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篡改歷史:謀殺慈禧是變法失敗主因

光緒親政以後，隨著醇親王奕譞及福晉的先後去世，慈禧太后與光緒的「母子失和」現象日益嚴重，戊戌變法那一年更是演化到極端，而其觸發點則是康梁等人的「圍園之計」。

關於戊戌年的那場政變，時人蘇繼武在《戊戌朝變紀聞》中繪聲繪色的描述了當時的場景：在光緒接見伊藤博文的第二天，慈禧太后突然御臨便殿，設竹杖於座前，並召集了慶親王及軍機大臣、御前大臣等人跪於案右，光緒皇帝則跪於案左。慈禧太后疾聲厲色的呵斥光緒並稱「康有為叛逆，圖謀於我」，接著，又厲聲追問：「你知道還是不知道？或者你也是同謀？」威嚇之下，光緒嚇得魂飛齒震，不知所對，好半晌才擠出兩個字：「知道。」慈禧太后喝道：「既知道，還不將康有為正法，反要放走？」

惲毓鼎也在《崇陵傳信錄》中稱，慈禧太后曾當面怒罵光緒：「我養育你二十餘年，乃聽小人之言謀我乎？」光緒戰慄半天，說：「我無此意」。慈禧太后唾之曰：「痴兒，今日無我，明日安有汝乎？」

在處死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之後，清廷曾發布了一道有關康黨罪狀的上諭，其中稱「前日競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但由於清廷的倒行逆施，近代以來的歷史書寫多不採信或乾脆忽略處理，康梁等維新黨人也從未承認有過圍園密謀。民國後參與修撰《清史稿》的金梁曾當面問康有為，是否真有「兵劫頤和園事」，康有為「怫然變色道：「烏得有此？我朝以孝治天下，小臣面對，誰敢妄言？此皆榮、袁輩不學無術，藉危詞以邀權勢耳!」

康有為說的「榮、袁」， 即榮祿與袁世凱，正因其告密而引發了一場流血的政變，清廷上諭極可能是以此為根據。近代史家描寫戊戌變法多以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為底稿，其中對「圍園密謀」隻字未提而多稱頌變法志士的非凡事迹，但入民國後，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又稱：「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變記》，後之作清史者記戊戌事，誰不認為可貴之史料？然謂所記悉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則？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將真跡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義，處處打幾分折頭，庶無大過矣！」

康有為生前密不示人的《自編年譜》中透出了一絲非同尋常的信息：戊戌年八月初三日接到光緒「朕位幾不保」的密詔後，康有為與梁啟超、譚嗣同等人決定由譚嗣同去遊說袁世凱勤王，儘管文中沒有提及「兵圍頤和園、捕殺慈禧太后」之密謀，但有要袁世凱「率死士數百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之語。當天晚上，楊深秀、宋伯魯、王照等人前來探慰，康有為未向他們泄漏密詔事，「而以李提摩太交來《瓜分圖》令諸公多覓人上折，令請調袁世凱人京勤王」。康有為的記載與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的描述有明顯不同，即康有為所記明確為在北京搞政變，而梁啟超卻稱要趁光緒皇帝九月份去天津閱兵之時發動政變。

之後，康有為又在《自編年譜》中稱，譚嗣同去遊說袁世凱的當晚，梁啟超在金頂廟容閎處等候消息，而他也於凌晨進城，與梁啟超一起「候消息」，後「知袁不能舉兵，扶上清君側，無如何，乃決行」。由此或可看出，梁啟超之說有故意轉移視線之嫌，如果等到九月份在天津發動政變，何以等候消息的心情如此急切？

譚嗣同被捕後，在獄中題寫的絕命詩，「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詩中說張儉與杜根都是不畏權貴、敢於直諫的大丈夫，此詩用典準確，讀起來雄渾悲壯，豪邁激揚，可惜原文卻是：「望門投趾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這裡面透出的一個細節差異是，原詩是「手擲歐刀仰天笑」，改作之後卻成了「我自橫刀向天笑」，一個主動，一個被動，性質完全兩樣。

改詩的人不是他人，而正是譚嗣同的同志兼好友梁啟超。那麼，梁啟超為什麼要篡改？是否如他所撰的《戊戌政變記》一樣，為掩蓋某些可能的歷史真相呢？光緒與慈禧太后先後離世後，康有為在《上攝政王書》中把「圍園殺後」傳聞指為守舊派及袁世凱等人對維新派的誣衊，其在文中稱：「逆臣世凱無端造出謀圍頤和園一語。陰行離間，遂使兩宮之間常有介介，而後此事變遂日出而不窮，先帝所以備歷艱險以迄今日，實惟此之故。」

上世紀八十年代，歷史學者楊天石在日本發現參與其事的維新黨人畢永年所撰的《詭謀直紀》，之後在史學界引發了一場大討論，其中不乏湯學均、房德鄰、孔祥吉等名家參與。《詭謀直紀》中，作為譚嗣同的好友兼同鄉的畢永年自稱受命為「圍園」的執行人，事前康有為曾告訴他準備以袁世凱兵力為後盾，並讓他帶領百名壯士「奉詔往執西後而廢之可也」，而後又有人告訴他，康有為的真實用意是「俟往頤和園時，執而殺之可也」。

作為另一個輔證，當時的新政顧問、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在其《留華四十五年記》中稱：「（慈禧）下諭秋天要在天津閱兵，皇帝恐怕在檢閱的藉口之下，慈禧將要奪取所有權柄，而把他放在一邊、維新黨催著他要先發制人，把她監禁在頤和園，這樣才可以制止反對派對於維新的一切障礙。皇帝即根據此點召見榮祿部下的將領袁世凱，計劃在他的支持下，帶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宮殿。」

得知譚嗣同遊說袁世凱失敗後，畢永年知事機已泄，隨即遠遁避禍。流亡日本期間，畢永年與康梁等人發生矛盾，由此才有了這本揭露性的《詭謀直紀》。儘管各史家對史料所述內容的真實性有過激烈的爭論，但因它與袁世凱在民國後公布的《戊戌日記》有頗多相印證之處，因而這本《詭謀直紀》雖有不少失實之處，但也不能完全認定為「偽作」。而康有為逃至香港後，負責營救其前往日本的宮崎滔天也回憶說，兩人相見後，康有為曾告知他整個變法的過程與失敗原因，其中即認為當前的急務是除掉慈禧太后，當宮崎滔天問他如何做到時，康有為即列舉了日本的諸多志士，似乎對東亞的刺殺歷史耳熟能詳。

如果說清廷的上諭是「欲加之罪」、袁世凱的《戊戌日記》可以因人廢言的話，結合畢永年的《詭謀直紀》、康有為《自編年譜》及諸多時人筆記，似乎可以推定，康有為等人在戊戌年確實有利用袁世凱「兵圍頤和園」的計劃。茅海建先生在《戊戌變法史事考》中認為，戊戌政變可分為兩個階段，在光緒接見伊藤博文後，慈禧太后只是限制了光緒的權力，過程相對相對和緩，但在袁世凱告密的消息傳到京城後，政變立刻走向流血化，這似乎也是目前近代史家的共識。

如果「密謀說」與「階段說」成立的話，歷史學界外的兩種大眾觀點或有必要更正：一是袁世凱告密導致戊戌變法失敗（政變非因告密引起，但告密導致了嚴重的流血後果），二是慈禧太后發動流血政變的原因不僅僅是因保守，而是因她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脅。假如回到歷史的現場，在一個號稱「以仁孝治天下」的時代（即康有為所稱的「我朝以孝治天下」），如果維新變法由此而遭受失敗，康梁等人的急切與毛糙或許也有可罪之處。

康梁等人逃亡海外之後，事件中的另一個重要當事人，光緒皇帝陷入了困境。蘇繼武與惲毓鼎對政變過程的描述有不一致的地方，即：蘇繼武稱光緒知道康梁等人的「圍園之計」，而惲毓鼎稱光緒並無謀害慈禧太后之意。從記述人身份的角度看，時任起居注官的惲毓鼎所說似乎更可信一點（茅海建先生也認為光緒並不認可「圍園劫後」之說）。

以光緒的性格，如果說他敢於對慈禧太后下手，這似乎有點說不過去。作為一個四歲即脫離親生父母而被強行抱入深宮的孩子，光緒雖然貴為皇帝，但其成長史卻頗多辛酸之處。據說，光緒剛進宮時因身邊沒有親人而日夜啼哭，慈禧太后無奈之下，只得賞與光緒的乳姆四品官服並將之召進宮中（當時規定，入宮須四品以上），小皇帝這才破涕為笑。但第二天早上，小皇帝又放聲大哭，慈禧太后不知所措，問光緒乳姆才知道，原來小皇帝在醇王府時常與府中某馬夫的兒子一塊嬉戲，慈禧太后聽後只好再次破例，賞給馬夫的兒子四品官服，並立刻接到宮中，承擔陪小皇帝玩耍的重大政治任務。小馬夫來後，小皇帝這才嬉戲如常，慈禧太后也樂得輕鬆。

以上野史，當不得真。不過話說回來，慈禧太后對光緒的關係也未必是外間人所傳的那樣惡毒與刻薄。事實上，光緒進宮後，當時既是姨媽又是伯母的監護人慈禧太后須親自過問小皇帝穿衣、吃飯、洗澡、睡覺等生活瑣事，但在教育孩子這方面，雖然她很想做好，但由於其性格及耐性方面的缺陷，加上政務纏身，慈禧太后的表現實在不能算合格，其親生兒子同治就是一個非常失敗的案例。

應該說，慈禧太后對光緒還是抱有很大期望，她為小皇帝精心挑選了師傅，其中包括書法及學問都聞名遐邇的翁同龢等人。但由於慈禧至高無上的威權，其對光緒的教育方法十分粗暴性急，光緒稍微不合己意，便是譏諷、呵斥甚至責打，這對後光緒的性格影響極大。慈禧太后對光緒過分嚴厲的原因或許是因當年對同治過於的縱容，但她忽視了一點：同治畢竟是她的親生骨肉，即使遭到呵斥和懲罰，也不會感到過分害怕；光緒就兩樣了，他在宮中非常的無助與孤獨，對於慈禧太后，他感到的不是親情而是恐懼。

太監寇連材在《宮中日記》中說，慈禧對光緒一貫疾聲厲色，在光緒小時，每天總是訶斥之聲不絕，稍不如意，常加鞭撻，或罰光緒長跪。長此以久，光緒見了慈禧太后如同老鼠見貓，戰戰兢兢，膽為之破。孤身入宮的光緒本就膽小，在慈禧的威嚴強壓之下，以至於長大之後都害怕聽鑼鼓吆喝之聲，聽到天上打雷也會嚇得腿直哆嗦。

寇連材還說，光緒每次吃飯時，雖然有十幾中菜肴饌品，羅列滿案，但離得稍遠的菜大多已臭腐，原因是菜幾天都沒有換過，而離得近的菜雖不臭腐，然大多久熟乾冷，一點都不可口。光緒每次都吃不飽，又不敢說，有時想御膳房換一饌品，御膳房就必須奏明慈禧太后，而慈禧太后往往要光緒從小培養勤儉之德，光緒也就不敢再提。信修明在《老太監的回憶》中也說，「光緒在十歲左右時，由於經常吃不飽，他每至太監房中，必先翻吃食，拿起就跑，等到太監追上，跪地哀求，小皇帝已將饃饃入肚一半矣。小皇帝如此飢餓，實為祖法的約束，真令人無法」。

心理學理論認為，兒童被父母譏笑或虐待時，往往會產生一種逆反心理，但在父母的威權下，這種逆反心理又誘發一種內疚感，從而否定自己的行為。長此以往，這種環境長大下的兒童往往患得患失，做事情猶豫不決，缺乏自信。光緒每次到慈禧那裡去請安，只要慈禧不命他起來，光緒就只能跪在那裡，動也不敢動一下。慈禧太后過分的責罰嚴重打擊了光緒的自信心，以至於其性格既懦弱怕事，但不容忽視的是，這種性格在青少年時往往又會出現強烈的逆反，正如其在甲午戰爭和戊戌變法中的表現一樣。

光緒親政後逆反的表現，更加重了慈禧太后對光緒的不信任。在她眼裡，光緒始終是個懦弱自卑、猶豫不決、依賴性強、難以獨當大任的孩子。她在光緒親政後對朝政的不斷干涉和把持，很大原因就是出於這種心態（但她從不去想的是，光緒之所以成為一個人格心理存在嚴重缺陷的人，正是因她的粗暴教育所造成的）。

光緒進宮後，小皇帝與醇王府的關係完全被切斷，即使是他的親生父母醇親王夫婦，也不許有任何的聯繫。由此，深處宮海、遠離父母的的光緒從小就缺乏母愛，他成天生活在恐懼當中，這對其成長是極其不利的。翁同龢在日記中說，他第一次見到光緒時，發現小皇帝性情敏感，體弱多病，學習時經常哭鬧不止或靜坐不理，令他極為頭疼。不過，在翁同龢的諄諄教導下，從小缺乏母愛和父愛的光緒卻突然找到了久違的人間情感，他後逐漸接受了這個對他關心備至的師傅，並漸漸愛上了學習。

對師傅翁同龢的依戀是光緒發奮學習的一個重要因素。作為帝師，翁同龢不僅在學習上耐心教導，而且在生活上也給了小皇帝無微不至的照顧。時間久了，在從小就缺乏父愛的小皇帝心中，翁同龢在某種程度上扮演了父親的角色。光緒七歲時，翁同龢因回籍辦事，小皇帝得知後整整一天情緒低落，彷徨不已。在翁同龢離開的兩個月里，光緒無心學習，後連讀書聲也沒有了。翁同龢回京後，小皇帝拉著師傅的手，高興得眼淚直流。這一天，小皇帝精神振奮，朗朗讀書聲連太監們都被吸引了過來。後，書房裡的太監偷偷的告訴翁同龢：「自從師傅走後，皇上從來沒有這樣大聲讀書過！」 翁同龢聽後老淚橫流——小皇帝在宮中真的是太孤單、太可憐了！

對於光緒的成長，太監寇連材在《宮中日記》中總結說：「中國四百兆人中，境遇最苦者莫如我皇上（指光緒帝）。蓋凡人當孩童時，無不有父母以親愛之，顧復其人，料理其飲食，體慰其寒暖，雖在孤兒，亦必有親友以撫之也。獨皇上五歲（實為不足四歲）登基，登極基後無人敢親愛之，雖醇邸之福晉（即光緒的生母），亦不許親近，蓋限於名分也。名分可以親愛皇上者，惟西後（慈禧）一人。然西後驕侈淫佚，絕不以為念。故皇上伶仃異常，醇邸福晉每言輒涕泣雲。」

寇連材雖然是個太監，但人情的認識上卻是深刻的。與他相比，慈禧太后在這方面的情商就有些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