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和凱恩斯二者的經濟學理論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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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斯密和凱恩斯二者的經濟學理論的異同

理論要點

亞當.斯密是第一位充分了解並深刻論述市場運行機製作用的經濟學家。主張完全自由地從事經濟活動，自由地經營工商業，自由競爭，自由地發展國內和國際貿易，掃除經濟上的一切障礙，實行自由放任的經濟制度。政府的職責僅僅在於維護國家安全和安寧，投資於某些純屬共同利益的事業，別的什麼都不必幹了。斯密的自由放任主張一直是經濟自由主義的最有力的武器。

這種自由經濟理論不僅為其追隨者所推崇，而且很快被社會所普遍接受，自由競爭市場經濟的概念日漸深入人心，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到18世紀的後25年，自由競爭的各種制度日臻完善，迎來了自由競爭的黃金時代。亞當.斯密的旗幟就是市場經濟的象徵，它開闢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自由主義的新時代。

亞當.斯密的理論順應時代的需要，適應資產階級的需要，緊密結合當時的實際，使他享有崇高的聲望，備受資產階級社會的歡迎和尊重。有一次，亞當.斯密去參加一個政治家的聚會，一進門大家都起立歡迎，站著不動，亞當.斯密請他們坐下，首相皮特說：「不，你坐下來，我們再坐，我們都是您的學生。」200多年過去了，書中的許多理論至今仍被西方經濟學奉為經典。

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派認為，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中，國家只扮演一個極其簡單的被動的角色——充當「巡夜警察」。凡是個人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夠作到的事，凡是在市場經濟體製作用下由個人做效率更高的事，就不應當由國家來干。國家僅僅執行某些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任務，例如保護私人財產不受侵犯，從不直接插手干預經濟運行等。也就是說，在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中，國家只是一個外生變數，它只存在於經濟體制的外部，作為一種環境因素外在地影響著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的運行。國家的職能被嚴格限定在三個方面：「第一，保護社會，使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第二，儘可能保護社會上各個人，使不受社會任何其他人的侵犯和壓迫，也就是說，要設立嚴正的司法機關。第三，建設並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某些公共設施。」（《國富論》）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把這種功能局限在防範暴力、偷盜、欺詐並保護履行合同和提供公共事業等狹窄功能上的最小國家說成是最理想的國家。

然而歷史事實證明，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導致了財富和收入分配的嚴重不平等，經濟的周期性巨大震蕩，社會矛盾的尖銳衝突。1929-1933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的總爆發即是明證。就在西方世界遭遇經濟危機的時候，新生國家蘇聯卻是風景那邊獨好。他們創造了一種新的經濟社會管理模式，人們稱之為計劃經濟。從1928年到1932年，也就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大蕭條的那幾年，蘇聯實施了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從農業國一躍成為工業國，整個社會一派欣欣向榮。蘇聯五年建設計劃的成功引起了西方政治家和經濟學家的高度關注。一直認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美國人，也嘗試著以新的眼光看待政府和經濟發展的關係。

這徹底改變了人們對國家的經濟職能和經濟政策的基本看法。人們不再強調市場經濟具有最好的自我完善能力，也不再認為功能最小的國家就是最理想的國家。在這個過程中，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理論不僅幫助人們完成了這樣一種國家觀的轉變，而且還為公共部門和政府的經濟政策規定了怎樣以及如何進行擴張和緊縮的固定規則。凱恩斯提出的對策是：要用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參與國家經濟，用國家的力量推動經濟的運轉。凱恩斯還專門給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寫了一封信，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在信中他對羅斯福說：您已經成為各國力求在現行制度範圍內運用明智試驗以糾正我們社會弊病的人們的委託人。

以凱恩斯為代表的經濟學派認為，現代市場經濟的一個突出的特徵，就是國家不再僅僅扮演「巡夜警察」的角色，而是用「看得見的手」協調經濟運行中總量平衡以及某些重大的結構性矛盾，即國家進入經濟體制內部，成為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中的一個基本角色。

凱恩斯的政策主張十分簡單：拋棄自由放任原則，運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實施國家對經濟的調節和干預，以確保足夠的總需求，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實現充分就業，必須刺激有效需求，即刺激消費和刺激投資。它導致了西方國家經濟從自由主義向國家干預主義的轉折，被稱作「凱恩斯革命」。凱恩斯的這一套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被後人稱為「凱恩斯主義」。

凱恩斯的《通論》出版後，很快風靡西方經濟學界，成為居於主流地位的一大經濟學流派。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開創了市場經濟的新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市場規律這隻「看不見的手」和政府干預這隻「看得見的手」聯合起來，共同影響經濟，市場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同時得以發揮。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資本主義各國把「凱恩斯主義」作為國策長期奉行，促成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史上的「黃金時期」的出現。以至於凱恩斯信徒把戰後這一時期稱為「凱恩斯時代」，把凱恩斯說成是「資本主義的救星」和「戰後繁榮之父」。

凱恩斯是一個真正懂經濟的經濟學家，他從事教學和學術研究，又創辦多個投資公司，善於經營金融投機，為自己賺來巨額財富，他涉足官場，被英國皇室授予「勛爵爵位」，晉封為男爵貴族，出入上議院。

稅收理論影響

稅收制度的設置應該遵循什麼原則，這是西方經濟學界200多年來一直關注的重要問題。從18世紀英國古典經濟學派的亞當.斯密起，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相信市場自身調節的力量，遵循稅收中性原則佔據著主導地位。由此誕生了亞當.斯密以平等、確實、便利、節約為代表的徵稅原則。並被後人奉為經典，談到稅制改革必以亞當.斯密的稅收原則為指導。

從20世紀3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西方國家的稅收政策主要受凱恩斯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所左右，認為稅收可在市場失靈時有非中性，主張運用稅收糾正市場存在的缺陷。到了70年代中後期，在政府干預經濟部分失靈或失效的情況下，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不斷受到貨幣主義、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新自由主義學派等的輪番衝擊與挑戰。這些學派主張力圖減少國家干預，依靠市場經濟自身的力量來保證經濟的運轉。因此，稅收中性思想又有了復歸與再發展，並已成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進行稅制改革的基本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