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識》雜誌：好吧，就讓我們走入這「競爭」——曉岸（安剛）

2018年1月14日，中美國際籃球賀歲杯賽在安徽亳州舉行，對陣雙方為安徽文一職業籃球隊和美國斯台普斯明星隊。

美國吹響了對華競爭的號角

最近，中美關係迎來一輪「心理震蕩」。它源自美國總統特朗普2017年12月18日向國會提交的任內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2018年1月13日向國會所作上任以來第二個國情咨文演說。

在上述報告和演說中，美國首次把中國明確定性為頭號的「競爭對手」。特朗普還宣布開啟「重建美國文化和經濟的新時代」，這個「新時代」也是美國不管喜歡與否必須投入的「新的競爭時代」。

特朗普政府把美國的安全戰略劃分為「應對威脅」和「進行競爭」兩個層面：「我們面臨恐怖主義組織、跨國犯罪網路以及在世界各地傳播暴力和邪惡的其他組織」——這是在「威脅」層面；「我們還面臨競爭對手——俄羅斯和中國——尋求挑戰美國的影響力」——這是在「競爭」層面。

在特朗普和他的政府看來，美國應對「威脅」的努力仍需要中國等國的配合，所以特朗普強調「我們將努力與這些國家和其他國家建立一種良好的夥伴關係」。但他又毫不諱言，「我們的對手是很厲害的」，「要想取得成功，我們就必須整合國力」，「動用一切參與競爭」。

儘管存在明顯的內在邏輯矛盾，美國對華競爭的號角畢竟正式吹響了。

美國政界和戰略界其實早就涌動著一股將競爭目標鎖定中國的潛流。2015年前後，美國戰略界曾掀起一場對華政策辯論，其中美國前駐印度大使羅伯特·布萊克威爾和前國務院官員阿什利·特利斯在外交學會聯合發表的報告《修改美國對華大戰略》提出，「美國將中國『融入』自由國際秩序的努力現在對美國在亞洲的優勢地位帶來了新的威脅，而且可能對美國在全球的實力造成重大挑戰，因此華盛頓需要一個新的對華大戰略，該戰略的核心應該是對中國力量的崛起進行制衡，而不是繼續幫助其崛起」。

這份學術報告在當時為對華接觸派所「不齒」，如今卻構成特朗普對華政策的底色，很多判斷如出一轍。另可被提及的是以共和黨保守派智囊自居的白邦瑞寫的《百年馬拉松》一書。在書中，白揣測中國一邊唱著與美國互利共贏的調門，一邊「秘密破壞美國在全球的外交目標」，實施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霸主」的「長期大戰略」。還有特朗普曾經的「親密戰友」、前白宮首席策略師史蒂夫·班農，他在離開權力中樞後四處散布「中國競爭」論調。

過去幾十年，從老布希到小布希政府，都在闡述對華政策時少量使用過局部意義上的「挑戰者」「對手」和「競爭者」字眼。但像特朗普政府這樣大張旗鼓擺開與中國競爭的架式，還是第一次。美國歷屆政府之所以遲遲沒有把中國直接推上「競爭」的前台，原因是複雜的。

從主觀層面講，美國兩黨輪替制度下不可避免的戰略局促和搖擺是根本原因。

在冷戰結束後的頭幾年，美國仍然處在全球擴張弧中，民主黨柯林頓政府的戰略思維被「單極霸權」迷夢、「民主和平」論調和經濟繁榮表象所左右，更看重來自日本、德國的「經濟挑戰」，同時沉醉於用市場變革引導中國實現「政治民主化」的「宏願」，沒有把中國這個全球貿易體系的「插班生」真放在眼裡。

小布希2001年上台後確曾想本著共和黨的傳統思路設置競爭對手，把中國界定為「首要戰略挑戰」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初稿都寫好了，卻因當年9.11事件的發生不得不推翻重寫，中國「僥倖」成了美國的反恐夥伴。打垮阿富汗塔利班之後，美國對外政策又被共和黨內的「新保守主義自大狂」們主導，無名發動伊拉克戰爭，企圖利用反恐戰果改造中東，最終掉入自己挖掘的戰略陷阱。

民主黨奧巴馬時期的對外政策被收拾中東殘局和在中東歐一線應對因北約東擴而同俄羅斯重新激化的地緣矛盾的緊迫需要牽著走，從「非敵非友」和「應對氣候變化全球夥伴」的角度審視中國，等認識到中國崛起無可阻擋、確定「亞太再平衡」時，卻已時日無多，來不及落實其頂層設計了。

進入特朗普時期，美國已不再像過去那樣自信，又缺乏明確的對外戰略謀劃，只能打著「美國優先」旗號，重祭共和黨老舊的地緣戰略競爭思維，重拾里根主義「以實力求和平」理念，在建制派與「另類右翼」主張、「古典主義」和「現實主義」觀點的揉雜當中尋覓通向未來的道路。

從客觀層面看，一來中國長期處在上升崛起的「爬坡階段」，實力雖快速增長，但各方面與美國的差距顯著，不足以喚起美國足夠的「憂患意識」；二來中國對韜光養晦和和諧周邊政策的成功貫徹牽制了美國對華遏制思維的發展，延遲了美國國內戰略共識的形成。

中國要堪當這「競爭」

競爭意識是美國戰略思維和價值體系的重要支柱之一。在美國的對外關係史上，歷來有通過設立競爭「假想敵」激發內部調整力、創新力的傳統，這也是美國全球優勢地位生生不息的源泉之一。

過去百多年，有機會成為美國「競爭者」的國家屈指可數，先後是全球殖民時代的英國，二戰前的德國、日本，二戰後的蘇聯，冷戰後的日本、德國。這其中，真正堪稱美國全球競爭對手的，也即能從制度、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等層面全方位威脅美國全球霸權地位的，又只有蘇聯。然而，蘇聯領導集團在與美國的冷戰中走上了全球爭霸道路，嚴重忽視甚至錯置了內部機制體制建設，摒棄了造福農工勞苦大眾的初心，寫就了以錯誤方式進行錯誤競爭導致自身敗亡的歷史教訓。

冷戰後美國陷入單極世界的迷思，在相當程度上與失去競爭對手的「孤獨」有關，也在客觀上造就了美國對外戰略的張狂與疏忽，釀成了美國過度介入全球矛盾而透支實力、步入衰落軌道的重大失誤，收縮只是時間早晚的事。不過，這種收縮不是全局意義上的，從一些非關鍵領域有選擇地退出是為了重新積聚實力，圖謀更長遠的霸權未來。

把思維放進更長的時間軸里，這個星球上沒有哪個國家能像中國這樣擁有足夠的文明傳承、制度威力、發展潛力和戰略縱深從而成長為新的全球性大國，人類歷史上也從未像今天這樣形成兩個經濟規模超十萬億美元的單一國家比肩而立的既成事實，美國把競爭的主要目標鎖定中國也是遲早之事，沒有什麼好奇怪的。特朗普這樣一個敢說敢幹的「特例」總統，就成了歷史選中宣布美國對外戰略進入對華競爭「新時代」的那個人。

2012年前後，筆者就曾提出未來中美關係的實質是「競合關係」——一種既合作又競爭、在競爭中合作、合作中競爭、邊合作邊競爭的關係。2015年習近平主席對美國進行了成功的國事訪問，筆者在就此發表的一篇評論中提醒道，「中美雙方誰都不想也無力在現行國際體系內取代對方，然而競爭性的海洋戰略、競爭性的貨幣政策、競爭性的產業關係和競爭性的輿論環境等仍完全大有潛質將兩國關係從正常軌道上帶偏出去」。

歷史還是以出人意料之快的步伐前行。如果說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時美國最高領導人還是帶著「恩賜」的心態出席現代中國的「成人禮」，那麼時隔不到十年中美關係便開始發生競爭性強於合作性的轉折，不能不說與這些年特別是近五年中國在內外政策方面展現的進取和所取得的發展正相關。

人類文明從來都是在最強成員之間的競爭當中醞釀著跨越式增長的最大動能——只要這種競爭保持在良性意義上。能在歷經百年激蕩和數十年卧薪嘗膽後成為美國的頭號「競爭對手」，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中國在當代世界的存在和發展價值，首先證明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各個歷史相迭加的成就，證明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學習借鑒人類先進文明成果實現自身實力快速積累的成功，中國理應為此感到自豪。中國要能把這種自豪轉化為在更高水準上繼續破浪前行、成長為名副其實世界強國的動力,以及與世界先進力量共同引領人類社會演進的歷史機遇。

中美要進行怎樣的競爭

特朗普及其政府將中國定性為「競爭對手」，有著強烈的國內政治需要，並非發布全面遏制中國的「宣言」，更何況特朗普政府仍然專業人員配備不足，不大可能在短時間內糾集起圍堵中國的力量。最重要的是，中美處在同一個全球經濟體系內，相互利益深度交融，彼此競爭並不必然導致衝突，既有的對話合作仍會是兩國關係基本架構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美國的確感受到了來自中國的競爭壓力，否則不能解釋目前其舉國上下瀰漫著的戰略沮喪和焦慮情緒從何而來。特朗普將中國定性為「戰略競爭對手」的基調在美國國內得到了共和黨建制派和戰略界大多數人的稱讚，說明美國國內在中國問題上正在超越接觸派與遏制派的分歧，形成新的共識，開啟的是對華話語系統全面更新、對華政策長期調整的進程。

美國的對外戰略重歸傳統競爭軌道，將是一個漫長的跨政府任期的進程，我們的目光不能僅限於特朗普和他的政府，還需具備大歷史的線性思維。

我們所要進行的中美競爭，首先是經貿、科技領域的競爭。特朗普明確把經濟安全納入國家安全範疇，把「促進美國的繁榮」確定為美國的戰略支柱，說明他是看到了問題的根本。這種認識將成為「特朗普主義」的重要「遺產」被後續美國政府繼承。經濟、科技競爭將成為今後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主軸，所激發的美國國內經濟制度再調整、再創新和再工業化進程將會延續，以「對等」為名進行的對華貿易調查、設限、懲罰、國際訴訟措施將更加常態化，中國國有企業赴美投資遭遇的門檻不會調低，美國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限制始終存在，財政金融貨幣領域的競爭更加直接。經濟、科技層面的競爭意識也會滲透到信息、人文領域，中國人去美國學習、工作的渠道不會那麼通暢了，西方國家在與中國交往時也會前所未有地出現意識形態自我保護現象。

競爭也會在戰略安全範疇和軍事、網路空間加劇進行。特朗普政府已經提出「印度洋—太平洋」的概念——儘管有關戰略尚未正式出台，這歸根結底是一種地緣戰略統籌，要將有限的軍事資源用於「中東—印度洋—馬六甲海峽—太平洋」一線的防衛，以不從中東撤出為前提繼續強化在西太平洋的戰略部署，也就劃定了未來中美在戰略安全意義上的博弈主場。美國會繼續強化自己在相關地帶的軍事部署，同時更有意識地調動印度、澳大利亞、日本這三個關鍵盟友的力量，平衡中國影響力的增長，「一帶一路」建設也會因此面臨更複雜的地緣政治局面。

在亞洲熱點問題上，美國仍然攥著一手牌。從朝鮮半島局勢、中日關係、東海爭議到台灣、南海、緬北問題，再到中印邊界爭端，美國不會輕易放棄利用亞洲內部矛盾牽制中國的思維，也可能進一步加大對中國的「責任壓力」，讓亞洲的棘手問題變成中國的負擔，台灣問題則是美國手中的「最後一張牌」。

美國的國防戰略是在假想敵目標之下不斷推陳出新的。在中國的「競爭對手」身份確定之前，美國的國防戰略早在2009年前後就已為應對中國的軍力增長「量身打造」了「空海一體戰」戰略，也要將中國逐步拉入全球戰略穩定博弈與談判，特別是在限制中程彈道導道方面，其背後是美國國防部凈評估辦公室主導設計的非常細緻的競爭理論和實踐框架支撐。要與這樣一支軍隊競爭，我們同樣需要非常細緻的理論和實踐框架。

我們所要進行的競爭，也會在國際體系層面上展開。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建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運營等，事實上改良著二戰後國際體系的運作範式，美國也在通過對雙邊協議的強調、盟友集團的強化和多邊機制的撤出，推動著二戰後國際規則的「重組」，未來將是脫胎換骨出新的更具全球治理效能的均衡、共享、普惠型國際機制，還是在現行體系基礎上分別加上中美各自的「外掛」，引發更深層次的競爭對抗，目前還無法給出準確答案。需要引起警覺的是，美國國內與中國競爭的共識會不會帶動其全球夥伴們形成對華競爭的「共識」？

永遠不要忘記，國際競爭歸根結底是制度競爭。如果競爭能夠激發制度創新，促使一個國家及其人民邁上更高的文明台階，那麼我們應該張開雙臂擁抱這競爭。但是競爭也可能開啟「故事的另一面」，引誘其參與主體走入國家主義的極端，踏上戰略鋪排與透支的軌道，使其最普通的人民承受惡性競爭的苦果，最終激活各種潛藏的社會矛盾，成就對手的「不戰而勝」——那可是我們最需要避免走入的真正意義上的「新冷戰」隧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