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為何擅殺毛文龍：寧遠大捷埋下伏筆，毛越不受抑制，袁的殺心越堅定

崇禎元年（1628），明思宗朱由檢重新起用賦閑的袁崇煥，再次授命他總督遼東軍務。同年七月，為了滿足袁崇煥「便宜行事」的要求，與袁崇煥不和的大將滿桂被朝廷調離寧遠。八月，袁崇煥親抵關寧，對遼東的人事安排進行了一系列整改：原本鎮守寧遠的將領朱梅被解職，由新晉提拔為都督僉事的何可綱代替；袁崇煥親自坐鎮寧遠，把寧遠和祖大壽駐守的錦州合併為一鎮；駐守薊鎮的趙率教被轉移到山海關，專門負責後方支援。由於遼東巡撫畢自肅在寧遠兵變後引咎自盡，袁崇煥趁機向崇禎提議停設遼東巡撫一職，崇禎表示同意。不久，登萊巡撫孫國楨被免職，袁崇煥又奏請停設登萊巡撫，崇禎也加以認可。

至此，為了平遼大計，袁崇煥把自己最信賴的何可綱、祖大壽、趙率教三人均安置在了關寧防線的命門處，而其他可能掣肘袁崇煥的官員則被調免一空。

當袁崇煥忙著重新分配關寧軍的職務時，後金的皇太極也沒閑著，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蒙金戰爭」。崇禎元年（1628）二月，皇太極以使臣被殺為由，率軍親征察哈爾地區臣屬林丹汗的多羅特蒙古部。此役，後金軍大勝，俘獲上萬人。同年九月，皇太極再次出征察哈爾，將林丹汗的殘餘勢力驅趕到了察哈爾的西部邊界。經過數年對察哈爾蒙古的聯盟和征服，皇太極不僅增強了自身實力，還打通了一條繞道入關的坦途。

不過，無論是袁崇煥還是皇太極，此刻都因一個人的存在而頭痛不已，他就是駐紮在東江鎮的明軍將領——毛文龍。

袁、毛二人矛盾的根源

照說，袁崇煥守關寧，毛文龍屯東江，一個「守為正著」，一個「攻為奇著」，在遼東戰場上本該合作無間。可問題是，毛還沒來得及跟袁崇煥這位「關寧新星」加深感情，袁崇煥就首先向毛文龍射出了一串子彈。

袁崇煥和毛文龍之間的矛盾，最早始自寧遠大捷以後。天啟六年（1626）正月下旬，努爾哈赤率軍6萬攻寧遠。袁崇煥率部死守寧遠，與後金軍相持三晝夜。最終，明軍斬首二百餘級，努爾哈赤主動退卻。憑藉此戰，袁崇煥的影響力大幅提高。同年二月，攜戰勝後金之威信，袁崇煥迫不及待地向朝廷提出西移東江鎮的計劃。五月，袁崇煥升任遼東巡撫，又進一步向朝廷闡述了移鎮的原因和方法，認為毛文龍移鎮遼西沿海後「水可泛棹三岔，陸可揚鞭四衛，朝廷折片紙呼之跂可得也」，遠比在東江得力。

可是，毛文龍卻並不認同袁崇煥的主張。他在給天啟帝的奏疏中如是寫道：「兵事首論人心，次論地勢。以人心論：寧遠遼兵少，西兵多；東江則海外孤懸，無可退避，盡用命之人心。以地勢論：寧遠至遼陽，俱系寬平坦途，無險要含藏，難以出奇攻襲；東江則山險可以設疑，出奇可以制勝。接濟雖難，戰守則得，進剿恢復，終是東江事半功倍也。」天啟帝看罷毛文龍的奏疏後深表贊同，乃公開降旨道：「疏說地勢人心極明，不必移駐。」正式駁回袁崇煥的「移鎮」主張。

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像，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稱汗，建立後金，薩爾滸之役後，遷都瀋陽。之後席捲遼東，攻下明朝在遼七十餘城，1626年兵敗寧遠，袁崇煥憑藉此戰大幅提高影響力

經由天啟皇帝的裁決，袁、毛二人在移鎮問題上的爭論似乎分出了勝負，但二人各自秉持的戰略思想卻並沒有互相包容，反而引發了嚴重的戰略災難。

天啟六年（1626）八月，努爾哈赤病逝。袁崇煥派使者三十餘人前往後金處弔喪，順便和新國主皇太極商討和談事宜。袁崇煥提出和談，是企圖利用和平的空隙增修錦州、中左、大凌等地的防禦工事，擴展寧錦防線。皇太極答應和談，卻是想趁西部和平之機，解決朝鮮和毛文龍這兩個後顧之憂。

天啟七年（1627）正月，後金軍大舉侵朝。朝鮮大敗，被迫和後金締結為兄弟之國。與此同時，毛文龍也遭到後金軍數萬部隊的圍攻，士兵傷亡慘重，丟失了許多據點。袁崇煥聞訊，遲緩地派了一點增援部隊，半路上聽聞戰事結束便全數撤回寧遠。

從天啟七年的戰況來看，袁崇煥提議毛文龍移鎮並非沒有道理。因為袁崇煥使用的是堡壘推進戰術，其部隊不僅沒有野戰能力，更無法像東江鎮那樣利用地形奇襲騷擾。一旦後金把注意力放在東江鎮身上，兩個戰場遠隔大海，指揮協同存在問題，毛文龍根本不能指望關寧軍施以牽制。原來毛部駐師鐵山，經過朝鮮境內可以襲擊鎮江，確能起到一定的騷擾作用，但是皇太極攻下朝鮮之後，鐵山之路斷絕，毛部一登陸就被後金擊潰，而且入冬冰封之後還要防備後金攻島之患，戰略價值大大降低。所以按照孫承宗、茅元儀、袁崇煥等人看法，東江兵移鎮蓋州左右夾攻才是出路。這是明初收復遼東的故智，當時馬雲、葉旺先據蓋州，明軍主力由馮勝率領渡三岔河，一舉掃平納哈出勢力。

事實上，自從天啟七年以後，東江鎮的生存環境日趨惡化，毛文龍本人的立場也開始搖擺不定。

崇禎元年（1628）三月，毛文龍把後金使者闊科捆至京師，當作「禮物」送給了朝廷。明廷通過對闊科的審訊，問出了一個驚天秘密——毛文龍竟然在偷偷和皇太極商討投降事宜。科道官員聞訊紛紛彈劾毛文龍叛變。毛只好在四、五兩月接連曝光了他與皇太極的來往信件，辯稱自己是為了誘捕後金高官而使用的計謀。

原來，崇禎元年三月十三日，後金方面派來一批使節與毛文龍談判。其中有個馬通事，赴皮島途中遇上六七個逃民。馬通事射死一人，斬殺一人，餘下的逃民躲入山中方才得脫。馬通事抵達皮島次日，又在島上撞見了他們。逃民們認出馬通事，憤怒地將他押解到毛文龍的府衙。毛文龍見狀反而趕跑逃民，放走了馬通事。剛好戶部運餉的官員黃中色也在島上，逃民們又跑去黃中色處告狀，致使馬通事再次被擒。由於馬通事嫉妒正使闊科，遂把後金來使的事情全供了出去。毛文龍知道後捆了闊科，將之送往京城獻俘。

繪畫，描繪16世紀的明朝部隊，1為旗手，2為步兵（世界軍事史叢書《武裝者》系列第307冊 ：《帝國晚期的中國軍隊1520-1840》，魚鷹出版社）

關於毛文龍是否真有投降後金之意，史學界歷來爭論不休。但在崇禎元年這個節骨眼上，毛文龍鬧出通款後金的醜聞卻不能不引起明廷上下的警覺。因為自天啟七年至崇禎元年，東江鎮因為糧餉不足，發生了嚴重的饑荒，餓死軍民以萬計。本應從海路運往東江的糧餉，被運餉官吏大量剋扣。毛文龍屢屢上疏求餉，甚至達到對崇禎出言不遜的地步。崇禎元年八月，毛文龍以遇逆風為名，突然至登州上岸，續到諸船游弋於登萊洋面，還砸了於自己有怨的登萊總兵楊國棟的功德碑，「擅離信地」，脫離朝廷控制的藩鎮化表徵明顯。從邏輯上講，此時的毛文龍擁有充分的動機投降皇太極。只不過皇太極要毛文龍登陸投降，而毛文龍意在分庭抗禮：「無論爾取山海關，我取山東，若從兩面來攻，則大事即可定矣。我不分爾所得，我亦不歸爾管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袁崇煥在同年四月份就已經獲得兵部尚書的加銜，不可能對此事一無所知。

袁崇煥擅殺毛文龍始末

崇禎元年七月，當時朝議「憂毛文龍難馭」，弾章累累，只不過毛「握重兵居海島中，莫能制也」，袁崇煥此時在和錢龍錫談平遼戰略時就提到「入其軍，斬其帥」。當年十二月，袁崇煥將原來從登萊運往皮島的錢糧改為由山海關運至寧遠覺華島換州船運往皮島，而且讓登萊嚴申海禁，「一切市販船隻不許私通」，想通過壟斷糧米，禁除東江商業，切斷東江經濟來源，迫使毛文龍就範。然而崇禎二年四月，毛文龍竟然「領兵船四十艘」赴登州索餉，時人說他「非王濬之平江南，戈船下瀨；豈呂蒙之襲錦州，白衣搖櫓！」一時間登州百姓以為後金來襲，城門日閉。袁崇煥撥付糧船，還為毛文龍請餉，穩住毛文龍。

崇禎二年（1629）六月，袁崇煥致書毛文龍，邀請他前往雙島閱兵。毛文龍未加提防，泛舟來會。袁崇煥和毛文龍一面宴飲，一面商談。席間，袁崇煥建議毛文龍更改營制，設置監官，毛文龍聽後面色惱怒，很不高興。袁崇煥又建議他卸甲歸鄉，毛文龍卻回答說：「我一向都有歸鄉之意。但目前只有我通曉遼東事務。等遼東的問題辦妥，朝鮮也已經衰弱，可以隨後佔領朝鮮。」袁崇煥見勸不動毛文龍，只好與部下連夜商議處死毛文龍的計劃。

六月五日，袁崇煥又邀請毛文龍觀看將士射箭。他先在山上設置了一座軍帳，令參將謝尚政等帶領甲士埋伏在帳後。待毛文龍至，隨身部卒都被袁崇煥派人攔在營外。袁崇煥向毛文龍躬身拜道：「我早上就走，閣下擔當海外的重任，請受我一拜。」毛文龍回拜後，兩人開始登山。袁崇煥又詢問毛文龍隨從官員的名字，大多是毛姓人。毛文龍解釋說：「這些都是我的親眷。」袁崇煥笑道：「你們在海外辛勞，月糧也只有一斛。說來痛心，也受我一拜，請為國家儘力。」眾人也都躬身回拜。

來到軍帳，袁崇煥臉色一變，開始詰問毛文龍的違法行徑。毛文龍和他抗辯，袁崇煥一面厲聲斥責，說出了那句名言：「你道本部院是個書生，本部院卻是朝廷的一個首將」，一面命人除去了毛文龍的衣冠。毛文龍仍然不服，袁崇煥當眾曆數了他「不設監官」「欺君罔上」「殺良冒功」「言語違逆」「侵吞軍餉」「私通外番」等十二條罪狀，隨後以尚方寶劍斬殺了毛文龍。消息傳到京師，崇禎極為震驚。可是毛文龍已死，遼東還要仰賴袁崇煥，崇禎也就沒有追究，反而下旨褒獎了袁崇煥。對於崇禎來說，毛文龍的確該誅，但生殺大權應該操之於朝廷，而不是由袁崇煥操刀，所以「擅殺大帥」此時就在崇禎心中留下了芥蒂。

袁崇煥殺死毛文龍後，擔心毛文龍的部下嘩變，就把東江的餉銀增加了十八萬兩。然而，島上的軍民失去了主帥，形勢還是在朝危險的方向發展。袁崇煥上疏稱：「東江鎮是牽制後金所必須的依託，現在確定其兩協的編製，馬軍十個營，步軍五個營，每年需要餉銀四十二萬兩，米十三萬六千石。」崇禎對兵額減少軍餉提高一事感到疑惑。但因為是袁崇煥提出的，就答應了他的要求。

關於袁崇煥擅殺毛文龍的真實動機，目前一些流行的說法多數都有漏洞。比如「以謀款而斬帥」，就存在邏輯上的硬傷。因為袁崇煥殺死毛文龍後並未西移東江鎮，更沒有將之取消，反而提高了東江的糧餉。如果毛文龍之死不能解除皇太極的後顧之憂，那麼以此為談判條件顯然沒有好處。換言之，袁崇煥殺毛的計劃，很可能僅針對毛文龍個人。不過在袁崇煥五年復遼的戰略構想中，東江兵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關寧之十二萬為主，東江之兩萬餘為奇」，一主一輔、奇正用兵，「毛文龍可用，但未有能用文龍之人」，所以當毛文龍拒不受節制，袁崇煥為了統一事權，殺毛之心也就越堅定。

明熹宗真像，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姚文翰奉勅繪，絹本，明熹宗朱由校年號天啟，在位僅 7 年，曾駁回袁崇煥「移鎮」東江鎮的主張

《滿文老檔》收錄的一封「無名」信件或許可以為「雙島斬帥」提供一種全新的解釋思路。該信的作者稱：「毛總兵官（毛文龍）在彼欲降之心，半真半假，對遣來之劉保等人仍以善言惑之，作速遣回，事將自然完結等語……以我觀之，汗（皇太極）心猶豫而狐疑：又謂毛總兵官放恣，初無定心，後被牽累，事不易結等語。遂以毛總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袁崇煥）殺之。我以告叛有功，升為副將職我雖在此地兼職，而歸回彼地之心常存也，此非誑詐。」

作為後金方面的孤證，《滿文老檔》這封信件的可信度尚需商榷。但如果該信的內容為真，則袁崇煥如此急迫地殺死毛文龍，很可能是出於對東江鎮投降後金的擔憂所致。

圖中所繪為1625年間的滿洲精銳騎兵（1）鎧甲騎兵（2）當時滿洲騎兵多數裝備弓箭和刀，但也有部分人使用長矛（世界軍事史叢書《武裝者》系列第307冊 ：《帝國晚期的中國軍隊1520-1840》，魚鷹出版社／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