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對美國反恐戰略的反思

對美國反恐戰略的反思

摘要 目前，美國的反恐政策主要集中在針對恐怖主義的行動，傾向於使用武力、秘密偵訊等手段。但是這不僅不能真正戰勝恐怖主義，反而使美國面臨喪失自身價值觀的危險。美國反恐怖戰略，在國外應該表現為與聖戰事業相關的政治鬥爭；在國內主要表現為如何克服民眾的恐懼和如何更好地藉助民眾的力量。

　　關鍵詞　美國　反恐戰略　「9．11」　政治戰　恐懼　　

一、對美國反恐實踐的反思

　　美國已經浪費了5年時間，也沒有使自己走出恐懼的地獄。恐怖主義使用或威脅使用暴力，以圖製造恐懼和驚慌氣氛。眾所周知，恐怖主義經常能夠實現自己的目標。不幸的是，公眾樂於不停地討論美國的脆弱性、「9．11」後那些令人擔憂的恐怖襲擊警報和關於政府秘密機構的報道，這些都促使美國人更加焦慮。

　　反恐活動需要民眾自身做好準備，需要民眾具有很強的反應能力。要實現這一目標，政府就要教育和接觸民眾。但與此相反，華盛頓卻將公民陷入無助的境地，在追逐「壞傢伙」(bad guy)的同時使無辜的旅客飽受恐嚇。除了恐懼(fear)，還有什麼可以解釋為何美國人能夠忍受違反他們長期為之戰鬥的日內瓦諸公約的行為?除了恐怖，還有什麼會導致美國人甚至在娛樂活動中也支持拷打恐怖嫌犯呢?

　　這裡一直存在一個與美國傳統相一致的替代戰略——一個致力於通過不同方式的溝通和治理以及民眾最積極的參與來減少公眾恐懼的戰略。這個戰略如果得到實施，不僅將打擊恐怖分子，還將打擊恐怖本身；它將會使白宮與立法和司法機構緊密地合作，促進國家安全而不會踐踏自由；它還將促進國家團結。從總體上看，反恐戰略將是一個尋求永久力量的戰略。

　　當然，我贊同當前反恐戰爭的很多方面：對「9．1l」事件的本能反應，推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無情地追擊基地組織領導人和策劃者，使用更多的技術手段去保衛本土安全。但是，我不贊同的事情更多，這場戰爭的很多方面都損害了我們發起的反恐運動：不必要的虛張聲勢，傲慢自大地對待重要盟友，製造恐怖氣氛，誇大反恐成果，忽視廣泛的意識形態鬥爭，匆忙入侵伊拉克，拒絕因高級將領和臨時政府的建議在伊拉克部署足夠的部隊，姿態優雅地違反戰爭法，虐囚，不可思議地支持使用酷刑，將國土安全經費用於政治目的，不能教育民眾、缺少吸收民眾的力量。

　　本文無意服務於任何政治議程，我的唯一目標是探討美國如何在擊敗恐怖主義敵人的同時又保存我們的自由。冷戰時期，雖然存在很多爭論，美國人還是在防衛事務上維持了基本一致，團結與真誠的不同文明的政治辨論並不衝突。但是，激烈的黨派偏見正在將國家政治簡化為團伙鬥爭。為了狹隘的政治利益而游移多變，斥批評為不忠誠，利益集團不斷追逐利己的排他性議程，廣播、電視、報紙和互聯網上的辯論都充滿著挑釁和學派熱情，所有這些都損害了美國抵擋未來挑戰所需要的共同體觀念。美國不需要全體一致，但是需要團結；民主是美國的力量，黨派偏見是美國的缺陷。

　　「9．11」事件發生以後，行政當局立即將反恐活動定義為戰爭，這是一個好主意。但是隨後發生的「全球反恐戰爭」卻撮了太多的威脅，集中了太多的任務，同時也分散了反恐資源。現在，反恐怖的重點必須回到摧毀伊斯蘭「聖戰事業」(jihadist enterprise)上來。

　　另外，國土安全必須超越大門和警衛，變成重建美國基礎設施的推動力。美國需要採取一種現實的方法應對風險，應該在處理安全問題時更加精細。美國不應該囤積恐懼，而應該去建設美國那種富有決心和自助的傳統，並且採取措施把民眾吸收到力量儲備和危機反應(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中來。

　　二、如何應對外部敵人?

　　2006年，美國的戰略考慮與2001年時有很大的不同。美國的反恐努力應該遵循以下戰略原則：

　　摧毀聖戰事業。全球聖戰運動仍然是美國國家安全首要的、直接的威脅。2001年以來，恐怖分子的行動能力已被大幅度削弱，但事實證明，聖戰分子具有很強的適應能力和恢復能力，能夠繼續從事恐怖活動，可用一種意識形態式的語言來加以解釋：他們一直在前進。

　　保存實力、長期備戰。德國和義大利花了超過10年的時間才鎮壓了活動在國土上的小型恐怖組織，英國用1／4世紀的時間才迫使愛爾蘭共和軍(IRA)放棄武裝鬥爭。而巴斯克人的一個小型民族分裂組織，已在西班牙從事了將近40年的恐怖活動。美國也必須保存實力，以應付這場拉鋸戰。這將需要付出鮮血、財富、美國人民的意志以及盟友的支持。

　　發動更有效的政治戰。單靠武裝部隊是不能贏得戰爭的，真正的戰鬥發生在意識形態領域。美國必須使基地組織的聖戰思想非法化，使其聲譽掃地。因此，美國必須發動政治戰。這與宣傳美國的價值觀念或贏得人心有很大的不同，這種努力針對的是更廣大的人群。政治戰包含著針對邊緣群體的積極策略，因為邊緣群體易於將個體的不滿和激情以暴力的形式發泄出來。

　　政治戰的目標是那些正在走向敵人營壘的人，那些身處敵人陣營之中但是有可能被說服的人，那些被審問的人。在政治戰中，每個敵人都在不斷地自我調整，不斷改變忠誠對象，並不存在不能回頭的敵人；囚犯不僅是情報的來源，更是潛在的皈依者；為減少暴力，它接受當地的調節與遷就；提供特赦機會以誘使恐怖組織分裂；開展各種交易去拉攏敵人。所以，政治戰是無限靈活的，更是極其注重實效的。但是，現在美國還沒有準備好一個政治戰略。

　　打破聖戰的循環過程。美國的反恐戰略必須擴大到能夠應對從入口到出口的整個聖戰循環過程。這個循環始於那些熱心的宗教信徒(eager acolytes)的極端化，結束於這些人的死亡或被逮捕。美國的努力現在只集中這個循環的行動部分，但這僅僅是冰山可見的尖端，只包括從招募過程的後期到死亡或被逮捕，而對如何打擊極端化、教條化、對招募過程的前期和拘留以後等問題的關注則明顯不足。美國的精力集中在消除聖戰分子上，而不是在阻止恐怖分子招募和勸說恐怖分子(被關押者)放棄聖戰思想上。

　　阻礙恐怖組織招募新成員。有關部門應該部署一些通訊設備，以警告恐怖組織的招募人員，並攻擊他們所傳播的信息。還應該招募一些告密者去從事情報收集工作。儘管這些人的出現會使恐怖分子招募人員提高警惕，並可能轉移陣地。但是這個場所可以用來傳播反面材料，將會引起宣傳論調的改變，在民眾中傳播譴責恐怖主義的概念。

　　已知的招募地點應該被關閉或置於明顯的監督之下，這樣潛在的恐怖新兵將會感到不安。在美國，作為減少「三K黨」(Ku Klux Klan)暴力活動的一部分，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特工經常主動地告訴其成員：他們的身份已經泄露，在他們的隊伍中有告密者。這樣，如果出了問題，他們將會處於猜疑的狀態之中。這種技巧成功地移除了恐怖分子的安全感，製造了一種不確定的、相互猜疑的狀態。

　　鼓勵恐怖分子投誠。即使是在最狂熱的恐怖分子中，也有潛在的投誠者。如果提供一些安全的出路，這些人就可能退出恐怖組織。但是，這些人會擔心死於瘋狂的領導人之手，同時他們也會擔心落人美國人手中。美國應該高度關注阿布·格萊布(Abu Ghraib)虐囚事件，不應讓虐囚事件成為變囚犯身份為「烈士」(martyrdom)身份的唯一替代方式。

　　在越南戰爭期間，美國實施了向敵方叛逃者提供特赦、現金、工作培訓和住房的「張開懷抱」計劃(The Chieu Hoi，Open Arms)，誘使超過10萬名北越士兵向當時的南越政府投誠。儘管其中的一些人最終又投向北越政權，但是整個計劃本身是非常經濟的，確實是一種可以大量減少敵方戰鬥人員的、危險性較小的方法。

　　勸說被拘留人員放棄恐怖主義。促使被拘留人員反對暴力活動，給予那些人離開聖戰組織和悔改的機會，應該被視為與審問同等重要的工作。尤其在阻礙恐怖組織招募新成員方面，給他們重新生活的機會，比對他們進行審判更加重要。美國人必須是現實主義者，不應該讓報復慾望和伸張正義的決心阻礙自己的反恐道路。我們不是要討還血債，而是在發動一場政治戰爭。

　　其他國家已經提供了這樣的例子。英國政府就曾經編造一些證據，釋放那些家庭和社會背景有利於其轉變暴力主張的愛爾蘭共和軍成員。這種政策不僅減少了關押人員數量，而且也促進了他們所來自社區的團結與和諧。義大利是一個天主教國家，曾經使用一種適當的宗教術語鼓勵紅色旅(Red Brigade)囚犯與恐怖組織斷絕關係，與政府合作。這些悔改者不僅使仍然逍遙法外的恐怖分子驚慌失措，他們提供的信息也在摧毀恐怖主義運動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在葉門，伊斯蘭學者們向一群目中無人的基地組織囚犯發出了進行宗教辯論的挑戰。學者們告訴恐怖分子：「如果你們的思想能被《古蘭經》證明是合法的，我們將與你們並肩戰鬥」，「但如果我們能成功地使你們相信我們的思想，你們必須同意放棄暴力活動」。結果，學者們贏得了辯論，很多囚犯放棄了暴力主張而得到釋放，並在尋找工作方面得到了幫助。一些人還向葉門安全機構提供了建議和信息，其中的一個秘密消息導致了基地組織在葉門最高領導人的死亡。

　　美國人在這方面做得不太好。被美國拘留的人員數以百計，其中的一些人被關押已超過4年(包括一些未成年人)，但沒有一個人公開宣布不再從事聖戰活動。這是因為美國與恐怖分子之間的互動，只局限於關押和審問之間，所以只會產生抵制情緒。如果能夠謀求哪怕幾個恐怖分子的配合，讓他們作為發言人反對基地組織的聖戰旗號，將他們的故事講給那些潛在的聖戰分子聽，告訴他們自己最初的幻想和最終的幻滅，都將是美國重大的勝利。通過這些活動，將會將公眾辯論的主題從「恐怖分子對政府發言人」轉移到「恐怖分子對前恐怖分子」上來。

　　維持國際合作。目前，在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網路方面取得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在情報機構、司法機構和軍隊之間史無前例的國際合作。美國不可能僅靠自己的力量擊敗恐怖主義敵人，擔負不起浪費盟友支持的代價。從長期來看，國際合作是美國取得反恐怖勝利的一個先決條件，是一個不能浪費的日用品。美國不能因為盛氣凌人、單方面的要求、漠視當地現實或其他甚至會趕走最親密盟友的舉動，而失去這一寶貴的反恐資源。

　　反恐不僅僅是美國自己的戰爭。「9．11」事件發生以後，美國立即獲得了世界範圍內的同情。但美國行政當局在慌亂之中宣布反恐怖戰爭是美國自己的戰爭，並宣布「要麼站在我們一起，要麼就是美國的敵人」。這在開始階段，對於獲得一些不相干國家的關注也許是有用的。但是長期的、持續不斷的重複這一信息，對合作者來說就是羞辱性的，並使合作關係複雜化。一些國家就會視與美國合作是對美國最後通諜的屈服。

　　重建阿富汗。阿富汗是美國所取得的一個很容易失去的初始勝利。目前，一個有代表性的政府統治著喀布爾，但是其權威不會到達城市以外太遠的地方。叛亂活動在這個國家仍然蔓延，種族和部落間的對抗仍然是國家團結的一個障礙。這個國家的民眾非常貧窮，基礎設施極端缺乏，以至於很少的投資就會產生顯著的效果。美國應該吸收以前忽視阿富汗的教訓，不該再次獨自走開。

　　保存但縮小先發制人原則的範圍。當代恐怖分子具有從事大規模襲擊的決心，當與日益增長的破壞能力結合在一起時，美國就需要將先發制人視為一種選擇。但是，將先發制人行動與先發制人戰爭進行區別是非常重要的。入侵伊拉克已經引起了對美國情報能力的置疑。由於存在美國政府濫用情報借口推翻外國政府的可能性，美國的敵人可以合理地將先發制人視為一種變相的侵略。雖然如此，這種選項應該被保留。然而，它應該被局限於精確的行動之中而非推動其他國家的制度變化，它應該被視為其他手段窮盡之後的最後選擇。

　　保留報復權作為一種有力的威懾。不管是一次生物恐怖活動還是核恐怖活動，都將引起美國人前所未有的憤怒，都可能導致對任何已知應該負責的、甚至是僅僅被懷疑應該負責的組織和政府的一場全面戰爭。任何人，包括美國的競爭對手，都應該明白這一點。

　　三、如何對付內部敵人

　　恐懼(fear)是美國面臨的最大敵人，它比聖戰事業本身更加危險。恐懼能侵蝕對美國制度的信心，刺激我們做出過度反應，引誘我們放棄核心價值。事實上，我們已在恐懼中筋疲力盡地奔跑了五年。

　　我們必須在風險問題上變得更現實，必須動員美國人參與到國土安全保衛工作之中，必須對安全問題非常投入，抓住機會重建美國的基礎設施。美國需要促進地方情報系統，需要建立一個更完善的司法框架以對恐怖分子進行預防性干預。但是美國也必須保證適當的監督，以保證這些干預手段不會被濫用。在這些領域中，當我們前進的時候，我們必需保護我們的核心價值。否則，儘管恐怖分子不能實施他們的襲擊計劃，他們也將會獲得真正的勝利，因為他們的恐怖就已經足夠了。我們將單方面放棄我們正在為之戰鬥的自由。現實主義的風險觀念。「9．11」事件以來，大部分美國人都誇大了恐怖活動帶來的危險。這是因為塑造著我們感知的，往往是壯觀的事件而非客觀數據。

　　心理學家已經知道，人類是大致是用對每次事件死亡人數進行平方的方法來排列致命事件的。一起造成1人死亡的交通事故被視為1起災難，100起每次造成一人死亡的事故仍然被視為100人死亡。但是，一次造成的10人死亡的事件，具有與100起單獨事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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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影響，而一起造成100人死亡的事件具有10000人死亡的影響。這就是為什麼人們對通常會導致很多人同時死亡的飛機失事印象深刻，但是卻對造成更多人死亡的交通事故漠然置之的原因。「9．11」事件只造成了將近3000人死亡，但卻產生了相當於百萬人死亡的影響。

　　回過頭來看數字：美國人平均有1／9000的概率死於車禍，有大約1／18000的可能死於謀殺。但是在過去的5年里，包括「9．11」事件在內，一個普通美國人死於恐怖活動的可能性只有1／500000。我們可以假定會有更多的恐怖活動發生在美國土地上。但是，除非恰巧處於成千上萬人死亡的重大災難現場，一起恐怖活動的可能性再高，也不會顯著增加一個公民的危險。唯一看似真實的、將會產生大規模破壞的恐怖活動，將涉及成功地、精心地散播一種傳染性疾病，或者在一個擁擠的城市引爆核彈頭。

　　可是，人們應該更為關切這樣一個事實：即使是少量的恐怖活動，一旦涉及到致命化學品或放射性材料，也會產生巨大的心理影響，將導致恐慌和社會混亂，從而可能導致超過襲擊本身的人員傷亡。而這正是民眾準備(public preparedness)工作所要涉足的領域。

　　動員民眾。作為一個國家，無論是應付自然災害還是人為災難，增強反應能力的最好方法都是通過教育和接觸的方式來動員民眾。這也是減少自身焦慮的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9．11」事件發生以後，華盛頓不斷渲染恐怖主義威脅，誘使美國人將自己想像成受害者而非長期鬥爭中的主角。通過將國土安全視為單純政府的事務，政府發出了一個信號：政府可以保證所有人的安全，有能力單獨做出反應。這樣，政府沒有去促進民眾的自助(serf—reliance)力量，反而造成一種民眾對政府的依附狀態。聯邦政府不可能獨自提供國土安全，但是民眾可以。美國有強大的自助傳統和自我修復(resiliency)能力，美國的政策必須建立在這些之上。

　　令人振奮的是，如此多的民眾願意援助國土安全事務。他們不僅僅在日常生活中提高警惕，也不僅僅是出於愛國心在危險時刻仍然外出消費。這些志願者，從教師到安全人員，從醫務人員到公司總裁，都能在緊急事件中發揮自己的作用。心理學家的研究表明，在針對緊急事件的預防、計劃和反應過程中，民眾知道應如何行事和從事被分配的任務，不僅能提高應急反應能力，也能減少他們的精神壓力。

　　公眾教育是增強我們力量的第一步。我們必須積極地教育公眾，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所有媒體、教室、市政廳、公眾集會、專業組織、自願團體都可以利用。這意味著我們要做的不僅僅是站在國旗前慷慨激昂的演講，而是要做一些基礎的工作。這些工作包括如何制訂我們面臨的威脅圖譜，腳踏實地地處理從臟彈到流行疾病等事務；推進科普工作，破除威脅神話，增強民眾在謠言和恐慌面前的免疫能力。更進一步的訓練，包括專業的即時援助和家庭保護措施，可以通過青年組織和其他團體來提供。我們的目標是使所有的美國青少年、成年人和身體許可的老年人，都首先能夠照顧自己，然後能夠照顧自己的家人，最後有可能照顧那些需要幫助的鄰居。

　　對安全問題應更加老成持重。美國不可能消除危險，不管在安全問題投入多少資源，因為並不是每個恐怖活動陰謀都能被阻止的。我們必須理解安全問題，接受安全的局限性，保證以安全名義所採取的措施不會摧毀我們的開放社會，不會破壞我們的經濟。

　　恐怖分子總是有優勢的，他們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襲擊任何目標，但我們不可能全天候地保護每個地方的每個目標。恐怖分子和恐怖主義研究人員能夠想像出更多的襲擊前景，遠遠超出安全能夠覆蓋的範圍。這種狀況使精確分配安全資源變成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另外，反恐安全措施總是具有一定負面效應的。我們不能從一個噩夢走向另外一個噩夢，應該制訂一個可以評估相對風險和確定優先選擇方式的簡潔的、廣泛的安全戰略。

　　鼓勵安全投資、重建美國基礎設施。考慮到恐怖活動的不確定性及安全費用的相應不確定性，資金應該優先用於那些在正常情況下也能產生效益的投資項目之中。例如，改善國家公共衛生系統和緊急照顧(emergency care)系統就是比較好的選擇。國土安全應該為更新美國破碎的基礎設施提供基礎。

　　美國的大量關鍵設施是私有的，基礎設施領域的安全措施將影響主要的工商企業。私有部門應該與政府合作，但是那裡仍然存在一些磨擦。事實上，在過去幾十年里，航空業就曾成功地抵制了很多安全措施。現在，美國最大的零售商正在抵制一些旨在促進集裝箱安全的措施。關鍵基礎設施，即使是私有，有時也許應被視為一種公共資源，應該滿足更高的安全標準。

　　改進地方情報系統。在美國有60萬警察，他們處於監視潛在的本土恐怖分子的最佳位置上。由於他們是在當地招募的，與社區之間的聯繫更為密切，更了解當地的變化，也比聯邦特工更容易被社區領導人接受。地方警察可以更好地鑒別恐怖分子招募地點，與商人和社區領導人談話，發展情報資源。通過常規犯罪調查、社區警務活動或有意識的情報努力，地方警察也許可以在破獲恐怖陰謀方面發揮主導作用。

　　要從事情報收集和分析，地方警察需要更足夠的資源，要能夠與國內外的警察機構和情報部門建立起聯絡關係。可以設想這樣一種安排：美國國土安全部支持建立一個國家網路，將地方警察機構的情報活動聯繫在一起，並參與地方的情報分析工作。這將一方面保持地方控制下的完整性，又能實現國家範圍內的緊密聯接。更重要的是，這種方法與美國強勢地方政權的傳統是兼容的。

　　完善司法框架、防止過度干預個體自由。美國《愛國者法案》(Patriot Act)擴大了向恐怖組織提供物質援助的定義範圍，法庭有可能更寬泛地使用這一概念。同時，布希總統宣稱，戰時政權有權在沒有司法許可的情況下，無限期拘留任何試圖成為敵對武裝分子的人。這種超過法律之外的行動，不應該成為常規。因為這為濫用職權打開一扇大門，可能會使一個無辜者在不經審判的情況下被關押數年，甚至是終生。這將意味著接受了永久戰爭的理念，並將深刻地改變美國的政治制度。為了避免這種前景，需要一個精心設計的司法體系去提供一種更好的司法選擇。

保證監督的有效性。對所謂的恐怖分子採取一種更加積極的姿態，意味著將在情報收集和逮捕活動中會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錯誤。通過司法評估和國會委員會來實現監督，將是非常重要的。監督的目標不僅是為一個實施原則正在發展的領域提供指導，當難以避免的失誤發生時，也會保護情報部門。

　　傳統上，電子監視和一些搜查活動都被置於一個特別法庭的管理之下。這個特別法庭是根據1978年的《外國情報監聽法》(FISA)成立的。直至最近，監聽電話和秘密搜查活動還需要向FISA法庭申報。但是「9．11」以後，行政當局繞過FISA法庭，宣布總統的戰爭權具有同等的效力。當無司法監督的電話竊聽事件被揭露以後，引起了很多關於個人隱私權問題的批評。事實上，我們正在系統地忽視了司法監督程序。如果說現存程序不適應特殊情況、跟不上技術的迅速變化，那麼這個程序應該被改變或替代，而不是被忽略。行政當局宣稱它所有的活動都是合法的，但這是真的嗎?為了獲得無限制的總統權力而消除所有來自司法部門的監督，這與民主實踐是相矛盾的。

　　保存美國價值。美國已經證明自己會秘密地在世界各地拘捕恐怖嫌犯，將他們移交給其他政府審問，或者無限期地將他們關押在已知或秘密的地點。美國也會對恐怖組織領導人從事定點清除或暗殺活動。行政當局有權不經過司法程序就拘捕美國公民，認為自己有權使用嚴厲的審問手段。總而言之，美國政府在反恐活動中，很少感到應該有所克制。

　　今天的恐怖分子認為他們可以戰勝美國優越的軍事技術，因為他們擁有優越的信念。美國有時也向他們提供了證據，幫助恐怖分子鞏固這些信仰。但是，美國人也有信念，並且比基地組織的偏狹和暴力更有力量。美國不能怯懦到放棄自己價值觀的程度。美國價值不是對力量的約束，而是力量的一部分。保存這些價值不僅事關道德，在一場意識形態鬥爭中，更是一個戰略需求。

　　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我們都應該遵守自己的價值觀。但是，我們在美國有些有危險，因為我們已經忽略了自身力量，太輕易地將行政部門視為安全的必要部分，混淆了收集情報的適當需要與抵制集權化傾向之間的關係。我們已經向恐懼讓步太多，這種恐懼將毀滅我們的未來。1838年，亞伯拉罕·林肯在一個著名的演講中說：「如果毀滅是我們的宿命，那我們自己一定是它的作者和終結者。作為一個自由人的國家，我們要麼始終如一，要麼自殺而亡」。

　　生存恐懼是對美國「9．11」後行為的唯一合理解釋。另外一個不合理的解釋是許多美國人由於憤怒而反應過度。對於這些人來說，酷刑是否有利於收集情報並不重要，這都是恐怖分子罪有應得的。但這對我來說是不可想像的。我曾經見過美國一個最高級別的官員，他公開主張應該放棄對審問活動的任何限制。令人驚訝的是，這種聲明居然沒有引起廣泛的憤怒。作為一個國家，我們處理事情的態度漫不經心得讓人擔憂。不施酷刑是美國戰爭觀念中的最基本部分，但是被我們直接違反了。

　　許多人說，「這個問題已經被處理了」，「以前我們不知情」。就好像無知能夠給予其合法性一樣。當我們陷入詭辯之中時，已經給多少人帶來了痛苦。酷刑是一種錯誤。雖然將酷刑非法化並不能完全阻止它，但是我們必須築高籬笆。酷刑也必須是一種罪行。任何人違反這一規則時都必須明白其後果。

　　其他國家評價美國的標準不是我們說了什麼，而是我們做了什麼。當我們太輕易地忽視不當統治手段時，當我們用情況特殊賦予自身行為合法性時，當我們傾向於在法律之外行動時，當我們支持公眾討論如何減少對審問方式的限制時，美國不能自稱是一個法治的國家，不能自稱是民主樣板。保衛民主需要保衛民主的理念。忽視這一點就是在冒孤立的危險，並最終失敗。

　　堅持我們的價值觀有時是不方便的。這也意味著在一些場景中我們會面臨額外的風險。但是美國已經為捍衛公民不可分割的權力打過幾次戰爭，這個國家也曾面臨過比世界上所有恐怖分子加起來更大的危險。恐怖分子和那些允許我們打擊恐怖主義的人，都不應該強迫我們放棄我們的許諾。反恐運動不僅僅是一場關於力量和意志的競賽，更關係到信念和勇氣。它將最終決定誰將生活在恐懼之中。基本上，這個決定權掌握在我們手中。

　　在恐怖主義面前，我們最有效的防衛措施不是來自監視、有形的屏障、金屬探測器或新的法律。它將來自我們的美德、我們的勇氣，以及我們為自由社會理想不斷做出的貢獻。它將來自我們以現實的態度對待風險，來自在威脅面前的忠於職守，來自我們的自助、仁慈和集體感。它將來自我們的決心，儘管危險重重，為了捍衛我們的自由和價值，我們已經打了幾場戰爭。這些自衛方式(其中一些來自內心深處)將使美國成為一個不可征服的國家。

(張家棟　編譯)

(作者簡介：美國蘭德公司總裁高級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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