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近現代人物評論集（七）

劉仲敬近現代人物評論集（七）

壹劉仲敬：造假教主康有為【冬川豆】

貳劉仲敬：「中國」之父——歷史發明家梁啟超【冬川豆】

叄劉仲敬：陰陽兩面張之洞【冬川豆】

肆劉仲敬：剿匪先驅王國維——西體中用的「國學大師」【冬川豆】

壹 劉仲敬：造假教主康有為【冬川豆】

康有為【1858-1927】在戊戌的地位如前所述【見《歷史發明家梁啟超》】。他真正的地位只是「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也就是只有「差使」（編外人員）沒有官位。他和梁啟超組織「保國會」【1898年4月成立，宗旨是「保國、保種、保教」】，發揮了輿論宣傳的作用。光緒欣賞他在這方面的才能，才會下詔讓他去辦報，一來免得在京師刺激保守派【康有為魯莽躁進，早已引起很多人不滿。楊銳建議光緒儘快與康有為脫離關係，「康不得去，禍不得息。」光緒為了息事寧人，命令康去上海辦報】，二來發揮他的特長。他後來為了在華僑和外人面前抬高自己的地位，把聖意誇大成要他起兵勤王的衣帶詔【1898年9月15日，光緒給楊銳一份密詔，要楊想辦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變法繼續下去。9月18日，康有為得知了密詔的存在，隨後偽造出一份光緒讓康等「設法相救」的「密詔」，並密謀「圍園殺後」。10月6日，逃亡到香港的康有為接受當時香港最大的英文報紙《德臣報》採訪，對慈禧大加攻擊，並誇大自己在維新中的作用，稱光緒已經給他密詔，讓他去英國求救。看到這篇採訪文章的慈禧痛罵光緒辜負養育之恩，竟勾結外人謀害自己。光緒險些被廢，因劉坤一等反對而作罷。1909年，楊銳的兒子將密詔原件上交都察院，康有為偽造密詔的行為被揭穿】。

流亡期間，他和梁啟超的關注點差異越來越大。他希望編織某種封閉和自洽的理論，維持忠誠度較高的小團體，不適應網路狀社會的宣傳活動；梁啟超卻是此道高手。教主不適合充當憲法制定者，更不適合充當黨派活動家。

民國建立後，梁啟超的聲望日益超過他。張勳復辟時，兩人終於站到了敵對的陣營。梁啟超支持馬廠誓師，毀了康有為最後一次機會【溥儀的「複位上諭」由康有為擬定，而段祺瑞的討逆通電由梁啟超擬定】。康有為長期耿耿於懷，抱怨弟子忘恩負義。

康有為在上海和青島度過晚年，始終忠於大清。馮玉祥驅逐宣統出宮後，他專程趕往天津向廢帝表示最後的忠誠。這時，他的弟子已經寥寥無幾。但他並不動搖，宣稱耶穌尚且只有十二名弟子，還包括一名匪人。只要真理在握，人數多少是無所謂的。他的《大同書》將公羊三世說、佛教和西方社會主義結合在一起，在思想史上佔有一席之地。跟梁啟超的駁雜豐富相比，康有為的特點是前後一貫的單薄【康自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迄今為止，他對後世的影響不及梁啟超。

貳 劉仲敬：「中國」之父——歷史發明家梁啟超【冬川豆】

梁啟超的規劃直接影響了整個20世紀東亞這片土地的歷史走向。如果認為49年以後的種種災難的源頭在於「某（jiang）種（gong）體（jiao）制（fei）的（bu）錯（li）」，只是一般水準的歷史理解力；如果認為源頭在於「國民革命」，你的方向沒錯；然而，後來發生的一切，只有一個源頭，就是「中國」這個概念的建構。

梁啟超【1873-1927】和中國幾乎就是一回事，因為中國這個概念就是他創造的，創造者和創造物的命運始終難解難分【1901年，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首次提出「中國民族」的概念，次年又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提出「中華民族」的概念】。他也是中國現代史學傳統的真正創始人，是此後所有歷史發明家的鼻祖和佼佼者。他通過發明歷史，成功地改變了未來。他的發明極其成功，以致於後來者不敢推翻他，不是因為技術上做不到，而是因為害怕把自己的立足點一起推翻了，就像你不敢坐在樹枝上砍樹一樣。他在《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中發明了四大文明古國【「初為據亂次小康，四土先達爰濫觴：支那印度邈以隔，埃及安息鄰相望，厥名河流時代第一紀，始脫行國成建邦」】，在《新中國未來記》【作於1902年，預言六十年後即1962年「新中國」的壯盛繁榮】中發明了新中國。他決定中國應該跟英國或法國平行，不應該跟歐洲平行。他發明，或者不如說翻譯引進了國民、公德、主觀、客觀、帝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概念。胡適號稱播種者，其實等他登場時，可以播種的場地幾乎都被梁啟超播過了。在框架確定的情況下，無論支持還是反對，都會加強原有的框架。只有跳出原有的框架，才能起到真正的反對效果，但這一點很少有人做到，甚至想都想不到。

這種狀況不是梁啟超有意設計的，他其實是同時代人當中最缺乏導師欲和領袖慾的角色。他隨手播種，不大考慮成活率，技術上非常不規範，更沒有前後連貫形成思想體系的計劃，甚至自己的理解都非常膚淺，所謂「未能成佛先來渡人」，然而無心插柳的效果卻超過了有心栽花的康有為和嚴復。他飛速追逐西方和日本的最新思想，猶如女人追逐巴黎時裝。新衣還沒有習慣，就束之高閣，趕緊搶購巴黎名媛的下一波發明。因此，他的思想是一大堆碎片的集合，彼此沒有明顯的邏輯聯繫，任何人都可以各取所需。他做了雜家，就做不了專家；做了廣大教化主，就做不了一派的宗師。這是個求仁得仁的問題，反正他已經滿足了自己的興趣。而梁啟超除了興趣以外，就沒有別的了。如果有人責問他的蕪雜和矛盾，正確的答案就是：他本來就只負責臨時介紹，其他問題都沒有想過。

戊戌變法是梁啟超發明歷史的第一次成就，迫使真實世界從原有的軌道上跳到他想像和希望的軌道上。【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康有為《我史》《戊戌奏稿》長期被人們當作戊戌變法的第一手史料，其實裡面多有歪曲真相的敘述】從朝廷的角度講，戊戌變法跟康梁幾乎沒有什麼關係。皇帝在太后留下的班底之外，另外組織了一個非正規的秘書團體，經常繞過軍機處和大臣，通過這些秘書發號施令。從王朝政治的角度看，這種做法跟后妃、外戚、太監專政一樣糟糕，代表內廷侵奪外朝的權力，但幾乎所有強勢的皇帝都這樣做，構成了政體演變的主要動力。光武帝用中書做秘書，繞過三公。雍正帝用軍機做秘書，繞過大學士。最後內廷秘書變成宰相，原來的宰相變成榮譽職位。權力轉移自然會引起衝突，皇帝必須對失敗者的反撲有所準備。光緒的問題就是未能阻止反動派（中性詞）和太后結合，結果把自己搞垮了。反動派有些是為了反對改革，有些是害怕失去權力，但也有些是出於護憲的理由，不高興秘書的非正規權力侵奪大臣的正規權力。根據儒家的憲法理論，前兩者可能是小人，最後一種人肯定是君子。

禮部六堂官就是最後這一種人【戊戌變法之初，光緒下令，允許司員士民上書言事。時任禮部主事王照上書建議皇帝與太后出洋考察，一則顯示和睦，二則開拓眼界。禮部兩位尚書和四位侍郎不同意替王照向上轉達，認為他心懷叵測。光緒知道後，把這六名堂官全部罷免，引起慈禧不滿，為戊戌政變埋下了導火線】。他們反對皇帝出遊海外的理由跟明朝大臣反對正德皇帝御駕親征的理由相同，都是因為皇帝過於重要，不能冒絲毫危險，否則就會引起「土木堡事變」【1449年，宦官王振鼓動明英宗朱祁鎮御駕親征瓦剌，全軍覆沒，英宗被俘，明朝陷入恐慌中】和「奪門之變」【1457年，武將石亨、宦官曹吉祥等趁景泰帝朱祁鈺病重，擁戴太上皇朱祁鎮復辟，隨後大肆清除異己，造成朝局混亂】這樣的憲法危機，害得無數官員和百姓家破人亡，帝國元氣大傷。根據傳統，王振、江彬【明武宗朱厚照寵臣，經常構陷大臣並勾引武宗尋歡作樂】之流教唆御駕輕出的人就是奸臣。彼得大帝微服出遊可能是美談，正德皇帝微服出遊就是違憲。梅龍鎮故事【傳統劇目，講明武宗微服出遊的戀愛故事】一來破壞祖宗家法，二來置御駕於危地，三來騷擾百姓，歷來都是反面教材。皇帝粗暴地處置他們，「六堂官盡撤」嚴重破壞了先例。

慈禧擺脫他討厭的大臣，一般不敢用如此武斷的做法。她罷免大臣，一般都有說得過去的公共理由，例如張佩綸戰敗或王文韶貪腐之類。如果沒有，像閻敬銘這樣，就只能禮貌地調任。如果僅僅上書反對皇帝就要「六堂官盡撤」，張佩綸、張之洞之流早就下台一百次了。而且無論誰下台，慈禧總會找一個分量相近的人物接替。恭親王可以下台，但必須有醇王、禮王接替。李鴻章可以下台，但必須有翁同龢接替。小臣王照不顧上級的反對，唆使皇帝拋棄朝廷出遊，沒有遭到懲罰。他的上級忠告皇帝注意安全，反而丟官。皇帝隨即任命品級根本不夠資格的四京卿【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被任命為軍機處章京，負責分看司員士民的上書，然後奏明皇帝形成旨意，較奉旨擬旨的軍機大臣有實權】，將恭親王和文祥【與恭親王同為洋務派領袖，主持總理衙門多年，臨死前上疏說議會制度「勢有難行，而義可採取」】曾經享有的大權交給他們。從儒家理論和大清家法的角度看，皇帝已經將自己放在暴君—憲法破壞者的位置上了。失敗者自然會遊說太后，認為政變是一種護憲行動。

梁啟超的歷史完全不考慮這些因素，他創造了後人非常熟悉的方法。如果你擁護進步，即使違法和投機，你也是好人。如果你反對進步，即使合法而清白，你也是壞人。他的目標不限於此，還要貶低四京卿的地位，將他們說成康梁變法司令部的忠實執行者。這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等於《紐約時報》說奧巴馬政府是他們的部下。雙方都是左翼自由派，分享許多觀點，都反對右翼保守派，僅此而已。康梁當時非常活躍，但也只是輿論領袖，而且很少提出具體方略。四京卿需要處理具體事務，不可能依靠原則性建議辦事，更多地接受了張之洞和張蔭桓【時任總理衙門大臣兼戶部侍郎，在光緒與維新派之間充當聯絡者，並主持鐵路礦務總局】的影響。從光緒的詔書看，皇帝根本沒有把康梁當做帝師，只是要他們去外地避避風頭，辦報紙為變法做輿論準備。很明顯，皇帝並沒有讓他們做官的打算。康梁之所以誇大自己的重要性【康有為既不曾領導公車上書，也不曾領導戊戌變法，這些說法都出自他事後的作偽欺人】，原因恰好就是他們本來不是核心要人。

梁啟超不是變法的核心人物，卻因變法的失敗獲得了最大的利益。慈禧清算了變法的核心，自以為恢復了大清的憲制，卻控制不了外國的輿論。變法外圍的流亡者發動了近水樓台的宣傳戰，將事件解釋成進步—開放與專制—排外的鬥爭。他們本來不一定勝利，但敵人幫了他們的大忙。慈禧一旦支持義和團，就在西方主流輿論面前坐實了流亡者的指控。朝廷雖然在庚子以後轉向變法，也無法扭轉國際社會的刻板印象。改良派和革命黨成功地利用這種反感，動員華人海外社區，最終推翻了大清，將他們的宣傳變成了歷史，強迫以後的歷史以此為起點。其實這些宣傳真真假假，不比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凡爾賽宮廷秘聞、蘇聯解體後出版的克里姆林宮秘聞可靠多少。

在這些宣傳戰中，梁啟超是主力。康有為熱衷於當教主，做不了推銷員和煽動家。梁啟超的主要敵人是革命黨，因為他們都依靠海外華人社區的捐款，構成同生態位競爭。大清是否倒台無法預料，這塊蛋糕才是真正重要的。他們的論戰因此絕不是純粹的抽象理論，更不是尊重歷史和事實的典範，倒是有點像不規範的競選活動，以討好華人社區捐款人為原則，同時利用信息不對稱欺騙金主。雙方的鬥爭不限於演講和撰文，也包括利用幫會和日本浪人相互行刺，自然會結下不可告人的深仇【1897年4月，在時務報館發生的一次爭吵中，康門弟子與章太炎大打出手，混亂中梁挨了章一記耳光。1907年10月，梁啟超等在東京成立政聞社，召開成立大會時，張繼、陶成章等帶人到場搗亂，追毆梁啟超。1925年孫文病死，梁啟超前往祭悼，張繼等人仍欲揮拳毆之】。只有內地少年毛澤東這種天真人士，才會僅僅依據他們公開的文章，呼籲一切革新派聯合起來，讓孫總統任用康梁組閣（當然他長大後就不再天真了，那是另外一回事）。許多中國近代史專家研究歷史的方法，跟少年毛澤東非常相似。

辛亥革命與其說是海外兩黨在互掐之餘的努力，不如說是朝廷與其士紳支持者的內訌。無論如何，民國為流亡者提供了還鄉的機會。這是梁啟超的黃金時代。民國需要模仿西方的政體，沒有人比他更內行。然而好景不長。內地的軍紳政權痛苦地發現，自己對黨派政治並不擅長，儘管擁有大部分實際力量，卻很難贏得國會多數。一小撮黨派活動家雖然只在沿海和海外有影響，卻輕易地贏得了發號施令的地位。他們用政變作為答覆，很高興地看到對方無力對抗。梁啟超沒能像國民黨一樣，爭取日本、德國和蘇聯的外援，因此沒有辦法捲土重來。他回到了輿論製造者和思想引進者的角色，他在那裡才是強者。他在臨終前看到黨軍的北伐，預感到自己設想的「新中國」必將遭到新人的蹂躪【梁啟超在1925年5月5日給孩子的信中寫道：「所謂工會、農會等等，整天價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沒收財產等更是家常茶飯。而在這種會中（完全拿來報私怨，他們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紳」旗號，其實真的土豪劣紳，早已變做黨人了，被打者只是無告的良民）主持的人，都是社會上最惡劣分子，半年以來的兩湖、最近兩個月的江西凡是稍為安分守己的人，簡直是不容有生存之餘地。這種罪惡當然十有九是由TG主動，但TG早已成了國民黨附骨之疽——或者還可以說是國民黨的靈魂——所以國民黨也不能不跟著陷在罪惡之海了。」】。果然，國民黨在抗戰結束前推出了完全不同的「新中國」藍圖。蔣介石退往台灣後，辛辣地譴責敵人的剽竊行動，卻忘了自己的概念也不是原創的。梁啟超最深遠的遺產可能就是這套發明歷史的技術，後來所有人都以受害者自居，其實都是不同程度的受益者。只有他最初的受害者大清沒有抗議，因為大清已經沒有政治繼承人了。

叄 劉仲敬：陰陽兩面張之洞【冬川豆】

張之洞【1837-1909】是同治朝的清流領袖，也就是當時的公共知識分子和輿論領袖。慈禧放縱清流崛起，多多少少是為了牽制封疆大吏，但這些年輕人對自己筆杆子的力量估計過高，結果很快就煙消雲散了。張之洞是其中的異數，在清流垮台的關鍵時刻——越南戰爭時期——轉型為封疆大吏【1882年1月張之洞任山西巡撫，他接受了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的建議，在晉開礦、興實業、辦學校。1884年5月末，中法戰爭一觸即發，清廷任命張之洞為戰爭關鍵處的兩廣總督。此後又長期擔任湖廣總督，兩次署理兩江總督】。他在地方發揮的作用其實沒有變化，仍然是分散湘淮軍集團的勢力。從慈禧的角度看，這就是打破了她討厭的地方本位主義。因此，張之洞官符如火、平步青雲。

戊戌變法對他是一大考驗。他依靠輿論政治起家，跟新黨有路徑相似性。新黨對他抱有相當多的期待，然而這種期待沒有將他的為人考慮進去。他和慈禧彼此非常了解【1863年張之洞進士及第，原本被列為二甲第一名，慈禧將他拔置一甲第三名。1879年，慈禧違反祖制立載湉為帝，吏部主事吳可讀尸諫抗議。張之洞上疏說慈禧此舉「本乎聖意，合乎家法」】。慈禧知道他擺脫不了清流的性格，喜歡權力的感覺和外貌，勝過喜歡權力的實質。在這方面，他是李鴻章的反面。他喜歡公開唱沽名釣譽的反調，實際上卻非常順服。李鴻章則經常口頭敷衍，實際上另搞一套。如果疆臣領袖是張之洞而非李鴻章，對加強朝廷的控制反而更有利。甲午以後，慈禧在各省的布局是：北方交給榮祿，擺脫了尾大不掉的李鴻章。南方讓喜歡出風頭的張之洞領先，以免出現另一位實幹型人物。做好這些布局以後，她才從容退休。

新黨沒有看懂張之洞的陰陽兩面，以為他迎合輿論的表態都會付諸實施，結果完全落空了【1896年，張之洞署理兩江總督期間認識康有為。最初他籌款1500兩白銀支持康創辦《強學報》，其中500兩是自己解囊，這筆錢成了《強學報》的主要經費。但康在《強學報》創刊號中刊發了不應公開的光緒廷寄，以旁註文字自吹自擂，並用「孔子卒後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方式紀年，令張極為不滿。《強學報》只辦了3期即被張叫停。張認為康的學說「一味囈語」，於1898年春撰寫《勸學篇》，批駁康有為的「邪說」和頑固派官員的「迂說」，主張穩健變法】。張之洞像拋棄張佩綸一樣【兩張同為清流健將時關係密切，甚至經常同往琉璃廠搜購古玩、書畫，交流鑒賞心得。張之洞調往山西後二十年未與張佩綸見面】，輕輕鬆鬆地拋棄了他們。雖然他和新黨的關係比袁世凱深得多，楊銳是他在朝中的代理人【「六君子」之一、軍機章京楊銳是張之洞的門生和「坐京」。張曾在電報中告訴楊：「康與仆有隙，意甚險惡。凡敝處議論舉動，務望秘之，不可告康。」楊被抓後，張發電報懇請榮祿、王文韶、裕祿等為楊求情】，袁世凱和新黨只有浮泛的社交關係，背叛新黨的責難卻落在袁世凱一方。這種現象本身就說明：他操縱輿論的手腕比袁世凱強得多，袁世凱在士大夫階級中比較孤立。政變以後，他以宋代調和兩宮的范純仁自居【張之洞詩：「璇宮憂國動沾巾，朝士翻爭舊與新。門戶都忘薪膽事，調停白首范純仁。」】，主要是為了安撫自己的良心，實際上卻沒有做什麼事情。光緒痛恨的榮祿【戊戌政變前，慈禧親信榮祿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手握京畿重兵。譚嗣同登門動員袁世凱，榮祿聞訊立即報告慈禧】在這方面，反而比他做得更多【胡思敬《國聞備乘》：「戊戌訓政之後，孝欽堅欲廢立。榮祿諫不聽，請先乩四方動靜。遂密電各省督臣。劉坤一得電，約張之洞合爭。張始諾而終悔，折已發，中途追折弁回，削其名勿與。劉曰：『香濤見小事勇，見大事怯。吾老朽，何憚？』遂一人挺身獨任，電復榮祿曰：『君臣之義至重，中外之口難防，坤一所以報國者在此，所以報公者亦在此。』榮祿得坤一複電，不敢遽奏，因察知孝欽素信陰陽小數，潛遣人詣關廟祈一簽，懷之入朝。孝欽詢曰：『外省複電何如？』榮祿曰：『外電久不至，奴才亦時念之。昨詣關廟求籤不吉，問卜又不吉，頗以為憂。』孝欽曰：『其詞何如？』榮祿探懷獻之，大意雲不可妄動，動則有悔，孝欽默然。既越二日，始以坤一複電進，廢立之意遂解。」】。

東南互保進一步體現了他既要名譽，又怕風險的文人性格。劉坤一歷經行伍，就不像他那樣首鼠兩端【東南互保前，張之洞一度猶豫不決，劉坤一再三去電向其陳述利害，張才下定決心。慈禧的開戰諭旨傳到上海，互保計劃的聯絡人盛宣懷致電劉坤一請示是否繼續辦理互保，劉坤一不僅命令各地電信局不準傳播諭旨，而且立即代表張向盛回電，聲稱:「敝處並未奉有宣戰諭旨，無論北事如何，總與香帥一力承擔，仍照所議辦理，斷不更易。」】。他在《辛丑條約》的談判中，繼續發揚清流黨喜歡高調，卻拿不出具體辦法的傳統，以致李鴻章罵他白做了多年的官，不改書生氣【李鴻章主辛丑和議，張之洞反對合約。李詆之曰：「香濤官督撫二十年猶是書生之見。」】。這裡的書生氣只是不切實際的意思，沒有理想主義的涵義，因為他已經很會投機取巧了。他在湖北辦理洋務，也擺脫不了空疏的作風，大手大腳地浪費錢財，實際成效不如周密細緻的袁世凱，但他擅長優禮士大夫，因此名譽反倒比袁世凱好。

張之洞操縱輿論的能力在他晚年產生了兩項重要後果。他以士大夫領袖的資格，排除了廢科舉的障礙【1905年9月2日，袁世凱、張之洞奏請立停科舉，以便推廣學堂，咸趨實學。清廷詔准自1906年開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袁世凱提出同樣的建議，就遭到士大夫普遍的咒罵。因為張之洞是科舉的勝利者，提出廢科舉就沒有自私的嫌疑。袁世凱作為科舉的失敗者，就沒有這種資格。他辦理新軍，強調教育水準，不像北洋只顧實際工作能力【張之洞所練的新軍，中下層軍官不少曾官費派日留學，因而遍布革命黨人】。這兩項成就的結果，實際上就是毀滅了大清的統治基礎。

肆 劉仲敬：剿匪先驅王國維——西體中用的「國學大師」【冬川豆】

王國維給後世留下了「國學大師」和保守派的形象，其實卻是正宗的老新黨【「老新黨」見於魯迅《重三感舊》，指清末戊戌維新黨。由於革命黨出現，維新黨與之相比就是老黨了，所以稱革命黨為「新新黨」，維新黨為「老新黨」】。他最大的恐懼就是：西方拒絕向中國出口書籍，這樣中國就萬劫不復了。晚清學術爆炸源於西學和考古材料的引進，王國維在這兩方面都是急先鋒。國故之所以熱，就是因為有了西洋的新方法，卻莫名其妙地變成了反西方的符號。當然，這種符號的使用者通常對西學和國學同樣一竅不通。

王國維的傳統教育到秀才為止，真正的教育始於留學日本，這是老新黨的共同特點。他一開始就從德國古典哲學和西洋美學入手，大有截斷眾流的氣概，即使講到保守政治，也是從私有財產和正統君主神聖不可侵犯立論【王寫於1904年的《教育偶感》：「人有生命、有財產、有名譽、有自由，此數者皆神聖不可侵犯之權利也。苟有侵犯者，豈特瀆一人神聖權利而已，社會之安寧亦將岌岌不可終日。故有立法者以慮之，有司法者以刑之。」】，彷彿出自弗朗哥和俾斯麥之口。章炳麟【即章太炎，1869-1936年】和黃季剛【黃侃，1886-1935，語言文字學家】的傳統教育比他強得多，而且後半生的方法論仍然源於孔門經師，反倒留下了革命分子的形象。經師有一個特點，就是非常喜歡公有制。

布爾什維克革命是一塊很好的試金石，把兩種非常不同的保守主義分開。王國維從來沒有什麼掙錢的能力，卻令人驚訝地運用經濟學論據。他的理由是：財產總得有人管理。公有制只會將業主的權力交給官僚，後者只會更糟【王寫於1924年5月的《論政學疏》：「危險之思想日多……有社會主義焉，有共產主義焉。然此均產之事，將使國人共均之乎？抑委託少數人使均之乎？均產以後，將合全國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託少數人使代理之乎？由前之說則萬萬無此理，由後之說則不均之事，俄頃即見矣。俄人行之，伏屍千萬，赤地萬里。」】。不用說康有為和朱執信【1885-1920，國民黨文宣家，1920年死於桂系軍閥之手】，即使蘭格【1904-1965，波蘭經濟學家，推崇蘇聯模式，在1930年代與米塞斯、哈耶克進行論戰】在三十年代都不這麼認為。他明顯非常關注歐洲的時事新聞，說話就像1918年的德國中央黨人【天主教中央黨是德國最主要的保守主義政黨】，覺得姑息革命必定是威爾遜顛覆全歐君主制的密謀。相形之下，儒家保守主義者的歐洲消息就很不靈通。

王國維著作的特點是：材料屬於中國，思想屬於歐洲。他有點像戴望舒，翻譯先於並引導創作。他研究西方美學，就產生《人間詞話》；研究考古學，就產生《殷周制度論》。詩詞似乎應該是最有華夏特徵的文學，他的作品卻充滿了歐洲的概念。《詠史》明顯不可能產生於安特生【1874-1960，瑞典地質學家、考古學家。拉開了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發掘的大幕，被稱為「仰韶文化之父」，改變了桂枝近代考古的面貌】和殷墟發掘以前，而且斷代方式是日本式的【《詠史詩二十首》分詠中國全史，史觀深受日本及西方史學影響】。他的詞露骨地講究希臘的靜穆【《人間詞話》：「無我之境，人惟於靜中得之。有我之境，於由動之靜時得之。」】和德國唯心主義的觀照【《人間詞話》：「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幾乎到了圖解的地步。「偶開天眼」「可憐身是眼中人」【《浣西沙·山寺微茫》：「山寺微茫背夕曛，鳥飛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雲。試上高峰窺浩月，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的意象彷彿出自俄國形式主義者的祖先，後者也是德國哲學的苗裔。

這樣一位人物的最後決斷，不大可能跟他的畢生路徑矛盾。目前主流的說法來自陳寅恪的文化遺民論【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序》：「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與其說反映了真實的王國維，不如說反映了陳寅恪本人的思想世界。陳寅恪是晚輩，但他的學術路徑比王國維更接近傳統史學，西學留在方法領域，不大涉及選題。陳寅恪對共產主義的敵意非常類似索爾仁尼琴，覺得埃及印度的國粹保存比中國的革命破壞好。王國維確實像陳所說的那樣保護大清，理由卻是大多數遺老遺少不要說運用，連理解都做不到的。他說皇室的財產也是私有財產，論證的步驟跟馬克斯·韋伯反對沒收霍亨索倫王朝財產的論證一模一樣【1926年，德共發動無償沒收貴族財產運動，提出公投。社民黨支持，自由派保守派反對。韋伯是自由黨人。公投沒有通過】，令人懷疑其原創性。王國維許多主張都是直接橫向引進同時代德國人的意見，這一次很可能也是。

魏瑪共和國時代有一大公案，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要求通過公民投票沒收下台的皇室財產。微弱的自由主義者站在保守派一邊，因為私有財產權先於政治社會而存在，而民主則是政治社會的派生物。如果多數派可以沒收少數派的財產，是不是也可以吃掉少數派？這樣的世界將會像《少年派的奇幻旅行》一樣可怖，把人類變成野獸。如果一個人喜歡用德國保皇黨的理論保衛大清皇帝，他是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遺民，值得懷疑。王國維預見革命激進化步驟的能力很強，原因很可能是他運用了德國革命和反革命的類比【1919年1月，王在致羅振玉的信中說：「俄過激黨之禍，德匈及葡瑞諸國均受其影響，恐英法美諸國人亦未必不漸漬其說，如此則歐洲文化富強不難於數年中滅絕，東方諸國受其禍亦未必後於西洋。故昨致鳳老（柯劭忞①）一長函，請其說當局於歐洲和會提出以國際同盟為剿滅過激黨之神聖聯盟，合世界之力以撲滅之。……如此派得志，則世界末日至矣。……此事關係甚大，擬致函於十余年不通隻字之陸宗輿②，以利害言之。」又說：「至今不聞諸國有翦除之計，乙老（沈曾植）謂威爾遜恐有與德過激黨有密約，故不能致討，理或有之。然對此種人食言而肥有何不可。德利用之以傾俄，終受其禍，乃甘蹈其覆轍而不悟耶！③」1924年12月，王在致狩野直喜的信中說：「赤化之禍，旦夕不測。」】。陳寅恪沒有這種預見能力，甚至很高興國民黨這群激進分子遭到更激進分子的折磨【國府長江防線失守，陳寅恪幸災樂禍：「樓台七寶倏成灰，天塹長江安在哉？」】。

注釋：

①柯劭忞（1848-1933），字鳳蓀。著名學者，《新元史》作者，與王國維同為遜清遺老，時任清史館總纂。他與時任大總統徐世昌是多年密友兼親家，所以王希望通過他推動北京政府提議各國合力剿匪。

②陸宗輿（1876-1941），先後擔任駐日公使、交通銀行股東會長、中華匯業銀行（中日合辦）總理、幣制局總裁，在國內外有廣泛的人脈。陸與王同為浙江海寧人，但分屬不同政治陣營，此前已有十餘年不曾往來。剿匪事大，所以王仍然給他寫信。

③王國維給柯劭忞、陸宗輿的信未能保存下來。王與羅振玉的這兩封信原件分別收藏於旅順博物館和中國國家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