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史 　　聖嚴法師

　　日本佛教史　　聖嚴法師　　一、古代的日本及其初期的佛教　　（一）日本及其人民　　日本的地理環境　　日本與中國，僅一衣帶水相隔，乃系同文同種的兄弟之邦，故以中國人讀史，頗感親切；日本人讀了中國史，方知其與中國文化有息息相通之誼，唇齒相依而發揚光大。但以日本人寫日本史，不免民族自尊的主觀色彩，而失之於偏頗。日本佛教之成長，賴於中國的輸入者，自隋唐以迄晚清，未嘗間斷。其為本國之開創，實在不多。然於日人所寫的日本佛教史，大多強調自國先賢的成就，而輕淡中國古德所賜的功績。　　日本在地圖上的位置，北方遙望蘇聯，西邊隔日本海而與朝鮮半島對峙，西南越過東海又與中國呼應，東方則為太平洋。她是一個島國，自北而南，依次由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等四個大島及其附近的許多小島，組成一個蠶形的國家。有人說她像一彎新月，實則更像是蠶。中國地圖像桑葉，蠶則以桑葉為其營養而繁殖滋長。她的面積共為三十八萬二十餘方公里，與中國的四川省相當。　　日本境內，山嶽聳立，以本州的富士山主峰，為其國家精神的象徵。河流湍急，地殼脆弱而時有地震，所以養成勇敢進取而心胸偏狹的民族性。唯其氣候溫和，草木茂盛，景物宜人，有東方的瑞士之稱。　　日本的民族　　根據學者的考察，當中生代時，日本島嶼本和中國的東部及韓國相毗連，但至新生代的初期，亞洲東北部與美洲的西北部毗連之處，被海水沖斷而成為白令海峽；日本西部與亞洲東部的相接之處，也因地殼變動而陷落，成為日本海。　　日本列島與大陸斷絕後，在長時間中，恐即成為無人的荒島。據近代考古學家及人類學家研究，日本始有人跡，是在新石器時代的末期，距今約為三千年前。　　考察日本的民族，亦頗複雜，大致上可分三大系：　　一、舊蝦夷族：這是白種人，自亞洲西部，經西伯利亞，從庫　　二、通古斯族：原居亞洲西部，分先後三批移殖日本。第一批約與蝦夷族同時到達。第一、二兩批是零星的少數，第三批是大量的。一、二兩批稱出雲族，第三批稱為天孫族。天孫族藉武力與智力的優越，以大和地方為根基而經略列島，奠定了國家的基礎。此族即是日本民族的主幹，稱為大和民族，稱為原日本人（Proto Japanese）。　　三、其他的少數民族：這是到達較晚的外來移民，其中包括由南方渡海而去的印度支那（Indo-Chinese）、印度尼西亞族（Indo-Nesians）、尼格利他族（Negrito）、馬來亞族（Malayans），以及由中國本部經朝鮮半島去的漢族。日本史上，被稱為準人、熊襲、國棲、佐伯、八掬脛、肥人、飛鱔人等。就是指的這些民族，日本人喜稱之為『歸化人』。　　中國去的日本人　　由中國的史書中看，有個家喻戶曉的『徐福入海求仙藥』的故事，徐福受秦始皇派遣，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竟爾一去不返，不知所終。後來傳說，徐福到了日本，成了日本人的祖先，並且在日本也真有徐福的墓。但經近代學者的推想，徐福去日本的故事，未必實有其人，卻確有其事。他是中國人逃難避亂而向日本移民的象徵。西周之初，東周之末，中國內亂頻仍，人民不堪虐政的壓迫，相率而避難於日本，或經朝鮮半島而至日本。『徐福』為避秦始皇的暴政，所以藉神話傳說以說明史實。因此，根據近代學者研究，日本的出雲族，便是『秦』系的中國民族。　　中國秦系的移民，對日本文化的貢獻極大。他們多業蠶桑與絹織，聖德太子非常讚美他們開發日本經濟之功，嘆為『國家之寶』。他們後來因居邑封地而受姓的，有波多、波田、惟宗、時原、香登、高尾、已智、山材、櫻田、三林、長岡、奈良諸氏。　　漢人東渡者，據源光國大的日本史氏族志蕃別漢土條所載：文、凈野、武生、櫻野、古志、栗棲、高道、檜前、桑島、豐岡、下日佐等十一氏為漢高祖之後。又有漢靈帝的苗裔，坂上、文部谷、山口、大藏、池邊、木津、高田、井上、石村、高向等三十七氏。實則，華人之東渡而入籍日本者，歷代以來，已不知凡幾了。　　日本人的宗教　　日本古代，一如其他原始民族，宗教信仰是由自然神的崇拜而至祖神及英雄神的崇拜。他們崇信的自然神，包羅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禽獸蟲魚、宇宙萬象，均在崇敬之列，號稱八十萬神。其中以農神的崇拜，尤佔優勢。在鄉村之中，春季有豐作之祈願祭，秋季有收穫之感謝祭。　　同時，對於建立功勛的明君賢相，以及出類拔萃的英雄豪傑，他們也被視之為神。　　正因為把偉大的人物神格化了，日本各大族為了自我抬高自族的地位和出身，編造出種種祖先的神話傳說，並使各大族之間結合成為一個美麗的開國神話。　　據日本古代傳說，天地初開，有七神相傳，稱為神世七代。又生八大洲，最後生天照大神、　　月讀尊、素盞鳴尊。天照大神乃教民耕作、養蠶、紡織等業。天照大神之孫瓊瓊杵尊。又叫做天孫，天孫的後裔，便是天孫族；由素盞鳴尊自高原天逐降出雲，其後裔便是出雲族。大神賜天孫鏡、劍、玉之三種神寶，天孫即率其兒到日向地方建都立國，這就叫做天孫降臨。　　日本的第一位神武天皇，是天孫的重孫，故自有天皇之後，又分成兩大氏族，由神武天皇延續下來的後裔，稱為皇別氏族；由天孫直接延續的其他後裔，稱為神別氏族。於是，日本人在宗教神話的基礎上，便分裂為好多階級。天孫族至尊至貴而有與生俱來的優越感。　　他們的天照大神，乃是女性的日神，所以自稱為日本國，並以紅日作為他們國家的徽志。　　他們，敬畏神威而感謝神恩，古代的社會，是採用『祭政一致』的方式。天皇是政治領袖，也是宗教領袖。皇居即是神宮，天皇被視為神。這種情形，到了武家政治時代，一度中落，明治維新之時，又復抬頭而形成對外擴張的侵略勢力。第二次大戰結束，日本無條件投降，天皇才又回復成了人的身份。但是，日本民族對於天皇的敬信，由來已久，故仍未便廢除。可見其基於宗教信仰的力量，是何等的深遠。　　（二）日本佛教史的開始　　日本的歷史　　日本之有信史，是從聖德太子的時代開始。因為在此之前，日本尚無曆法，年　　代也無從記錄。到推古天皇十年（隋文帝仁壽二年，西紀六○二），始由百濟僧觀勒傳入曆書，於推古十二年甲子歲元月使用，這是中國劉宋文帝元嘉二十年，由何承天所創的元嘉歷。中國曆以干支記年，六十年為一元，二十一元（一千二百六十年）為一蔀。又按漢代的陰陽五行之說，相信每逢辛酉歲，國家必有大變革。推古天皇九年，即為辛酉，因而上溯一千二百六十年，定為神武天皇即位之年。實則此乃日本人的假定而已。　　推古天皇時代之前，日本確已有了文化。其文化之開始，即是前面所說，由秦漢的移民，輸入了中國的文化。故到聖德太子的時代，已知運用流行於中國大陸的儒釋思想。　　佛教的最初傳入，是在繼體天皇時代（西紀五○七─五三一），佛教的公開傳播，則自聖德太子肇始。所以我們介紹日本史，也從此時起步。　　時代的分期　　對日本佛教史的分期法，學者間偶有不同，大致則可分為七期：　　一、飛鳥時代：自欽明天皇至文武天皇期間（西紀五四○─七○七，因其建都於大和的飛鳥地方，故稱飛鳥時代。　　二、奈良時代：自元明天皇至光仁天皇，凡七帝約七十年間（西紀七○八─七八一），因建帝都於奈良，稱為奈良時代。　　三、平安時代：自桓武天皇至後鳥羽天皇，凡四百年間（西紀七八二─一一九七），因於延曆十　　三年（七九四），遷都至平安京，故稱平安時代。　　四、鎌倉時代：平安時代之末，皇朝勢力衰落，武人相爭，戰亂結果，由源賴朝統一全局，掌握實權，任命為征夷大將軍。於後鳥羽天皇建久三年（西紀一一九二），在鎌倉地方創設將軍幕府，開武家政治的端緒。直到後醍醐天皇元弘三年（西紀一三三三），北條高時滅亡為止。其間因以鎌倉為政治中心，故稱鎌倉時代。　　五、吉野及室町時代：後醍醐天皇，為欲收回政權，由於新田、楠、北畠等諸將之勤王，於元弘三年討滅了當時的『執權』北條高時，結束了鎌倉幕府。但又有足利尊氏，佔領鎌倉，起叛天皇，進入京都，另外擁立光明院。後醍醐天皇即奉神器，南遷至吉野地方，直到後龜山天皇於元中九年（西紀一三九二），同到京都，將神器傳交京都的後小松天皇，乃是日本史上的南北朝時代。南朝都於吉野。北朝的將軍幕府，開於京都之室町，故連稱之謂吉野室町時代。室町時代約經二百年，當其末葉，天下大亂，群雄割據，故又名為戰國時代。戰國之結束，是由於大名織田信長及其部屬豐臣秀吉，相繼平定而告統一，接著便是江戶時代的來臨。　　六、江戶時代：戰國之終，由於織田信長，次第勘平，再經豐臣秀吉，完成統一之局。但在秀吉死後，德川家康又起而滅掉秀吉之子，遂於後陽成天皇慶長五年（西紀一六○○），開幕府於江戶（今之東京），直到明治維新（西紀一八六八），凡二百六十餘年之間，稱為江戶時代。　　七、明治維新之後：德川幕府第十五代將軍慶喜，於孝明天皇慶應三年（西紀一八六七），將大政奉還朝廷，明治天皇祚位，頒詔王政復古。第二年開始維新運動，是為明治元年。經四十四載，明治歿，大正開始，至西紀一九二六年，大正崩而昭和繼位。明治迄今，不過百年，日本的進步，位居亞洲第一，足資吾人借鏡之處，實在很多。　　佛教初傳日本的年代　　比起中國，日本之有佛教，是很晚了。雖然，中國人之移民日本，周秦時代已經開始，佛教的傳入，最初也由於中國移民的攜帶，但要得著此一攜帶佛教去日本的消息，卻已晚在中國南梁的時代。　　根據皇圓撰選的扶桑略記一書，引用法華驗記的資料，繼體天皇即位十六年（梁武帝普通三年，西紀五二二）二月，漢人司馬達到日本，結草堂於大和國高市郡坂田原，安置佛像，皈依禮拜。此系移民日本的華人所信，尚未及於日本民間。但是，華人遷至日本，除了由大陸直接飄海而去的，尚有經朝鮮半島而東渡的。朝鮮之有佛教，比日本早了一百五十年。於是，凡從這兩地去的華人或韓人，均可能帶去佛教的信仰。先在他們自己人之間流行。繼而亦無形中為日本民間的若干人士所接受。由民間信仰，再影響到上流社會的思想。這是佛教傳日的一大主流。　　較前稍晚，根據日本書記所載，欽明天皇十三年（西紀五五二）十月，朝鮮半島的百濟國聖明王，遣臣姬氏達率怒唎斯致契等，奉獻釋迦佛金銅像一尊，以及幡幢、經論。並且述其功德：『是法於諸法中，最為殊勝，難解難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無量無邊福德果報，乃至成就無上菩提。譬如人懷隨意寶，遂所須用，盡依情；此法妙寶亦復然，祈願依情，無所乏。且夫遠自天竺，爰泊三韓，依教奉持，無不尊敬。由是百濟王臣明，謹遣陪臣怒唎斯致，奉傳帝國，流通畿內，果佛所記，我法東流。』　　這是佛教傳至日本的又一主流。日本學者習稱前一主流為私傳，後一主流為公傳。也就是民間傳入與政府傳入的分別。　　百濟王為何將佛教奉獻給日本，因為當時的朝鮮半島，共有三國，百濟孤出半島西南端，東南為新羅，北方為高句麗，而以百濟國小民寡，其南鄰任那，即為日本勢力範圍，故常乞助隔海的日本以求自保。百濟王對日皇稱臣納貢，佛教為當時中國大陸的顯學，百濟王以佛教奉獻日皇的心態，一如利瑪竇將西方科學介紹給中國。　　崇佛與排佛的爭持　　百濟王以盛情，將佛教奉獻日皇之後，倒為日皇惹上了麻煩。因在當時的天皇，雖有至尊的名位，卻未能有實權統治全國。全國分由神別、皇別、諸蕃等三大氏族相互角逐。在天皇左右，尤以神別氏族的物部氏、中臣氏及皇別氏族的蘇我氏，相爭最烈。物部氏為開國以來的門閥，世業將帥，富於保守思想；中臣氏乃神道教之僧侶，擁護舊有神道。蘇我氏系新興勢力，嘗辦理外來移民事務，與華人及韓人接觸，富有進步思想。佛教傳入，日皇大喜，但仍不能決定如何處置，便交群臣公議，因此，三大氏族，便自然地分成兩派主張。　　大臣蘇我稻目以為：『西方諸國，一皆禮之，豐秋日本，豈獨背也。』他是贊成禮佛的。　　大連物部尾輿及大夫中臣鐮子，乃持反對意見：『我國家之王天下者，恆以天地社稷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拜為事，方今改拜蕃神，恐致國神之怒。』　　兩派並峙，各不相上下。欽明天皇便將佛像賜蘇我氏，試行禮拜。蘇我稻目乃舍其向原之家為佛寺，稱向原寺，或以地在飛鳥村之豐浦，而稱豐浦寺。此為日本貴族奉佛之始，亦為其有佛寺之始。適值當時天花流行，物部尾輿及中臣鐮子即以為疫病之起，實敬佛所致，乃燒佛殿，並棄佛像於難波之掘江。可是災疫不息，復將佛像撈起，重建寺宇。　　經此一來，兩派仇恨愈深，鬥爭愈烈了。　　蘇我馬子與佛教　　繼欽明天皇而登極的是敏達天皇，以稻目之子蘇我馬子為大臣，任尾輿之子物部守屋為大連。他們兩人仍為佛教問題而起糾紛。敏達天皇十三年（西紀五八四）馬子經營佛堂，奉安佛像，並且迎奉僧尼，從播磨國（兵庫縣之一部）迎得來自高句麗的還俗沙門惠便，以及由惠便剃度的司馬達等之女名島，出家法號為善信尼，同時又由善信剃度的禪藏及惠善兩尼。此為日本之有出家眾之始。但此所說的司馬達等，恐系另一人，而非六十二年之前，由南梁去的那位司馬達，因為善信出家時，僅十一歲。但此三尼，均為中國或朝鮮的歸化人，不是日本人。　　蘇我馬子所供佛像為另由百濟輸入的彌勒像等兩尊，他於自邸之東築佛殿，屈請三尼，大會設齋。司馬達等於齋食之上感得佛舍利。獻與馬子。馬子益信，遂將石川地方的自宅，獻作精舍。敏達天皇十四年二月，建塔於大野丘之北，再度大會設齋，並將前得之佛舍利，藏於塔頂柱頭。　　然而，此時又有疫病流行，物部守屋及中臣鐮子之子中臣勝海，趁機上奏天皇：『何故不用臣言，疫病流行，國民將絕，恐及天皇陸下，豈非於蘇我與行佛法之所由耶？』天皇因之下詔，斷絕佛法。守屋即行焚燒寺塔，拋棄佛像，並迫馬予引渡善信等三尼，剝奪三尼法衣，禁錮于海石榴之街市，且遭鞭打之刑。至十四年六月，馬子再度奏准，請還三尼，造新精舍，奉事供養。　　到用明天皇即位，佛法開始興隆，因為天皇之母，即是馬子之妹，用明天皇二年（西紀五八七）卧病之時，召群臣議，欲捨身三寶。物部守屋、中臣勝海以為不可背國神而敬蕃神。蘇我馬子則引豐國法師入禁中，守屋愈為不快，即同到他河內國阿都地方的別墅去，顯示出形勢緊張，非同平常了。　　用明在位僅兩年即崩，當其將崩，有善信尼之兄（或弟）鞍部多須奈，奉皇命刻佛像建寺而行出家，號為德齋法師。多須奈出家之前的兒子鞍部止利，是個精巧的雕刻匠，被稱為鳥佛師，法隆寺金堂的本尊像以及其他好多佛像，均出於此人之手。　　用明崩後，為了皇位繼承，兩派終於引起了戰爭，結果蘇我氏勝利。馬子受用明之皇妹炊屋姬之命，討滅了為守屋及其支持而謀奪皇位的穴部惠皇子。當時年僅十四歲的廄戶皇子，也就是後來的聖德太子，亦參與了馬子討伐守屋的戰事，此到下面再說。　　馬子勝利，擁欽明天皇與蘇我氏女所生的第十二子即位，是為崇峻天皇。然而，蘇我氏得勢之後，雖然信佛，但以外戚而專權，崇峻即位，不過五年，即被馬子所弒，而由敏達天皇之後，即是用明天皇之妹炊屋姬，繼登大寶，稱為推古天皇。　　推古以前的日本佛教　　崇佛與排佛兩派的相抗，相當於中國隋代初期。崇佛派雖屢受挫折，但至敏達天皇時代，佛經佛像、律師禪師、比丘尼、咒禁師、造佛及建寺的工匠等，已相繼由百濟源源輸入日本。及至用明皇朝，物部氏滅亡，崇佛派的蘇我氏獨盛。討滅物部守屋之戰，實在非常吃力，由於馬子及廄戶皇子均系佛教徒，在進軍之際，廄戶皇子頭戴四天王像，並與馬子同作祈禱，願天佛相助，因之士氣大振。戰敗守屋之後，皇子建四天王寺於難波（大阪）的玉造地方，並以守屋之奴的半數及其舊宅，作為寺領產業。馬子也造法興寺于飛鳥地方。到了崇峻天皇元年，百濟遣來僧惠實等六人，以及寺工、爐盤工、畫工等數人。馬子也親向百濟僧問佛法。崇峻天皇亦於五年建造大法興寺。　　可見，在推古以前的士多年間，佛法已很受到重視，及推古女皇即位，她本人自幼夙信佛教　　，被她立為太子，也就是她的侄兒廄戶皇子，又是虔誠的佛子。故自推古開始，日本佛教遂達興隆狀態。　　（三）聖德太子與佛教之興隆　　廄戶皇子　　未成為太子之前，廄戶的全名是廄戶豐聰耳皇子，簡稱廄戶皇子，是用明天皇的長子。生於敏達天皇三年（西紀五七四），那正是中國的北周武帝下令滅佛的一年。他的母親是穴穗部間人皇后。當他的姑母推古天皇即位，便立為太子，攝理皇政。　　廄戶幼時，尊信佛法，聰敏睿智。十四歲時，便奉姑母之命，與蘇我馬子共同討伐排佛派的物部守屋。被立為太子之時。尚不過二十歲，嗣後擬政三十年之間，對於佛法之興隆、國政之創革，均為日本史上的開山鼻祖。日人敬之若聖若神的程度，大致則有類於中國儒家之推崇為成王攝政的周公相似。可惜其壽不永，薨時僅得四十九歲。　　聖德太子　　聖德之名，乃是後人追仰其豐功偉績而給的尊稱。當時的太子也有好多尊稱，例如聖王、法王、法大王、法主，或者單稱為王。又因他的所居而被稱為上宮太子。　　外戚蘇我馬子，雖然專橫一時，太子妃，也是蘇我氏之女，但到太子攝政，深知氏族社會的弊害，同時他對中國的文物制度，非常欽慕，所以著意經營，仿效改革。但因他與蘇我氏的關係　　太深，唯有弘揚佛法，才能達成改革的目的而又不致傷了蘇我氏的和氣。故於推古二年（西紀五九四，隋文帝開皇十四年） 二月，給大臣馬子頒下興隆三寶之詔。到了推古十一年十二月，制定紫、青、赤、黃、白、黑等六種冠位，糾正向來氏族的世襲制度，以臣、連、國造、伴造等的貴賤階級，如今所制的冠位，則屬於因有功勛的個人，而分等級，因此一掃氏族國家時代世襲門閥政治的弊端，開啟登用人材之門，以確立朝廷政治的權威。　　推古十二年四月，聖德太子又制定了憲法共十七條，以佛教的思想為精神的指導，用儒家的義理為政治的設施，采法家的原則為推行的方法。以期推行佛法，實施仁政，闡明君臣之義，宣示天皇神聖，暗斥當時豪族的跋扈欺君與禍國殃民。現在將其十七條憲法中的佛教思想介紹於下：　　憲法中的佛教思想　　憲法第二條條文：『篤敬三寶。三寶者佛法僧也。則四生之終歸，萬國之極宗。何世何人，非貴是法。人鮮尤惡，能教從之。其不歸三寶，何以直枉。』皈依三寶之功，能夠直曲杜枉；人雖或者向惡，若能教化得法，無不從善如流。教化之法寄於信仰的最高指導，唯有對於三寶的信仰，才是人間最高的指歸；不但是普天下的各國應以此為極高的指導原則，就是胎、卵、濕、化的四類眾生，若舍三寶，即無脫苦之門。大意如此，可見聖德太子對於三寶崇信之深切，可謂無以復加了。　　憲法第十條的條文：『絕忿棄瞋，不怒人違。人皆有心，心各有執。彼是則我非，我是則彼非。我必非聖，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詎能可定。相公賢愚，如鐶無端。是以彼人雖瞋；還恐我失。我獨雖得，從眾同舉。』這一條的內容及形式，都有點像四十二章經的格調，乃是運用佛法以訓勉人民從自家心地上做工夫的。其中的用詞遣句，也都在儘力採用佛典語彙，例如『絕忿棄瞋』、『人皆有心，心各有執』、『共是凡夫』等，均甚明顯。　　聖德太子之崇信佛教，並以歸敬三寶，實踐佛法而教國民，那是他的最高明處。他知道惟有以佛教信仰的啟發與自覺，人間始能達成真實和平的目的，以之對付氏族之弊，不過是其一端而已。　　據余又蓀的隋唐五代中日關係史的意見說：『太子提倡佛教，其所收之效果。大約言之，為（一）以佛教之教義而養成和平和睦之精神，導動亂之人心趨於正途。（二）接受佛教之文化以促進日本文化之發達。（三）當時日本停滯於氏族社會階段，每一氏族各信奉其氏神，形成分裂之現象。太子提倡佛教，超越各氏族氏神之上，使人民普遍信奉佛教，由信仰統一以促成國家統一。』　　佛教中心的飛鳥文化　　推古天皇都於奈良縣的飛鳥地方，文化史上稱為飛鳥時代。此一時代的中心人物是聖德太子，此一時代的中心文化是佛教文化。聖德太子雖對於當時中國大陸的各種學問：佛、儒、道、法與經籍史籍，無所不通，但他專註於佛教文化的推展，卻是事實。所以，　　當時的日本，是以佛教文化而放出燦爛的飛鳥文化。　　飛鳥時代的佛教事業非常之多，現舉其重要者介紹如下：　　一、創建寺院：聖德太子建有在大和地方的法隆學問寺、中宮尼寺、橘尼寺、池後尼寺、葛城尼寺，以及攝津的四天王寺、山城的蜂岳寺（亦名廣隆寺），此七寺最有名。尚有蘇我馬子所建的法興寺等好幾個寺。到推古晚年時，計有寺院四十六所，僧侶二千三百八十五人。在這些寺院之中。以今之大阪的四天王寺及奈良縣的法隆學問寺最有名。四天王寺的興建緣起已如前述。法隆寺的用意在於興隆佛法。為建此寺，除了日本工匠之外，特向百濟招來寺工、瓦工、雕刻工、畫師等，大陸佛教藝術的輸入，一時達於鼎盛。其中以法隆寺的建築，日人稱為現存世界的最古木造建築物。原物系推古天皇十五年所建，但可能會被火燒一次而於元明天皇和銅年間（西紀七○八──七一四）重建，縱然如此，距今也有一千兩百五十多年的歷史了。　　二、講經制疏：聖德太子深達佛理，故於推古十四年秋，受天皇之請而講勝鬘夫人經三日。其次又於岡本宮講贊法華經，頗得天皇嘉許，而將播磨國之水田百町施太子，太子轉施法隆寺。太子說法時，於俗服之上加著袈裟，宛如沙門，而以優婆塞之身份自居。唯僅以三日的時間，講完勝鬘經，其簡略可知。太子選擇勝鬘經，是因此經是敘述一位皈依釋尊的女性菩薩勝鬘夫人；推古天皇為女性，日本開國神話中的天照大神，也是女性的太陽神，此可謂觀機逗教之舉。至於　　法華經，乃為中國佛教家譽為經中之王的一部重要經典，會三歸一，暢佛陀的本懷，示佛教的極致。中國的天台智者大師，也正好活動在這個時代，此真所謂：『東海有聖人出也，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聖人出也，此心同此理同。』　　聖德太子不但講經，並且為經制疏。他作有法華義疏四卷、勝鬘疏一卷、維摩義疏二卷，合稱謂『上宮御制疏』。此為日本最早的佛教著述，就中的太子親筆草本法華義疏四卷，現仍存於日本的皇宮，視為傳國之寶。　　三、對外交通：推古之世，太子的政治建設是在休養生息的原則下完成的，對內對外，皆不主張用兵。尤其對外政策，願以不亢不卑的對等地位，與中國接觸，並盡量吸收中國的文化，以助長日本的進步。從中日交通史上看，推古之世，遣使入隋，先後計有四次。初次是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即推古八年，第二次為隋煬帝大業三年，即推古十五年，第三次為大業四年，第四次為大業十年。第一次在日史無記載，而見於中國的隋書倭國傳。自第二次起，日本派遣了大批通曉中國文化的學者來中國留學，例如隋書倭國傳中說：『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天皇的日本讀音）遣使朝貢，使者曰：「聞西海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使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這就是使臣小野妹子及其所帶的一批人員。其中有名的有八人：倭灌直福音、奈羅譯語惠明、高向漢人玄理、新漢人大國、學問僧新漢人日文、南淵漢人請安、志賀漢人惠隱、新漢人廣齊。這些人的頭上兩字如奈羅、高向、南淵、志賀，都是地名，漢人是指研究漢學的人，下面兩字才是名字。他們到了中國，留學時間極長，都在十五年至三十二年之間。直至唐有天下，他們才回日本。將其所學，建設日本。比如學問僧日文，文化革新時被任國博士，且舉為僧官的十師之一。　　當然，除了遣使入隋之外，對於朝鮮半島的往還，更加密切，故有惠慈、惠聰、惠觀、觀勒、曇徵等沙門，先後自半島赴日，傳播佛法。因此，又藉這些朝鮮半島的沙門為媒介，將盛行於中國南北各地的佛教及其他文化如天文、地理、方術、曆書，介紹到了日本。試看聖德太子在未遣使入唐之時，所講所疏的三部佛經、勝鬘經，是劉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西紀四三五）自印度到江南揚都的求那跋陀羅，譯于丹陽；法華及維摩二經，是姚秦弘始三年（西紀四○一）到長安的鳩摩羅什所譯。勝鬘出於南方，法華、維摩出於北方。以此可見，到了飛鳥時代，盛行於中國南北朝時代的佛典，日本都已由朝鮮半島輸入了日本。不過，尚有一個事實，我們切不要忽略了，那就是直接由中國大陸移民而去的中國人，也是主要的文化使臣。　　僧官及僧尼令　　由於政府提倡佛教的信仰，寺院及僧尼數目日增。推古天皇三十二年（西紀六二四），已有寺院四十六座，僧八百十六人，尼五百六十九人。天武天皇九年（西紀六八一）之敕中，有『京內二十四寺』之語，以此可以推知飛鳥京都的佛教盛況。持統天皇四年（西紀六九○），於七大寺作夏安居的僧數，竟達三千三百六十三人。　　僧尼人數激增的結果，必有流弊發生，是以在推古三十二年，開始設立僧官制度。僧官分為僧正、僧都、法頭的三等。迄大化革新之際（六四五──六四九），又選十師任命為僧官。於天武天皇二年（西紀六七四），成立三綱之施設，即以僧正、僧都、律師，稱為僧綱。養老六年（西紀七二二）以後，置僧綱所於藥師寺。各寺亦設三綱，即為寺主、上座、都維那。僧尼本有戒律制裁，但到養老年間。朝廷所頒的養老律令之中，即有專門為僧尼而制的二十七條，稱為僧尼令，將僧尼納入政府法令的管束之下。它的隸屬系統，由上至下是：治部省──玄蕃寮──僧綱──三綱──僧尼。　　初期佛教的思想　　我們在未結束本章之前，應了解一下初期的日本佛教，其思想狀態究竟如何？　　此所謂初期，是指奈良時代以前的飛鳥時代。　　由於日本早期已有他們自己的風俗習慣及神祇的信仰，所以，佛教雖為日本接受，卻已和印度及中國所行者略有不同，此即日本化的佛教或佛教化的日本之特色，此與以後的發展頗有關係。　　聖德太子深信佛法，但他卻於推古十五年，頒發祭祀神祇之詔，信佛崇佛，仍不廢日本古來的諸神崇拜。太子親率群臣，祭祀諸神。以作國民的示範。此在日本學者，以為是獨立性的文化自主的表現，實則是為適應當時民間的要求而行的權巧方便。　　由於祀神的舊習俗，初期的日本佛教，特重助德之祈禱，史家稱之為祈禱佛教。　　物部氏滅亡之後，蘇我氏在政治上的勢力很大，待蘇我氏滅後，由孝德天皇即位（西紀六四五），繼聖德太子的餘緒而革新政治，稱為大化（年號）革新。在佛教方面，自推古十四年以來，規定各寺於每年四月八日及七月十五日設齋會，即是浴佛會及盂蘭盆會，這種儀禮的形式，頗合日人的口味。　　當時盛行的佛經有金光明經、法華經、仁王般若經、金剛般若經、藥師經、觀音經等，他們不求明白經義，只期藉咒願力而延長壽命、消災、愈病、祈雨、護國，他們仍以求神的心情奉佛，祈得現實生活的平安與如意。　　其對凈土之信仰，也有可述者，古代日本對於墓窟的建築，非常講究。由古墓的發掘，見其凡為人間的生活所需之衣食器物，墓中一應俱全，尚有家畜家禽及僕從奴婢的土製偶像。此系認為墓窟即是死人的國度。但至大化革新之際。鼓勵薄葬，代之而起的是沙門道昭隨佛教的輸入，而帶去的火葬法。此時佛教的凈土思想，已為日本人所接受，取代了墓窟思想。在日本人看凈土，乃墓窟世界的升華。接著，為求冥福，乃改原先的建墓思想而為熱烈地建築佛教的寺院。他們的建寺心理，有同中國人的修建宗祠。例如推古天皇二年，諸臣連（官階）等，各為酬報君親之恩　　而建佛舍，又如葛城氏的葛城寺、秦氏的廣隆寺、藤原氏的山階寺（即興福寺）、紀氏的紀寺，都可說明這一傾向。故而直到近世，日本之信佛與奉神，並行而不衝突，寺院及神社，也互通生氣。日本佛教史上之有僧兵、一揆（匪類）之戰禍殺伐，皆為其他佛教地區之所絕無。原因在於日本初期的佛教思想之中，即混有日本神道教的成分了。　　由於信仰佛教而著重現實生活的祈禱，故至文武天皇時代（西紀六九七──七○七），有一位叫做役君小角的人出現，這是一個道教化的佛教人物，他能役使鬼神，為之採薪汲水，若不用命，即以咒術縛之。他誦的有密教所博的孔雀明王經神咒，他雖與道教關係密切，後世稱之為『修驗道』或山嶽宗教的鼻祖，將之列為日本密教的一個旁支。　　二、奈良時代　　（一）古京六宗　　何謂古京六宗　　所謂古京，乃後世史家為便利，以古京平城京與新京平安京，兩相對稱而立。奈良時代定都於平城京，後人稱為古京。奈良時代的佛教，主要宗派的建立，共有六家，所以稱為古京六宗。　　所謂六宗，即是：三論宗、成實宗、法相宗、俱舍宗、律宗、華嚴宗。其實，成實及俱舍兩個小乘宗，是附屬於三論及法相兩個大乘宗而輸入，後來也無何發展，故被稱為『寓宗』。以此六宗而對後起於新京的天台及真言兩宗，顯出全部日本佛教的源頭，除了禪宗之外，取自中國佛教的財富，均盡於此了。　　現將日人橋川正所著概說日本佛教史第四章，所列古京六宗的一表，抄下參考：　　俱舍宗──有宗──┐　　　　　　　　　　　├─寓　宗──┐　　成實宗──空宗──┘　　　　　　├─小　乘──┐　　律　宗────────獨立宗──┘　　　　　　│　　法相宗──有宗──┐　　　　　　　　　　　　　├顯　教　　　　　　　　　　　├─　三乘教　─┐　　　　　│　　三論宗──空宗──┘　（權大乘）　├─大　乘─┘　　華嚴宗──緣起論宗──　一乘教　─┘　　　　　　　　　　　　　（實大乘）　　此表所標大小權實的立論，是根據凝然大德八宗綱要的觀點。凝然是華嚴宗的人，所以這是賢首教的判教法。　　一、三論宗：日本的三論宗，最初是由高句麗沙門惠觀，於推古天皇三十三年傳入。此人曾　　來中國，親近嘉祥寺的吉藏大師，學習三論宗。後奉高句麗王之命，派到日本，住元興寺盛弘三論。於大化二年（西紀六四六），奉敕在宮中講三論。並創建井上寺於後河內。門下俊才頗多，著名者有福亮、慧輪、慧師、智藏、僧旻等人。實則於推古十年去日本的百濟沙門觀勒，也是三論法匠，但他未事弘通，所以日本以惠觀為三論宗初祖。　　惠觀門下的福亮，祖籍中國江南，是歸化了日本的出家人。他學三論，兼通法相，又到中國研究三論奧義。返日之後，住元興寺，任僧正。大化元年被選為僧官的十師之一。　　此後，智藏與道慈，也入唐學三論。智藏本是福亮的俗家兒子，於天智天皇時代（西紀六六二──六七一）入唐，依吉藏大師學。持統天皇之世（西紀六八七──六九六）返日，住法隆寺，宣講三論，為三論宗的第二傳。　　道慈是智藏的弟子，于大寶元年（西紀七○一，則天武后大足元年）入唐，通學六宗，但以三論的根柢而師事吉藏之法孫元康。養老二年（西紀七一八，唐玄宗開元六年）返日住大安寺，為三論宗第三傳。此人風格清高，長屋王（高市皇子的長子）招赴詩宴，他固辭不往，並謂：『僧既方外之身，何煩入宮赴宴。』他頗不滿當時僧風，著有愚志一卷，惜已不傳。　　智藏門下尚有智光及禮光二人，頗崇西方凈土，同住元興寺。智光的著述很多，除了現存的凈名玄論略述四卷及般若心經述義一卷之外，尚有已失傳的大般若經疏二十卷、法華文述記五卷、凈土論釋五卷、盂蘭盆經疏、中觀疏記等。所以這是一位奈良時代有數的三論學者。　　道慈之後，尚有善議、安澄、勒操等次第相傳。智光之後，則有靈睿及葯寶、願曉等，燈燈互傳。前者稱為大安寺流，後者稱為元興寺流。　　從大體上說，奈良時代以前，是以三論宗為佛教義學的主流。進入奈良時代，則為法相宗的全盛時期。至奈良末葉，三論宗已非常衰微了。　　二、法相宗：法相宗的傳日，是由入唐留學於玄奘門下的道昭之功。當時玄奘自印度及西域諸國遊歷歸來，德望重於一時，門第三千，七十賢士，上足四人。玄奘所傳唯識法相，乃當時最新的佛教思想。道昭於孝德天皇白雉四年（西紀六五三年，唐高宗永徽四年）入唐之際，正逢其盛。但是，道昭非僅一介義學沙門而已，他約於齊明天皇七年（西紀六六一）歸日之後，建禪院於元興寺之東南而住，收藏了許多經論。同時儘力於社會公益專業，周遊全境，於路傍穿井，於河口設船及造橋。文武天皇四年（西紀六七六）三月，世壽七十二歲示寂，是為法相宗初傳。　　法相宗的二傳是智通及智達，於齊明天皇四年（西紀六五八）奉敕入唐，與道昭同學於玄奘門下，又學於窺基座下。智通返日後，於大和國創觀音寺，盛弘法相。　　智通入唐後的四十五年，又有智鳳、智鸞、智雄，于大寶三年（西紀七○四）奉敕入唐，師事中國相宗的三祖朴楊智周，合此三人為法相宗的第三傳。　　智鳳門下出有一位智德兼備的大弟子義淵，他創有龍蓋、龍門、龍福、龍泉、龍象等五寺。大寶三年任僧正，被尊為一代耆宿。聖武天皇因尊其學德，乃賜姓岡連，而改其原有俗姓的市往氏，並以其兄弟承傳此姓。　　義淵門下龍象爭榮，其中以玄昉、行基、良敏、宣教、行達、隆尊、良辨等最為有名。世稱為淵門七上足。若以三論宗的道慈列入，則為八上足，因為道慈亦嘗學法相於義淵座下。　　玄昉於養老元年（西紀七一七，唐玄宗開元五年）入唐，也是學法相於智周之門。唐玄宗深愛其才，准三品位，賜紫袈裟。於天平七年（西紀七三五）歸日，攜回經論五千餘卷，藏於興福寺。是為法相宗的第四傳。　　以上相宗共分四次傳日，一二兩次，稱為南寺傳，即是元興寺傳，亦稱為飛鳥傳；三四兩次，稱為北寺傳，即是興福寺傳，又稱為卸笠傳。考察其源頭。南寺傳是受學於玄奘，北寺傳則汲流自智周，故其思想有所出入。但在南北兩寺之間，另有一派的相宗傳承，即是藥師寺、東大寺、西大寺。　　奈良時代的相宗著名學者有很多。行基門下出有法海、行信、勝虞。勝虞門下出有源仁、慈寶、泰演、守印、護命等人。玄昉門下出有慈訓、善珠、行賀、常騰等人。除此兩人之門，義淵之下的另外高弟所傳者，亦出有神睿、玄賓、賢憬、修圓、德一等人。可見奈良時代的相宗學者　　，幾已為北寺派所包辦了。　　尚有可述者，以上各人之中，以護命及善珠二人的著作最多。神睿則與三論宗的道慈，並稱為教界的二大人物。護命及德一兩人，又是與天台宗最澄論戰的兩大論敵。總之，法相宗在奈良時代，人才輩出，形成了當時佛教思想的最大主流。　　三、四、成實宗及俱舍宗：成實宗是依成實論而得名，它在日本未嘗獨立成派，而是附屬於三論宗下的。天武天皇時代（西紀六七三——六八五），百濟沙門道藏，造有成實論疏十六卷。凝然之時（西紀一二三九——一三二一），尚見到此書，但在日本史上，專門學成實的人，實在太少了。往往是由三論學者附帶研究的。　　俱舍宗何時輸日，不得確知，大概是隨同著法相宗的道昭返日而附帶去的了。但是俱舍要比成實的情況較好，例如護命及明詮，都是俱舍學者，尤其護命，他承新羅的智平之說，主張『有為法體不生滅』之義，而與其他各人所主張的『有為法體生滅』之說相異。俱舍雖為法相的寓宗，但它卻被視為佛教的基礎學問，故學習的人亦較多。古來以東大寺為俱舍宗的根本道場。　　五、華嚴宗：華嚴宗初傳日本，是在聖武天皇天平八年（西紀七三六，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由唐僧道璇首先帶去了華嚴章疏，但他並未弘揚。當時有良辨，曾受道璇之教，至天平十二年十月，良辨始請了一位來自新羅的審祥法師，開講晉譯的六十華嚴。他曾入唐親從法藏大師受學，故系根據法藏所著的探玄記，連續講了三年，並集京師大德十六人為其聽眾。因此，日本即以審祥為華嚴初祖，良辨為二祖。　　良辨門下出有實忠、安寬、鏡忍等，而以實忠為三祖，等定為四祖。聖武天皇天平二十一年，敕諸寺講說經論之際，因以華嚴經為本，並敕東大寺為華嚴本寺而稱為華嚴寺。聖武天皇極重華嚴，乃以華嚴思想而實現其政教一致的理想。故而華嚴宗在當時，已佔有帝王宗教之地位。　　六、律宗：一般均以唐僧鑒真赴日，為日本律宗之始，實則前述之善信尼，嘗赴百濟受戒；推古天皇之世，亦有百濟律師抵日。天武天皇時代，更有沙門道光，奉敕入唐學習律藏，返日後奉敕作有『四分律抄撰錄文』一卷。天平八年，道璇至日，亦攜有律宗章疏，並在其駐錫的大安寺，講『行事鈔』，這是戒律思想的顯著流布。道璇門下的善俊，也是明律之名匠。不過，到此為止，雖有戒律之講學，卻尚未能設置戒壇，未能如法如律以三師七證正式受戒。結界、登壇、受具的傳戒大法，則有待於鑒真律師的努力。　　鑒真律師　　鑒真律師是揚州江陽縣人，十四歲時隨父入大雲寺，見佛像，受感動而求父親許他出家。唐中宗神龍元年，依道岸律師受菩薩戒，景龍元年至長安。次年，受具足戒於西京的實際寺。嗣後即巡遊南京，究學三藏。回到揚州，開始弘律，聲動江淮之間。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道岸的傳人義威律師入寂後，他即以四十六歲的盛年，被許為天下授戒大師。據其弟子思托的　　『唐大和尚東征傳』載，當時的鑒真，已前後講大律及疏四十遍，律抄七十遍，輕重儀十遍，羯磨疏十遍。而在講律傳戒期間，興建寺院僧舍，供僧十萬眾，造像不知其數。　　到了五十五歲那年，發起赴日之願。系由於當時隨使來華的兩位日僧榮睿及普遍，懇請他『東遊興化』。他問眾中何人願去？眾人默然。唯有他的高弟子祥彥，竟持反對意見，認為大海難渡，去者『百無一至，性命難存。』於是，鑒真拍案而稱：『是為法事。何惜生命，諸人不去，唯我即去。』祥彥聽了也說：『大和尚若去，彥亦隨去。』因此，紛紛表示相同意願者，共二十一人。　　可是，要去日本，真不容易，先後六次，歷十一年，五次失敗，第六次才如願以償。前五次不是被官方發覺，阻留不放，便是在海中遇風，船破折回。其中最艱難的是天寶七年的第五次，乘船漂至海南島的南端，他再由廣西、廣東一路傳戒向北。可是，由於旅途勞頓以及水土不服，為他而滯留中國多年的日僧榮睿，病死在梧州；常隨弟子祥彥，也病死在吉州的船上；他自己在韶州，因瘴患眼，而被一個外國庸醫，誤治成雙目失明。在他整個赴日的行程之中，總計有三十六個比丘先後死亡，道俗二百多人中途退出，唯有另一日僧普遍及鑒真的弟子思托，自始至終，追隨著他而同到日本。　　唐文宗天寶十二年，第六次出發，仍系隨著日本遣唐使返航日本而偷渡出境，經過三十四天海程，終於十二月二十日到達日本的鹿兒島南端。這次隨同鑒真赴日的，尚有他的親信弟子二十三人，中有智首等三位女尼及三位胡僧。他也帶去了大批的法物，其中有佛肉舍利三千粒，佛像一批，金字華嚴經八十卷，大佛名經十六卷，金字大品經一部，大集經一部，南本涅槃經四十卷，四分律六十卷，法勵的四分疏五本各十卷，光統的四分疏百廿紙，鏡中記二本，智首的菩薩戒五卷，靈溪釋子的菩薩戒疏二卷，定賓的飾宗義記九卷及補飾宗記一卷，戒疏二本各一卷，觀音寺高律師的義記二本十卷，南山的含注戒本一卷及疏，行事鈔五本，羯磨疏等二本，懷素的戒本疏四卷，大覺的批記十四卷，音訓二本，比丘尼傳二本四卷，玄奘的真本西域記一本十二卷，南山的關中創開戒壇圖經一卷，次第禪門十一卷，天台的止觀、玄義、文句各十卷，四教儀十二卷，行法華懺法一卷，小止觀一卷，六妙門一卷，明了論一卷，以及王右軍的真跡行書一帖，王獻之的真跡行書三帖等。　　開壇傳戒　　鑒真律師到日本時，已六十六歲了，但他在日本所受的殊榮，也是空前的。可以說他是受到了日本朝野舉國的歡迎和崇仰。他在至日後的第二年二月一日到了難波（今之大阪）港，唐僧崇道等先已在恭迎。第三天，大納言正二位藤原朝臣仲麻呂，遣使奉迎，親來拜謁的日本高僧有三十多位。二月四日入京都，聖武天皇派正四位上安宿王，親到羅城門外慰迎，安置於東大寺。二月五日，日本宰相、右大臣、大納言以下高官百餘人，親來禮拜問訊。並由天皇派遣剛　　由中國歸國不久的遣唐使吉備真備為朝臣敕使，傳達天皇口詔：『大德和尚，遠涉滄波，來投此國，誠副朕意，喜慰無喻。朕造此東大寺經十餘年，欲立戒壇，傳授戒律，自有此心，日夜未忘。今諸大德遠來傳戒，冥契朕意，自今以後，授戒傳律，一任大和尚。』過了幾天，聖武天皇又封鑒真為傳燈大法師。　　聖武天皇於唐天寶八年讓位，成為上皇，自稱沙彌勝滿。於天寶十三年（西紀七五四），日本孝謙女皇天平勝寶六年四月，在東大寺大佛殿而建立日本的第一座戒壇，登壇受戒的第一個人，即是聖武上皇，接著皇后、皇太子等求受菩薩戒者四百四十餘人，舍舊所受戒而再稟具的亦八十餘人。此後即於大佛殿之西，設戒壇院，重疊三層，以表菩薩的三聚凈戒。　　考察鑒真所傳的戒律思想，他是站在四分律分通大乘的立場，兼南弘山及相部二宗的。自此，日本除東大寺外，尚於西國觀音寺（太宰府）及東國藥師寺（下野），各設戒壇一座，合稱為天下三戒壇，舉行傳戒。唯其東大寺准『中國』（佛法盛行地）方式，以十師傳授，觀音寺則准邊地（佛法微弱區）授戒法，以五人僧傳授。　　鑒真律師在日本弘律十年之後，即於天平寶字七年 （西紀七六三）五月，以七十七歲高齡示寂。初五年住東大寺，後五年住於他自建唐招提寺。他也精通醫藥，故對日本醫藥知識的貢獻亦至大。鑒真赴日之際，正是華嚴宗在奈良盛大之世，華嚴開啟理想之境域，戒律指導生活之規範，　　相得益彰。　　（二）東大寺與國分寺　　聖武天皇與東大寺　　聖武天皇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熱心於佛教事業之推展，並以佛教思想來建設他的國政。當他即位之時，度僧三千，並請六百僧人於宮中轉讀大般若經。基於佛教慈悲精神而行大赦、禁屠宰、免稅、施藥、施米，以利人民及於含生。　　東大寺之建造，先後費時達十年，自天平十五年，敕諸國募化，為大殿奠基，至天平勝寶四年，始行落成。聖武上皇親率孝謙天皇及文武百官，蒞寺為大佛開光。請自天竺來的婆羅門僧正菩提遷那為導師，道璇為咒願師。此次法會之盛大，佛法東渡以來，前所未有。　　東大寺的偉大處，是在建築工程之庄麗。大佛殿的規模，重疊四層，四面各十一間（兩柱之間的間隔），建坪一千三百五十坪，高十五丈六尺。南中門外，尚有兩座高三十二丈的七層塔婆，東西對峙。再看殿內的佛像，本尊毗盧遮那銅像，曾經八度改鑄始完成，像高五丈三尺五寸，鎔銅七十三萬九千五百六十一斤，煉金一萬四百三十六兩。脅侍為各高三丈的二臂如意輪觀音坐像及二臂虛空藏菩薩坐像，分列本尊的東西兩側。此寺被稱為四聖建立，那就是由於聖武天皇的心愿，行基菩薩的勸化，良辨為之開基，菩提遷那為其導師。　　東大寺與國分寺　　考察聖武天皇創建東大寺的用心，實為受華嚴思想的啟示，以此作為其理想政治的象徵。他以東大寺為日本帝國的中心道場，令諸封國各建國分寺，為此中心的附屬。　　華嚴教系的梵網經中說：『我今盧舍那，方坐蓮華台；周匝千華上，復現千釋迦；一華百億國，一國一釋迦。』盧舍那佛即是毗盧遮那佛的同名異譯，他是本尊，釋迦是本尊的化身，化身屬於本尊。因此，聖武天皇以東大寺象徵國都，以東大寺的本尊象徵天皇；以國分寺象徵諸國，以國分寺的釋迦象徵各國的國司；以百億釋迦象徵各國的人民。因此，可用一表對照說明：　　┌理想……盧舍那佛→千華大釋迦→百億小釋迦　　└現實……天皇→諸國的國司→人民　　國分寺的建立　　講到國分寺的出現，先要介紹金光明經。自從天武、持統、文武天皇等歷朝以來，盛講之金光明經，為西涼曇無讖的四卷譯本，至聖武天皇時則用唐義凈的十卷譯本，叫做金光明最勝王經。聖武天皇神龜五年（西紀七二八），書寫金字最勝王經六十四部，每國頒一部，並令轉誦，祈禱國家之平安。這是開創國分寺的預備工作之第一步。　　天平九年，全國天花流行，為求禳災，為求福國利民，令各國各造釋迦丈六像一尊，並寫大般若經一部，這是第二步。　　天平十國，令各國各造金光明四天王護國寺（僧寺）及法華滅罪寺（尼寺）一座，各寫金光明最　　勝王經及法華經一部，分置僧尼二寺。並令各造七重塔一座，安置天皇所頒的金字最勝王經。至天平十三年，便詔以僧尼二寺而建立國分寺。僧寺住二十人，封戶五十戶，施水田十町；尼寺住十人，施水田十町。僧尼每月八日必須誦最勝王經，每半月行誦戒羯磨，每月六齋日，禁止國人漁獵屠宰。於是，完成了佛化政治的理想。　　思想源流　　東大寺及國分寺的模式，乃是來自中國。推古之後，日本渴慕逆移殖學習中國文化制度，不遺餘力，佛法則是其最大的一環。隋唐時代的中國，佛教發展，如日中天，寺院之建築，亦極輝煌。現在列舉數端如下：　　一、隋文帝仁壽元年（西紀六○一），雍州以下三十州，各建塔以分置舍利。（廣弘明集）　　二、則天武后天授元年（西紀六九○），武后詔於東西兩京及天下諸州，各建大雲寺一座。（唐會要、資治通鑒）此乃根據大雲經的經名為寺名。聖武天皇則亦以光明經護國及法華經滅罪為寺號。　　三、唐中宗神龍元年（西紀七○五），於諸州置佛道二教寺觀各一，佛教為中興寺，道教為中與觀。同三年，改中興之名為龍興。（舊唐書中宗本紀）　　四、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西紀七三三），令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號龍興寺及開元寺，並將武后時的大雲寺改為開元寺。（佛祖統紀、釋氏稽古略）　　可見，聖武天皇的國分寺，淵源於隋唐，而非別出心裁。再說大佛像的鑄造，也是學自中國的風尚。例如唐高宗自咸亨三年（西紀六七二）開始，歷時三年多，在東都洛陽之龍門，造立了一尊盧舍那佛石像，身高八十五尺，脅侍二菩薩像，亦高七十尺。此後，又有則天武后，於久視元年（西紀七○○）發願在洛陽北邙山的白司坂，造大銅佛。中宗神龍之初，加以修繕，而告竣工。　　（三）奈良佛教的文化及其利弊　　慈善事業　　奈良佛教的可貴處很多，慈善則是其一。於元正天皇養老七年（西紀七二三），在興福寺內設施藥及悲田二院。這要追溯到聖德太子的福田事業，他曾於四天王寺設置敬田、悲田、療病、施藥等四院。敬田是寺院的三寶部份，即是人民歸敬三寶的道場；悲田是貧窮孤獨者的救濟所，為養老院及孤兒院的性質；療病及施藥，是公共衛生設施。聖德太子除令人民篤敬三寶之外，並設悲田、療病、施藥之三院，乃國家之大基，教法之最要。由此發展而有了奈良時代的慈善事業。　　天平二年（西紀七三○）四月，聖武天皇的光明皇后，將她宮職的經費，節省下來，設置施藥院，又置悲田院以濟貧病之輩。被皇后親身洗滌療養的癩病患者，亦達千人之眾。這種慈愛精神，史家傳為美談。她的女兒孝謙天皇，也繼母后遺志，於天平寶字元年，為了救濟貧病之徒，以墾田一百町，永遠撥給興福寺的施藥院。　　同時，自飛鳥時代以來，佛教沙門，多精醫術。例如：法蓮以醫道濟民而於養老五年接受褒獎；鑒真律師亦精醫藥，雖已雙目失明，仍以鼻嗅辨別葯種，而為日本漢醫仰為其祖。聖武天皇臨崩之際，受詔入內寢的看病禪師，達一百二十六人。佛教重視醫藥，乃基於當時盛行的梵網經中所說：『看病福田，第一福田』而來。　　一般的公益事業　　從事公益事業者，有三位代表人物。一是法相宗的道昭，他巡錫全國，在人多之處及交通要道之傍，穿了很多井，造了很多橋。　　另一位是行基菩薩，他和他的弟子，比道昭做的公益事業更多，遊行全國，造橋築堤，修路架屋，開發水利，而且工程浩大，非同小可。例如：木津川的泉大橋、淀川的山崎橋。又於攝津都西郡的比賣島崛川，開了一條長六百丈，廣八十丈，深六丈五尺的大港。又設布施屋於各交通要口，供給沒有川資的旅人住宿。行基的事業，實在感人，他一生中，除了公益，尚設立道場四十九所。　　還有一位是和氣法均尼，她是和氣清麻呂之姊，俗名廣蟲。當時孝謙天皇因沙門道鏡事件而出家為尼，廣蟲侍伴孝謙天皇出家，法名叫做法均。她也做了好多感人的事。天平寶字年間，有藤原仲麻呂（惠美押勝）之亂，平定之後，其黨徒三百七十五人，當處斬刑，由於法均尼向天皇乞諫而減處流刑。亂後天下發生大饑饉，人民多有將幼兒拋棄而不能顧的，法均尼派人收養者，達八十三個。　　教育的普及　　談到教育，又要說到聖德太子，他以法隆寺為研究佛法的學問寺，即是寺院中的教育機構。日本的學校教育，實即以此為發源。推古天皇十六年，隨使臣小野妹子來華者之中，即有四位學問僧及四個學生。其中的學問僧日文及高向玄理，到了大化革新時，被任為國博士；另一學問僧請安，返日之後，則成為中大兄皇子（即後來的天智天皇）的老師，教授周公孔子之教。可見當時的學問僧，乃是兼通內典與外學的。　　根據佛教思想而發展教育的人，則為吉備真備。他於靈龜二年（西紀七一六，唐玄宗開元四年）入唐留學，天平七年（西紀七三五）返日。他是大政治家，也是大教育家，甚至有人說他是日本的倉頡，日文由他發明，此固不足採信。但他設立教授內學及外典的『二教院』，雖是由推古時代的學問寺發展而來，卻將日本的學校教育，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另有一位大納言石上宅嗣，他於寶龜十一年（西紀七八○）出家，法名梵行，舍其舊宅為阿閦寺。在此寺之一隅，別設芸亭院，陳列內外興的各種圖書，公開由人閱覽。此乃是以佛教為中心的日本第一所公共圖書館。　　可惜，以上的二教院及芸亭院的遺迹，今已不明其所了。　　文學與美術　　此時的日本文學，是以漢文學為主，以漢詩為盛。由於聖武天皇的提倡獎勵漢文學，例如他親自抄錄隋唐人的作品中，又多系佛教文學──王居士的詩，真觀法師的頌、詩、贊、奉請文，釋靈實的贊、雜文、祭文，釋僧亮的詩等。所以日本在此期間的佛教詩歌，也有不少，例如作於天平勝寶年間的『佛足石歌』最有名，共有二十一首。又如智藏、辨正、道慈、道融等四人的詩，則匯於詩集『懷風藻』中，尤以道慈最為能手。　　再說美術，當聖德太子薨後，其妃橘大郎女，為追懷太子而刺繡帷帳兩幅，描寫太子所期往生的佛國凈土的情形，後世稱此為天壽國綉帳，或稱為天壽國曼荼羅，這是合刺繡與繪畫而為一的佛教美術。　　由於中國美術品及美術家的不斷輸入，奈良時代的日本美術，較前代已有長足的進步。在雕刻方面，以東大寺法華堂的日光、月光二菩薩像，以及同寺戒壇院的四天王像，最為有名。在繪畫方面，則以藥師寺所傳的吉祥天女圖，最為有名。　　政教混同的弊端　　所謂奈良文化，其最大的功勞者乃是聖武天皇。他以保護佛教作為推行政治的建設，所以有天平文化之稱。但是，聖武天皇的目的，是在政教合一，故他讓位之時，即自號為沙彌。此後他的女兒孝謙天皇，也出了家。其經過是這樣的：　　天平寶字二年，孝謙讓位，淳仁即位。至五年，由孝謙的寵臣藤原仲麻呂，企圖控制天皇及上皇，逼孝謙上皇及淳仁天皇，以臨時行幸之名，遷都至藤原仲麻呂所經營的近江保良宮。適孝謙上皇得病。詔沙門道鏡前去診病，奇驗，因得上皇的信任，自由出入宮廷。仲麻呂見勢，遂覺地位不保，而向上皇奏訴道鏡懷有野心，上皇聞之大怒，而還平城京的法華寺出家，法號法基尼。仲麻呂知道大勢已去，便於寶字八年（西紀七六四），起兵作亂，被稱為惠美押勝之亂。亂平，上皇重祚，即是稱德天皇。有了出家天皇，即起用出家的道鏡為太政大臣禪師，次年又授道鏡法王之位。同時起用沙門基真為法參議大律師，圓興為法臣。稱德天皇第三年，又為道鏡置法王宮職，行使任命大夫以下的官職之權，並用法王宮職之印。法王的供養，同於天皇。最後，道鏡竟起窺得皇位之念。稱德天皇第六年駕崩之後，道鏡終於失敗。一時政治混亂之極，故被日本史家詬病不已。　　寫經佛教　　日本與中國，同文同種，他們的片假名，是採用正楷漢字的邊傍組成，他們的平假名是採用草書漢字的邊傍組成。他們初有文化，均用漢文，因此，佛教由中國輸入，便省了譯經的工作。佛教從印度傳到中國，不知耗費了多少人的智力精力，用在譯經上面。日本得天之厚，不必譯經，便將精神致力於寫經上面。由於大乘各經，多鼓勵讀誦、書寫、供養的功德。在印刷術尚未發達之時，流通佛典，廣布佛法的唯一方法，的確也靠書寫。此在奈良時代，特別隆盛。例如：大寶律令中，規定政府的中務省圖書寮，司理寫經之職。奈良時代的皇后宮職，開有寫經所。聖武天平六年，詔設寫經司，置有長官專任其職，此為寫經的黃金時代。除了政府官設的寫經事業外，尚有寺院的及貴族的私設寫經所。寫經運動對於日本文化的貢獻，實在很大。唯其流於形式主義而不以經義的實踐為重，故被史家將奈良時代稱為寫經佛教。　　同時，由於朝廷全力提倡佛教，佛教的運動，便集中於京都所在地。天皇遷都，著名的寺院往往也跟著遷徙。據說天武天皇九年（西紀六八一），京內寺院有二十四座，養老四年（西紀七二○），都下有四十八寺讀藥師經。寺院集中於都市，固然利於發展，但也難免因此而染上了市囂的塵習。僧尼生活，易受聲色所動而趨於墮落。　　三、平安時代　　（一）天台宗的開創與發展　　新京的氣象　　奈良末葉，政治紀綱頹廢，社會秩序混亂。至延曆十三年 （西紀七九四，唐德宗貞元十年），桓武天皇自古京遷都至平安（今之京都），目的是在整頓紀綱，統一民心，刷新風氣。　　對於佛教政策，也與上次遷都時不同，上次遷都，把飛鳥的寺院也遷至平城，這次則首先自延曆四年起，限制建寺，禁止將土地施入寺院，禁止寺院作營利事業。並且下令，整肅僧風，矯正教政一致的弊習。如今遷移新都，規定舊京的寺院，仍當留置原地。到了新都，另外創建東西兩寺，以作莊嚴及鎮護國家。於是面目一新，教界的新人物也開始出現了。最有名的，那就是開創天台宗的最澄，以及密宗的鼻祖空海。　　最澄傳教大師　　最澄是近江國（滋賀縣）人。傳說他是我國後漢孝獻帝後裔，於寶龜十年（西紀七七九，唐代宗大曆十四年）十三歲時，投大安寺行表之門出家為僧，二十歲受具足戒於東大寺。見到平城京的佛教現狀，競以虛榮為事，頗為不滿，於是發金剛不壞不退之誓願，登比睿山，隱於山林，以建立道心之宗教，絕『服飾之好』，斷『嗜好之欲』。　　此時，天台教的典籍，已由鑒真律師傳到了日本。最澄先學唯識章疏，入山之後，專修天台三大部及四教儀等。至延曆十六年（西紀七九七），由於內供奉壽興之推奏，列最澄為內供奉之一員，以近江國的稅收，受理比睿山寺的費用。所謂內供奉，是推選十位戒律精嚴德智隆高的大德，原系供奉於宮中之內道場，又稱為十禪師。次年，于山上講法華經。此後講筵年年不絕。二十年，邀請六宗七大寺的諸山大德來山，開大法會，命名比睿山寺為一乘止觀院。這個法會，是智者大師的圓寂紀念日，後來永為定式而改名霜月會。二十一年，由於和氣弘世及和氣真綱兩兄弟的發起，禮請最澄出山。至高雄山寺，啟建法華三大部之講筵。講筵終期，即奉天皇下達入唐求法之詔，遂應命上表，感激皇恩，並謂於法華之深旨尚須探求貫通，於天台之章疏尚未得其定本。　　延曆二十三年，最澄隨同遣唐使，乘船來華。他的身份是還學生，以別於留學生。留學生是長時期的學習，還學生是作短時期的視察觀摩。另有隨行的留學生圓基及妙澄，加上一個為他擔任譯語的沙彌義真。　　最澄來華，於唐德宗貞元二十年九月一日，船到明州（浙江寧波）休息半月，即南下至台州，訪龍興寺座主道邃。適逢開啟摩訶止觀等的天台講筵，最澄即在欣喜之下，傳受了天台法門，並得到天台章疏二百餘部。其次又謁佛隴寺的行滿，承傳天台教義。道邃及行滿，均系天台六祖荊溪湛然的弟子，最澄是做了天台七祖的傳人。　　可是，最澄留華期間，雖尚不足一年，他卻除了學習天台教，又跟國清寺的惟象傳受了密教。在越州（紹興）的龍興寺，又受善無畏及金剛智的法孫曉順阿闍梨的密法灌頂，並得經疏一百餘部。同時又在禪林寺的翛然座下，傳受了禪法心要，此可能是南宗旁出之牛頭系下的禪。　　因為當時的道遂，盛倡台密禪融和之說，行滿則主張台禪律並修之論。最澄受其時風影響，便在中國承傳了台密禪律的四宗大法，日本天台宗之不同於中國的天台，便是在其融和了這四宗的思想而成。因為最澄所傳，非僅天台而已，此實含有綜合佛教的傾向。　　天台宗的成立　　貞元二十一年（延曆二十四年）五月，最澄返日。第二年，奏准天台法華宗為古京六宗之外的獨立宗，並與六宗的地位相等。　　但是，此一新宗成立之後，南都（平城）的法相宗，即起而與之作義理之論爭。其論爭焦點，是在三乘一乘權實之問題。此實繼承中國佛教之爭議的餘緒。法相宗的主將是德一，他首先作法華新疏以難破最澄，他以法相宗的立場，判法華經為權教；最澄起而反擊，判法華經為一乘實教。德一為此著書，約十多部，最澄反駁之著，也有八、九種。　　又有一個問題，從來日本全國僧尼受戒，即以鑒真所建的天下三戒壇為準，但於最澄歸國之後，認為天下三戒壇是小乘戒，他的天台宗為求徹底的獨立，標榜要另設大乘戒壇。這在南都六宗，當然不會同意，因而又引了一陣論戰的糾紛，故而一直等到最澄圓寂後第七日，始獲准建立。　　最澄以五十六歲的庄齡，寂於弘仁十三年（西紀八二二），四十五年之後，於清和天皇貞觀八年，謚號傳教大師。此亦為日本之有大師號的嚆矢。　　最澄的門下　　最澄自立大乘戒壇，主要是看不慣奈良南都佛教的腐敗。南都為都市佛教，他所建立的是山林佛教，淡泊名利。所以他有兩句名言：『衣食之中無道心，道心之中無衣食。』　　最澄寂後第二年，比睿山的一乘止觀院，更名為延曆寺。寂後第六年，大乘戒壇在山上建立完成。最澄門下數百，上足弟子則有義真、定光、圓澄、圓仁等。　　義真即是初以沙彌身份，隨最澄來華任其通譯的人。最澄寂後，為比睿山第一代座主。根據大師遺志，于山上創建戒壇院，振興大乘圓頓之菩薩戒。義真門下，則出有圓珍，後為第五代座主。　　圓仁與圓珍　　圓仁出於最澄之門，但他又於仁明天皇承和五年（西紀八三八，唐文宗開成三年）來華。在中國凡九年，正好趕上唐武宗會昌法難，目擊沙門還俗者約三千人，佛像佛經，摧毀殆盡！然其在中國親近的大德之多，範圍之廣，不讓其師。他依終南山的宗睿學悉曇；從嵩山寺的全雅傳受密教儀軌及曼荼羅等；於大興善寺的元政受金剛界之大法；於青龍寺的法全傳胎藏界之大法；又就醴泉寺的宗穎學止觀法。會昌法難，圓仁險遭池魚之殃，化裝成道士身份，始逃出長安，而於承和十四年，返回日本。　　圓仁返日之後，一心發展比睿山的延曆寺，先後建立總持院、定心院、法華三昧院、常行三昧院等，一時殿堂達於鼎盛。同時承最澄之遺業，推展了舍利會、天台大師供會、不斷念佛會等的法會，開發了山門的基礎。貞觀六年，以七十三歲之高齡示寂，八年被謚為慈覺大師。其門下之有名弟子，則為安慧、慧亮、長意、相應、安然，尤以安然最為著稱，深達圓密兩教之奧旨，厭離名利之爭奪。　　圓仁繼定光為第三代座主，其弟子安慧為第四代座主，第五代座主，則為義真門下的圓珍。　　圓珍於十五歲時投義真門下出家，三十九歲，即是文德天皇仁壽三年（西紀八三，唐宣宗大中七年）來華遊學。他在中國的路線是從福州、台州、越州，經河南的洛陽而入長安。此期間，他依良壻學天台；又從福州開元寺的般若多羅、長安大興善寺的智慧輪、青龍寺的法全等，傳受密教。特別是法全，授他兩部之大法以及抄寫的儀軌。大中十二年返日之時，攜去典籍四百餘部達一千卷，其對文化輸日之貢獻，可謂大矣！　　圓珍歸去之後，貞觀元年，受大友氏之請，住近江三井的園城寺。八年奏准以園城寺為天台睿山的別院。十年以園城寺為傳法灌頂的道場。寬平三年（西紀八九一）七十八歲入寂，至醍醐天皇延長五年（西紀九七）謚號智證大師。　　良源及其門流　　圓珍以後，天台宗的座主，約七十年間，均由圓珍的系下產生，此所謂智證門徒。圓仁系下僅保有京都之法性寺、山科之元慶寺等山外的勢力，直到良源出來，成為第十八代座主，圓仁系才又恢復到山門（此睿山）的勢力，此所謂慈覺門徒。　　良源十二歲出家，二十六歲參加承平七年（西紀九三七）於興福寺召開的維摩會中，即以理辯擊敗了南都的義昭；又於應和三年（西紀九六三），在清涼殿設法華會，論破了法相宗。世稱之謂應和宗論，於是名聲大振。至康保三年（西紀九六六），遂繼位天台第十八代座主，僧官位次累進為大僧正。自行基以來二百二十年間，已未見有大僧正的任命，故此係為良源的殊榮。　　當時，睿山因曾受火災而寺舍失修，異常荒蕪，良源悉心為之中興，重舉學事，力行法會，恢復了昔日盛世的狀態。另有自最澄以來，共有三塔或三院，即是睿山的東西兩塔，加上橫川一塔。在此之前。由於智證門徒，力量不及，所以橫川地方景況寂寥，至良源時代，三院則達於同樣的繁盛。此真是事在人為了。　　良源於寬和元年（西紀九八五）化去，享壽七十四歲。其門下之盛，比擬孔子與羅什三藏，所謂門徒三千，賢士七十，四哲為最。源信、覺運、尋禪、覺超，號稱四哲。四哲之外，尚有性空、增賀、安海，亦為一時龍象。　　由源信及覺運之下，分為二流。　　源信隱於橫川兜率谷之惠心院，專以著述為己任。著有一乘要決三卷、大乘對俱舍抄十四卷、妙行山要集六卷、往生要集六卷等，共有七十餘部百五十卷。寬仁元年入寂，世壽七十六歲。以其學風所被，弟子們即形成一種門風，自此以下，出一學派，仰源信為創祖而稱惠心流。　　覺運，常住於檀那院，大張天台教義，著有一實菩提偈、觀心念佛、念佛寶號、草木發心修行成佛記各一卷等。他與源信雖同闡天台，意趣則互有出入。後人以其有別，故分之為惠心與檀那二流。由此二流又各出四流，總稱為山門八流。　　八流與兩流　　此八流是指良源之下的系統所分出。先由惠心流出覺超，三傳出忠尋；檀那流出遍救，三傳出澄豪，兩流並行，盛極一時。　　澄豪稱為慧光房流，澄豪門下頗眾，又出三流：長耀開創竹林房流（亦稱安居院流），智海開創毗沙門堂流，尚有聖融吸取竹林房流而開出豬熊流，總稱之為檀那四流。　　忠尋門下的皇覺，開出椙生流。皇覺之後，經范源、俊范，至靜明而開出行泉房流。靜明門下出政海而開土御門門跡流。由惠心流而兼吸檀那流的證真，復開出寶地房流。合稱之為惠心四流。　　以上兩大系八支流，總名之為山門八流。　　現在再說寺門二流。因在良源之後，比睿山上以慈覺門徒的勢力隆盛，智證門徒則處於劣勢，致到智證門徒的餘慶，出任第二十代座主時，受慈覺門徒的壓迫，就職僅三個月，即辭退而去。餘慶受迫之後，率領智證門徒千餘人，下山移至三井的園城寺，而與山上的延曆寺對立。因此分裂為山門與寺門。自此之後，兩門之間，即屢有爭戰，互成水火。　　寺門派，後亦分為二流。由圓珍之門第四傳而出千觀，經元范而出澄義及范守，范守之下的良明，則與澄義拮抗，爭辯義理。後世遂稱澄義一派為龍淵房流，良明一派為智寂房流。合稱為寺門二流。　　為便於記憶，現將天台宗的門派，列表說明如下：　　台密的發展　　上面已經說到日本的天台宗，是承受了台、密、禪、律四宗的思想而成。其中除發展天台本宗的宗義之外，則以發展密教為最可觀。因別於空海所傳的東寺密教，故稱為台密　　台密的主流有三個人，即是最澄、圓仁、圓珍，被分別稱為根本大師（最澄）流、慈覺大師流、智證大師流。最澄倡圓密一致說。圓仁主張圓密一致之中應有一分差別，密分理及事，圓密之關係，乃為理同而事別。也就是說，從理而言，釋迦與大日是相同的；從事而說，則有差別。台密之大成者，乃是圓仁的弟子安然，他進一步而倡理同事勝，以為大日勝於釋迦，故其不免有自失台教立場之嫌。　　圓仁之下出良源，因其常住橫川，故稱川流。安然之下出皇慶，皇慶居於東塔南谷，故稱谷流。谷流之末，又有相實的法曼院流、良佑的三昧院流、榮西的葉上流、聖昭的穴太流。穴太流之末，又由澄豪創西山流。其以義爭而分之派別，總共有本末十三流。　　（二）真言宗的開創與發展　　空海弘法大師　　平安初期，日本佛教界出現了兩大慧星，一位是最澄；最澄生後七年，第二位便是空海的誕生。　　空海於寶龜五年（西紀七七四），生於贊歧國造的後裔佐伯氏之家。佐伯氏這一族人，自大化革新之後，出了好幾位高僧，例如圓珍，即與空海同一血統。空海幼學論語孝經等書，延曆十年入大學寮，修學明經道，此系儒學科目，專攻中國古聖先賢之書，但終不能使他感到滿足。於是　　發心皈依了三寶，並作三教指歸，以批判孔老釋三教的優劣，用述其入佛的大志。他評老莊為神仙小術，孔孟是俗塵微風。此書作於延曆十六年，當時二十四歲。他的懷抱是『念念厭離朝市之榮華，日夕飢仰岩藪之煙霞。』欣求山林生活，與最澄相同。　　空海出家，二十三歲，於東大寺受具足戒，此後即巡遊諸國，修鍊苦行。他之成為密教的大師，也有其原因。他曾在佛前祈求：『吾從佛法，常求專要，三乘五乘，十二部經，心神有疑，未能取決，唯願三世，十方諸佛，示我不二。』由此而感一夢：有人指示他，大毗盧遮那經，便是他應所求的。遂於大和高市郡久米道場的東塔之下得到了此經，使他解決了一部份疑惑，但其仍有未足，因之發心來華，傳受密法。　　空海在中國　　延曆二十三年。空海來華，是和最澄坐的同一艘船。先到福州長溪縣登陸，十二月下旬抵達長安，先住西明寺，再於青龍寺，遇到已有六十高齡的惠果阿闍梨。空海當時不過三十二歲，但是這位真言宗的第七代祖師，一見空海，竟如十年知交，被選為正嫡的傳人，嗣第八代祖位，號為遍照金剛。舉行灌頂大法，是在那年的六月十三至八月上旬，惠果竟於十二月十五日示寂，一如專門等待空海來傳受密法的。　　空海所學者為金胎兩部，即是以金剛界開示大日如來的智德，以胎藏界宗本大日如來的理體，兩者互為表裡，此為密教教義之根源。就其教儀來說，有壇（曼荼羅）、有儀（念誦供養佛菩薩等之儀式軌則的書記文件） 、有印契（以手指表徵種種之形物──法德的標幟）。密教重視教理教相之宣說，但更重視教儀的行法。稱此教儀行法的事相為之灌頂。灌頂之法，極為神聖。不得雜濫，否則傳者受者，並得重罪。此為密教之特色。　　空海留華，前後三年（西紀八○四──八○六，唐德宗貞元十年至唐憲宗元和元年），除了親近惠果，又在醴泉寺向罽賓僧般若及牟尼室利學悉曇；從南天竺的婆羅門僧學梵語；韓方明授其書法。當他回國之時，攜去經論章疏二百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圖像十鋪、道具九種、阿闍梨付屬物十三種。此對中日文化之文通，又是一大貢獻。　　空海的偉業　　返日之後的空海，先講大日經疏於久米寺。弘仁三年（西紀八一二），至高雄山寺，行金胎兩部之灌頂，復修天皇聖體安穩及鎮護國家之祈禱。弘仁七年，賜其紀伊之高野地方為入定之所。十一年於東大寺行知識華嚴會。十三年在東大寺建立真言院。此後即以此為密教的基地，故稱為東寺密或東密。這一年最澄示寂，空海遂集朝野之歸敬於一身了。他為平城上皇及廢太子高岳親王，行灌頂禮，尊榮極於一時。十四年賜東大寺為真言宗道場，模仿我國長安之青龍寺，當時為鎮護京城的道場，號為教王護國寺，住密宗沙門五十人，禁止他宗者雜居。天長元年（西紀八二四），空海任東寺之別當，此為東寺長者制度之始。　　天長八年，空海五十八歲，因病奏准退居於入定地高野。次年，奏請宮中建立真言道場。天長九年（西紀八三五）的三月，他以六十二歲的世壽示寂。滅後二十二年，即是文德天皇天安元年，追贈為大僧正；滅後八十六年，於醍醐天皇延喜二十一年，謚號弘法大師。　　空海的著述很多，而以三教指歸及十住心論十卷為其中心思想之所寄。他以十住心論，立足於密教而批判佛陀一代之時教；他以三教指歸，立足於佛教而批判儒道釋三教之優劣。十住心論是於淳和天皇天長七年奉勒所撰，是當時的六部宗論之一。其他尚有華嚴宗的普機，三論宗的玄睿，律宗的豐安，天台宗的義真，法相宗的護命，各寫了發揮自宗宗義的一論。俱舍宗與成實宗，則包攝在法相宗及三論宗內。　　空海的門下　　空海門下極盛，而以實惠、杲鄰、智泉、真濟、真雅、真如法親王、圓明、泰范、忠延、道雄，古來稱為十大弟子。此外尚有真紹、真然、常曉、堅慧、道昌、圓行、惠運等，亦均為一時的碩匠。其中的實惠，最受空海所重，繼為東寺的長者。余如真雅住弘福寺及東大寺，真濟住高雄山寺（神護寺），真然住金剛峰寺，也都是空海的親自囑付。實惠則受命為：『吾法之興，有賴汝力』，得技法灌頂之權，成為東密第二位阿闍梨，作諸弟子的依止。此後，真紹為第三阿闍梨，西寺之守敏則為第四阿闍梨。　　長者之制度，其後亦有變更，自真濟始，同時任命兩位長者。昌泰元年（西紀八九八）增為三長者，至安和二年（西紀九六九）又增為四長者。　　空海門下之來華留學者，有真如、常曉、惠運等。實惠雖想來華而因事未果，故由他的弟子圓行和常曉同於唐文宗開成三年（西紀七三八）來華。真如是平城天皇的皇子高岳親王，他於唐懿宗咸通三年（西紀八六二）由真紹的弟子宗睿伴同來華。惠運則於唐武宗會昌二年（西紀八四二）來華。他們都在中國帶了很多的典籍和修法的道具回去。其中的真如法親王，到中國時，已有七十多歲，但他見到唐武宗滅法之後，佛教極其衰頹，因與兩三道侶，蒙發遠遊天竺之志，然其竟在中途的羅越國（今之馬來半島南端，許是新加坡的附近）逝去。此一壯舉與豪情，日本史家引為美談而追懷不已。　　最澄、空海、圓仁、圓珍，加上空海之下的常曉、惠運、宗睿及圓行，日史稱為入唐八家。　　密宗的門流　　日本系一島國，民性堅強而自尊之心高昂，故其密宗流派之開出，乃為必然之趨勢。　　先由宗睿說起，宗睿初學天台宗於比睿山，後學密教於實惠及真紹之門。宗睿門下出源仁，源仁之下出益信及聖寶，各自大弘密教，由此而引出東密之分裂為廣澤與小野二流。　　廣澤流以益信為創祖，嵯峨地方的遍照寺為其道場的中心。因為益信初學唯識於明詮座下，後受密法於宗睿及源仁之門。源仁也是由相宗而入密宗的人，放在源仁寂後，密宗東大寺的長者之一，即兼任了相宗東大寺的則當之職。　　宇多天皇對於益信，備極敬仰，昌泰二年（西紀八九九）皈依、落髮、受戒，延喜元年（西紀九○一）灌頂傳法而成為法皇，法號空理，灌頂號金剛覺，置其僧房於花園之仁和寺。自此，仁和寺即成為廣澤流之中心道場。　　自宇多法皇經寬空，傳寬朝。寬朝則以嵯峨廣澤之遍照寺，為弘化中心。寬朝傳濟信，濟信出大御室性信法親王（三條天皇第四子），其下出寬助而名聲極於一代。寬助弟子極眾，大別又分出六派，稱為廣澤六流：　　一、由覺法法親王（白河天皇太子）開出仁和寺御流：先由宇多法皇設置御室，後遂規定仁和寺的住持職，均由皇子出家的法親王擔任，故稱為仁和寺門跡，或御室門跡，這是皇族寺院所謂門跡制度的開始。　　二、永嚴開出保壽院流。　　三、信證開出西院流。　　四、聖慧法親皇（白河天皇皇子）開出華藏院流。　　五、寬遍開出忍辱山流。　　六、覺鑀開出傳法院流。　　再說以聖寶為創祖的小野流：　　聖寶雖依空海的弟子真雅出家，卻在南都學了三論、法相、華嚴，尤其精於三論。此後故在東大寺起東南院，為基本道場，專弘三論；同時又慕役君小角的行跡而修鍊行於山林之中，後世稱之為修驗道的中興人物。他也由此而返回到密宗，在真雅示寂之後，即向真然受密法灌頂，又由源仁授他東密之奧密，他的聲譽遂和益信齊名。　　聖寶先住於京都山科小野的曼荼羅寺，後於醍醐之山中建立一寺，為其修行道場。寬平九年（西紀八九七）列為官寺而與洛西的仁和寺並峙。　　益信於延喜六年（西紀九○六）示寂，享壽八十歲。德治三年（西紀三○八）謚號本覺大師。聖寶則以七十八歲寂於延喜九年，寬永四年（西紀一六二七）謚號理源大師。　　由聖寶之下的系統是觀賢傳淳佑，傳元杲，傳至仁海，為小野流的極盛期。仁海與廣澤流的寬朝，稱為東密的兩大重鎮。仁海祈雨有奇驗，故被呼為兩僧正。仁海之下有成尊，成尊門下出義范、范俊、明算。義范下傳勝覺，范俊下傳嚴覺，由此二人各出三流，成為小野六流：　　一、勝覺下的三流：　　定海開出三寶院流。　　賢覺開出理性院流。　　聖賢開出金剛院流。　　二、嚴覺下的三流：　　寬信開出勸修寺流。　　僧俊開出隨心院流。　　宗意開出安祥寺流。　　（三）平安時代的佛教形態　　入唐求法　　推古以來的日本朝野，對於隋唐文化的吸取，真是如飢如渴。日廷除了屢屢派遣使臣來華，並有留學生及學問僧的派遣，尤以僧人之來華，極受政府的獎勵。日僧來華之際，日廷恆賜予絁四十疋、綿一百疋、布八十疋，其量乃與遣唐副使相等。所以有唐一朝，來華求法的風氣，如火如荼。自唐高宗永徽四年（西紀六五三）至唐僖宗中和二年（西紀八八二）之間，前後來華的日僧之有名可考者，共計六十五人。平安時代則以天台及真言兩宗的八家為最有名。平安朝正當我國密教盛行時期，他們攜去近九百部約二千卷的典籍之中，關係密教的亦占其大部，故在唐武宗滅法之後，中國密教失傳，而竟獨盛於日本。同時，會昌法難之世，日本吸收中國文化的程度，已達飽和。中國佛教在密教一度盛興之後，加上會昌法難的摧殘，則趨於衰頹景況。所以，受留唐僧中灌上書太政官痛論唐末之凋弊多亂的影響，日本遣唐使即告終止。　　密教及法會　　平安時代以天台及真言兩宗並盛，但在實際修持方面，偏重於密教。密教的內容，分教相及事相兩部，教相屬於教理，事相則為行法。所謂行法，即在加持祈禱的身、口、意三密，特別重視護摩（Homa 意為焚燒）法，共有六種：消除惡難的息災法、增進福利的增益法、召集善神的鉤召法、折伏惡邪的降伏法、祈請諸佛菩薩之護持的敬愛法、祈求增長壽命的延命法。以致大至國家事變，小及日常茶飯，皆不離開密法的作持，形成了形式主義的佛教。　　伴於密法之盛行而生的，又有許多法會，例如大極殿之御齋會、藥師寺之最勝會、興福寺之維摩會，稱為南都三大會；圓宗寺的最勝會及法華會、法勝寺的大乘會，稱為北京三大會；宮中真言院的（年終）後七日御修會。此外尚有一代仁王會、臨時仁王會、灌佛會、盂蘭盆會、佛名會等等。經費均由政府支給，佛教卻只見到空洞的儀式了。　　貴族佛教　　平安時代，皇室與佛教的關係密切，例如最澄與空海，深受桓武天皇及嵯峨天皇之信仰；文德天皇及清和天皇，向圓仁結緣與受灌頂。第五十九代的宇多天皇則為益信的付法弟子。自此以後直至第七十七代的後白河天皇，共十九代約歷二百六十年之間的天皇，竟有十五位落髮而入佛門。因此，與皇室有關係的寺院就很多了。由皇室所特建的，數某著者，即有嵯峨天皇的觀空寺、嵯峨皇后的檀林寺、淳和皇后的大覺寺，醍醐皇太后的勸修寺及醍醐寺、後白河天皇的蓮華王院等。　　此外由貴族所建的寺院亦不少，例如藤原道長的法成寺、藤原賴通的平等院，係為其中之最有名者。　　正由於皇室及貴族之與佛教的關係深厚，皇室與貴族的人以出家為高貴，凡是出家的僧侶，其身份和所受的待遇，也就相等於貴族階級了。所以日本史家稱平安時代為貴族佛教。　　貴族出家的動機，初期的確係為了宗教的信仰，但到後來就變了質，因由於貴族出家者，享有宗教的特權，依賴富裕的寺產，擁有經濟的實力，並藉其俗家的勢力背景，得任教界的重職，原為憑德學而選任的僧官僧位，至此則仗權勢而佔得。此所以形成了貴族寺主之世襲的門跡制度，此所云出家，實不過是其在俗生活的延長而已。　　同時，僧官的名位，也落於不切實際的虛榮化。奈良時代以來，即已有了僧官的三綱，到了平安朝的嵯峨天皇時代，除了僧正，尚設大小僧都各一人，律師四人，但均有名無實。又分僧位及師位，為了表彰僧人的功勛，分別授予大法師位、法師位、滿位、修行位的四種師位。為使僧官的名位與一般的師位有區別，便又另立印法大和尚位、法眼大和尚位、法橋上人位，順序配置僧正、僧都、律師。於是，僧官與僧位交混，真是疊床架屋之舉！　　僧兵的發生　　在平安時代的中葉，由於藤原氏專權於中央的結果，武人階級抬頭，例如坂東的武士及西國的海賊，以武力爭鬥，擾亂地方治安，殺伐之風，次第及於全國。各大寺院，除了專修學問的僧人所謂學侶之外，多數由私度而來的則稱為行人。這些本為衣食無著的游浪之徒，出家的目的在於寄佛偷生，非為修行學佛。亂世之民多失正業，這些被稱為惡僧與濫僧的分子，也就越來越多。　　各寺院之間，由於各自受到外界不同勢力的激蕩，為求自衛，便將這些行人武裝起來。接著由於寺院之間各貴族子弟的互爭權勢，也就訴之以武力。南都與北嶺之間的僧眾，為了信仰及門戶之爭，也以武力來對抗；地方的神社勢力之角逐，也加入並利用了武裝僧侶，這就是僧兵的成因。　　僧兵跋扈之甚者，乃是南都興福寺與北嶺延曆寺，通稱為奈良法師及山法師，他們各挾某地方勢力發動戰亂。　　在第一節中，已說到天台宗的分裂為山門與寺門，故其僧兵的主力，又為山門的延曆寺對寺門的園城寺。朝廷對之，也是無可奈何。　　末法思想的出現　　由於寺院生活的世俗化，以及僧兵的橫暴，殺伐縱火，鬥爭不已，日本教界即出現了末法來到的思想。　　這是釋尊入滅之後，流行於佛教中的預言，分有三時說，以及五個五百年說。所謂三時說，即是在正法時期的佛子，具備教、行、證的三法；在像法時期，無證法而唯教與行；在末法時期　　，已無行法與證法，只有教法的存在。根據大集經月藏分的法盡滅品及摩訶摩耶經中說，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根據懷感的群疑論所引大悲經，則以正像二法各一千年。以下便入末法時期。日本雖兩說並行，而以第二說為有力。他們以釋尊滅於周穆王五十三年（西紀前九四九），到日本後冷泉天皇永承七年（西紀一○五二），便入末法時期。　　五個五百年說，也出於大集經月藏分：佛滅第一五百年，解脫堅固；第二五百年，禪定堅固；第三五百年，多聞堅固；第四五百年，造寺堅固；第五五百年，鬥爭堅固。　　日本當時的教界，便將平安初期及此前的紛紛造寺，配第四五百年。平安中世以後的僧侶墮落及僧兵之亂，配第五五百年。這是一種在無可如何之下的消極的安慰及解釋。到了鎌倉時代，日本佛教卻因對末法的警覺，現出了蓬勃的生機。　　彌陀信仰的興起　　平安時代中期之後，由於社會多亂，人民多感此一世界之危脆，遂有他方凈土的嚮往，彌陀信仰即漸受重視。雖然在奈良時代，即有三論宗的智光及禮光等，願生西方凈土，但其成為民間大眾化的信仰，則在空也上人出來之後。　　空也名叫光勝，他於二十多歲時，即以沙彌身份，巡遊全國各地，普勸民眾念佛。朱雀天皇天慶元年（西紀九三八）入京都，往人群集中的市場內，勸大眾念佛，世人困號為市聖。天祿三年（西紀九七二） 示寂，世壽七十歲。　　又有源信，出於良源之門，盛弘彌陀信仰，著有往生要集，勸行念佛法門。寂於寬仁元年（西紀一○一七），世壽七十六歲。　　永觀律師也在京都之禪林寺，修念佛法門，日念一萬遍至六萬遍。著有往生十因，為當時凈土行者之所愛讀，逝於天永二年（西紀一一一一），享壽八十。　　良忍又開融通念佛，他以天台基礎而修凈土法門。當他四十六歲那年（永久五年──西紀一一一七，五月），在三昧中見到阿彌陀佛，感得融通念佛之偈：一人一切人，一切人一人，一行一切行，一切行一行。』也就是說：一人念佛，能融通一切人，一切人念佛，融通一人，人人互相融通，行行互相融通，宛如燈燈相照，鏡鏡互映。這一思想，是從自力聖道門過渡到他力凈土門的媒介，是站在法華及華嚴的立場，傍接了凈土三經的觀念。此到鎌倉時代，便成熟為親鸞的真宗，日蓮的日蓮宗。　　社會福利事業　　繼續奈良時代布施屋的發展，有最澄於美濃設廣濟院，於信濃設拯濟院，置宿泊所，以便貧窮的行旅。另有越後的國分尼寺的法光尼，於渡戶濱，設布施屋，並以四十多町之農田收入作為其經費。此後，布施屋即由民間慈善事業而轉為國家經理的社會救濟，然其監管職掌，仍由僧侶負責。　　此時又有僧侶所設的好多濟貧事業，如武藏國的悲田處、相模國的救急院、太宰府的續命院、出羽國的濟苦院等。　　空海為修水利，便民灌溉，在贊岐國開了一個萬農池。　　空也上人，勸人念佛，但也為許多地方掘了好多的水井，時人呼為阿彌陀井。　　淳和皇后於天皇崩後，從圓仁出家。宅心仁慈，成立孤兒院，收容孤兒，並設救治院，為僧尼療病。　　永觀律師，常至監獄，教誨罪犯。　　文學及藝術　　在此時代，日本文學之受佛教的影響極多。即就佛教本身而言，可從佛教說話集之編纂，而知其產量之豐富。主要者有：日本國現報善惡靈異記三卷、三寶繪詞三卷、今昔物語集三十一卷。尚有佛教歌謠之所謂和贊，例如珍海的菩提心集、千觀的彌陀贊、後白河天皇御撰的梁塵秘抄都二十卷。此外有源信的往生要集、永觀的往生十因等，均系一代名作。　　藝術方面，平安初期，以密教美術為主，中期之後，即由凈土教的美術代起，稱為『來迎』（彌陀）美術。例如宇治的平等院法華堂，日野之法界寺阿彌陀堂，其以丈六阿彌陀如來像等，最為有名。又如源信於高野山所畫的聖眾來迎圖，被稱為凈土教繪畫的最大傑作。　　神佛合一的思想　　自奈良時代以來，佛教漸次與日本的神道思想混合，此由聖德太子開始，崇佛而不廢其固有神道的祭祀而來。佛教為適應日本的環境，遂將神佛界限廢棄。到了平安中期　　，竟學印度佛教的末期，以本地及垂跡的觀念，付一切外道之神以合乎佛法的地位，而將日本的神祇，解說為佛菩薩的垂跡權化。將各含神祇，均配置以佛菩薩的身份。例如比睿山及日吉山王七社之關係，興福寺與春日神社之關係，即是因此神佛混同的思想而結合起來。說什麼神是阿彌陀佛的垂跡，什麼神又是觀音菩薩的化身。此到明治維新，倡神佛分離，才告結束。　　四、鎌倉時代　　（一）南都佛教之復興　　復興的機運　　平安朝遷都之後，佛教的中心也到了新京，由天台真言兩宗的勢力，取代了奈良佛教的地位。奈良的六宗，僅能保持其命脈，卻已次第失去了昔日的光輝。但到了平安末期，新京的佛教也趨於沒落，相反地，又刺激了南都所謂古京六宗的復興。根據日人境野黃洋的日本佛教史要，說此新機運的到來，有四個因素：在平安末期，第一事相隆盛之反動，第二戰亂之影饗，第三僧侶墮落的結果，第四宋日交通的啟發。　　由於真言宗重視事相的形式，佛教又成了祈禱的空架；由於戰亂及僧兵的殘酷橫暴，以及貴族僧侶的墮落，引起了末法思想的醒覺；由於宋日交通的結果，再次輸入了新興的禪宗。日本的本身也開出了日蓮宗及凈土真宗。這是在多種因緣的促成之下，使得南都的佛教，對於佛陀的教法，作了一次深切的反省與再認識。他們認為，末法既已到來，吾人唯有同復到正法時代的精神，才能保持佛法於不墜，所以主張追慕釋尊，或依當來的彌勒，均宜推展復古運動。因此，新起的日蓮宗及禪宗，也是釋迦教。又有人以為，末法之際的五濁惡世，人的意志薄弱，罪垢深重，唯賴他力凈土之救濟，故有凈土真宗的勃起。　　華嚴宗的復興　　在天曆元年（四元九四七），有智光於東大寺起尊勝院，以期復興自宗，但其真正的復與，要到鎌倉時代之初。智光傳松橋及觀真，由觀真五傳出景雅，景雅之門出明惠上人高辨。由松橋七傳出宗性，宗性之門出凝然大德，高辨及凝然二人，才是復興華嚴宗的兩大重鎮。　　高辨幼失怙恃，十歲出家，先學密教於醍醐寺的實尊之門，再從景雅修學華嚴。建永元年（西紀一二○六），後鳥羽上皇敕賜栂尾山為其興隆華嚴之地，高辨即以華嚴經句『日出先照高山』之意，取名為高山寺。高辨行解並重，尤謹於律，一時朝野歸敬。鎌倉幕府的執權北條泰時，亦常往禮敬，並請示治世之力。他的理想，是將釋尊當世的正法，實現在末法之世，故其因追慕釋尊之事迹，而欲在印度朝聖，終以染疾未果。他的著述很多，有金師子章光顯抄二卷、華嚴唯心義釋二卷、華嚴信種義一卷、華嚴修禪觀照入解脫門義二卷、摧邪論三卷等。由其師承的關係，他　　主張華嚴與密一致之說，願生彌勒的兜率凈土。他逝於貞永元年（西紀一二三二），六十歲，門下有喜海與靜海，相繼住持高山寺。　　宗性也是幼年出家，於東大寺專攻華嚴，兼通三論、法相、俱舍等學。文應元年（一二六○）五十九歲，就任東大寺的則當。正應五年（一二九二）以九十一歲之高齡示寂。篤於彌勒信仰，著述極多，現存於東大寺者，尚有二百三十部四百五十卷。凝然即出於其門。　　凝然大德，十五歲依東大寺的圓照落髮，從宗性學華嚴。又嘗於睿山及京都等地，探究各宗奧義，自聲明、音律、國史乃至神書，無不精通。蒙後宇多上皇之眷顧，繼圓照而住東大寺戒壇院。他的著述，都達百廿七部一千二百餘卷，卷數之多，堪稱空前。他因特別敬仰聖德太子，於六十年之間，研究聖德太子的三經義疏，著注釋達一百十卷，故以三經學士自稱。最有名的是著有佛教入門書八宗綱要二卷，以及繼承宗性的佛教史學而著三國佛法傳通緣起三卷、傳法傳章通十八卷、諸宗傳通錄六卷。華嚴學因到凝然而集大成，成為華嚴的中興之祖，元亨元年（一三二一）八十二歲示寂，加國師號。門下有禪爾、湛睿、盛譽等。　　法相宗的復興　　法相宗是奈良六宗之教學的核心，平安時代其雖式微，仍可維持教學之傳統。至平安末期，出有藏俊及覺憲等名匠。覺憲門下的貞慶出來，始為法相的中興。貞慶號為解脫上人，十一歲依覺憲出家，他是覺憲的俗侄。其後入興福寺專究法相宗義，建久二年（一一九一），　　因列席宮中的最勝會，目觀眾僧競以美服為尚，殆念佛陀嘗有頭陀行之遺訓，慨嘆時下僧風之墮落！遂於次年三十八歲時，隱遁竺置山，達十六年之久。寂於建保元年（一二一三），享壽五十九歲。他的代表作是注釋唯識論的唯識同學鈔六十二卷。他的思想結晶，則可從其愚迷發心集、心要鈔，一窺全貌。　　貞慶在理想上，求生彌勒的兜率凈土，在實際生活上，重視律儀的嚴格操守。因此他又是關係南都律宗之復興的重要人物。　　律宗的復興　　平安時代的初期，由鑒真所傳的南都律宗，尚保持其傳承，平安中期之後，法脈遂告中絕。其原因有二：一為僧風之頹廢，一為受了比睿山大乘戒壇之興隆的影響。嗣由於末法思想的醒覺，即有實范起而作了復與律宗的先驅。　　實范出身於興福寺，號蓮光，又稱為少將上人，保安三年（一一二二）著東大寺戒壇院受戒式。大治四年（一一二九）創建成身院於奈良之東郊，努力於戒律之復興。繼其後者，有法相宗的藏俊、覺憲、貞慶、戒如，相承弘律。戒如門下則有覺盛、有嚴、圓晴、睿尊，號稱戒如門下之四傑。　　覺盛字學律（西紀一一九三──一二四九），先於興福寺學唯識及俱舍，因概於律門不振而發心以扶律為己任。並於嘉禎二年（一二三六）與圓晴、有嚴、睿尊，同在東大寺以瑜伽及占察所說的自　　誓受戒法，求受比丘大戒，上接已經中絕的律統。後於寬元元年（一二四三），移住唐招提寺，盛弘戒律，深受朝野之尊信，譽為鑒真之再來，寂後謚號大悲菩薩。　　睿尊號思圓（一二○一──一二九○），十七歲出家，先學密教於醍醐及高野等處。三十五歲時因自戒如及圓晴聽聞四分律行事鈔之講義，故於次年自誓受戒。自此之後，即獻身於興教利生之大業，游化各地，為民眾受戒。又因仰慕聖德太子的社會教化及救濟事業，而為乞丐及癩病患者授戒，並供給食物，施以沐浴。同時他也深受皇室及武家的崇敬，嘗為後嵯峨、後深草、龜山、後宇多、伏見等五代天皇的戒師。在他一生之中，鼓勵戒殺，不遺餘力。於全國各地，設立放生所，計達一千三百餘處。寂後由伏見天皇謚號興正菩薩。門下有信空及良觀，特別是良觀。　　良觀（一二一七──一三○三）十六歲出家，二十三歲投入睿尊門下，從事社會救濟，建立療病、施藥、悲田諸院；又因愛護動物而造馬病舍及動物病院。三十六歲，即得執權北條長時及北條業時兩兄弟之皈依，並稱之為生身的如來。寂後由後醍醐天皇謚號忍性菩薩。　　北京律的興起　　日本史上站在平城京的立場，稱奈良為南都或古京，又稱為南京。上來說的是古京律的復興，由於另一律宗新支，從中國輸入，在北方的京都弘揚，故被分別稱為南京律與北京律了。　　北京律的興起，歸功於俊芿及曇照。俊芿（一一八六──一二二七）又號不可棄法師，先學台密，　　後悟三學之根柢在於戒律，故於三十四歲時，正治元年（一一九九，南宋寧宗慶元五年）入宋，在中國留學十二年。自明州景福寺的如庵了宏受學南山律，同時也在華亭縣超果院學了天台宗，又至臨安與禪教律諸師論道。東歸時攜去大小部律文三百廿七卷，天台教觀文字七百十六卷，華嚴章疏百七十五卷等。故在回國之後，重興京都東山的仙游寺，改名泉涌寺，大張台律之講筵。寂後，後小松天皇賜號大興正法國師，明治天皇加賜月輪大師號。　　曇照（一一八八──一二六○）曾兩度來華，第一次於南宋寧宗嘉定七年（一二一四）入宋，與俊芿同在了宏門下學律。居留十四年後返日，建戒光寺，大振律風。宋理宗紹定六年（一二三三）再度來華，居八年回國，又建西林寺及東林寺。　　（二） 凈土宗與日蓮宗　　源空與凈土宗的獨立　　平安時代，雖已有了凈土教的流行，但仍未脫寓宗的地位，到了鎌倉初頭，由於源空的出現，凈土宗始告獨立。　　源空，亦名法然上人（一一三三──一二一二），十三歲登比睿山，學天台教。後又遊歷諸方，參訪碩學，頗有才學之譽。仁安三年（一一六八）以後，隱居睿山之黑谷，尋覓出離之要道，披閱源信的往生要集，又見善導的觀無量壽經疏中所說：『一心專念，彌陀名號，行住坐卧，不問時節　　久近，但能念念不舍，是名正定之業。』因而歸命，專修念佛。是年源空四十三歲，後人即以之為凈土宗的開教之年（一一七五）。　　自此之後，源空即下睿山，大弘專修念佛之教，發展極為迅速。在平安時代的凈土行者，尚修其他諸法，源空則排除一切雜行，一心專念南無阿彌陀佛，此為凈土教之純化及簡化。六十五歲時，嘗受關白九條兼實之請，著有選擇本願念佛集二卷，說明他的宗教思想。　　源空的新宗既能受到眾多人們的歡迎，其他各宗包括南都及北嶺（睿山）的徒眾，即起而反對。睿山一派於元久元年（一二○四）集議制止專修念佛之流行；南都方面則以源空輕忽佛戒，好謗他宗，排斥余行的理由，於元久二年向朝廷奏請糾彈。故到建永二年（一二○七），朝廷即宣令取締，並處源空師徒以重刑：計判死刑者四人，流刑者源空等八人。至建曆元年（一二一一），源空濛赦歸京都，住於東山大谷，但他已是七十九歲的人了，第二年即示寂於彼。在他死後，他的自由教團，雖仍屢受舊派的迫害摧殘，然他畢竟是成功了。寬元二年（一二四四）賜號通明國師，元祿元年（一六八八）東山天皇謚號圓光大師。滅後五百年，又由中御門天皇賜號東漸大師。　　源空門下的諸流　　源空的門下很多，並且各自成派立宗。例如：聖光房辨長上人開出凈土宗鎮西派，善慧證空上人開出凈土宗西山派，皆空房隆寬律師開出長樂寺流，覺明房長西上人開出九品寺流，成覺房幸西上人倡導一念義，尤其又有親鸞聖人開出了凈土真宗的新興宗教。由西山　　流又分出了一遍上人所創的時宗。　　凈土宗、凈土真宗、時宗，乃由源空系下分張設教的三大流，迄今仍為日本佛教最大的宗派者，也唯源空系下的門流而已，可見源空之對日本佛教的影饗之大了。　　辨長的鎮西派　　辨長（一一六二──一二三八）十四歲出家，二十二歲登睿山學天台。建久八年三十六歲入源空門下，受凈土教，弘布念佛。建歷二年在其故鄉筑前，創立善導寺，世稱鎮西上人。著有徹選擇集二卷、凈土宗要集六卷、念佛名義集三卷、末代念佛授手印一卷。　　辨長門下極盛，最著者首推然阿良忠（一一九九──一二八七）。良忠十六歲出家，嘗學究諸宗教義。三十八歲時，師事辨長，伴隨二年，即於京都及關東等地，弘通宗義。自他以下，又分出京都三流及關東三流，後世則以寂慧良曉的白旗流及尊觀良辨的名越流較盛。　　證空的西山流　　證空（一一七七──一二四七）十四歲進法然上人之門，直到源空示寂，前後二十三年之間，未嘗離師門。源空的選擇集，實系口述，乃由弟子筆受而使證空勘文之作。證空始於洛東之小坂，弘布念佛，故稱其宗義為小坂義。建保年間（一二一三──一二一八），受慈圓僧正之囑，住西山之善峰寺，後退住於西山之三鈷寺，世人因而稱之為西山上人。由其開出的宗義，稱為西山流。他著有觀經疏觀門義鈔四十八卷、秘決鈔二十卷、自筆鈔十卷、他筆鈔十卷等。其門下也分出四流，後世之發展，則以凈音的西谷流及圓空的深草流較著。　　一遍的時宗　　源空寂後二十七年，一遍出世（一二三九──一二八九），七歲即學佛典，十五歲出家，其後登睿山學天台，因感與末法時機相應的唯一法門，乃是念佛，遂投聖達門下，取名智真，改學凈土教達十二年之久（一二五二──一二六三）。聖達是西山流祖證空的弟子。又結草庵閉門稱名者三年，以有證得，出而遊行全國，廣弘念佛之意趣。隨身所帶者為本尊彌陀及其正依之凈土三部經。就其偏重而言，恰與源空、親鸞，各得其一：源空以觀無量壽經為中心，親鸞以大無量壽經為中心，智真則以阿彌陀經為中心。智真於文永十一年（一二七四）夏，在熊野地方的神社權現宮，齋戒祈禱一百日，而感得一偈：『六字名號一遍法，十界依正一遍體，萬行離念一遍證，人中上上妙好華。』感得此一所謂神敕偈之後，自覺已悟彌陀之真意，遂又改名為一遍。　　此後即隨身攜帶勸進帳及念佛算，前後十六年間，遊行教化。其念佛勸進（開示化導）的方法，全同於良忍的融通念佛。當他示寂之時，入其念佛算中的，則云：『決定往生，六十萬人。』此乃取其神敕偈的各句第一個字而成。記入勸進帳中的人名，亦達二十五萬人以上，可見其結緣之眾。他根據經說『踴躍歡喜』之義，提倡『踴躍念佛』。又以彌陀經中的『臨命終時』之句，一遍呼其同修道侶為『時眾』，因號其派為時宗。他的時眾在他死後，均能繼承其遺風，以度游化生活為原則。後來有了寺院，仍呼其住持為遊行上人，以表不忘其創祖不住寺院的精神。　　親鸞與凈土真宗　　親鸞（一一七三──一二六二）號為善信房，又稱愚禿。初為比睿山常行堂的堂僧，建仁元年二十九歲時，依源空之專修念佛。承元元年（一二○七）朝廷宣令禁止念佛，與源空同被判處流刑，配於越後國。在那裡先後住了五年之間，沉思默察，深有感悟。鑒於平安時代，有一位沙彌空也，弘揚念佛，而他自己則因蓄妻而成了非僧非俗，故稱愚禿。他於獲赦之後，移住於關東，以常陸為其中心，弘通念佛，凡二十年。　　親鸞的代表作是『凈土真實教行證文類』六卷。自五十二歲起，經過不斷的修訂，到七十五歲時，始告大成。一般人以為源空與親鸞的宗教思想，都很平易淺近，實則，他們在實踐方面固然極為平易，是所謂易行道。但其宗教的體系，絕不平易，乃系經過信解行證的思想歷程而產生的。所以，如果缺乏準備的知識，要想理解親鸞的這部大作，殊不容易。　　親鸞的門下很多，由他之下開出的門流，現在已有十派，主要的團體則有下野的高田門徒，下總的橫曾根門徒，常陸的鹿島門徒，以及本願寺系統。本願寺初為文永九年（一二七二）營建於京都大谷之本廟，是親鸞的墳墓及影堂之所在，土地是其末女覺信尼（俗名彌女）所獻。本廟則由其門弟共同管理。留守之職仍由覺信尼的子孫相續承繼。到了親鸞的曾孫覺如，始發展而稱為本願寺。寺號的定名年代，大概是在正和及元亨之間（一三一二──一三二三）。另有親鸞門弟真佛的高田派，傳至顯智而極其隆盛，以專修寺為中心。　　法華信仰的獨立　　在源空的專修念佛成立之後約八十年，又出了一位日蓮聖人，開創了以法華信仰為根本的日蓮宗。日蓮（一二二二──一二八二）生於漁家，故其自謂：『日蓮乃日本國東夷東條房國海邊之栴陀羅子也。』十二歲入其故鄉的清澄寺，求學內外諸典，十六歲落飾，法名蓮長。此後即歷訪南都北嶺等地的諸宗名師，深契法華經之妙理。建長五年（一二五三）三十一歲，歸清澄寺，同年四月二十八日之晨，登山頂，面向由海上升起的日輪，他便高唱『南無妙法蓮華經』之經題，是為開宗的起源。他向大眾宣稱：法華是一切經的眼目，是諸宗的中心。同時他攻擊他宗之論鋒也極其銳利，因此不見容於故鄉，移居鎌倉，結一草廬，同時改名為日蓮。　　受迫害　　但他傳道之心熱切，常於鎌倉市區，高唱經題，並向來往行人，男女老幼，勸導說法，鼓吹法華信仰，論難念佛之非。受其感化而歸從之者，道俗皆有，而且日益增加。正嘉元年（一二五七），日本適遭大地震、大風、洪水、饑饉、時疫等災難，相繼襲擊！日蓮為了探究其因，即於次年至實相寺，閱讀藏經並作冥想，結果，以為是由於專門弘通凈土及禪等諸宗的邪法而致正法不行的緣故。於是撰著守護國家論及災難對治鈔，以述其旨趣。到了文應元年（一二六○）七月，將其所作有名的『立正安國論』，獻於鎌倉幕府的前執權北條時賴。內謂若不容受法華信仰，也不停止念佛之教，則三災八難不免，外寇亦自遠來襲。對於這點，卻觸犯了執權北條長時的忌諱，所以大為憤怒，他的草廬，亦為舊有諸宗的徒眾擊破焚毀。日蓮本人，僅以身免。　　受此迫害，卻更加堅強了日蓮的信心，依然猛烈地攻擊他宗，積極地倡導唱題成佛之說。於　　是，再度帶來了迫害！弘長元年（一二六一），幕府將他流配到伊豆的伊東地方。文永元年（一二六四），又遭反對派的伏擊，他的弟子之中，有幾位因此喪命，他亦負了創傷。　　到了文永五年（元世祖至元五年），由於蒙古第二次遣使至日本對馬島，並擄島民二人而去，即知強敵將至，恰好為日蓮的預言所中。他便再度上書幕府，他說：非以法華經之功德，無以鎮護國家。並寫四句格言，分送鎌倉諸大寺，謂：『念佛者無間地獄業，禪宗天魔所為，真言亡國之惡，律宗國賊妄說。』這種激越之論，殊違乎常情，幕府不予受理，諸寺諸山則不能置之等閑，故於文永八年，即被判處斬罪，後減為流刑，遠配於佐渡。　　日蓮的成功　　文永十一年，因獲赦，再返鎌倉。由於波木井實長之請，隱於身延地方的山中，結草庵而居。但是慕名敬仰者，均從四方雲集而至，後來即以此處為法華信仰的中心道場，名為久遠寺。弘安五年，感病出身延山，移居武藏地方的池上宗仲所建之本門寺，開堂之日，他所講的就是立正安國論，但也就在這年的十月示寂了，享年六十歲。　　縱觀日蓮的一生，為自己的信仰而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顯出宗教家特有的生命之光輝。但是這種精神之產生，除了日本的民族及地理背景為其根源之外，那就頗不可能了。日本佛教的強固性，就靠這一精神的維繫。然也因了這一精神，宗派的門戶隔閡，也就牢不可破。唯其佛教的含融性，終能促使各宗派間，相容並存。　　日蓮宗的門派　　日蓮的門第很多，最有名的是日昭、日朗、日興、日向、日頂、日持，此六人稱為六老僧，再加上日常與日像二人，並稱為八祖。六老僧在身延山的日蓮祖塔之傍，各建一房舍，各率自己的弟子（稱為中老），輪次守塔。但到弘安八年（一二八五），當日向輪番之時，檀越波木井氏，主張廢除交替輪值制，而由日向永遠留任看守祖塔之職。日昭與日朗等人，同意了，日興則以有違祖師遺命，遂與他們絕交而去，至駿河（靜岡縣）另開大石寺。這是初次分裂。　　日與的門流中出有日目，主張本門與跡門的勝劣有別義，故稱勝劣派。日朗的法孫，則對勝劣之說而主張本跡一致義，故稱為一致派。　　六老會中的日持，離開本島，於永仁三年（一二九五）自奧州輕津，越松前，經樺太而至韃靼地方（今之沿海洲）。因此而為日本史家認為日持是往海外弘法的第一偉人。　　日蓮宗的弘布　　日蓮宗在京都的開發，是從日朗開始。日蓮寂後第十三年忌日，日朗門下的九鳳之一，也是八祖之一的日像，西上至京都，但卻經過了三度驅逐。在這三度進退之間，得到真言宗的賢賢及妙實兩人的改宗，助力極大，故於元亨元年（一三二一），首先得到許可在京都建立了日蓮宗的第一座寺院，稱為妙顯寺。此後接引公家（朝廷）及武家（幕府）者，也就是此寺之力。日像（一二六九──一三四二）後來被尊稱為龍華尊者。他的弟子妙賢，於歷應四年（一三四一）將妙顯寺遷至四條櫛笥（也是京都的），故稱為四條門流。　　尚有日朗的另一弟子日印，也有弟子日靜，由於他與將軍足利尊氏的俗緣關係，而獲幕府的保護，故於貞和元年（一三四五），將鎌倉的本國寺，遷至京都的六條，所以稱為六條門流。　　另有一位，本系比睿山的學僧，康歷二年（一三八○）當他六十七歲時，因閱及日蓮遺著開目鈔及如說修行抄等，大受感動，遂改宗而自號日什（一三一四──一三九二）。往來於京都與東國之間，宣揚宗義。因他接近了將軍足利義滿，保護了當時的妙顯寺未受睿山徒眾破毀。他在室町建有妙滿寺，在遠江、鎌倉、會津等地，亦建有寺院。他的派下稱為妙滿寺派或稱日什門流。　　（三）禪宗的輸入及其發展　　早期禪者　　在奈良時代，法相宗的道昭，除了親近玄奘外，又在相州的隆化寺，謁見禪宗二祖慧可的弟子慧滿，並聽其宣講楞伽等諸經。道昭返日之後，即於元興寺別建禪院，天下的禪者因之風從。　　另有唐文宗開元年間去日本的道璇，曾從玉泉神秀系下的普寂，傳受禪法，這是北宗禪，或稱為漸悟的如來禪。道璇自己也說：『我有心法，名如來禪。』　　到了平安時代，與禪最有關係者，是最澄。他在入唐之先，嘗就行表受禪法。在華期間，又向行滿重受禪要，另依禪林寺的翛然參學。根據最澄帶同去的章疏考察，他傳的是南宗禪的旁支　　牛頭禪。　　此後有唐僧義空東渡，他是馬祖道一的法孫，所以日本古來均以義空為日本禪宗的首傳。北宋時來華的日僧奝然，亦曾學禪。另有比睿山的覺阿，聞南宋的禪宗盛行，便與奮然於承安元年（南宋孝宗乾道七年）來華，就杭州靈隱寺的佛海慧遠禪師嗣法，東歸。　　臨濟宗的榮西　　日本禪宗雖於奈良時代已經流傳，但其獨立成宗並且影響深遠者，則有待榮西的出世。　　榮西（一一四一──一二一五）號明庵，十一歲落髮，學顯密兩教於比睿山，特別精通台密，而成為葉上流之創祖。仁安三年（一一六八，南宋孝宗乾道四年），二十八歲，入宋求法，歷游天台山及育王山等，於同年即攜天台章疏二十餘部東歸。文治三年（一一八七）再度入宋，參訪天台山萬年寺的虛庵懷敞，傳受臨濟法脈。因為虛庵是黃龍派下的第七代祖的法孫。　　榮西第二次來華，住了五年，於建久二年（一一九一）返日，在博多建聖福寺，在鎌倉開壽福寺，在京都立建仁寺，鼓吹禪宗。但對南都北嶺的舊宗派，妨害很大，因之起而抗議。榮西遂著興禪護國論三卷，分述禪之由來以及國家於禪法之不可或缺。另作有出家大綱，以說明出家之天職為何。榮西非僅傳禪，禪則由他而盛，故被推為日本禪宗的開山祖師。他也精於醫術，尤其注意茶的養生方法。建保二年（一二一四），因將軍源實朝罹病，榮西獻上所作之吃茶養生記，說明　　茶的功能，有遣困、消食、快意之效，是為日本之有『茶道』的開始。　　榮西之後的諸師　　榮西的弟子有榮朝、行勇、明全等。榮朝門下出圓爾辨圓（一二○二──一二八○），辨圓於嘉禎元年（一二三五，南宋理宗端平二年）來華，參徑山的無准師範而嗣其法。在宋六年，東歸後，受藤原道家之召，開創東福寺及普門寺等，而集公家及成家之皈依於其一身，奠定了鎌倉禪宗勢力的基礎。花園天皇賜聖一國師之號，此為日本之有國師尊號之嚆矢。門下二十餘人，而以湛照為嫡嗣。　　辨圓門下尚有一位無關普門，來華留學十二年，歸國後，龜山上皇舍其離宮為南禪寺，以普門為該寺初祖。　　無住一圓，也是辨圓的門人，著有沙石集十卷、雜談集十卷等。　　湛照門下則出虎關師煉（一二七八──一三四六），他有一部三十卷的名著『元亨釋書』，是受了中國梁、唐、宋各高僧傳的啟發，編成了一部日本的高僧傳，迄今仍為日本佛教史學史上的重鎮。　　與辨圓同興禪宗的另一人是南浦紹明（一二三五──一三○八），紹明初學禪要於東渡之宋僧蘭溪道隆座下。正元元年（一二五九，南宋理宗開慶元年）來華，參於虛堂智愚之門。文永四年（一二六七）歸日，受後宇多上皇之召，嘉元二年（一三○四）住萬壽寺。辨圓是禪密戒並修兼行的人，紹明則始　　終是純粹的禪者。其門下有通翁鏡圓及宗峰妙超。妙超受到花園上皇的皈依，是京都大德寺的開山。妙超門下出關山慧玄及徹翁義亨，慧玄則奉花園上皇之命改其離宮為妙心寺。　　中國禪師東渡　　鎌倉時代，日本的禪師輩出，由中國前去的禪師亦復不少。其中以蘭溪道隆、兀庵普寧、無學祖元、大休正念、西澗子曇、一山一寧等最為有名。　　蘭溪道隆（一二一三──一二七八）是西蜀人，十三歲於成都大覺寺落髮，後參歷浙江諸山。南宋理宗淳佑六年三十三歲東渡，因當時日本的舊派諸宗，逞私營利，腐敗墮落，純中國的禪家風骨則寡慾樸質，不重寺院之宏大莊嚴，不拘泥於文字經典，主張苦修力行，不思居室之美，不貪衣食之富，這些都與源賴朝開創鎌倉幕府以來，所提倡的武士精神相吻合；又以禪寺所行百丈清規之嚴正，亦為重禮節尚志氣的鎌倉武士所欣悅。同時，此時掌握政權的北條時賴，亦想脫離舊都的諸宗，樹一新的宗教於鎌倉，使鎌倉成為政治及宗教的新的中心。故決采中國化的禪宗，邀道隆至鎌倉，開建長禪寺。弘安元年示寂，謚號大覺禪師，此為日本之有禪師號的創例。　　普寧是受道隆之敦勸而於南宋理宗景定元年（一二六○）東渡，先至京都，後受北條時賴之請，繼道隆而住建長寺。時賴屢就普寧修禪，熱心參究，卒得普寧的印可。時賴死後，因舊派的誹謗，乃留一偈：『無心游此國，有心復宋國，有心無心中，通天路頭活。』遂於南宋度宗咸淳元年（一二六五）歸宋。　　無學祖元（一二二六──一二八六）是明州慶元府人，出家後參於徑山的師範之門，南宋恭宗景炎元年（一二七六），他在溫州的能仁寺，因元兵至，眾皆逃避，獨祖元端坐堂中，元兵白刃加頸，他仍神色自若，並說一偈：『乾坤無地卓孤筇，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里斬春風。』元兵聽後，即默然離去。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一二八○），因北條時宗之請，東渡日本，先住建長寺，又創圓覺寺，寂於日本，謚號佛光禪師。門下出有日籍高足高峰顯日及規庵祖圓。　　尚有一位奉了元成宗的使命赴日的一山一寧。他是台州人，初學顯密二教，後於天童育王承受禪要而住於普陀山。大德三年（一二九九），奉命東渡，而為疑作間諜，被北條時貞幽禁於伊豆之修禪寺，獲赦後住於建長寺、圓覺寺及京都的南禪寺。在日本二十年，備受朝野之歸敬。座下著名弟子有華籍的石樑仁恭及日籍的雪村友梅。　　道元與曹洞宗　　日本的禪宗，自榮西之後，共分二十四流，但總不出臨濟及曹洞兩派的分支。以上介紹的是臨濟，至於曹洞，是由道元開始。　　希玄道元（一二○○──一二五三），十三歲出家，原為榮西的法嗣明全的弟子，於南宋寧宗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隨同明全來華，在明州天童山的長翁如凈座下得法。如凈是洞山第十三世法孫，道元受其涅盤妙心，承傳了曹洞的法統。在宋四年，東歸後，先在洛南，傳其禪風，又在越前國開創永平寺。道元持律謹嚴，並遵如凈之訓：『不可親近國王大臣』。當時的執權北條時賴　　，慕其道風，而召至鎌倉，叩示禪法，一時間臣屬及庶民之爭相皈依者風從。時賴雖待之以優渥，仍堅不受其久留鎌倉之請，而於半年之後，返回越前的永平寺。此與榮西的不拒權貴之接納者，適足兩相對照，後世即以此為樹立兩家不同的宗風。道元著有正法眼藏九十五卷、永平廣錄十卷、永平清規二卷、學道用心集一卷。門下以孤雲懷奘最為有名。　　道元門下的孤雲懷奘，初在睿山出家，後改師事道元，協助道元司理山務寺制。道元寂後，即著手道元著作之校集。他的門下出有義介、寂圓、義演、義准等人。義介開創大乘寺，其門又出寒岩義尹、瑩山紹瑾等人。　　（四）鎌倉時代的佛教文化　　鎌倉幕府與佛教　　南宋中葉以後，宋日交通日增，來往僧侶極眾，鎌倉幕府對於宋之佛教文化，抱有隆高的敬意。將軍及執權，多與宋僧或禪師交接。例如：第三代將軍源實朝，於西紀一二一六年，竟有親自來華的計劃。因他於某夜夢入宋之某寺，見一長老升座說法。夢醒問此寺名於僧，答以『此京都能仁寺也。』『此長老為誰？』答曰：『此寺之開山，南山宣律師也。聖者難測，生死無隔，可隨處現，律師現再誕，即日本國實朝大將是也。』『此侍者為誰？』答謂：『侍者亦再誕，即日本國鎌倉雪下之供僧良真僧都也。』事後，實朝又問良真，良真亦以此夢作　　答。實朝遂信他是南山律師的後身，故欲親謁靈跡而有造船入宋之企圖。終由於所造的船大港淺，不能出海而作罷。　　執權北條時賴之信禪僧，初只為政治上之利用，當其接近之後，漸次而熱心皈依，終成為禪法之修持者。後來讓職於北條長時，他竟就道隆落髮，在最明寺專修禪法，並得普寧之印可。當他臨終，安坐繩床，述遺偈而逝，已儼然一高僧的風範了。　　及至執權北條時宗，對禪宗的信仰益隆，日人贊時宗為武士之典型，而其修養乃得力於禪宗。他自幼即受禪宗的熏陶，大休正念贊之為：『幼慕西來直指之宗，早悟即心即佛之旨。』他曾先後參學於道隆、祖元座下，並有深厚的禪功，養成果斷而鎮定之精神。當元軍大舉攻日，守衛困難之際，時宗竟能沉著應付，從容不迫，以息國難。此尤得力於祖元禪師之勉勵：『一句一偶，一字一畫，悉化為神兵，如帝釋天與阿修羅戰。我軍得神佛庇護，降伏魔軍，生靈皆安。』元軍卒因遇暴風破船，偃兵而退。　　禪宗與武士道　　日本武士的教義，實系神道精神、儒家思想、禪宗骨格之三流合糅。試看其要求武土的條件，是忠孝、武勇、慈悲、禮讓、勤儉樸質、重名分、尚節操、一生死。其中的慈悲、勤儉樸質、一生死，便是禪宗的賜予。　　慈悲之旨，乃佛教的基本思想，故不論。且看百丈清規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即為勤儉；不立文字，直指心源，是為樸質。祖元曾說：『若能空一念，一切皆無惱，一切皆無怖，猶如著重甲，入諸魔賊陣。魔賊雖眾多，不被魔賊害。掉臂魔賊中，魔賊皆降伏。』這是不畏死亡，無懼外界惡勢力的侵擾。道元也說：『生一時也，死亦一時也，亦如春而夏也，夏而秋也，秋而冬也』。最不要忘了祖元曾對元兵說的：『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里斬春風。』這就是生死如一，視死如生的精神之表露。　　鎌倉時代，武士道精神之成熟，以及禪宗之特盛，乃系互為因果。所以，武士道並不壞。後來明治維新以後，以武士道的基礎，成長為軍國主義，欲遂某兼并大陸而奴役我中華民族的目的，實非武士教義的本質了。　　中日交通與佛教　　自唐末五代以來，中日僧侶之往來，可資介紹的實在很多。在此僅能述其大略：　　五代時的吳越王，保護佛教最力，因此杭州西湖一帶，佛教獨興，所以此後日僧來華，亦多以拜謁此處的名山為目的。此時日僧來華之可記者不多，較著名的有寬健及日延二人。寬健客死中國，日延則攜吳越王錢弘俶之『寶篋印塔』東歸。當時中國文化中衰，經籍多散佚，吳越王曾托商客向日本以黃金六百兩，求天台論疏的寫本。隨同寬健來華的澄覺，亦在後唐明宗長興年間（九三○──九三三），在洛陽長安等處講唯識論及上生經等；另一同來的寬輔，也傳瑜伽大教。日本佛教反哺我國，日人則自誇其文化已優於中國了。　　我國北宋時代，日本由於外戚藤原氏掌政，對外力主閉關主義，來往交通不多。自南宋起，日本政權由外戚轉入武家平清盛之手，嗣後即獎勵海外貿易，中日交通日臻頻繁。　　北宋時代來華日僧以奝然、寂照、成尋、仲回最為有名。奝然於西紀九八三年（太平興國八年）與弟子成算等四人入宋，留三年，歷訪天台、五台及洛陽龍門等佛跡，並晉謁宋太宗。歸國時的最大禮品，是攜去了中國最早的開寶版初印本大藏經。　　寂照於宋真宗咸平六年（一○○三）來華，在華三十餘年，客死於宋。　　成尋於宋神宗熙寧五年（一○七二）偕弟子賴緣等七人來華，晉見神宗，命祈雨，奇驗。在宋九年，寂於此土。　　仲回入宋，是奉了朝廷之命，以送達國書的身份而來，但卻由於日廷對宋，持平等態度而未被宋廷接受。　　到了南宋時期，日僧之來華者，先後達五十三人之多，乃極一時之盛。例如前面介紹的榮西、覺阿、俊芿、道元、辨圓等，均系此期入宋的人物。　　在宋以前，日僧攜去經典，雖已不少，北宋以後，由於中國刻經事業的隆盛，有宋一代，日僧攜去者，竟有三種版本的大藏經。一是奝然請歸的蜀本，亦稱官本；二是福州東禪寺本；三是　　福州開元寺本，均稱閩本或私本，分由重源（一一六七入宋，住一年）及凈業（一二一四或一二三三入宋，住八或十四年）攜返日本。　　新宗派的新風氣　　到了鎌倉時代，日本佛教，有了三大中心區：奈良的六宗，京都的天台及真言兩宗，鎌倉的禪宗。大體上說，新舊兩京的佛教，與皇室信仰密切，鎌倉為武家的幕府所在地，故與幕府信仰密切。凈土的真宗及法華的日蓮，雖始於鎌倉時代，盛行則要到南北朝時代之後，唯其再加上禪宗，則為此期的三個新宗。凈土真宗及日蓮宗，是日本的特產，可謂日本自己的佛教，正像禪宗是中國文化的佛教產物。　　所謂新宗派的新風氣，由於念佛的民眾化，遂使貴族佛教推展成為民眾的信仰；由於街頭傳道乃至勸人隨處念佛及唱經題的結果，佛教的中心，遂由寺院開放，而普及於全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由於新宗的人物源空、親鸞、一遍、日蓮等主張婦女同樣可得信仰的救濟，遂一反從來重男輕女的思想，乃至凡為靈山聖境，都列為女人的禁地。道元對這種作風，亦評為『此唯誑惑世間至愚之人』。　　五、南北朝及室町時代　　（一）禪宗的隆盛　　時代的大勢　　當鎌倉幕府末期，後醍醐天皇欲收同政權，下召諸將，勤王討幕。此在日本史上，稱為建武中興。結果，鎌倉幕府滅亡，卻又有足利尊氏，叛離天皇，在京都另立光明院，天皇無已而南遷至吉野。這個南北朝的局面，直到足利尊氏的第三代義滿之時，才歸統一，恢復了幕府體制，稱為室町時代。幕府末年，群雄割據，便成了戰國時代。佛教在此期間的初頭，新興於前代的各宗派，都有長足的發展。禪宗因朝廷及將軍家的歸仰，尤為隆盛，其地位恰如平安朝的天台及真言兩宗。　　臨濟宗　　南北朝時代，臨濟宗師有兩大重鎮，那就是夢窗國師及大燈國師。　　夢窗國師（一二七六──一三五一）號疎石，十八歲出家，依東大山凝然受戒，遊歷諸方，學顯二教，參訪建仁寺的無隱及建長寺的一寧，萬壽的顯日佛國禪師傳其心印。深得後醍醐天皇的敬仰，曾數度召入禁中說法。後醍醐天皇崩後，又得將軍足利尊氏及足利義直兩兄弟之歸仰，並且受足利尊氏之請，建天龍寺追薦後醍醐天皇之冥福。他的國師號，即為後醍醐天皇所賜。其門下英才極多，嗣法者即有五十人以上，中以春屋妙葩、義堂周信、絕海牛津等，最為出色。　　大燈國師（一二八二──一三三七）號妙超，字宗峰，二十歲依佛國禪師出家，又入大應國師紹明　　之會下，參三年大悟而嗣其法。宗峰的禪風以峻嚴著稱，受花園及後醍醐兩天皇之皈依。當後醍醐天皇南遷吉野之後，宗峰即成為南朝之師，而與北朝之師夢窗國師齊名。嗣法弟子之優秀者，為徹翁義亭及關山慧玄。　　徹翁義芋，繼住宗峰所創的京都大德寺為第二代，第三代法孫則為一休宗純。　　關山慧玄，奉花園上皇之命，將其離宮改為妙心寺，成為妙心寺第一代祖。此後的臨濟宗，即以妙心寺為主要中心而發展延伸，至其第六代法孫雪江宗深之門，便分出四派，此後遂為日本禪宗的最大主力。　　五山十剎　　臨濟宗各系法嗣相承，以京都及鎌倉為中心而極其繁榮。到將軍足利義滿時代，（一三六八──一三九四為其稟政期間）仿效中國制度而建五山十剎制。以京都的天龍寺、相國寺、建仁寺、東福寺、萬壽寺，加上鎌倉的建長寺、圓覺寺、壽福寺、凈智寺、凈妙寺，兩個五山，合為十剎，受朝廷及幕府的崇敬而列為官寺。但又以京都的南禪寺置於五山的地位之上。　　此一制度，為我國宋代仿效印度五精舍十塔而起。據余又蓀的宋元中日關係史說：『南宋寧宗時，仿印度五精舍十塔之故事，於江南之禪寺中，亦定其等級，有所謂禪院五山。其後又定十剎，次於五山之下。』據王輯五的中國日本交通史說：『按宋代之五山，為徑山萬壽禪寺、靈隱山景德靈隱禪寺、天童山景德禪寺、凈慈山報恩光孝禪寺、育王山廣利禪寺，此均於日僧有密切　　關係。』又說：『日僧岡爾辨圓、神山榮尊，入宋時曾參詣師範。渡日宋僧之兀庵普寧、無學祖元，亦徑山師範之弟子。……至若距宋都臨安較近之靈隱、凈慈二山，日僧掛錫或參謁於此者，亦在在有之也。』因而『此等入宋禪僧歸國後，亦傳宋之五山十剎制於日本。』　　不過，中國的五山十剎之名，是固定的，日本的五山十剎，則因時代而有改變。在京都及鎌倉的兩個五山之外，同時兩地各又加上十剎，合計成了三十個寺院的總稱。（參考橋三正的『概說日本佛語史』二十一章）　　曹洞宗　　大致上說，臨濟宗的發展，與京都及鎌倉的公家武家有關，相對的，於地方的大名及農民間的傳播，則為曹洞宗。　　武士共分七階，由上而下的次第是：將軍（一位）、大名、旗本、御家人、陪臣、鄉士、浪人等七階。以武士（武家）為中心的封建制度，又分有好多階級的類別，例如（武）士、農、工、商。例如公家（朝廷）、武家、僧侶、神官、穢多（屠戶）、非人（乞丐）。有一段時期，武家又有執權，朝廷受制於將軍，將軍受制於執權，是三頭政治，而以執權為政權的掌握者。　　曹洞宗的道元禪師，雖受朝野各階層的敬崇，因其服膺『不親近王臣』的師訓，所以獨對下層社會的教化努力。道元之門出孤雲懷奘，懷奘之下出徹通義介。義介被推尊為洞門太祖，其下出了瑩山紹瑾及寒嚴義尹兩大禪師，曹洞宗因而大盛。　　瑩山紹瑾（一二六八──一三二五），先學於懷奘座下，後得義介之心印，創建城滿寺。又承襲義介而繼主大乘寺，再開永光寺，晚年則創總持寺。門下得法者有七人，中於明峰素哲、無涯智洪、峨山紹碩、壺庵至簡，稱為四哲。其後由明峰而開十二門派，峨山則有二十五哲，曹洞宗的門風乃為之大張。峨山二十五哲之中，尤其以大源、通幻、無端、大徹、實峰為最有名，而其通幻的門流特別繁榮，成為室町末葉曹洞宗的主流。　　大源門下有梅山聞本、了堂真覺，其法系由東海及北陸而波及山陽等地。通幻之下出有了庵慧明、石屋真梁等十哲，其法系自東國、北陸，而及於九州，接近各地方的大名，又建立根基於農民之間。曹洞宗以北陸為中心而向北至於奧州，向西到達九州。這與臨濟宗之以京都及鎌倉的五山十剎為根基地者，適巧成為對比。　　（二）日蓮宗與凈土宗的發展　　日像及其門下　　日蓮之下的日朗之門，出有日像、日輪、日印、日善、日傳、日范、日澄、日行、朗慶，號稱朗門九鳳，而以日像最著。初期日蓮宗，僅在東國及北國活動，到了日像，始向關西地方傳播。　　日像（一二六九──一三四二）七歲依日朗出家。日蓮入寂時，他僅十四歲，侍於病榻之際，受日蓮之遺囑，當向京都布教。二十歲，辭別日朗，巡拜祖跡，而入京都，於四月二十八日在宮城東門，登東山，面對旭日，高唱法華經題，以為本宗在京都開教之發起，同時紀念日蓮逝世的十三周年忌日。　　日像在京都布教，招致舊有諸宗的反感而加以迫害，十五年間，先後三回，世稱為龍華之三黜三赦。龍華是日像所創的妙顯寺亦號龍華院，此為日蓮宗在京洛發展之濫觴。由於日像的精神感召，真言宗大覺寺的妙實，亦率其弟子，歸投日像門下。妙顯寺之建立，實系得力於妙實。日像臨終，亦將後事託付妙實。　　妙實繼為妙顯寺的第二祖，門下出朗源，朗源出日霽、日實。日霽遷妙顯寺至四條櫛笥，改名妙本寺。日實開妙覺寺。日霽門下的另一弟子日實，開立本寺，日隆建本能寺及本興寺，日明繼主妙本寺。日明之下出日具，日具之門出日真而開本隆寺。目前則以本能寺為本門法華宗的本山，本隆寺為本妙法華宗（即八品派）的本山。　　當時與妙實並稱，也在京都流布日蓮宗的，尚有一位日印的弟子日靜，他於北朝貞和元年（一三四五），應足利尊氏之請而入京都，後創本圓寺於鎌倉。　　日朝、日祝、日親　　身延山守祖堂的第十一世為日朝，他於出家之後，嘗遊學於南都北嶺，通貫諸宗而回歸日蓮。繼任期間，全力振興祖山，再建堂塔伽藍，整頓山中清規，世呼為日蓮再　　來，又稱為身延之中興。著有祖書五大部見聞記十七卷、元祖化導記二卷、法華草案鈔十三卷、一代五時記十八卷等。　　日祝與日朗同時，是身延山第六世日薩的弟子，於京都開頂妙寺，晚年住頂源寺。　　日祝同時的尚有日親（一四○七──一四八八），這是日蓮之後又一位態度激越而功績輝煌的大師。他十四歲出家，二十一歲入京都，因將軍足利義教頗有信仰法華之意向，日親遂效日蓮的立正安國論而造立正治國論一卷，獻於義教，並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勸說義教。終以其態度偏激，攻擊他宗過盛，引起義教之怒，捕下獄中。獄吏屢施水火之刑，終不能動其初衷，乃至將鐺燒紅如火，加其頂上為冠，因被號為鐺冠上人。坐獄計五百零三日，嘉吉元年（一四四一），蒙赦出獄後，行化於北陸的出陽及九州一帶，席不暇暖，建立寺院達三十六座。　　日蓮宗發展的結果，門派也紛紛出現。總名為『勝劣派』及『一致派』。勝劣派下分出顯本法華宗、本門法華宗、法華宗、本妙法華宗、日蓮正宗、本門宗，共計六派；因其日蓮正宗和本門宗，乃系同出於日興一位派祖，故又合稱為勝劣五派。一致派下分出日蓮宗（單稱）、不受不施派、不受不施講門派，這是一致三派。　　天文法華之亂　　由於人才輩出，日蓮宗的勢力日漸高漲，至室町之末，僅在京都一地，即有二十一寺，且其態度激進，致引起了與其他諸宗的爭鬥。　　最初是由於教義宗名的爭辯，例如永正年間（一五○四──一五○六），山門（比睿山）的圓信，著破日蓮義，日憲出而與之筆戰，日澄也著日出台隱記。結果對方便訴之以武力，天文元年（一五三二）攻燒山科之本願寺。天文五年，又將日蓮宗在京都的二十一寺，全部燒毀。並將日蓮宗徒逐出都外。日蓮宗在京都的勢力，一時陷於絕跡的狀態。此在日本佛教史上，稱為天文法華之亂。到了天文十一年，又許日蓮宗徒返歸京都。天文十五年，便恢復了十五個寺。這是日蓮宗徒在論爭的措詞方面太過激烈的結果，故在此後，再也不敢輕率破他宗，所以與山門之間，也能和平無事了。　　凈土宗的分派　　凈土宗自以然阿良忠為基礎，開出了鎮西流的六派，稱為京都三流及關東三流。　　京都三流，即是（一）三條的真悟寺，了惠道光成立三條流。（二）一條的華開院，禮阿然空開創一條流。（三）宇治木幡的尊勝寺，慈心良空開出木幡流。　　關東三流，即是（一）唱阿性真的藤田流。（二）尊觀良辨的名越流。（三）寂慧良曉的白旗流。　　在此鎮西六流之中，以名越及白旗兩流最盛。　　名越流，自尊觀經明心、妙觀，而到聖觀、十聲，傳播於奧羽地方。十聲創磐城的專稱寺，此寺後為奧州一方之本山。聖觀門下的良榮，在下野大澤山開創圓通寺，成為大澤流之祖。名越流即以此二寺為本所，繁榮綿延以迄於今。　　白旗流，是以武藏之白旗地方建一十樂寺而得名。自寂慧良曉，經定惠良譽、蓮勝，至了實成阿而出了譽聖冏。聖冏（一三四一──一四二○）九歲出家。自二十四歲遊學四方，探究諸宗，博學多聞，著述甚豐。內作革新之議，外則破斥異流，大張白旗流之教權。又定宗戒兩脈相傳之儀，即是傳其本宗法脈，亦傳律制的戒脈。其名著有選擇傳弘決疑抄直牒十卷，釋凈土二藏頌義三十卷，破邪顯正義、觀心要決集各一卷等。　　了譽的弟子西譽聖聰（一三六七──一四四一），九歲出家，先學密教。二十歲會見了譽聖冏之後，始棄密教而入凈土，敷揚師說，力弘宗義，並開增上寺於武藏之貝冢（東京市）。　　再說與鎮西流相對的另一派西山流。自證空上人之下，又分出了東山、嵯峨、深草、西谷等四流。東山及嵯峨兩派，法統傳承不久即告中絕，深草及西谷兩派，後世頗為繁榮。　　深草派，是以洛南深草之真宗院的地名而得名，以圓空隆信而發展出來。此派宗義之大成者，則為圓空門下的顯意。顯意之下又出道意及壽覺。道意開創圓福寺，壽覺住於誓願寺，此後即以此二寺為本派的中心道場，而迄於今。　　西谷派，是以法興凈音創光明寺於洛西之西谷而得名。法興之下出觀性及觀智。觀性繼承光明寺，觀智則住洛東之禪林寺。此後即以此兩寺為西谷派的發展中心。西谷派的中興人物，則為　　明秀（一四○四──一四八七），這是凈土教中最富於哲學思想的一人，但其宗義則平易近人，頗能迎合民眾的教化。　　凈土真宗的分派　　此期的真宗，除了本願寺，分有四大派：下野之高田派、京都的佛光寺派、近江國野洲郡木部的錦織寺派、越前的左道派。　　高田派以高田之如來堂為其發展之中心，後改稱專修寺。由真佛，經顯智及專空，而奠定此派的基礎。再歷定尊、空佛、順證、定順、定顯。定顯之子真慧為第十世，遂將專修寺的寺基移到伊勢的一身田地力，而將此派的弘通，擴展於京畿、北陸等地，故被稱為高田派的中興之祖。真慧之下，門徒又分裂為二派：一擁應真，一擁真智，互爭為高田派的正統。真智即至越前另起專修寺。以之對抗伊勢的專修寺。經過百五十年的嫡庶派系之爭，最後復歸統一，仍似伊勢的專修寺為中心。　　佛光寺派，由空性房了源立基。　　錦織寺派，由慈空立其基礎。　　另有高田派下，進入越前的一文，由如道而倡真宗的左道，排斥本願寺的覺如為邪義。此一系統後來出有四派：出雲寺派、誠照寺派、山元派、三門徒派。　　本願寺與蓮如　　對以上四派而言，京都大谷的本願寺乃是獨立的，這是留守親鸞影堂，也即　　是由親鸞女兒覺信尼的子孫所傳的一派。由其曾孫覺如而將影堂命名為本願寺。但此派曾有一度沒落，直到蓮如（一四一五──四九九）出世，方見中興。營建本願寺于吉崎之山上，房舍達一二百軒，並將教勢自北陸推展至奧州境內。從他所寫許多的『御文』之中，可以看出蓮如教化的重點，是在地方的民間。他的宗義平易簡明，深受民眾歡迎。　　可是，越前專修寺的門徒，與本願寺門徒之間，也發生了軋轢。越前一派聯合了豐原寺、平泉寺及加賀的白山寺，因為蓮如成立第二山門而加壓力，卒因加賀地方的守護富樫親政，黨於真慧派的越前專修寺門徒，文明八年（一四七六），率眾來襲吉崎的本願寺，蓮如因此退去。　　文明九年，由於近江地方的門徒之請，又在山科地方建立本願寺。前後費時五年，完成莊嚴宏偉的伽藍，視之猶如佛國呈現，較之昔日的本願寺，規模大異。蓮如全力恢宏真宗之祖業，結果名實相應而感召了佛光寺的經豪，以及錦織寺的勝慧、豪攝寺的善鎮，先後皆來歸從蓮如。至此，真宗各派，又複合為本願寺及專修寺的兩大主流。　　一向一揆　　所謂一揆，是土匪、流寇、強盜的意思。這在室町時代，是政府最感頭痛的問題，前代有僧兵之禍，此期有一揆之亂。此在真宗門徒稱為一向一揆，以其一心一向彌陀如來的宗義而得名。在日蓮宗門徒，則稱為法華一揆。這純粹是因群雄割據，各霸一方的諸藩之間，彼此虎視，相吞相併。所以各皆利用宗教的宗派集團之間的矛盾，起而煽動宗派集團的武裝鬥爭，期藉宗派勢力的延伸，發展各自政治勢力的範圍。　　文明七年（一四七五），蓮如因吉崎的本願寺受專修寺門徒襲擊而離去，本願寺門徒遂對付政親，專修寺門徒皆助政親，於長享二年（一四八八）六月，開戰於高尾城。結果本願寺門徒大勝，並挾勝利餘威，長驅直入，而致越中、能登、越前等北國地方，頓形大亂。　　此後又在尾張三河地方，專修寺門徒協助德川家康，本願寺門徒即於永祿六年（一五六三），結集大軍對抗家康，結果是以媾和終局。　　室町末葉，大名織田信長，志在平定全國而成統一之局，故自尾張地方，起兵西上，並預選大阪石山之景勝地方，為其雄圖之策源地。故於元龜元年（一五七○），商請本願寺將石山的寺基遷移轉讓，但遭拒絕，因而激怒信長，舉兵進擊本願寺。本願寺飛檄全國門徒告急，門徒結集，死守石山，信長大敗，僅以身免。　　元龜二年，信長捲土重來，攻擊長島之門徒，又敗。第二年再攻，第三年三攻，結果也以媾和收場。但卻陰謀設伏於城外，門徒出城，皆遭屠殺，長島的一揆，即因而絕跡。　　天正三年（一五七五），信長轉向越前，進入加賀，又將越加一揆漸次平定。自長享二年以來，一向一揆之亂，至此已近百年了。本願寺門徒與織田信長開戰，亦達十一年之久，始於天正八年，雙方成立媾和盟約。　　時宗及融通念佛宗　　時宗在一遍之後，分出五派：二世他阿的遊行派、凈阿的四條派、聖戒的六條派、作阿的市屋派、心阿的奧谷派。在二祖他阿門下，又分出三派：內阿的當麻派、解阿的解意派、王阿的御影堂派。到了第八世國阿之下，又開出靈山及國阿兩派。再加上由一向所開的一向派及天童派，共計十二派。但其各派完義無甚出入，現在他們也不再自唱派名，法水一味，同一源頭。今以蓮華寺、金蓮寺、無量光寺、正法寺，為其大本山。　　此期間的融通念佛宗，由於良尊的出現（一二七九──一三四九），一度中興。他對河內大念佛寺的復與，使得一度中衰的本宗，又在東國地方弘通起來。　　（三）吉野及室町時代的佛教文化　　寺院與經濟制度　　在鎌倉時代新成立的禪宗、凈土宗、日蓮宗，均與上下各階層，普遍地發生密切關係，對於國民生活的接觸，非常深刻，所以在經濟方面的集散，也以寺院為中心了。　　那就是各地的寺院或神社，推行一種叫做『賴母子』的經濟制度，又稱為無盡錢。這是推行於中國唐代佛教，特別是與三階教有關的無盡藏法，由留學僧輸入日本的。是儲蓄生息或類於保險儲金的一種地方金融事業，故為地方帶來了經濟的安定與繁榮。　　再說寺院本身的經濟。賴母子本系寺院之間的互助會，後來發展成為各地方服務的組織。可　　是寺院方面，仍有特殊的經濟制度，他們除了信眾隨時的布施及寺領的不動蘆為其收入之外，尚有一山共濟的制度，即在一山之內的共濟共榮。此可以妙心寺及長福寺的辦法為代表。尚有對外營業的方法，基於福田思想的原則，寺院兼營藥劑及藥材的販賣；又基於布施屋的延伸，寺院兼營了旅舍業務，稱為宿院。稍後寺院與旅舍雖分離，仍為寺院的業務之一。另與旅舍有關的，寺院經營浴室，稱為寺湯。　　寺院與教育　　原來，僧侶為了教育其弟子及鄉里的兒童，而施行的教育，自奈良時代之前，業已有了，後來由於官設的教育衰微，到鎌倉時代以後，寺院即成了學問的中心，僧侶負起了民眾教育的責任，此被稱為寺學問。　　寺學問的主要科目，是和漢兩種文字的學習，以及和漢書籍的讀誦和閱覽。除了知識的傳授，尤其重視精神生活的薰陶。當時所用的教科書，例如：伊呂波歌、實語教、童子教、庭訓往來，皆出於僧侶之手，故含有相當程度的佛教思想。　　像這樣的所謂寺學問，非常普遍，但亦似有高低等級之分。　　根據古拉斯的日本西教史以及蒙達農斯的日本記所載，當時在京都附近有高野、根來、比睿山等五個自由學校，各有學生三千五百名。所授課目有修辭學、雄辯學、歷史編纂學、天文學、詩、算術等。這是西洋人的記載。　　不過，在下野國足利地方，當時有一所足利學校，那是當代最完備的教育機構，由將軍足利義兼創辦，在其盛時，有學徒三千，目的是在教育足利氏一族的子弟，但也收受海內各地的優秀子弟。該校的校主由僧侶擔任，教師亦多是僧侶身份。當時的京都，由於五山文學是以詩文為主，對經學之研究，不甚重視。足利學校則受中國宋學新注（朱熹之學）的影饗，重視經書之講授，特別對於周易之研究，成了該校的專長。　　五山文學　　所謂五山文學，是由五山十剎的禪僧發達起來的文學風格。因為五山禪會，均直接或間接地與中國有很深的淵源，故此五山文學，實即是中國文學在日本的發揚。包括詩、文、語錄、傳記、塔銘以及像贊等。　　一般均以一山一寧為五山文學之祖，然以日僧而言，應推一寧的日籍弟子雪村友梅為其初祖。友梅於十八歲時，德治二年（一三○七）入元，歷游江南名剎，交結當地名士。旋因當時元日交惡而疑友梅是間諜，本擬處斬，臨刑，友梅即誦出無學祖元的名偈，刑官聞之，感服不已，後聞於朝廷乃被赦。他在中國凡二十三年，故對中國文學有深厚的修養。友梅肇其始，後夢窗疎石，乃集其大成。　　日本的漢文學，可分三期：初為平安朝貴族所作的中國文學，次為本期的五山文學，三為江戶幕府時代日本儒者所作的中國文學；但以五山文學為最優秀，毫無『和臭』意味。　　五山文學的作品，其著名者有：東福寺虎關師煉的濟北集、建仁寺雪村友梅的岷峨集、中岩圓月的東海一鷗集、天龍寺絕海中津的蕉堅集、南禪寺善堂周信的空華集。此外，別源圓旨的南遊東歸集、天岸慧廣的東歸集、愚中周及的草余集，也很有名。　　正由於漢文學的發達，也就漸次注重到中國的儒學，所謂朱學的朱子學風，也由禪僧自中國傳入了日本。此固為江戶時代的儒學之盛，開了風氣，對於佛教的本身則未必有利。禪宗本以不立文字為原則，後因語錄的記載而有禪宗特有的文體。日本禪僧終致於貪著文學而轉向儒學，其結果，竟有僧侶返俗而成了儒者，此乃五山文學極盛以後的惡果。　　元日交通的影響　　日本與元朝既以警戒的態度設防備戰，卻也不禁日人赴海外通商，其目的在獲取貿易之利。同時，元朝既對日本兩次出師均敗於暴風，便改懷柔政策，寬大待遇日商，因此，日商來元者，趨之若鶩。　　此類商船，最早為天龍寺的籌建經費而核准的。當時足利尊氏反叛後醍醐天皇而使其南遷吉野，但在後醍醐天皇崩後，足利尊氏及其弟足利直義，為了安慰其靈，以除生前所結之怨，乃決定在京都之嵯峨造天龍寺，以薦冥福。由於經費無著，遂用通商抽稅的辦法來解決，故名為天龍寺船。以後凡來中國的日船，元朝均以天龍寺船呼之。　　既有商船來往，中日兩國的僧侶，亦多有交流。入元的日僧，人數不可勝計，據木官泰彥的統計，有名可考者達一百五十三人，唯多平庸之輩，較有貢獻的則有可庵圓慧、龍山德見（隨他去日的元人林凈因，初以饅頭製法傳於日本）、雪村友梅、孤峰覺明、祖繼大智、古先印元等人。　　至於元僧之東渡而有史可考者，計十二人。例如一山一寧、西澗士曇、石樑仁恭、東里弘會，東明惠日、靈山道隱、清拙正澄、明極楚俊、竺仙梵仙、東陵永玙等。他們各人對日本文化，均有深長的貢獻。最最傑出者，首推清拙正澄。他是杭州凈慈寺愚極智慧的法嗣，住上海之南的松江真凈寺。入元日僧，慕道來參者極眾，因而盛名騰於日本的禪林，執權北條高時遣專使召聘，於元晉宗泰定三年（一三二六）赴日。因他長於詩文，對五山文學之發達，貢獻良多。他又將百丈清規傳於日本，使日本的叢林，有規矩可循。又因與多數武士接觸，對武士的精神生活之影響亦甚大。尤其是武士也采百丈清規的長處，盡入於武家的禮法之中，小竺原貞宗，乃日本武家禮法的鼻祖，他卻是正澄的弟子。　　一山一寧居山本二十年，對日本的文學、書法、繪畫，有莫大的影響。日本的入元僧侶，除了攜返經卷典籍之外，也帶去了釋迦、觀音、文殊、普賢、十王、羅漢、達磨、布袋和尚、寒山、拾得等像，以及山水、人物、動物、花卉等宋元名畫，此於日本書畫史上，促成了雄偉的書風與淡雅的墨繪。　　六、江戶時代　　（一）江戶幕府的佛教政策　　織田信長與佛教　　戰國之末，織田信長起而舉兵，統一封建諸大名的割據局面，可惜馭下太嚴，卒致在京都途中的本能寺，為部將明智光秀所弒，統一之業，功敗垂成。繼其遺志而統一日本的，乃是他的部將豐臣秀吉，先破明智光秀于山城之山崎，復與德川家康議和，又降西方九洲之島津氏，再滅東方之北條氏，而致群雄皆服，統一大業，終於告成。　　再說織田信長，在他經略統一大業的過程中，受到佛教『一揆』的阻撓，所以，凡是與他為敵的寺院，均受到重大破壞，例如從元龜元年（一五七○）到天正八年（一五八○）對於石山本願寺的攻略，元龜二年對比睿山的焚燒。加上天文年間的法華之亂，一時間真宗及日蓮宗的教勢，在京內外大為低落。正由於佛教徒被捲入政治紛爭的漩渦，信長即以對基督教保護鼓勵的政策，一則藉以攝受西洋新文化，一則用以牽制佛教。　　豐臣秀吉與佛教　　秀吉平定全國，為了紀念功業，大興土木，營建伽藍，鑄造大佛。此系實行兵農分離政策，解除民間武器，收歸公有，用以鑄造大佛而彰和平事業。方廣寺大佛殿之地基　　，南北五十五間（以曲尺六尺為一間），東西三十七間，高一間半。大佛像純以銅鑄，堂高二十丈，像高十六丈。大佛殿後毀於地震又毀於雷火，秀吉死後，到了其子秀賴手上，再修完成，銅佛像高達六丈三尺。也正因為建大殿鑄大佛，以及修整其他許多佛寺，秀賴所費不貲，此乃出於家康的陰謀獻計，用以擾亂秀賴的財政。且其竣工之期，因鍾銘刻有『國家安康』四字，以致德川家康借故說秀賴不避家康之諱，大興問罪之師，結果招致豐臣氏的滅亡。　　秀吉對於佛教政策，先來沒收寺領不動產，又以寄進（布施）的名目，發還其一部份，因此他就掌握了寺院的經濟命脈，剝奪寺院在中世時代的威力，同時又對比睿山、高野山、本願寺、興福寺等的復興，予以援助。總之，他對佛教是採取控制而懷柔的政策，　　秀吉之世，立顯如的季子光昭為本願寺的第十二世，德川家康則立顯如的長子壽光為法嗣，另於烏丸七條地方，建東本願寺。從此，本願寺即分立為東西兩流。　　德川幕府與佛教　　德川家康於豐臣秀吉歿後，即在慶長五年（一六○○）建立江戶幕府（今之東京） ，此後二百六十餘年，即為德川幕府的江戶時代。　　在織田信長及豐臣秀吉之時，日本的寺院勢力，已經大為下降，不如中世（從奈良鎌倉至室町時代）的寺院，在軍事、經濟方面，竟與公家、武家，鼎足而立。至德川氏的政權成立，對佛教乃站在保護與干涉的折衷地位，既然寄進（布施）諸大寺的寺領財產，又將佛教納之於他的封建政權的體系之中。　　法度　　對於佛教制約，是用法度（法令）來制定各宗派寺院的本末關係。慶長十三年（一六○八）首先頒發比睿山的法度七條，其後陸續頒布了凈土宗諸法度，以及凈土西山派、真言宗、五山十剎、大德寺、永平寺、總持寺等諸法度。這些法度，大抵是嚴格規定寺格的區別，僧階、職制、座次、住職的資格，紫衣等袈裟及特殊上人之號的敕許，授戒法脈的限制，出家的規定，末寺對本寺之命令的遵守，說法的限制，募化財物的取締，寺社建立的限制，邪教流行的禁止等項。其中特別以寺院本末制度的確定，收效最大，此一制度在鎌倉末期，僅是法繫上的本末關係，江戶時代則是法令上的隸屬規定，末寺必須服從本寺的命令及支配。各派宗內的事件，因此減少，諸宗之間若起爭執，則受幕府的干涉，並且強制執行其裁斷。　　門跡　　另有與法度有關的，就是對於公家佛教的規定，即是與皇室或朝廷有密切關係的寺院，所謂門跡、院家、院室等，歷來已久。德川幕府同樣剝奪了他們的實力，僅給予空位及空權。元和元年（一六一五）頒發的公家諸法度之中，對於親王門跡（法親王主持的）寺院及攝家門跡（攝關家出身所主持的）寺院內，座位的決定，僧官的任敘，紫衣寺的住職，上人號的敕許，都作了明確的規定，一掃向來以俗權而作影響的弊風。通稱江戶時代的門跡寺院，計有二十五所。天台宗的輪王寺、妙法院、聖護院、照高院、青蓮院、圓融院、曼殊院、毗沙門堂、圓滿院、實相院，真言宗的仁和寺、大覺寺、勸修寺、三寶院、隨心院、蓮華光院，凈土宗的知恩院，法相宗的大乘院、一乘院。以上均為親王門跡或攝家門跡，另有真宗的准門跡六所：東本願寺、西本願寺、興正寺、佛光寺、專修寺、錦織寺。　　基督教政策與檀家制度　　織田信長保護基督教以牽制佛教，豐臣秀吉則以基督教冒瀆神社佛閣，且窺之有領土的野心，故於天正十五年（一五八七）下令禁止，但仍歡迎與西洋貿易。基督教傳入日本，是在西紀一五四九年，系耶穌會士薩維爾，由日人安治郎自馬來亞的麻六甲引導而至。等到德川家康於關原戰役（一六○○）之後，專以貿易為本，吸引外資及技術支援，對基督教遂取默許態度，基督教得此復活機會，迅即遍及全國，至慶長十年（一六○五），信者激增至七十萬人。律教師為布教的便利起見，乃設學校以培養傳道之助手，並設醫院、孤兒院、癩疾收容所，以吸收一般的信徒。可是，基督徒的思想行為，動輒違抗君父之命，此與封建政治及倫常觀念，格不相融，且以英國及荷蘭因商業競爭而說西班牙在日本有領土野心，家康遂下令禁止。為了禁教而引起了寬永十四年（一六三七）的基督徒島原之亂，幕府深感基督教之弊害，便開始了所謂鎖國政策。　　如何根絕基督教的潛移默行而防止其死灰復燃？幕府便利用佛教的基礎，建立所謂寺檀制度，以徹底肅清基督教的余勢。　　寺檀制度，是將全國每一個國民均納入佛教的組織，不論你加入那一宗派，均算合法。最初是對基督徒之轉入佛教者，須取得寺院之證明文件，叫作寺請證文，證明他確已脫離基督教而改信佛教。後來則使全民皆得歸屬於佛教的寺院，人人皆擇一宗之一寺而自為檀越，稱為檀家信徒，並負維持寺院費用及其住職生活的責任。更進一步，僧侶具有戶籍公證之特權，檀家信徒若遇結婚、生產、死亡，乃至移址、旅行、畜奴婢等事，均得與所屬寺院聯繫勘錄而取得證明，以證明其身份。　　由於寺檀制度的建立及法度的限制，寺院及僧侶生活有了固定的保障，但也失去了活潑進展的朝氣。　　存應、崇傳、天海　　德川家康的晚年，他所親近的僧侶，即是存應、崇傳、天海三人。　　源譽存應（一五四三──一六二○），是增上寺的第十二世，天正十八年（一五九○）應家康之召，去關東，屢談法義，極為優遇，並為家康及其子秀忠，授圓戒宗要。　　崇傳（一五六八──一六三三）於慶長十年住南禪寺金地院，寺院法度的制定，他頗參預其事。因為家康初以寺院司理外文任務，三要元吉、西笑承兌之後，即由崇傳繼之，得展長才於政治工作之中，故此深受家康之敬重。　　天海，他的壽命很長，有說長達百三十三歲，最低之說為一百八歲，寂於寬永二十年（一六四三），早歲登睿山學天台，深入閫奧而傍達諸宗，天正十六年（一五八八）之後，歷住武藏的多喜院及下野的宗光寺，後為家康賞識，重修多喜院而稱為東睿山多喜院，又被任命為修造日光山的領管。元和二年家康薨，擇日光山建東照宮以為靈厝，天海則稱受家康遺命，主張用神道及佛法『兩部習合』來祭祀家康之靈，大祭之日，即以天海為導師；並據天海的意見，為家康追奉東照大種現之神號。日本刊行的第一部大藏經，稱為天海版或寬永版，即是由天海得到幕府的支持，而於寬永十四年開刻，經十二年而完成，計六千三百二十三卷。　　（二）隱元東渡與黃檗宗　　唐船與唐寺　　日本的政教風物，受唐代文化的影響極深，所以凡稱中國，不論是在唐朝以前成唐朝以後，乃至到了明清之後，一律名之為唐。故此所謂唐船，不是唐朝的船，而是江戶時代從中國去的商船。　　江戶時代，日本對外關鎖，但對中國的商船進口，則采限制政策。當時的唐船，大多停泊日本南國的長崎港口，根據長崎實際的記載：唐船『不分四季，以小舟載價值銀五六貫，或十四五貫之貨物，數艘俱來，作交互貿易，間有自願逗留，娶妻生子而安居於此者。』但是唐船進口，均受檢查，貞享四年（一六八七）竟發現天主教的中文書籍走私進口者三十八種，因康熙皇帝當時眷顧天主教，在華南一帶頗為盛行，殊不知日本鎖國即為禁教，此乃唐船自找麻煩。　　由於留住長崎的中國人多了起來，他們是外僑，雖不適寺檀制度，可是中國人也信佛教，這些來自南京、漳州、福州的華人，為了實際需要，便建立了屬於自己的寺院，這就稱為唐寺。當時在長崎有三大唐寺：江浙幫的興福寺，福州幫的崇福寺，漳州和泉州幫的福濟寺。這三座唐寺，迄今仍留於長崎市內，不過現在是由日僧主管，當年則是由中國請去的禪僧住持，隱元隆琦即是由興福寺出名聘去的一位禪師。　　隱元隆琦　　隆琦禪師生於明神宗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六十三歲東渡，八十二歲，清聖祖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圓寂於日本。隆琦是福州林氏子，九歲入學，十歲即輟，而業耕樵。十六歲時，一天夜晚卧於松下，仰觀天河運轉，星月流輝，心竊異之，以為此非仙佛難明，遂啟慕佛之念，二十二歲至普陀山，禮觀音，並投潮音洞主，為茶頭，日供萬眾，不以為苦。二十九歲登黃檗山，正式落髮。天啟四年（一六二四），參密雲圓悟，受心印。崇禎六年（一六三三），費隱通容主黃檗山，舉隆琦為西堂，十年補黃檗法席，大振禪風，復興古道，住山七載而退。十七年主福岩寺，弘光元年（一六四五），主常樂之龍泉寺，明年再返黃檗。清世祖順治十一年（一六五三），率門弟二十餘人東渡。　　黃檗宗的開創　　隱元隆琦本為中國臨濟宗的法統，但他生活於明末清初之間，稍晚於蓮池大師雲棲祩宏，故其頗受蓮池所倡『禪凈合一』思想的影響，與古來的臨濟宗風已有不同，他到日本之時，亦不能與早期傳去日本的臨濟宗相合，但他的宗風，卻極受日本諸禪僧的歡迎而競相參謁，轟動一時，尤其是妙心寺的龍溪、禿翁、竺印，先請他到妙心寺，又轉住普門寺。　　此後，隱元頗有西歸之意，事為龍溪得悉，力加挽留，並且伴同至江戶，於萬治元年（一六五八），謁見將軍家綱，受到幕府之信賴，次年返京都，由於龍溪的斡旋奔走，家綱以山城治宇之土地見賜，作為寺基，寬文元年（一六六一）竣工，仍似他在中國所住的黃檗山萬福寺為其寺號，並遵幕府之命，祝國開堂，自此，黃檗宗即與原有的臨濟、曹洞並稱，而成為日本禪宗的第三大派。寬文五年，幕府布施寺領四百石，免除稅役。隱元則於寬文四年，功成身退，讓席於木庵性瑫（一六一○──一六八四），性瑫續建堂宇，確定一山之清規是以黃檗宗風益加振拔。　　隱元門下之嗣法者二十三人，其中除龍溪、獨照性圓、獨本性源三人之外，均為中國人。龍溪德學並秀，蒙後水尾天皇之信任，賜號大宗正統禪師，但他熱心於萬福寺黃檗宗的開創行動，頗受妙心寺一派的非難，故於寬文九年，乾脆脫離妙心寺而成為隱元的法嗣。　　黃檗禪僧　　隱元門下，木庵性瑫與即非如一，稱為黃檗宗的二甘露門，尤以木庵為著，當他繼主萬福寺法席之後，開三戒壇，為廣大的信徒授戒，並下江戶，見家綱，受寺領及金二萬兩的布施，以實萬福寺的經常費及增建費，又由其門下的鐵牛及潮音等之東下，在江戶開瑞聖寺，隨後，黃檗禪風因此而播於關東地方。　　木庵門下的鐵牛、慧極、潮音，稱為三傑。　　鐵牛道機（一六二？──一七○○），以自牧子自號，繼席瑞聖寺。延寶六年（一六七八），巡化下總地方，經營樁沼之開荒事業，拓出新田（年產量）八萬石，晚年住於洛西凈住寺。慧極道明繼鐵牛而主席瑞聖寺。潮音道海乃是神道及儒術兼學的人物，他在上野館林地方，開創廣濟寺。　　另有兩位重要人物，一是鐵眼道光，一是了翁道覺，均於日本文化有重大貢獻。　　鐵眼道光（一六二七──一六八二），本是凈土真宗的人，後皈依隱元，又親近木庵，道譽極隆，天和元年（一六八一）完成了大藏經六千七百七十一卷的刊行，此對天海版大藏經而言，有普及版的性質，稱為鐵眼版。但他最足感人的事迹，是於天和二年的大饑饉時，作了貧民救濟的工作，時人呼為救世大士，他也就在那年示寂。　　了翁道覺（一六二九──一七○七），是隱元高足弟子高泉性潡的法嗣。寬文五年，他在江戶不忍池畔，開藥鋪，自甘清苦，所得利潤，悉數移作社會救濟，養育江戶市中的棄兒十多人。天和元年長崎大饑饉以及天和三年的江戶饑荒，他都做了賑恤救濟的工作。元祿七年（一六九四），又在萬福寺之前，創建天真院。　　黃檗山萬福寺的法席，木庵之後，經慧琳、獨湛、高泉等，均為中國人，直到第十三世竺庵　　凈印辭職之後，始由日僧龍統元棟於元文四年（一七三九）繼其法統，他是慧極的法嗣。但至延享元年（一七四四）龍統又舉清僧大鵬正鯤自代，可是自從二十一世大成照漢之後，因清僧絕跡而由日僧住持，以迄至今。　　（三）諸宗的活動　　學問的獎勵與檀林　　在寺院法度的規定中，獎勵學問乃其重要的精神之一。僧侶之入山及出化，有其一定的修學年數和學業的程度。家康曾以『學問料』或『碩學料』之名（料是經費之意），頒發各寺院，以獎勵學問，於是，各宗紛紛興辦所謂檀林、學寮、學林等的教育機構，教育其宗徒，研究其宗學。　　此在鎌倉末期，凈土諸宗及日蓮宗的宗學研究，稱為談議所，簡稱談所，繼此而興者，便是江戶時代的檀林。較早興起的檀林是在天文法華之亂稍後，永祿年間（一五五八──），由日蓮宗的日光、日諦、日詮等，成立了『三光無師會』，到了天正（一五七三──）之初，日生在京都松崎及下總飯高兩地，正式開創了檀林。江戶初期，就一致派而言。有關東八檀林及京都六檀林，勝劣派別有七檀林。　　再說江戶時代的學寮，最先出現的是長谷寺、智積院、增上寺、寬永寺，及本願寺繼之。元祿八年（一六九五），本願寺改建於東中筋，便改學寮之名為學林。大谷派的學寮則始於寬文五年（一六六五）。曹洞宗也在元祿五年開創學寮。　　檀林或學寮的組織，亦有可言者，一宗的最高職位稱為學頭，以下則有化主、能化、講師等職稱，學員的名稱是所化。大體來說，江戶地方以學寮為盛，京都地方以檀林為盛。所化的學員，多數是寄宿的，故在檀林或學寮之內，包括講堂及寮舍的兩部，當初的所化人數，各處均為五六十名上下，漸次增加，到了寶曆及明和（一七五一──一七六四──）之頃，增上寺的所化人數達二百至二百五十人之間。真宗本願寺派的學林，在明和及安永（一七七二──）之際，即超過了一千人；江戶幕府末的安政（一八五四──）年間，竟超過了一千六百人；至於大谷派，在天保九年（一八三八），就已有了一千八百四十七名所化。　　檀林的課程方面，以日蓮宗來說，先修四教儀、集解、觀心，此為法華三小部，共六年；文義、文句、止觀，此為法華三大部，僅是法華文義，又分新、中、古的三級，共四年；法華文句及摩訶止觀的修學年數則無限制。再說凈土宗的科目，共分名目、頌義、選擇、小玄義、文句、禮讚、論、無部等九種，無部不限年數，其他八部則為每三年修一部。依照各人所修的年數，決定僧職及僧階的資格。例如真宗派是照各人的修科目及年數而區分為新隸、下座、中座、耆年、上座、臘滿等的階次，求學十六夏以上者，稱為臘滿。　　由於學事興隆，各宗的學者也紛紛出現。　　日蓮宗學者　　日蓮宗是諸宗之中學問興隆最早的一宗，此期間，以日重、日干、日遠最得令名，稱為日蓮宗的中興之祖。由於宗學的興隆結果，在宗義及宗風上，又開出了新的學派，對於原來的受不施派，由日奧及日講二師唱出了不受不施派。　　日奧（一五六五──一六三○），住於妙覺寺，當豐臣秀吉慶祝京都大佛殿落成之時，設千僧齋，日奧即唱不受不施，而拒絕參加，因慨日蓮宗門之墮落，遂隱於丹波。後於慶長五年（一六○○）受德川家康之命，與大阪城妙顯寺的日紹對論，仍堅持己說，故被流於對馬島。嗣後雖獲赦，但此宗義即與基督教同樣地受幕府禁止，直到明治年間，始公開承認它的派名，而以日奧為其開祖。　　日講（一六二六──一六九八）修學其宗學於妙覺寺，深信日奧的不受不施義，並且起而倡導，於寬文六年（一六六六）撰著守正護國章，獻於幕府，強調不受不施的宗義，因而獲罪，流於日向（宮崎縣），七十三歲時，即寂於該地。後被推為不受不施講門派之創祖。　　天台宗學者　　此一時期，天台宗出有妙立及靈空等諸師。　　妙立寂於元祿三年（一六九○），五十四歲。他本為禪僧，後歸天台，但他承受中國的四明知禮及靈峰蕅益的思想，根據四分律而反對天台宗學以圓、密、禪三宗一致的宗風，反對比睿山由來所傳的大乘戒。因得輪王寺的宮辨法親王的皈依，故於元祿六年，在比睿山建立安樂院，專弘　　妙立的律學，稱為安樂律院，由其弟子靈空住持。　　靈空（一六五一──一六九八）是一位博學多聞而又持律堅固的名德，繼承師說，全力宣揚，著作有六十餘部二百卷。他又另於寬永寺建凈名院，日光建興雲院，三山鼎立而盛弘宗義。因以安樂院為其中心，故稱其所弘之律為『安樂律』。但此安樂派之成立，是由靈空的弟子玄門，於寬保三年（一七四三）始定其一派立條規。　　此後，出有寬永寺凈名院的惠澄（一七七九──一八六二），終生講學不倦，大振四明學風。　　與靈空同時的義瑞，則遙承最澄傳教大師的學風，而與靈空作宗義之諍，稱為寺門派。此後又有敬光、敬長、敬彥，次第出現市倡復古之論，敬彥痛論安樂派之出於山家而又反對最澄，乃是不忠不孝。　　真言宗學者　　在家康時代的慶長六年（一六○一），曾將高野的真言宗，分為學侶及行人的兩派，制定一山兩頭，其後兩派互爭權勢，訴之於幕府，幕府則出而一掃其紛爭，以服從命令為準。當時真言宗在教義方面，又分為新義派及古義派。　　新義派有智山的運敞、豐山的亮汰。運敞（一六一三──一六九三）的著述達二百餘部，藏書極多，稱為運敞藏，被人敬稱為近代師。亮汰（一六二一──一六八○）著有理趣經深密秘鈔三卷等數十部。　　古義派自慶長年間的西明寺明忍，自誓受戒之後，再興興正菩薩所倡的真言律，大張戒學的講筵。後來於元祿年間出有一位凈嚴，開創江戶的靈雲寺，慕明忍遺述而自誓受戒，繼續弘律。凈嚴之後，即有慈雲（一七一七──一八○四）出現，盛弘戒律，德化及四方，幕府以高貴寺為其弘律之本山，他將他所弘的戒律，稱為『正法律』，因其主張大小威儀，百般規範，悉應遵照佛制，正法律之名稱，即出於原始的律藏。　　臨濟宗與曹洞宗　　臨濟宗在此期間，有五位人才可足介紹，第一位就是受家康信任的崇傳，他對江戶幕府基礎之建立，參與帷幄，頗著功績。諸宗諸寺的法度，多半系出其手。寬永十年示寂，生年六十五歲。　　其次，大德寺的澤庵（一五七三──一六四五），受到三代將軍家光之皈依，創東海寺於東京市的品川區，大振宗風。妙心寺的愚堂（一五七九──一六六一），在江戶（東京市）開龍翔寺，盛弘所宗。愚堂第三代法孫白隱鵠林（一六八五──一七六八），嗣道鏡慧端之法，先住松蔭寺，繼開龍澤寺，晚年再住松蔭寺，一生之中，巡遊各地，誘化道俗，並著『假名法語』，闡揚臨濟禪風。門下有東嶺，峨山、遂翁等人，今日自成一流，名為鵠林派。　　與白隱同時者，又有古月禪材（一六六七──一七五一），他的法系傳至今日，稱為古月派。　　尚有美濃盛德寺的師蠻，於元祿十五年（一七○二）著成一部七十五卷的『本期高僧傳』，收集日本各宗高僧一千六百六十餘人的傳記，乃系彼國最大部帙的僧傳書。　　再說曹洞宗，此期間以永平、總持兩寺為一宗之本山，統一宗務，隆盛宗學。元祿年間，出有月舟及卍山二師，先由月舟復興古風，繼而卍山承其宏業，著有宗統復古志二卷、廣錄四十八卷。二師之後，又有天桂、指月、面山諸人輩出，講釋祖書，曹洞之宗學，因此奠定基礎，宗門學徒，多能兼學內外典籍，大開講肆。　　延寶五年（一六七七），又有清僧心越興儔，應水戶光國之招聘而到日本，住祇園寺，盛名振於一時。　　凈土宗學者　　德川氏世代信奉凈土宗而為檀越，所以凈土宗因得江戶幕府之厚護，大揚宗風。增上寺受家康之皈依，大建伽藍，並訂檀林制度，振興宗學，除以此為中心的關東檀林之外，有十八檀林，每一檀林，無不學徒雲集，那就是江戶檀林五所，田舍檀林十三所。因此，凈土宗的人才很多。　　京都知恩院的滿譽，受二代將軍秀忠之皈依，又得後陽成天皇的信任，使皇子良純法親王成為知恩院的法嗣。　　佑天愚心，受將軍綱吉受其夫人桂昌院之歸仰，並升為大僧正。　　袋中欲來中國未成，而至琉球開創桂林寺，後返日本，又在京都興建法林寺。　　寬保及寬延年間（一七四一──，一七四八──），出有貞極、關通、普寂、敬首、大我等諸大德。他們鑒於凈土宗風的頹弊，所以力倡改革，極重戒律，尤其是敬首，興起了念佛門中的律院制。此與天台宗的安樂律、真言宗的正法律，在時代精神上有相通的要求。因受宋儒朱熹及陽明學派指責佛教無助於倫理實踐，故以振興戒律來挽救危機。　　真宗學者　　真正分作西本願寺派及大谷的東本願寺派。西本願寺派在此時期，先有準如、良如、寂如等好學的宗主。學林之能化，則有知空、若霖、義教、功存、智洞等人，次第出現，其中以知空及若霖門下的法霖，最為優秀，確立某宗學之體系者，特別是法霖的貢獻最大。法霖門下出僧朴，僧仆之門則有僧鎔、慧雲、崇廓、仰誓等人。至第十七世宗主法如之際，宗門多事，學林派的學者與非學林派的學者之間，發生了『三業惑亂』的紛諍，所以智暹著『真宗本尊義』攻擊法霖之說為始，結果是由幕府仲裁處斷而平。　　東本願寺派，首於正德五年（一七一五），設置學頭及講師，由西福寺的惠空擔任，其後經慧然、慧霖，於寶曆四年（一七五一）將學寮移至高倉，增建學舍，擴大規模。再經慧敞、深勵、宣明、大含、德龍等的歷任講師，人數越來越多。　　但在江戶時代，雖受幕府的獎勵興學，在思想方面卻也受到幕府的控制，凡有新異之見，即遭幕府的取締，並且加之以刑獄。　　佛教的黑暗面　　江戶時代的日本，文化中心漸次由京都及大阪而移至江戶，同時儒學及國學勃興的結果，幕府極受影響，儒生漸次抬頭得勢，對佛教則頗不利。　　在佛教方面，江戶時代雖然人才輩出，對於社會教育、文化、慈善，也做得很多。可是，僧人生活有了固定的保障，一般缺乏活潑進取的精神，思想沉滯，形成為『讀經佛教』的狀態。同時，僧尼之破戒腐敗，亦時有暴露，尤其是真宗出現了左道派，流行秘事法門或夜中法門。　　於是，社會的人士，紛紛指責僧尼為無用之物，儒學盛行的水戶藩，因而首開廢佛之端，著手摧毀佛寺，淘汰僧尼，並將佛像鎔鑄大炮，這是天保十四年（一八四三）的事。　　由於儒學及國學者的復古思想積極推展，除了廢佛毀釋，更倡尊王攘夷的主義。尊王觀念的成熟，所以江戶幕府的將軍，便把大政奉還天皇，那就是明治維新的開始；攘夷觀念的成熟，所以要恢復神道信仰而排斥佛教，那就是明治時代神佛分離，政策的執行。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第82期115-231頁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