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四大民間傳說及由來之一——梁山伯與祝英台

梁祝事之發源，見諸文字者，以南北朝時郭茂倩所作《樂府詩集》中的《華山畿》為最早者，世人也多認同此觀點。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第四章在介紹南北朝民歌時，曾引用《華山畿》，以為「表現堅貞不渝的愛情」。其文如下，「華山畿，君既為儂死，獨生為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為儂開。」不過，袁將故事發生之地，定為江南水鄉。此時，梁祝故事尚處於萌芽狀態，但其主幹已具，尚欠骨肉。

　　唐初梁載言著書《四番志》，也曾談到過「梁祝」事，並解釋說：「義婦祝英台與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似乎說，梁祝果有其人，其事也廣為傳誦。但語焉不詳，對梁祝故事的豐富沒有太多貢獻。

　　到晚唐時，文人張讀作《宣室志》，對這個故事進一步豐富發展，使之成為一篇具有傳奇色彩的男女愛情小說。可以說，現在人們看到的梁祝，在那個時候基本上已經成型了。《宣室志》所記全文如下，「英台，上虞祝氏女，偽為男裝遊學，與會稽梁山伯者，同肄業。山伯字處仁。祝先歸。二年，山伯訪之，方知其為女子，悵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馬氏子矣。山伯後為鄞令，病死，葬貿阝城西。祝適馬氏，舟過墓所，風濤不能進。問知有山伯墓，祝登號慟，地忽自裂陷。祝氏遂並埋焉。晉丞相謝安，奏表其墓曰："義婦冢"。」

　　到晚唐時，文人張讀作《宣室志》，對這個故事進一步豐富發展，使之成為一篇具有傳奇色彩的男女愛情小說。可以說，現在人們看到的梁祝，在那個時候基本上已經成型了。《宣室志》所記全文如下，「英台，上虞祝氏女，偽為男裝遊學，與會稽梁山伯者，同肄業。山伯字處仁。祝先歸。二年，山伯訪之，方知其為女子，悵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馬氏子矣。山伯後為鄞令，病死，葬貿阝城西。祝適馬氏，舟過墓所，風濤不能進。問知有山伯墓，祝登號慟，地忽自裂陷。祝氏遂並埋焉。晉丞相謝安，奏表其墓曰："義婦冢"。」

　　到宋元時，話本的出現和戲劇的誕生，使梁祝故事以更多的民間形態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文人的杜撰和發揮，梁祝故事的內容也進一步擴大，夾雜了太多的「理學概念」，反而讓人覺得有點似是而非。好在其主幹，依舊承襲了張讀《宣室志》的精髓。從現在來看，更多文人參與創作梁祝故事，對它的傳承有相當程度的積極作用。南宋張津在《四明圖經》，還對張讀《宣室志》中所說的「義婦冢」進行了考證，說「『義婦冢』即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在縣西十里接待寺之後，有廟存焉。」這裡的縣指的是會稽縣。

　　至明清時，更多的文人墨客投入到梁祝故事的創作和考證。例如，明代《三言兩拍》的作者馮夢龍就在《情史類略》考證說：「梁山伯、祝英台皆東晉人。梁家會稽，祝家上虞，嘗同學。祝先歸，梁後過上虞訪之，始知為女。歸乃告父母，欲娶之，而祝已許馬氏子矣。梁悵然若有所失。後三年，梁為鄞令，病且死，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適馬氏，過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造梁冢，失聲哀慟。忽地裂，祝投而死。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請封為義婦。和帝(502年)時，梁復顯靈異效勞，封為忠義。有事立廟於鄞雲。」

　　清代浙江德清的俞樾(1821--1907年)《茶香室四鈔》引邵金彪《祝英台小傳》云：「祝英台，小字九娘，上虞富家女，生無兄弟，才貌雙絕。父母欲為擇偶，曰：『兒當出外遊學，得賢士事之耳。』因易男裝，改稱九官，遇會稽梁山伯，遂偕至宜興善權山之碧蘚岩，築庵讀書，同居同宿三年而梁不知為女子。臨別，與梁約曰：『某月日可相訪，將告父母，以妹妻君。』實則以身相許也。梁自以家貧，羞澀畏行，遂至愆期。父母以英台字馬氏。後梁為鄞令。過祝家，詢九官。家僮曰：『吾家但有九娘，無九官也。』梁驚悟。以同學之誼，乞一見，英台羅扇遮面，出一揖而已，梁悔念成疾，卒，遺言葬清道山下。明年英台將就馬氏，命舟子迂道過其處，至則風濤大作，舟遂停泊。英台乃造墓前，失聲慟哭，地忽開裂，墮入塋中，綉裙綺襦，化蝶飛去。丞相謝安聞其事於朝，封為義婦。此東晉永和時(345--356年)事也……今山中杜鵑花發時，輒有蝶*不散，俗傳是兩人之精魂。今稱大彩蝶，尚謂祝英台雲。」

　　也就是說，到這個時候，梁祝化蝶才真正成為梁祝故事的一部分。而這當中文人的貢獻不可謂不大。也正是因為文人的參與，使梁祝故事血肉日漸長成、情感日益豐富、情節也更具戲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