉統一全國打下了基礎。 　　而毛澤東全面肯定歷史人物曹操以及明確提出要「為曹操翻案」，則是在1954年。這一年的夏天他來到了北戴河，一次游泳之後，他吟誦起曹操的《觀滄海》一詩，並對其身邊的保健醫生徐濤說：「曹操是個了不起的政治家、軍事家，也是個了不起的詩人。」徐濤聽了大吃一驚。他從沒聽說過這種肯定曹操的話，便疑惑地問：「曹操?哪個曹操?」「還有哪個曹操?三國的曹操。」「他，他不是白臉奸臣嗎?」「嘁」，毛澤東憤然時便這樣斥責人：「曹操統一中國北方，創立魏國。那時黃河流域是全國的中心地區。他改革了東漢的許多惡政，抑制豪強，發展生產，實行屯田制，還督促開荒，推行法治，提倡節儉，使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穩定、恢復、發展。這些難道不該肯定?難道不是了不起?說曹操是白臉奸臣，書上這麼寫，戲裡這麼演，老百姓這麼說，那是封建正統觀念所製造的冤案，還有那些反動士族，他們是封建文化的壟斷者，他們寫東西就是維護封建正統，這個案要翻。」 　　毛澤東反對貶損曹操，對把曹操看作奸臣的傳統觀念十分不滿。1957年4月10日，毛澤東在與，《人民日報》負責人談話時，為曹操辯誣：歷史上說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義。其實，曹操不壞。當時曹操是代表進步一方的，漢是沒落的。 　　1958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召集各大協作區主任開會，他在會上說：我們與勞動者在一起，是有好處的。我們感情會起變化，影響幾千萬幹部子弟。曹操罵漢獻帝「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有道理的。毛澤東以這則故事來告誡領導幹部不要脫離群眾，可謂恰到好處。 　　毛澤東是一個浪漫的詩人。他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詞中這樣寫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這是毛澤東給曹操定論的名篇，寥寥數語，一個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的形象便躍然紙上。毛澤東十分喜歡曹操的詩。他說：我還是喜歡曹操的詩。氣魄雄偉，慷慨悲涼，是真男子，大手筆。 　　毛澤東甚至注意到了曹操的養生之道。1961年8月，他向因病休養的胡喬木推薦曹操的《龜雖壽》一詩，說：曹操詩云：「盈縮之期，不獨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此詩宜讀。1963年12月，他又寫信給因病休養的林彪推薦《龜雖壽》，說此詩講長生之道的，很好。 　　在此之後，毛澤東還曾多次提到並充分地肯定過曹操，譬如1975年，毛澤東又說過：「三國的幾個政治家、軍事家，對統一都有所貢獻，而以曹操為最大。」甚至在1976年的一次談話中，他還用曹操等人並沒有上過大學來說明「只有在實踐中才能增長才幹」的道理。但是，毛澤東在相對短的時間內次數最頻繁、且從多種角度全面肯定曹操、讚賞曹操，並旗幟鮮明地要給曹操翻案，則集中在1958年的最後兩月間。 　　1958年11月，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說：「殷紂王(通常稱之為『暴君』)精通文學和軍事，秦始皇和曹操全都被看作壞人，這是不正確的。」 　　同月，他在接見安陽縣委書記時說：「曹操這個人懂用人之道，招賢納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還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發展農業生產。」 　　11月20日，在武漢召開的座談會上，當談到曹操時，毛澤東問身旁的人：你們讀《三國演義》和《三國志》注意了沒有，這兩本書對曹操的評價是不同的。《三國演義》是把曹操看作奸臣來描寫的；而《三國志》是把曹操看作歷史上的正面人物來敘述的，而且說曹操是天下大亂時期出現的「非常之人」、「超世之傑」。可是因為《三國演義》又通俗又生動，所以看的人多，加上舊戲上演三國戲都是按《三國演義》為藍本編造的，所以曹操在舊戲舞台上就是一個白臉奸臣。」這一點可以說在我國是婦孺皆知的。「說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統觀念製造的冤案。」「現在我們要給曹操翻案，我們黨是講真理的黨，凡是錯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 　　12月，毛澤東讀《三國志集解》中盧弼對《讓縣自明本志令》的注文時，針對盧弼對曹操的指責寫了這樣一段批語：「此篇注文，貼了魏武不少大字報，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同月，毛澤東在讀《魏書·劉表傳》時，還就裴注中所載劉表「殺降」之事批曰：「殺降不祥，孟德所不為也」。表明了他對曹操「不殺降」的讚許；又針對盧弼注中所云劉表於建安五年(公元200年)郊祀天地、自立為帝之事批曰：「做土皇帝，孟德不為。」既表明了他對劉表做法的蔑視，且再一次稱讚了曹操。 　　作為在中國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對於曹操的評價在學術界自然會產生很大影響，猶如樹起了一面風向標。學術界聞風而動。

　　二、《光明日報》率先開展曹操評價問題的討論

　　1959年圍繞曹操展開的爭論除了毛澤東的因素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歷史背景。 　　1957年反右派鬥爭擴大化的錯誤，使毛澤東1956年提出的旨在促進文藝繁榮與科學發展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貫徹受到了干擾。社會上許多知識分子迴避發表意見，迴避談論學術問題，氣氛甚是沉寂。如要改變這種局面，需要正確地貫徹百家爭鳴方針，開展自由討論，造成學術爭鳴的氣氛，鼓勵持有不同意見的人能夠暢所欲言。 　　在毛澤東1958年年底集中評論曹操一個月後，1959@zi月25日，《光明日報》的專刊《文學遺產》第245期發表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提出替曹操翻案的問題。這篇文章主要論證了蔡文姬是《胡笳十八拍》真正的作者。郭沫若在文中說：「從蔡文姬的一生可以看出曹操的偉大。是曹操把她拯救了的。」進而指出：「曹操雖然是攻打黃巾起家的，但我們可以說他是繼承了黃巾運動，把這一運動組織化了。由黃巾農民組成的青州軍，是他的武力基礎。他的屯田政策也是有了這個基礎才能樹立的。他的豪強，抑兼并，濟貧弱，興屯田，費了三十多年的苦心經營，把漢末崩潰了的整個社會基本上重新秩序化了，使北部中國的農民千百年來要求土地的渴望基本上得到了一些調劑。自殷代以來即為中國北邊大患的匈奴，到他手裡，幾乎化為了郡縣。他還遠遠到遼東去把新起的烏桓平定了。他在文化上更在中國文學史中形成了建安文學的高潮。」又說：「曹操對於民族的貢獻是應該作高度評價的，他應該被稱為一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來所謂的『正統』觀念確定了之後，這位傑出的歷史人物卻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國演義》風行以後，更差不多連三歲的小孩子都把曹操當成壞人，當成一個粉臉的奸臣，實在是歷史的一大歪曲。」 　　郭沫若這篇為曹操翻案的文章發表後，引起廣大讀者的濃厚興趣。人們對曹操是不是民族英雄有不同看法，社會上對於曹操的評價議論紛紛。 　　《光明日報》是一份由中共中央領導的、以知識分子為主要對象、重點宣傳黨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全國性大報，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是它神聖而光榮的使命。《光明日報》編委會認為，如何正確評價曹操這個題目，可以比較容易地打開百家爭鳴的局面。 　　其時任《光明日報》黨組書記、副總編輯的穆欣在《述學譚往——追憶在(光明日報)十年》中披露：建國後，《光明日報》創辦了幾個學術性專刊，如《文學遺產》、《史學》、《哲學》、《經濟學》、《文字改革》、與《民族生活》。這些深受知識界歡迎的專刊，構成《光明日報》的一大特色。這些專刊分別邀請社外學術界知名學者組成編輯委員會，負責專刊的編輯工作。《文學遺產》由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領導， 《史學》編委會則由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三方出人組成。以往專刊稿件的取捨及其版面安排，均由專刊主編決定，為了改進這種情況，也是為了開展曹操評價問題的討論，決定在報社編輯部內建立從事學術宣傳工作的機構；但因人力不夠，經驗缺乏，先在國內政治部設立學術小組，並於1959年初開始工作。這個小組第一項工作，就是開展曹操評價問題的討論。他們紛紛向史學、文藝等各界人士徵詢意見，約寫稿件。 　　1959年2月19日，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受邀在《史學》專刊第152號發表《應該替曹操恢複名譽——從(赤壁之戰)說到曹操》。編輯部特地在文前加了《編者按》： 　　「曹操這個人，在我國是一個人所共知的歷史人物，但對他究竟應如何評價，他在中國歷史上應該佔一個什麼地位，這在今天還存在很不相同的意見。翦伯贊同志這篇文章，結合新改編的《赤壁之戰》這出京戲的內容，提出了『替曹操恢複名譽』的問題。我們希望對曹操感到興趣的同志們，都來參加對於這一歷史人物的討論。同時因為曹操在我國舞台上是一個重要人物，歡迎，戲劇界的同志參加這一討論。」 　　翦伯贊贊成郭沫若為曹操翻案的意見。他在《應該替曹操恢複名譽》中說：「在我看來，曹操不僅是三國豪族中第一流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並且是中國封建統治階級中有數的傑出人物。」他最後得出結論：像這樣一個中國史上有數的傑出人物，卻長期被當作奸臣，這是不公平的。我們應該替曹操摘去奸臣的帽子，替曹操恢複名譽。　　3月23日，郭沫若又在《人民日報》發表《替曹操翻案》對於他在《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提出的論點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全文主要觀點如下：(一)曹操雖然打了黃巾軍，但沒有違背黃巾軍起義的目的。(二)曹操平定烏桓是反侵略性的戰爭，得到人民的支持。(三)關於曹操殺人問題，應該根據歷史事實重新考慮。(四)曹操對於民族的發展和文化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五)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材，在今天，要替他恢複名譽。 　　一石激起千層浪，郭沫若、翦伯贊的文章打破了史學界受1957年反右運動和1958年「史學革命」影響而形成的沉寂局面，爭鳴高潮再起。

　　三、一場規模很大、影響深遠的爭論

　　關於曹操評價的討論，從《光明日報》、《人民日報》開始，迅速擴展到全國其他報刊。據《史學月刊》1959年9期《關於曹操評價問題的討論——綜合報道》介紹，截至1959年6月底止，見於報刊上的文章、報道即達140篇以上。來自全國史學界、文學界和戲劇界的許多知名人士，如吳晗、譚其驤、王崑崙、楊榮國、周一良、齊思和、劉大傑、鄭天挺等人撰文參加討論。在這次討論中，許多論點針鋒相對，參與者公開爭論，暢所欲言，改變了學術界部分人士懷疑百家爭鳴方針是否仍要貫徹下去的看法。1959年10月，譚其驤在《文匯報》發表了《討論曹操收穫多》的文章，對關於曹操評價問題的討論作了小結。文章說，通過討論「首先是活躍了學術空氣」，「參加座談的何啻幾千人，真是人多熱氣大，不僅史學界的學術空氣大大地活躍起來了，並且還影響了整個社會科學界」，「推動了學術研究」，「把史學界各方面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了」，「真正收到了百家爭鳴政策的截長補短、集思廣益的效果」。由於要爭，就可以爭出好文章來。許多人圍繞著一個問題展開討論，各盡所知，提供資料，各盡所能提供看法，可以使「討論越來越深入，文章越寫越細緻了」。不僅如此，「通過這次討論，使廣大學術界人士進一步正確認識到百家爭鳴的積極意義」。討論的文章和發言也有不正確的，但正確與否，都可以發表自己的觀點，許多無名小輩向郭沫若提出了不同的意見。這種平等的討論，是學術發展的可能和保證。 　　這次討論開始不久，就形成了各界人士大談曹操的盛況。關於討論曹操的盛況，有歷史學家吳晗3月19目在《光明日報》的《史學》專刊發表的《談曹操》中的話為證：「這些天來，一碰見人就談曹操，大家興緻很高，甚至在會場上，會前，會後，中間休息的時候，談的都是曹操。有的說他是好人，有的說是壞人，也有人說一半一半，一半好人，一半壞人。議論很多，文章也不少，人人各抒己見。正是春暖花開的時候，有了談曹操這樣一個好題目，學術界也在百花齊放了，春色滿園關不住，好得很。」《光明日報》收到青島國棉七廠一位工程師的來信說；他們廠里有許多人都對這次討論有興趣。刊登有關曹操文章的報紙一到，他們就把這些報紙立即收藏起來，許多想看的人都沒有能看到。因此這位工程師來信補購這個時期的全份《光明日報》。其時擔任《史學》專刊主編的鄧廣鳴後來在《回憶「文革」前的(史學)專刊》一文中寫道：「曹操是個婦孺皆知的歷史人物，參加討論的寫稿者不僅有歷史學者，而且有各個行業的人。那時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有討論曹操的文章投寄到《光明日報》，有的稿件在正版發表，大部分在《史學》刊出，可謂極『一時之盛』。」關於這次曹操問題的爭鳴討論文章，由北京三聯書店於1960年結集為《曹操論集》出版發行。 　　這次討論在對曹操的評價問題上有所突破。多少年以來，在人們中間形成一種基本一致的認識：「都把曹操當成壞人，當成一個粉臉的奸臣」。經過討論，長期以來的這種認識開始出現分歧。這次討論雖然還未取得意見一致的結論，曹操的形象在人們心目中已經有所改變。1959年8月11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說：曹操被罵了一千多年，現在應恢複名譽。之後，京劇舞台上的曹操，在眉心添加了一紅點，以示是好人。在討論中，多數人都同意郭沬若、翦伯贊上述文章中的主要觀點，認為曹操是一個傑出的歷史人物，是當時一個出色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他的屯田政策、壓抑豪強等等措施和統一北方、恢復經濟的成績，絕大多數人也認為是符合時代需要的，客觀上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但在有些問題上，許多文章對郭沫若兩篇文章中的論點發表了不同意見。爭論中較為激烈的問題是曹操對農民起義軍黃巾軍的態度、其次是關於曹操殺人的問題、幾次戰爭的性質問題。其中影響比較大的是，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譚其驤與郭沫若的交鋒。郭沫若寫了一系列文章為曹操翻案，譚其驤先後發表三篇文章與之商榷。譚其驤1959年5月31日在《文匯報》上發表《論曹操》。該文認為「對曹操不存在翻案的問題。」「總之，曹操是一個有優點、有缺點，功勞很大，罪孽也不小的歷史人物。從全面看問題，總的評價應該是功過於罪。但我們不能，也用不著因為他有功而諱言其罪。過去有許多人並沒有把他說成是罪過於功，所以這案子基本上無需翻。若一定要把他犯的罪也翻過來，說是並無其事，或雖有其事，但算不得罪，那恐怕是翻不過來的，因為那是歷史事實。」譚其驤1959年還發表了《蔡文姬的生平及其作品》、《讀郭著<蔡文姬>後》。郭沫若對不同意見一般都要著文加以反駁，但對譚其驤這三篇論文居然始終保持沉默，沒有作出任何反應。　　這次討論對於正確評價曹操在學術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於歷史學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如歷史人物評價、農民戰爭評價、民族關係問題、屯田制度問題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啟迪作用。其後我國出版的有關學術著作和辭書，大都吸收了這次討論的成果。如，1999年新版《辭海》如此評價曹操：三國時政治家、軍事家、詩人。官渡之戰大破河北割據勢力袁紹後逐漸統一了中國北部。他在北方屯田，興修水利，解決了軍糧缺乏的問題，對農業生產的恢復有一定作用。用人唯才。羅致地主階級中下層人物。抑制豪強，加強集權。所統治的地區，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精兵法，著《孫子略要》、《孫子接要》等書。善詩歌，《蒿里行》、《觀滄海》、《龜雖壽》等篇抒發自己的政治抱負，並反映漢末人民的苦難生活，氣魄雄偉，慷慨悲涼。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指出：「曹操不但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還是一位傑出的文學家。」 　　需要指出的是，在這場曹操評價問題大討論中，由於毛澤東本人的特殊身份，尤其是五、六十年代舉國上下對他莫不無限崇拜的特殊背景，便客觀上造成了人們將他當成了一個非普通的讀者，並且演進為對他的一切意見和言論的絕對接受與尊從。平心而論，當時「翻案」浪潮的掀起，不能不說與此大有關聯。就當時的史學界來講，為歷史上的曹操翻案，不僅符合歷史的實際，而且也是完全正確的。但由翻歷史上的曹操之案，轉而認定「《三國志演義》簡直是曹操的謗書」，並不加區別地認定《三國演義》的作者完全「是根據封建意識來評價三國人物」，這就有些「鬍子眉毛一把抓」了，從而損害到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三國演義》應有的歷史地位與價值。

　　原載《黨史博採·紀實版》 2009年第09期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