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大和諧的哲學境界

廣大和諧的哲學境界

-------《方東美全集》校訂版介紹

方東美先生（一八九九－一九七七年）自幼學習中國經典，進入大學後開始研究西方哲學。二十五歲在美國念完博士後回國教書，直至七十七歲因病而止。

五十二年的教學生涯，表面上是單調而規律的講課、閱卷、評分、口試，其核心則是一位早熟哲學家的思想體系日益在擴展。所謂「早熟」，是說方先生對於「哲學」這門學問，包括中國的、西方的、印度的，在他三十餘歲的青年階段就已經悟得清晰的定見。正是「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宛如同心之圓，其範圍可以無限擴大，「萬變而不離其宗」。

方先生親自撰寫的著作並不多，只有三種中文的（包括論文集），三種英文的（也包括論文集），以及一本詩集。佔全集最大篇幅的，是他晚年在輔大哲學系的上課錄音筆記。現在中文全集共有十本十三冊（其中三本分上下冊），重新校訂出版。今以半年時間校對全集，希望減少手民（其實是先後期的同學們）的舛誤，以稍盡對方老師感恩之情。以下介紹全集中的八本書，以方便讀者了解各書梗概。《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另有精采譯序，《堅白精舍詩集》亦非旁人所能介紹，尚請讀者自行玩味。

以下八本書依序為：

（一）《中國人生哲學》

（二）《科學哲學與人生》

（三）《生生之德》（論文集）

（四）《方東美演講集》

（五）《原始儒家道家哲學》

（六）《中國大乘佛學》（上下冊）

（七）《華嚴宗哲學》（上下冊）

（八）《新儒家哲學十八講》

一、古典的人生哲學

方東美先生常說中國文化是「早熟的」，意思是：與其它古代民族相比之下，中國很早就發展出系統完備的思想。譬如，我們在紀元前十二世紀，就有周公制禮作樂，展現高度的人文精神。此一人文精神後來由儒家、道家、墨家等學派繼承發展，演變為中國特有的文化景觀。

依我所知，方先生自身也可以稱為「早熟的」哲學家。他在三十八歲時（一九三七年）發表了「中國人生哲學」的公開演講，內容涵蓋了宇宙觀、人性論、生命精神、道德觀念、藝術理想與政治信仰。將近二十年後，亦即一九五六年，他以英文撰寫「中國人生觀」。雖然他強調這本英文著作的內容「均經大幅度的修改與增補」，「不只在語言表達上是新的，在基本材料上也是新的」，但是讀者不難發現此書的主要篇章與前書相同，而主要觀點也沒有太大的變更。這種情況就像環繞一個同心的圓，核心未改，而外圍的涵蓋面越來越大，並且逐步撐起了一個立體的架構，最後成為體大思精、周遍含容而一以貫之的系統。

那麼，中國先哲的代表是誰？他們的古典人生觀有何特色？方先生並列儒家、道家與墨家，視之為三大宗：老子論道，孔子談元（易經上干元坤元之元），墨子主愛。他們對宇宙的共同看法有三：一，宇宙不僅是機械物質活動的場合，而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亦即，宇宙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大生機，無一刻不發育創造，無一地不流動貫通。二，宇宙是一種沖虛中和的系統，其形質雖屬有限，而功用卻是無窮。亦即，我們觀察宇宙時，發現萬物互相感應，彼此全無阻隔，生出無窮的和悅之氣。三，宇宙若究其根底，多帶有道德性和藝術性，故為價值之領域。亦即，人類在發揮潛能、實現本性時，將在宇宙中找到至善與盡美的根源。換句話說，人類應該努力使天國在人間實現，而不必鄙視人間，另立一個超自然的天國。

接著，先哲的人性論有何主張？人類以「心的體用」為主腦，尋求「理與情」的交融互攝。在理方面，要「正心盡性，誠意致知」；在情方面，要「存心養性，達情遂欲」。由此展現了：老子的慈惠，孔子的忠恕，墨子的愛利。深入剖析人性，則有以下五點內容：一，心善論是先哲共信的假定；二，性善論「以性承心，更以心繼天，天以生物為心，故純是善，而性順從天心，萬無惡理。」方先生認為這種說法最為可取。三，意與知，是理之昭明靈覺處，「從來沒有人把它們當作惡看」。四，至於情，則性與情相為表裡，孟子「是以性善勝情，情必從之，性既全善，則情亦無不善了。」五，欲惡論則是普遍流行的說法。方先生認為各種人性論之間的衝突矛盾，「都是由方法學的缺點產生出來，畢竟有法可以避免。」他個人的看法則是：「不難由天地生物之仁心以推測人心之純善，更從人心之純善以論人性之完美。」

於是，中國哲學的一貫精神在於：「把宇宙與人生打成一氣來看」。大人或聖人，則是「與天地合德，與大道周行，與兼愛同施的理想人格。」方先生後期講學經常引用李白的一句詩，「攬彼造化力，持為我神通」，就是要吸取宇宙生生不已的造化力量，做為我精神活動的基礎；或者說是，要以個人小我的努力，參贊化育，安頓人間。

因此，道德的極致是推己及人，再及於萬物。藝術則是「從體貼生命之偉大處得來的」，因為生命總有其可觀之處，而人類的創造力也不會終窮。然後，將這一切落實於政治上，則國家成為「一種悠久的道德場合」；於是，先哲的政治信仰「是以德治為最理想，禮治次之，再不得已而思其次，法治尚較術治高明百倍。」

以上所論皆有根據，但是方先生最後忍不住要問：「我們民族原是天才民族，我們的天才埋沒到哪裡去了？」省思之餘，我們不覺得自己肩負著偉大的使命嗎？

二、西洋哲學的演變

方東美先生留學美國三年（一九二一—二四年），取得博士學位後，回國開始教書，時年二十五歲。他於二十八歲時在中央政治學校兼任一門「近代西洋哲學」的課；後來又在中央大學講授「科學哲學與人生」一科。他最早出版的一本書，名稱就是「科學哲學與人生」（一九三六年出版）；但是內容只包括計劃中的前五章（尚有十七章未寫），亦即他講「近代西洋哲學」的部分。

首先，依例要簡介哲學是怎樣的一門學科。他以科學與哲學對照比較，指出四點：一，科學不儘是具體的；哲學不全屬抽象的。只要是人類理性所開發的知識，皆有具體及抽象的雙重性。二，科學的進步是由衝突中掙扎出來的；而哲學並非循環不已的私見。這兩者皆有自我批判性，並且不斷在改善之中。三，科學或失之武斷；哲學常重視批評。四，真確的知識皆有實踐性，科學如此，哲學亦然。

其次，人對於自身處境皆有認識的願望，並且在人生飽經歷煉之後，會有情感的蘊發。這兩者聯繫起來，獲得完整的概念與系統的說明，即是哲學的起因。當然，由時代的發展看來，人類走出神話的天地，開始用理性來思索宇宙及人生的問題，就揭開哲學史的序幕了。

西洋哲學始於希臘，在探討宇宙萬物的起源時，以經驗所及的物資（如水、氣、火等）來解釋，由此擺脫了神話時代。方先生稱此為「物格化的宇宙觀」，「物格」表示與神格、人格不同，顯然會側重物質而忽略精神。自然科學依此大有進展，但是人生價值反而淪為疑惑。這種宇宙觀引起兩種反動：一是人本主義，亦即辯士學派所標舉的：「人是萬事萬物的權衡。」但是，這裡的「人」如果只是「個人」，而此一個人又依「感覺」為其依憑，則人類社會豈不難逃混亂？於是，經由蘇格拉底的努力，推出第二種反動，就是：目的的唯神論。他的主張是：「神是造物主，是一切價值的保障者。惟其有神，所以世界上各種事象都有一個合理的結構、至善的歸宿。」

接著上場的是柏拉圖，他提出法相界（或稱理型界），做為現象界的原始典型，使變化無已的萬物獲得起源與歸宿，尤其是人生行止對價值的企求與嚮往，也找到了至善至美的統會。如此一來，出現了上層世界與下層世界之間的「分離」。到了亞里士多德，雖然想以「形式與質料」，「潛能與實現」的雙重角度，來解說上下層世界的聯繫，但是基本取向仍是重上輕下，無怪乎中世紀以宗教為主導的哲學會欣然接受亞氏的啟發了。

方先生當時對中世紀只是一筆帶過，他說：「一千年間人類各方面之活動無顯著之進步者，其由來已久，非一日矣。」然後，他集中探討近代哲學，展示了豐富而完整的學術功力。近代歐洲在天文學上、史地上、政教上一新耳目，其自然科學的成就，「把我們從希臘形體有限的宇宙中解放到意味無窮的宇宙里，拓展我們智力的活動」；「把我們從聽天由命的迷夢中驚醒到戡天役物的意境里，提高我們生活的情趣。」不過，這樣的宇宙觀雖合乎科學研究所需，但難免陷入唯物論與機械論的網羅中。

繼之而起的是生物學上的演化論，歸結為尼採的超人哲學。方先生引述尼采所言：「同胞，快把你們的精神，你們的德業貫注於人間世！用你們的威權，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努力做個健者！努力做個創造者！」

最後，在分析人性時，方先生介紹了機械主義的心理學與動性心理學。後者受生物學啟發，較為可取，亦即以人性為整全的、豐富的、可塑的，並與社會相依存。由於方先生此書只是計劃中的前五章，所論無法盡興。他的計劃若能完成，則當另有三本同樣份量的書。整體看來，方先生討論西洋哲學，常能準確把握要點，又能全盤觀照，評估其得失。國人若想學習西洋哲學，必將於此書獲益無窮。

三、生生之德的奧妙

方東美先生從二十五歲開始教哲學，五十二年未嘗間斷。他所寫的單篇論文合成一書，名為「生生之德」。「生生」一詞，取自易經中的干元大生與坤元廣生，代表宇宙萬物生生不已，人類由此體認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充分發揮天賦的德行，追求和諧圓融與至善盡美的境界。

這本書大體是依論文撰寫的年代編成。第一篇是「易之邏輯問題」，探討易經的六十四卦構成的方法。方先生批判歷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京房、荀爽、虞翻這三家所主張的卦象演變程序，再提出他的一套邏輯，亦即設定「歧出、迭現、相索、觸類、引申」五個步驟，希望完滿說明全部卦象形成的理由。對於不太熟悉易經的讀者，這篇文章是既專業又枯燥的。

第二篇論文是「生命悲劇之二重奏」。方先生在文中表示：「乾坤一戲場，生命一悲劇！平生最服膺此兩句名言，故立論持說時常以此為譬喻。」他所謂的二重奏，是指希臘悲劇與近代歐洲的悲劇而言。前者描述人類對抗命運時，不覺激發偉大的情操；後者則依託人的理性，企圖說明人生的複雜及矛盾，而結果卻遁入虛無主義的陷阱。論及西方悲劇的哲學意涵者，本文可謂學界翹楚。

接著上場的是「生命情調與美感」，以及方先生早年在哲學界的成名之作：「哲學三慧」。這二篇論文的內容一繁一簡，而主旨相同，都是在對照比較「希臘人、近代歐洲人、中國人」這三者的宇宙觀與生命情調。希臘人「以實智照理，起如實慧」，「演為契理文化，要在援理證真」；歐洲人「以方便應機，生方便慧」，「演為尚能文化，要在馳情入幻」；中國人「以妙性知化，依如實慧，運方便巧，成平等慧」，「演為妙性文化，要在挈幻歸真」。由這幾句話可見作者畫龍點睛的功力，亦可略知他如何評估三大文化源流之優劣，以及未來人類應有之走向。

第五篇是「黑格爾哲學之當前難題與歷史背景」，這是全書份量最重的文章，約佔全書四分之一篇幅。本文的副標題是：「借題發揮，論『系統建立』與黑格爾『系統哲學』，暫使我國數十年來科學與玄學，實征論與唯心論之論爭告一結束。」作者意圖透過從康德到黑格爾的發展，說明科學與哲學各有理據，無法互相化約或彼此取代。文中討論足以使人大開眼界，讚歎哲學之深刻及高明。

第六篇到第十篇，是方先生一九六○年代以來應邀發表於國際學術會議的論文，所以都用英文寫成，再由學生輩譯為中文。第六篇題為「從比較哲學曠觀中國文化里的人與自然」。西方有分離主義傾向，中國則顯示融貫主義；作者說：「一個中國的學者，如果他沒有超然的思想，沒有宗教的至誠，沒有生命實證的道德意識，將不會被尊敬為一位純正的雅儒。」第七篇是「中國形上學中之宇宙與個人」，談到儒、道、佛三家的基本主張，皆在點化現實世界，成為理想型態，納於至善完美之最高價值統會。

第八篇題為「從宗教、哲學與哲學人性論看『人的疏離』」，作者在此文中，畫了一個「人與世界在理想文化中的藍圖」，展示人生的九層境界，亦即：自然人、行動人、理智人；藝術人、道德人、宗教人；高貴人、神性人，奧妙難解的神明境界。依此升進，將可化解人的異化或疏離困境。

第九篇題為「從歷史透視看陽明哲學精義」，對王陽明的思想要點皆剖析入微，並有獨到之見解。最後一文是「詩與生命」，是作者應台北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之邀，所作的開場致詞，其中會通詩境與哲思，藉司空圖《詩品》中的「勁健，雄渾，流動及高古」來分別描繪儒、道、佛三家的意境，彰顯了豐富而奧妙的人文理想。

方先生的論文集代表他學術研究的重要成果，每一篇都值得細讀及省思，否則將會錯過當代大儒的智慧結晶。

四、哲人的演講

在方東美先生的全集中，最能引發一般讀者興趣的，或許是他的「演講集」後面所附錄的短文，其目錄為：一，傳燈微言（方先生在退休茶會上的感言）；二，全國再抗日座談會談話（中日斷交之後的警語）；三，苦憶左舜生先生（副題是：因及少年中國學會二三事）；四，羅家倫先生紀念談話；五，段錫朋先生紀念談話。

從這幾篇文章中，我們知道方先生大學時代參加五四運動與少中學會的細節，以及他與同代友人互相往還的真情告白。他在《哲學三慧》中說：「中國大患在無動機純粹用心專一之學者。……猶幸中國偶有隱逸者流間世一出，不受實際政治支配，孤寄冥往，潛心學理，學術生命之不絕，獨賴有此耳。」方先生自己即以這樣的「學者、隱逸者」自期。這是我們可以肯定的。

然而，他在演講集中的首篇，「中國哲學對未來世界的影響」中，最後發抒感懷說：「這一份情緒，幾十年鬱積在心裏面，……在我個人生命是一個慘痛的失敗！在國家民族生命則是一個慘痛的遭遇。」他眼見時代的困境，亦即「中國民族的哲學在干嘉時代就死亡了！一直到民國時代都沒有復興。」既然如此，中國要拿什麼哲學去影響世界的未來呢？他在此文中，再度詳細解說「人與世界的關聯圖。」他在早期「中國人生哲學」的演講中，談到中國先哲時，指出：「他們遭遇民族的大難，總是要發揮偉大深厚的思想，培養溥博沈雄的情緒，促我們振作精神，努力提高品德；他們抵死要為我們推敲生命意義，確定生命價值，使我們在天壤間腳跟站立得住。」而方先生自身正是這樣的中國哲人。

第二篇演講是「中國哲學之通性與特點」。所謂通性，是說儒、道、佛三家都對宇宙及人生採取「一以貫之」的觀點，求其周遍含容，形成完整的系統；其次，則是發展出各自的「道論」；最後，共同肯定了「人格超升的理想」。至於特點，則作者強調：「儒家意在顯揚聖者氣象，道家陶醉於詩藝化境，佛家則以苦心慧心謀求人類精神之靈明內照。」這三者合而觀之，則是「聖人、詩人、先知」的三德合體，正是人類的共同嚮往。

接著兩篇題為：「原始儒家思想之因襲與創造」，「儒家哲學——孔子哲學」。方先生暢談他對中國哲學（尤其是儒家）的起源的看法。他認為，中國哲學的起源有二：一是尚書洪範篇；二是周易經傳。前者揭櫫一種「皇極」（大中，亦即絕對正義）的永恆理想；後者藉由易經生生不已的變化，啟發人類「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處世智慧。這雙重起源，使孔子可以承先啟後，提出一套完美周全的人文主義，既可忠恕待人，又可上契天命。

最後三講是：「漫談文化問題」、「教育與文化」以及「當前世界思潮概要」。這三講對於近代以來人類的處境作一描述，譬如弗羅伊德所謂的三重革命，亦即天文學、生物學、心理學對人類產生極大的打擊與沉重的壓力，那麼人類何去何從？西方自顧不暇，我們也唯有自立自強，而教育則是扭轉乾坤的利器。然而，我們在台灣卻缺少一套獨立的教育政策，無法擺脫「忘本」的形勢，亦即對於自身的哲學、藝術、文學並不重視，根本忘了祖先的天才與成就，這是最大的遺憾。

他在紀念羅家倫先生時說：「我在台大教了近三十年的書，在台灣做大學校長的似乎不只知逢迎上司，而對學問更能重視的又有幾位？」台灣有「文化沙漠」之稱，應該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方先生是純正的學者，在他的本行中負起承先啟後的責任了，但是整個大環境卻如江河日下，使中國哲學的精采內涵無由推廣普及於社會。閱讀方先生的書，對個人而言足以燃起愛慕文化的熱忱，對社會而言則是厚植心靈能量與信念的轉折點。

五、原始儒家與道家

方東美先生自台大退休後，應聘為輔大講座教授，從民國六十二年九月起，開始講授中國哲學，直至六十五年十二月因病住院而停止。這一段時間的上課內容，經過錄音筆記，集結為四本書，依序為《原始儒家道家哲學》、《中國大乘佛學》、《華嚴宗哲學》與《新儒家哲學十八講》，總計約百萬字。

談起中國先秦的哲學，體系完整而境界高超者，自以儒家與道家為代表。方先生特別標舉「原始」一詞，意在展現其原來面目與基本精神。以儒家而言，側重於其思想起源，由《尚書．洪範》與《周易》（包括《易傳》）入手，說明永恆理想與變遷世界如何雙軌並立，由此安頓人生，求其長治久安。至於道家，則直接依《老子》與《莊子》，剖析其立論，重構其體系。以下稍作引申。

首先，中國哲學的特色是把存在的領域聯繫貫通為一個完整的系統。既不忽略人的核心地位，也能兼顧宇宙大化流行，同時還為人的精神保留了無限提升的空間，使人可以成為聖賢（儒家），或成為詩人（道家），或成為先知（佛學）。換言之，總是要讓人在生命過程中，實現更高的價值，由此彰顯人類生命的特殊意義。

《尚書．洪範》是中國古代的啟示錄，亦即神明昭告古代帝王如何治國的道理。基本觀點為「德治」，天子代天行教，以九大範疇來建立人間秩序，而其關鍵在於「皇極」。皇極所稱為「大中」，代表絕對正義，要由天子來體現。方先生指出，文本中有「惟闢作福，惟闢作威，惟辟玉食」，而漢儒多以「辟」為「君」，好像認定帝王應該「作威作福」。這正好扭曲了大中的意義。所謂「辟」，是指「僻」（邪僻之人），是嚴肅警告想要作威作福的帝王。一字之解，肯定了「天子作民父母」的美好理想。政治不離教育，要讓全民一起修德行善，蘄向高雅的境界。

「皇極」象徵人間的永恆嚮往，但是賦予天子的責任過重，甚至無以防備天子失德的客觀史實。於是，在面對變遷無已的現象時，需要另一套哲學，既能說明人類世界的形成過程，也能肯定變化不是漫無目的或無可奈何，而是充滿了生生不已的活力與希望。《周易》的《易傳》部分是孔子與弟子們的合作成果，「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由此再與天地之道相通，進而參贊天地的化育。孟子所謂的君子，是「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人的生命向著至美至善的目標發展，人格的尊嚴與人性的可貴皆可獲得確證。這是儒家的原始精神。

一旦進入道家的世界，便覺氣象大不相同。方先生談到老子，喜用「超本體論」一詞，用以描述在萬有的根源處，另有「無」的領域。無並非虛幻，而是超絕於現象與名言之外，作為宇宙的真正源頭。他以「道體、道用、道相、道征」四語來解說老子思想。同一個道，可以由這四種角度去展現，亦即：本體、作用、現象，以及悟道的聖人所顯示的驗證。這種看似玄之又玄的說法，其實可以應用在人間，化解所有因為偏差知見所造成的煩惱與痛苦。

莊子認為老子是「空虛以不毀萬物為實」，亦即接受萬物的現實情況，但是又能在空虛中不受萬物的干擾，由此保持精神與道冥合，進而逍遙無為的可能性。方先生推許莊子為貫通儒道兩家的重要人物，其思想主旨是：就萬物作為個體而肯定其價值，就是不由人類來定其貴賤，亦即「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人的自我要展現真我，超脫一切有形與無形的拘束，無所求則無所待；在任何處境中，都可以自由而自發地隨順而提升其心靈，到達與道為友而同游的妙樂境界。

方先生所講授的儒家與道家，並非一般學者所能輕易聽聞的。其理論既已提出，則必將對今後中國哲學的研究，產生重大的啟發與影響。這一點是不難斷言的。六、中國大乘佛學

方東美先生在八年抗戰期間，隨著政府遷到重慶，繼續在大學教書，但是手邊藏書有限。於是，他就近到寺廟購買佛經，廣泛而深入地苦讀了幾年。這種直扣原典的功力，在晚年暢談佛學時就充分展現出來了。

佛學之難，不僅在於卷帙浩繁，而且在於名相深奧。眾所周知，佛學有小乘與大乘之分，並且在推廣傳布時，不斷演變出新的宗派，各有所本也各擅勝場。它自東漢傳入中國後，原只是撫慰人心的宗教團體，然後再增益其教義的理論基礎，開始與知識階層往還。這個階段的佛學有「六家七宗」之說，其重點則在於「格義」，要考究重要概念的正確意義。於是，道家的「無」與佛學的「空」，可以對照並觀，所指皆為萬物的原本真相，關鍵在於人們是否具有覺悟的智慧而已。

佛學要想深入中國人的心靈，就不能不正視儒家對人性的肯定與對社會的關懷。方先生指出，早在許多重要佛經譯為中文之前，道生已經公開宣稱「眾生皆有佛性」，也都可以成佛。這是「大本未傳，孤明先發」，而其靈感則與儒家的人文精神密不可分。隨著大規模的佛經翻譯運動，隋唐時期的佛教與佛學乃開花結果，出現「十宗並建」的盛況，而佛學亦成為中國哲學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十宗之中，方先生特別介紹其中四宗，就是：三論宗、大台宗、唯識宗與華嚴宗。由於材料太多，所以華嚴宗保留到下一學年再教，也另外集成為《華嚴宗哲學》一書。至於本書的重點，則是前述三宗。首先，三論宗以吉藏為代表，其說側重分析與批判，以破為立，如「八不」（不生不滅，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來不去）；若要究實而言，則須依「有，無，亦有亦無，非有非無」去觀想，則自可覺悟。此宗難有傳人，自初唐之後即成絕學。

其次，天台宗由智者大師開始，傳燈不絕，建構了可觀的理論系統。在修行法門上，有「一心三觀」之說，要由「空觀、假觀、中觀」層層上躋，破除無明，得證慧果。在判教觀點上，有「五時八教」之說，使佛學的經典與修證次第，可以融入一個完整的架構。當然，不同宗派的代表未必會認同此一區別分辨。

比較具有哲學趣味的，是唯識宗的兩項挑戰：一是在玄奘倡導下，傳入中國的是印度無著、世親的唯識觀點，而忽略了安慧的唯智觀點。安慧的思想特色在於「轉識成智」，而方先生認為這才是唯識宗的發展正途。二是如何解釋善惡同源的問題。方先生多次引述「如來藏藏識，是善不善根」一語，用以說明第八識為「染凈同源」。染凈若是同源，則無由要求也無力保障人的覺悟。於是，可以再往上推出一個純善的阿摩羅識，或者努力轉識成智，就是轉化凡夫的前五識為「成所作智」，第六識轉為「妙觀察智」，第七識轉為「平等性智」，第八識轉為「大圓鏡智」。

總之，佛學肯定人人皆可成佛，理由在於人心有無限的潛能，可以在去除遮蔽與妥善引導之下，逐步展現其光明，由此化解無明的迷惑，而不再造業執著，得享寧靜的恆久喜悅。每一宗佛學都有特別重視的經與論，也都代表了佛教智慧的某一方面。若想一一加以認識，則可參考本書所列的「參考書目舉要」。

在本書中，還附錄了一篇＜與熊子貞先生論佛學書＞，為方先生於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所寫。當時方先生尚未集中而深入地鑽研佛經，但是與熊十力先生談起佛學，已經顯示西方學術訓練的犀利思辨，而不願再受到複雜模糊的名相的干擾，尤其不欲顧及世俗人情與面子的考慮。在真理之前，人人平等。故做大師狀是毫無意義的。方先生教導學生時，也雅不欲學生視之為可崇拜之偶像。由此可見先生言行一致，曆數十年而仍存其治學之真誠態度。這是我們研讀本書的另一收穫。

七、華嚴宗哲學

繼《中國大乘佛學》之後，方先生以一學年的時間講授「華嚴宗哲學」，上課錄音筆記成書，分為上下二冊，超過一千頁。負責校訂的學生所加註的解釋約佔十分之一篇幅，增加了一般人閱讀的便利。

華嚴宗為隋末杜順所始創，大行於唐代。其說雖依印度傳來之華嚴經，但已融合本土智慧，展示高度的創見與完整的體系。譬如，方先生再三提及西方哲學的二分法困境，亦即由希臘時代的邏輯採用主述語句，因而陷入實體與屬性的二元對立，導致知識上的分而不合，人生中的理想與現實亦無法協調。這種困境要到二十世紀初期的懷德海，起而批判「簡單定位」之說，並且主張萬物相互攝受，才出現轉變的契機。但是，比懷德海早了一千多年，華嚴宗已經充分發揮萬物之中的「一與一切」為相互涵攝的道理。我們固然可以強調這是佛學的主張，但是儒家與道家又何嘗把天地人分割對立起來？因此，華嚴宗的說法是與本土思想相順的。

方先生早期撰寫〈哲學三慧〉一文，分述希臘、近代歐洲與中國三大哲學傳統，但是在根本上仍然肯定「聞思修」三慧，而「聞思修」正是所謂的「華嚴三昧」。這種智慧具體表現於「法界三觀」中，亦即：真空觀、理事無礙觀與周遍含容觀。至於修行次第，則有「十地品」之說，循階而上，抵達佛境。

在佛教傳統中，文殊代表智慧，普賢代表悲願，亦即具體的慈悲行動。能夠綜合二者，求其「悲智雙運」，才足以顯示真正的佛教精神。在佛經中，就以善財童子為喻，描寫他如何遵行文殊的指點，遍歷五十三種人生處境，然後才可開花結果，得證智慧。有了智慧，可以不再退轉為凡夫，但是這只是上迴向的部分。接著還須回歸俗世，實踐「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悲願。忽略這一點，就會錯失佛教的宗教精神。

方先生講學的旨趣，在於將一切存在領域視為機體的統一，形成廣大的和諧；人在其中，應該發揮稟賦與潛能，力求向上提升，達到精神的超脫解放；然後還須迴向人間，慈悲喜舍，分享智慧給眾人，希望人人皆可覺悟。這種「上下雙迴向」的模式，是方先生口誦心維的。他常以「坐飛機」、「小孩放風箏」為比喻，正是想要說明人應該培養極高的智慧，又鬚髮揮普遍的同情。既要促使自己的精神往上提升，又不能無視於人間的痛苦、煩惱與罪惡。他的這一系列觀點，在華嚴宗哲學的思想中，得到充分的理據與清楚的說明。於是，他在討論華嚴宗的內含時，猶如鯨入大海，得其所哉，也就不難理解了。

佛學談到萬物的存在，以「緣起說」來解釋。緣起又有三種，就是：業惑緣起，阿賴耶緣起，佛性緣起。三者各有所重，而華嚴宗的主張是佛性緣起，亦稱法界緣起，就是以一真法界為真如本體，它與宇宙萬象的關係，可以用「真空妙有」來描述。譬如，變化中的事物皆為空，但是此空又非斷滅空，若是執空不放，亦是執著。為了說明空與色，有四個步驟，就是：會色歸空，明空即色，空色無礙，泯絕無寄。若要充分說明這種緣起論，就須深入探討「十玄門」的說法。方先生說：「這個十玄可以不斷的展開來成為無窮無盡的玄門…如此才可真正了解華嚴宗的十玄門。」換言之，要無限擴大人的思議範圍，到達不可思議的境界，最後光明自動展示，形成交光相網的大光明世界，一切相即相入而圓融無礙。

本書中，方先生曾就某些經論的原文仔細解讀，這是他教學過程中較為少用的方法。原因或許是學生們對佛典較為陌生，並且佛典文字精簡扼要而充滿哲理，非待悟者言之，難以盡顯精采。閱讀本書，有如悠遊大海，不必急著登岸。待全書閱畢，不覺已在岸邊多時。

八、新儒家哲學

方東美先生最後一學期所上的課，內容集結為《新儒家哲學十八講》。所謂「新儒家」，是指宋明理學而言，主要人物有北宗五子（周敦頤、卲雍、張載、程顥、程頤），南宋的朱熹與陸象山，明朝的王陽明，直至明末的王船山等人。這是一學年的教材，而方先生連一學期也未及上完就病倒了，所以論述範圍只限於前三子，就是周敦頤、卲雍與張載。

宋朝哲學家自認為繼承儒家的道統，但是顯然面臨兩個問題：一是他們的「道統」觀念稍嫌狹隘，不僅排斥佛學，也要與道家畫清界線。二是與此同時，他們又無不受到佛學的影響，並且也無法釐清自己與道家思想的關聯。譬如，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可以推源於道教，而程頤、朱熹等人也不諱言「出入老佛十餘年」。

不過，宋明理學依然有其貢獻。一是堅持道德理性的優先地位，並因而與道家壁壘分明；二是強調「天人不二」，要由「一體之仁」來理解天地之心。由此觀之，周敦頤的《通書》比較具有儒家色彩。方先生認為，《通書》所謂的「誠」，固然是儒家的精髓所在，但是言誠而未能側重天，則無法形成一貫的系統。他甚至說：周子「連中庸也沒有仔細讀通」；他所繼承的是荀子與禮記等後期的儒家思想；並且，他所了解的道家只是魏晉的新道家。換言之，周敦頤對儒家的天概念，已異於孔子、孟子等人親切的互動體驗，而對於道家的道概念，也有陷於空虛寂靜的實體的傾向。

其次，卲雍的《皇極經世》，是儒家學者難得一見的詮釋經驗世界的著作。一方面，他在建構哲學理論時，並不卑視聞見之知；同時，他也有足夠的科學頭腦，可以處理這些知識，進而應用於對人類歷史的理解上。由正面考察及接納現實世界，使卲雍心境開朗而樂觀。方先生為此借用西方的比喻，說卲雍是「笑的哲學家」，而與他相對的則是嚴肅有餘的程頤，是為「哭的哲學家」。

方先生講的是新儒家哲學，但是他一貫的作風是對照比較西方哲學，藉以突顯雙方的特色。譬如，卲雍說：「我性即天，天即我。」在西方而言，「即」為「是」，成為實指，意為等同。而在宋朝哲學家，則「即」為功能，為作用。於是，說「即」並不是說「等於」，而是說其運作的效應。推而言之，他要展現的是思想的「上下雙迴向」。「我性即天」是上迴向，我的本性可以提升直至天的境界；「天即我」是下迴向，要從高遠的層次回到具體的我的生命中。說得明白些，唯有如此，人的精神才有無限超越的可能性，同時人也不會因而鄙視現實的一切。

方先生認為，張載的《正蒙》是宋代系統最完整的哲學著作。以其中廣為人知的一篇〈西銘〉為例，能以天地為父母，以百姓為同胞，以萬物為友朋，這是何等恢弘的氣魄，又是何等廣大的心量與情感。其根據可在儒家經典如《易傳》、《中庸》尋得，也可以上契孔子與孟子的原始理想。張載的名言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方先生剖析〈西銘〉的思想背景，認為它包含了：傳統宗法社會的「親親」，道德平等社會的「賢賢」，五代之後社會所需要的道德理想，孝經「繼善述志」的原則，以及周易生生之德的無限生機。這樣的思想，在架構上總是保留了一個超越的領域，稱為「天」者。方先生指出，宋儒這種觀念，是介於西方所謂的「有神論」與「萬有在神論」之間，而他更常使用的名稱則是後者。萬有在神，神在萬有；如此一來，萬物無不充滿神性的力量，而人是萬物之靈，更可以彰顯其天賦的神性潛能；不過，「在」並非「是」，所以並不因而減損了天（神明的一種名稱）的完美性。於是，人在居敬時，「對越在天」，自然感應內在嚮往完美價值的力量泉涌而出，也因而可以肯定：做為一個人就是要肖似神明。

九、總結：無限開展的人生

方東美先生於一九六九年參加夏威夷大學主辦的「東西哲學家會議」時，發表一篇論文，題為「從宗教、哲學與哲學人性論看『人的疏離』」。他在這篇論文中畫了一頁圖表，揭示了一個平凡人「如何」向上提升，抵達神明的超凡領域。

鼓勵人們高尚其志，是一回事；說明其理由及動力來源，則是另一回事。方先生的策略是藉助於許多偉大的哲人所作的示範，因此行文顯得氣魄宏大，使人在閱讀之後自然心生嚮往。本文擬依這張圖表，扼要說明方先生心中的人生歷程。

此一歷程共有九個層次，由低而高，依序是：自然人、活動人、理性人；藝術人、道德人、宗教人；高貴人、神性、不可思議的神明境界。

首先，第一組的三項是自然人、活動人與理性人。這三種表現是與生俱有的條件。人做為「自然人」，是萬物之一，也須遵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規則，發揮體質上的特長，求得優越的生存機會。其次，「活動人」特別是指人的創造及製作能力而言，由此改變了大自然的形貌，奠立了文化及文明的基礎。「理性人」則進一步凸顯了人是萬物之靈，因為他有思考能力，除了掌握生活資源，還可開始探討如何使生命富於意義，進而實踐各種高尚的價值。

接著一組的三項是藝術人、道德人與宗教人。在理性的基礎上，人很容易察覺自己有審美、向善、成聖的願望。若無藝術，則人無法須臾擺脫功利實用的考慮，而這種考慮無異於枷鎖一般，將帶來無窮的壓力與憂患。若是不談道德，則人格高低無從界定，人性的平等與尊嚴也將如同無源之水，然後人類世界難免回墮到生物競逐的叢林階段。那麼，再往上的「宗教人」是怎麼回事呢？

方先生晚年病重時，是否正式皈依佛教？此事仍有探討的空間，但是他確實描述自己的生命型態為：「儒家的家庭傳統，道家的生命情調，佛家的宗教信仰，以及西方的學術訓練。」方先生一生教導哲學課程，從未忽視宗教的重要，但是與其說他信仰某一種宗教，像正式信徒一般的履行教規及儀式，還不如說他所嚮往的是一種宗教「情操」，亦即他相信有一位哲學家的「神」，可以使人間一切價值得以圓滿實現。此一信仰使人蘄向完美，亦即「成聖」。所謂「成聖」，其實正是為剎那生滅的人生找到「真而又真的真實」，然後展現出不執著的智慧，表現無私的美德。換言之，若是少了「宗教人」這一層，則任何價值都將局限於相對的、小我的世界中，並且無法跨越痛苦、罪惡、死亡這三大悲劇的門坎。

再向上的一組有：高貴人、神性、不可思議的神明境界。高貴人即是儒家口中的「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君子在人間已臻完美，可以進而展現神性，就是「參贊天地的化育」，亦即與神明合作來改善人間。方先生常說：「要做人，就是要成就他的神性。」他所用的是英文語句：To be human is to be divine . 這種對人性的積極觀點，是方先生一生的信念所在。最高的頂峰是「不可思議的神明境界」，或稱之為「玄之又玄的奧秘」。這個詞的拉丁文是Deus absconditus，意思是「深奧難解的神明」，絕非人類的語言及理智所能衡度。他的目的是要強調：人有無限提升的可能性，並且此一可能性必定源自一位無以名狀的神明。任何宗教中的名號（如神、佛），都只是代表象徵作用的符號，因為那是人的精神領域的微妙境界才可以相通的。如此一來，人生的可貴與偉大潛能，不是值得我們珍惜萬分嗎？

今日世間，哲學家如方先生，對人類尚有如此期許者已經少之又少，期許之餘，復能以理論以圖表示之，以啟迪世人者，更是難得一見。我們於此，更應深思而力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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