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時期推行大錢為私鑄大開方便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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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時期推行大錢為私鑄大開方便之門

二、咸豐時期推行大錢為私鑄大開方便之門

咸豐初年，清政府財政更加困難。為了籌集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軍費，「移緩就急，提後盡前，羅掘之門，實已無微不盡」[1]。但仍然不能供應軍需，在前線鎮壓起義的清軍「需用軍餉，請撥孔亟」。而由於太平軍先後佔領長江中、下游地區，軍威所及，各省地丁、鹽課、關稅、雜賦都無法照舊徵收，以致「地丁多不足額，稅課僅存虛名」。1853年以後，隨著戰區不斷擴大，清朝統治區日益縮小，原有各項稅課每年收數，較之舊額平均不到十之四、五，而政府各項財政開支，幾乎是成倍地在增長著。於是，清政府開始賣官鬻爵以籌集軍餉，但「捐輸」開辦三年之後，收入大減於前。「捐輸不可恃，乃乞恩於內帑」，將內務府所藏的金鐘銅器大批熔化，儘可能移作軍餉。此外補苴之術，如停養廉、開銀礦、提當本、收鋪租，不下數十款，「或只宜一試，或收效尚遲」。「有盡之經營，斷不能給無厭之籲請」。清政府為了籌集軍費，實已無孔不入，羅掘俱窮，而部庫「萬分支絀」，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在財政危機空前嚴重的情況下，「滇銅亦因道梗不至」，鑄造制錢的幣材也空前緊張。這時，封建統治集團內部有人提出了改革貨幣制度，聚斂社會財富的主張。清政府接受了這一主張，把鑄造大錢，實行通貨膨脹政策，作為應付軍事財政開支的重要手段。

咸豐三年（1853）三月，首先開鑄當十大錢，每枚重六錢。當十大錢與制錢相比，減重百分之四十五至五十。以後，大約在一年多的時間裡，陸續開鑄的銅質大錢有當五、當十、當二十、當五十、當百、當二百、當三百、當四百、當五百和當千等十種。此外，還鑄有當一、當五、當十等三種鐵鉛大錢。京城之外，直隸、山東、河南等省也陸續開鑄。但自大錢發行以後，「未及一年，盜鑄如雲而起。通州所轄之張家灣及長辛店左近西山之內並有私爐鼓鑄」[2]，甚至「明目張胆，於白晝鬧市之中公然設爐，毫無忌憚。地方官畏其人眾，不敢查問」[3]。這是因為制錢每千重120兩，熔之可得銅60兩，以鑄當千大錢，可抵30千之用。「利之所在，法難盡除」[4]，以致京城「爐匠所用風箱、沙罐，價皆頓長」[5]。

當時，在各地都紛紛拿獲私鑄及販運人犯，甚至在北京城內，正陽門外也有人私鑄。私鑄泛濫，已經威脅到清政府的統治。清政府開始使用嚴刑峻法來加以對付。咸豐四年（1954）六月二十四日和二十六日，清廷接連兩次發布上諭，嚴斥刑部所擬私鑄罪刑太輕，督催刑部從重擬定私鑄及阻撓大錢行使者罪刑。例載私鑄銅錢10千以上，或雖不及10千而私鑄不止一次者，為首及匠人俱擬以斬監候；為從及知情買使者，俱發新疆給官兵為奴。其鑄錢不及10千者，首犯匠人俱發新疆給官兵為奴；為從及知情買使之犯各減一等。至此，各加一等，私鑄當百以下大錢案內、為首及匠人如數在10千以上，及雖不及10千而私鑄不止一次者，即行正法；私鑄僅此一次，而為數又在10千以下者，仍問擬斬候，入於秋審情實。咸豐七年（1857）正月，又發布上諭：「如查有私鑄匪徒，無分首從，均於訊明後就地正法，甲長、鄰居隱匿不報，分別徒、流治罪」，即無論錢數、次數，皆處以死罪。對於為首阻撓任意折算之商民人等，於違制杖100罪上從重加三等，擬杖80徒二年，再加枷號兩個月；為從，徒一年，加枷號一個月。再犯者發極邊煙瘴充軍，遇赦不赦。

清廷雖屢頒嚴刑峻法，卻遏止不住私鑄狂潮，「雖例禁甚嚴，然利之所在，人皆趨之」。時至咸豐五年（1855），「通州所管地方，及長辛店左近，西山之內，仍有私爐竊鑄當十大錢。奸商私持銀兩前往販買，每銀一兩，至換私錢十千有零。」[6]通州、霸縣、大興、榆林等州縣屢獲私鑄人犯。行使大錢照舊任意折算，「官鑄者七成折算，私鑄者四五成折算」[7]，甚至「議論沸騰，一概不使大錢。而私造小錢，俗名水上漂者，今反通行，較國寶易用」[8]。

不但百姓私鑄人犯眾多，地方官府也大規模進行私鑄。咸豐五年（1855）秋，黃鈞宰「道過清江，聞車聲轔轔然來，視之，錢也。問何為？曰鑄錢。曰曷為以錢鑄錢？曰帑金不足，官府費用無所出，今毀制錢為當十大錢，計除工費十可盈四五，則何為而不鑄。是年冬，再過清江，聞車聲轔轔然來，視之大錢也。問何為？曰鑄錢。曰曷為又以大錢鑄錢？曰大錢不行，報捐者買之，當十隻值一二。今毀大錢為制錢而又小之，和以鉛砂，除工費一可化三四，則何為而不鑄。」[9]

百姓和地方官府爭相私鑄，實是由於大錢「分量過輕，當值過多，獲利過厚」的緣故。以銅大錢的鑄造工本和額面法定價值比較來看：如當1000銅大錢額面規定每枚等於制錢1000文，作為金屬貨幣，其金屬比價實際只等於制錢38文，強制增值962文，即凈利為工本的7.8倍[10]。而當百文者可以「一本二利」，當50文者可以「一本一利」[11]。

當時，大錢「獲利過厚」為私鑄提供了可能性，而吏治的腐敗則為私鑄提供了現實性。「私鑄之得以混淆，皆由官錢鑄造不精，式樣無定」，「戶部每月發餉，其中即有輪廓破損，字跡模糊者，且近時戶、工兩局所鑄當十銅錢，與初鑄者輕重大相懸殊，是官鑄大錢先自不能劃一，又何怪私鑄之得以夾雜其間」[12]。「大錢之鑄愈輕小」，完全是「偷漏銅斤，克減工料」的結果。

官錢大小不一為私鑄提供了混雜的機會，貪官污吏又為私錢提供了市場，「各部院給發公費，各旗營給發兵餉，均有蠹吏奸役，私將官錢收藏，另買偽造之錢以充公用。該領用者以頒自部局，信而不疑，或疑而不敢深詰，尤為官私混雜之害」[13]。官錢號也成了私鑄的銷贓所，「或錢票收買私鑄，以致市間制錢日少」[14]。

私鑄盛行，私錢充斥已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咸豐四年十月以來，「馬蘭峪一帶當百大錢日至日多，米價忽然涌貴」，馬蘭鎮總兵慶錫親至永濟官當，傳到錢、當各商，曉以利害，令將私錢盡數交出，旋據呈繳當百大錢1.9萬餘個，內中官錢約十分三四，私鑄十分六七[15]。

清政府在查禁私鑄的過程中一直處於兩難境地。如對於商民挑剔大錢，即進退失據。「奸民輕官錢重私票，凡以大錢交易者，皆假私鑄為名，多方阻撓。其當十鐵錢，當五銅錢已有不願行使之勢，而當十銅錢復任意挑揀」，「皆妄指為私鑄，一概不用，顯系有意阻撓」[16]。對於此種情況，清政府起初規定：「無論何項買賣，及贖當、還債，均令將銅鐵當十錢與制錢一律使用，不準藉口挑斥阻撓不使」[17]。「凡各城挑剔錢文之案，無不立時究辦」，但「一概不準挑剔」[18]的結果，使得私錢更加泛濫。如順天府出示不準挑剔大錢，「奸民因故持破爛大錢（私錢）買物，有不收者，即勾通差役以阻撓大錢向其訛詐，順天府查知前示生弊，又出示准挑剔破爛大錢不用，遂有藉挑剔而不收大錢者，民間遂訛傳不行使鐵大錢，而鐵大錢竟廢而不用」[19]。老百姓「枷責既不知畏，勸諭亦復罔然」，清政府「欲重懲則人數實多，欲故聽則澆風日熾」，實是無可奈何。

查禁私販的過程也是如此。如北京守城兵丁奉命搜索制錢，鄉民有將城內賣貨大錢復帶入城買貨者，守城兵丁不辨真偽，即指為私販，有錢則買放，無錢則送官，迨至質訊明確，而鄉民已受其拖累。以致鄉間糧食裹足不前，城內米面陡長價值，糧店亦陸續歇業。

在向外省推廣大錢的過程中，地方官吏也面臨舉步唯艱，動輒得咎的處境。如直隸奉諭旨，自咸豐四年（1854）上忙為始，錢糧即收三成大錢，計共收200餘萬串大錢，而直隸因大錢尚未得到推廣，老百姓手中沒有這許多大錢，結果造成私鑄充斥，「誅之不可勝誅」。而官吏「不收私鑄，則可指為阻撓，或折收制錢，又干枉法」[20]。

私鑄嚴重干擾了社會經濟計劃生活。「私鑄太多，真偽摻雜，小民無知，共懷疑畏。遂致買糧辦貨，種種難行。銀市交易，另定大錢價值，任意軒輊」[21]。因為「私鑄摻雜，奸商把持，市間漸不行使當十鐵錢，小民佣趁，日得一二百文，無處覓食。賣食鋪戶多有關閉，貧民藉端滋鬧，竟有情急自盡者」[22]。吏治腐敗，私鑄盛行，給勞動人民帶來了深重的苦難。

[1] 道光十年江南道監察御史徐培深折，《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1輯，上冊，第95頁。

[2] 《光緒順天府志》卷五十九，頁三。

[3] 《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1輯，上冊，第307頁。

[4] 《東華錄》，咸豐三十七年，頁十。

[5] 《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1輯，上冊，第264頁。

[6] 同上書，第315頁。

[7] 同上書，第270頁。

[8] 同上書，第271頁。

[9] 黃鈞宰：《金壺遁墨》卷二。

[10]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卷，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570頁。

[11] 清代鈔檔：咸豐四年十一月初七日硃批慶錫片。

[12] 咸豐七年四月初四日，御史孟傳金折，《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1輯，上冊，第286頁。

[13] 咸豐四年閏七月十九日，左都御史周祖培折，同上書，第269頁。

[14] 咸豐七年正月十六日巡城御史保恆折，同上書，第281頁。

[15] 同上書，第272頁。

[16] 《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1輯，上冊，第286頁。

[17] 同上書，第275頁。

[18] 同上書，第289頁。

[19] 吳廷棟：《陛見恭記》，《續皇朝經世文編》卷五十九，戶政錢幣中，頁三三。

[20] 吳廷棟：《陛見恭記》，《續皇朝經世文編》卷五十九，戶政錢幣中，頁三三。

[21] 咸豐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惠王綿愉等折，《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1輯，上冊，第275頁。

[22] 咸豐七年正月十六日，巡城御史保恆等折，《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1輯，下冊，第2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