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史可法的選擇

史可法的選擇中文網路很有意思的一點，是讓你知道世人的各種奇特興趣。幾年前初識劉先生，便非常驚訝地發現，此公似乎至今還沉浸在明朝的亡國之痛中不能自拔，立志要雪漢族一直沒能雪的「靖康恥」。前些天又看見某大儒居然以振興宋明理學的摩登聖人（「聖之時者」）自命，大寫什麼「去人慾，存天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雖然一如既往地沒打開看，卻也因這種話竟然出自那酒色之徒而咄咄稱奇。 不過，愚以為明朝倒確實值得學者們細細研究，那是一個最充分不過地表明了中華文明由爛熟而腐朽直至窮途末路的時代。明朝不但是中國最爛的皇朝，而且再突出不過地表明了儒家「道德宇宙觀」在實踐中的「走向反面」。 孔孟之道在宋代，便已開始肉麻化過程。大儒們抄襲剽竊進口來的佛家哲學，推出了程朱理學。這玩意頗有點後世林副統帥的風格，便是說過頭話，越左越革命，越極端越正確。他們不但把體現人類主觀價值的道德倫理當成了「天理」（也就是「宇宙運行規律」），而且把儒家本來就很嚴格的道德要求，推到了徹底違反人性的極端地步，竟然提出「去人慾，存天理」的口號，昏聵到不知「人慾即天理」，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動力，卻把它當成是與「天理」水火不相容的原罪，因而把極少數堅忍卓絕的志士畢生努力都難以做到的事，當成全民的行為規範。這結果，便是把全國造成了偽君子之邦，士大夫一面卑鄙下作，一面以道德氣節相標榜，言和行發生了徹底的背離。 南宋面對深重的民族危機，大儒們強調氣節操守，似乎也有其補偏救弊的苦心。但這種宣傳過了頭，到了人力不能及之時，就只會流於演戲，成了知識分子們作戲的台詞。明朝出現的「清流」就是這種道德誤國的戲子。或許只有在宋明理學的背景下，才能理解明朝那幾個最突出、最滑稽的「走向反面」的特徵： 一、朱元璋制定的祖宗家法乃是中國歷史上最苛酷、最殘忍的律令，他給官吏的薪俸低到不足以養家的地步，並竟然以「剝皮實草」懲罰貪官污吏（把貪官的人皮剝下來，填以稻草製成永久性標本，掛在他曾任職的衙門大堂上，讓繼任官員日日瞻仰，藉以儆戒他們，嚇阻貪污受賄犯罪行為），但明朝的吏治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爛的。 二、朱元璋因其痞子出身的自卑情結，把皇帝權威提到了有史以來最高的地步，大臣「面聖」奏事時必須始終跪著就是從他興起來的，將野蠻肉刑引入金鑾殿（「廷杖」，在皇帝面前把大臣褲子脫了用板子打屁股）似乎也是他的發明，但只有在明朝，才會出現臣子以上疏抨擊辱罵皇帝為時尚的咄咄怪事。明神宗大概是中國歷史上被臣子公開放肆辱罵人次最多、為時最長的皇帝。 三、士大夫以「操守」相標榜，卻出了數量最大的最無恥的趨炎附勢的小人。太監魏忠賢弄權時，竟然有大批讀書人趨之若騖，拜在那閹豎門下作乾兒子、孫子、重孫子，將其尊為「九千九百歲」，在全國各地為他建生祠（連袁崇煥都這麼干過），甚至上疏請將此目不識丁的閹豎配享孔廟。 四、士大夫奢談「去人慾存天理」，私生活卻極度腐敗糜爛。有明一代乃是色情文學最繁榮的時代，各種春宮、淫器、春藥如雨後春筍一般湧現，在民間流傳，《金瓶梅》就是那個糜爛到極點的社會的忠實寫真。 五、士大夫以「氣節」自勵，然而在闖賊攻陷北京時，近３千名文武百官竟然只有２０餘人死節，其餘爭相歸降大順朝。類似地，為滿人或運籌帷幄、或衝鋒陷陣去奪取大明天下的傑出文官武將，基本都是投降過去的漢人。這些人在明朝毫無能為，一旦投降過去後便如虎添翼，平空長出了無數本事，洪承疇、吳三桂等人莫不如此。 滿人攻入中原後，無論是北方還是南方的漢族，都從未作過像樣的抵抗。「清流」領袖錢謙益竟然率南京文武百官出城迎接清軍入城。就連史可法守揚州，也是消極等死，毫無積極抵抗願望。只是在剃髮令下後，才在本已平定的江南引起個別地方騷亂。南明朝廷的專業就是腳底揩油，逃之夭夭，真正和清軍打過幾仗的，竟然是毫未受過理學熏陶的造反派頭子：張獻忠部將李定國。 六、朱元璋最怕的就是身擁重兵的武將篡位奪權，為此處心積慮，想了一系列辦法防患未然，例如將軍隊的管理和指揮分開，戰時由不懂軍事的文官挂帥出征，並以太監作政委監軍。但到南明皇朝成立後，朝廷卻完全捏在軍閥手裡，跟漢獻帝也沒什麼區別。 南明亡國，乃是漢族歷史上最見不得人的一章。有人常以中國在抗戰中的窩囊表現為慚，他們不知道，比起南明來，中國人是極大的進步了，據歷史記載，但凡遇到清兵，哪怕只有一個也罷，「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頸受刀，無一敢逃者」。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還是，所謂「清軍」，其實多是投降過去的偽軍。滿清入侵中原時，其在籍官兵總數也就十多萬人，入關後只和李自成打過仗，征服華北大部分地區以及江南全靠投降過去的漢人武裝。法國傳教士柏晉在《康熙傳》中說：「事實上，韃靼人在征服（明朝）帝國過程中，幾乎沒有付出任何代價，而是漢人互相殘殺。加上漢人中最勇敢的人，反而為了滿清人去反對他們本民族而戰。」 換言之，大明的天下不是大清征服的，乃是漢人集體跪送給大清的，人家卻之不恭，只好勉為其難地收下。多爾袞說什麼「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這話其實只說對了一部分，大清天下乃是從崇禎、吳三桂、洪承疇、李自成、張獻忠直到南明一系列小朝廷的清流們和濁流們、忠臣和姦臣們聯合起來跪獻給辮子兵的。有史以來取天下有如此之易，未之見也。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愚以為，明朝那入骨的爛當然是基本原因，這其間，為士大夫信奉的理學不能辭其咎。早在清朝便有人（戴名世）指出了這一點，痛責那些清流戲子們： 「嗚呼！南渡立國一年，僅終黨禍之局。東林、復社多以風節自持，然議論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禍，卒致宗社淪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誅哉！」 這話說得何等痛切！這位老先生說：南明立國只有一年，就以朝廷黨爭作為收場結局。東林黨人和復社那些「清流」們的專業，便是以風格氣節相標榜，但知唱道德高調，毫無具體治國的實際才幹，熱衷的是以叫賣自己的正直來沽名釣譽，最終激成了大禍，導致亡國。 這毛病其實一直沒斷根，清流們至今尚在網上「好名沽直」，但凡是民主人士的文字，無不是「議論高而事功疏」，只知唱道德高調，沒本事解決現實問題；反過來，左派在遇到台灣或對美關係問題時，也必然要賣弄「民族大義」。 記得明神宗被臣子辱罵時懶得理睬，說那些人不過是「訕上賣直」（通過訕謗上司來賣弄自己的正直），越去理睬，便越成全了他們沽名釣譽的心愿。我看這「賣直」二字正是今日清流們的特點。「正直」竟然成了一種換取個人名利的商品，可謂中國的第五大發明。可惜至今似乎沒有多少中國知識分子認識到這一偉大發明的嚴重後果。最近在網上看了點有關明朝覆亡的文字，有見識的似乎不多。前段曾轉了網人碧血汗青先生所作的《告訴你真實的史可法》來，就似乎很有點代表性。 那是篇翻案文章。從某個意義上來說，頗有點類似袁偉時教授的考證文字。這倒不是說作者的觀念與袁類似，而是兩者都是撥亂反正，剝去後人蓄意塗上去的油彩，還原出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來。 不過，現在的某些虛假乃是後世人為了政治需要篡改歷史偽造出來的假神道，而虛假的史可法的產生機制完全不同，乃是後人用引入的洋鬼子的價值觀念強姦古人。 有趣的是，作者不但沒有意識到這個關鍵問題，反倒連他本人也在使用這種價值觀翻案，使用傳統清流的手法，用今日的價值觀，對傳統忠臣作了粗暴的道德批判，可見這道德宇宙觀乃是《西遊記》上的「乾坤一氣袋」，把中國知識分子一股腦兒裝了進去，足足裝了兩千多年，至今尚無多少人知道該跳出這袋子去，而且還有人在那兒「舞袋賣直」。 那文章的結論是最後一段話： 「史可法是南明的忠臣，但是不能算大明的忠臣，因為他開肇了承 認大清是國家的頭，違背了天啟、崇禎兩朝一直堅守的大原則。史 可法是英雄，但是不能算民族英雄，因為他從沒有嘗試過一次，去 收復滿清手裡的失地，反而一味退讓，甚至於棄地送給滿清。史可 法是死於和滿清戰鬥中的義士，但是不是抗清義士，因為他除了在 清軍攻擊揚州的戰鬥中被動應戰外，沒有主動去抗擊過一次滿清的 入侵。」 基本論據是： 一、滿清和大明相比，實力極度懸殊。 兵力：滿清初入關時，八旗部隊只有１３萬人（這其實是高估了，最近一篇國內學者的論文說，常駐關內的才有５、６萬人，其餘都出關休整去了），加上吳三桂投降過去的寧遠部隊，頂多也就２０萬人，而漢族武裝包括官軍和農民軍在內有百萬之眾。 統治地域：滿清入關之初，只佔據了京畿和山西陝西一部，因為兵力極度不足，不敢旁騖。華北大部分地區包括山東、河北、河南等大部分地區都處于于權力真空中，南明朝廷要光復不費吹灰之力。即使不收復，南明也統治了整個富庶的南中國。 經濟：我記得范文瀾曾在《中國通史》中說，發軔於西北黃土地的華夏文明重心，隨著時代變遷，從西北向東南逐漸移動，朝廷對東南的經濟依賴與時俱進，這話一點都不錯。古都的遷徙方向就是按從西北到東南的對角線進行，說明朝廷越來越依靠東南富庶地區的養活。到了明朝，整個北方都得靠南方養活，生命線就是大運河（明成祖逆歷史潮流而動，遷都北京，人為地為朝政製造困難，最終導致崇禎弔死，如今已有學者指出這個問題）。該文作者看到了這一點，指出「只要南方一掐漕運，北方的衣食問題馬上就會面臨巨大的困難」。 民心向背：儘管朝廷文武紛紛投降闖賊，但在滿清入關後卻因民族隔閡，士紳集團拒絕歸順，大批南遷。山東河北兩省的士紳集團更主動舉起明朝旗號，自動光復了一共四十三個州縣。 從以上實力對比可知，滿清滅了大明，本來毫無客觀可能性。 二、滿清開頭並無征服全中國的野心。許多將領只想按傳統戰略，大搶一通後撤回關外。最是雄才大略的攝政王多爾袞雖然否決了此議，決定定都北京，但仍然抱著機會主義的態度，曾說：「何言一統？但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耳。」並公開發布文革承認南明朝廷的正統地位。在相當一段時期內，因為兵力缺乏，清廷也未能派兵經略山東、河南、河北等真空地區。 三、史可法怯懦避戰。 根據以上兩條可知，無論是從客觀情勢和主觀意願來看，滿清入關之初都不能也不想征服全中國。然而作為南明弘光王朝的「首席軍政長官」史可法卻長期消極無為，只想偏安江南一隅，毫無規復中原的勇氣和決心，在山東河北人民舉起義旗並盼「王師」如望歲之際，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裡竟然不敢派兵去接收華北大片領土，致使滿清贏得了各個擊破的喘息時間。 四、史可法的「聯虜（清）剿逆（闖）」的戰略方針違反了民族大義，開了後世「攘內安外」、「寧贈友邦，不給家奴」的濫觴，在實際上毫無可行性，乃是一廂情願。 五、史可法在回答多爾袞的信件中，卑躬屈膝，更違反了明朝一直堅持的「一個中國政策」，犯了重大政治錯誤。 根據這些論據，作者於是便得出了上面說的那些結論，好在他最後還是勉強承認史可法是個英雄，並未把他打成漢奸賣國賊。

愚以為，要還原真實的歷史人物，必須熟悉他們的思維方式，把自己放在他們的角度去想問題，不能用今日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去強姦古人，這應該是尊重歷史的起碼態度。可惜某些專業人士竟然連這常識都不知道，反而譏笑這是「冒充心理學家作心理分析」，「本身就失去了客觀」，當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因此，在討論真實的歷史人物史可法之先，必須澄清現代人自己製造出來的種種思想混亂。在我這票友看來，大陸史學文字最常見的是兩大錯誤，一是使用「階級鬥爭理論」，二是使用後來才從西方引入的民族主義價值觀。此文作者就是犯了後一錯誤，以如今的思維定式去強姦古人，這才會去鄭重其事地探討史可法是不是民族英雄，卻全然意識不到這完全是個偽問題。 有趣的是，那文章開頭引用的《姚煜題史可法祠墓》之聯就泄露了這點： 「尚張睢陽為友，奉左忠毅為師，大節炳千秋，列傳足光明史牒； 夢文信國而生，慕武鄉侯而死，復仇經九世，神州終見漢衣冠。」 這姚氏不知何許人，從文義來看，當為清末民初同情革命亂黨的文士，不會是我大清派到日本去監督留學生的那位姚煜。不過，這對聯本身就證明了我在《「民族主義」論之一》中說的話。 在那篇文章中，我告訴讀者，古代中國根本沒有「民族主義」的觀念，只有樸素的世界主義。所謂「夷夏之分」有如說是民族地域之分，莫如說是文明程度之分，而衡量文明的唯一尺度，便是是否信奉聖賢之道。不管你是什麼民族，只要掌握了孔孟之道，接受了「教化」，便成了文明人，並不會因為你的種族背景遭到歐洲式的社會排斥或歧視。咱們現在熱衷的「民族主義」其實是舶來品，因此，古代只有忠臣義士，並沒有現在的「民族英雄」觀念： 【有趣的是，現代中國人不知道這一點，卻用西方進口進來的民族 主義觀念去穿鑿歷史、穿鑿古人。岳飛、文天祥、于謙、熊廷弼、 袁崇煥、史可法等先賢被普遍當成「民族英雄」尊崇，卻沒有幾個 人意識到古代中國根本沒有和「民族英雄」等價的概念，這完全是 後人用西洋標準來給古人劃階級成分。這些先賢在古代當然也被尊 崇，但他們是被當成「忠臣」的楷模來尊崇的。岳飛那著名的「精 忠報國」，忠的是萬歲爺，報的是君父之國。無論是從這些人的精 神境界還是從後世的評價上來看，我都看不出他們和忠於建文帝、 反對明成祖篡位的死節忠臣方孝孺有什麼區別。文天祥死前說：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可那聖賢書只教他如何為君王效忠，根 本沒教他如何抵抗異族。您就是把四書五經翻爛了，恐怕也找不到 民族主義的內容。這裡倒用得著馬克思的「存在決定意識」，沒有 西方式林立的不同民族，上哪兒去找「民族主義」？】 那對聯將史可法與諸葛亮、張巡、文天祥和左光斗相比，用現代眼光來看，這四個名臣中，只有文天祥可以劃成「民族英雄」成分，諸葛亮和張巡都是內戰英雄，左光斗則是史可法的老師，是被魏忠賢迫害至死的名臣。由此可見，直到清末民初的姚煜都還沒有「民族英雄」的概念，這才會把傳統表彰的忠臣和後世追認的「民族英雄」混在一起歌頌。 因為孔孟經典中毫無民族主義內容，對死聖賢的崇拜又剝奪了後人的「原創思維權」，後人便沒有指導自己去應對異族入侵的理論依據。於是古人便只能用孔孟之道的君臣大義作為指導思想，去處理外敵入侵，其原則與鎮壓內敵並無區別。 換言之，古人沒有「民族大義」，只有君臣大義；沒有「民族立場」，只有臣民立場。外戰和內戰並無本質差別，外敵需要反對的理由和內敵一模一樣：它危及了君王統治，違反了君臣大義，所以忠臣們當然要反對。這就是為何「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就義前告訴他弟弟可以作元朝的官，因為後者並未作過宋朝的官，不存在失節問題。 該文作者不知道這點，卻試圖引用顧炎武的話來證明當時確有民族主義思想流行：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這其實恰好證明了我上面說的歷史事實。正因為古代中國沒有民族和民族主義觀念，又沒有「文明」這個辭彙，老顧才不得不煞費苦心地發明「亡天下」這種蹩腳說法，試圖用它來指出明朝面臨的「亡文明」的危機。他恐懼的並非異族入主中原，而是文明生活方式的喪失，而這文明生活方式也就是孔孟之道。那「仁義充塞，率獸食人」乃是孟子對聖賢之道一旦喪失之後的可怕前景的描述，引用此話，本身就再明白不過地表明了顧捍衛的是聖賢之道而非民族國家。 滿清入關之初，大量士紳南遷，這事實被作者理解為士紳集團民族意識強烈的表現。我認為原因不是那麼簡單，首先是滿清過去曾入關幾次，每次都是大肆燒殺屠戮搶劫，給關內人民留下極壞印象。其次就是出於顧炎武式的恐懼，認為滿人是未經教化的野蠻人，和「民族意識」其實沒有什麼相干。 正因為此，當滿清最後一次入關時，因為得到漢族降臣范文程、洪承疇等人指點，一反過去作風，軍紀相對嚴明，除非遇到抵抗，並不流竄燒殺搶掠，而是招降納叛，設官分治，並吸取元朝教訓，在定都北京後沿襲了漢族典章制度，以孔孟之道作為官方意識形態，士紳集團的恐懼便迅速消散了，很容易便接納了那個異族政權。甚至當清廷在兩百多年傾覆後，還有許多漢族知識分子作忠誠的遺老，甚至為此參加「滿洲國」政權。 反過來，髮匪暴亂，雖然是漢人，但信的乃是洪秀全自創的爛污「基督教」，到處摧毀孔廟，它便從未得到過士紳集團的支持。儘管它一度聲勢浩大，但與以前的「農民起義」不同，從無讀書人大規模投奔。曾國藩《討粵匪檄》中就喊出了士紳集團的共同心聲：「士不能頌孔孟之書，使我孔子孟子痛哭於九原。」說到底，古代中國人不在乎什麼異族不異族，在乎的是孔孟之道。這就是咱們退讓的底線，只要這條保住了，誰管新君原來的出身是什麼，是「賊」（所謂「農民起義」）也好，是「虜」（少數民族）也好，who care china（誰管什麼中國）？ 史學研究中另一個人為製造的嚴重混亂，乃是「階級鬥爭史」的胡說八道。一部中國歷史，就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持續兩千多年的鬥爭史。而無論是「起義軍」還是官軍，其階級意識都非常強烈。世上再沒比這更荒唐幼稚弱智的「歷史漫畫」了。可悲的是，５０多年來，中國史學界竟然備受這種白痴理論的強姦，至今無望突破那可恨的「御制智障」。 其實，古代農民起來暴亂，當然是因為活不下去，不得不鋌而走險。不過，他們自己並不覺得那是推翻地主階級的光榮的正義鬥爭，反倒認定自己是大逆不道，可恥地「做賊」（當土匪）。哪怕是後來做了皇帝如朱元璋者，內心深處也引當年的「做賊」經歷為恥。無論是官府，是良民，還是暴亂者自己，對此看法都是一致的，並沒有什麼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針鋒相對的「造反觀」。 使用「農民起義軍」的諛稱去稱呼暴亂農民也是個弱智笑話：農民本是一種職業，一旦起來打家劫舍，那就成了職業土匪，再不能視為農民了，因為他們並不耕地種田，是不是？他們造反乃是為了活下去，並不是有意要去實現自己的正義觀，有什麼「起義」可言？如果根據他們原來的職業便稱之為「農民軍」，那官軍士兵同樣來自於農民，也可以如此稱呼了。比較中性客觀的稱呼，我看還是用「叛軍」（the rebels）好些。究其本質，中國歷史上那些「農民起義軍」，與安祿山、史思明率領的叛軍到底有什麼不同，我還真是看不出來。 把叛軍一無例外地吹成救苦救難的天使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暴亂農民當然是因為深受官家荼毒才起來造反，但遭受壓迫剝削迫害並不能起到道德凈化作用，培養出一種優秀的「階級品質」來，因此，對叛軍的美化不但違反了歷史真實，使得黃巢、朱溫、張獻忠那些殺人魔王成了大英雄，而且凸顯了「理論家」們的弱智。 事實上，叛軍的軍紀很不一樣，絕大多數殺人如麻，無惡不作，極少數軍紀嚴明。這區別和他們的「階級覺悟」毫不相干，而是取決於其領袖是否有奪取天下的野心以及士紳的參與程度。凡由野心勃勃的領袖率領並有讀書人作「軍師」的武裝，軍紀一般比較嚴明，那也不是出於什麼「階級覺悟」或是人道主義，而是出自爭取民心的冷靜計算。 士紳集團（也就是教科書中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對所謂「農民起義」的態度，也不是出自階級立場的自覺的仇恨──倘若真是這樣，那就無法解釋在闖賊進京途中，各地官吏何以望風歸降了。一般來說，士紳確實支持鎮壓初起的農民暴亂，那原因是多重的，首先當然是孔孟之道君臣大義洗腦的結果，其次則是大多數農民暴亂完全是土匪行徑，嚴重危及了社會秩序，威脅到良民的生命財產。用現在的話來說，便是人民積極支持政府平定「反革命暴亂」。先母當初給我們講古時，就曾歷歷憶起官府「Ｘ大人」是如何平定土匪暴亂、解民於倒懸的。等到我上高中後，才愕然發現，原來母親口中的那個「賊」乃是「農民起義領袖」！ 但士紳集團的態度並非鐵板一塊，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其實，就連士紳集團的組成也處在不斷改變之中。世上根本就沒有永久不變的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昨為地主，今可為叫化；昨為貧民，今日可以金榜題名而最終變成大地主。明朝最臭名昭著的大貪官嚴嵩出身就非常貧寒。所以，所謂「統一的地主階級立場」，只存在於「理論家」們病態的想像中。士紳集團如何看待「農民起義」的問題，根本不能一概而論，並由此得出那種直線標準答案來。 一般來說，士紳集團是以「天命觀」的思想方式，而不是以什麼階級立場來決定對待某一特定叛軍的態度。在大多數情況下當然是反對。但如果國家持續動亂，災荒不斷，種種跡象顯示朝廷「氣數已盡」，「天命」已經轉移到了某個在野的「真命天子」身上去之後，則士紳集團便會蜂擁歸附。那獲得「天命」的叛軍首領的最主要的表現，乃是「愛民如子」，因而軍紀嚴明；以及「禮賢下士」，因而從讀書人那兒獲取了長遠的戰略眼光，所謀者大。 就是因為這些，華北士紳集團才一度認定闖賊乃是真命天子：明末持續的災荒、暴亂和邊患都提示大明「氣數已盡」，李自成軍那浩大的聲勢，嚴明的軍紀以及「迎闖王，不納糧」的招攬人心政策則提示他是上天選中的接班人。這才使得他在短期內便席捲華北，攻陷北京。但李進京之後，不是像劉邦那樣約法三章，安定民心，卻現出鼠目寸光的土匪貪婪原形來，去刑訊弔拷文武百官，搜刮金銀。能進北京本身就是得到「天命」的有力證明，他卻竟然在山海關敗回後便主動退出北京城。如此輕易地放棄這「天子合格證」，而且走前還忘不了把土匪舊伎使出來，放火燒毀皇宮，等於向全國人民莊嚴宣告他是個上不得台盤的草寇。從此民心立刻翻轉過去，原來歸順的地區紛紛反水，他無論流竄到哪兒都只會遭到「地主武裝」的自發狙擊，在短期內便「炎炎者滅，隆隆者絕」，其敗亡和崛起一般神速。 滿清之所以如此輕易地征服全中國，我看這「天命」觀也起了很大作用。全國百姓都覺得大明氣數已盡，上天已經指定了新的接班人。總而言之，人民已經實在是太厭倦那無休無止的戰亂、匪禍與兵禍了。人民真正在乎的乃是保證他們活下去的社會秩序，「民族大義」並不能當飯吃。何況內地人民從無和異族相處的生活經驗，上哪兒去獲得民族意識？ 在這個意義上，儒家所謂「天命」其實可以解讀為「社會秩序」。誰能結束戰亂，為人民帶來和平與秩序，誰就是真命天子。崇禎沒本事做到這點，李闖也沒本事做到這點，但辮子兵卻輕易地做到了這點，所以人家當然是如假包換的真命天子，讓人民心悅誠服。 由上論述可知，無論是用階級學說，還是用西方進口來的民族主義理論，去分析評論古人都完全是笑話。該文作者避免了極左文化陷阱，不幸卻用現代民族主義價值觀去臧否歷史人物，這才會「粗讀明、清史，卻起了些許的疑惑，等閱至《史可法復多爾袞書》，卻看出了一身冷汗，最後不免四處去找些當時平頭百姓和官人的筆記、書信來印證心中疑惑，待看完後竟是忍不住的要股慄了」。

既然史可法不是什麼「民族英雄」，古代中國也沒有什麼「民族英雄」，那麼，他到底算不算「英雄」？ 這就是我想澄清的最後一個概念：世人頻頻使用這個概念，卻很少意識到究竟是其涵義是什麼：所謂「英雄」，到底是此人乃道德模範，是說他才幹非凡，還是說他做出了一番大事業（亦即所謂「以成敗論英雄」），抑或兼而有之？ 奇怪的是，現代人的英雄觀甚至比擅長模糊思維的老祖宗還混亂。在這個問題上，古人倒是難得的清晰專一：評英雄的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政治挂帥」，言行符合孔孟之道的道德規範的就是英雄。不管你才能如何，官位怎樣，只要你恪守君臣大義，那就是忠臣，就是清官。反過來，如果你違反了這道德標準，則哪怕你有曹阿瞞的過人才幹並完成了他那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仍然是遺臭萬年的大白臉奸雄。 用這個標準來看，則史可法當之無愧是傳統的道德英雄（亦即忠臣）。文天祥的絕命詞是「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史可法同樣可以響亮地這麼說。他的確不折不扣地做到聖賢們的教導。至於他沒有戰略眼光也好，沒有軍事才能也好，沒有行政才能也好，優柔寡斷也好，婆婆媽媽作濫好人當「老媒婆」也好，都毫不妨礙他的道德英雄地位。 這就是真正的悲劇所在：聖賢書只教你怎麼作忠臣，並不教你作能臣。孔子本人雖然多才多藝，可惜「六藝」並非傳統教材。聖賢只負責你的德育，不負責你的智育，遑論體育。培養士子的智力才幹這個重要問題，不幸處於孔孟的視野之外。極而言之，哪怕你是白痴，同樣可以成為傳統社會的英雄。為君王們旌表的那無數貞女烈女孝子們，到底有誰是因為才幹和貢獻出眾而獲此殊榮的？這正如過去時代那些英雄一樣：向秀麗、徐學惠、雷鋒、王傑、歐陽海、劉英俊、門合……有誰不是道德英雄？有誰又有過人才幹，為社會做出了傑出貢獻？ 這就是孔孟之道從娘胎裡帶出來的毛病：聖賢們不幸長了馬悲鳴的「隧道眼」和「直線腦」，在大千世界萬事萬物中，竟然只看到了道德這件事，所著經典除了談論道德之外，什麼其他話題都沒有。問題更在於他們還不是一般的倫理學家，乃是「倫理政治學家」。在他們的直線腦中，安邦定國如同兒戲一般簡單，治國只是一個道德完善過程，只要「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則天下也就大治了。聖人哪，請您去跟闖賊、獻忠、皇太極、多爾袞諸人講授講授這套去，成不成？ 這種道德政治觀被宋明理學發展成了完備的道德宇宙觀後，社會也就徹底喪失了生機。 本來，要培養讀書人安邦治國的實際才能並不困難，歷代史書就是教材，這就是司馬光為何要編寫《資治通鑒》，那其實就是針對孔孟的「政治理論」與實踐徹底脫離的缺陷而採取的補偏救弊措施。不僅如此，一直到北宋，士大夫還喜歡寫作史論，諸如三蘇的《六國論》，大蘇的《晁錯論》等等都是有名的例子。這種寫作，為讀書人提供了思索古今政務得失的訓練，也為他們提供了展示政治才能的機會。 但到程朱理學成為時代主旋律之後，「治經」便成了主要的學習內容。文天祥自己就說：「辛苦遭逢起一經」，只要把那一經讀得爛熟，就能做大官管理國事，這還能有好事？選拔上去的官員是否有治國才幹，完全靠撞大運：如果他本人碰巧有看史書的業餘愛好，天資又聰穎，那國家就有福氣了。如果他除了必修經書之外什麼都不看，除了寫作才能之外什麼才幹都沒有，照樣能被選拔去管理國家，請問那和永貴大叔當國務院副總理又有何差別？ 總而言之，儒教「進化」成了走火入魔的理學之後，士子的教育和遴選就完全以「道德文章」為唯一標準。中國的第五個偉大發明，乃是科舉制度，可惜具體運作從來也沒弄對。唐代以詩賦取士，明清以八股文取士，選拔出來的「人才」全是寫匠，直到晚清才悟出錯在何處，改試策論，可惜已經太晚了。 這也罷了，最糟糕的還是程朱理學把個人道德修養當成了革命路線一類的「綱」，就此製造出並提拔了兩種人：傻子與騙子。傻子是史可法那種真的道德志士，而騙子則是後世政工幹部的前身，靠裝聖賢（＝後世的學雷鋒做好事）博得功名後，再以唱道德高調進一步爬上去。自己沒有治國本事，便變成後世四人幫那種「路線鬥爭高手」的祖宗，專門引經據典地去和干實事的人過不去，動輒指責人家違反了聖賢教條。例如海瑞本人沒本事考上進士，便先靠裝聖賢以舉人之身混了個小官作，進而以上疏罵皇帝「訕上賣直」而聲譽鵲起，就此作了大官。 可悲的是，張居正那種真正的治國奇才，在歷史上的名聲還遠遠不如海瑞那專職道德幹部的高。正因為此，儘管清代讀書人吸取了沉痛教訓，改治所謂「樸學」，但官方從未批判過這套肉麻把戲，於是當遇到外來危機時，類似晚明的「清流」們又再度跳出來誤國殃民。清朝第一個改革家「鬼子六」恭親王受不了清流們引經據典的歪纏，只好跟那些專打道德方天印的政工師們說：你們說的全對，不過，如果背誦聖人語錄能打退洋鬼子，請諸位這就去大顯身手，行不行？ 這也就是為何漢人文官武將在明朝這邊毫無能為，一旦投降過去卻能大展才能抱負，簡直像換了個人一樣。皇太極和洪承疇的對話就最能凸顯雙方優劣，並部分提供了答案。他問洪，崇禎為何如此刻薄寡恩，動輒將將帥棄之於死地？洪說，崇禎身旁文臣太多，謀劃國事時聚訟紛紜。皇太極駁道，那是皇帝昏暗，臣子蒙蔽主上，才冤枉亂殺一氣。對那些死戰被擒或是因為勢蹙力竭不得不投降的將帥們，就算是身陷在敵國，人主也該用財貨贖回，豈能像崇禎那樣，把人家的老婆孩子抓起來殺頭流放？ 皇太極雄才大略，御下寬厚，後來的多爾袞也如此，與崇禎猜疑殘刻（真是朱元璋的嫡傳子孫，明亡了當真是特大好事一樁）形成鮮明對比，自然將士用命。但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他不是明臣，沒有吃過清流們的苦頭，所以無法體會老洪吐的苦水。滿清畢竟是野蠻人，雖然在關外時就已建立了模仿明廷的官制，但人家畢竟沒有遭受理學的荼毒，實行的還是野蠻人的費厄潑賴，任用和提拔官員只看他的武功政績謀略，不管他的道德高調唱得是否響亮，更沒有明朝那種「嘴力分工」──使嘴的與出力的分成兩撥人，將士效死在外，道德政工師們聚讒於內。如果沒有這群道德動物，則光是崇禎殘刻寡恩，恐怕也不至於害死那麼多能員幹吏。 簡言之，理學成了教育與取士的指導方針之後，不但使得毫無治國才幹的庸才可以飛黃騰達，變成專職道德幹部，而且使得「打道德方天印」成了一種簡易謀生之道。哪怕是皇帝撞大運碰上了能員幹吏，那些人也得日日夜夜處在那些道德動物的監視暗算之下，最終如于謙、熊廷弼、袁崇煥那樣被讒死，那還能指望文官武將們如在清廷一般生龍活虎大有為么？ 愚以為，史可法就是這種背時制度的犧牲品。他才具平庸，卻是個真正的老好人，性格溫和遲疑，婆婆媽媽，在那種男尊女卑的社會中，寫給太太的信竟然如同寫給母親一樣謙卑，根本就不適合在官場上混，遑論是在「山河破碎風漂絮」時，出任名義上的「首席軍政長官」和前敵總指揮。如果國家採用了合理的幹部制度，則這種老好人根本也就不會被選拔出來，即使作了官也只會當個勤謹的小員司。可惜他私德出眾，是左光斗的弟子，又寫得一手好文章，竟因此被那背時制度推到最高官位上去，擔負起挽狂瀾於既倒的歷史重任。一個無比善良的庸才處在這種尷尬的地位，能作的也就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老史似乎頗有自知之明，心裡有苦說不出。記得有人恭維他是諸葛亮，他說，他的才能豈如諸葛亮？能做到的也就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我看他給夫人的遺書，當真是字字血淚，可知他早就起了死意。的確，死才是他能報效國家的最好方式，也是將他從無法解決的歷史難題中解脫出來唯一選擇。他最後罵賊而死，當真是死得其所，無論是從國家還是從個人角度來說都是最理想的「交卷」方式。 下面就該文的輕薄指責，逐條為史閣部辯誣。 一、史可法怯懦避戰，長期消極無為，只想偏安江南一隅，毫無規 復中原的勇氣和決心，在山東河北人民舉起義旗並盼「王師」如望 歲之際，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裡竟然不敢派兵去接收華北大片領土， 致使滿清贏得了各個擊破的喘息時間。 這完全是站著說話不腰痛。作者似乎把史閣部的頭銜當了真，以為他真是大權在握的「前敵總指揮」，其實他乃天下第一空心大老倌，什麼實權都沒有，有什麼可能去光復中原？ 南明弘光朝廷的先天殘疾，乃是崇禎那瘋子造成的。明成祖把京城遷移到北京那死地去，有明一代，京城多次被圍，凸顯了在那兒定都的荒謬。本來，明太祖選的國都乃是南京，明成祖北遷後，在「陪都」南京留下和北京一模一樣的「鏡像朝廷」。在這種情況下，朝廷隨時都可以、也早就該遷移到南京去了，可竟然就是不這麼做。 闖賊包圍北京前，崇禎也看出了形勢的危險，本想逃往南京，但專職道德幹部們趁機出來顯示風骨。崇禎最怕人家說他是昏君，於是就不走了。你自己要死也罷，總該把皇太子送往南京去以防萬一吧？他偏不。於是闖賊進京，他自己弔死，皇太子被俘。自成也倒沒難為他，只是把他押在軍中，同往山海關，山海關敗回後便把他放了（這一手倒實在漂亮，不能不稱讚）。但其時兵荒馬亂，太子養於深宮，有什麼生存能力？就此從歷史上神秘失蹤。 這就給南方的忠臣們出了個天大難題。南京倒有個「鏡像朝廷」，可沒有皇帝。如果太子在那兒，則名正言順地登位，按孔孟之道，立即就擁有天然絕對權威，誰敢不服從？現在太子生死不明，國家又一日不可無主，只好從權，另立新主。但如此擁立的新主，從根本上就缺乏「真命天子」的權威。 過去明英宗受太監王振愚弄，親征瓦剌（蒙古一部），兵敗被俘，瓦剌君主也先挾英宗而來，兵臨北京城下，訛詐明朝政府。于謙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毅然擁立新君，在北京城下大敗也先，挽救了國家。但後來英宗被放歸，被軟禁多年後，終於復辟奪位成功，擁立新君的于謙竟被他挾嫌報復處死。後來的臣子誰不知道這往事？如果皇太子被自成殺了，那倒還減輕了問題的難度。他卻偏偏生死不明。萬一擁立了新主，他又突然出現，「非法」擁立新主的臣子們豈不是要步于謙後塵？ 因此，從弘光朝廷成立那天起，這問題就是史閣部的心病，從他寫給多爾袞的回信中一眼就能看出來。多爾袞罵南明朝廷是僭立的偽朝廷，那本來是「天無二日，國無二主」的「一個中國原則」，意思是既然有了清朝皇帝，南明皇帝就是偽皇帝。可這指責卻歪打正著，可可打在史大人的心病上。他心虛情怯，不惜長篇大論並捏造神話，證明「今上」何等英明。可笑的是「碧血汗青」先生卻看不出來，斥之為「卑躬屈膝」。 史閣部心虛也倒罷了，關鍵在於弘光登基的合法性為內爭提供了個響亮的借口。弘光被擁立後，有個廉價騙子冒充太子跑到南京去。弘光倒也不敢怠慢，請見過太子的人去證認，並用宮中掌故去考較他。眾人一致認出那是西貝貨，但消息已經沸沸揚揚地傳了出去，以致弘光等人明知是騙子，也不敢處死之，免得讓專職道德幹部們說嘴，反倒說不清楚了。與此同時還有個類似的「童妃案」，都成了朝野皆知的「特大政治醜聞」。民間傳說童妃確實是真貨，甚至說弘光並非朱家子孫，乃是冒充的福王，甚至就連黃宗羲都言之鑿鑿地這麼說。 這「擁立」問題就此成了南明一系列政權的催命符，朝廷黨爭與軍閥內戰的絕佳借口。南明的功夫全用到自相殘殺上去了，誰想得起什麼抵抗清兵，遑論光復中原？ 這問題之所以成為問題，其實為的還是私利。擁立乃是高回報的政治投資，皇帝對擁立大臣必定要酬報以高官厚祿，清濁流當然要為此打得不可開交。濁流馬士英、阮大鋮（此人住宅所在街道名稱很怪，喚作「褲子襠里」，於是清流們便稱之為「褲子襠里軟」，可見清流就連嘴都是髒的）等人主張擁立血統比較近的福王，而清流們主張擁立比較「賢」的潞王，其實後來事實證明，福王和潞王乃一丘之貉，捆著吊著都是一回事，皇家的下濫乃是從朱元璋的基因里傳下來的，哪有什麼賢愚不肖之分？清流們真正的動機，還是因為東林黨人得罪過老福王的母親鄭貴妃（不敢肯定姓是否弄對了），怕小福王當皇帝後報復而已。 為了戰勝清流，馬士英便首創「槍指揮黨」，以丘八去壓倒秀才們，拉攏「四鎮」亦即高傑等四個大軍閥參與擁立。史可法雖屬清流，也屬意於據說比較「賢」的潞王，但他性格溫和，也沒有私心，顧全大局便同意了馬的主張。其餘清流不甘示弱，便去交結與之有點淵源的另一大軍閥左良玉。雙方爭相討好武夫，遂使朝廷徹底失去崇禎時代「黨指揮槍」的絕對權威。 當時南明擁有的武裝力量主要是稱為「四鎮」的四隻軍閥武裝，以及表面承認弘光王朝的左良玉的大軍。四鎮乃是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劉澤清，以高傑軍戰鬥力最強。高傑原是李自成部將，因愛上了自成搶來的妻子，帶著她投降了明朝（這其實是很精彩的愛情故事，自成那梟雄竟然會戴綠帽子，而且終生未能復仇，笑死我了）。自成進北京後，高傑嚇得往南方逃。適逢南明需要擁立新君，馬士英需要槍杆子增加說服力，他就此一跤跌到了富貴中。他的部隊完全是土匪，搶劫百姓比自成的叛軍還厲害。他和劉澤清一樣，本是望風而逃的敗將。如果放在崇禎手上，早就砍了腦袋了，可因為擁立有功，竟然加官進爵。其餘的黃得功、劉良佐雖然沒有這種劣跡，但也沒有什麼戰功，全靠擁立之功封侯封伯。未參與擁立的左良玉也如此，他也是毫無戰功的「逃將」，但因為擁兵２０萬，竟被封為寧南侯。 濫施封賞，並沒有買來武夫們的效忠。５大軍閥跋扈自雄，四鎮都擁有獨立的財權和軍權，自行徵稅，所得不必上繳，還有權開荒、採礦，完全成了晚唐藩鎮割據那套。史可法別說指揮他們的軍隊，就連自己都曾一度被高傑抓起來，全靠高傑那愛情夫人深明大義才被釋放。高傑不但不服從指揮，而且竟曾攻打揚州城，準備將該城洗劫一空，全靠史可法使出婆婆嘴來才讓他放棄此念。 沒有參加擁立的左良玉更混帳，儘管朝廷看在他２０萬兵馬的面子上，照樣封了他侯爵高位，但他仍然心懷不滿。假太子案和假童妃案爆出後，他自以為當董卓的時機已到，竟然捏造「太子密諭」，揚言「清君側」，全軍從武昌順流而下前往南京，行前竟然下令部下屠城，大肆屠殺武昌人民。南明覆滅乃至史可法壯烈殉國，就是他發動大規模內戰的直接結果。這就是復社那夥清流拉攏吹捧的「忠臣義士」！可笑的是孔尚任的《桃花扇傳奇》居然還把左說成是個香餑餑。 藩鎮割據，亂成這鳥樣子，誰有本事扭轉乾坤？作者只看見史閣部那顯赫的官銜，卻忘記了史大人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左良玉全師東下時，正是多鐸大軍南下之際。不但左在此國家危急時刻悍然發動大規模內戰，而且馬士英竟主張：「寧可君臣皆死於大清，不可死於左良玉之手」，並嚴令「有議守淮者斬」，此後又下詔令史可法盡撤江防之兵，去防禦左良玉攻勢，這才害得史大人獨守孤城揚州。他在給夫人的遺書中沉痛地說：「人心已去，收拾不來……如此世界，生亦無益，不如早早決斷也」。如今後人看不見那個烏煙瘴氣的混帳世界，卻去指責他畏敵如虎！

要說史可法害怕辮子兵，因此不敢派兵收復根本沒有淪陷的山東、河南、河北大部分地區，似乎也不是毫無道理。誠如作者所說，南明小朝廷自成立後，將近一年內毫無動作，耐心地等待辮子兵在陝西結果流賊後，再揮戈東向去接管華北真空地帶。南明唯一一次北伐，乃是試圖聯合滿清「友軍」，夾攻時在陝西的大順軍，但因高傑被殺，便廢然而罷，全師南撤。作者認為，這是史可法的錯。 問題不是那麼簡單。愚以為，史可法對滿清的態度很複雜，恐怕是感激羞愧之心多於害怕，下文還要詳論。他不派兵經略山東河南河北，我看還是因為軍閥們不聽話。其實作者引用的史可法９月間的奏章就說明了這一點： 「各鎮兵久駐江北，皆待餉不進。聽胡騎南來索錢糧戶口冊報，後 遂為胡土，我爭之非易。虛延歲月，貽誤封疆，罪在於臣。適得北 信，九陵仍設提督內臣，起罪輔馮銓，選用北人殆盡。或不忘本朝， 意圖南下，逃匿無從，是河北土地、人才俱失矣。乞速詔求賢，偏 諭北畿、河北、山東在籍各官及科甲貢監，但懷忠報國，及早南來， 破格用之。」 這說得明明白白：各鎮軍隊以欠餉為由賴在江北，他對此一籌莫展，唯一能想出來的彌補措施，乃是請皇帝迅速下詔，吸引北地才士來歸，免得土地無法收復，人才也丟了。從這奏章里，我只看出「史婆婆」的萬般無奈，可作者卻要使出清流打道德方天印的傳統招數來，說什麼： 「大量史料表明，南明的軍隊從來就不缺餉，有記載他們四個月就 發了一年半的銀餉，同時比比皆是的還有他們如何搜刮民間的記載。 至此，史閣部的心思就不免叫如我之輩作小人想了。」 當真是小人之想！南明軍隊當然從來不缺餉，他們不想開拔打仗，正是因為太不缺餉了──上文已經說過，朝廷為了討好武夫們，竟然授予他們設卡收稅的權力。在駐地安富尊榮，誰還會想去打仗？放縱這種尾大不掉的局面出現，史閣部當然不能辭其咎。但不能為此就指責他怯懦。 他倒是確實不想打辮子兵，但日日夜夜都想向闖賊報仇雪恨。如果他能調動部隊，早就北上去打流賊了，何必要等到次年正月才動手？後來北伐，也只有高傑軍充當主力，那還是因為他作了快一年的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感動了高傑的甜心夫人。在邢夫人戰無不勝的枕頭風的影響下，高傑才轉變過來，開始聽史閣部的話了。可惜史大人這點心血也因高傑被殺而斷送。 要說怕辮子兵，則我看不光是史可法一人，乃是全民心理。中國人似乎很容易養成一種恐懼心理，將某種人視為「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的神兵天將一類。一旦這種恐懼心理傳染了全民，則國家的「氣數」也就差不多了。在中國歷史上，這種情況多次出現，當真沒勁。 這很像動物決鬥。兒時我就注意到：兩隻雞打架，開頭雙方都非常勇猛。但一方打敗後，終生便再不會抵抗，無論對方如何作踐都只會扁扁地伏。宋對金、對元，明對清，國民黨對共產黨，似乎都先在心理上垮了，就此再也無法收拾。反倒是在為許多人詬病的抗戰中，中國人的表現還非常出色，一直挺到最後。 「恐胡症」第一次顯示跡象，似乎是在南宋。記得辛棄疾在《美芹十論》中長篇大論地痛斥「北勇南怯論」。這一事實本身，似乎就雄辯地證明了恐胡症在當時成了一種普遍心理，所以他才有必要去駁斥之。 明朝軍民普遍害怕辮子兵，似乎是個不爭的事實。前文已經引用過當時人的記載，說哪怕只有一個辮子兵，南人不管有多少人，只要聽得對方一聲：「蠻子來」，立刻就乖乖跪倒塵埃，伸長脖子耐心地等人家的大刀向南人脖上砍來，慷慨就義，歡樂歸陰，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早在滿清入主中原前，辮子兵就多次繞過山海關入侵大明。我記得起碼有兩次是長驅直入打到山東境內。每次都是孤軍深入，每次都搶劫了大量財物，擄掠了數十萬百姓（十幾萬？記不住了。女真乃是奴隸社會，那些漢人是搶回去作奴隸的）。如此勞師遠征，還裹脅了如此眾多的平民，可知行動何等緩慢。官軍要切斷退路並包圍殲滅之，實在是易如反掌。就算不敢和人家的鐵騎對陣，起碼可以把輜重和俘虜截下來吧？然而每次辮子兵都是大搖大擺如入無人之境，全師而來，全師而歸，彷彿是來領取給養。從頭到尾，官軍只敢恭迎入境，禮送出境。這種怪事不用「全民恐胡症」來解釋，又該怎麼說？ 論戰鬥力，漢人軍隊中最能打的乃是自成的叛軍。孫傳庭的部隊算是官軍中的勁旅，竟然被叛軍全殲了。自成親征山海關，和吳三桂決戰。三桂所率寧遠軍乃是官軍精華，和大順軍斯（廠斯）殺也頂不住，已現敗象。此時風沙大作，昏天黑地，對面不見人，雙方自動休戰。多爾袞令寧遠軍退下，辮子軍上去。等到風沙停息，大順軍一看對手變成了辮子兵，頓時大驚，狂喊：「辮子兵來了！辮子兵來了！」正是古書所謂「軍驚而壞都舍」，山崩海裂一般潰不成軍。大眾去丹田提一口氣，使出絕頂輕功來，氣都沒換一口便奔到北京，連服無數同仁堂的定驚散，三魂七魄都還沒收回來。自成逃出北京後，三桂和辮子兵銜尾猛追。他和辮子兵打一仗敗一仗，從來沒有贏過，最後又變成了東逃西竄的流賊。 還有個奇怪的現象也頗值得注意。明末有個將軍名喚李成棟，和後世馮玉祥、馬悲鳴等人一樣，同是著名倒戈將軍。此人先從賊，後投明，再降清，最後復降明。他當清軍將領時勇猛如天神，戰必勝，攻必克，先後消滅了隆武帝軍主力，生擒紹武帝，平定了華南大部。後來他又反水，歸降永曆帝，卻就此一仗都打不贏，莫名其妙就陣亡了。這種鮮明對比，如果不用「全民恐胡症」似乎無法解釋，因為李成棟投降永曆帝後，如其他軍閥一樣，基本是自主的，並未被朝廷捆住手腳。 因此，我認為，當時的情況是「連環怕」，官軍怕叛軍，叛軍怕辮子兵，「恐胡症」相當流行。不把握這個全民心理，卻去責備史可法一人，未免太不公平。 二、史可法的「聯虜（清）剿逆（闖）」的戰略方針違反了民族大 義，開了後世「安內攘外」、「寧贈友邦，不給家奴」的濫觴，在 實際上毫無可行性，乃是一廂情願。 這種指責，只暴露了作者用現代憤青價值觀去苛責古人。在作者看來，滿清是民族敵人，自成、獻忠等人則是「內部矛盾」，當然應該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可惜這不過是上世紀３０年代被中共欺騙蠱惑的愛國憤青的思維方式，並不是忠臣孝子史可法的思維方式。他對滿清和自成的態度，已經詳詳細細寫在《史可法答多爾袞書》中了，而那正是標準的聖賢之徒的反應，以孔孟之道來衡量，一點錯都沒有。奇怪的是，作者拿那封信作足了文章，卻連史可法「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反覆強調的中心思想都看不出來。 我在本文第二節已經介紹過古人的思維方式了：古人不懂民族大義，只懂君臣大義；沒有民族立場，只有臣民立場。在忠臣孝子看來，當時有兩個大敵，一是農民叛軍，二是辮子兵。兩者都危及君王統治，都必須反對。但自成逼得崇禎自殺，已經不光是敵人而是天下忠臣義士不共戴天的死仇了。儒家的「國」乃是「家」的放大，弒君之仇，尤甚於殺父百倍。「主辱臣死」，而況主死乎？所以，要史可法去招安張獻忠還有點可能（當然前提是張必須放棄帝號），要他去和自成聯手，當真是做夢！ 另一方面，多爾袞得到漢族降臣的指點，採取了旨在收攬民心的極高明的政治策略。他是以「代大明天子報仇」的名義出兵的，進京後為崇禎和皇后發喪，令百姓服喪，並將帝後隆重安葬。這一切不能不使得忠臣史可法既感且愧：感謝的是辮子兵「打抱不平」，不僅代自己打敗了漢臣無法打敗的逆賊，將之驅逐出北京，而且代漢臣盡了安葬先帝先後之責；慚愧的是自己身受君王深恩，卻不但沒本事保衛先帝，沒本事為先帝報仇，甚至連安葬先帝先後遺骸的起碼臣子責任都沒盡到，竟然勞外人去為自己作這些事。這種種國家和臣子的奇恥大辱（再說一遍，古人的「國家」乃是皇帝個人的，他們並沒有如今的民族國家概念），寧不令他愧生天地間！ 因此，滿人當然成了漢族忠臣們的恩人，史可法已經在那封信里說得清清楚楚了： 「殿下入都，為我先帝、後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戢群黎，且免 剃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爍今，凡為大明臣子，無 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 這話說得非常真誠，乃是典型忠臣孝子的心聲。在此之後，再和辮子兵動刀兵，豈非忘恩負義？昔日之敵，今日已經轉化為恩公。按《春秋》大義，當然只能結為友邦，「聯虜剿闖」乃是他可以作出的唯一道德選擇。 從實力對比來看，這也是史可法唯一的選擇。當時的情況明擺著：明廷不是聯合叛軍，就得聯合清軍，決無可能左右開弓，同時和雙方開戰。聯合叛軍的可能性上面已經說過了，根本就不存在。即使史可法能忘弒君血海深仇，叛軍也未必會如作者一廂情願設想的那樣，願意與官軍聯合。後來獻忠部將孫可望、李定國等人確實投降了官軍，但那時他們已經勢蹙力竭，舍此並無出路。但史可法生前叛軍還很猖獗，獻忠稱了帝，豈願放棄帝號投降南明？ 作者可笑之處，乃是沿襲極左文化套路，痛責史閣部不明民族大義，卻毫無根據地假定「農民起義軍」深明這民族大義，願意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其實，如果連史可法都沒有什麼民族意識的話，那請問自成、獻忠等人又從何而來這種意識？作者有何根據認定那些人就會顧全民族大局，放棄自己搶奪天下的野心？後來的中共又幾曾因日寇入侵而放棄搶奪天下的狼子野心？真要用現代觀點抓賣國賊，那該抓的也不是老史而是老李老張。不是他們在國難當頭之時起來造反，滿人又怎能坐收漁利？ 官軍不試圖與清朝聯盟，單獨與叛軍作戰又如何？我看也不行。崇禎在世時，享有「乾綱獨斷」的絕對權威，內無馬士英那種弄權首輔，外無左良玉那種抗命悍將，傾全國之力仍無法鎮壓叛軍，身死敵手為天下笑。如今南明只保有半壁河山，內爭如火如荼，史可法根本無法指揮驕兵悍將，要去獨立和叛軍作戰，當真是春夢一場。 從歷史先例來看，「聯虜剿逆」也完全符合忠臣行為規範：諸葛亮畢生堅持的就是聯吳伐魏的戰略方針。在他看來，魏乃是篡漢的國讎，而吳雖然大敗過蜀軍，後來也稱了帝，畢竟是兩個魔鬼中較少邪惡的一個。他從來是儒家讚揚備至的忠臣楷模，史可法抄襲他的戰略，又何錯之有？ 總而言之，史可法選擇「聯虜剿逆」的戰略方針，從儒家道德上來看毫無過錯。從實際國情來看也是唯一貌似可行的選擇。任何真正的儒家志士處在他那個地位，恐怕都只會作出這個選擇。 而且，這決策似乎是破除上述那「連環怕」定式的唯一辦法：官軍本來怕叛軍，若能和為叛軍恐懼的辮子兵聯手，定然士氣大振，勇不可擋。這方略原也可行，前提是南明文臣精誠團結，將士用命，趁清軍西征之際大舉北伐，接收華北真空地帶，陳兵河南，阻斷清軍歸路，形成威懾，令清廷不敢小看，再效法石敬瑭，割讓京畿一帶，與滿清結盟後合力剿闖。 更大膽的思路當然是趁清兵在陝西與流賊鏖戰之際，直取空虛的京城，但此策恐不可行。首先是史可法那至誠君子做不出那種背恩反噬、趁人之危的事來。其次是明軍戰鬥力實在太差，而清廷在關東應該留有戰略預備隊（據今人研究，滿清初入關時倒是傾巢而出，但後來就把部分軍隊調回關外休整去了）。北京城池堅固，沒有現代火器很難攻打，若頓兵堅城之下，關外和陝西清軍回救就會被全殲。 所以，還是上面說的那依靠實力與清結盟之策可行，這似乎是當時南明能爭取到的最佳結局。但前提必須是內部精誠團結，將士用命，作不到這點，則連偏安江南都沒指望。作者只看到大明表面上的虛胖，卻不知道那其實是病入膏肓的東亞病夫的浮腫，滿清便再瘦小也是神威凜凜不可抵擋的孫猴子。 三、史可法在回答多爾袞的信件中，卑躬屈膝，更違反了明朝一直 堅持的「一個中國政策」，犯了重大政治錯誤。 這再度說明作者連那封信都沒看明白是怎麼回事。 多爾袞和史可法的通信，乃是最典型的傳統道德官司。古人打仗，兵馬未動，檄文先行，也就是搶佔道義制高點，曆數對方的大罪或道德缺失，居高臨下大義凜然地痛責之，這我已經在《討王希哲檄》中示範過了，嘻嘻。這其實非常無聊，在實踐中似乎也沒有什麼奇效，可在中國竟然成了傳統。 老多和老史的吵鬧，就是這種無聊的道德官司。不幸的是，老史佔了下風。這倒不是老史文才不及老多，而是老多處處佔在理上，咄咄逼人，而老史只能處於自辯的被動地位。縱是武侯復生也只能如此。老史做到這樣，已經是難為他了。 老多捏的七寸，以本人的話代他簡捷地說，就是：「不報國讎，苟活忍死；偏安江南，擁立偽帝；不迎王師，忘恩負義。」（嘖嘖，只恨老蘆生錯了時代，英雄無所用武，惜哉！）史可法根本就無法抵擋這些指責，因為他確實沒有興師復仇，一直是滿清在和大明的死仇作戰，所以他只能心虛情怯地自辯。 對「不報國讎，苟活忍死」的指責，他的答辯是：當時他已經去勤王了，率軍走到淮北便聽到了噩耗，五內崩摧，本當立即自裁，追隨先帝於地下，「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系中外之心」，這才活了下來，為的不是個人而是國家。 「偏安江南，擁立偽帝」的指責，正正打在他不可告人的心病上，前文已經介紹過了，太子生死不明便擁立旁枝，按傳統規矩來說有謀篡之嫌。正因為此，他對此作的自辯最長，簡捷的說是：１、「今上」是金枝玉葉：「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合法性無可懷疑；２、得到了上天批准：「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柟梓數萬，助修宮殿，是豈非天意哉！」（ＮＮＤ，老史那至誠君子大概不會造謠吧？大概是上游發洪水，把森林裡的樹木衝到下游來了）。３、大量列舉歷代為了宗社擁立新君的先例，證明這麼做完全符合《春秋》大義。 對「不迎王師，忘恩負義」這條，他說，南明並沒有忘恩負義，而是感激涕零，已經送了禮物表示謝忱，並願和大清永結盟好。勸清廷好人做到底，效法「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得了錢就走人，不要為德不卒，反恩成仇，否則「貴國即有他命，弗敢與聞。惟殿下實明鑒之」。 依愚見，以老史脆弱的道德立場，這信寫得非常之好，便是請我去也不能做得更好了，特別是結尾軟中有硬，棉里藏針，更表明他早就不想活了，並非貪生怕死之徒：「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當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於地下者，實為社稷之故」，令人數百載後讀來尚自為之悲從中來，不可斷絕，明知傳統忠義之無稽，仍不免神馳萬里，依稀想見志士胸襟。 而今作者卻說那信喪失氣節，丟了民族的臉！這都哪跟哪啊？！人家老多完全是用儒家那套，責老史以《春秋》大義，字字佔在理上，你怎麼去駁？四書五經上有什麼依據，可以用去辱罵代大明天子復仇的友邦？遮莫作者心慕爆牙外長李肇星那種超級痞子，以為所謂折衝樽俎如同網戰，萬萬不可在嘴上吃虧，誰能如老蘆一樣巧妙惡毒幽默刻薄地侮辱對方，誰就是外交大師？ 最可笑的就是那「一個中國的神聖原則」，虧作者還有本事說那是天啟、崇禎堅持的神聖原則，史可法放棄了那原則，便是犯了類似今日承認疆獨一樣的叛國罪！ 所謂「一個中國」，實質就是「一個皇帝」，據說那是從「天無二日，國無二主」的「宇宙運行規律」中來的。但那「規律」說的乃是在一國之內，並不適用於全天下。天下有幾個國，當然就會有幾個國主。古代中國人的態度從來也就沒有後來那樣僵死。三國、南北朝、五代、宋朝何曾實行過「天下只許有一個皇帝」的荒謬政策？就連宋儒，處理國際關係時都還有點求實態度，並沒敢把大遼、西夏、大金等國視為藩屬，要人家廢了帝號，而是爭取平等邦交。 「天下只許有一個皇帝」，乃是漢人從蒙古人那兒學來的。蒙古人的世界大帝國只有一個中央汗國，其他汗國都是藩屬。明朝取代元朝後，別的沒學會，就學會了這無聊的虛驕。可又沒有人家蒙古人的本事，便只能用收買的辦法去引誘人家來「朝貢」，自欺欺人把鄰國當成藩屬。等到天啟、崇禎時代，就竟然瘋到不但不許後金稱帝，而且就連皇太極自去帝號，願為藩屬都不同意，這才鬧到後來亡國了事。 因此，史可法以平等態度對待大清國，實在是難得的歷史進步，應該肯定而不是否定。傳統知識分子中之最難得者，乃是不死守教條，根據實際情形通權達變。清流之所以可恨，正在於那些人是頑固的教條主義者，只知死抱僵死的道德教條，不知靈活應變，這才會「議論高而事功疏」。如果後來清朝早早採取史可法這種求實態度，在最初和鬼子打交道時，及時放棄「中央帝國」的虛驕心態，和人家平等相處並試圖了解對方的實情，則後來也不會蒙受那麼多的羞辱。 綜上所述，作者對史閣部的批判，完全是使用今日愛國憤青的價值觀，忽略或故意無視當時中國的國情的信口雌黃。 我個人覺得，史可法的缺失，是性格的缺陷和才幹的不足：他太是個溫良恭儉讓的謙謙君子了。如果他能像于謙（ＢＴＷ，我認為明朝最偉大的還不是袁崇煥而是于謙）那樣當仁不讓，性格更aggressive（張揚）一些，敢於抓權攬權，靠自己的顯赫官位與崇高聲望，把清流整合在自己旗下，拒絕向馬士英低頭，充分利用擁立之機，形成自己大權獨攬的局面，則也就不會形成後來「槍指揮黨」的局面，清濁流的黨爭也就可以避免了。 這看來完全是可行的。史可法當時在江南人望之高，無人可以抗衡。崇禎弔死之前，他就已經是南京「鏡像朝廷」的兵部尚書了。沒有他點頭，馬士英就算是勾結了四鎮，也不敢擅自擁立福王。擁立誰其實都無所謂，重要的是要把馬擠出擁立重臣的行列，剝奪他弄權的機會，而擁立福王並不能將馬排擠出局。如果史可法當機立斷擁立了潞王，則馬的政治生命從此便結束了。朝廷成了清流一統天下，自然也就不會有後來的黨爭。強勢的朝廷要指揮武人，困難也就會比後來小得多。古人早就發現「使功不如使過」，把將領們弄成擁立功臣，實在是人類能想出來的最蠢的事。聰明的辦法應該是讓那幾個將領處在戴罪立功的地位，而不是相反。更蠢的是用高官厚祿把他們養成了坐地自肥的地頭蛇，使他們徹底喪失了挪窩打仗的願望。 依愚見，這才是史閣部的缺失，不過，那是才幹和性格的不足，並非道德缺失。以傳統道德標準來看，他是完美無缺的楷模，古人對他的讚頌一點都沒有過頭。 用現代道德標準來看，史閣部可以責備的乃是，他自己想死倒是最佳選擇，但犯不上把全城百姓拖進去，因為那些人並沒有「食君之祿」，沒有殉君王之國的道義責任。 在這點上，他似乎顯得自私了些。上文已經說過，他的死乃是最完美的結局。在這點上他十分幸運。古人所謂「自古艱難唯一死」其實並不對。若像錢謙益、吳梅村一般，沒有勇氣自行了斷，餘生日日夜夜受過去刻意培養出來的「良知」折磨，那才是生不如死。因此，史可法其實是個幸福的人。如果他在獲得那理想結局之前，把全城百姓放出城去，那就是完人了。 其實對人民來說，採取不抵抗政策才是最聰明的。國家是君王的國家，並不是自己的國家，亡國只對於君王來說才是禍，又何必去自作多情？古代中國人缺乏民族意識其實非常明智──本來大明也不是漢族的國家而是朱姓皇帝的國家，江山換姓，百姓究竟損失了什麼？Absolutely nothing（絕對沒有）！更何況歷史證明，愛新覺羅的統治比朱家的統治英明寬和仁厚多。由此看來，人民沒有大規模反抗清軍，當真英明之極。滿清為征服中國殺死的漢人，恐怕要遠遠少於漢族叛軍和官軍殺的百姓。因不抵抗而使異族征服者做到這點，我認為其實是漢族智慧的表現。(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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