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稱霸海上

當中國稱霸海上 作者：李露華

楔子：穿著絲綢的魅影

楔子：穿著絲綢的魅影

警報迅速地在東非的小鎮馬林迪(Malindi)傳遞開來。越過了海洋，跨過了珊瑚礁，好幾片怪異的暴風雲出現在海面上。漁民們急急忙忙把圓木舟拉往安全的陸地。當烏雲聚攏過來時，突然間一切變清楚了，那不是烏雲，而是船帆——一片接著一片的船帆，多得數也數不清。這些船首畫著蛇眼的大船，每一艘都跟許多房子加起來一樣大，而且數目多得像整座城市。船隊迅速地移動，穿過藍色的一望無際的海洋，目標就是馬林迪。當船隻靠近時，船桅上彩色的大旗遮住了陽光，船舷上喧騰響亮的鑼鼓聲震天動地。老百姓們聚集到港口，國王也到了，所有的工作都停止。這是什麼樣的威脅勢力？他們要的到底是什麼？

　　船隊就在馬林迪的珊瑚礁外下錨。一些小艇載著身穿華麗絲製官服的人，從船腹下水。在這許多的臉孔當中，有一些是國王認得的。這些人是他所熟識的，因為他們是國王個人的特使，在幾個月前他派遣了一個納貢使節團出國；現在，天朝的使臣將他們送了回來，並帶了令人驚奇的東西來交易。然而，這麼多的人和這麼多的船，是為了和平而來，還是來讓馬林迪的子民臣服於天威之下呢？

　　這一年是明朝永樂十六年（1418）。

　　停在馬林迪港外幾艘最大型的船，是400英尺長的九桅巨船，中國人稱為「寶船」。寶船裝著昂貴的貨物，如瓷器、絲綢、漆器以及高級藝術品，是用來交換中國所需要的象牙、犀牛角、玳瑁殼、珍貴的木材和香料、藥物、珍珠與奇石。伴隨寶船前來進行貿易的是將近百艘的糧船、水船、馬船、戰船和多櫓的巡邏艇，以及多達28萬名的水手和士兵。這是中國史上也是世界史上空前的大艦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攻擊艦隊出現之前，沒有任何的船隊可以與之匹敵。

　　在1405至1433年這段短暫的時間，總兵太監鄭和所指揮的寶船船隊七次英雄式的遠航，遍及了中國海與印度洋，從台灣島到波斯灣，並遠及中國人心目中的黃金國——非洲。雖然中國從阿拉伯商人那裡得知歐洲的存在，但並不想去那裡。歐洲這個「泰西」之地，所能提供的只有羊毛和酒，對他們來說，缺乏吸引力。在這30年之中，外國的貨品、藥物與地理知識，以空前的速度輸入中國；相對的，中國也在整個印度洋上伸展了政治空間和影響力。當時世界的一半已經在中國的掌握之中，加上一支無敵的海軍，如果中國想要的話，另外一半並不難成為中國的勢力範圍。在歐洲大冒險、大擴張時代來臨之前的一百年，中國有機會成為世界的殖民強國。

　　但中國沒有。

　　在寶船最後一次航行後不久，中國皇帝下令嚴禁出海航行，並停止了所有遠洋帆船的建造與修繕工作。違反禁令的商人和水手都被處死。在一百年間，舉世無雙的海軍，走向自我毀滅的道路，反而使倭寇在中國沿海一帶肆虐。中國在對外大擴張時代之後，緊接著的是絕對閉關自守的時期。15世紀初，中國是這個世界的科技領導者，但很快離開了世界歷史的舞台。就在同時，正在萌芽的國際貿易和剛剛開始的工業革命，把西方世界推向了現代。

　　當1498年，達·伽馬（Vasco

da Gama）和他那支由3艘破帆船組成的船隊，在前往印度的途中，繞過好望角，於東非登陸時，當地的居民向他們誇示精緻鑲邊的刺繡青絲帽（譯按：可能是指烏紗帽）。非洲人嘲笑葡萄牙人所拿出的小玩藝兒——小珠子、鈴鐺、珊瑚項鏈、洗臉盆——而且似乎不認為他們的小船有什麼了不起。村中的長老說，在很久以前，曾經有白色的「鬼」，穿著絲綢，駕著大船，到訪他們的海岸。然而，卻沒有人知道這些人是誰，也不曉得他們來自何方。寶船就這樣從世界的意識中被遺忘了。

　　鄭和與達·伽馬到達非洲的時間相差了80年。或許有人想知道：如果他們相遇，會發生什麼事呢？了解大明帝國海軍超凡的力量之後，達·伽馬以他85英尺到100英尺長的小船，敢不敢繼續穿越印度洋呢？見過葡萄牙的破船之後，中國艦隊指揮官會不會想在前進的途中踩扁那些擋路的蝸牛，以阻止歐洲人打開一條東西貿易的通路呢？

　　本書將探討中國明代如何成為海上的強權，又為什麼在寶船範圍廣闊的遠征之後，有系統地自我摧毀本身強大的海軍，而失去了原來超越歐洲的科技優勢。整個問題的核心在於：中國如何看待自己以及自己在世界當中的地位——這個問題至今並沒有太大的改變。今天，中國在對外國人和外國勢力的問題上還是一樣曖昧不明。不管對外門戶是開是閉，他們仍舊悶悶不樂地以孤立來自我安慰。

　　中國人絕非是在歷史上時常被述及的陸地民族，他們在文明的伊始就是熟練又愛冒險的船民。甚至在「中國」或「中國人」的名稱出現以前，來自亞洲大陸的新石器時代人類——也就是大洋洲各種不同民族的祖先——在公元前1000年前征服了印度洋和太平洋兩地。大多數人都認為在哥倫布之前，新大陸已經有了亞洲人的蹤跡，而且許多證據顯示：他們曾屢有來往，而非僅接觸過一次。

　　我從影響早期中國極深的兩個因素——陸地和海洋，也就是「中國」（Middle

Kingdom）觀念的誕生和早就存在於東南亞以海為生的傳統談起。從這裡，我就像不為人所歌頌的哥倫布家族，組成第一次的遠洋船隊，展開不可預知的航程，穿過黑暗的海域直到世界邊際，並跨越過去。

第一章 夷人們

在中國第一個朝代（大約是公元前1600年）興起前的1000年間，分布在華東和華南的諸夷族（和越族），有別於集中在華北黃河流域的新石器時代部落，擁有相當獨立的發展。由於這些內陸族群受到與中國南部海岸線平行山脈的隔離，他們所使用的藏緬語系（Tibeto-Burman

language）之一的語言，和現代中國的漢語有密切的關係。而在另一方面，學者認為東夷和南夷人在語言上與後來的高棉人（Khmers）及遍布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南島語族（Austronesians）有所關聯。在中國文明即將興起前的新石器文化醞釀過程中，夷人有著重要的影響。

　　內陸的族群與土地緊密結合；夷人為海岸山脈所迫，使他們轉向海洋尋求生計。因此，中國航海的傳統，始於夷人。

　　在5萬年前最後一個冰河期的高峰，亞洲的大陸架（原編者按：指位於大陸邊緣的淺海地帶）裸露，使中國內地與台灣島，馬來半島與蘇門答臘、婆羅洲、爪哇相連在一起。學者認為，夷族的先人就是由中國中部的高地遷徙至大陸架的廣闊海岸線。他們利用竹筏跨越當時不過是35到40英里寬的狹窄水道，從爪哇到蘇拉威西（Sulawesi）島，再遷移至新幾內亞，最後到達澳洲，他們的子孫就定居在這個廣大內海的海岸邊。

　　一般相信，這些移民是世界上第一支「船民」，也就是第一支跨越水域而定居在新土地上的人群。克里特島一直到大約公元前8000年才有陸地的希臘人前來殖民，比澳洲晚了4萬年以上。

　　雖然澳洲的內海很早就乾涸了，地質學家卻在1960年代後期探測威蘭卓湖（Willandra

Lakes）的古沙丘時，偶然發現澳洲目前為止最古老的居民遺骨，雖然這些遺骨在流沙中只出現了短短的一天。在此之後，地質學家確認在環繞新南威爾士（New

South Wales）西部的古海床之中，有數以百計的居民遺址曾經存在，也就是說曾有一個超過30萬人的族群曾經在那裡繁榮興盛。科學家們在檢驗威蘭卓湖人的顱骨時發現：他們跟距離當地北方數千英里的中國長江流域新石器時代人類的頭骨極為類似。兩者都是瘦而纖細，各方面都長得像現代人。因此，有人開始懷疑這兩個遠距離部族之間的關聯性。最近的基因學研究證實：事實上土生土長的美拉尼西亞人、澳洲人和新幾內亞人主要都是東南亞人的後代，而且，儘管外表與非洲人較類似，但他們和東南亞人的基因關係遠比非洲人還要密切。

　　就在南亞人遷移到印度尼西亞和澳洲的時候，長江以北的亞洲人越過當時是陸地的白令海峽，遷移到阿拉斯加和美洲其他地區。長江本身流向戲劇性地變更，造就了這兩個早期的移民潮。雖然這個問題還沒有被廣泛地研究，但某些地質學家相信，在最後一個冰河期的某段時間，大陸板塊碰撞，創造了喜馬拉雅山，同時雲貴高原上也出現了大斷層，迫使長江從源頭的青藏高原往東順流入南中國海（譯按：應為東海），而不再是循著原本向南流入東京灣(即北部灣)的路徑奔流。這種流向的轉變，就像密西西比河曾經突然轉向流入大西洋，而不再流入原本的墨西哥灣一樣。這種地質上的劇變，確實破壞了中國中部的生活形態，促使先民出外尋求安定的環境和糧食的來源，就像南亞人的情況一樣，跨過未知的海洋向外冒險。

　　而當冰河融解時，海岸上升，同時也開啟了另一波的移民浪潮。從公元前14000到公元前4000年之間，中國南部海岸線外的100英里寬的狹長地帶水位上升到與現今高度相同，形成一片汪洋。在地質史上，從未有過海岸上升得如此之快的例子。沿海居民被迫與遭海水淹沒的陸地和迅速沉於水底的河谷土地奮力抗爭。最後，一般相信，大量的族群又再度移向海洋。這第二波頑強的南亞人，成為印度尼西亞、玻里尼西亞航海民族的祖先。

　　據估計，大約在公元前9000年，來自亞洲大陸的居民越過台灣海峽，定居在台灣島。接著在公元前7000年到公元前5500年之間，這些人又從台灣島移往菲律賓群島；並且於稍後，大約在公元前4000年間，移到了馬來半島、摩鹿加群島，再向東到了俾斯麥群島，於公元前1300年抵達斐濟。

　　至少在公元前第7或第6世紀，或者不是更早，東南亞人開始在手工雕成的圓筒狀大鼓側面，蝕刻著長形獨木舟的圖案。從寮國(今稱寮國)北部到中國西南及印度尼西亞的蘇拉威西島一帶，曾經發現一連串埋藏在地下的銅鼓。這些銅鼓上的蝕刻銅版畫描繪的獨木舟具有船艙或甲板，船首還點綴著異國飛禽的頭部裝飾品。這種獨木舟似乎必須由許多大槳和搖櫓才能駕馭。早期太平洋航海人使用的小船，確實與銅鼓上的圖案有些類似。

　　隨著時間的流逝，航海民族以亞洲大陸為出發點，冒險的範圍越來越遠；為了使他們的船更禁得起風浪、更具有機動性，船帆、舷外浮桿、船舵以及其他的控制裝置，一件一件地裝在獨木舟和航海船筏上。印度尼西亞，特別是中部的蘇拉威西島，成了當時設計及建造遠洋船隻的中樞。因此，有人認為在大洋洲普遍稱呼船舶的兩個名詞——waka（或叫vaka）和paepae（或叫pahi）——跟中國早期代表船舶的文字有關。

　　早期東南亞人擁有極其卓越的航海技術，他們能夠跨越寬達6000英里的印度洋，到達東非外海的馬達加斯加島定居。馬達加斯加島上的高地人，有著淺色的皮膚、直發以及許多馬來人和印度尼西亞人的身體特徵。此外，各種證據都證明：他們很有可能從另一個方向成功地跨越太平洋，登陸了中南美洲。人們相信這應該是亞洲和新世界之間第一次的接觸。當時遠渡重洋完成這種非凡任務的帆船，據學者分析，與台灣島、越南以及秘魯外海的漁夫現在仍然使用的航海船筏非常類似。這種航海船筏由質輕的原木緊綁而成，並且為了在季風的影響下也能自由操縱船隻，船筏採用了複雜的操控系統。借著船尾、船首各自具備的三片可以防止船隻向下風漂流的下風板，或穩定船身的活動防浪板，這種航海船筏不管在任何的風向或風勢下，都可以迎著風調整船身前進的路線。

西班牙的探險家在16世紀抵達南美洲時，他們說看到許多這種在當地仍被廣泛使用的航海船筏。有關這種船的種種說法令他們非常驚訝——有些航海船筏的船艙可以容納100人，還有一種航海船筏上裝置了許多桅杆，可以像相連雙身船一樣破浪而行。他們說，這種船在岸邊上下貨物的速度，也比他們自己所使用的有船身的帆船更快。

　　太平洋兩端各自獨立的兩個部落，在以樹皮所織的布上有著非常類似的傳統，這也證明了早期亞洲和美洲之間曾經有過接觸。蘇拉威西島上的山地人和墨西哥中部高地的歐托密（Otomi）族，兩者都是織布高手。雖然世界上不同的土著有著不同的樹皮織布工具，但這兩個部族幾乎使用相同的工具——在平坦的石頭上刻著交叉的線條，嵌上藤類做成具有彈性的手把，看起來就像縮小的網球拍。墨西哥人的樹皮布，在製造時需要70個各自獨立的步驟，其中50個步驟跟蘇拉威西人的相同。

　　歐托密族的婦女不直接從樹上剝下樹皮，再把樹皮一片一片縫起來，而是把整個樹枝砍下來之後，以較簡單的制氈法拼湊成整塊布。她們喜歡將樹皮布塗飾上一種黏稠的橡膠樹脂。她們很早以前就一直用這種方式織布，並沒有特殊的原因。蘇拉威西婦女也是採用相同的方式織布（雖然歐托密族的婦女並不知道）。這兩種類似而複雜的傳統與手工器具由兩個位居世界兩端的種族各自獨立發展的可能性，可以說是微乎其微！

　　剛開始是什麼理由，促使早期的印度尼西亞人嘗試橫渡太平洋做長途旅行，現在已不清楚。然而，位於太平洋板塊邊緣的馬來半島，是世界上火山活動極為活躍的地帶之一；劇烈的火山爆發，可能是促使當地的族群在公元前一兩千年之間，每隔一段時期就離開這些島嶼的主要原因。

　　就在印度尼西亞人乘坐改良後的航海帆筏，展開有如史詩般壯烈的遠洋航程時，居住在山東及蘇北具有航海傳統的東夷人，逐漸跟內地的文化結合，於公元前1500年誕生了歷史上第一個「中國人」的王朝——商朝。商朝統治者所建立的管轄範圍，涵蓋黃河流域中部200英里到300英里的土地。他們使用雙輪馬車，具有複雜的書寫系統，並且在青銅器的製造方面擁有很高的技術。同時，具有祭司身份的商朝皇帝，藉由甲骨的裂痕占卜來管理他日常的事務；並且可能受了夷人的影響，祭司開始在儀式中使用大量來自中國南部的龜殼。商朝從東夷那裡，學到了水稻種植、灌溉以及漆器、竹器、樹皮布與長舟等的製造技術。商朝也分享了東夷對玉的崇拜與雕刻的技術。

　　商朝持續繁榮了500年，一直到大約公元前1045年，來自西方的周族把商族從土地肥沃的黃河河谷城市驅逐出境；這種毫不留情的做法，正是爾後中國歷史上權力轉移的特徵。商朝人的命運不是在周族嚴密的軍事控制之下喪生，就是被迫放棄他們的家園。有人認為在這些離家的商朝人當中，有一部分輾轉移到了位於帝國邊陲地帶夷人所居住的沿海，並且乘坐夷人的船隻出海而去。

　　後來有一個和南部沿海民族有關的傳說，描述了一對兄妹在大洪水時躲藏在木頭大鼓裡的故事。大鼓在湍急的洪水中漂流，當大洪水退去時，一隻老鷹將他們兩個攫起並放在乾地上。由於被洪水肆虐後的土地上已找不到食物，這對兄妹奉獻自己身上的肉來答謝老鷹的救命之恩。他們在洪水發生的時候將糧食的種子一起帶進大鼓裡，經由種植這些種子，他們終於在浩劫之後存活了下來。在這個神話里，大鼓扮演著保護者的角色，這對兄妹正是庇身於其中才救了他們自己。這個傳說可能象徵早期亞洲航海民族對於他們自己的「木製大鼓」——也就是木造的船——擁有一種盲目的信仰；這種信仰促使他們冒險航向未知的異域。

　　正當商王朝崩潰的時候，兩個高度精緻的文明突然間神秘地在沒有高度藝術發展而原始的新世界落地生根。秘魯查文（Chavin）的工匠，為什麼突然間具有製造銅製小美洲虎雕像的能力，似乎沒有任何解釋。極其巧合的是，這些雕像跟同一時間，也就是商代晚期的小老虎雕像，有著令人驚訝的相似性。查文的老

　　虎雕像也和商朝的作品一樣，外觀帶有突出的牙齒，身體上包覆著複雜的紋路；同時也跟真實的亞洲虎一樣，在尾巴上有特別的斑紋，這種斑紋在南美洲的美洲虎或者美洲豹中是找不到的。另一個類似的巧合，發生在大約同時期的墨西哥。當地的歐美克（Olmecs）族工匠有一種特殊的雕玉技術，這種技術在當地的工藝品中，並沒有前例可循。歐美克人跟商朝人一樣，將玉作為陪葬品，他們認為它具有避邪、防腐的功能。

　　大部分的學者雖然強調早期美洲文化的原創性，但通常還是認同在哥倫布到達新世界之前，至少還存在著一些亞洲的影響。到底影響有多大以及它確實發生的時間，是引起爭議性的論點所在；不過，最有可能接觸的時期之一，大約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或許是被驅逐出境的商朝人和他們的夷人船夫所引起的。

　　公元前221年，中國西部一個地域統治者，成功地擊敗了東方殘餘的諸侯，創建了中國第一個統一的帝國。為了保護人民免於受到游牧民族的劫掠，統一全中國的秦始皇開始連接北方現有的防禦工事，建築如同後代萬里長城一樣的防禦體系。他擁有的權力及統治的人口比以前中國任何時代的帝王都要大得多。他從來不知道滿足，到了晚年，他甚至想要完成另一種非凡的霸業——征服死亡本身。

傳說越過數千英里的海洋，在東方有三個叫做蓬萊、方丈、瀛洲的小島，仙人們就住在島上的金銀宮殿裡面。島上所有的鳥獸都是純白的顏色，神奇的藥草也在那裡生長。據說只要吃了這種藥草，就可以成仙：如果在死後3天內把這種藥草放在死者的頭上，就可以復活。據說這些小島被瀰漫的雲霧所障掩，人們相信只要有船接近，小島就會沉入海底或者突然間會颳起颶風，把船吹走。儘管如此，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還是派遣了一個叫做徐福(即徐醜)的方士帶領一支探險隊，前往尋找這些神秘的仙島，帶回神奇的藥草。

　　在海上航行數年之後，徐福回到家鄉，宣稱當他接近其中一個島時，一條龍出現在他面前。

　　這隻龍說：「送來出身良好的青年、處女，以及各種手工藝的匠人！這麼做，你就可以得到神奇的藥草。」

　　皇帝對徐福的回報感到很高興，賜給徐福童男童女3000人、充足的糧食以及各種工匠。徐福又再度出發，但是過了許多年之後他回來，仍然沒有找到藥草。

　　他對失望的皇帝稟奏說：「本來很有機會在蓬萊島上拿到藥草的，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對付那些大鯊魚！這也就是我們失敗的原因。」他請求皇帝賜予弓箭手，以便在下次用來對付鯊魚。皇帝答應了。

　　有關這個故事的一些記載曾經提到，秦始皇曾經夢見跟人面的海神打鬥。據說他在海上巡行帝國的海疆時，殺死一隻大海獸。然而，在不久之後的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駕崩。而徐福再也沒有回來，人們相信他一定發現了「平原廣澤」，在當地自立為王。

　　大約100年之後，漢武帝派遣了由方士李少君帶領的另一支尋找神奇藥草的探險隊。當時，長江以南的土地與南夷先前的故鄉，都已經併入帝國的統治之下。漢朝的版圖從東京灣向北延伸到高麗，西接奧克蘇斯河（Oxus

River，譯按：即今阿姆河）與波斯帝國。

　　在李少君出發前去尋找神奇的藥草前，被選上準備出航的童男童女，在漢武帝面前的高台上舞蹈，借著舞蹈與天溝通；儀式現場火光衝天，象徵星辰的主宰。然而，儘管知會了天上的神靈，這次任務還是失敗了。李少君再也沒有回到中國。

　　這些在早期的遠洋航行中所使用的航海船筏或者船舶，到底是哪一種，現在已不清楚。漢武帝在征服夷人將其納入版圖的戰役中，曾經使用樓船載運士兵，人們相信這種船跟公元前1000年前希臘人或腓尼基人的有殼船相類似。這種樓船兩側各有成雙的划槳手以及專為弓箭手設計的甲板。據說，有些樓船高100英尺，上面插滿了旗幟。漢代的水上作戰需要2萬至3萬人和幾千艘船，包括為了士兵和戰馬設計的戰鬥平台——橋船。漢代有中國和印度尼西亞的定期航線，並由船隊支援重要的軍事行動，這也是將高麗屈服在中國的權威之下的重要原因。

　　▲漢代的樓船

　　在1世紀，中國對於太平洋的風向與潮流已經具有一些知識，不過他們認為中國被四海所環繞，這些海水流入一個大旋渦或深淵之中，因此沒有航行者能夠生還。天文學家張衡相信地球浮在一個空間上，如同蛋黃浮在蛋的蛋白上一樣。因此，即使在這麼早的年代，他就已經了解地球是圓的。

　　那麼，為了尋找長生不死葯的方士和數以千計的童男童女，他們的命運到底怎麼樣呢？

　　一種說法是這支探險隊登陸日本，而日本的開國者神武天皇事實上就是徐福。另一種說法則認為這些方士成功地穿越太平洋，在瑪雅文化（Mayan）剛興起時，登陸了中美洲，而且對當地的文明可能有一些看得出來但不太大的影響。很多人認為中國的漢字和方形的瑪雅象形文字之間有許多類似點；另一方面，中國跟瑪雅的曆法，在其複雜而周期不相連續的日期和周年的推算方式上，有著非常驚人的類似性。

　　不管這些漢朝的航海人在基督紀元之初有什麼樣的結局，即使在這麼早的時候，中國也不能就這樣被認定是一個對海洋沒有興趣的陸上勢力。而且，雖然夷人在漢代已經被中華帝國所合併，但中國造船的傳統仍然主要操控在分布於沿海如廣東、福建、浙江各省的夷人子孫手上。這些省份的百姓，大多是帝國後來的造船工人和水手，而在中國歷史上，他們對外國人和外來的影響始終採取著開放的態度。

第二章 儒者與好奇心

對於公元前6世紀的孔子來說，中國就是全世界。他稱之為「中國」、「諸夏」，或簡單地稱做「天下」。就他所知，在帝國的疆域之外，只有蠻荒、毫無禮法的蠻夷之邦。這些經常出自草原與西方的荒漠的劫掠牧人，是穿著獸皮的野蠻人，他們帶來的是破壞與絕望。而往東方去，橫越無盡的海洋，只有愚蠢統治者的幻想與美夢。

　　有一回，自覺在華北的家鄉山東不受賞識，孔子告訴他的弟子，他想到「九夷」居住。有個門生問：「陋，如之何？」孔子說：「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然而，孔子除了這次自許的話之外，他在著作中明白地表示：出遊會妨礙重要的家庭責任，並且認為商業在先天上是卑賤的，接觸外國人或淫巧的東西，所得無幾。他在《論語》中說：

　　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從公元前二世紀起，隨著漢朝的興起，儒家思想成了中國社會上流階層的道德規範及帝國官僚體系的基礎。首次將華南大部分的地域併入中國版圖的漢朝，欣然接受儒家的思想，來加強皇帝本身在道德及政治上絕對的權威，以抑制強大的貴族。孔子不但提出古代商朝的觀念——皇帝是天人之間的聯繫，而且他說：真正的統治者可以將社會「齊之以德」。漢朝的皇帝正式設立太學，傳播儒家思想；受到孔子這位偉大哲人的影響，政府旋即賦予出仕與業農為良民的崇高職業，而商業跟貨品交易相對地則被歸為剝削及腐敗。在士、農、工、商四民之中，商人被排在工人後面，政府並以禁奢令限制他們穿著高級的絲織品。在3世紀漢朝崩潰之後的混亂時期，中國北方的商業即使存在的話，也相當有限。當時中國人對於境外的人與地所擁有的一絲好奇心，都因為生存競爭而被遏止了。爾後的400年間，漢朝所分裂出來的國家，彼此之間一直停留在戰爭狀態。最後在7世紀初，李氏勢力的興起，取代隋朝，於618年建立了唐朝。唐朝的軍隊接著攻打位於蒙古的東突厥和據有中國東北南部、高麗的王國（譯按：指渤海、高句麗）。勝利者又轉而向西，征服了現在新疆的突厥人。

　　在新的大帝國境內，有大量的「蠻夷」：突厥人、回紇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國是一個大熔爐，即使唐朝皇室本身的成員也有突厥人的血統。中國人雖然無法阻擋這些不同的民族所帶來的魅力，但他們的好奇心已經因為儒者對外人的疑慮而趨於緩和。這兩種心情彼此交戰，就像海洋上多變的浪潮，變換毫無預警。最明顯的例子就在唐朝長安的宮廷上，仿效異族與排斥胡風、竭財招待與極端迫害，同時並存。

　　長安雖然在漢朝滅亡之後，數度因勢力交戰而遭到蹂躪，但在7世紀的當時，它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坐落於華北黃河中段的關中平原中心，方圓30平方英里，擁有百萬納稅人口的巨大都會。環繞在內城和精心設計的皇宮大院之外的，是一個分為106坊、數百間寺院、兩個大市場的外城。東市販賣來自唐帝國境內的貨品；西市交易的貨物，則是來自印度、波斯、東南亞及更遠的地方，甚至從遙遠的非洲海岸來的異國商品。靠近東、西市的城市邊緣，有許多酒館，琥珀色的高腳杯裝著葡萄酒，金髮碧眼的胡姬翩翩起舞，向有錢的熟客耳語獻媚。

　　沿著西市場狹窄曲折的街道，人們可以嗅到來自印度或爪哇的檀香，將檀木搗碎製成膏藥，可以用來解熱及治療腸胃病；這裡也有蘆薈製成的止痛膏和使口氣清新的丁香。來自索馬利亞(即索馬利亞)的乳香，也可以在這裡找到；它和沒藥一樣，用於治療為流產所苦的婦人。這裡也有化妝用途的波斯棗和香水用途的番紅花粉，以及來自波斯可以增加性功能的開心果仁。還有沿街叫賣，號稱可治療胃病、來自緬甸的黑胡椒，和產自吐蕃用以消炎鎮痛的濃芥末。有時候會見到稀有的高貴香料——龍涎香，中國人相信那是「龍的唾液」。世界各地所有治療疾病的各種藥物，都可以在長安的西市出價買到。

　　那些令人驚奇的東西，中國人用絲綢和瓷器來交換。這些美麗的瓷器是世界上真正最早的瓷器，不但堅硬，而且上了可以反映燦爛陽光的半透明釉彩。世界各地的阿拉伯人覬覦這些神奇的瓷器，除了因為瓷器可作為裝飾品外，阿拉伯人還相信（雖然是錯的）這些瓷器能顯示毒素。就像絲綢在1世紀推動了陸上的商路，瓷器同樣地也成為7世紀印度洋貿易的原動力。

　　瓷器之路從中國南部沿海的廣州，到蘇門答臘、馬來亞的香料港，再到錫蘭和印度，最後到達波斯灣的錫拉弗（Siraf）和阿曼（Oman），延伸了大約6000英里。藉由季節性的季風的幫助，航程需要幾個月。雖然中國的皇帝在7世紀遣使至高麗、越南和印度，但當時中國的商人和帆船，似乎不太可能真的到達了波斯灣。波斯商人長期以來就是陸上絲綢貿易的主要中介者，在當時也成了海上的商人，並控制了瓷器之路。他們的交通工具有兩種，一種是據說長200英尺以上可容納600人的細長錫蘭船，另一種是不用釘子，而將椰子纖維捆綁成的自製單桅帆船。船上的三角形大帆，可以使船隻追循順風的方向前進。因為波斯人會利用星座導航船隻，並且為重要的星座與風向命名，所以在7世紀，波斯語成了行船人的共同語言。

唐玄宗在開元元年（713年）即位之初，為了展現他對這些奇珍異寶視同無物，焚毀了許多珍珠、翡翠和其他華麗的衣服。然而四年之後，據《資治通鑒》（1067—1084年)由知名的史學家司馬光所編成）記載，有一個胡人來到皇宮跟玄宗講有關南海富庶的情景：巨珠、羽毛閃閃發亮的翠鳥、錫蘭的醫術與珍奇藥材等。玄宗印象非常深刻。於是下令監察御史楊范臣組織一個探險隊，隨胡人回到他的家鄉。楊范臣反對，並提醒皇帝先前的不事奢侈。

　　楊范臣說：「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胡葯之性，中國多不能知；況於胡嫗，豈宜NCE4A之宮掖！此時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

　　玄宗放棄了這個計劃，但其他唐朝的皇帝則毫不猶豫地實現他們的夢想，在「朝貢」天子的偽裝下開始了與外國的貿易。如果外邦表現出極其恭順的態度，又承認中國的宗主權，孔子不也說過「柔遠人」嗎？而且，招徠蠻夷，用中國文明的光輝予以感化，那不正是統治萬民的天子的責任嗎？此外，貢品在朝廷隆重的典禮上，呈獻上來取悅皇帝，也再度確認了唐朝的皇帝在世界上所擁有的權力。顯然地，一個合理的對外政策，有助於掌握不安的鄰國與不相往來的敵國。

　　據說，唐帝國的苑囿之中充滿了異國的飛禽，如蒼鷹、醏醓、來自印度的絢麗孔雀，以及經由特使從高麗、中國東北、蒙古尋回的上等獵鷹。帝國邊疆或更遠地方來的水果——如桃子、香瓜、無花果，為了給皇帝享用，也都放進皇宮設置的冰窖里保鮮。帝國騎兵所需要的馬匹，則是數以千計地由中亞的拔汗國輸入。中國要和北方的游牧民族進行鬥爭，少不了這些強壯、迅捷的牲畜，這是需要而不是奢侈。不過，中國人也飼養了一些特殊顏色組合的馬，如黑鬃白馬、紅鬃黃馬，部隊常以能夠擁有這種相配成對的馬而感到自豪。

　　唐代諸帝也很欣賞高麗的女子，要求高麗必須進貢女子作為宮女。侏儒與矮人（他們是否為來自非洲南部或新幾內亞的純種矮小族，則不清楚），則常被當做賞賜品，他們是來自非洲東海岸一個叫「層期」或「僧」地方的黑奴。周去非（一個廣州的海關官員）在其個人的筆記《嶺外代答》中談到這些奴隸來自一個遙遠的西方島嶼，很有可能是馬達加斯加：

　　西有海島，多野人，身如黑漆，虯發。誘以食而擒之，轉賣與大食國為奴，獲價甚厚，托以管倫，謂其無親屬之戀也。

　　從9世紀起，在中國史料上出現了許多對非洲極好的記述，暗示著卻使中國人的帆船未曾到過非洲，但中國人至少已經從波斯人和阿拉伯商人那裡取得了可靠的訊息。中國人早期與非洲牧人接觸的記載，可以從段成式（死於863年）的一本雜著《酉陽雜俎》（完成於863年）中發現：

　　撥技力國（可能是索馬利亞的Berbera），在西南海中，不食五穀，食肉而已。常針牛畜脈取血，和乳生食。無衣服，惟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婦人潔白端正，國人自掠賣與外國商人，其價數倍。土地惟有象牙及阿末香。

　　中國奴隸貿易的範圍，很難確定。隸役作為一種懲罰方式，從漢代以來就已存在，所以在中國並不缺乏男隸和女奴。然而，據說在廣州，大部分的「富人」多「蓄鬼奴」做看門人。鬼奴的地位，被看待得僅高於畜牲一些。他們擔任搬負重物的工作，而且，因為中國人認為他們「入水不眨」，所以僱用他們來修補漏水的船。有些黑奴可能在到中國後不久就死了。中國的資料描述他們腸胃失調，可能因為烹飪的飲食對他們而言並不習慣。但是，「若不死，即可久蓄；久蓄能曉人言，而自不能言」。

　　唐代的宮女仿效波斯人和突厥人的流行式樣，穿著緊貼身體的禮服、打皺的裙子，以及覆有龐大面紗的帽子。而且，顯然因為模仿外國跳腳尖舞的舞團，以致形成了上層階級的中國婦女纏足的根源。起先，只有宮中的舞妓稍微裹著腳，像芭蕾舞者那樣，踮起足尖站立。後來，到了宋朝，因為小腳令人讚歎，又被視為美的象徵，這種風尚擴展到了宮闈之外。為人母親的開始為她們的幼女緊裹小腳，這樣一來，女孩等於是瘸了腳，一輩子被限制在家裡，於是纏足便成為婦女確保貞節美德的方法之一。

　　男子的衣著形式也反映出外國的影響。唐朝的貴族炫耀豹皮製的帽子。唐朝詩人白居易，就在家裡建造一個地鋪青毯的突厥帳，作為聚會的場所。愛好舶來品的風尚感染了各個階層，甚至最簡陋的住所中所擺的日常物件，也要用高鼻大胡的外國人像來裝飾。

　　8世紀，中國在南部海岸設置廣州市舶司，嚴密地監督貨物進出中國。負責市舶司事務的市舶使，可以毫無理由地改變進口稅的稅率，搞得無所適從的商人只好到安南去做生意。所有的外國貨物，至少有四分之一要繳納給中國的官員。出口的貨品，必須經過雙重的檢驗程序，以確定違禁品——中國的銅錢、媵妾、奴僕未流入蠻夷的手中，儘管的確有許多還是落入夷人手中。貪瀆的官員，常勒索額外的稅捐，有時還以自己私人的船隊經營不法的貿易。

　　7世紀時，大約有總數20萬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馬來亞人，與其他外邦的人，住在廣州從事貿易、各式工藝品和金銀器的製作。雖然他們跟中國人一起生活、工作，但種族緊張的事情仍時常發生，這或許是因為有差別待遇的律令所引起的。舉例來說，在太宗貞觀二年（628），政府試圖阻止外國人與中國婦女之間的接觸，下令若外國人娶中國女子為妻，就必須留在中國。德宗貞元十五年（799），回紇人禁止與中國女子通婚或冒充中國人，並且強制他們要穿著本國的服飾。接著在文宗開成元年（836）規定，外國人不得擁有土地、房屋以及與中國人一起生活。

偶爾，中國人應該會討厭居住在他們身邊的既有成就又富裕的外國人，相對地，居住在廣州的外國人；也會因為強加在身的專斷的稅率與律令而大感不快。然而，我們並不清楚是否因此而點燃了肅宗乾元元年（758）的暴力衝突——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開始搶奪貨棧、燒毀中國人的房子。結果這些暴民迫使廣州刺史逃離廣州，而暴民們也逃往中國內地正南邊的海南島。在這事件之中到底有多少中國人死亡，無法獲悉，但事後皇帝極為震怒，限制外國人進入這個港口長達50年之久。

　　唐僖宗乾符五年（878），中國人積聚的憎恨找到了宣洩的管道。黃巢因為不滿重稅和貪污腐敗，起兵叛亂攻進了廣州，除了一些中國居民之外，估計大約還殺了總數12萬的猶太人、基督徒、回教徒與祆教徒。10世紀的阿拉伯作家、錫拉弗的阿布—賽特·哈桑（Abu-Zayd

Hassan）描述這次暴亂：中國的流寇濫加私刑，隨意屠殺，殘害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災禍甚至波及錫拉弗和安曼（Uman）的船長及舵手」。雖然黃巢最後被俘，但也標誌著唐朝的結束，接著便開始了小王國間的鬥爭時期（譯按，指五代十國）。

　　在錫拉弗和烏剌（Ubtiullan）當地忙碌的商店裡，船員們在長途旅程之後聚集在一起，編織著他們橫越無數海洋的冒險故事，最後這些故事在辛巴達（Sinbad）的傳奇故事中保存下來。「我在海上看著太陽升起，」故事就這樣開始，「並且踏上好比從天上掉下來的巨人戒指一樣的環礁。我曾經好幾次從沙洲到三角洲，從小島到群島，從薩拉哈特（Salahat）到沙芮迪（Serendib），從喀馬利（Comari）到基拉（Kela），來回地貿易。我曾經用布料換得姜和樟腦，用肉桂、穗丁香交換龍挺香、象牙和珍珠。」

　　在中國人自己編織的故事之中，有個故事提到某位佛教僧侶在5世紀曾經到過美洲海岸。這個故事出自《梁書》，描述慧深和5個阿富汗僧徒遠航到一個很奇怪的地方，名叫扶桑國——在東方盡頭的國家，它跟墨西哥的馬雅文化有極明顯的相似點。慧深說他發現當地人用樹皮做衣服和紙張，書寫方塊字。他作了以下的描述：當地的國王像中國的皇帝一樣，有許多鼓樂者和侍者跟隨，並且依照每十年一個周期的形式，來更換他穿的（像中國天子的）皇袍顏色。像中國一樣，扶桑國有著嚴格的司法系統，在那裡犯罪，不但本人要被判刑，他的小孩甚至孫子也要連帶受罪。

　　由於當時瑪雅藝術品明顯存在著佛教徒與印度影響的痕迹，所以我們無法一下子就排除慧深到過中美洲的可能性。令人意外地，瑪雅人的浮雕圖案，刻在蓮花座上，盤腿坐著，就像一尊正在沉思的佛陀。那裡所出現的多頭的神像，也很像印度的多頭的神。此外，在宏都拉斯柯邦（Cpan）地方的浮雕，顯示祭司穿著菱形圖案的儀式袍服，與傳統西藏佛教徒的袈裟極其類似。在墨西哥賽克斯庫洛克（Xculoc）地方的石雕有一種特殊的手勢——右手放下，手心向外；左手上舉，手心向外——表現出典型佛教徒代表許願的「事願無違」手勢。外來的印度佛教徒對瑪雅文化的影響，不論歸因於慧深和他的佛教同道，或其他的亞洲航海人，這個時期可能是哥倫布到達美洲之前，亞洲與美洲之間最後一次的接觸。

　　其俗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458），黋賓國（今喀布爾、阿富汗）嘗有比丘五人，遊行至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梁書》）

　　中國下一波航海活動的浪潮，出現在被圍困的宋朝（960—1279年），當時的帝國被北方強大而好戰的國家（編按：指遼、金、西夏）所侵擾。在建炎元年（1127年），宋朝被迫放棄了北邊的京師開封，遷到長江以南的港市杭州。由於帝國大半的稅收土地落入外國手裡，皇帝轉而以海外貿易支應國家的財政需求。因為經濟的需求，使當局重新闡釋儒家經典，給予貿易和營利較好的地位。

　　宋高宗（1127—1162年在位）針對貿易，表現出新的態度：「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貫銅錢〕計，豈不勝取之於民？」

　　高宗尋求商人的協助組成了艦隊，這支艦隊足以向波斯與阿拉伯商人在印度洋上長期掌握的商業霸權挑戰。政府不但投資改善南部海岸線上的港口，並浚寬運河以利遠洋船隻通航，而且為商人蓋了許多貨棧。同時政府也為了引導商船與官船，在海岸線上每隔30里（約10英里）就建立價值昂貴的燈塔導航系統。

　　來自海外貿易的稅收，從11世紀末的50萬貫銅錢，在12世紀初暴增至100萬貫，而於12世紀中葉到達了200萬貫。（1000銅錢用一條細繩串在一起，稱做「一貫」，為宋朝官方匯兌的單位。）

　　為了鼓勵百姓基於國家的利益而努力，宋朝理學家重新依據聖賢的經典開始討論營利的優點。陳淳在《北溪字義》這本12世紀理學的辭彙中說：「貨財亦是人家為生之道，似不可闕。但當營而營，當取而取，便是義。若出於詭計左道，不當營而營，不當取而取，便是利。」北都淪喪，迫使宋朝遷都南方展開新的生活後，中國人的前途徹底改觀。這些流亡者被迫背井離鄉，反而感到更為自由，對周遭的改變和旅行的態度也較開放。另一方面，因為可耕地變少，大量人口投入商業，湧向繁忙的港市和新都杭州。

在13世紀末，杭州有將近100萬的人口，就像馬可·波羅（Marco

Polo）在旅遊當地時所看到的，已經是一個「比世界上任何城市都大的」城市。「它有12個主要的城門，」馬可·波羅指出，「每一個城門所包含的市區……都比威尼斯（Venice）和帕多瓦（Padua）更大。」雖然位於杭州最南端的高級住宅區里，有著圍牆環繞的花園和壯麗的園林，然而住在市中心的老百姓，多半群集在街道狹窄的竹造或木造樓房中，有時甚至一個屋檐下住了10個家庭。為了滿足這些平民大眾的飲食，在中央市場每晚都要屠宰數以百計的豬只，而駁船每天運送數以噸計的蔬菜、米穀、腌魚到城裡。就像杭州人說的：「東菜，西水，南柴，北米。」

　　變戲法的、說書的，隨時隨地都可看到。平底的綵船在運河上悠遊著。這是一個歡娛的城市，到處充斥著恣縱情事。新奇的商店裡，販售著假髮和裝在籠子里的蟋蟀，以及驅蚊的薰香末。御道兩旁，到處是茶館，有錢人在這裡啜飲香茶和梅花酒，只要他們有意願，也可以上樓走進廂房，在鑲金的紅燈籠照耀之下，享受「樂妓」歌舞，沉醉在感官的歡愉之中。

　　即使放棄了北方各省，來自西邊和北邊強國的壓迫，還是使宋帝國一直處於不安的狀態下。加上杭州容易受到來自海上的攻擊，因此，宋高宗在紹興二年（1132）下令建立了中國第一支常備水師。海洋變成中國的新「長城」，它防禦以陸上為根據地的敵人。

　　而戶部尚書章誼在當時解釋說：「今朝廷暫駐浙東，襟帶江海，實憑川險，以卻胡騎，然則巨浸湍流，蓋今日之長城也……今有巨浸湍流，顧豈可無守御之備哉？守御之備，莫如舟師……金人攻城長於用炮，我之舟師中流以守，則矢石有所不及；金人野戰長於用騎，我之舟師中流以守，則騎兵不能奔沖。是二者固可以奪金人之所長矣。

　　國內的河流和運河的系統，原本的作用在於供應整個帝國所需的商品，如今成為西邊的防禦網路，而長江是北邊的防禦線，海岸則是東邊的防線。宋朝水師從商船和海岸巡邏艇組合而成的雜牌軍，迅速成長為一支有效能的戰鬥艦隊。在高宗建炎四年（1130），有將官（譯按：統制、正將、副將等）11名和士兵3000人；孝宗淳熙元年（1174），有將官15名和士兵2.1萬人；而在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有將官20名和募兵5.2萬人。在13世紀初期，宋朝水師控制了從福建到日本與高麗之間的東海，並在中國的主要河川內巡弋。船隻的總數到達6000艘，最大的有24英尺寬，乘載42名人員。所有戰艦皆備有撞竿、拋石機、各種從拋石機上發射的火器、防護板牆與射擊裝備。

　　由於皇帝提供獎金鼓勵在船隻設計上做革新，因此研發出各式各樣的新船，以及水師的火炮；其中發展了10種不同的遠洋大帆船、10種不同形式的戰艦，以及渡船、水船、客船、馬船、糞船，另外還有12種特殊船隻。伴隨著創新而來的，是開放的心胸。中國學者對於其他地區的文化，放棄了高姿態，除了研究阿拉伯和印度在航海技術及地理學上的貢獻外，也陸續改良了本身的星象圖和航海圖，還研究外國的潮汐及海流。不但如此，他們還發明了航海用的浮水南針。高宗時代有位名叫莫汲的太學祭酒，從這位嚴謹的儒者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位探險家的誕生。莫汲定期休假，出海航行。他之所以這麼做，並沒有其他特別的目的，似乎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

　　13世紀初，中國擁有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所以從阿拉伯人手中奪走了大部分的海上貿易。遠洋商務帆船平均大約100英尺長，25英尺寬，載重量120英噸，以及水手60名。最大的船可載300英噸的貨物加上500至600名人員，而且拖著救生艇。在設計上，船底變窄有如刀鋒一般，以便在海上航行時能夠乘風破浪；船首和船尾的空間都空下來，以增加航行的速度。在船的中央部分有3個獨立的船艙：最前面未鋪設甲板的艙房，用來設置廚房和儲水倉；中間艙房則分成4個隔間，用來堆放貨物；後面的艙房則配置了很多窗戶，作為軍官和商人睡覺的地方。這種船配備了超出船尾外的尾舵、100英尺長的主桅，以及80英尺長的前桅。從南部的福建及浙江各路來的松木，為這種船的主要材料，而船的尾舵則是特別用廣東來的堅硬木材烏楠木製造的。船板相接的縫隙，是由絲絨碎布浸泡在桐油、石灰混合物之後再加以填補；船帆則是用高級的竹子編織而成。在風勢強勁的晴朗日子，這種帆船可以航行300英里。

　　海上的生活是不可預測的，但是有鮮肉與醇酒為伴，可算是海上生活中的一大樂事。宋朝的海員一點也不怕深海的巨浪。就像周去非在《嶺外代答》中所描述的，暗礁和淺灘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擱淺，才是他們最害怕的：

　　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桅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豢豕釀酒其中，置死生於度外，徑入阻碧，非復人世。人在其中，日擊牲酣飲，迭為賓主，以忘其危。舟師以海上隱隱有山，辨諸番國，皆在空端，若曰往某國順風幾日，望某山舟當轉行某方。或遇急風，雖未及日，已見某山，亦當改方。苟舟行太過，無方可返，飄至淺處而遇暗石，則當瓦解矣。蓋其舟大載重，不憂巨浪而憂淺水也。

專為宋朝水師設計的各種戰艦和巡邏艇之中，有兩種極其特殊的船。「海鶻船」外觀上有較低的船首和一個高聳的船尾樓甲板，加上船舷的兩邊伸出鳥翼般的浮板，事實上看起來就像一隻正在飛翔的水鳥。這種浮板，可以增加船隻在深海上航行的穩定性，它可能是由太平洋木筏上的橫漂抵板演變而來。「飛虎船」則是由人力操縱的車輪船，可以在江河及湖泊的水戰之中發揮極大的功效。車輪船的靈感，可能來自於直至宋代，灌溉仍經常使用的水車。

　　在紹興元年（1131），宋朝水師曾經試著用車輪船，直搗華中洞庭湖上盜匪的巢穴。這一役的車輪船有8個輪子，由42人踏車。船外觀上看不見輪子，當船移動時，看起來「如龍」一般輕易地在水面上滑行，因此，驚訝的旁觀者以為有超自然的力量在起作用。在車輪船的頂端甲板有弓箭手，以及用以在近距離撞毀敵軍船隻的甲板的撞竿。在盜匪俘獲車輪船的技工和設計者之前，朝廷的水師確實在一些小規模的軍事衝突上獲得勝利。然而在這之後，盜匪們很快地建造了自己更大的車輪船。如此一來，這些飛虎船之間的大規模戰鬥，似乎是無法避免了。

　　然而宋朝將領岳飛想出了一個辦法打敗敵人的車輪舟。紹興四年（1135），他先在湖中某個區域拋下圓木及藺草，接著引誘盜匪將船開進陷阱里。圓木及藺草卡住車輪船的輪葉，盜匪們完全無法動彈。官兵用傳統的平底河船摧毀了受困的車輪船。據說羞憤交集的盜匪頭目（原編者按：指楊么），投湖自盡而死。

　　不久之後，宋朝水師面臨了一個更艱巨的挑戰。紹興三十一年（1161），并吞大遼之後的金國，三路起兵進攻宋朝。金國以騎兵從西路攻擊四川，另一路部隊企圖越過長江進逼南京，第三路從海上以600艘的戰艦和7萬的兵力陰謀奪取京城臨安。

　　▲宋朝水師的秘密武器是令人聞之喪膽的車輪船，又稱「飛虎船」

　　宋軍成功地擊退了金國的騎兵。另一方面，長江的金兵遭遇了宋朝將領虞允文指揮下編製車輪船24艘的艦隊。就像湖上的盜匪一樣，金兵從未見過這種令人駭怕的新武器，居然前進時不用風帆也沒有船槳。從車輪船上面，宋軍以投石器發射霹靂炮——相信這是火藥第一次用在戰爭上。這種火藥，其作用的原理是以石灰與少量的鐵屑混在一起，包裝在陶罐或紙板內，再加以點燃。當這些原始的拋射火球落在水面或敵船上，一旦爆炸，「其聲如雷」，硝煙瀰漫，炙瞎人眼，也嚇壞了敵人和他們的戰馬。宋軍輕易地攻進敵艦，擊敗金兵。據說此役所有金國的士兵和戰馬都溺死了。

　　紹興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十六日，宋朝水師的主力傾巢而出，在山東半島外海迎戰最難應付的金國大艦隊。宋朝水師僅擁有戰艦一百二十艘和兵力三千員，雖然在數量上處於劣勢，但由於金兵把所有的船一字形排開，所以宋朝水師能夠以火器把敵船一艘接著一艘地殲滅。

　　大捷之後的40年間（1164—1204），是宋朝水師的高峰。但在13世紀初期，水師的指揮權由海岸防衛巡防使移轉到朝廷中央官員的手上。政府開始逐漸分撥士兵去做其他的公共工程。在理宗嘉熙三年（1239），某官員被派往南京東面的鎮江視察長江水師基地時，他非常驚訝地發現：5000人之中僅有500人能夠戰鬥。他上奏道：「余皆疲癃脆懦，纖細短弱，指一可什，決不能於驚濤巨浪之中，飛戈走戟，擊刺如神。」

　　不久，宋朝面臨來自北方的威脅。當時具有個人魅力又雄心勃勃的成吉思汗，不但掌握了蒙古，並迅速消滅了女真人的金國。他在宋寧宗嘉定八年（1215）攻佔燕京，繼位者窩闊台又於宋理宗紹定六年（1233）拿下開封。在這之後，蒙古人的眼光放在使宋帝國屈服於其權威之下，這場侵略戰持續了46年。在這個過程中，成吉思汗和他的孫子忽必烈，除了原有的騎兵軍團外，還增添了實力堅強的水師，使其有能力發動大規模的攻擊來對付宋朝的艦隊。這支強大水師的成立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創作之一，但蒙古水師能夠成軍，部分還是依賴宋朝叛將和商人的幫助。

　　歸附蒙古的原宋朝將領劉整說：「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為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

　　由於劉整和其他人的幫助，這支缺乏經驗的蒙古水師，拿下漢水與長江沿岸的城鎮，並俘虜了3000艘敵船為自己的艦隊所用。在宋恭宗德NB073元年（1275）年底，蒙古控制了整個長江流域。兩個投機商人朱清和張ND043，大概希望在蒙古的統治下能得到更多的商業利益，在蒙古進攻宋朝都城臨安的決戰之際，秘密提供500艘船與數千名的水手。

　　臨安在景炎元年（1276）淪陷，當時還是幼童的宋端宗變成了階下囚。不過漢人還是持續反抗。皇帝的弟弟（譯按：指帝NBB64）被暗中從都城送到福建的福州登基。3年之後，800艘蒙古戰艦終於在廣州附近擄獲了在大帆船上的宋朝流亡政府，原因是這艘大船太慢又太重，沒辦法逃走。在陷入絕境的情況之下，年幼的皇帝和許多朝臣跳海溺斃。

　　就這樣，在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忽必烈成為橫跨四千英里，越過中亞草原，西起亞得里亞海，東至中國南部海岸的大帝國主宰。蒙古人以激烈的手段對待反抗者，在中國他們屠殺全城，只留下工匠和大汗認為可以為他服務的人。早先，大汗僅向農民徵收必需的糧食；而當需要增加時，蒙古人就剝奪所有老百姓所有的物品。他們很少採用儒家的漢人出仕，也不用儒家心目中可以使朝廷保有萬年基業的治國理念——按人口多寡課徵賦稅。蒙古當局反而指派許多外國人來擔任重要的職務。忽必烈本人也反對漢化，除了在蒙古本土管理基業外，連度假都到邊境外的上都。在中國的歷史上，漢人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地位像奴隸般被異族侵略者統治，而儒家的影響力，也降到空前的最低點。

根據元朝的法令，社會上分為四個階層：（1）蒙古征服者；（2）色目人，也就是中亞人；（3）漢人，也就是華北人，曾經被其他非漢人政權所統治；（4）南人，也就是華南人，社會地位最低，同時也是元代人口結構的主體所在。儒者們被剝奪了賦稅豁免特權。在此時期，他們必須忍受屈辱所帶來的痛苦。儒者們後來說道，如果以實用性的觀點來區分蒙古社會，他們認為儒者被排在社會的第九級，介於第八級的娼妓與最後一級的乞丐之間。

　　忽必烈大汗雖然被稱為「萬王之王」和「宇宙之主」，但他追求權勢的慾望從未感到滿足。既然已經成立了一支強大的艦隊消滅宋朝，為什麼不多加利用呢？於是他遣使到蘇門答臘、錫蘭和其他南亞一帶的國家樹立威望，同時元朝的商人也逐漸從阿拉伯人手上奪取有利可圖的香料貿易。元代商人所航行的巨大帆船，不論在任何方面都要比宋代的船大得多，而且比當時歐洲所建造的海船都要壯觀。

　　馬可·波羅在至元十二到二十九年（1275—1292）滯留大汗朝廷期間，在福建沿海的泉州港，看過一種遠洋四桅帆船，船上至少有60間單人客艙提供給商人居住。以這樣的大小，這種船可以乘載150到300個水手。船上有防水艙的設計，這種造船技術在600年之後才傳到歐洲。在馬可·波羅拜訪中國五十年後，阿拉伯的旅行家伊本·拔圖塔（Ibn

Battūtah）描述元朝人在船上的花園裡，以木桶種植蔬菜與藥草，他還說，船靠岸時船長登上港口，「就像一個大穆斯林酋長……行進時，走在前頭的弓箭手和衣索匹亞奴隸（Ethiops）佩掛刀劍和長矛，敲著鼓、吹著喇叭為船長開路。」

　　忽必烈大汗在征服宋朝之前，就已經有侵略日本的意圖，在至元十一年（1274）組織了一支900艘船、4萬名士兵以及1.5萬匹戰馬的大軍，發動對日本的侵略戰爭。艦隊從高麗出航，橫越狹窄的海峽開往日本。蒙古人輕易地佔領了對馬島及壹岐島，繼續向日本南方最大的島九州前進。大汗的士兵將擄獲的日本婦女，用鐵絲刺穿她們的手臂綁在船上的兩側。此舉激怒了日本人，他們組成12萬大軍來跟蒙古人對決。但是他們的弓箭手根本擋不住蒙古人震天價響的火炮。驚嚇之餘，日軍往後撤退，使得蒙古人迅速登陸，攻佔了許多城鎮與村落。即使如此，蒙古人還是擔心他們在數量上敵不過日軍。

　　蒙古將領忻都提出忠告：「策疲兵入敵境，非完計也，不若班師。」正當蒙古人撤退之時，颱風侵襲日本沿海。船長們試圖駕船離開淺灘，但已經來不及了。在強風的吹襲下，船隻猛烈撞擊岩石，船員無助地被捲入狂風暴雨的大海中。據說有大量的士兵被沖向九州海岸，屍體布滿了整個沙灘。300艘以上的船隻失蹤，2萬人以上被殺或溺死。

　　在聽到這個災難的消息之後，忽必烈大汗逮捕當時滯留在京城的幾位日本使節，火速將他們處死，梟首示眾。無法接受慘敗的事實，大汗立即下令再度遠征。經過7年的準備，忽必烈組織了一支比上次更為龐大的新艦隊。這支武力擁有4500艘船和15萬名士兵，在當時是世界史上空前的大部隊。至元十八年（1281），忽必烈大汗的超級大艦隊，在順風的助長下由高麗出海，一望無際的艦隊綿延至海平面的另一邊。

　　和前次的出征一樣，蒙古的艦隊在初期頗有斬獲，再度攻下壹岐島，並在九州獲得勝利。然而，當蒙古軍專註於陸地戰鬥時，日本的小船漸漸逼近海灣，在艦隊外圍的大帆船上放火。面對強烈的抵抗，蒙古軍再度決定撤退，卻想不到超級強烈的颱風又再度侵襲這個島嶼。爭先恐後逃離的船艦彼此碰撞，導致桅傾竿折，撞上岩石後支離破碎。日本人在海邊搜尋敵人，殲滅蹣跚上岸的蒙古兵和高麗兵。這場戰役，應該有超過4000艘的戰船沉沒在九州外海的淺灣，淺灣上沉船所留下的殘骸碎片造成了一條像碎石路般的通道，人可以用走路的方式穿越。據說超過13萬的蒙古兵和高麗兵在這場戰役中死亡。在這個大捷之後，幾個世紀以來日本人一直相信：他們的島嶼有「神風」保護，他們稱之為「カミカゼ」（kamikaze）。

　　雄心勃勃的大汗，也曾派遣艦隊進入南中國海攻擊安南（越南北部）和爪哇，兩地的國王也很快地承認了天朝的宗主地位。當時大汗使節所到之處，比歷史上所有中國官方使節所到之處都要遠。根據馬可·波羅敘述，他們甚至到達了馬達加斯加。就在這時候，大汗擬議重開長達2000英里的大運河。由於華北農業產量有限，無法完全自給自足，重開這條在宋末長期爭戰中已遭嚴重破壞的大運河，可以將長江三角洲盛產的糧食運輸至位於北京的新都。當整治運河的工作正在進行時，皇帝決定開始由海路大規模運輸米糧。這一個龐大的計劃，證明了元代中國在航海霸權上的輝煌成果。

　　至元十九年（1282），600萬磅的穀物由116艘大型的平底船，向北運到了現在河北省天津市附近的一個港口。10年之後，運輸量攀升至1680萬磅；到了天曆二年（1329），運輸量到達了4200萬磅的最高峰。

　　在蒙古對帝國的控制逐漸衰落時，這個維持帝國生命力的計劃，落到了兩個商人的手上，這兩個商人也就是朱清和張ND043。他們從運輸米糧獲得巨大的利益，並且很快地將貿易經營範圍擴張到東南亞。據說他們的家族成員個個穿金戴銀，極盡奢華之能事。這些商人出門由1000組成的私人衛隊隨行，任意魚肉地方百姓，若有人敢挑戰他們的權威，必置之於死地。他們的貪慾永無止境。不僅對政府需要的穀物勒索高價，還侵害皇帝的特權，從外商那裡接受外邦的朝貢品。這種冒犯天威的行徑，成為這兩個家族的致命傷。成宗大德六年（1302），兩人被判以通夷叛國之罪，朱清自殺，而張ND043則與子孫一起在北京被正法。

這兩個惡霸的行徑，使儒者對於貿易的貶抑和對商人的指摘更加堅定，他們在蒙古帝國衰微之際，開始重新恢復影響力。他們接管糧食貿易，訂定「官督商辦」的政策，對商人與海外活動施行極為嚴格的管理制度。在1330年代，大部分北運的糧食，重新由比近海運輸更為安全可靠的內陸運河系統來運輸，海上運輸也就逐漸沒落了。

　　殺雞取卵，就再也得不到蛋了。受過儒家教育的官員們，明白嚴格的管理制度可以抑制商人的海外冒險。他們也了解到想要有豐富的稅收，就要允許商人事業興盛，就算如此，中國長期以來，還是從未放棄「官督商辦」的政策——將母雞（譯按：指商人）關在籠子里嚴密看管。儒者對商人和海外冒險這種意義深長的疑慮，直接影響了明代寶船船隊與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命運。

第三章 俘虜與王子

綿延數百英里的高原，從西藏的喜馬拉雅山向東延伸，穿過四川南部到達雲南。這片高原地帶的地勢崎嶇不平，山巒起伏，其間海拔超過1.5萬英尺的峰頂終年積雪，不利航行的河流曲折地穿梭過陡峭的峽谷。包圍著高原的是茂密的雨林，橫亘著的是狹窄又泥濘的道路與搖晃的竹橋。數百年來，因為地形的特性，當地的交通極其艱困而且危險，雲南與當地的百姓也就因此而被孤立於中原之外。

　　忽必烈大汗曾經在征伐緬甸失利的過程中，因為瘴癘而在雲南損失了半數以上的軍士，而公元1368漢人推翻元朝，最後殘餘的蒙古部隊也是撤退到這裡。洪武七年（1374），中國新的統治者明太祖朱元璋，派遣使節到雲南，要求蒙古的梁王把匝剌瓦爾密接受明朝的統治。但是蒙古的梁王殺害使節，公然拒絕明帝的要求，其後的外交努力也以失敗收場。太祖終於在洪武十四年（1381）失去了耐性，命令能征善戰的將領傅友德，率領30萬的大軍攻入雲南，征服蒙古人。洪武十五年，明朝佔領了雲南的省會昆明，而反抗的梁王及其將領，在被俘之前以自殺結束生命。

　　明朝的軍隊在雲南之役中對待敵人手下毫不留情，估計殘殺了大約6萬的苗、瑤部民，以及無數的蒙古人。中國自公元前1000年以來，就存在著將囚犯的孩子去勢這樣的習俗。數以千計的男孩——有些才只有9歲或10歲——被剝光衣服，用利刃施以殘忍的手術，割去陰莖和睾丸，然後在尿道上插入栓子。數以百計的男孩無法痊癒，因感染和缺乏照顧而死亡。存活下來的男孩就送到京城，在宮裡當宦官。

　　明朝的軍隊在雲南所擄來的俘虜當中，有一個信奉伊斯蘭教的馬姓男孩。當征南將軍傅友德與他的軍隊在路上偶然遇到這個10歲的男孩時，就問他有關那位想當中國皇帝的蒙古親王的下落。

　　這個男孩回答說：「他跳湖了！」

　　「真的嗎？」傅友德問。

　　傅友德覺得這個男孩聰明伶俐，即使他知道實情，也可能會加以隱瞞，而且還有膽量敢這樣回答一位將軍。因此他俘虜了這個男孩。在3年後的洪武十七年（1385），當時25歲的皇四子燕王朱棣擔任傅友德的副手，而這個男孩在凈身之後就被安置在這位王子的家中做近侍。

　　皇宮生活的禮儀，通常會造成皇室成員與宦官之間的距離。然而在這之後的10年間，燕王與服侍他的青年太監鄭和，為了追剿蒙古叛軍，在帝國邊境的軍營中朝夕相處，培養出了終身的友誼。

　　雲南之役是朱棣第一次的戰爭體驗。體格強健、英氣勃發、精力旺盛的年輕王子，隨後住進前朝位於北平（元代稱為大都）的皇宮，同時他的父皇朱元璋賦予他防守北疆的任務。北平的軍團在職權上的劃分，是由皇帝的老友同時也是皇帝手下階級最高的大將軍徐達所統率，傅友德與燕王也在其麾下。

　　在推翻蒙古人統治的鬥爭中，徐達是朱元璋最親密的戰友；而且在朱元璋被敵軍俘虜時，曾經是他的代理人。皇帝本人是來自華中安徽的農村孤兒。他曾在佛寺里待了幾年，在那裡學會了讀書，並且有機會接觸儒家經典。他個兒高、鼻子又大又扁，戽斗，舉止嚴肅而緊張，讓人一見到他立刻就肅然起敬。幾年之後，朱元璋成為反抗元朝的一分子，他與其他叛軍領袖最大的不同，就在他不搶、不殺平民，反而尋求學者的建言。

　　朱元璋認為他抗元的軍事行動能夠成功，大部分的原因是來自於他所虔誠祈禱的山神及河神的保佑。他相信他那曾是巫者的祖父有能力說服水神降雨。因此，不久之後，當他登基而為新王朝冠上「明」（意指前途光明或照亮世界）的國號時，他把對自然神靈的崇信立為國教，地位在佛教和道教之上。但也就因為他相信不管是在護城河、在城牆，或者是在河流，到處都有無所不在的神靈，所以他也相信某人、某個地方總是在密謀反對他。他不信任任何人，甚至連他最親密的夥伴也不例外。他坐上龍椅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布下層層的監視網來查探他的部屬，並且實施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全國人口普查。每一戶人家必須列出住在同一戶裡面所有人的姓名、年齡和職業。而相鄰的各戶，彼此奉命互相監視。

　　馬皇后在朱元璋起兵抗元之際和他結婚，調和丈夫的偏執個性，為囚犯爭取較合理的對待方式，並鼓勵丈夫積存糧食以便在緊急的時候幫助百姓。有一次，朱元璋指責她太照顧農民，馬皇后反駁說：「陛下天下父，妾辱天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問？」。事實上，她的確如此。她為朱元璋的士兵縫紉衣物，至正二十年（1360）在一場決定性的戰役中，為了獎賞在戰場最前線的忠勇之士，她將丈夫所儲備的金銀髮給了他們。

　　當朱元璋權力逐漸高漲時，他納入為數眾多的妃嬪，有些是蒙古人，有些是高麗人，並且成為26個兒子和16個女兒的父親。馬皇后僅育有四子，雖然謠傳她不孕，並未產下任何皇子。她確實不是後來篡奪皇位的燕王朱棣的生母。據傳朱棣是元朝最後一個皇帝的兒子。故事是這樣開始的：當朱元璋進入蒙古的京城大都時，他發現一個年輕的公主——元順帝妥NEF64帖睦爾的妃子之一，蒙古人可能在撤退時拋棄了她或者根本遺忘了她的存在，而把她留在大都。朱元璋收她為妃，而她也從沒說過自己在當時已懷了身孕。當她產下朱棣之後，不知情的朱元璋就把他當做自己的兒子。事實上，朱棣可能是太祖一個地位較低的妃嬪所生的早產兒。這件不幸的意外事件，對皇帝來說是個羞辱，因此這位妃嬪被處以一種叫做穿「鐵裙」的中國酷刑。這位年輕的女子先前已經因為難產而體質虛弱，又在寒冷的戶外穿著「鐵裙」而動彈不得，最後終於飽受風霜而死。

下定決心要建立合乎正統的朝廷來克服自己卑微的出身，朱元璋邀請4位元朝著名的儒者來到南京，除了為這個毫無經驗的新興革命政權服務之外，並負責教育皇子與內廷官員各種禮儀。當時一座道教的寺院，就臨時被改成小型的宮殿，官員們在此學習宮廷禮儀，並且在扮演皇帝的測試者面前演練3天。

　　朱元璋向其中的一個儒者宋濂詢問道：「帝王之學，何書為要？」宋濂的回答是宋代學者真德秀對於《大學》的詮釋——《大學衍義》。於是明太祖把這本書節錄在皇宮的牆上，不時集合朝臣圍著這些章句，請宋濂為大家講解。至於皇子們，還得學習可以作為道德行為指南的歌謠集《詩經》、作為賢君懿行範本的古代帝王誥命總集《書經》，以及由孔子所編輯的魯國（位於今日山東省）歷史，同時也是孔子對政治行為加以道德評判的《春秋》。

　　皇子們透過「卧冰求鯉」的故事，學習儒家所強調的孝道：有一位繼母在丈夫面前一再地責備前妻所生的兒子。雖然這個孩子時常被虐待，但他還是竭盡所能讓繼母高興。在一個寒冷的冬天，他脫掉衣服躺在冰凍的湖面上，只為了融化冰塊，幫繼母取得一條新鮮的魚。

　　有一回，太祖發現他的兒子之中，有一個因為上課不專心，被老師施以敲頭的處分，太祖大怒。當太祖準備採取行動懲治這位宮廷教師時，馬皇后出面阻止。馬皇后勸她的丈夫說：「織錦之時，必經剪裁；猶如小兒上學，需施以罰。」朱元璋才勉強作罷。

　　朱元璋反覆無常的脾氣，有時候也會直接發泄在他的妃嬪身上，這時統攝後宮的馬皇后也會出面干預。有一次，她假裝比太祖還要生氣，準備將觸犯天威的妃嬪送到宮正司治罪。

　　太祖問她：「你為何要干涉此事？」

　　「陛下正在氣頭上，處罰可能會太重。」她說，「宮正司會根據她犯罪的輕重做公正的處置。所有的罪犯都不該由陛下審判，應該交由適當的機構審理。」

　　太祖又問：「那你為什麼生這個女人的氣？」

　　她回答：「為了平息陛下的怒氣！」

　　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子朱標去世之後，太祖在舍自己心目中最能幹的32歲皇子朱棣不立而指定當時14歲、溫文儒雅的長孫朱允作為皇儲的過程中，的確有些遲疑。據說，從早年就可以看出他們兩個人之間的差異，但我們不能確定傳言朱棣比較優異的故事是不是真的，說不定那只是後來朱棣修改《明太祖實錄》的產物。話說有一天，朱元璋出了一句上聯「風吹馬尾千條線」，讓朱允與朱棣兩人分別接著對下聯。

　　朱允對的句子「雨打羊毛一片氈」有點乏味，而朱棣則說「日照龍鱗萬點金」。若是詩句可以反映個性的本質，那麼朱棣的詩句中看得出強烈而樂觀的心志，讓太祖印象深刻。

　　不過朱元璋的侍臣勸他不要立朱棣為皇儲。他們說這樣會造成皇子間兄弟失和，使國家發生內戰。不太放心皇孫能力的朱元璋，在晚年的時候，為了拔除帝國內可能威脅繼承者皇位的人而發起整肅運動。大約1.5萬名文官與忠誠的軍事將領，在太祖的瘋狂整肅行動中遭到處決。即使是忠心耿耿的傅友德，也受到太祖猜疑而被召回南京定罪。根據記載，傅友德在驚愕的滿朝文武官員面前交出兩個兒子的首級後，自刎而死。

　　據說朱元璋在經過這次大整肅之後，曾經拿一支長滿利刺的棘杖，放在皇太孫的面前，要他拿起來。朱允猶豫。太祖說：「我已經把棘杖上的利刺都拔光了才交給你。我還能幫你做得更多嗎？」

　　昆陽位於雲南中部的昆明正南方。馬和是昆陽一個伊斯蘭教家庭的次子。他的父親與祖父都叫馬哈只，有這個名字就表示他們兩個都曾經到過麥加朝聖。這個家族何時來到雲南，無法確定，但他們應該是元朝初年湧入雲南的眾多伊斯蘭教徒之一。他們自稱是成吉思汗部隊里某個軍官的親戚，這個軍官曾經輔佐大汗佔領雲南，並且在至元十一年（1274）受命治理雲南。

　　雖然早在8世紀，伊斯蘭教徒就已經循著陸路和海路進入中國，並在廣州、泉州的沿海口岸落腳；但直到元朝初年，才有各國的伊斯蘭教徒大批湧入。當時阿拉伯人、波斯人、改信伊斯蘭教的土耳其人以及畏吾兒人（編按：即今維吾爾人），散居於帝國境內各地。這種情況前所未有。成吉思汗在當時橫掃撒馬爾罕（Samarkand）、巴剌黑（Balkh）、哈烈（Herat）和其他的中亞城市，因此徵召了許多當地有學問的人進入行政部門，並吸收許多伊斯蘭教徒在元朝的宮廷里服務。

　　我們不曉得馬和的父親馬哈只當時是在雲南服務還是幫助蒙古軍隊，或者是在改朝換代的紛亂中被捕。我們可以確定的是他在洪武十四年（1381），37歲的時候死亡或者被殺，是年他的次子馬和成了俘虜，長子文銘把父親葬在昆明城外；而且幾年後，當馬和在皇帝面前權勢上升時，他為父親立了一塊墓志銘，記載著先考的豐功偉業：

　　公字哈只，姓馬氏，世為雲南昆陽州人。祖拜顏，妣馬氏，父哈只，母溫氏。公生而魁岸奇偉，風裁凜凜可畏，不肯枉己附人；人有過，輒面斥無隱。性尤好善，遇貧困及鰥寡無依者，恆護周給，未嘗有倦容，以故鄉黨靡不稱公為長者。娶溫氏，有婦德。子男二人，長文銘，次和，女四人。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賜姓鄭，為內官監太監。公勤明敏，謙恭謹密，不避勞黗，縉紳咸稱譽焉。嗚呼！觀其子而公之積累於平日，與義方之訓，可見矣。公生於甲申年（元順帝至正四年，1344年）十二月初九日，卒於洪武壬戌（洪武十五年，1382年)七月初三日，享年39歲。長子文銘奉柩安厝於寶山鄉和代村之原，禮也。銘曰：身處乎邊陲而服禮義之習，分安乎民庶而存惠澤之施，宜其餘慶深長而有子光顯於當時也。

永樂三年（1405）端陽日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左春坊大學士李至剛撰

　　鄭和住在北平燕王的家中，如果是在首都南京他可能無法受到這麼好的教育。在北平人們叫他「三寶」。明太祖不信任宦官，曾經說：「此輩勿賦以重任，其數毋令過多。」見《明史》，卷七四，《職官三·宦官》，頁一八二六。在洪武十七年（1384），據說他掛了一塊牌子在宮門上，寫著：「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同時他認為最好不要讓宦官識字。

　　官官制度開始建立在漢朝，目的在於為皇室管理家務，並使機密不致流落民間。像土耳其一樣，這些宦官被託付以保護皇室女眷和維護皇室血統純正的任務。雖然明初的宦官是不識字的，但是他們是皇家習俗及宮廷禮儀的守護者，教導皇子們像外交禮、節餐桌上的禮儀以及性行為方面的事情。燕王在16歲迎娶大將軍徐達14歲的女兒之前，可能曾經由一位宦官引進一處宮苑，那裡有男人、女人和野獸交媾的浮屠雕像。

　　在朱元璋手下，宦官由12個管理職務或者部門所組成，分別職掌有關膳食供應、奏章、庫壇營建、御馬房以及軍需用品等事務。其中最高的職位是司禮監，由3名太監組成，負責指定所有宦官的職務，並且選派宦官執行特殊的任務。朱元璋終究還是發現所有的太監都不識字有其不便，於是違背自己定的規矩，讓少數能幹的太監識字，在御用監中掌管奏章。

　　馬和是在青春期之前就被去勢，這種太監被稱做「童凈」，意思是「從孩童以來就純凈無暇」。他們特別受到宮女們的喜愛，而且舉止有些像小女孩子那樣的傾向。據說當他們長大成人之後，會發出尖銳而令人感到不愉快的聲音，個性神經質而多愁善感，易怒易哭。馬和很明顯地跟這些刻板印象完全不同。家譜上記載他「身長九尺，腰大十圍，四岳峻而鼻小。眉目分明，耳白過面，齒如編貝，行如虎步，聲音洪亮。有智略，知兵習戰」。雖然誇張了一些（而且中國的尺比西方的英尺要小），不過仍然給人家一種體形魁梧、威風凜凜的印象。而且據說他還讀過《論語》和《孟子》。另一方面，從雲南之役開始，他一直伴隨著燕王的軍隊東征西討，學慣用兵之術，與主人並肩作戰，最後終於在1390年代對抗北方草原地帶蒙古人的戰役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像他的父親一樣，朱棣是一個能征善戰的軍人，也因為得自父親的遺傳，這個技能是他獲得及保有帝位不可或缺的要素。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冬季，朱棣受命阻擋南犯的蒙古軍隊，當他第一次接受皇命帶領大軍對抗狡猾的蒙古領袖乃兒不花時，就證明了朱棣在各方面的能力。

　　被逐出中土的蒙古殘餘部隊，對中國的城鎮和邊境前哨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發動他們最拿手的游擊戰，隨後又以同樣快的速度撤離，回到安全而無邊無際的蒙古草原，他們的蹤跡到了草原也就隨風而逝。他們可以離開羊群生活數月，時常拔營尋找牧地，從這個綠洲到另一個綠洲，趕著健壯的小馬不斷遷徙。而明朝的部隊，本身就背負著後勤補給品的綿長車隊，移動的速度很慢，時常在見到敵人或者投入戰鬥之前，就已經精疲力竭。冬天的戰鬥更是危險，所以很少嘗試。

　　洪武二十三年三月二日，朱棣由20歲的馬和陪伴，率領部隊由北平出發。朱棣知道乃兒不花一定會以為在這種季節局勢很安穩，因為當時天候異常地冷，蒙古人絕對想不到他們會追來。事實上，當朱棣的部隊經過現在長城上的古北口時，在軍士間散布著一種對於任務的不確定感。當他們來到這片風沙漫天的不毛之地時，眼前只有延綿不斷的地平線，不論是軍官還是士兵都不太願意繼續前進。他們心裡想，在這種天氣中前進，是一種瘋狂的行徑！

　　明朝的騎兵穿著蒙古式樣的服裝：長筒皮靴、寬鬆的褲子，以及前頭敞開以便於駕馭馬匹的紅色短甲衣。他們頭上戴的是緊貼腦袋的鐵盔，後頭連著像馬尾的紅穗子，甲衣外面還披上鐵制或銅製的三角形護胸。他們的皮護肩、護膝和寬大的皮帶上面，皆以巨大野獸的頭像作為造型，使他們看起來好像有猛獸附身一樣。

　　朱棣勒馬停下，召集他的將領們圍過來，宣布他的計劃是先派遣斥候尋找乃兒不花的蹤跡，並搜集蒙古軍營相關的資訊。他們不是漫無目的地大海撈針，而是直搗蒙古人巢穴，這次的攻擊是經過審慎計劃的行動。

　　當斥候迅速地離開之後，部隊繼續前進。不久，斥候在剛剛跨越蒙古邊界附近的迤都，發現了蒙古軍的主要營帳。就在朱棣快馬加鞭朝迤都前進時，下起漫天的大雪，白茫茫的銀絮覆蓋了沙漠。士兵們的情緒再度陷入恐懼。

　　「天氣如此惡劣，敵人必不料我至。」朱棣誡諭將領們，「趁雪速進，正可出奇制勝。」

　　於是部隊又繼續前進，而當他們接近蒙古營地時，朱棣命令所有的人都躲在沙丘後面。朱棣手上有一個秘密武器，也就是蒙古將領觀童，他在數個月之前被明朝軍隊俘獲，是乃兒不花的摯友。朱棣派遣這位蒙古將領去跟蒙古領袖會面。乃兒不花見到老友感到很驚訝，眼淚不禁流下。正當兩人互相擁抱，開始談話之際，朱棣下令士兵逼近，包圍蒙古營帳。

　　當乃兒不花發覺中計，跳上馬背準備逃走時，他被觀童攔住，告知朱棣的計謀。乃兒不花眼見無路可逃，只好投降。燕王以禮對待蒙古領袖，當晚並準備了盛宴款待全軍及其家屬。在盡情吃喝之後，次日許多蒙古軍紛紛決定歸附朱棣的陣營。這場不見血光的勝利，讓燕王贏得南京方面的讚賞，同時也讓某些人憂慮。太祖得意地宣布，他一直擔心的北邊防務安全問題終於獲得解決；但太子的謀臣，卻默默地擔心燕王的軍權逐漸擴張。

7年後，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號「洪武」，揭示著「強大武力」的朱元璋，以71歲高齡去世。由於害怕諸皇子借喪禮的機會聚集京師，對皇太孫不利，互執干戈，他在死前下令，所有人留在各自的封地，無論任何情況，都不準奔喪。朱元璋陵寢（譯按：即明孝陵）的位置，在他在位初期就已開始審慎地評估，最後定址於南京正東的紫金山緩坡上（編按：紫金山今改名鐘山，該處緩坡稱獨龍阜玩珠峰），陵寢的前面有一條小溪流過，溪水蜿蜒縈繞全山。從此，太祖的靈魂長埋于山川之間，無法在死後漫遊，給子孫帶來不安與麻煩。

　　兩排野獸、武士及文官造型的巨大石雕像，從山腳下一路安放到陵寢前，成雙成對地夾道而立，永遠都在「守衛」著墓主。人們相信邪魔只走筆直的路，所以這條長度有1英里的迂迴神道，扮演著阻撓邪魔的角色。扶棺者與太祖的42位妃嬪都一起殉葬。殉葬的妃嬪，有的被活埋，有的被刀刃封喉。人們相信靈魂在人死後還是有世俗的需求，所以陵寢中仍埋入經過去皮、烹煮之後的豬肉和羊肉等食物，饗宴著太祖的魂魄。

　　關於燕王朱棣是逼迫對其21歲、雅好儒學的侄子發動內戰，抑或是他本身經由非法擴張其軍權，有意挑起一場叛亂，存在著許多爭議。事實可能就介於這兩種說法之間。官方的歷史資料的確有記載，惠帝朱允在即位之後，採取「削藩」政策，也就是說，意圖削弱諸皇叔的護衛兵力。燕王朱棣的兄弟一個個被軟禁在自己家裡，罷除權力並奪去兵權。湘王朱柏是朱元璋最能幹的兒子之一，他拒絕惠帝的傳召與回復莫須有的指控，並在盛怒之下，放火焚毀了位於荊州的王府，燒死所有的家人，然後騎著馬沖入火海之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建文元年（1399），惠帝朱允即位的次年，五位最有權力的皇叔被削奪了實權，另外有兩位則是自然死亡。剩下的其他親王，除了在北平的燕王之外，都因為年紀太小或者影響力不夠，無法對惠帝產生威脅。朱棣遵從父親的旨意，在喪禮之後就沒有離開封地，於是被孤立在外。為了給自己時間決定日後的做法，他假裝精神錯亂。他在北平的街道上大吼大叫，偷取食物和酒，睡在陰溝裡面。有一次他連續多日意志消沉，不願見任何人。天氣溫暖的時候，他坐在火爐邊，邊發抖邊抱怨天氣冷。不過這一切都是障眼法，要讓惠帝認為他已經生病而不再具有威脅性。

　　早在那年夏天，朱棣就請求惠帝讓他在南京皇宮中的三個兒子回到他的身邊。為了不讓朱棣偏執狂的毛病再發，惠帝允准他的三個兒子回家。這是朱允最大的錯誤。既然兒子已經回到身邊，假如受到惠帝的挑釁，朱棣就可以毫無顧忌地採取行動。不久之後，他果然受到挑釁。

　　七月間，惠帝派了一小隊兵力到北平，來拘捕兩名涉及可疑活動的朱棣將領。起初，朱棣同意把這兩名將領交給朱允的特使，不過後來，他策劃一個大膽的行動，誘拐特使單獨進入王府內，將他們拿下，就地處死。在朝廷正式追究這件事之前，燕王朱棣率先宣布了「奉天靖難」的意圖。「奉天靖難」意思就是「順應天意消除朝廷的障礙」。他不提叛亂，而以剷除圍繞在侄子身邊的「奸」臣自居。他特別留意兩個儒臣，譴責他們改變開國者朱元璋的政策，並導引惠帝攻擊諸王。

　　在對北平軍民演說時，他呼籲惠帝：

　　奸臣齊泰、黃子澄包藏禍心，黙、黚、柏、桂、NCF46五弟，不數年間，並見削奪。柏尤可憐，闔室自焚。聖仁在上，胡寧忍此!……譬伐大樹，先剪附枝。親藩既滅，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矣。……臣伏睹《祖訓》有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

　　在這段話當中，高尚的動機掩飾了燕王的真正野心。跟朱允相比，他自認是繼承父親皇位的最佳人選。事實上，他也真的是英明強幹。看相的不是說他走路的樣子就像「龍行虎步」嗎？而且，反叛的想法不只在他的心中已經縈迴許久，他身邊的人也有這種想法，特別是他的謀士，擅長兵法的僧人道衍，就曾經譏諷惠帝，說他「生性仁柔」。道衍早就開始在宮苑之中，秘密訓練了八百名特別的攻堅部隊。他很聰明，在宮苑裡養了一群叫聲很大的鵝跟鴨，以掩蓋部隊操演的聲音。然而，燕王感到納悶，這是攻擊的好時機嗎？還是他操之過急了呢？

　　在朱棣拿下惠帝派來的使者的當晚，一陣狂風暴雨襲擊了北平。燕王王府的屋瓦因此被掃落，朱棣以為這是上天要他覆亡的徵兆。不過道衍向朱棣再三保證，告訴他這反而是惠帝滅亡的預兆。

　　「殿下沒聽說過嗎？」他說，「『飛龍在天，從以風雨』，屋瓦墜地，這是上天示意，要殿下移居黃瓦屋（皇宮）了。」

　　起初，惠帝對燕王的叛亂並不很在意，照常處理例行事務。他決定給予地方較大的許可權，並且不像他的祖父一樣施行恐怖統治。他釋放了開國之初就入獄的一些政治犯，撤銷一些懲罰性的稅賦。然而，由於可能幫助朱允的良將，大部分在朱元璋最後一次瘋狂整肅中被殺，因此朝中已無良將有能力平定這場叛亂。第一支受命攻擊朱棣的朝廷軍隊儘管數量龐大，但在北方的戰場處處失利。惠帝不知是出自於心地仁慈或者個性天真，竟然下令部隊不準殺害燕王。朱棣知悉此事，便利用這個弱點。

朱棣又再一次以突襲的戰略讓敵人大吃一驚。當惠帝的部隊正在河北飲酒慶祝中秋節時，幾千名朱棣的部隊在午夜展開攻擊，消滅了8000名朝廷的士兵。由於朱棣的部隊以一種奇特的潛水戰略發動攻擊，剩下的1萬名朝廷的軍隊，不久之後也被俘虜了。朱棣的人在一座橋樑附近躲在水底，以蘆管呼吸，對頭上經過的朝廷的軍隊發動奇襲。這些攻擊行動不但癱瘓了朝廷軍隊的武力，同時也打敗了這支多達13萬的大軍。

　　然而到了晚秋，惠帝派出第二波陣容更為龐大，估計大約有50萬的大軍，前去北方拿下北平。但是這支部隊在南京出發時，穿的是夏季的軍裝，在沒有事先準備之下遭遇北方的冰雪。雖然朝廷軍隊的士兵穿著草鞋感到非常寒冷，但還是發動攻擊，萬箭齊發射向北平城。當時燕王跟他的部隊正在城外操演，北平的婦女登上城牆，勇敢地向來犯者砸鍋碗瓢盆，一直到男人們趕回來幫忙。北平是守住了，而朝廷的軍隊損傷了大約20萬。

　　建文三年（1401）春季，朝廷的軍隊再度集結，他們使用破壞力強大的火銃，發動壓倒性的攻擊。朱棣在這場戰役中損失了好幾名將領，數以千計的部隊，包括燕王本人，也僅能勉強地從攻擊中逃脫。在山東，朱棣發覺他本身被敵人的騎兵團團包圍，馬也受了傷，僅能靠歸附的蒙古軍大膽衝鋒，才得以脫困。經由道衍勸告，燕王撤回北平讓部隊休養生息。這是他反叛以來的低潮。到了這個時候，兩方都不再低估對方。戰況陷入了僵局。

　　朱棣出乎意料地得到宮中太監的奧援。惠帝為了防止宦官濫用職權，禁止宦官在宮城之外辦理公務。感到不滿的宦官們，從南京逃往北平燕王的王府。他們跟燕王泄露了有關京師防務方面的秘密，指出京師的防衛兵力其實相當薄弱。他們還建議燕王：安徽的鳳陽與江蘇的淮安駐有重兵，最好避開。燕王高興極了。這給了他所需要的鼓勵，讓他可以揮兵南下，攻克南京。

　　這場大膽的戰役在建文四年（1402）元月展開。朱棣帶著將領之一馬和，沿著大運河向南，奪取糧船，切斷重要城市的運輸線。他避過重兵駐守的防禦據點，僅攻佔兵力薄弱的城鎮，有時甚至不費一兵一卒。在安徽靈璧跟朝廷的軍隊遭遇時，朝廷的兵馬因為大炮放出的信號搞錯，提早衝出防護的戰壕，暴露在敵人的炮火下，使朱棣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從此清除了穿越長江的障礙，包圍首都南京。

　　環繞南京的巨大城牆，周長15英里、高36英尺，城頂寬21英尺。整座城有四道城門（譯按：這裡指的是聚寶門有四道NCECD門），由禁軍防守。這些士兵就住在城牆裡的狹長營房（譯按：即藏兵洞）里。明朝城牆守軍的紀律，十分嚴格。當哨的衛兵，不得擅離崗哨五步之外；擅離崗位者，就地正法。若逃亡的話，除逃亡者處死之外，其他同伍的四人，亦因未盡勸阻之責，陪同逃亡者連坐，一起處決。另外，衛兵若敢閑聊者，割耳處分。

　　儘管朱棣已經做好萬全的準備，要打下南京城，但還是需要花上幾個月的時間。然而惠帝身邊的官員對皇帝的忠誠，已經開始瓦解。在朱棣抵達南京城郊後不久，兩位朝廷的將領到燕王的營帳，討論和平解決的方式，並商談棄城投降的秘密協定。建文四年七月十三日，獲得勝利的朱棣和他的軍隊大步邁入了金川門。

　　燕王發現宮殿陷入一片火海，於是命令一名太監前去調查。太監發現了皇后與太子燒焦的屍體。另外一具燒得難以辨認的屍體，一般相信就是惠帝。然而，即使在七月十八日這3具屍體埋葬的前夕，朱允還在人間的謠言還是四處瀰漫。

　　當燕王逼近南京時，有一種傳言說：某個朝臣催促朱允打開祖父留給他的朱紅錦盒。太祖在駕崩之前規定，惟有在緊急的時刻才能打開錦盒。錦盒裡放著3名和尚出家入佛門的證明度牒，度牒上有「應文」、「應武」和「應賢」3個名字。上面指示：「應文從鬼門出，余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方。」錦盒裡也放著和尚使用的袈裟、僧帽、僧鞋，以及落髮用的剃刀。

　　根據這則故事，惠帝打扮成和尚，帶著幾個忠心的跟隨者，來到鬼門，見一艘小船系在水邊，神樂觀的道士王升在那裡等候，他說太祖託夢要他來幫助他們。於是，惠帝就這樣逃出去了。據說這3個和尚從來沒有離開惠帝身邊，其他還有20個人假扮成各式各樣的人在路途之中來回奔走，幫惠帝準備衣食等各項事宜。

　　▲朱棣選擇「永樂」——意指「永遠歡樂」——這個稱號，做為其在位時期的年號

　　在南京城淪陷之前，極力主張削弱燕王勢力的兩名顧命大臣——齊泰及黃子澄，曾經設法秘密逃出南京城。齊泰用墨水將他的白馬塗黑，由於墨汁隨著馬匹身上的汗水脫落，他還是被認了出來，遭到逮捕的命運。黃子澄在蘇州籌組勤王的義軍，但是很快就被燕王的部隊消滅。在當面指責燕王之後，黃子澄被處以叛國罪，施行殘酷的凌遲（即千刀萬剮）之刑。這種凌遲的剮刑，以刀在胸部、腹部、手臂、大腿及背部上一片一片地剮，讓犯人慢慢地流血至死，這段時間大約長達3天之久。

　　朱棣在七月十六日登上皇位後，第一個動作就是處死拒絕承認他的文武官員，還有跟這些人相關的九族、甚至十族，以及他們的鄰居、老師、僕人和朋友。許多服侍過朱允的儒臣也包含其中。這種恐怖的整肅行動令人回想起他父親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大屠殺。緊接著大屠殺之後，朱棣選擇了「永樂」（意為「永遠歡樂」）作為他的年號。他公開宣布，他侄子在位的建文時期根本就不存在，同時也修改歷史，正式將他父親的年號一直延長到建文四年（譯按：即洪武三十五年）。

從即位開始，朱棣就不信任士大夫，而幫助過他奪取皇位的宦官，則獲得前所未有的權力。朱棣為了報答忠心耿耿的追隨者——宦官將領馬和，賜他姓鄭。一般相信，朱棣之所以選擇鄭這個姓，是因為在叛亂初期，他的愛馬曾在北平城外一個叫鄭村壩的地方被殺死。事實上，鄭和在建文元年的北平保衛戰，以及建文四年南下奪取南京的決定性戰役中，都表現得極為突出。

　　正當朱棣試圖合法化他叛亂的行動，並抹煞朱允在位的事實時，到處仍然傳說著有一位僧侶皇帝不知道躲在什麼地方。有記載說惠帝在雲南一個叫白龍山的地方度過餘生。也有記載說他去了廣西，據說他曾在那裡賣玉帶換飯吃。不過還有另外一種說法，描述他如何逃到福建，在那裡討了一個老婆，生了四個小孩。

　　據說，一個叫嚴震的朝廷官員，在往雲南的路上，無意間遇見了惠帝，兩人相認對泣。

　　朱允問：「何以處我？」

　　嚴震對曰：「陛下自便，臣自有處。」

　　據說當天夜裡，嚴震在驛站的亭中自縊。

　　另一種說法則堅稱，雖然最初他在國內四處遊走，但最後落腳在蘇州城外穹窿山的一座叫普濟寺的大寺院里，一直住到永樂二十一年（1423）他45歲去世為止。道衍在燕王奪取帝位之後就不再對燕王抱任何希望，所以惠帝應該就是得到了道衍的幫助。據當地老百姓說，即使在嚴重乾旱的時期，寺院中埋葬惠帝的地點，也總是一片青綠。

　　此外，也有人說惠帝實際上是逃到了海外。

　　永樂元年（1403），朱棣下令開始建造帝國的龐大船隊，這支船隊包含了商船、戰船及糧船，預定前往中國海及印度洋上的港口。這樣一支前所未有的龐大船隊，將載著帝國所擁有的各式寶物，因此境內各省立即全力以赴投入這個龐大的計劃。這個計劃的目的各家說法不一，至少根據《明通鑒》（一本記載明代的非官方史書），部分的自的可能在於徹底搜查海域，以便尋覓惠帝，或藉此行動，消弭惠帝流亡海外這個造成不安的謠言。

　　建文帝之出亡也，有言其在海外考，上命〔鄭〕和蹤跡之。

　　當然這支壯觀的寶船船隊的實質意義，好像是要跟那些可能藏匿廢帝的番邦君主宣布：我朱棣才是合法的天朝皇位擁有者。同時成祖的心裡可能也有另外一種想法：帝國的財政已經在長期的內戰中消耗殆盡，需要對外貿易來補充。

第四章 寶船

在南京城的南部，秦淮河的一條支流蜿蜒地流過。這條秦淮河的河水緩緩地淌著，在它的許多平緩河灣上，停泊著艙房如小宮殿般華麗的畫舫。從早到晚，在這些游舫上，人群來往絡繹不絕，享受著紅頰似桃的年輕姑娘的感官歡娛。偶爾，畫舫會應客人的要求駛離河岸，悠悠蕩蕩地滑行，伴隨著軟樂高歌，漂流在似晨霧的氤氳水波上。

　　然而，順流而下至南京城的西面的秦淮河的主流在此注入了浩瀚的長江。一長串的駁船，在內陸的河港忙碌地來回穿梭，將木材及各式建材載運到龍江船廠。人跟馬將貨物搬上泥濘的岸邊，送進大型的貨棧里。報時的更鼓聲，提升了工頭的焦慮，因為進度總是落後。船還沒造好，朝廷又頒下一道新的命令，要求建造另一批船隻。

　　永樂皇帝在位時，龍江船廠的規模幾乎雙倍於前，從東邊的南京城城門起到西邊的長江，涵蓋數平方英里。它勝過了接近長江口的蘇州船廠，是明帝國最大的造船中心，甚至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造船廠。直到弘治四年（1491），龍江船廠實際上是可以一分為二卻又相鄰的兩家船廠，而其中之一，建造了大部分的寶船。

　　成祖在永樂元年（1403）五月，下令福建造137艘遠洋航行的帆船。3個月之後，又下令蘇州與江蘇、江西、浙江、湖南、廣東諸省，建造另外200艘船舶。而在永樂元年十月，朝廷又命令沿海各省迅速將188艘平底運糧船予以改造，以因應外海航行所需。造船的狂潮，從永樂二年（1404）一直持續到永樂五年（1407），為應付帝國各式各樣的特殊任務，建造或修復了1681艘以上的船隻。由於沿海各省無法獨力供應所需木材，因此廣大內地的伐木行動匆促地動員了起來，在長江和岷江流域四處尋覓大木。大木順流而下，漂至可以順利通向大海的船廠。大半個帝國都捲入了這個浩大的造船工程。

　　在洪武和永樂年間，從江蘇、江西、浙江、湖南、廣東等地大約徵調了400戶以上的木匠、帆工及造船工人到龍江船廠。高峰時期，約有兩三萬人住在船廠里工作。這些專業的工匠被分為五廂：木作、鐵作、醝作、篷作及索作。每一廂大約百戶。另外，又有更夫、搭罩篷作、橋木作，以及照料用來搬運船廠之內建材的許多馬匹的御馬監匠役。這些造船的工人通常不識字，因此船匠用他們的技術，將木料一塊一塊小心翼翼地仔細拼接在一起，完全不用釘子拼造出實際船隻的縮小模型來指點他們。

　　有一句中國老話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龍江船廠熟練的造船工人建造船隻，就像從事著另一種重要的冒險行動，十分重視做任何事的正確的方法與恰當的步驟。

　　在船廠的中央，是7座1500英尺長的干船塢。每一座都靠近陡峻的長江岸，而且以高閘隔開江水。當船隻完成，閘門一打開，江水灌入矩形的船塢時，船就可以順利地移動，駛入長江的主河道。為了避免未完成的船隻受到任何破壞，船塢的閘門派有軍士巡邏。

　　▲南京城外龍江船廠的木刻圖，顯示了木作坊、帆作坊、鐵工作坊(在圖的左半部)以及進入長江的乾船塢(在圖的中央)

　　歐洲的造船術首次使用干船塢，是在15世紀末的英國朴次茅斯港。而在中國，其確切的時間，最晚在10世紀。當時，有關兩條大「龍舟」或遊船的整修計劃中，已經展現出干船塢的概念：

　　熙寧（1068—1077）中，宦官黃懷信獻計（修治游幸的龍船船腹），於金明池北鑿大澳，可容龍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樑其上，乃決水入澳，引船當樑上，即車出澳中水，船乃點於空中；完補訖，復以水浮船，撤去樑柱；以大屋蒙之，遂為藏船之室，永無暴露之患。

　　龍江船廠建造的木造船隻，先從船身造起，並按一定的間距配置防水隔艙。船身再以側身板一層一層縱向加厚堆疊覆蓋起來。桅杆則豎在防水隔艙前面一個叫做「錨壇」的桅位上，然後以黃麻捻填塞厚板間的縫隙，並敷以桐油、石灰混合物。用以接合厚板的鐵釘，也敷上桐油、石灰混合物，所以鐵鏽不會損壞到木質纖維。這種桐油混合物，必須先加以烹煮，才能凝固成為優質的防水材料。自7世紀起，中國的船隻就已經使用這種桐油混合物作為防水材料。當時印度洋上航行的船隻，通常是使用爛泥和豬油來黏合，爛泥和豬油常在大海上分解，導致船身出現嚴重的滲漏。

　　中國大帆船的桅杆，通常是用堅硬的杉木做材料，而船身的木材和防水隔板則以榆木、樟木以及來自四川的楠木製造。舵桿通常用榆木，關門棒（譯按：即舵柄）則用橡木。櫓則常用杉木、檜木或樟木製作。龍江船廠有10排房舍，每排60間，專門用以儲存建造寶船所需的材料，包括從其他船隻上拆下來的舊厚木板。

　　太祖在位時，龍江船廠曾用以建造「沙船」，這種船主要往來於中國與高麗之間，航行於相形之下較淺而且存有多處險灘的黃海上。早在7世紀起，中國人就在長江入海口的崇明島，建造了此種形式的船，當時叫「防沙平底船」。它底部平坦，船頭小而方，船尾很高，吃水不深。由於這種帆船長而平的船身和低的吃水性，所以即使不小心遇到淺水，它也不會無助地在那裡進退不得。然而，沙船在外海，就顯得顛簸搖晃，不適合在驚險的南中國海與印度洋上航行。因此，交由寶船來承擔這趟任務。

▲遠洋船行的「福船」，以其本身所具有的高船首及龍骨延伸出的船身長度，為寶船提供了模型

　　朱棣徵調福建的船工來龍江船廠建造其他的各式大帆船，特別是用以在南方海上航行的大帆船。這些船舶具有形狀尖銳、「尖如刀」的船身，可以在航行時衝破巨浪，以及寬闊的艙面。龍骨安在V字形船身的底部，以增加航行時的穩定性。船頭跟船尾兩邊隆起，每艘船都有四層甲板。最下面一層的甲板，裝滿泥土與石塊作為壓艙底的東西。第二層艙面是人們住宿的地方和倉庫的位置。第三層甲板或頂艙則結合室外的廚房、食堂與艦橋。第四層甲板是一個高度很高的作戰平台，它有時會與大帆的功能產生衝突。這些船舶的船頭極其堅固，是用來撞擊小船的。它甚至也用以抵禦暗礁的撞擊，而暗礁乃是南中國海上的一個威脅。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前476年），吳王夫差曾在靠近福州的閩江岸設立了一個船廠，而且用福建來命名這種由地方建造的優異帆船，即有名的「福船」。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馬可·波羅曾在陪伴闊闊真公主前往波斯的伊兒汗國時，率領一支由14艘「福船」組成的船隊在福建泉州停留，當時，每艘船都有四桅、九帆，為數約250到260名的船員。明代所有的戰船與海岸的巡防船，也都是「福船」。按照一般慣例，福船的船首都繪著「龍睛」，這樣一來，船隻就可以「注視」著他們要去的方向。

　　在龍江船廠的船工，將沙船與福船的設計結合，進而為寶船的船隊建造了一種新式船體。因為要迎合成祖的狂妄心態，向世界展示他的偉大政權與據有皇位的正統性，所以艦隊中最壯麗的寶船，造得是碩大無朋。許多歷史的記錄記載它的尺寸，用繁寫的「肆拾肆」，而非「四十四」，因此這個數字應該是精確的。寶船或龍船「長肆拾肆丈，闊拾捌丈」。然而，官方長度的一華尺，在整個明代就有很大的不同，從一尺等於9.5英寸到13英寸都有。更且，華尺視其用於何種建物或使用於何地而定，也有很大的不同；帝國的建築規格並不一致。

　　早期計算寶船尺寸的大小，以一華尺等於12.129英寸（明工部尺），或13.338英寸（淮尺）作為基準，這些尺寸是江蘇地區為了建造「沙船」所定的標準規格。根據這些標準尺來算，一艘44丈（一丈等於10尺）的船舶，有448.8到493.5英尺長。這麼長的木造大帆船，並不利於作戰，即使它真的禁得起航海，但還是令人難以相信。現在的大部分學者都認為，寶船雖然在南京建造，但它們設計上的雛型應該是福船，因為大多數的龍江船工來自於福建地方，他們也都將工具帶來了。根據在福建考古出土的實際造船尺，長度從10.53到11.037英寸都有，現在大家都相信最大的寶船，長度介於390到408英尺之間，寬度介於160至166英尺之間。這是直至目前為止，世界各地所曾造過的最大的木造帆船。

　　施於帝國最重要船舶上的「四四四」（44丈4尺或444尺）這個數字，並非隨便給的。「四」這個數字代表「地」，因為中國人認為地有「四隅」。中國人也認為「中國」（The

Middle Kingdom）位居四海之中。其他還有四方、四季、四維——即儒家思想中所指的四種維繫天下的德性：禮、義、廉、恥。對寶船來說，所有「四」的數字都是吉兆的聯結。

　　寶船長度雖然比起中國以往所建造過的任何遠洋大帆船為大，但風格與船體卻跟早期船隻的模型沒什麼不同。唐朝的船有20丈長，宋朝的船則接近40丈。宋徽宗的「客舟」長10丈、闊2.5丈；而他作為特使任務之用的「神舟」，據說有3倍大。元世祖忽必烈的船，每一艘超過十帆，據說可搭載1000人。而在杭州西邊的大湖上，則有宋朝人叫「西湖舟船」的巨大遊艇，據推測長50餘丈，「皆奇巧打造，雕欄畫棟，行運平穩，如坐平地」。

　　迄至永樂皇帝時，船隻似乎仍一樣的體勢巍然，而且，在他建造寶船的同時，他曾降旨為其皇考的陵墓打造一塊巨大的石碑。這塊石碑，據猜測高135英尺，寬45英尺，厚12英尺。但在南京以東約八英里的陽山皇家採石廠完成這項工程之前，官員奏報皇帝，說這塊石碑太大、太重了，無法搬運。如果這塊石碑被豎起來的話，那將是全世界最大的石碑。然而，這塊差不多是從整塊巨大的大圓石上切割下來的巨大石碑，今日仍然躺在廢棄的採石廠，成了朱棣雄心壯志的紀念碑。

　　龍江船廠大部分的干船塢，都有90到120英尺寬，而其中兩座干船塢更達210英尺寬，足以容納一艘160到166英尺寬的船。以寶船的長度而言，寬度顯然較大。但就像典型的福船一樣，他們都是「平衡如秤」的，具有高穩定性的設計，如V字形的船身、長長的龍骨和穩重的壓艙底。龍骨是以鐵筋將數根長木料捆束而製成。當船在狂風暴雨的天氣下顛簸前進時，船首的水櫃會注入部分海水，以減緩海浪猛烈的擺盪。這時，船兩側的浮錨也會放下，以增加船在狂暴大海上的穩定。在船尾是一對用以在近海停泊的8英尺鐵錨，每一個重量估計超過千磅。每根鐵錨都有四隻爪，而每隻爪都是從主錨分離出來的尖銳角鐵。這種外形的錨，早在基督紀元一開始就已經在中國開始使用了。

　　寶船在設計上，又應用了另一項中國的發明——防水隔艙，更增加了寶船的強度。這種防水隔艙，是仿自竹子多節的結構。另外，寶船也使用可以升降的平衡舵，產生額外的平穩度，就像額外的龍骨一樣。平衡舵就像許多安在船尾樁前面的舵一樣，安在船尾樁後面，以使寶船這樣大的船舶易於駕駛。歐洲的造船技術引用防水隔艙、船尾樁和平衡舵的設計，則已遲至18世紀末或19世紀初。

然而，從寶船的帆具、索具與重要的設施來看，它又相當類似「沙船」。這種船有9枝錯開的桅杆，與12張以紅絲料製成的方形大帆。因此，它們能充分地利用風力，而且比典型的福船航行得更快。雖然寶船戴著24座射程達到800或900英尺的銅炮，但它並非戰船，因為它沒有福船為戰鬥而設計的高台或延伸出去的厚板。事實上，寶船是為了裝載各色寶物而設計的。船上有供朝廷特使使用的豪華艙房，且裝潢有露台和附欄杆的軒堂及前廳。寶船的船艙則滿載了用以跟外國交換的高級絲綢和瓷器。船身雕繪著鮮麗的圖案，船首裝飾著獸頭雕像及目光炯炯的龍睛，在船尾則飾以龍鳳紋和鷹、球圖案，象徵著好彩頭。船的底部塗上白漆，接近紅色水線的地方，則是一個太極圖案。

　　成祖在永樂三年（1405）春天，於南京所聚集的這支擁有317艘船的船隊中，到底有多少大型的寶船，現已無法知曉。據明朝小說家羅懋登在16世紀所寫的一本有關鄭和遠航的小說《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中所述，這種由總兵太監及其他使節所指揮的華麗船舶，僅僅只有4艘。而且，從歷史資料的記載也可以證實，寶船船隊大部分由各種大小的其他形式的船隻組成。在整個船隊中，次大的船是八桅的「馬船」，有些長達339英尺，寬達138英尺。馬船主要載運馬匹，亦即朝貢貿易中的主要部分，當然還載運有其他貢品和船隻航行修繕船舶的各種必要材料。其次，是七桅的「糧船」，大約長257英尺、寬115英尺，負責裝載全體水手——有些次遠航的人數達到2.8萬人——所需的食物。寶船船團中的大部分士卒，則由六桅的「客船」負責載運，該型船隻長220英尺、闊83英尺。寶船船隊擁有兩種戰船，一種是五桅，長165英尺的「福船」，另一種是比較小的八櫓巡遊艇，大約長120英尺或128英尺，用以震懾海盜。

　　特殊的水船是為了伴隨寶船而特別建造的，它可以在海上供應人們乾淨的飲水長達一個月或更久，這是世界各地有史以來首次為大型的艦隊提供這樣的便利。然而，船隊通常還是必須試著每10天就在港口停泊一次，以便注滿水艙，所以一次大型的遠征，大約需要20艘這樣的水船。

　　寶船船隊在海上航行時，可能藉由巧妙的聲號與視訊系統，來達成各式船隻之間的通信傳遞。所有的船隻，都配給大旗一面、信號鍾若干、小旗五面、大鼓一面、銅鑼若干，以及燈籠十盞。人們習於在船上用聲音信號發布命令，響亮的鼓聲足以讓相鄰的船隻彼此聽見，警告它們在暴風雨接近時避往安全的港口。在黑夜或惡劣的天氣下，則通常用燈籠來傳遞信號。寶船船隊並且使用鴿子作為遠距的通信聯絡媒介。每一艘船都可以藉由本身特殊的顏色，與一面上面寫著白色大字的黑旗，來分辨自己屬於哪個支隊。

　　當寶船船隊建造完畢時，全體船員亦召集整齊。航程當中，在居首的總兵太監下面的，是作為朝廷的代表與特使的7名欽差正使太監。在正使太監下面工作的，是10名副使監丞所帶領的52名沒有特殊官階的內監。在太監監管之下的軍事將領，包括負責指揮伴隨船隊前來的所有部隊的兩名省級的都指揮使，負責督飭軍團下屬的93名指揮，104個營級的千戶，以及103個連級的百戶。每一艘船的船長，都經皇帝特別指定，並賦予「生殺」的大權，以維持船上的秩序。另外，船隊上也有準備官方文件的書記官二員，負責管理糧食供需的戶部郎中一員，及負責掌管謁見外交禮儀的禮部官員二員。另外，又有陰陽官一員，輔以陰陽生四員，負責仰觀天象，預測天候，掌管曆日，解釋自然現象。又有官名「通譯番事教諭官」——即「通曉番書之教師」——的教官十員，在船上擔任翻譯官。在這些人之中，當然有通曉阿拉伯語和一些其他中亞語言的人。

　　這支船隊另有180名醫官和葯生，專事收集外國的藥草。整個船隊，大約每150人就可以分配到一名醫生。大多數普通的水手和士兵，都是被處流刑的罪犯。最後，專業的工匠如鐵匠、醝匠與搭罩篷匠，也被包含在這次出使的任務中，以應付在海上航行時所需要的修繕工作。

　　在返航時，全體人員，職務不論高低，朝廷都會賜予幣帛，以酬謝其對皇上所做的奉獻。在航程之中，如果有人受傷或殉職，他們或他們的家人將獲得額外的補償。

　　就如朝廷的聖旨頒行全國各地，要他們提供物資以建造寶船一樣，朝廷也下令各省上貢寶船前往海外貿易所需要的各項物品，其中包括數千匹的絲綢和棉布，以及大量的鐵制用品、食鹽、麻布、茶葉、燒酒、菜油與蠟燭。蘇州與杭州是絲織業的傳統中心。朝廷嚴令村舍製造戶與紡織作坊為寶船生產特殊材質及優質的高級絲綢和錦繡。海外垂涎的是用高級織物「緙絲」或「刻絲」製成的朝廷官服，這種織物的雙面都顯示出象徵皇家的龍鳳紋。緙絲以針為梭，每一厘米作經線24條，相形之下，法國最稱精緻的高布林毛織掛毯（Gobelin

tapestries），僅有經線8至11條。

　　按照命令，如果織匠未按朝廷嚴格的規格織造，將受罰或監禁。

　　明朝官方在江西景德鎮的瓷窯，明初時為20座，但宣德年間（1425—1435）增加到了58窯，主要生產用以出口的白瓷和一種易碎、薄胎的景泰藍瓷。此外，寶船也裝載了在亮釉上附雕繪的北方粗瓷——磁州瓷，與福建所造的釉彩帶黃褐色的德化瓷，以及咸認具有神奇功效的灰綠色青瓷。從菲律賓群島到東非，大量各式各樣的中國精緻瓷器，已陸陸續續地為人發現。廣東南海縣的鐵工業，如鐵釘、針、鍋碗瓢盆和鐵絲等行業，同樣有相當成長，這些東西不但是為了龍江船廠所需而製造，同時也是為了海外貿易。

這支浩大船隊的需求是如此的龐大，而這個需求幾乎是立即湧現，它開始成為天下百姓的一大負擔。為了減輕人民供應造船所需最重要的桐油和麻布的負擔，成祖下令在南京城外開闢了大片的園圃，種植上萬株桐樹，以應付龍江船廠的需求。

　　然而，對外貿易孳生的財富，大部分還是進入了朝廷手中。就如一般的情況一樣，出洋遠航仍然存在著重稅和貪官污吏非分地壓榨地方百姓這些事。

　　從監察御史彭百鍊的故事即可以證實：即使發現有弊端，守正不阿的官員亦無法對其有所奈何。根據歷史的記載，江西窮鄉僻壤的吉安縣的縣令，按照朝廷的命令分派縣裡的3名富人為寶船桅杆採辦大木，如若無法交辦的話，可以用價值相當的銀子來抵免。彭百鍊在偶然間發現縣令為了需要的木材，不只選定3個富戶，而是280戶，並且為自己聚斂了大筆的錢財。彭百鍊將此事向上級報告，未幾，彭本人反因縣官捏造罪嫌而身系囹圄。彭百鍊最後雖然獲釋，但被褫奪了官職，為本身的耿直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太監特別喜愛的一項差事，是奉命到地方上為寶船徵集木材，朝廷曾在一道聖旨中承認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並予以「收回」。這些太監常在事後將木材賣掉，中飽私囊。皇帝發現這樣的一名貪瀆的太監後，立即予以處死，然而這樣的懲治行動，只不過是偶一為之而已。

　　然而，即使在這些震懾人心的船隻的光輝之中，暗藏著不滿的種子，但永樂皇帝並未特別擔心它——如果這些不滿真的曾引起他的注意的話。這些船舶，還是一艘艘地從龍江船廠的船塢下水，進入長江。朱棣注視著這批即將奉旨行事、整帆待發的船隊時，他知道他統治下的光輝已經顯現，而全世界即將目睹他的萬丈光芒。

第五章 目的地：古里

當龍江船廠的船隻建造工作正順利開展之際，成祖卻面臨誰來指揮這支龐大船隊的抉擇。他問自己：是35歲的鄭和嗎？對這趟危險的航程，他會不會太老了呢？

　　「陛下難道忘了『老馬識途』這句諺語嗎？」一個朝廷官員上奏說，「事實上，就像乾薑和棗子，越老越好！」

　　這個官員繼續指出鄭和的優點，他說這些優點可以從鄭和的面相上看得出來。鄭和的臉「粗如橘皮」，表示他生命中歷經滄桑，足以忍受這兩年出使的顛沛之苦。他兩眉之間的印堂（預指著個人行運）「太窄」，顯示他的精力將投注於其職業生涯，服侍皇上。「劍眉虎額」兩者，則顯示出鄭和具有作為軍事將領的能力與特質。其口「如海」，表示口若懸河，辯才無礙；眼光「爍如激流」，顯示其精力與活力，與日俱增。

　　不管成祖對相術的想法如何，他最後任命了鄭和擔任正使與寶船船隊的總指揮。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如此重要的軍事指揮任務賦予一名太監。為了表示對鄭和長期隨侍的信賴，成祖授予一些嵌印上寶璽的空白誥敕，有了它，鄭和就可以在海上代傳聖旨。

　　永樂三年（1405）秋天，這支由317艘彩繪鮮明的大帆船，及2.7萬名以上的乘員所組成的大型船隊，從南京準備出發。船隻在長江江心集結編組，船首上雕飾的「眼睛」，看起來似已迫不及待地想要順流而下沖向廣闊的海洋。

　　寶船船隊的目的地是古里（Calicut），那是位於印度西海岸喀列拉（Kerala）地方的一個城邦，當地有一個香料和木材的市集，吸引整個印度洋的商人前來貿易。在這個位於高特（Ghat）山脈西邊的孤立海岸地帶，栽種著豆蔻、肉桂、生薑、鬱金（譯按：即薑黃）及珍貴的胡椒，價值連城。在古印度的穆吉里斯（Muziris）港被大水淹沒之後，古里成了印度甚或是所有南亞最重要的港口。

　　倘若寶船船隊的出使，是為了調查惠帝出亡海外的傳說的話，古里是開始尋覓的最佳地點？惠帝在祝融吞噬的宮殿大火中，穿著袈裟逃出來，能上船來到這麼遠的港口嗎？這似乎不太可能。然而，這次遠征的主要目的是外交性的？這又令人難以相信，因為在兩年之前，成祖就已經派遣了一波使節團前往日本、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以及印度的國家柯枝（Cochin），宣示他已經取得大明帝國的皇位了。那麼，成祖何以要派遣這支戰艦遠多於西班牙無敵艦隊，而又滿載著中國優質絲綢、高級瓷器、精緻漆器和藝術品的特殊船隊呢？

　　我們或許可以從成祖即位之後，立即推翻他父皇嚴格的朝貢及貿易政策，尋得蛛絲馬跡。他允許私人貿易，並解除胡椒和黃金方面的限制。儒臣們一向認同中國的興盛有賴於農業、而且端賴農業這種觀點，成祖對此說感到厭煩，他打開中國的大門，招徠外國人和外國商賈，並諭命官員說，「今四海一家」，「邊關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

　　明初，外國商品輸入中國僅似涓涓細流。在這種情況持續了三十年之後，鄭和第一次遠航的目的，是要以船上的大量寶貨重新打開印度洋的貿易，恢復以往的商業聯繫，填補失去的往日時光嗎？永樂五年（1407），鄭和方才從古里返回，成祖就馬上下令第二次出使印度，而在這段兩年（1407—1409）的航程之中，明朝曾協助古里新王登基，並在當地立碑以紀念兩國之間的緊密關係。

　　朱元璋在位時期，中國在商業政策上的倒退，導致印度尼西亞與馬來西亞許多小邦的浩劫。他們最重要的財源突然被切斷。而一幫一幫的海盜和私販，卻因香料貿易利潤的吸引，如浪潮般湧入這個區域，填補了空缺。中國沿海，不斷受到日本倭寇的騷擾；越南南部沿海，則為販賣奴隸的盜匪所控制；而蘇門答臘東南部的舊港（Palembang），更成為中國非法貿易的中心，被來自廣州的叛逆之徒統治。滿載著寶物的大帆船，由隊形壯觀的戰艦陪同，當然非僅止於誇耀而已。成祖無疑是要保護船隊上的珍貴寶貨，並為合法的貿易打開海上通路。

　　為了展現皇恩浩蕩與國家的富強康樂，在寶船船隊處女航前夕的傍晚時分，成祖為所有乘員舉辦了一個盛宴，佳肴、美酒任憑享用。不僅官員，即連一般的海員，也都按身份賜以不等的金銀財帛。至於出海前向天妃——航海者的女守護神——敬禱、獻祭的典禮，同樣帶有一項莊嚴目的：祈求航行的安全與遠航的成功。

　　成祖後來在一座可以俯瞰龍江船廠及長江的山上蓋了一座雄偉的新天妃廟，而鄭和為這座天妃廟的園圃帶回了稀有的異國樹木，並為增加神像的光彩帶回了無數的金飾、銀飾品。不論新廟、舊廟，都飾有壁畫，自天妃誕生於福建一位林姓漁夫家中起（北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描繪了她一生的事迹。相傳天妃年僅十五六歲，即於凝視一口水井時得道，此後，她便具有預知未來與醫病的神通。又說，她能傳達警訊給在海上的兄長，使他免於溺死。據說，她在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去世之後，魂魄穿著紅衣，徘徊海上，每於危急之時指引航海人。天妃的崇拜始自福建，隨即順著中國濱海各省沿岸擴張。由於她時常顯靈救難和治癒病犯，因而博得了廣泛的崇信。

　　藉由焚香、祝禱，鄭和與隨行人員祭拜天妃，請求她的引領。煮成半熟，腿被綁成有如跪姿的羊、豬、牛三牲，呈現在天妃神龕面前，人們焚燒金紙以促請「鬼神」善待天妃的魂魄。天妃因有兩位神（一位擁有千隻眼睛，可以看到任何事物；一位擁有靈敏的耳朵，能順風聽到極遠的聲音）的協助，故即使是在遙遠的四海之地，一樣能對困局有所回應。天妃也具有直察人心的神力，唯有祈求者心誠才會顯靈。傳說中認為海底住有巨龍，若無天妃的庇佑，貿然航行於海面上，顯然是難以想像的愚蠢行為。

鄭和後來在一塊碑記上說，「〔吾等〕惟恐弗逮」，「〔然〕人能竭忠以事君，則事無不力；盡誠以事神，則禱無不應」。

　　在登船之後，列位船長又在船的羅盤之前，對過去各朝各代熟習水羅盤的古堪輿師、算士、星占師另行祈禱。這些船長均曾勇於迎向海洋，並且安全地返航，並且具備使用這種具有浮水南針的神奇儀器的智慧。鄭和跟他的隨行人員，在往後無數個月份，扮演著他們的引航者與救助者的羅盤之前一樣膜拜行禮，並且禱告：

　　伏以神煙繚繞，謹啟誠心派請，今年今月今日今時四直功曹使者，有功傳此爐內心香，奉請歷代御制指南祖師，軒轅皇帝，周公聖人，前代神通陰陽仙師，青鴉白鶴先師，楊救貧仙師，王子喬聖仙師，李淳風仙師，陳摶仙師，郭朴仙師，歷代過洋知山知沙知淺知深知嶼知礁精通海道尋山認澳望斗牽星古往今來前傳後教流派祖師，祖本羅經二十四向位尊神大將軍，向子午酉卯寅申巳亥辰戌丑未乾坤艮巽甲庚壬丙乙辛丁癸二十四位尊神大將軍，定針童子，轉針童郎，水盞神者，換水神君，下針力士，走針神兵，羅經坐向守護尊神，建櫓班師父，部下仙師神兵將使，一爐靈神，本船奉七記香火有感明神敕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明著天妃，暨兩位侯王茅竹黶仙師，五位尊王楊奮將軍，最舊舍人，白水都公，林使總管，千里眼順風耳部下神兵，擎波喝浪一爐神兵，海洋嶼澳山神土地里社正神，今日下降天神糾察使者，虛空過往神仙，當年太歲尊神，地方守土之神，普降香筵，祈求聖杯。或游天邊戲駕祥雲，降臨香座以蒙列坐，謹具清樽。伏以奉獻仙師酒一樽，乞求保護船隻財物。

　　當香的熏煙冉冉上升時，道士獻上數杯酒給諸神。香煙會帶著祈願上報天廷嗎？他們會順利到達嗎？禱辭繼續吟誦著。禱辭述說著巨龍住在海上，當它餓了的時候就掀起狂風暴雨，激起滔天巨浪，翻舞著狂怒的浪花。道士請求巨龍安靜，讓船隻在航程中順利無礙，此外，他們並祈求風向平順：

　　今日良辰下針，青龍下海永無災，謙恭虔奉酒味初伏獻再獻酌香醪。第二處下針酒禮奉先真，伏望聖恩常擁護，東西南北自然通。弟子誠心虔奉酒陳亞獻，伏以三杯美酒滿金鐘，扯起風帆遇順風。海道平安往回大吉，金珠財寶滿船盈榮，虔心美酒陳獻。獻酒禮畢，敬奉聖恩，恭奉洪慈，俯垂同鑒納伏望願指南下盞，指東西南北永無差，朝暮使船長應護往複過洋行正路，人船安樂，過洋平善，暗礁而不遇，雙篷高掛永無憂。火化錢財以退殘筵。奉請來則奉香供請，去則辭神拜送。稽首皈依，伏惟珍重！

　　由這些海員的禱辭，不免令人追憶起漢代偉大的諸位堪輿大師，自1世紀以來，他們為建築物擇定風水位址時，即曾使用有一種銅占盤。堪輿師為皇陵一類重要建築選址時，通常要研究地相及水向，俾使擇定的地點不致與地氣、水氣相衝。他們那個神奇的羅盤上，附有一根磁杓或磁針，在光滑的盤面上能自行調整南北方向。千年之後，舟師將磁針帶上了他們的船隻，作為天候不佳、妨礙他們觀看天相時的指引。由於搖晃的船上無法獲得水平，因此舟師將磁針放在盛水的小石盆里。有了浮水羅盤，舵師就可以在遠程航行中維持方向，「指南針」去除了星夜無光的黑夜所帶來的恐懼。

　　堅信神明的法力與派遣他們出使這次任務的天子的神力，舟師們將自己的生命託庇於神明之手。從南京駛向靠近長江口的劉家港，船隊沿著長江緩緩地順流而下。在元代，劉家港本是一個貧窮的產稻村落，如今則已經是一個「高檣大桅，集如林木」的港口了。在這裡，鄭和另行祭拜了天妃，同時為此次海上遠航的艦隻進行編組。

　　雖然寶船的船隊可以輕易地從劉家港駛入東海，然而由於地形上缺乏明顯的地標，在返航時，舵師總是很難確定劉家港的入口。永樂十年（1412），在第四次遠航之前，鄭和在劉家港監造了一座假山，高33英尺，周圍1平方英里，命名「寶山」，做為寶船進入長江的輔弼指標。在寶山山腳下，成祖豎立了一塊碑，碑文說「晝則舉煙，夜則明火」，正表明了這座假山有助於海上的船隻。然而，18世紀中葉時，由於長江江口的伸展，劉家港的重要性便為東邊更遠的上海所取代了。

　　從劉家港，船隊沿著中國的沿海南下，航行了400英里，即抵達福建沿海閩江口南岸的福州。在3世紀時，福州這個港口曾是吳國主要的造船地點，因此地名以帶「吳」字的字首而為人所熟悉（譯按：福州附近有吳航鎮）。鄭和將其易名為「太平港」，在此停留了數個月，等待12月底或1月初的東北季風順帆帶著船隊穿越南中國海。船隻也在當地優異的船工協助下做最後的整補，並將預備的糧食運上船。在這港口南方的一座山上，三座塔連成一線，在那裡，鄭和與其隨行人員在此祭拜了釋迦牟尼與天妃；而其中的一座叫三峰塔的塔，被鄭和作為船隊的信號塔。從塔頂，可以鳥瞰整個港口，直抵發奮山，以及閩江中的小島。當船隊出現在海上時，他們就會以火把或有顏色的旗幟打出信號。

　　當從東北方向來的風開始吹起並逐漸增強時，寶船的船隊離開了安全的閩江，並航過露出海上的礁岩、有名的五虎山。接著，船隊以南南西的方向駛過台灣海峽，穿越南中國海，小心地避開了南中國海上的暗礁與島嶼，到達了現在越南南部的占城。日後數次遠航的航程中，就有一些寶船在暴風雨中消失於南中國海。

海上航行，舵手多依浮水南針（譯按：即水羅盤）導航，至於度量時間，則靠燃香漸次焚化為據。所謂的水羅盤，中央有凹槽，注以「陽水」——船隻迎風一側取來的水。狀似魚身的磁針，則輕置於陽水水面，俾能緩緩趨就於南北縱走方位。在船上，一晝夜被區隔為十「更」，每更2小時24分鐘。良好天候條件下，寶船船隊的航行速度，大約一更20英里，約是每小時八節的航速。航速的測量，是以派人在船首丟物體入海而度量人員則與船外的物體同步行至船尾的方法來加以測量，且口中唱數，看船隻通過該物需要多久的時間。

　　舵師用一種叫「牽星板」的簡便占板，測知北極星（Polaris）或南十字星（Southern

Cross）星體距地平線的海拔高度，以確定緯度。這種占星板，在寶船船隊遠航時首次被使用。牽星板由12片方形木片組成；舵師依海平面調整牽星板，再用本身手臂的長度估計星體的位置，這有點像西方航海者所使用的帶有細繩和一塊板子的曲尺。而在寶船遠航之前及之後，中國舵師所使用的是一種垂直的直尺，叫「量天尺」。牽星板模仿阿拉伯的制度，度數亦概略地以「指」來計算。

　　鄭和的舟師也有規律地查閱21英尺長的航海圖，隨著船艦在航程中的前進，地圖被一部分一部分地翻展開來。這幅航海圖是航海指標的概略圖，這些指標是依據羅盤的針位和更的長短，所描繪出的重要地標和地理特徵，如山峰、河口、橋樑、沙灘、濱海陸地、退潮時暴露出的礁石，以及航道的水深。簡單的圖示，也標誌了NB327望台、寺塔、軍營、廠棧、森林，以及船隻可以安穩航行的淺水地帶的位置。

　　為了提供頻繁的長程航線使用之便，所以在航海圖中添加了星象圖，它能顯示處於整個航程間的一連串星座的位置。中國人創造了他們自己本身的天上星宿體系，所以他們航海依賴的不叫南十字架星座、人馬星座、圓規星座或豎琴星座，而是燈籠骨星、南天門雙星，以及在天空東北方升起的織女星。

　　在船隻逐漸接近占城的海岸時，水深探測器綁著鉛條和線索，從海底撈取樣本，以協助舟師依據沉澱物的類型辨識其距離海岸的距離，並且研判如何使自己的船能直直地進入港內。至於鄭和的登陸地點，很可能即是在現今越南的歸仁（Qui

Nhon）附近。占城原是由一些鬆散的社群組合成的鬆散聯盟，緊鄰河谷平原，慣於以武力突擊式的劫掠及出售戰俘為奴的高利為生。故而與坐落在現在越南北部的安南國、左邊的高棉王國，以及暹羅人正在建設中的暹羅王國(泰國的舊稱)等，不時處於交戰狀態之中。明惠帝建文四年（1402），安南入侵佔城，佔領了占城的北部地方。占城國的占城港，實是奴隸貿易的淵藪，也是一個惡名昭彰的危險港口。

　　中國人對占城感興趣的是烏木、降真香木、罕見的觀音竹，以及異常稀有的伽藍木，當地人利用後者製成價格昂貴的伽藍香。鄭和認為伽藍木只產於此地的某座山中，為世間所僅有，他深信需以等量的銀兩始可換得該物。占城人從中國人那裡，獲得了明朝的青花瓷器與絲織品。而讓人垂涎的伽藍香，與犀牛角、象牙和其他物產，則獻給了中國的使臣，作為向皇帝進貢的貢品。

　　▲雖然鄭和的舟師操控航向主要靠羅盤的方位與時辰，但他們仍透過測量星體貼近海平面的角度，來檢測其航行期間的緯度。《武備志》亦復刻了鄭和的星圖，包括上面所顯示——幫助船隊從波斯的忽魯莫斯回航到印度——的這一幅：舟師在揚帆回航時，緊依著「北辰星」(Polaris)海平面十一指(或約十七度)。望東旁的「織女星」(Lyra)，則是海平面七指(或約十一度)；而南邊的「骨星」(Cross)，則是海平面上八指半(或約十三度)。

　　寶船船隊自此繼續航行，向南前往爪哇的滿者伯夷（Majapahit），以及位於蘇門答臘北海岸的三個小邦：蘇門答剌（Semudra）、黎代國（Deli）、啞齊（Atjeh）。有趣的是，鄭和曾經右轉經過了蘇門答臘東北部最重要的城市舊港。這可能是一個計劃性的監視行動。鄭和曾耳聞舊港的動亂：來自廣東的中國海盜陳祖義，佔據了這個城市，而且現在正到處劫掠經過狹窄的馬六甲海峽的船隻。因此，對鄭和而言，此次初訪蘇門答臘，可能帶有一個偵察的任務，也就是要考察這幫海盜的實力。舊港的船家一向有好勇鬥狠、嫻於水戰的名號。儘管中國的水師裝備有海戰中可佔盡優勢的撞桿，而這些馬來人仍然試圖以成群的武裝士兵的力量登上戰船。陳祖義的劫掠集團所吸收的當地武士到底有多少？顯然地，鄭和應該對這些海盜採取一些行動的，但他判定當時並非良機。

　　舊港的不幸，中國必須負部分的責任。早期，在印度尼西亞的貿易量甚大，多集中於香料，而舊港即坐落於馬六甲海峽入口處，乃成為香料貿易的轉運港。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舊港大君在寫給宋真宗的信上，即自稱是「海陸之主」。然而14世紀時，爪哇的影響力不斷增加，暹羅人也將其勢力伸展到馬來半島。朱元璋在位時，中國對於朝貢採取的限制性政策，增加了蘇門答臘與爪哇之間的緊張情勢，也就在這個時候，兩者同時對舊港宣示擁有宗主權。洪武十年（1377），明廷遣使赴蘇門答臘，欲承認舊港為獨立的藩國，而明使航至中途，即遭爪哇王誘殺。

此項野蠻的舉動，對天朝的德意簡直是一大侮辱，因此朱元璋囚禁了爪哇在中國的貢使，同時也拒絕接受來自舊港的任何朝貢使節。以致前述的兩個邦國，都因為跟中國貿易的減少而蒙受極大損失。洪武三十年（1397），爪哇侵入舊港，立了一位爪哇的統治者來管理這個城市。蘇門答臘人立即予以推翻，並自行擇定了領導人。即在鄭和到訪前數年，此一疲弱邦國的首邑，又淪為中國海盜所控制。

　　鄭和到訪爪哇之後，隨即發現若干處由中國富商所建立的規模頗大的殖民地。朱元璋曾下令嚴禁私人貿易與出遊外邦，而前述的這些中國商人無視禁令，早在14世紀末即已抵達此地。在爪哇島西北部沿海的一個叫革兒昔（Gresik）的村落，就由一個來自廣東的人管理，有數千戶的中國人住在那裡；東北沿海的蘇魯馬益（Surabaja），也一樣「多中國人」。由於成祖在位時鼓勵貿易，這些聚落也隨之繁榮。來自中國的移民，似乎與當地其他島民，如回回人、馬來人，以及居于山區的土著等有所隔離。鄭和及隨行人員記載中所描述的一批崇信惡鬼、食「蛇蟻」與「諸蟲蚓之類」者，即是指那批山區的土著。

　　就在爪哇以瓷器和絲織品交換香料和銅幣的當兒，鄭和的隨行人員目擊了畫樣（wayang）表演，一個表演者當眾按著一幅畫，即席述說故事。這些從大明帝國來的人，覺得有點類似他們本身的傳統說書：

　　有一等人，以紙畫人物、鳥獸、鷹蟲之類，如手卷樣。以三尺高二木為畫干，止齊一頭。其人蹯膝坐於地，以圖畫立地，立展出一段，朝眾番語高聲，解說此段來歷，眾人環坐而聽之，或哭或笑，便如平話。

　　這些明朝人也在爪哇東部看到了一場竹槍會，如今這種竹槍會風尚仍在，只是並非以搏命的方式進行。鄭和的時代，這種賽會進行時，兩名爪哇男子隨著鼓聲的脈動，向對方前進、後退，並揮刺著尖竹槍。男子的妻子、女奴，則緊侍在側，並且會在一方或雙方傷重致死之前，叫喊：「那刺（退後）！」以終止對方再刺。若有人被刺死，則勝者的一方會給予死者的家人一枚金幣，然後帶走其孀婦或女奴作為獎品。另外，鄭和的人也在當地看到火葬，以及丈夫死後妻子殉死的印度傳統。「出殯之日，木塔高插，下垛柴堆，縱火焚極，候焰盛之際」，婢妾「滿頭帶草花，身披五色花手巾，登跳號哭，良久，攛下火內，同主屍焚化，此為殯葬之禮」。

　　自爪哇和蘇門答臘，寶船的船隊繼續前進，航向錫蘭王國，於該地，鄭和受到了統治者冷淡的對待，並未多做停留。其王「侮慢不敬，欲害和，和覺而去。」

　　雖然寶船匆促地離開，但鄭和似乎已經仔細地注意到這個國家的兩件事：強烈的宗教情緒與數不盡的寶石和珍珠。錫蘭島的中央有座高山，山頂的岩石上有一個奇怪的印跡，傳聞是釋迦牟尼——佛教徒以釋迦牟尼佛來辨識信徒，就如伊斯蘭教徒以亞當來辨識，錫蘭的印度教徒以濕婆神來辨識一般——的大「腳印」。據當地的佛教徒說，腳印「中有淺水，不幹。人皆手蘸其水，洗面拭目，曰『佛水清凈』」。當聖山上下雨時，雨水奔流而下，進入溪谷，常挾帶有大量的珍貴寶石，如紅雅姑、青雅姑、黃雅姑，據說這些寶石是釋迦牟尼佛眼淚的結晶。鄭和在此地，既未禮拜釋迦牟尼佛，亦未向阿拉朝聖。是不是因為這個無意的過失，得罪了國王呢？當寶船再度起錨，航過印度的最南端，前往西海岸的古里時，船上的道士正仔細地思考著這個問題。

　　中國人稱「古里」為「西洋大國」。其國靠海，位在競爭對手柯枝（Cochin）與小葛蘭（Quilon）之北，天朝的使臣就在這裡貿易。古里的國王曾宣布古里是一個自由港，任何船隻在駛往他國途中，都可以在此停泊，補充淡水和食物。雖然中國認為印度洋上的其他民族是「番」，但卻以平等地位對待古里王國，視該國為一具有高度組織的社會，以其文官體系運作成效顯著，軍隊與水師訓練精良，更有完善司法制度，因而給予極高的評價。就像中國的皇帝一樣，古里國王也時常贊助、鼓勵文學和藝術活動。

　　於日後遠航，曾伴隨鄭和前來的馬歡（一位信仰伊斯蘭教的翻譯）記述道：當地之人「人甚誠信，濟楚標緻」。

　　自永樂四年（1406）十二月起，至翌年四月止，鄭和可能一直停留在古里貿易、買賣。按照當地的風俗，他們做買賣有一個本身的慣例。一開始，鄭和這邊的一名宦官和印度那邊的牙人（經紀人），會先為寶船船上的貨物擇定議價的日子。到了那天，古里國中主管寶船貿易的大頭目及其他人，「先將帶去錦綺等物，逐一議價」，議價完畢，「即與內官大人眾手相NBB48。」牙人當眾說：「某月某日，於眾手中拍一掌已定，或貴或賤，再不悔改！」

　　接著，印度人那邊貿易的商品，如寶石、珍珠、珊瑚及胡椒等，也循前述的方式進行議價。當中國人用算盤開始估價時，印度人則以兩手、兩腳並20指計算。然而，據馬歡的敘述，他們計算的結果「毫釐無差，甚異於常」！買賣手續所需時間，快則一個月，慢則兩三個月。事後即照原定的價格交貨，「毫釐無改」，而國王則對所有貿易的商品進行課稅。

　　當貿易正在進行時，中國人首次耳聞了一則稀奇的故事，這則故事涉及一個叫某些（Moses）的聖人和他的弟弟亞倫（Aaron）以及金牛，他們誤以為此事發生在古里，而且將其與印度人尊敬聖牛聯繫在一起。這則鄭和還有他的水手聽到的故事，雖經改寫，卻仍然存有《舊約》的痕迹：

傳云：昔有一聖人名某些，立教化，人人知其為真天，人皆欽從。以後聖人同往他所，令其弟名撒沒黎掌管教人。其弟心起矯妄，鑄一金犢，曰：「此是聖主，凡叩之則有靈驗。」教人聽命，崇敬其金牛。曰：「常糞金」，人得金，心愛而忘天道，皆以牛為真主。後某些聖人回還，見眾人被弟撒沒黎惑壞聖道，遂廢其牛，而欲罪其弟。其弟騎一大象遁去。

　　春天，季風風向轉成了西南風。中國人的貿易結束，船隊帶著使節自古里、小葛蘭回航，穿過印度洋、蘇門答臘的蘇門答剌和黎代，以及在馬來半島上的滿剌加P（Malacca，譯按：今名馬六甲）。中國的使臣從滿剌加國王那裡帶了口信，並帶著該國向成祖朝貢的貢使一同返國。然而，寶船船隊在返航回家的路上，並不平靜。

　　就在馬六甲海峽，鄭和終於跟陳祖義的海盜主力打了起來。明朝官方的歷史記載說，最初陳祖義在面對寶船的優勢武力時，聲稱願意投降，然而鄭和得到線報說那是一個圈套。當雙方的船隻彼此接近時，鄭和引誘對方進入埋伏之內，將船一艘艘地予以燒毀，連續燒了10艘海盜的戰船，並且俘獲了其他7艘。此一戰役的細節並沒有記錄下來，但明朝水師的戰術，著重於取得上風的位置，以便在戰事中好對敵人施放火藥與火器。這群烏合之眾（譯按：指海盜）的巢穴，不舍晝夜，警哨都隨時有人駐守，偵伺人員若能及早發現敵蹤，每每獲頒優渥賞銀；惟有及早發現敵蹤，艦隊始能搶得有利的戰鬥位置。

　　鄭和的戰船配備了許多所謂的火器。在16世紀中葉，中國的兵書記述了兩三百種的火器。「飛天噴筒」可噴出燃燒的火藥和紙片至敵船上，引燃敵船的船帆，而「火藥筒」與「火磚」，則是火藥與紙筒壓實、浸過毒藥而製成的拋射火球。明代後期戰船上的大半士兵，都是部署這種火藥的專家。許多的火球，其配方是混合毒煙、人糞與生煙的化學物質而成，僅是打算用以震嚇及弄瞎敵人的眼睛而已。另外一種致命的火球，則裝填入金屬彈丸、粉狀火藥，足以殺死士兵及造成船隻嚴重受損。鄭和可能招集了不少射藝精湛的弓箭手，讓火箭如驟雨般地落在敵船上，造成船隻陷入火海，癱瘓在那裡。或許因為陳祖義船上也有這些武器，所以鄭和等了數個月才抓這群海盜的主從。後來，鄭和將陳祖義等首犯3人帶回南京，就地正法。

　　在一望無際的汪洋大海，寶船船隊航海的舟師，儘可能地避開惡劣的天氣。卦占家和星占家所累積的智慧，都收集在預測天氣的諺語里，這些諺語，船上負責觀察天氣的人員通常會謹記在心。他們觀察著天空、海上與氣流中最細微的變化：

　　朝看東南黑，

　　勢急午前雨。

　　暮看西北黑，

　　半夜看風雨。

　　天外飛遊絲，

　　久晴便可期。

　　清朝起海雲，

　　風雨霎時辰。

　　雖然在長期的返航路途上，有許多時刻，天空都會顯示出氣候跡象，但鄭和的船隊還是逃脫不了本身的厄運——船隊遇上了一個大颱風。可能就在船隻開始向北方航行，要穿越危險的南中國海時，颱風毫無徵兆地形成。然而，他們正巧在那裡，驚駭的水手認為海底的大蛟龍就要出現，這種狂暴的怪獸會以強而有力的巨爪掀起滔天巨浪，口射浪花有如驟雨，四處飛濺。撼動不已的船隻將致翻覆，他們也將葬身海底。船員們不斷念著天妃的名字，而且「感應如響」，他們的禱告獲得了回應。「即有神燈燭於帆檣，靈光一臨，則燮險為夷，舟師恬然，咸保無虞。」

　　當時，船上的人看到的實為西方船員所熟悉的電光現象——聖愛爾摩火（Saint

Elmo』s fire，編按：系一種青色閃光，常見於暴風雨中的樹梢、尖塔、桅杆）。但對鄭和而言，卻是一個奇蹟。寶船的船隊回到南京之後，基於感激，他乞求成祖賜予天妃徽號。成祖允准其請，封天妃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天妃」。但這對鄭和而言，還不是足夠的奉獻。雖然成祖馬上又下令要第二次遠航，以護送貢使返國，並協助古里國王登基，船隊也於永樂五年（1407）年底或永樂六年年初出發。但此次出航，鄭和並未隨行，他留在國內的福建莆田湄州——天妃的出生地——整修天妃宮。當時在南京曾設了一個培養翻譯人才的官方學校，這一動作恰是未來的遠航將及于波斯灣以及更遠之地的徵兆，鄭和或許與此事有關。當然，鄭和必定曾向成祖奏報與朱允相關的事務。

　　不論鄭和所說為何，成祖還是擔心惠帝還活著，然而他卻未下令寶船做任何更進一步的搜尋。此際他的關心焦點已移向國內本身。永樂五年，成祖派遣一名叫胡的官員到中國全境去尋訪惠帝。爾後20年——幾乎是成祖在位的絕大部分時間——的生涯，胡都花在這件事上面，甚至連母親死了也不準奔喪。成祖要求鬍鬚定時彙報有關這位短視的皇帝（譯按：指惠帝）的情況，而這份奏章只有成祖本人才可以拆閱。

　　寶船二度遠航期間，位於婆羅洲西岸的印尼國（Borneo）國王造訪中國。他是第一個親自到中國對皇帝致敬，以及承認天朝的宗主權的國王。三年之前，成祖即已承認印尼是一個獨立的邦國，而不再受爪哇的統治，並且經由中國皇帝首肯，可以直接跟中國貿易。印尼的森林富產樟腦、橡木和樹脂，這些都是中國人所急需的藥材。

印尼國國王麻那惹加那乃率其家人與隨員150人，在福建上岸之後，被護送到南京，並於朝堂之上獲得極佳的禮遇。然而，不久之後，他身體不適。在得知這個消息後，成祖極表關切，派遣個人的御醫加以醫治。

　　「我疾貽天子憂念，」國王對他的王后說，「脫有大故，命也！我僻處荒僥，幸入朝睹天子聲光，即死無憾！死又體魄托葬中華，不為夷鬼。所憾者，蒙受天子深恩，生不能報，死誠有負。」

　　此後不久，國王的病情惡化，最後以38歲之年辭世。成祖為了展現他的關懷，罷朝三日，並派遣官員代行參與葬禮。成祖並命官員為墓碑代撰銘文，立於南京郊外印尼國國王墓前。碑銘上寫著：

　　惟西南諸蕃國長，未有如王賢者。王之至誠貫於金石，達於神明，而令名傳於悠久，可謂有光顯矣。

　　成祖還下令打制了與真人一般大小、擐甲持刀的成對武士石雕像，以便守護墳墓。這些雕像另外伴以儀態莊嚴的成對文士石雕像，以及成對的石羊、石虎和馬鞍刻飾著印度尼西亞式圖案的石馬。所有的這些石雕像，都豎立在前往墳墓的神道兩旁。

　　印尼國國王的王后拜泣於成祖的特使面前說：「〔國王〕有遺命以世世毋忘天子恩。」

　　成祖的特使賜予王后寶石、黃金、高級絲織品、衣裙與其他日用之物，作為告別的禮物。國王之子亦獲得一頂冠帶，與適合他品級的玉帶、衣物、鞍韉、馬籠頭。此外，更毫不保留地與印尼鞏固有利的貿易關係。

　　與此同時，即在前往古里的途中，寶船曾在暹羅停留。這是配合成祖「分而治之」的蠻夷政策，尋求與暹羅人的關係，援助其對抗高棉人——高棉國王自1350年以來就不斷侵擾暹羅。而且，明朝在永樂六年（1408）入侵併合併了難以控制的安南，中國不希望在緊靠南部的疆界上，有另一個不和善的鄰居。

　　寶船可能載著暹羅的貢使及其成員返國。永樂五年，暹羅主動提議，派遣使臣至明朝朝貢大象、鸚鵡、孔雀，讓成祖十分歡悅，於是回贈以豐厚的銅錢、官服與質量優異的紙。中國從與暹羅的貿易關係中，獲得了該國富產的硬木、降真香、沉香、象牙、翠羽、錫、豆蔻，和可以用來治麻風的大楓子油。在暹羅，婦人是商人。事實上，根據中國的資料，當地在習慣上，似乎由婦人來決定各種事務，她們擁有極為自由的生活方式。

　　鄭和的通譯馬歡記載道：「凡事皆由婦人主掌。其國王及下民，若有謀議刑罰，輕重買賣，一應巨細之事，皆決於妻。其婦人志量，果勝於男子。」

　　馬歡接著提到暹羅的已婚婦女，與中國使臣過從甚密——「置酒飯，同飲、坐、寢。」其夫恬不為怪，而且說：「我妻美，中國人喜愛！」

　　另外，中國人也驚奇地察覺到暹羅人走動時，會發出一種像小鈴的響聲。原因是：上層階級的男子，到二十幾歲時，即將數顆錫珠或數顆內安沙子的金珠嵌入陰囊。馬歡說：外觀「如葡萄一般」，是「最為可怪之事」，但當地自詡有身份地位的人，卻以此「為美」。

　　寶船第二次遠征的任務，於比里麻（Mana

Vikraman）就任古里的新國王之後結束。承繼鄭和的原職而指揮寶船前來的王景弘與侯顯，曾在這個印度的城市勒石立碑，並建了一座碑亭。碑上寫著：

　　其國去中國10萬餘里，民物咸若，熙同風，刻石於茲，永昭萬世。

　　第二次遠征的寶船船隊，僅有船隻68艘，或許是因為認為不需要如此多的戰船隨行，遂將部分留在國內。由於蘇門答臘的海盜巢穴已被消滅，海上變得更加安全了。這兩次的遠航，恢復了中國與東南亞之間貿易的聯繫。外國的貨物與訊息，重新開始穩定地匯流進入中國，在未來的年代裡，從日本到非洲的東海岸，逐漸感受到了中國令人生畏的氣勢。寶船終於在海上投射出長而遠的身影！

第六章 奇異的國度：滿剌加和錫蘭

永樂七年（1409）秋天，為了執行前往印度洋的第三次遠航，寶船船隊再度集結在長江口的劉家港。這次，鄭和親自統領48艘船和3萬人。太監王景弘、侯顯是他主要的副手。船隊在福建沿海的太平港做了短暫的停留，接著在航行10日之後，到達占城。在順風的情況下，航行8日之後，到了單馬錫（Temasek，後來的新加坡）。再沿著馬來半島上航2日，到達滿剌加。

　　永樂三年（1405），滿剌加的統治者拜里迷蘇剌（Parameswara）曾到訪明朝宮廷，宣誓加入朱棣的聯盟，為此，成祖賜予一枚華文印璽以承認這個剛興起的城邦滿刺加為獨立王國。原來宣示對滿剌加擁有統治權的暹羅人，被這一動作激怒，於拜里迷蘇剌返國途中，搶奪了他的印璽。永樂五年(1407)十月，朱棣獲悉此事。寶船船隊第三次遠航的目的之一，就是帶一枚新的印璽給滿剌加，並扶持滿刺加成為一個介於暹羅人以及南邊強大的爪哇人之間的平等政權。中國人希望能控制住這兩個野心勃勃的貿易夥伴，而拜里迷蘇剌正是一個適合而且心甘情願的利器。

　　拜里迷蘇剌原是一位年輕的三佛齊王子，想設法在最短的時間內擺脫其兩個鄰國的影響，所以他極需要中國人的保護。對其匆促地從蘇門答臘島東海岸的三佛齊離開，然後建立滿剌加的歷史，我們並不清楚，而且纏繞著神話；然而，他是一個「極端好戰之徒」似乎毋庸置疑。在洪武二十四或二十五年(1391或1392年），他曾公開叛亂反抗三佛齊的爪哇領主。拜里迷蘇剌及其追隨者被驅逐出蘇門答臘，逃往單馬錫，他希望將那裡作為馬來人的新首都。然而，當他在那裡時，殺了一名暹羅國的附庸，於是又被驅離這個城市。接著，拜里迷蘇剌跟他的那一伙人流浪在馬來西亞的西海岸一帶，最後大約是1400年左右，定居在一個小漁村裡。這個小漁村有座遠離紅樹林的好港灣，並且有塊易於防守的高地。

　　就如傳說所敘述的，在一次打獵當中，拜里迷蘇剌在靠近村子的一棵樹下休息，這時突然看到一隻膽怯的小鹿，它不到1英尺高，正反抗著他的獵犬中的一隻。這隻小生命的勇敢行為，令他驚愕不已。

　　「這是一個好地方，即使是一隻膽小的小鹿，在這裡都變得充滿戰鬥力。」他說，「我們可以好好地在這地方建一座城！」

　　於是他決定他與他的叛亂跟隨者就待在那裡，而且下令他的部屬開始建造一座城。

　　「我站在它下面的這棵樹，名字叫什麼？」他問那位部屬。

　　「它叫『滿剌加』！」他們回答。

　　「那『滿剌加』就是這個城市的名字。」拜里迷蘇剌說。

　　三年之後，滿剌加的人口增至2000人。王城則建於靠近港灣的一座突顯的山坡上；在這座山的山腳下以及蜿蜒流過城內的馬六甲河（Malacca

River)的對岸，則蓋有成群的草頂高架木屋。橫跨河上的橋樑，連接了兩邊的住宅區，並作為市集，為居民及新興的海外貿易提供所需物品。由於靠天然資源這一途徑難以取得生計，滿剌加的倖存者依靠海外貿易，並仰賴其位於印度尼西亞香料群島與印度馬拉巴爾(Malabar)海岸間的中點位置為生。這個城市的市集，及時成為整個印度洋上知名的交易地點。人們在當地用丁香、肉豆蔻以及其他香料，連同珍珠、鳥羽、蠟，以交換印度的紡織品。滿剌加也以其本身所產的錫，來交換其他東西。拜里迷蘇剌旋即與正隔著一個海峽且相互競爭的蘇門答臘商港發生衝突，而他大膽地派出武裝巡邏船，強制經過的外國船隻到訪滿剌加。

　　當鄭和到達滿剌加時，他大概不知道拜里迷蘇剌這種侵略性的貿易活動，否則絕對不會允許他們這麼做。從中國的觀點來看，承認滿剌加國的主權之用意，是為了提高這個地區的穩定性。鄭和贈予拜里迷蘇剌兩枚銀印，一頂官帽，以及一條皇家的腰帶和官袍，並立了一塊石碑，正式宣布這個城市及其周圍是一個國家。朱棣親自審閱了要給滿剌加國的石碑的碑文。這對一位中國的皇帝來說，實屬罕見的態度。在他在位期間，後來只做過三次，而它分別是為了增進對日本國、NBF6D泥國，及印度南部的柯枝國之間更緊密的邦交。

　　明成祖在滿剌加的碑文上，以致力「有功於天地人之事」來描述「聖德之君」的職責。他已故的父親「太祖聖神」，就是這樣的一位君主。而且，由於這位明朝第一位皇帝的「余恩淑慶」，所以滿剌加現在才能享有太平安康。朱棣認為滿剌加的願望，是「願同中國屬郡，超異要荒，永為甸服」，並且正式地封這個邦國的西山為「鎮國之山」，從而提升滿剌加國為藩國的地位。這一紀念性的銘刻還包含了盛讚滿刺加及其國王的一首詩：

　　王好義善思朝宗，

　　願比內郡伊華風。

　　然而不管「華風」是什麼，拜里迷蘇剌對它似乎不太關心。他最關心的是立刻擺脫暹羅的統治——他拒絕支付暹羅國王每年預期的48盎司黃金的貢品。於是激怒了暹羅人，繼續地騷擾滿剌加，但暹羅也知道大勢已去，無法挽回了。立刻入侵滿剌加是毫無困難的，然而這卻會危及暹羅與中國之間的貿易。

　　鄭和在滿剌加獲得烏木、黃蓮香，以及當地所產的一種叫「打麻兒香」的樹脂，它可以作為防水材料與照明的燈油。在歷史上，馬來半島是古代著名的黃金產地，在基督紀元前的幾個世紀里，曾吸引無數的印度商人，但在明代的記錄里卻並未提及黃金。對中國而言，滿剌加國還算是一個有價值的貿易夥伴，因為它是前往印度洋的必經孔道。在後來的遠征中，鄭和在此設立了倉儲站，在返航的最後一段路程之前，可以將整個來自印度洋及南洋的貨物，聚集、儲藏於此地。鄭和在靠近港口的地方，建立了一座擁有四門及更鼓樓的排柵城垣。在城柵內，是庫藏、倉廠，日夜有人小心看守。

這個設施，到底是一個除了遠航期間之外即完全關閉的廠棧，抑或是作為鄭和往後遠征期間在滿剌加的一個持續運作的永久性殖民地，則是一個謎。日後，費信（在遠航中伴隨鄭和的一名軍官）似曾暗示當屬後者，而且這些遷移來駐守的中國人也可能在滿剌加娶馬來人為妻，建立家庭。

　　正統元年（1436），費信在所寫的《星槎勝覽》一書中，描述馬來人時指出：其「身膚黑漆，間有白者，唐人種也」。

　　就像許多華南的中國人一樣，馬來人是早期夷族的後裔。在往後的許多世紀里，這些夷人與來自印度的皮膚較黑的殖民者混血。早期東南亞銅鼓的風格特質（螺紋、長舟和頭帶羽飾頭巾的人）嘗殘存在馬來人的紡織品、竹雕及傳統房屋裝潢上。雖然佛教與印度教在1世紀已傳到馬來半島，但許多古代的宗教與民俗信仰，依然繼續留存。鄭和與其隨行的人員，就帶著好奇心，記下了這些事情。

　　他們發現馬來人信奉一種叫Semargat的神靈，這種神靈無所不在，存在於人群、牲畜、舟船、屋室、樹木、江河中，處處皆是。(美拉尼西亞人與波利尼西亞人稱之為Mana。)若侵犯錫礦的神靈，錫礦將產不出錫來。猶若穀物種子，若自母體摘下，必不能重新發芽中國人注意到馬來人有關於礦場、莊稼的特殊風俗，也從馬來人那裡知悉所有的神靈，不論是好是壞；其中最可怕的是生前含冤不白的人的鬼魂。

　　鄭和的通譯馬歡，談到一種可怕的「屍頭蠻」，這種鬼魅據說是死於分娩的婦人的遊魂。這種鬼魅出現在夜間，僅有一顆頭顱，下面懸吊著五臟六腑，常攫食無助的新生小兒。

　　馬歡記道：「夜寢則飛頭去，食人家小兒糞，其兒被妖氣侵腹必死。」馬來人通常會在他們屋子下方設置荊棘之類的東西，引誘屍頭蠻的軀體落入陷阱，讓他們免於受害。

　　另外，滿剌加國的人也十分懼怕能將本身變成惡虎、而且偷偷地接近他們的人。在馬來半島內地的高原上，據說在一些村子裡，有虎妖住在用婦女頭髮覆蓋著屋頂的小屋裡。鄭和的隨行官員記錄說，這種會變來變去的「黃虎……有暗花紋」。他們說，老虎在進入村子後，化身為人，混在人群當中。馬歡說：「自有識者，擒而殺之。」當地人認為第一次懷孕的婦女，最容易受到虎妖的攻擊。據說這種虎妖，可以在距離七山、七谷之遙，就聞到首次懷孕的婦人的甜美血氣味。不過，人們可以用特殊的咒語來壓制這種虎妖：

　　嚇！法力無邊的婆羅門（Brahma)，

　　大地之神，

　　攫走這隻貓！

　　不要傷我的身體！

　　願我師尊法力高強解救我。

　　嚇！法力無邊而且高強的阿里(Ali)！

　　屈下身來愛憐我，

　　給我慈愛，賜我福氣!

　　祈求我師尊的庇護。

　　或許是因懼怕虎妖侵害，鄭和手下多半緊靠於滿剌加港口中他們的船隻附近。在這塊異國的土地上，鄭和一行人似乎並未成為愛冒險的探險家。雖然在1511年葡萄牙人佔領滿剌加，同時將天主教傳進滿剌加之後，虎妖常遭驅邪術圍剿，但這種信仰並未消逝，而且在鄉下流傳到現在。

　　當鄭和要起錨離開前，他送了拜里迷蘇剌一隊護衛及一艘船，以載著拜里迷蘇剌和他的整個家庭去中國。這位新的藩臣，帶著貢品及贈禮，想要對永樂皇帝表達其本身的感佩。

　　從滿剌加國，寶船船隊起錨航向蘇門答臘，停靠在蘇門答剌國及東海岸靠近淡洋(Tamiang)的另一個地方；根據費信的記載，鄭和手下在那裡「伐木」。由於船舵在長程航行中容易磨損，乃促使鄭和不時留心能在緊急時刻用以更換的合適硬木。在暹羅國的森林中，他發現了桃花心木，那是一種非常硬而且重的木材，可以做成出色的船舵。為了取得這種優質木材，鄭和用黃金跟暹羅人交換。另外，在蘇門答臘內陸及其他印度尼西亞島嶼的森林中，則出產一些珍貴的樹脂，如腦香（譯按：即樟腦）、乳香，與可以用來製造熏香的沉香；另外，又有胡椒、生薑、藥草。硫磺是另一種重要的藥材，大量硫磺則發現於蘇門答臘活火山周遭。

　　中國的人口在明朝初年雖有引人注意的成長，但同時又有瘟疫的頻頻爆發，特別是麻疹和天花。在永樂五年，單單江蘇（譯按：應為江西）與福建的瘟疫，就死了78400人。瘟疫在永樂八年（1410）、永樂九年（1411）、永樂十一年再次侵襲中國。

　　洪武皇帝限制性的貿易政策，也意味著寶船船隊遠航前夕，外國藥草已極度短缺。對於外國藥材的極度渴望，必然存在於鄭和心中，所以聘任180名的醫生與葯生在寶船的船隊上服務，應該不單只是因應船上需要照顧的病患而已。例如，來自江蘇省常熟的匡愚，即是採集藥草的專家，他在太平港加入，成為寶船船隊中的一員。

　　匡愚與其他葯生所要搜集的最主要的藥材，是治療蛇咬時作為抗毒素的犀牛角，和據說可以強筋壯骨與恢復性功能的鹿茸，及在西藥中作為皮膚膏用來治風濕和肺疾的硫磺，與治療麻風癩的大風子油。香料方面，如乳香、沒藥、腦香、胡椒、丁香、豆蔻、沉香、木香、蘇合香、安息香等，也大量被醫生列入藥材，因為它們雖沒有治癒疾病的功用，卻提供減輕病況的效能，不論是口服或製成藥膏塗在皮膚上。而熏香則用以驅趕蚊子、預防瘟疫散播。凡鄭和手下所採集到的藥草，馬上在船上加工處理或蒸、或煮、或泡、或干——以保持其功效，便於往後使用。

自蘇門答臘，船隊繼續揚帆駛往錫蘭島，在那裡有令人好奇的一連串事件發生。鄭和帶了一塊事先做好的刻有中國、泰米爾（Tamil)及波斯三國語文的石碑，期盼能豎立在錫蘭島上。這塊石碑刻有「永樂七年歲次己丑二月甲戌朔日」的日期，表示它是在寶船第三度遠航出發之前，就於南京預先刻好的。石碑的中國文字部分，禮讚釋迦牟尼佛，以及感謝他對船隊先前兩次遠航的庇護：

　　大明皇帝遣太監鄭和、王貴通等，昭告於佛世尊曰：「仰惟慈尊，圓明廣大，道臻玄妙，法濟群倫，歷劫沙河，悉歸弘化，能仁慧力，妙應無方。惟錫蘭山介乎海南，言言梵剎，靈感翕彰。比者遣使詔諭諸番，海道口開，深賴慈佑，人舟安利，來往無虞。永惟大德，禮用報施。謹以金銀、織金、黣絲、寶幡、香爐、花瓶、表裡、燈燭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養，惟世尊鑒之。」

　　碑文中泰米爾文的部分，同樣對印度教的塔納瓦列—那耶那勒神（Tenavarai-Nayanar，可能是印度教濕婆神［Viva］的地方俗稱)給予禮讚；而波斯文的銘文，也禮讚阿拉與伊斯蘭教聖人的光輝。中國人對當地的每一位宗教的神，給予同等的奉祀，所以沒有孰重孰輕的問題：總計布施供養金幣1000枚，銀幣5000枚，各色?絲100疋，香油2500斤(超過3000英磅。編按：一斤約合1.3磅)，以及其他織金、?絲、寶幡等等。表面上，這看起來僅是中國文字部分虔敬與大方的表示，卻顯示出鄭和已意識到錫蘭島的宗教傳統。

　　錫蘭是一個深深抓住古代及中古旅行者心靈的地方。這個島嶼是如此的漂亮，以至於阿拉伯人認為那是上帝對亞當和夏娃失去樂園的補償。根據傳說，釋迦牟尼佛於公元前483年仙逝時，一個印度王子毗癎耶(Vijaya)曾在錫蘭立國。錫蘭人認為他們本身帶有作為佛教信仰守護者的特殊使命。

　　「啊！萬神之主，希望我們的宗教能夠在蘭卡(Lanka，譯按：即錫蘭)建立,」釋迦牟尼佛說，「所以，必須敬慎衛護他（毗癎耶）與他的跟隨者以及蘭卡。」

　　釋迦牟尼佛曾經坐在它蔭下的那株菩提樹的枝幹，據說移植到了錫蘭。6世紀，一枚據信是釋迦牟尼佛牙齒的遺骨，被人從印度帶到這個島嶼來，並成為錫蘭國王權威的象徵，他自許本身是半神性的菩薩，那也就是說他會成為佛陀。歷代的錫蘭國王在其領地都極其小心地守護著叫做dalada的佛牙。該國經常營建新都，錫蘭國王們必會造一個新的寶盒與稱為dalada

maligava的精舍，以供佛牙駐蹕。

　　在鄭和到達錫蘭的前夕，曾經統一的島國已經分裂成三個敵對的政府。主要的錫蘭人政權位於島嶼的中央，與印度教的泰米爾人(以北部為根據地)以及試圖將伊斯蘭教變成國教的穆斯林僭主二者處於交戰狀態。尼珊喀·亞烈苦奈兒（Nissanka

Alagakkonara，或叫亞烈垓史哇兒［Alakeswara］)是一個地方的領袖，曾成功地擊敗泰米爾人的大規模入侵，當時正心懷異志，想從位於巴特(kotte)的正統錫蘭人統治者那裡攫取權力。這正是該國的混亂時代，錫蘭人彼此互相猜疑，而且特別猜忌外國人。希臘人、羅馬人、波斯人、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曾到過他們的海岸，每一個都有所求;錫蘭的歷史訴說著與來自印度南部、黑皮膚的泰米爾人的不停戰鬥，泰米爾人也曾周期性地控制這個島嶼。為求苟活於他們自己的土地上，錫蘭人被迫精於游擊戰與詐騙戰術，有時他們也以此伎倆彼此互斗。

　　在鄭和抵達錫蘭國時，所遇到的就是這位曾在戰爭中擊敗泰米爾人的專業武士與英雄人物亞烈苦奈兒AAA：作者以下述及亞烈苦奈兒時，均用「亞烈垓史哇兒」，為行文方便，譯文均用明代史料所慣用的「亞烈苦奈兒」。，而非位於首都加姆波勒（Gampola)或巴特的正統君主。而且，也就是亞烈苦奈兒斷然拒絕向中國皇帝朝貢或立碑，這些舉動在他看來都是中國宗主權的若干象徵。他在短暫的交鋒中輕易地擊退了中國人，將中國人趕回到他們的船上。

　　中國人在駛往印度，於小葛蘭國、柯枝國及古里國經營完他們的貿易之後，回到錫蘭，報錫蘭人對天朝侮慢不敬之仇。這之後發生了什麼事，是極具爭議的論題所在。中國方面與錫蘭方面對這一事件的記載，幾乎是南轅北轍的兩個版本。

　　根據《明實錄》的記載，亞烈苦奈兒派兒子向鄭和索取金銀及其他珍貴之物。當鄭和拒絕時，亞烈苦奈兒下令5萬名步兵攻擊寶船船隊。亞烈苦奈兒的士兵並砍倒林木，以阻斷鄭和回海邊的退路。

　　當鄭和發現這個情況時，他對部下說：「賊大眾既出（攻船），國中（都城）必虛。」

　　鄭和統領手邊約2000名士兵，輕易地在王城拿下了亞烈苦奈兒。在拒退反過來圍攻王城的錫蘭軍隊之後，鄭和帶著已是俘虜的亞烈苦奈兒，撤退回到船上。

　　他將亞烈苦奈兒帶回南京，在那裡聽候成祖及朝廷官員的發落。據記載指出，成祖最後決定原諒「國王」本身的愚昧，並命「其屬之賢者」為王，以統治其地方。這一資料並未清楚地記載亞烈苦奈兒與賢明的隨從兩者之間的關係。這位賢明的隨從極有可能是錫蘭正統統治者，他可能與亞烈苦奈兒一起被中國人俘虜。事實上，明朝方面的資料，似乎搞不清楚錫蘭的地方權力結構。

然而不論如何，鄭和及其士卒在此一意外事件中的勇敢表現，還是受到明人的以詩頌揚。此役的獲勝被認為是遠航史上最為光輝燦爛的時刻，在那裡，鄭和的部隊「以一敵百」，其氣莫「嬰」。

　　天威所加海宇清，皇華四牡擁旗旌。

　　樓船穩駕無風輕，洪濤巨浪寂不興。

　　蛟龍遁跡海若驚，錫蘭夷，敢自矜。

　　蕞爾小島聚飛蠅，依山環海為城垣。

　　使節經，阻弗行，狼貪虎視驕且盈。

　　咨逞黤送勢縱橫，悉驅其眾將奮兵。

　　王師桓桓勇是勝，以一敵百氣莫嬰。

　　直搗巢穴破其營，虜其全國歸神京。

　　妻孥族屬靡其嬴，迅掃凶孽如控莖。

　　揚大旗，笳鼓鳴，錦帆高掛開滄溟。

　　馮夷拱衛河伯迎，獻俘闕下眾目瞠。

　　微軀萬死惟戰兢，孰知矢意覆八紱。

　　不以小丑干天刑，神武不殺全其生。

　　以首叩地聲傖佇，感聖德，歌皇明。

　　錫蘭人的歷史所說的卻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

　　據說：亞烈苦奈兒將憤怒的中國人的反擊，視為著手對付他個人的死敵毗癎耶·拔胡六世（Vijaya

Bahu Ⅵ)的機會，乘此奪取巴特的王位。亞烈苦奈兒或許與鄭和達成協商，哄騙拔胡六世在其宮廷上接見帶禮前來的中國使臣。根據錫蘭人的記載，就在宮廷上，中國人扣拿了拔胡六世及一些他的貴族和官員。

　　可是，成祖釋放了國王拔胡六世，並立即將他送回錫蘭。關於這一點，中國與錫蘭方面的資料是一致的。或許，成祖看出了真相，不想協助一名僭主篡廢一位正統的君主。據錫蘭人的歷史記載，當毗癎耶·拔胡六世回到錫蘭時，亞烈苦奈兒首先前來迎接，並在晚上秘密加以暗殺。毗癎耶的妻子及小孩，設法逃出巴特，瞞著亞烈苦奈兒在外躲藏了三年。在這段時間，忠於王室的佛教僧侶，告訴亞烈苦奈兒：等到他重建王城之後，才得以被擁立即位。於是，亞烈苦奈兒著手進行重建都城。他在巴特建了許多新的建築和公共浴池，並拓寬了王城的道路。

　　最後，在1415年春天，亞烈苦奈兒選定了一天作為他登基的日子。屆時，亞烈苦奈兒在人山人海的廣場前的高台上被擁立為王，就在這非常的時刻，毗癎耶·拔胡六世16歲的兒子，奪得作為天意指定亞烈苦奈兒為王象徵的御劍，刺殺了亞烈苦奈兒。王子被擁立為巴特的新王，稱為室利·不剌葛麻·拔胡六世［Sri

Parakrama Bahu Ⅵ］。其他的歷史資料則說他在1412年開始統治，並說是室利·不剌葛麻·拔胡六世（而不是亞烈苦奈兒）重建了答特。

　　這個故事，不論是事實抑或是傳說，曾將這個島嶼偉大的君主中的一個塑造成英雄，同時表現出錫蘭人強烈的自尊心與自主性。在1284年，當忽必烈的船隊到訪斯里蘭卡（Sri

Lanka)時，錫蘭人認為蒙古人是要來奪取聖物佛牙；很顯然地，他們也懷疑鄭和心裡有同樣的目的。這也未嘗沒有可能。至少有一份中國的記載述及鄭和事實上帶走了珍貴的佛牙，將其安置在南京城外的靜海寺。倘若這是事實，這個故事等於補充了官方有關遠航的歷史，也可以解釋錫蘭人的「不敬」，與為什麼他們「欲害鄭和」。

　　這一秘密，出現在《明編本大唐西域記》一書中的若干細節，述及鄭和的全體船員是多麼欣喜有佛牙在船上，而且在返回中國的航程中它是如何地保護他們。「佛牙光彩照耀。訇霆震驚，遠見隱避。歷涉巨海，凡數十萬里，風濤不驚，如履平地。獰龍惡魚，紛出乎前，恬不為害，舟中之人，皆安穩快樂。」永樂九年七月九日，佛牙帶至京師，「皇帝並於皇城內莊嚴NB94D檀金剛寶座貯之，式修供養，利益有情，祈福民庶，做無量功德」。

　　關於這一重要事件的真相，可能在中國及錫蘭兩方面的記載之間。錫蘭與中國的部隊兩造，極可能在戰事上都有佔上風的時刻。雖然佛牙是南京佛寺亟欲得到的一件寶物，但以鄭和給予錫蘭三大宗教的尊崇（動人地呈現在石碑上），似乎不太可能拿走它。比較有可能的是，錫蘭王被鄭和所俘時，為了怕佛牙落入篡奪者亞烈苦奈兒之手，將其一起帶到了中國。

　　如果毗耶·拔胡六世被俘，一起將佛牙帶到中國的話，那將有助於說服永樂皇帝：他才是錫蘭的正統君主，而且對其13個月後獲釋，也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同樣地，佛牙存在於寶船上，也會造成極大的轟動，讓人追憶、記載。於是，佛牙存在於中國這幾年當中，就像《明編本大唐西域記》所提及的那樣，成祖下令為佛牙建造了許多寶盒或精舍。但是，當毗耶·拔胡六世的兒子在巴特被擁立之後，佛牙似乎又被安全地送回到錫蘭。錫蘭人的歷史極其詳細地敘述道：室利·不剌葛麻·拔胡六世曾在巴特建造一座新的精舍，而當精舍與寶盒完成，國王特別親自將佛牙安放進去：

　　為聖尊的佛牙，國王發願建一座看來令人歡喜、漂亮的三層精舍，並製造了一個鑲上九顆寶石的精緻金盒，放入另一個鑲以寶石的五彩繽紛、閃閃發光的金盒裡，再裝入另一個金盒中。此外，又製造了一個大而美觀的鍍上最好、最耀眼的黃金的外匣，國王乞求永生的喜悅——即使在極樂世界——之後，將佛牙放入四層的寶匣里。

由於毗耶·拔胡六世被俘，永樂皇帝宣布對錫蘭擁有宗主權，要求例行的進貢。起初，年輕的錫蘭國王表現出他不敢像亞烈苦奈兒所做的那樣，公然侮慢中國的權威，答應安排。然而，在天順三年（1459），當室利·不剌葛麻·拔胡六世成功統合整個島嶼在其統治之下、正值其權力的高峰時，他說他的王國不承認有任何主人，並將天朝的使臣送回中國，沒有任何貢品。

　　鄭和第三次遠航歸來是在永樂九年六月十六日。接下來的幾個月里，一撥撥帶有朝貢用意的使節團從寶船船隊到訪的國家，不斷地來到明朝的宮廷。榜葛剌國（Bengalese)的使臣在六月底抵達，緊接著在七月是古里國、柯枝國、爪哇國的國王，最後是新即位的滿剌加國國王和王后。

　　所有外國貴賓停留在南京期間，下榻南京城長安街西側的會同館。這個廣闊的建築物，有400名夫役供應來賓的膳食與照料他們的生活所需，並有醫生駐館，以照顧任何可能生病的外國人。會同館來賓客房的分配，則按照到訪者的身份，茶酒肉面及其他食物的菜單，也根據地位而有不同。官方會給予所有外賓一個木片以作為辨識卡(譯按：即牙牌)，當他們每一次進入或離開會同館時，牙牌上會蓋上戳記。官方也嚴格禁止貢使進入街道、跟普通人混雜或在市場上進行交易。

　　禮部制定了繁複的流程，以處理貢使所帶來的各式貢品與貿易項目。馬兒首先接受獸醫仔細的檢查，之後填寫詳細的報告。然後，它們被排列在高級官員面前接受檢閱，再交付各御馬監夫役收領。大象則被送到特定的地方去馴養，而虎、豹、鳥、禽則關在會同館中。金、銀、寶石、珍珠及織物，則被置於使節團面前當場驗視，然後於次日送入內府。

　　在呈獻他們的貢品之後，外國的國王及貢使，即接受皇帝的個人禮品。之後，允許他們在會同館對外公開貿易三至五天。若干受寵幸的國家如朝鮮，則貿易的時間不受拘限。開市的告示，貼於會同館的館門。按照官方的規定，交易必須「公平」，中國商人將布拿去染，如未將布交還給貢使，將被定罪，商人將受到帶枷處分，站在會同館前一個月。官方禁止將某些中國的東西售予外國人，譬如說正史，因為這些書中含有要塞、運河、水閘及各地糧倉位置的資訊與其他真實的資料，將危及帝國的安全。而銅錢、鐵貨、兵器、工匠的精密工具、草藥，與特定供奉的地方土貢，也被禁止售予外人。若任何人與會同館的官員圖謀，收買違禁品，將被枷號一個月，再發落到帝國的「邊境」去充軍。若外人違犯規定，與潛至一般人家家中交易，雖免於受辱逮系，但他們還是必須受到從皇帝給賞之物中量予刪減的處罰。

　　這一年的夏天，成祖收到了所有貢使為了表達他們對明朝的敬意所呈上來的貢品，在所有禮物之中，有一件特別引人注意——那是一件精心設計的具有將小字變大這種特殊功能的東西。中國人叫這個機械裝置為「醨醩」（aidai)，接近阿拉伯文字』uwaina的音，意指「眼睛」。它是原始的眼鏡，可能是單片鏡片連著一個柄，這應是中國第一次接觸到眼鏡這個東西。據說滿剌加國國王拜里迷蘇剌，獻上了十副「醨醩」給朱棣，約值千枚金幣。滿剌加的商人，無疑地是在與西方貿易時獲得了這種鏡片，而在西方，這種鏡片方才於數十年前的威尼斯及其他地方發展出來。

　　明初亦標誌著中國制玻璃工業的開始，事實上據許多資料說：鄭和回到中國時，帶了兩名也許是來自中東的專業吹玻璃工人。

　　從成祖對拜里迷蘇剌本人及其家庭、大臣所表現出的慷慨，可以看出他對這件不尋常禮物的欣喜。他們獲贈大量的禮物：錦繡龍衣、麒麟衣、金鑲玉帶、鞍馬、黃金百兩、銀五百兩、鈔四十萬貫、銅錢二千六百貫，以及錦綺紗羅、絹、渾金花紋綺無數。拜里迷蘇刺的每一位番伴，也獲賜靴襪各一雙，絹衣一套。這遠遠超過朝廷平常賜予來訪國家領袖的恩典。

　　他們停留在南京的這數個月當中，外國的貢使們至少會受邀參加一次國宴，國宴通常碰巧是在一些重要的節日，如元旦或皇帝聖誕當天。其他較小的宴會，通常安排在貢使剛剛抵達中國以及當他們要離開中國（通常從廣州）之時。在所有的宴會上，各色特殊的食品，按照外國貢使的官階高低，從僕役到國家元首，分別給予一定的數量。最高階的官員給予酒、果各五品，與豆汁、炙馬肉、炙牛肉、炙乳羊肉、烙餅、蒸饅頭，以及「花茶」，一些小點心拼成花狀的拼盤。外國的衛士和僕役，則給予不摻任何餡的白饅頭。除此之外，外國貢使也可以在停留期間，前往遍及南京城的十六家「酒樓」飲食及找「官妓」娛興。這些女孩，通常在市場上以大約一隻豬的價錢買到，訓練其歌、舞、演劇、說書、書藝，以取悅客人。就像日本藝妓一樣，她們也提供性方面的服務。另外，禮部也為外國貢使安排了一次又一次的特殊娛樂活動，例如賽馬球、賽馬及射箭競技。成祖在永樂十一年五月的端午節，就安排了這樣的一個場合，朝廷官員及勛戚，聚集在南京城外插滿大小旗幟的一個大校場上。箭靶（一個小圓形靶安在一隻柳木上）高高地樹立在校場的盡頭，弓箭手須在百步之外拉滿弓才能射中鵠心。據奏報說：成祖的長孫第一試就正中靶心。每一輪以吹簫、打鼓為號令，比賽之後，勝者賜賞金，翰林學士即當著眾官員及外賓面前賦詩助興。

永樂十一年夏天的會同館互市，對明朝而言，有多少利潤（或者說事實上有多少豐厚的朝貢品流入），在明朝官方歷史資料中並沒有記載。但可以推知的是，在寶船船隊三次成功的遠航之後，成祖已感到帝國的財政綽綽有餘，以致下令興建一座華麗的瓷塔來報答嫡母馬皇后的恩情。這一人子孝行的揮霍表現，無疑是要刻意宣示朱棣問鼎皇位的正統地位。這座塔坐落在南京城南門的正南邊。永樂十年（1412）開始建造，是一座八角形的塔，從開始到完成，共計將近20年。它被18、19世紀歐洲的造訪者目為世界七大奇蹟之一。

　　它上下九層，通高三十三丈九尺四寸九分（240英尺有餘），以上等的琉璃瓷磚建造，門、窗裝飾有上了各色釉彩的瓷人、瓷獸。每層樓的瓷磚數目都相同。寶塔越高越細，瓷磚就越做越小。塔尖鍍金的塔頂的平面，直徑有12英尺，檐角上懸掛著152個瓷製風鐸，在風中丁丁當當地響著。而塔頂本身，則包以金葉，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寶塔周邊的美麗庭園裡，栽植著鄭和遠航帶回來的奇花異木。

　　▲永樂皇帝以寶船船隊遠征所帶來的收入，在南京建造了富麗堂皇的大報恩寺建築群

　　當時，大約徵調了10萬名夫役來建造整個大報恩寺的建築群，最後除了瓷塔以外，又建造了包括20座以上的建築物和亭台。據報告：總共花費了250萬兩以上的銀子，並且也提用了寶船遠航的結餘100餘萬兩這一建築群於咸豐六年（1856）太平天國之亂徹底被毀，在此之前的眾多歌頌瓷塔精美的詩歌中，曾有美國詩人朗費羅（Longfellow)作詩歌頌這座紀念海上中國與鄭和出使任務成功的一個色彩繽紛的紀念碑——大報恩寺瓷塔的雅緻優美：

　　位於南京的近郊，你看

　　那座瓷塔，奇異而且古老，

　　高聳入雲天

　　它九層彩繪的樓台，

　　有著枝葉盤繞的欄杆，

　　和層層襯著瓷磚的塔檐，

　　上頭懸掛的瓷鈴無時無刻

　　響著輕盈柔和的樂鈴聲，

　　同時整座塔閃耀

　　多彩多姿的燁燁爛漫，完全

　　融入一個繽紛的彩色世界，

　　就像陽光照耀下花團錦簇的迷宮。　　

第七章 天朝的使臣

朱棣登上皇位之後，日本是所有前來朝拜的國家中最早的一個。第三代幕府大將軍足利義滿，是個極度愛好中國文化的人，並且渴望與中國展開商業上的關係。

　　日本使臣在成祖面前行禮時，說他從幕府大將軍那裡帶來了一封國書，在國書上，足利義滿自稱自己是「爾臣日本國王」。在他之後的幕府大將軍，對於這種屈辱稱謂的記憶，感到無比的憤懣。對於日本既快速又諂媚地承認他登上天朝的寶座，朱棣感到相當欣悅，立刻重開寧波、泉州、廣州的市舶司，並派遣一名官員至日本，提出一個商業協議。依據該協議，日本的貿易代表團，只要提交特殊的官方憑證，就可以在寧波貿易。這一協議規定：自日本前來的兩艘貿易船，僅能搭載200人，不得攜帶武器，每十年貿易一次。然而，顯然由於朱棣的默許，日本人並未理會協議結尾部分「十年一貢」的限制，貿易使節團從永樂元年（1403）起，直至永樂八年幕府大將軍去世為止，頻頻地到訪。

　　從他即位的一開始起，朱棣顯然僅是在口頭上服膺他父親的外交方針，從而為中國制定了一個不同方向的藍圖。明朝的開國者朱元璋由於受到帝國境內、境外敵人的煩擾，他認為無限制的私人貿易，是先天性不安定與危險的所在。他認定朝貢貿易的惟一好處是在控制鄰國。朱元璋對於派遣軍隊到帝國以外相當謹慎，除非是受到公然挑釁，他在《祖訓錄》上寫道：「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

　　當然，朱棣一樣不理會這一勸阻，永樂五年（1407），以復辟正統的國王登上王位為借口，明軍入侵了安南（北越）。這場戰爭，讓朝廷的軍隊陷入了對抗安南遊擊隊的泥沼之中，拖了21年之久，這也預示了500多年後美國本身捲入越南這裡的下場。

　　永樂皇帝認為《祖訓錄》只是他制定本身外交政策的一個指南，並非書於金石之上的鐵律。由於是非正式的，朱棣認為其父親的訓示是可以忽略的，而轉變中的情勢才是政策的依據。朱棣是皇子，所學皆為方便日後統治天下，年輕而有自信，不似他父親，出身為一貧困的軍士，不時以外國人及外來勢力為慮。而且，自其奪得皇位開始，他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可謂空前，不曾有人扮演過類似的角色。寶船船隻的遠航，僅是永樂皇帝在位24年期間所派遣的將近50個特使團當中的一個而已。這些特使團都是將中國的影響力和霸權擴大到世界的「四隅」這個宏偉的計劃的一環。

　　居於中國邊境的蒙古人，亦使朱棣感到煩心，約在他派遣鄭和開赴南洋的同時，朱棣也曾採取行動，試圖穩定與蒙古的關係。基於種種原因，朱棣亦將觸角伸向西藏地區、朝鮮，以改善彼此的關係。為了前述的使命，朱棣屢屢選用類似鄭和這樣的宦官，他們通常在少年時既已凈身，大半來自邊疆地帶，通曉外國的語言和風俗習慣。這些使節的出使，是與寶船的遠航同時並進，都包含於一個讓人迷惑的總體外交之中，連當時的明朝宮廷都可能感到困惑，而它的迴響則延續了好幾個世紀。

　　在與北京外圍接壤地帶的兀良哈蒙古建立友好的關係上，朱棣是有一些麻煩。兀良哈的騎兵，曾在內戰中與朱棣一起戰鬥，而基本上也是靠著他們才得以取得勝利。因此成祖以撤回今日長城以北的中國駐軍，將內蒙古的大部分交付給兀良哈看管，作為報酬。同樣地，朱棣亦藉由授予女真有力的部酋軍事頭銜（譯按：如指揮使等），很快地與滿洲的女真建立了穩定關係。事實上，這些迷人的榮銜，也意味著這些部酋在一定程度上臣屬於中國的控制。在永樂四年（1406），帝國邊境開設了馬市，不少中國的墾拓者移往滿洲的南部（遼東）。在馬市上，中國人以絲綢及紡織品交換他們急需的健壯蒙古馬以及皮毛、飛鷹、人蔘。然而，居住在滿洲北部的所謂野人女真（系部落牧民），及其他西伯利亞民族，則規避中國的影響。這些地方令朱棣感到憂心。

　　永樂九年，成祖派遣一名生於滿洲南部名叫亦失哈的宦官，試圖與奴兒干（Nurkal，位於滿洲北邊偏遠之地)的女真部酋進行交涉。亦失哈就像鄭和一樣，他是在小規模的戰事中被中國人所俘虜，再加以凈身後，在宮中接受訓練。他率領25艘船和1000人，由吉林出發（譯按：順著松花江、黑龍江而下）。亦失哈在奴兒干成功地說服了當地的首領派遣一個178人的貢使團，向朱棣進貢。成祖在欣喜之餘，賜予酋長頭銜以及寶鈔，並給予他們貿易的特權。亦失哈隨後又在永樂十一年、宣德七年（1432），兩度被派往滿洲的北部。為了對慈悲的女神觀音菩薩表示敬意，他在黑龍江地區的永寧建了一座佛寺，立了一塊用三種文字表記的石碑以紀念其成功地「撫綏」女真人。然而，這座佛寺在建成後不久即損壞，雖然經過亦失哈重修，佛教或中國文化對這些北方民族的影響有多深，頗令人懷疑。中國人與女真人的關係，在亦失哈最後一次出使之後，逐漸轉壞；在1440年代，位於外蒙古的西蒙古部族瓦刺攻擊中國時，女真人甚至加入了他們的陣營。帖木兒部、瓦剌部、東蒙古部族以及在中國西部邊境上的所有蒙古人，讓朱棣在位時期如坐針氈。朱棣外交上頻頻的出擊，非但沒有消除反而激起他們的敵意。雖然蒙古人急需中國的物品，特別是中國的藥物，但他們無法長期忍受中國沉悶的外交禮儀或自貶身價屈辱地承認中華帝國的宗主權。

在與帖木兒部族的官方聯繫上，朱棣重蹈了他父親的錯誤，自稱本身是「世上所有地面之主」。這激怒了帖木兒部族偉大的領袖帖木兒（Timur）——突厥語為達莫南(Tamerlane)，系征服波斯、印度及其他中亞細亞的征服者——他扣押了明朝的使節，並且氣急敗壞地誓言要征服自大的中國人。西班牙的使臣克拉維約(Ruy

Gonzlez de Clavijo)在永樂元年抵達帖木兒帝國的首都撒馬爾罕，在帖木兒的朝廷上他受到額外的尊崇，坐次比朱棣的使臣還要高。帖木兒當著克拉維約的面，輕蔑地指稱中國的皇帝是「奸惡賊」，並且是他的「仇人」。

　　永樂三年（1405）一月八日，帖木兒為先前的恐嚇做好了入侵中國的準備，率領一支20萬的部隊出發，在大雪中長途跋涉，越過了冰凍的葯殺河（Jaxartes

River)。對於這一軍事行動可能為好不容易才肇始的明朝帶來滅亡的威脅，朱棣是否明白，不能確定。朝廷顯然並未採取特別的對策以制止這一攻擊。對中國而言，著實幸運，這位偉大的蒙古統帥在名叫額答剌(Otrar)的地方患了熱病，並於永樂三年一月十七日，以69歲之齡去世。帖木兒的屍體用麝香防腐，裹以亞麻布，運回撒馬爾罕安葬。其繼任者沙哈魯(Shāhrukh

Bahadur)，對中國並沒有任何的企圖，只簡單地希望將他父親遼闊的帝國統合在一起。他將原來被帖木兒拘留在撒馬爾罕的中國使節釋放；而朱棣也做出了回應，派一名叫白阿兒忻台的非中國裔中亞人，前往帖木兒的陵墓獻祭。可能藉由雙方使臣的努力，緩和了對方元首所憎惡的字眼，代之以雙方較為友好的翻譯，朱棣與沙哈魯之間的良好關係終於建立。沙哈魯要朱棣改信伊斯蘭教以促進與他本人的良好關係這一無禮的建議，可能從未傳遞到明朝的朝廷。這件事並沒有出現在明代官方的編年史上。

　　然而，朱棣與西北的瓦剌部以及接近中國邊境的東蒙古部族之間的和平，則較難獲致。元朝崩潰後，瓦剌與東蒙古部族兩者即未曾與明帝國和平相處過，而瓦剌與東蒙古部族彼此也經常處於失和的狀態。永樂七年（1409），朱棣派遣郭驥出使，試圖與新的瓦剌部部酋阿魯台達成和解，但中國使臣終究還是被殺。朱棣的回應，即是親自率領一支部隊對付阿魯台，並且成功地將瓦剌驅逐至邊境千里之外。這應是四次征討瓦剌的第一次。每一次，阿魯台就像一個皮影戲偶，隱入草原地帶，然後又率領著兇猛的部卒再度出現，對中國邊境展開另一波的突襲。偶爾，阿魯台也回應中國的要求，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並且進貢。然而，和平只不過是持續存在的敵意與徒勞無功的軍事征戰中的一次中場休息而已。

　　儘管如此，正當這個迫切時刻，朱棣在永樂十一年派遣使臣陳誠出使，進行一個穿越中亞無數城鎮、都城的冒險實地調查任務。陳誠北行穿越塔克拉瑪干大沙漠與長期停留在沙哈魯的京城哈烈（Herat)的記錄，成為明初有關這一地區資訊的重要資料。

　　這位使臣由太監李達與戶部的一名官員李暹陪同，在前行進入帖木兒帝國的領土前，於哈密、哈喇和卓及吐魯番停留，並且訪問了達失干(Tashkent)、撒馬爾罕，最後到達哈烈。他們穿越缺水的沙漠地帶以及滿是冰雪的冰凍土地，在那裡他們曾迷失在暴風雪中。道路上成排的動物骸骨，正是這個區域十足險惡的證言。而人民——當中國使臣接觸到他們時——則穿著相當奇怪，而且據使臣們的描述，這些人是「薄惡」的。

　　在哈烈，中國使臣停留了數月，沙哈魯在他的王宮中款待他們。這個王宮地鋪毛織地毯，設彩綉帳幔與精雕細琢的木製品。沙哈魯將產自他自己果園中的甜美水果，如桃子、梨子、石榴、李子及葡萄等盛在金盤上，來款待中國使臣。使臣們也為當地洋蔥和甘藍的尺寸之大，與NBD4F思檀果（即阿月渾子果）的清香美味，感到驚訝不已。在探索這個城市時，中國使臣發現當地的市集日夜喧囂，消費品如銅、鐵、金、銀、琥珀、珊瑚及鑽石的供應不慮匱乏。

　　陳誠在遊記中曾談到當地人如何小心翼翼地照顧他們的良馬，讓它們「冬暖夏涼」。他說當地沒有祀神的廟宇與拜祖先的祠堂，但穆斯林一天要西向朝麥加跪拜數次，而且有奇異的狂熱者（伊斯蘭教的苦行派）拋棄其家庭、財產，流浪在人群之中，傳達真主的福音。哈烈的婦女的行為也令他震驚。陳誠發現她們言語逾度，而且不約束自己的行為，她們甚至像男子一樣跨坐騎馬。他也注意到城裡澡堂的按摩師，同時為男子和婦女提供服務。

　　永樂十四年（1416），朱棣下令第二次出使帖木兒帝國，在永樂十六年下令第三度出使。他給沙哈魯的信上的語氣，逐漸有了改變。朱棣開始叫沙哈魯「朋友」，讚許他「明禮樂、資聰穎、才識博、行事慎密、明智超人，偉乎眾穆斯林之上」。朱棣大量賜予帖木兒帝國的統治者禮物，如白銀、絲綢、錦緞、獵鷹及瓷器，並表達他個人的願望，希望使臣與商人能不間斷地在兩國之間來回行走。沙哈魯慷慨地做出回應，而且在朱棣在位期間，代表團多次來自撒馬爾罕及哈烈，44位使臣來自哈密，另外的32位使臣來自中亞的其他城市，帶著給朱棣的貢禮如馬、獅子及豹，抵達了明朝的宮廷。

　　利益是蒙古的朝貢使節到明朝的主因，而職業的商人通常伴隨著外交使節前來。為了這個目的，帖木兒部、兀良哈部及南部的女真族（譯按：建州女真），樂意向中國的皇帝叩頭。儘管部酋貪圖具有特殊花樣及織金的綢緞那類的奢侈品，但還是有一些蒙古人日常生活所缺乏的普通物件。蒙古人依賴中國人供應如金屬工具、麻藥、針及線等這類基本的東西。在永樂五年，即使驕傲的阿魯台也曾貶抑自己，派一名叫哈費思（Hafiz)的使臣到明朝要求醫藥，並獲得朱棣允准賜給。第二次前來請求藥草，則在宣德五年(1430）當阿魯台本人生病之時，蒙古的使臣有時特別要求中國的人蔘、木香、占卜書、陰陽書及化妝品。蒙古的婦人可能使用白粉及硃砂粉作為胭脂，並將一種金粉擦抹在額頭上。蒙古人也從中國人那裡獲得一種黑色油膏或油彩，部酋的妻子用它作為一種眼線膏；她們修剪她們天生的眼睫毛，然後用這黑色的油膏在雙眼上畫出耀眼的睫毛。蒙古人要求的稻米及穀子，則很少獲得允准，因為朝廷怕這些補給品會增加蒙古人備戰的能力。

當蒙古的使臣進入中國的領土之後，他們的馬匹及其所帶來的行李，都由差役來處理。所有外國的使節的需求，也由朝廷指派的護送隊伍以及驛站照應，蒙古使節在前往京師的路上，就住在驛站這類的地方。驛站和火堠的系統，從帝國邊境一直到京師，沿途設立，以便將訊息迅速地傳達到皇帝耳里。火堠墩頂的火焰，立於彼此可以互見的範圍內，以暗號傳遞重要的訊息，在一天之內就可以傳至京師。接力的跑馬者馳馬飛奔（譯按：這樣的人稱為「馬上飛」），帶著訊息從這個驛站到下個驛站，用正常速度要走上數周的數百里的路程，僅數天即可跑完。

　　為了外國使臣在中國境內旅行之便，驛站提供馬車、馬匹及幼童以運送所有的東西。每一天晚上，還會給予使臣「一個卧鋪，一套絲質睡袍，連同一名侍役照顧他們所需」。並提供令人滿意的飲食，如羊肉、家禽、饅頭、米飯、腌菜、酒及發酵性飲料（beer)。驛站對於所有有關抵達和離去的人，及提供了什麼服務的細節，都留下記錄。

　　永樂時期，撥給一個來自波斯的成員有77人的使節團的每日定額包括：羊12頭、鴨4隻、酒50瓶、稻米約200磅，與各色水果140磅、麵粉120磅、烙餅200個、各色甜糕1盤，蔬菜、調味料若干。到了15世紀中葉，蒙古使節團規模的成長，其對食物的需求，已明顯地成為朝廷的一個負擔。據傳聞，在1440年代，一支由240人組成的瓦剌使節團，在中國停留的兩個月期間，共吃了羊5000頭。

　　當蒙古或其他外國的使節團抵達明帝國的朝廷時，他們會由禮部的官員進行訪談，詢問該國的風俗、地理形勢，而且會根據這些資訊畫出一張圖並呈給皇帝。如果該國的風俗特異的話，還必須畫一張有他們的臉及衣服的圖案。

　　朱棣自在位一開始，就特別注意中國與西藏各宗教領袖的關係。他雖與這許多的宗教領袖接觸，但似乎與第五代法王俾辛謝戈巴（Bebshin

Shegpa)交往較深，他控制著西藏的東南部，朱棣對他提供援助以鎮壓與之競爭的佛教宗派。

　　當朱棣還是一名年少的親王時，他就曾聽到過法王（意為「掌輪迴之宗師」或「有道行之人」）超凡的力量。第一代法王被尊為「活佛」，是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他來到世間以減輕生靈的苦難。據說，第五代法王在洪武十七年（1384）誕生之前，就已在母胎之中朗誦經文及字母表，而他母親夢見彩虹以及花朵如雨般從天而降，並聞到甜美的清香。

　　永樂三年，朱棣派遣宦官侯顯及僧人智光邀請法王（他在中國以「哈力麻」之名為人所知）來到南京。這位24歲的僧侶接受了邀請，從距離拉薩四十英里的宗教重鎮簇爾卜，取道喀爾麻崗及拉哈天崗寺（譯按：「喀爾麻崗」、「拉哈天崗寺」，二地名均系音譯），最後在永樂五年四月十日到達中國的京城。數以千計穿著朝服的官員與大量的佛教僧侶，聚集在南京的城門口來迎接他。朱棣把法王請到一頭大象上面，給予象徵釋迦牟尼制定的佛法運轉法則的金法輪。然後，法王將一個象徵發號施令的白色法螺貝，獻給成祖。接下來便是接見與款宴，朱棣給予比自身還高的席位，以尊崇法王，並命他掌管中國所有的僧侶。成祖請這些西藏的喇嘛，在靈谷寺為其父母舉行薦福儀式。根據中國與西藏地區雙方資料的記載，這些僧侶居停在南京時，因為一連串的「奇祥異瑞」之事而受到注意，而此應該是喇嘛利用特別的天氣條件，巧妙地配合其宗教儀式形成的結果。

　　據報導，放置聖物舍利（編按：或作設利）的佛寺上方，「浮圖設利猶鏡圓，影涵明月霄漢懸」。同樣地，閃閃的金光，出現在法王本身所住的宮殿上方。數天以後，西南方的天空，突然充滿「彩雲，狀如托缽」，以及後面跟隨著大批隨從、大家奉若神明的阿羅漢的圖像。人們甚至於相信他們真的可以在街道上看到阿羅漢。還有兩個場合，據說「天花」從天而墜；其他場合，據說許多人看到僧侶們飛過天際。法王抵達之後的第十四天，有人看到一隻白鶴在空中飛舞，而一道彩虹看起來好像環繞著太陽，並且在天空中出現了形形色色的無數祥瑞幻象：獅子、大象、龍和菩薩。

　　在這些大事之後，成祖賜予法王「萬行俱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的頭銜，並命宮廷畫師將奇蹟畫在50英尺長的裱背絹軸上，讓法王帶回簇爾卜。法王離開中國之前，訪問了山西五台山的佛教重鎮，並為成祖的雙親（譯按：即明太祖及馬皇后）另行舉行了薦福儀式。永樂皇帝也做了一個夢，看見一頂由10萬荼吉尼天（dakinis)的頭髮製成的神秘金剛帽，翱翔在法王的頭上。於是，他下令制了一頂飾以鑽石紋章的方形黑帽，賜予法王。這頂黑帽被轉生的法王一再使用，成為這個宗派的象徵，而且據信它擁有法力，所有看過它的人都可獲得解脫。

　　在法王到訪期間，朱棣曾將部隊置於邊境上，準備入侵西藏地區。他告訴法王說，西藏地區的佛教教派太多了，他可以用武力提供協助，讓法王建立一個真正的教派。法王解釋說，這不是他的願望，而且用兵對生靈沒什麼好處。他堅持，教義的各種方便法門，對回應人們的願求來說，都是不可抹煞的。不顧大臣的勸告，朱棣撤回了部隊，不久之後，這位法王即以32歲之齡死於天花，西藏地區的人認為他避免了明王朝的入侵。

▲由於方土建議皇帝需要多數的性伴侶，在永樂朝，數以百計的朝鮮處女，成了朝鮮朝貢貿易的「貢品」之一。

　　在永樂年間，所有出使的任務之中，最令人好奇的，可能是橫越黃海，帶回數以百計的朝鮮處女以充當宮女這件事。像這一類行程的使臣，大多僅限於宦官，而自古以來他們在宮中的主要任務，就是妃嬪及後宮其他事務的管事及看管者。

　　有關明朝宮中內部的事務，我們能知道的事實上不多。明朝的皇帝對於個人的秘密泄漏出紫禁城宮牆之外，常會大發雷霆；服侍過皇帝的宮女如果年紀大了，將被軟禁在孤立的院囿中，直至她們去世為止。後來清代的記述，可能反映了這種沿自明朝宮廷的方式，只是無法證實。在清代，敬事房太監專管記錄皇上與皇后每一次親密關係的情事，因為懷皇子的日子是需要查證的。每日晚膳之後，首領太監會捧上銀盤，銀盤上排著皇帝寵愛的妃嬪的名牌。如果皇帝對行房沒有興趣，他會婉拒。倘若願意，會選一枚名牌，正面朝下地放在盤上。

　　首領太監隨即拿著被選出的這個妃嬪的名牌，交給另一名太監，這名太監的個別任務即是除去這位妃嬪的衣服，將其包裹在毛氅中，放在背上，背到皇帝的寢宮裡。之後，這個太監則全程待在寢宮外一段相當的時間，然後高呼：「是時候了！」在太監進入皇帝的寢宮、接走妃嬪之前，如果必要的話，這句話會重複三遍。這名太監會問皇帝是否希望這名妃嬪生下他的小孩，如果皇帝說是，這個日期會被登記下來。倘使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太監就會將此一妃嬪帶回她的寢居，給予像「冷花」的下胎葯，據說這些葯可以催經血。

　　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即建文四年）九月，朱棣派俞士吉通知朝鮮國王李遠芳有關他本人取得天朝寶座的訊息。李遠芳立即派了一名使臣來到朱棣予朝廷，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並要求一枚欽賜頭銜的新印。朱棣授以朝鮮國王與世子名銜，並展開一年數次的交換使節。李遠芳渴望得到中國本草方面的醫籍（為了其身體不好的父親）以及絲綢、書籍、樂器。中國則回報以要求人蔘、當地的漆器、豹子、海豹，及一項異常沉重的朝貢負擔，即黃金150盎司、白銀700盎司及大量的馬匹和牛隻。永樂元年，朝鮮送了1000匹馬到中國；永樂二年，則是牛1萬匹；永樂五年，送了馬3000匹，而永樂八年更達到了6000匹。

　　另外，朱棣要求的進貢項目之一，即是要求該國提供數百名絕色的少女，送入朱棣的後宮，以供性歡愉之用。朝鮮女子素以其嬌柔特質著名，朱棣在永樂六年（1408）派太監黃儼到朝鮮，選了300名少女，包括後來成為朱棣寵妃之一的權氏。次年，中國復要求同樣數字的閨女，而這令朝鮮人火冒三丈。

　　▲方士的房中術將性比喻為一場「戰爭」，在這場戰爭中，男子必須小心地保存其「陽」精。

　　促使成祖命令數以百計的少女不斷地送入其後宮的緣由，並不僅僅只是為了性慾而已。早在唐朝時，方士就已經在精詳的論述中，為性行為描繪出兩個完全不同的目的。對於小孩的觀念，方士認為男子的「陽」精，與女子的「陰」精，必須合在一起「徹底地調和」。最後，他們勸導人們在行房時要慎選吉日、吉時，並準備床及卧寢，在床及卧寢上需覆以黃色絲綢。（黃色是沃土的顏色。）夫妻倆也被囑咐必須將桃樹枝插在他們要睡的卧榻或床幔上。（桃子被認為是女性生殖器官與生兒育女的象徵。）性的交媾與小生命的創造，是自然、沒有罪惡的結合，是宇宙進程的一部分，就像賜以生命的雨水浸淫著大地一樣。

　　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幾乎沒有對性行為提供什麼忠告，只是強調生育的孝行在責任上至高無上的重要性，並對多妻家庭的順利運作表示關注。而道教則要理清男女彼此與自然世界的關係。根據他們的說法，男子需要性接觸來「滋潤其生命本質」，而使其「免於生病」。這些說法尤其認為這對40歲以上的男子特別重要，因為40歲以後恐怕就容易受「眾病蜂起」的影響。最後，他們認為男子緊緊地控制本身及蓄存他所有的「陽」精，是維持生命所需的；而在這同時，還要從事多元的性活動以促使女子泄出她的「陰」精。由於陰陽被認為是帶領所有事物向前運行的兩個基本要素，男子保有這兩者，在精神上便可以獲得完整，並且達於「真陽」之境。據說男子每經驗一次真陽，就可以增加12年的壽命。道士相信，一名男子只要與93名女子經驗真陽，就會長生不老。

　　在中國的論著中，將這類性經驗比喻為一場戰爭，而為了在戰爭中打敗「敵人」，男子在其敵人(女子)使力時，必須節制本身的力量。這跟中國兵法和日本自衛的技藝「柔道」的原則是相同的。房中術還勸告說：先以沒有魅力的女性練習控制真陽，事畢，立即休息。

　　收戰罷兵，空懸仰息，還之武庫，升之極。

　　「真陽」最好是與少女一起嘗試，因為在少女這段時期以後，女子的陰精就會「趨弱」，對男子的用處就小了。修道者也說有一點是很重要的：跟任何一名女子行房不要持續太久，以免男子吸收到陰精，反過來壓倒本身的陽精，傷到自己。在行房時，道士還告誡要敬慎交媾的力量，並鼓勵擁有多一點的性伴侶。他們特別叮嚀皇帝每晚必須與九名妃子行房，在每個月月圓的兩個晚上，則要與皇后同寢。

朱棣成為皇帝時已40歲。在登上寶座之後，就再也沒有其他的小孩。他的健康狀況總是不太好，身體因種種慢性病的糾纏而逐漸衰弱，他要求大批朝鮮的少女，可能是努力地想讓他自己恢復年輕，或則至少是要獲致生命的活力，以應付加諸面前的龐大工作量。

第八章 神獸的瑞現

永樂十年(1412）十二月十八日，永樂皇帝下令寶船船隊第四次遠征。總共召集了船舶63艘，水手28560人，組成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支艦隊，進行最富野心的冒險行動。先前三次的遠航已經達到目標，天朝已經重新打開與南洋各國之間的貿易，並且著手進行恢復這個地區之間的區域和諧與平靜。永樂十四年，成祖在南京靜海寺獻祭時，曾說：「海洋已征服，四隅皆平靜。」現在，朱棣冒險的目標朝向波斯灣，而寶船遠航的意圖也有戲劇性的轉變。寶船船隊晚期的遠征，成為明朝第三任皇帝個人的野心和自大的展現。這種以船隊出征來表現皇帝自我也是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方式。

　　雖然朱棣在永樂十年十二月就已經下令第四次遠征，但鄭和幾乎在一年之後才準備好從南京離開，而且到了永樂十二年才終於從福建的海岸出發。計劃中的目的地比印度還遠，到達位於波斯灣入口霍爾木茲（Hormuz)的富庶阿拉伯港口，需要額外的準備與計劃。

　　為了此次的遠航，鄭和徵召了25歲的伊斯蘭教徒通譯馬歡，他成為此次遠航的首要記錄撰述者。雖然他謙遜地自稱是「山樵」，但是這位來自杭州灣的年輕人曾經受過良好的儒家經典教育，並且熟悉阿拉伯語。他的作品中顯示出他是一個憎惡暴力與殺戮的人，也似乎有點容易受騙，很快就相信了他在陌生土地上所聽到的鬼魂、吸血鬼以及借著哭號預報凶訊的妖精這一類的故事。然而他也是一個社會風俗的敏銳觀察者，在某些方面提供了有關印度洋盆地各式各樣的民族現實生活的一手目擊實況。

　　鄭和曾經長途跋涉到達華北的西安，親自延請清凈清真寺的掌教哈三擔任遠征船隊的通譯和顧問。船隊在航行中遭遇一次惡劣的暴風雨，據說哈三的禱告平息了風浪，為了報答哈三，鄭和在返航後，慷慨捐獻這座西安的清真寺，賜贈一幢有名的建築物——崇樓。

　　雖然中國人早已熟知霍爾木茲的富裕，不過是什麼因素點燃了成祖的興緻，心血來潮要前往波斯灣，已無法確定。世上最名貴的珍珠，來自巴林島（Bahrain)外海的淺灘，由霍爾木茲港市裡技術純熟的工匠串成項鏈，它也依靠周圍豐富的資源，提供外國商人金、銀、銅、鐵、硃砂和鹽。在1262年之後，霍爾木茲由波斯的伊兒汗所統治，同時也超越蘇哈爾（Suhar)以及馬斯喀特(Muscat)兩地，成為這地區最重要的商港。在13世紀的時候，阿拉伯的旅行家伊本·拔圖塔曾稱其為「擁有宏麗市集的美好城市」，還有一句波斯的諺語說：「如果世界是一枚戒指，那霍爾木茲將是戒指上的寶石。」

　　與富裕而有文化氣息的霍爾木茲進行貿易的前景，顯然引起朱棣的興趣。在登上天朝帝位12年之後，成祖到達了權力的巔峰。在國內，他正著手進行一個企圖心旺盛的計劃，準備將京師從南京遷往他的舊封地北平。帝國所有的資源都因為這個龐大的任務而動員起來，包括所費不貲的大運河整治，還有從遙遠的地方像是四川、安南等地砍伐原木，並運回這些數量龐大的木材。朱棣或許是希望取得霍爾木茲的財富，帶回異國情調的寶物，為他剛破土興建的新京師皇宮增添光彩。他給寶船船隊的官員錢幣以換取貨物。難道上天之子不可以伸手去拿世上的戒指嗎？

　　當鄭和在前往霍爾木茲之前，依照往例在占城國、爪哇國、蘇門答臘和馬來亞各港口、溜山國AAA：即今馬爾地夫群島，在印度西南方。、錫蘭國及印度等地停留之際，另一支寶船船隊的支隊，在太監楊敏的統領下，航向主要位於現今孟加拉共和國的榜葛剌王國。根據判斷，南洋各地之間的貿易生態在鄭和到達蘇門答臘島東北岸的蘇門答剌城邦之前，一直平靜無事。這個城邦中國人稱為「硫球」，也就是「硫磺球」，可能暗指這個城邦的重要性在於它是珍貴藥材硫磺的供應地。不論如何，當地不穩定的內政問題，足以妨害天朝的威信，鄭和因此受命軍事介入以重建秩序。

　　這段紛擾起源於永樂五年(1407蘇門答剌國王在一場戰役中，被鄰國「花面王國」以毒箭殺死(中國人稱之為「花面王國」，可能與蘇門答臘高原臉上刺青的原住民有關)，留下蘇門答剌國的王后帶著年紀太小無法報父仇的兒子。在這種情況下，王后宣布要是誰能起來對抗敵人，她就嫁給他。有一位漁夫上前領導群眾攻擊花面王國，殺了該國的統治者。王后遵守諾言嫁給了漁夫，而蘇門答剌國的百姓稱呼這位漁夫為「老王」。

　　然而，當年幼的王子長大以後，殺了繼父，為自己奪下蘇門答剌的王位。漁夫的弟弟蘇干剌和一群追隨者逃入山區，組織叛軍反抗王子。於是王子派遣使臣到明帝國朝廷，請求成祖承認其為合法的君主，並尋求援助對抗叛軍蘇干剌。

　　朱棣決定忽略含糊不清的合法性問題，而給予王子援助。當鄭和在蘇門答剌登陸後，按照往例與王子進行貿易，賜予大量的禮物。這一舉動激怒蘇干剌，他覺得受到冷落，於是率領1萬人攻擊鄭和。這剛好給了鄭和一個現成的合理解釋——自衛——來對蘇干剌發動攻擊。鄭和冷落蘇干剌可能是一種刻意的安排，引誘蘇干剌在中方還沒表露支持他國內戰的哪一邊之前主動攻擊。當蘇干剌撤退到鄰近的城鎮啞齊時，鄭和持續追捕，並且終於俘獲蘇干剌及其家人。為了保障蘇門答剌境內不再另起紛亂，蘇干剌被帶回中國。。

寶船船隊從蘇門答剌國離開蘇門答臘海岸朝西南方航行，穿越印度洋，十天後到達溜山國（馬爾地夫群島），馬歡記載中提到：溜山國境內無城郭，人民倚山「聚居」。寶船船隊謹慎地穿過八個大島之間的危險海域。這裡的椰子樹分布極廣，每一個來自外國港口的航海人到這裡來，都會購買一種用椰子纖維製成的繩索。溜山國島民本身則用這種椰子纖維製成的繩索捆綁船板造船。

　　在溜山國，鄭和及其隨行的人也採購龍涎香，這種東西和相同重量的銀等值；另外，也獲得在其他地方當做貨幣使用的小瑪瑙貝。這種纖細的貝類，合攏起來像緊握的一個小小的拳頭，在溜山國產量極其豐富，島民直接將它們像小山一般堆於岸邊。

寶船船隊並未在錫蘭或古里駐足太久，即從印度海岸出發航向遙遠的霍爾木茲。在順風的情況下，航程縮短為25天，這期間每天航行距離達到61海里。（在宣德七年，也就是公元1432年，同樣的航程，花了34天，一天才航行45海里。）在抵達霍爾木茲國時，中國人興奮的情形明白地呈現在馬歡的記錄中。他描述：當地人皆「富」，其衣冠「濟楚標緻」。當地沒有窮人，因為「若有一家遭禍致貧者，眾皆贈以衣食錢本，而救濟之」。

　　中國人熱切地以本身的瓷器、絲綢來交換霍爾木茲的藍寶石、紅寶石、東方黃水晶、珍珠、珊瑚珠鏈、琥珀、羊毛織品及地毯。這些交易回來的物品，其中一部分，連同獅子、印度豹和阿拉伯馬，一起作為獻給成祖的貢禮，交給了天朝的特使。

　　鄭和可能在這裡或者在古里，遇見了來自東非城邦木骨都束（Mogadishu)、卜拉哇（Brawa)譯註:卜拉哇，即今索馬利亞共和國之布拉瓦（Brava)。、麻林(Malindi)的商人，說服他們與鄭和一起回到中國，向成祖進貢——他們的確這麼做了。

　　另外一方面，當鄭和在霍爾木茲國的同時，楊敏帶著榜葛剌國的新國王賽弗丁(Saifu』dDin)一起回到中國。賽弗丁(無疑是在楊敏的強迫下)為成祖帶了一件極其特殊的禮物。這件禮物是一隻有長長的脖子、兩支肉角的溫馴動物長頸鹿——原本是位於現在肯亞的麻林統治者送給榜葛剌國國王的禮物。楊敏從未見過這種動物，誤以為是神話中的「麒麟」。在中國，麒麟與龍、鳳、龜合稱四神獸。一般相信：麒麟只有在太平盛世才會出現。據說麒麟身如麋鹿，尾如牛，額如狼，蹄如馬，頂有一肉角如獨角獸。另一種說法則說雄者單名為「麟」，有時候會有雙角或者三角。麒麟不食肉，走路也避免踩到任何有生命的東西，甚至包括草在內。因此，在中國成為仁德的象徵，僅出現在政治清明之地與聖人誕生之時。據說當孔子的母親走在樹林之中時，踩到麒麟的腳印而因此受孕。另外一個類似的說法則是：麒麟直接出現在她前面，口中吐出一塊玉，上面刻著「水精之子孫，繼衰周而素王」。孔子的母親在麒麟消失之前，應該曾在麒麟角上繫上綉紱。

　　楊敏知道這一祥瑞象徵的出現，必定可以取悅甚至諂媚永樂皇帝。麒麟無疑是上天的旨意，用來表達成祖至高的賢德懿行。難道還有其他的解釋嗎？朝廷官員們請求成祖允准他們上表公告天下慶賀皇上。然而，成祖拒絕官員們的請求，他說：「卿等但當夙夜竭心輔治，以惠天下，天下既安，雖無麒麟，不害為治。其免賀。」

　　不過，在謙遜的姿態背後，成祖心裡一定非常高興。翰林院書畫家沈度，受命畫下這隻動物，他題了一首詩讚頌朱棣及其父皇之德。麒麟是在永樂十二年九月二十日進獻朝廷，當時的景象就如同沈度的頌詩所形容的「臣民集觀，欣喜倍萬」。

　　西南之諏，大海之滸，

　　實生麒麟，身高五丈，

　　麇身馬蹄，內角黦黦，

　　文采閃耀，紅雲紫霧，

　　趾不踐物，游必擇土，

　　舒舒徐徐，動循矩度，

　　聆其和鳴，音協鍾呂，

　　仁哉茲獸，曠古一遇,

　　照其神靈，登於天府。

　　緊接著在永樂十三年(1415)的夏天，鄭和及寶船船隊返抵南京。蘇門答剌國逆黨首腦蘇干剌，於八月十二日獻給成祖，成祖下令將其處死。雖然朱棣本身就是政權的篡奪者，但他對朝貢國的亂黨絕不寬待，特別是當地的貿易因此而中斷，而他的特使遭受到敵意。中國不像一百年後的葡萄牙，借著在當地建立一系列的城堡來剷除前進南中國海的障礙，而只是簡單安排替換那些難以對付、只願意按自己的條件貿易的不友善國家的領袖。

　　中國對海外的影響力在這個時候達到巔峰，所有印度洋盆地與中國海的重要貿易港——從朝鮮和日本，貫穿馬來群島和印度，到東非海岸——至少在名義上都臣服於中國的權威之下，並承認天朝的宗主權。中國本來可以挾帶這個影響力的高峰，結合地理上的優勢，在正在成形的近代世界中，成為一個支配的強權。當歐洲才正脫離黑暗時代之際，中國以一支由巨大帆船所組成的海軍，已經準備好即將成為16世紀的殖民強權，並且隨手可得到全球的財富。麒麟的出現，確實是一個吉祥的預兆，中國稱霸的時機已經成熟，但成祖已經開始將他個人的精力及帝國的國力都放在國內的事務上。這個影響力達到頂峰的時機，持續了幾乎不到五年。

鄭和第四次遠航所帶回來的外國貢使，於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正式接受朝廷召見。麻林來的特使，帶來了另外一隻長頸鹿，而這無疑地是受到鄭和的鼓勵。禮部尚書呂震再次請求成祖應允為麒麟的出現，發布表達祝賀的正式慶賀文告，朱棣再度拒絕。

　　成祖回應說：「往儒臣進《五經四書大全》，請上表，朕許之，以此書有益於治也。麟之有無，何所損益，其已之。」

　　雖然永樂皇帝再度給予一個適當、自謙的答案：儒家經典對於一個好政府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奇獸的出現。不過，朱棣還是在南京的宮門上正式接受麒麟納貢，一併進獻的有同樣也是來自麻林的天馬（斑馬）與紈牛（可能是羚羊）。眾官員與外國使節一起在皇帝面前，匍匐下拜於地。

　　望著當時的情景，成祖說：「此皇考（太祖）厚德所致，亦賴卿等翊贊，故遠人畢來。繼今日，益宜秉德迪朕不逮。」

　　絕大多數的人在此時都對上天一再嘉惠中國感到印象深刻，朱棣就在這個時候首次要求將南京遷都北平的計劃搬到朝廷正式的議題上討論。成祖任命宮廷畫家王紱配合題詩，描繪一系列的宣傳圖畫，用以頌揚北平的優點，特彆強調北平位於保衛居庸關與北方邊防的戰略上的重要性。王紱利用這個時機，讚頌永樂皇帝（王紱以北極星作為暗喻）以及之前明朝先帝在擴張及統一帝國上的成就：

　　峰巒疊疊樹冥冥，

　　黛翠浮光向日橫。

　　高聳青霄臨北極，

　　遙連紫塞到東瀛。

　　路通絕域來番使，

　　天設重關壯帝京。

　　四海車書今混一，

　　好磨崖石頌皇明。

　　朝廷的官員們附和皇帝的意圖，很快地同意遷都這個既定的計劃。因為早在永樂元年（1403），也就是登基的次年，朱棣就已經下令將北平易名為「北京」，並在當地設立一個具備六部與軍事分支機構的過渡時期政府。在永樂元年之後的幾年之間，12萬戶的老百姓被重新安置在北京，而新都城的兵力，則由九邊及三大營派兵支援駐守。

　　朱棣的遷都計劃，目的不只是在為其舊封地增添光彩而已。朱棣跟他的父親都充分地體認到必須以擁有強大衛戍部隊的北邊城市，來抵擋蒙古持續入侵的威脅。然而朱棣對於興建北方新都這件事，似乎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就像寶船船隊的遠航一樣，如何實踐遷都北京的計劃，跟這位篡位的皇帝如何看待他本身，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無論是在規模和華麗的程度上，或者由瘋狂地追求完美這個角度去觀察，在在都反映了朱棣對於證明本身帝位的合法性那種永不滿足的需求。正如寶船船隊令國外諸王讚嘆不已，使他們充滿敬畏（或被迫）而承認明代第三任皇帝的偉大一樣，紫禁城的壯麗也是朱棣追求正統的表現，當紫禁城最後完工時，亦可謂天下無雙。紫禁城在陸上，而寶船船隊在海上，代表朱棣的權力，同時也象徵他具有無可置疑的正當性來支配這個權力。寶船船隊與北京的紫禁城將會遺留下來，成為永樂皇帝在位22年永恆的遺產。

　　永樂十四年，大運河整治完成。在短短的5年之中，長達130多英里的運河得到疏浚，並且建了38座船閘。到此時，北方的新都城可以從南邊得到更充分的補給，工程也可以加速完成。朱棣不但指示紫禁城宮殿的施工，並在隔年親自前往北京監督這項工程。計劃中預定建造800間以上的廳堂，包括三幢主要的大殿、三座寢宮和百間以上分別作為辦公、檔案保存、藏書、工廠、匠作坊、庫房之用的房間。所有主要的建築都井然有序排列在一條南北走向的軸線上，形成對稱的格局，反映儒家強調穩定與協調的理想原則。而紫禁城這個名字，則取自中國人所稱呼的紫微星座，因為天上的皇帝象徵——北極星，就是位於紫微星座的中央。

　　當時朝廷登記有案的為帝國服務的專業工匠，計有62種不同的專業領域，總共232

089人。除此之外，超過一百萬的工人在北京從事一般的建築工作，而數十萬計的人口，則散在帝國的各個角落投入伐木與採石的工作。在永樂十五至十八年（1417—1420）間的施工高峰時期，估計全中國總數6000萬的人口當中，大約有五十分之一投注在紫禁城的工程上。

　　在正式定都北京之前這段時期，朱棣來回穿梭於兩京，在路途上耗費了相當多執政的時間。他出門總是帶著一支護衛部隊，包含騎兵1萬及步兵4萬，還有一個小型政府（稱為「行在」），成員來自各部高級官員及辦事人員。不但如此，任何可能需要的服務人員，不管是醫生、廚子，或者是更換破損封印的工匠，也都一起隨行。由於皇帝是上天與地面之間精神上的聯繫，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他的行動必須小心，不能干擾大自然的力量。所以朗誦祈明代北京城平面圖

　　禱文，奉獻牲禮，都是為了安撫沿途的各路山神和水神。這是禮部官員們負擔沉重的時刻。

　　永樂十四年秋天朱棣返抵南京後，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對鄭和下了一道命令，要他護送來訪的19國貢使回國。成祖給予鄭和朝服、錦綺、紗羅，作為賞賜諸國貢使的臨別贈禮，另外還有一枚印璽，用來冊封印度西海岸的柯枝國國王。

　　就如中國之前以承認滿剌加國的獨立，來遏阻勢力強大的暹羅和爪哇各個王國；現在同樣也授予柯枝國相同的恩典，來防範該國主要的競爭對手——馬拉巴海岸的古里國。據說朱棣親自為冊封柯枝國的碑銘撰文，字句間顯示了他在位中期的治國理念。

他寫道：皇帝之道，與天地相聯結，包含各地所有的人民。普天之下，只有惟一的法則，所有的人都受到相同的關懷。他問：「憂戚喜樂之同情，安逸飽暖之同欲，奚有間於遐邇哉？」就像之前的父皇一樣，他想見到「遠邦異域，咸欲使之各得其所〔於天下〕！」。

　　接受中國的教化與融入中華帝國，柯枝國因此獲得五穀豐收與繁榮興盛的太平恩澤。於是臣服於中國的柯枝國王，也像朱棣一樣仰望著天說：

　　何幸中國聖人之教，沾及於我。乃數歲以來，國內豐穰，居有室廬，食飽魚鱉，衣足布帛，老者慈幼，少者敬長，熙熙然而樂，凌厲爭競之習無有也。山無猛獸，溪絕惡魚，海出奇珍，林產嘉禾，諸物繁盛，倍過尋常，暴風不興，疾雨不作，札NB928殄息，靡有害災。

　　永樂皇帝於是把自己當做是一位賦予生命的父親，不單對城邦小國柯枝如此，同時對世界上所有民族也是如此。這種認知回應了中國固有的觀念。天子既為上天之子，當然也就是全天下的統治者。早在基督紀元初幾世紀，中國人已經熟知一種觀念：天下之大，盡在中國的版圖之內，沒有所謂疆界之分。（譯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假如已經擁有一切，還有什麼理由要向外征服的呢？歐洲的侵略行為，超越原本為了滿足開拓東西貿易有利環境的需求，這種好戰而類似十字軍東征的殖民主義，完全和中國人理想中全能的、半神性的天子背道而馳。因此，在朱棣的身上看不到歐洲這種觀念。歸順中國所換得的報酬是本身的繁榮；以這種方式對待未開化的民族可以逐漸提升他們對中國的忠誠度，這遠比加強駐軍的兵力要來得有效得多了。無論如何，如同洪武皇帝在明代一開始就得到的結論，試著在半個地球之外的地方維持駐軍是愚蠢的行為，因此朱棣和他的繼任者從來沒有做過這種嘗試。而歐洲各個殖民強權還要再過四百年後才得到相同的結論。

　　離開中國海岸進行第五次遠航之前，寶船船隊在福建省的港市泉州做了停留。在這裡，寶船搭載了當地製造的瓷器，以及遠自內地景德鎮官窯來的精緻青花器皿。而用來海外貿易的茶葉、絲綢及布匹，也都一一上船。船隊停留的幾個月時間，鄭和住在靠近泉州南門的來遠驛賓館，由當地官員竭誠款待。士兵及水手則歇腳於停泊在外海的船舶上。

　　泉州就像廣州一樣，成為外船停泊的重要港口已經超過五百年以上，擁有大量的伊斯蘭教人口。資料顯示，在停留期間，鄭和曾經參拜港口附近塗門街的泉州大清真寺，以及城外兩位伊斯蘭教先知的墓冢。鄭和雖然參加佛教的宗教儀式，同時也參加航海人對於道教女神（即媽祖）所舉行的祈禱儀式，但並沒有因此就淡忘本身的伊斯蘭教信仰。他從來沒有放棄父親的信仰，甚至可能在永樂初年泉州伊斯蘭教徒的反迫害運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鄭和曾經造訪的兩位伊斯蘭教先知的墓冢，位於長滿草的山丘頂上，現在是一個廣大的伊斯蘭教公墓中心區。墓冢由兩塊石板以及石柱所排成的半圓形結構所組成，上面註記的日期為唐朝。這兩位「先知」可能是早期停留在泉州並與當地女子結婚的阿拉伯商人。某位明朝地方官員，在這裡樹立一塊石碑，紀念鄭和的造訪：

　　欽差總兵太監鄭和，前往西洋霍爾木茲等國公幹。永樂十五年五月十六日（1417年陽曆5月30日），於此行香，望靈聖庇佑。鎮撫薄和日記立。

　　鄭和行香禮拜的艾蘇哈卜清真寺，是由先前留下的建築結構所拼湊而成的。在這裡，信徒們可以從一座建於8世紀的石造露台觀察月亮的盈缺，判定伊斯蘭斯歷九月（Ramadan)的齋戒日何時開始。清真寺里有一座可容納500人的大禮拜堂，還有一座建於11世紀的相當典雅的伊斯蘭教尖塔。就在清真寺外有一個庭園，庭園的圍牆上有一塊石碑，碑上註記的日期為永樂五年六月十六日，署名永樂皇帝。內容描述伊斯蘭教的信徒「誠心好善」，「敬天事上，益效忠誠」，「良可嘉尚」。成祖下令保護所有的清真寺。另外他更進一步下令保護伊斯蘭教徒：「官員、軍民，一應人等，毋得慢侮欺凌［伊斯蘭教徒］。敢有故違朕命，以罪罪之!」

　　根據地方上的回教記錄，明朝初年伊斯蘭教徒確實遭受到相當大的迫害，很多教徒因此離開中國或放棄本身的信仰。原本在元朝末年的時候，伊斯蘭教徒估計大約有4萬人住在泉州，奉祀七座清真寺。伊斯蘭教當局宣稱在明朝取得政權時，七座清真寺全數被焚毀。中國人對伊斯蘭教徒的敵意，可能與他們曾經擔任幫蒙古人收稅的角色有關。永樂皇帝的題碑意味著一個事實：時間就算到了永樂五年，反對伊斯蘭教徒的情緒仍然餘波盪漾；另外一方面，在鄭和第二次遠航期間，這一年他剛好就在泉州，雖然缺乏確切的證據，不過各種跡象顯示，他可能與成祖頒定聖旨(如果不是慫恿的話)，保護當地的伊斯蘭教族群有相當的關係。而在泉州北方沿海的福州，也獲頒類似保護伊斯蘭教建築與教徒的聖旨。

　　在這段期間，鄭和確實曾經造訪就在泉州北方一個半島上的伊斯蘭教徒小村落白奇村。一般相信為了遠航所需，在這裡他補充了許多舵手與海員。據說是在元朝滅亡時，有位名字叫做伊本·德廣貢（Yiben

Deguang Gong)的阿拉伯商人，從泉州逃到了這個偏僻的地方，所以今日所有的村民，都是他的子孫。小村落的位置迎風，只有一些樹，難以抵抗暴風雨侵襲。鎮上的建築物緊緊地聚集在一起，全部都是以石頭建造，並且裝飾彩色的瓷磚，與其說是中國人的村落，倒不如說更像是一個阿拉伯的村莊。在港口停泊著用來打魚的平底帆船，這些帆船大部分還是用手工器具製造；在港口附近，有一座建於宋代的小型社區聚會所。白奇村的船夫們說，鄭和在永樂十五年(1417)來這裡時，曾在聚會所里與村民下象棋；其中有些船夫還記得祖先們所流傳下來的故事，就在鄭和第五次遠航的時候，據說有一艘船擱淺在爪哇外海的淺水區，就是由來自白奇村的人非常努力而且迅速激烈地以船篙將船撐離淺水。船夫們還說，當船脫困後，插了一枝篙在淺灘上，以標示這個危險的地點。關於白奇村先前的航海人，系得自1990年5月對白奇村的書記郭翔鵬所做的訪談。

這次遠征，鄭和在各個地方做了停留，包括占城國與爪哇國；蘇門答臘的三佛齊，蘇門答剌國與啞齊，馬來半島的彭亨國（Pahang)與滿剌加國，溜山國、錫蘭國，及在印度沿海的柯枝國及古里國。接著船隊越過霍爾木茲國，第一次航行到阿拉伯半島南部沿海，位於紅海入口的阿丹國（Aden)。從歷史的角度上來看，阿丹國是從地中海赴印度及遠東中途的大港。當時阿丹國在拉蘇里王朝（Rasulid

dynasty,1229—1454）的統治之下，王朝的首都在塔伊茲（Ta"izz)。拉蘇里王朝統治整個阿拉伯半島的西南部，北方則到達麥加。依據馬歡記載：阿丹國有「馬步銳兵」七八千人（據其他記載則有兩萬人），這樣的一支軍隊對阿丹的鄰邦確實造成威脅。阿丹國國富民饒，國內的伊斯蘭教婦女均穿戴珠寶——這些珠寶包括四對鑲著寶石的金耳環、珍珠、寶石纓珞，而她們的手指及腳趾上皆戴有戒指。

　　鄭和受到阿丹國蘇丹熱情的款待，原因可能是阿丹國的蘇丹正在尋求盟邦，希望能夠對抗埃及的馬木路克王朝（Mameluke)蘇丹，爭奪聖城麥加和麥地那的控制權。馬歡寫道：「在王府行禮，甚恭謹感伏。」於是蘇丹下了一道命令，擁有「珍寶」的人，才准許與天朝的使臣貿易。中國人以金、銀、瓷器、檀香木、胡椒，來交換阿丹國的貓睛石、紅寶石、大型珍珠、幾棵超過兩英尺的珊瑚、琥珀、薔薇露。獅子、斑馬、金錢豹、鴕鳥、白鴿、長頸鹿，則是蘇丹獻給永樂皇帝的貢品。除此之外，蘇丹送給鄭和兩條珠寶鑲嵌的金帶、一頂鑲有珍珠和寶石的金帽、兩支號角，以及嵌刻在金葉上獻給天朝的一封特殊的表文。

　　離開阿丹國，船隊第一次航向非洲海岸，護送來自木骨都束、卜拉哇（在現在的索馬利亞）、麻林（在現在的肯亞）的使節回國。在索馬利亞到坦尚尼亞數千英里的海岸地帶，散布著大量的城鎮，這些城鎮分享共通的語言與文化，這種文化叫做史瓦希里文化（Swahili，來自阿拉伯語sahil，意為海岸)，相對於內陸「不文明」(ushenzi)的民族，他們認為本身是「文明」(uungwana)的民族。在9世紀伊斯蘭教徒分裂之後，阿拉伯人在木骨都束、麻林、基盧瓦(Kilwa)等地安定下來，並與當地人通婚，形成史瓦希里文化。一撥撥來自印度洋海岸的移民潮，包含印度人、波斯人、印度尼西亞人，加上來自內陸的非洲民族周期性地注入這些沿海城市，形成多語言性的文化。

　　寶船的船隊在15世紀初航向木骨都束及蒙巴薩(Mombasa的時候，史瓦希里的城鎮，由獨立的阿拉伯領袖所統治。單桅帆船裝載當地農產品，在沿海各地來回貿易，航線可能遠及阿拉伯本土，商人們在那裡可以獲得中國的瓷器、絲、大馬士革布(damasks)、地毯、珍珠、香水及玻璃珠。史瓦希里的城鎮擁有樸素的三層樓房和青草茂盛的花園。樓房是由珊瑚礁碎石及石灰泥牆所建造，而花園裡種植的是柑橘類的樹木與蔬菜。回教的影響在這裡扮演重要的角色，不過當地似乎也在追求屬於自己的發展方向，從史瓦希里的清真寺帶有印度尼西亞色彩與怪異的柱狀墳墓可以得到證明。無論如何，中國人所遇見的這些沿海民族是極度虔誠的伊斯蘭教徒。賈巴·拉·姆托瓦剌(Jumba

La Mtwana,位於蒙巴薩北方)的清真寺有一塊墓碑，引述《古蘭經》上的一段話：

　　每個有生命的，都是應嘗一死的。在復生日把你們的報酬完全賜給你們。離開火獄得進天園的人確已達到目的了。今世的生活不過是騙人之物罷了。

　　雖然史瓦希里人覬覦中國的貨品，特別是他們用來鑲進牆上和墳墓的瓷器，但是無法確定他們當時是否展開雙手歡迎寶船船隊。跟阿拉伯的單桅帆船比起來，中國的寶船對史瓦希里人來說更令人無法抵抗，而且更令人恐懼。何況史瓦希里人有猜疑外國人的傾向，因為這些外國人還不時入侵他們的海岸。

　　費信曾經描述木骨都束的居民「囂頑」。在萬曆二十五年（1597），羅懋登在一本有關鄭和遠航的小說中（一般相信具有歷史的可靠性），特別記載鄭和曾經用火藥轟擊「拉撒國」的城郭（一般推測大概靠近索馬利亞的木骨都束），機警的木骨都束國王因此而歡迎中國人的到來。木骨都束的國王應該說過這段話：「明國帝與我國，相距有數十萬里，今日無故，加我以兵，顯系欲制服我等！」根據作者的描述，木骨都束的首領曾考慮過要攻擊鄭和，但最後還是在寶船船隊的優勢武力下臣服。

　　當鄭和於永樂十七年（1419）七月十五日回到中國時，成祖厚賜所有寶船上的官員，並在八月八日於朝殿上接見前來進貢的外國特使，造成一陣轟動。朝廷官員們對於非洲貢使遊行展示的珍奇動物，「莫不引領快睹，頓足駭鄂，以為希世之罕聞，中國所未見」。來自阿丹國的第二隻麒麟，就像上次一樣，官員們以同樣鋪張的方式來迎接，其中包括金幼孜的一首慶賀詩：

　　無幽弗燭，無遠弗暨。

　　川匯雲奔，稽首奉贄。

　　爰集大瑞，後先駢臻。

　　何以致之，惟皇之仁。

　　這些特使在中國停留了大約快兩年的時間，直到永樂十九年（1421）春天，朱棣終於下令應該送他們回國為止。在所有鄭和的遠航當中，神秘而又短暫的第六次航行，開始就帶有探查的色彩，主要的動機在於滿足好奇心而不是獲得實質的利益。非洲是中國人心目中的黃金國（El

Dorado)——到處充滿著稀罕珍奇的事物，神秘而又深不可測。中國幾次造訪非洲的各種記錄中，描述的是東非沿岸的乾燥與土著民族的艱困，很少提到貿易。費信曾經記載：木骨都束「酷熱難耐」，因而「此地無耕土，多以漁為生。以天候酷熱，寸草不生……若周遊其國，見者唯戚然之目光。地唯沙土，別無它物。」

在第六次遠航途中，船隊應該是在蘇門答臘的蘇門答剌國分道揚鑣。太監周滿（鄭和的副手之一）率領船隊的主要部分前往阿丹國及非洲，而鄭和與一支小分遣船隊應該是回到了中國。歷史記載指出，鄭和在永樂十九年十一月回到京師，然而其餘的船隊則至一年以後才回國。北京城在永樂十八年正式成為國都，鄭和匆匆趕回來，可能與參加紫禁城落成典禮有關。

　　這個富麗堂皇的宮殿建築群，擁有閃閃發光的金黃色琉璃瓦屋頂，從冂字形的午門開始，是一連串的開放空間和用圓柱造的宮殿。硃紅色的午門高50英尺，支撐三間雙層屋檐的長形閣樓。在這裡皇帝頒布詔書與接受獻俘。穿過午門，進入一個超過7英畝的巨大中庭，皇帝就坐在奉天門（奉天承運之門）上，昭告天下有關宣戰及停戰的詔書，或是在這裡慶祝春節及自己的生日。隨後在公元16世紀，增建一條人工河流（譯按：即金水河）在廣場中蜿蜒繞行，河上橫跨五座精雕細琢的大理石橋（譯按：即金水河橋，又稱玉帶橋），象徵五德。只有皇帝才可以穿過中間那座大理石橋，在紫禁城中央的御道上行走。

　　永樂十九年的春節（1421年2月1日），奉天門廣場充滿數以千計的外國使節、官員和將官，他們群聚在一起祝賀皇上紫禁城完工大喜。官員們整齊一致地向成祖行三跪九叩的拜禮。接著由文武九品的百官中所推派的一位代表，向成祖進呈獻禮，祝他萬壽無疆，在位「萬歲」。慶祝這個場合的捲軸式詔書，由午門上展開，呈現在門下的人群眼前，並且謄抄複製，廣泛發布全國。在萬鍾齊鳴之下，成祖起身轉往華蓋殿，最後回到他的寢宮。紫禁城的北側，是皇帝、皇后及許多妃嬪的居家活動區域，在這裡有御花園和皇家專用的道廟。越過護城河及紫禁城的高牆，有一座人造的假山（譯按：即煤山），是北京的最高點，只要皇帝願意，他可以一覽無遺地鳥瞰自己的居所。

　　永樂皇帝不只對新皇宮的管理巨細靡遺，他還對藝術品有興趣，特別是瓷器跟漆器。成祖偏愛一種乳白色的瓷器，也就是後來知名的「甜白」。這種瓷器在釉料上有微小氣泡散發著光亮，帶給瓷器本身一種格外的柔美感。他在永樂四年（1406）拒絕接受外國使節進貢的玉碗時說：「朕朝夕所用中國瓷器，潔素瑩然，甚適於心，不必此也。況此物今府庫中亦有之，但朕自不用。」

　　在永樂皇帝在位期間，創造出青花瓷器豐富的色彩。部分原因在於使用一種叫做「蘇泥麻青」或「蘇剌麻青」的進口鈷礦。這種據說來自波斯卡尚（Kāshān)的原料，其中的成分鐵含量高、錳含量低，剛好和中國所產的錳含量高、鐵含量低的鈷礦相反。由於鄭和的幫助，才能取得這種珍貴的進口鈷礦，用來改良這種獨特的青花瓷，使明朝的瓷器在世上極富盛名，因此鄭和在這方面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另外一方面，梵文與海洋生物的基本圖案(魚類、海怪以及波浪)也在這個時候首次進入瓷器的造型參考圖案當中。一般認為新皇城裡飛虹橋上的華麗魚雕，是用鄭和帶回來的白石所雕琢成的，而創作的靈感則來自鄭和的航行。永樂皇帝感到非常驕傲，准許「永樂」兩個字印記在官瓷上;從此以後，瓷器不再使用出產地，而是用年號來鑒別。

　　朱棣也很欣賞精緻的漆器。當日本的使節將中國浙江嘉興的雕漆大師張成、楊茂所製作的一些漆器進獻給成祖時，皇帝馬上派遣宦官去找尋他們。不幸的是這兩人都已經去世，不過朱棣命令張成的兒子張德剛加入皇家作坊(譯按：即內府果園廠)，因此張德剛與另一位嘉興的師傅包良，可以在中國歷史上對若干最精緻的漆器的發展做出卓越的貢獻。錯綜複雜的花狀設計，由於細部精巧之至，單用肉眼幾乎無法端視。舉例來說，如果仔細檢視一個上面密布罌粟花的盒蓋，會發現每一朵花的中心，都呈現出彼此不同的圖案。

　　祥瑞的麒麟所組成的遊行隊伍，一隻接著一隻出現在新完成的紫禁城城門之前。成祖的仁德已經被天下所承認，無窮無盡的太平盛世似乎就在永樂十九年的春天到來。明朝出外遠航，然後接受外國使節朝貢的運作模式，也將永無止境地循環下去。從此宇宙的運行井然有序。真的是這樣嗎？

　　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一場毀滅性的大火席捲了整座紫禁城。嬌生慣養的麒麟，在御獸園的地上，茫然不知所措地仰望著滾滾翻騰的黑煙。

第九章 紫禁城大火

當宇宙一片祥和、土地肥沃、收成豐碩而海中魚產富足、森林又多出良材之際，太平與安康降臨每一家庭。同時，疾病、兵禍、狂風暴雨、災變等各樣惡事不生。皇帝（天子）的仁德也自然完美無缺。

　　一俟天道失調，水澇、饑饉侵襲大地，鼠疫、時疫大行，諸般不幸猶如風暴籠罩全民，天子仁德必遭懷疑。天子原是天地及神人之間的協調者，災變疾疫叢生之際，其所作所為宜加檢討。

　　誠如至聖先師孔子所言：「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紫禁城營建完成後的數個月間，本是成祖最高興的時光。然而，煩憂猶如遭到感染的傷口，不斷擴大。

　　首先是朱棣的寵妃，來自蘇州的王貴妃過世。洪武九年（1376），於父皇主婚下，朱棣與徐達（其父親最信任的將領之一）之女聯姻，藉以強化兩家的關係。當時朱棣16歲，而未來的皇后年僅14歲，據多方說法：兩人為相親相愛的伴侶，育有三子四女。徐皇后死於永樂五年（1407），她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女子，曾強化在朝儒生的力量，此舉於其太子嗣位後發生重大影響。在她死後，朱棣沒有再立其他的人當皇后，但他跟王貴妃極其親密，王貴妃成為宮闈的監護者。朱棣年歲漸高，病痛纏身且脾氣暴戾，朝廷成員莫不心懷恐懼。王貴妃每能化解雙方的閑隙。據說，在王貴妃死後，朱棣暴戾的脾氣轉為殘酷，大量的宮人，只要稍為引起成祖的不悅，就立即被處死。

　　在永樂十九年（）春，兩位宮人與某宦官關係曖昧。雖然此非什麼稀罕的事件，然而基於若干理由，一說這兩名宮人之間也有曖昧關係，她們一起自殺了。成祖得知她們的死訊，大發雷霆，因為其中之一原是他的寵妾。成祖即刻下令刑訊。宮中僕役誣告死去的宮人，指死者曾密謀弒君。調查終結時，這項誣告的叛逆大罪牽涉宮人、宦官為數多達2800人。據說成祖本人曾親手處決其中的若干人，但是為數多少不詳。若干宮人於處刑前，當面大罵皇帝：

　　「你自己陽痿，所以我們才找年輕的宦宮，這有什麼罪過？」

　　同年春天，60歲的成祖還有一件倒霉的意外之災。即在成祖與帖木兒國特使一起在京師郊外狩獵之時，從馬上摔下來受了傷，而這匹馬正是帖木兒國王沙哈魯送給他的貢禮。朱棣大怒，貢使竟敢送一匹如此難以駕馭的馬給他，下令官員將貢使銬起來，送往東北邊塞充軍，官員們則耐心地進諫成祖。所幸成祖第二天於帳中接見發抖的貢使時，心情甚好。當時貢使皆伏趴在地，不敢說話。雖然因為倒霉墜馬而疼痛，成祖仍然邀請貢使與他一起騎馬同行，並提到了貢馬的要件。

　　他說：「既欲兩國聯好，擇馬或他貴物而獻於帝王，須擇最佳者。」他披著織金紅緞披風，長長的鬍鬚放在黑緞囊里。「昨日朕所乘爾等所獻之馬，不意馬已過老，竟將朕顛仆於地。朕手受傷，變青黑色，敷金甚多，痛始稍減也。」

　　「此馬乃昔日帖木爾之馬。」使臣的首領沙的火者（Shadi

Khwaja）說。「〔其子〕沙哈魯王獻陛下以此馬，欲表示其最敬之意也。王謂貴國必以此馬為馬中之寶也。」想到這匹不易駕馭的馬乃是16年前對手帖木爾的坐騎，成祖突然轉怒為喜。非但沒有罪處貢使，反而賜以大量的賞賜品。波斯方面資料的記載則有所不同，按照史家哈菲茲·阿不魯（Hāfizi

Abrū）於1423年寫的編年史《歷史精華》（Zubdatu"t

Tawarikh）中的波斯資料聲稱，事實上是因中國官員勸阻，成祖始寬大為懷。

　　「貢使……絕不可罪責！」官員向皇帝提出告諫，「他們的君主進獻好馬或壞馬，貢使無選擇餘地。而且，即使陛下把貢使碎屍萬段，卻無害於他們的君主。但另一方面，皇上的惡名卻會在這裡傳開。全世界的人會說中國皇帝違背了所有慣例，把離家多年的使臣拘禁起來，並且罪懲他們。」

　　永樂十九年五月九日，狩獵意外之後未久，又有一個徵兆顯示上天對朱棣業已動怒，這是一個他不得不理會的徵兆。

　　仲春一次暴風雨，閃電擊中了新近完成的紫禁城的三大殿——奉天殿、華蓋殿、謹身殿。大火在高大的朱紅圓柱上迅速地延燒，精緻雕琢、彩繪的藻井與支撐的斗拱皆付之一炬。拔起地面百英尺、沉重的金黃色琉璃屋頂，亦為之崩坍。無數的絲幕、帷幔及皇帝的木雕龍椅，同時也迅即化為一片灰燼。朝廷官員楊榮與數名宮闕衛士，勇敢地沖入烈焰中的建築物，著手搶救一些文件，把它們堆在東華門外。

　　據一位目擊這場火災的波斯貢使的描述，當時火焰照耀，看起來直如「十萬火把」。這份記錄，也收入哈菲茲·阿不魯的編年史《歷史精華》中，他記道：這場火災，迅速地延燒至妃嬪的住宅與朝中的衙門以及寶庫，總計燒毀了「250間的房子」，並燒死了「很多男人跟女人」。大火無法控制，終夜肆虐，直至第二天下午才撲滅。

　　灰燼方才冷卻，謠言即傳遍紫禁城，說這場火災早已有人推算出來。漏刻博士胡，已預言大殿將毀，且具體算出精確時刻。胡告知成祖，成祖反而為此不祥的預言勃然大怒，將其囚禁起來，並說：若屆時沒事，必將其於算定火災發生的確切時辰處以死刑。根據宮中傳說，時間一到，可憐的胡即服毒而亡，一小時之後，閃電果然擊中了大殿。

朱棣為這場大火所震驚，立即至宮裡的寺廟祈禱。他向上蒼報告：「天帝怒我，故此焚我宮室；雖則我未作惡事：既未不孝父母，又未橫施暴虐！」

　　成祖並廣開言路，請官員直諫他的缺點。就如孔子說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

　　為了表示誠心，朱棣又下了另一道詔旨：

　　朕心惶懼，莫知所措，意者於敬天事神之禮，有所殆歟？或法祖有戾，而政務有乖歟？或小人在位，賢人隱遁，而善惡不分歟？或刑獄冤，濫及無辜，而曲直不辨歟？或讒慝交作，諂諛並進，而忠言不入歟？或橫徵暴斂，剝削掊克，而殃及田裡歟？或賞罰不當，蠹財妄費，而國用無度歟？或租稅太重，徭役不均，而民生不遂歟？或軍旅未息，徵調無方，而饋餉空乏歟？或工作過度，征需繁數，而民力凋敝歟？或奸人附勢，群吏弄法，抑有司茸、疲軟、貪殘、恣縱，而致是（火災）歟？下厲於民，上違於天，朕之冥昧未究所由，爾文武群臣受朕委任，休戚是同，朕所行果有不當，宜條陳無隱，庶圖悛改，以回天意。

　　朱棣命令暫停鑄造銅錢並買辦生銅、生絲及西北的馬匹，以蘇「民困」，「官府不急之物，暫行停止」。他豁免昔年被災地區的一應稅糧，並暫停寶船船隊的遠航，往諸番國的寶船修造工作亦隨之停頓。

　　雖然朱棣在聖旨中不談遷都之事，但官員們抓住這個機會陳述他們對遷都北京的關切，感覺遷都對百姓而言代價太大、負擔太重。朝廷的國庫現在已幾乎空虛。國庫空虛並非僅僅由於皇帝擴張性的外交政策，而是益以山東、湖廣的饑荒與福建的瘟疫為由，後兩者曾奪去了25.3萬人的生命。某些地方，老百姓被迫吃野菜苟活，然而還是有許多人死於饑饉。不僅地方上壯丁難尋，同時死亡的百姓亦多未及葬殮，屍骸盈路盈野。

　　代價不貲的安南叛亂，更對帝國財政困難造成雪上加霜。這場叛亂肇因於興造紫禁城，官方需索原木無度，以致黎利所領導的叛眾，雖在永樂十七、十八年敗於朝廷部隊之手，但安南人仍繼續在鄉間進行游擊戰，耗費了明朝無數的士卒與財力。

　　求直言詔甫下，一時批評成祖政策的言論，毫無顧忌地湧現了。然而，求直言的時間是短暫的。來自江西古老家族的翰林院官員李時勉，告訴成祖：北京根本不是接見諸番國貢使的適當地點。

　　直至有一天，成祖按捺不住在朝殿之上對大臣們怒吼：「訕謗之徒！」大臣立即靜了下來。那些曾批評遷都的官員，一個一個或流放或下獄。成祖發現有一位年輕的主事蕭儀言論尤其激烈，於是將他處死。戶部尚書夏原吉，因成祖的舉動而憂心不已，於是邁步向前，為這場大火承擔責任。

　　他說：「彼應詔無罪，惟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計，罪在臣等。」

　　危機逐漸過去，凡有關這場大火與興建新都負擔的議論，也隨之停止。至於重建焚毀殿堂的努力，則直到15世紀中葉才告開平，朱棣派遣兩萬兵力，前往攻擊兀良哈蒙古部落。

　　太監沐敬見到如此盲目的遠征，力勸朱棣班師回北京。朱棣予以嘲諷，並羞辱他，叫他：「反蠻！」太監仍然極力勸阻。他說：「固不知誰為反蠻也！」盛怒的朱棣，下令將其就地正法，但這個太監毫無懼色。朱棣反而為之動容。

　　他說：「我家養人，若皆得此人，豈不誠有益哉！」

　　雖然兀良哈蒙古曾在朱棣追逐君權期間，站在朱棣一邊，與他共同作戰，但如今卻反過來協助阿魯台。明朝的軍隊輕易地擊敗兀良哈蒙古，但阿魯台逃到外蒙古。朱棣決定放棄追逐阿魯台，最後回到了北京。

　　然而第二年，即永樂二十一年，成祖為了追逐阿魯台，又再度返回滿是風塵的路上，前進蒙古。這次，雖然朱棣得知韃靼已被瓦剌及東蒙古部族擊敗，但他的軍隊卻連敵人的蹤影都不曾見著。永樂二十二年夏天，老邁且同時又是疾病纏身的成祖，再度堅持搜尋敵人的蹤跡，但仍然徒勞無功。

　　朱棣身體不佳，已有若干時日。即使在年輕的時候，就曾為寄生蟲病所苦；而在永樂十二年征伐蒙古之後，他被一種叫風濕的病所折磨。若干歷史記載稱：成祖還患有局部麻痹，並拿道士給的金丹，參以作為興奮劑的砷，加少量燒酒服用。因此，在他晚年，因砷中毒而慢慢趨向死亡。然而，其他的資料又宣稱朱棣藐視民間療法，說人若能「清心寡欲」，則自然可以避免疾病。據說在永樂十五年（公元一四一七年），曾有好心的道士要給他一服藥，他說：「秦皇、漢武為方士所欺，乃又欲欺朕？」

　　就在折返北京行軍兩月之後，成祖於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病逝」於一個叫榆木川的地方，享年64歲。可能是承認夏原吉這位戶部尚書於其新近的若干愚蠢征伐所持的反對立場是正確的，他在病榻上說：「夏原吉愛我！」

　　內蒙古北部的炎熱曠野上，錫制的炊具被拿來熔化，製成錫棺，放置成祖的屍體，運回北京。高層的官員與太監，對於成祖的死訊秘而不宣，直到隊伍確實到了北京。成祖的屍體，移到一具楠木做的長棺木之中，並放置在紫禁城內百日。在這段服喪期間，禁止奏樂及所有宗教儀式，婚禮也遭禁止。寺廟鳴鐘三萬下。成祖陵寢的位址，早在永樂九年之前就已選定，位於北京西北方20英里的天壽山山腳下。徐皇后就葬在這裡。就像朱元璋在南京的陵墓一樣，墓冢位於一山一水之間，以防止靈魂遊盪。之後，明代的13位皇帝均葬在這平緩的草原與海拔不高的丘陵地上，可以比美埃及的國王谷（Valley

of the Kings）。

當朱棣出殯的日子到來時，皇帝的屍體自午門抬出。新皇帝立於午門後方紫禁城的宮牆內。由萬名軍人與文官組成的隊伍，在朱棣的勛臣引領下，以曲折的方式緩緩步行，走出北京城的西門，然後北向前往陵寢（譯按：即長陵），以便搞亂據稱只走直線的惡靈。這樣的緩步要走上兩天。同一墓穴中葬了朱棣的16位妃嬪，她們或被縊死，或被迫自殺，跟他一起葬在玄宮（地宮），這座地宮是由四座位於地下80英尺深的墓室所組成的建築群體。古時各朝代遇有這樣的日子，牲畜也會被活活殺死，與皇帝一起埋葬；但在15世紀時，則是將牲畜去皮、烹煮過後，呈獻給祖宗作為食物之後才埋葬。棺槨中，皇帝的衣服、飾物、器皿及日常生活喜歡的東西，被審慎地鋪在屍體周圍。在地下墓室上面的地表，是一座宏偉的明樓與三座中庭連接成的享殿，此後每年兩次，就在皇帝靈位面前舉行儀式。而為了來生，永樂皇帝的陵墓，由一英里長的文官石雕像、武士石雕像、石獸雕像護衛著，每一尊石雕都是用個別的大花崗石雕成。臉龐莊嚴的朝廷文官雕像，穿著長長的官袍，戴著代表他官職的方帽，拿著代表品級的笏板，等待皇帝下達另一道訓示。

　　當他的主子及朋友——成祖駕崩之時，他並不在中國。雖然成祖的聖旨中明令禁止遠航，但成祖卻派遣鄭和與一些小侍者前往蘇門答臘島的三佛齊，平息繼承王位的爭執。此趟行程並未算在鄭和所指揮的七次遠航里。鄭和並未自三佛齊繼續遠航，當他返抵國門時，朱棣那位愛好學問、46六歲的太子朱高熾，已經登基了。

　　照理講，父子應該不會有太大不同。但朱高熾是一肥胖、不好動的孩子，欠缺他父親的活力。朱高熾也對當軍人或打仗沒什麼興趣。有一回，當他還是一個小孩，就在他祖父（太祖）還在世時，高熾曾與其他親王一起被叫去校閱部隊。但僅僅一下子，這孩子就一個人回到宮中，說他好冷，真的寧可吃他的早膳。

　　當朱棣在外討伐蒙古或在北京興建新都之際，高熾就留在南京學習政務，並受到其博學的母親徐皇后的影響。徐皇后曾監修一套模範婦女的傳記彙編《古今列女傳》，而她個人則編了一本輯錄儒家、佛家嘉言、故事的通俗書籍，題為《勸善書》。她曾為翰林院（士大夫的菁英機構）成員及家眷舉辦了一次由她主講的演講，藉以提升翰林院在朝廷中的權力與聲望。而與此同時，成祖則與陪他一起征討、強壯又矯健的次子朱高煦愈來愈接近。有一段時間，朱棣曾考慮過要指定次子來繼承皇位，然而可能是因為高熾證明了本身具有練達的治國長才，所以成祖不曾改立儲君。

　　朱高熾即位之後，立即釋放所有因觸怒他父親而被囚禁的官員，夏原吉與楊溥均在其中。圍繞在他身邊的是一群傳統的儒生，包含東宮時的老師騫義，他曾強調仁政的重要性；而另一位老師楊榮，則主張抑制宦官的權力並自安南撤軍。所有的論點，都是要撙節開支、注意「國本」，也就是說，農業才是國政的基礎。耗費不貲的軍事征討與興建新都的巨額支出，在他們看來，是損傷國本的，必須儘快更張。從實際的立場出發，這些官員維護太湖地區富庶地主的利益，帝國的田賦總額之中，這些太湖周邊地主所繳納的額度，自來極不公平。

　　夏原吉重掌戶部尚書一職，且提出更進一步的保守財政政策，以控制飛漲的通貨膨脹。他勸新皇帝不要挖金銀礦，不要買寶石、香料、調味料及其他奢侈品，也不要繼續寶船船隊的遠航。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七日這天，朱高熾正式登上皇帝的寶座，頒下了他的第一道聖旨，當中反映了他的東宮教師及僚佐的思想：

　　下西洋諸番國寶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倉等處安泊者，俱回南京。將帶去貨物，仍於內府該庫交收。諸番國有進貢使臣當回去者，只量撥人、船護送其去。但系所差內外官員，即便回京。民梢人等，各放寧家。

　　同時，「各處修造往諸番海船，悉皆停止。其各處採辦鐵梨木，只照依洪武年間例採辦，余悉停罷。但是買辦下番一應物件，並鑄造銅錢，買辦麝香、生銅、荒絲等物，除見買在官者，即於所在官司庫交收。其未起運者，悉皆停止。各處買辦諸色NBB27絲、紗羅、段匹、寶石等項，及一應物料、顏料等，並蘇、杭等處續造段匹，抄造紙札，燒造瓷器，採辦黎木板，及造諸品海味、果子等項，悉皆停罷。其差去人員，即便回京」。

　　儒家治術實質的運作原則，系基於陸地是帝國的太平基石。帝國的防衛，有賴於境內的長城，而不是大海。而且，孔子不是曾說過，百姓的安康較國家的利益重要嗎？哪裡有饑荒，國家就應在哪裡賑糧。而且，向子民需索金銀、寶石和其他寶物，對嗎？

　　朱高熾真正是關心減輕百姓重賦之事，有一次，當其被一名持有異議的官員阻撓時，他說：「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溺，不可遲疑！」

　　由於仁宗大半的生命歲月都在南京，他計劃將京師遷回南京，並將北京改為「行在」，雖然此舉僅止於名義而非實質（最後，英宗在正統六年，即1441年，取消了這一更張，北京再度正式成為明朝的京城）。仁宗解除鄭和寶船船隊總兵的職務，讓他在南京擔任守備。該職是一個重要的職缺，也為太監在其他諸省領兵鎮守開了先例。仁宗的大臣曾主張抑制宦官的權力，他為何會讓鄭和擔任這個關鍵性的職位，令人費解。

事實上，鄭和曾在南京住了許多年，監督寶船的建造工作。在南京城靠南邊接近大清真寺的地方，他蓋了一座大院和庭園。當時，南京的回教人口，估計有10萬人。據說，鄭和的宅第擁有72間房子，正門碩大，關門聲足以讓整座宅院產生共鳴。他在龍江船場周圍及城牆外也擁有土地，後來將這些土地贈予過繼的侄子鄭灝招。這孩子無法承襲鄭和的官品，但繼承了這片土地，乃使他及他的子孫擁有相當財產可以自給自足。自三佛齊回來後，鄭和的第一個任務，便是監督報恩寺建築群的完工，並整修新皇帝所要居住的皇宮。

　　所有事物，都從朱棣在位時的極度進取，擺盪到另一頭去。然而，即位剛滿九個月，仁宗駕崩了，把皇位留給了他的太子來繼承。朱高熾的暴斃，引發若干猜測，認為他是被毒死的。但宮裡的雷太監說：死因是「陰陽」失調，可能是心臟衰竭。事實上，仁宗身體本有病痛。洪熙元年(1425)五月二十九日臨終的那天，高熾說：希望簡單的埋葬就好了。

　　他說：「朕既臨御日淺，恩澤未浹於民，不忍復有重勞，山陵制度，務從儉約。」

　　位於天壽山的仁宗陵墓（譯按：即獻陵），僅三個月即完工，與他父皇的陵墓相較，顯然簡樸了許多。

　　朱高熾死得太早，在明代宮廷遺下兩個強勁的集團，為權力而爭鬥不已。朱棣極為信任的宦官集團在宮內、宮外都掌握重要的職位，力圖恢復貿易及寶船的遠航，俾能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至於當時朱高熾才剛剛授命的儒家官僚，他們意圖以保守、傳統的方法，為皇帝重建穩定的財政；很明顯的，他們的政策，並未包括老百姓的重稅與危險的海上冒險。新的皇帝到底會聽誰的呢？

第十章 最後的航行

永樂十一年五月十三日這天，朱棣預定要在朝廷上接見外邦使節，他與14歲的孫子朱瞻基正談到這件事。成祖本身極喜「對對子」，他出了標誌著貢使來朝的上聯「萬方玉帛風雲會」，要孫子也想一句符合上句格律的下聯。

　　朱瞻基想了瞬間，接著對道：「一統山河日月明」。

　　這位小王子的對子，意指著一統天下，置天下於輝煌之治。當人們得知此事之後，都說這顯示瞻基遺傳了他祖父的雄心壯志，將來有一天登上皇帝的寶座，必定如偉大的永樂帝一樣。

　　從小時候開始，朱瞻基就陪著他的祖父北行視察北京及征伐蒙古。兩人變得極為親近。瞻基不僅學得祖父的熱愛騎射，同時承襲了祖父熱愛帝國邊境遼闊草原的遺傳。朱瞻基在宣德元年（1426），以26歲之齡繼承皇位後，立即撤回其父親的旨意，再次將京師移置於北方的北京。給予宦官重要軍職的傳統始於朱棣，朱瞻基沿襲這一政策，日後甚且在宮中設立了內書堂教導宦官。他遺傳了朱棣對瓷器的強烈興趣，而他本人還是一位具有相當天分的書畫家。歷史上稱為「宣德」（意為散播仁德）皇帝的朱瞻基，他一點也沒有他父親愛好學問的儒家傾向。

　　有一回，經過一塊地，那兒正好有個農人在種地，朱瞻基叫隨駕人員停下來，從農人手中接過耒來。他在這塊田裡挖鏟了幾下之後，感到筋疲力盡。

　　他說：「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言勞苦莫如農，信矣。」

　　就像乃父一樣，年輕時的宣宗也贊同儒家的仁政理想。事實上，圍繞在他身邊的即是曾在他父親手下擔任顧問的同一批學者：兵部尚書楊士奇、戶部尚書黃淮、禮部尚書金幼孜，以及審慎而保守的老臣夏原吉。前述諸人也都是他還是太孫、太子時的宮廷教師；瞻基成為皇帝之後，習慣帶著一瓶酒，在不知告的情況下，去造訪這些官員，與他們討論詩詞、義理或史事。在他們的勸說下，瞻基授命極具威脅的安南叛逆黎利「權署安南國事」，順利地結束中國與南邊的鄰國之間耗了二十年的纏鬥。不像朱棣，朱瞻基的想法是保持中國免於境外征戰，甚至很少與蒙古人糾纏。經過一連串旱魃、蝗蟲侵襲之後，宣宗採取了積極的步驟去豁免諸省——特別是東南各省——該年的稅糧，並將百姓轉輸漕糧開赴北方的重擔，改由軍事單位來負責。

　　年輕時的宣宗，在一開始處理叔父造反一事上，表現出的寬厚態度，遠超乎官員們可能要求的限度。當時，朱高煦試圖仿朱棣在23年前所採取的方式奪取龍位。朱高煦謀反未成之後，朱瞻基並未將其處死，僅是將其拘禁在紫禁城內的「逍遙城」而已。直到有一次宣宗前往探視，憤懣的朱高煦用腳將他絆倒在地，宣宗終於因為這樣的傲慢舉動而大怒，下令將叔父處死。這是一種可怕的死刑。用銅缸覆蓋在朱高煦上面，熔化的銅缸隨即就將他熔掉。

　　因此，朱瞻基是他父親與他祖父的結合體。有人說，他在朱棣的盲目擴張政策與朱高熾的呆板儒家思維之間取得了平衡，是明朝的黃金時刻，一個太平、繁榮、政治清明的時代。宣德皇帝在位時期，也出現了寶船船隊最後一次燦爛遠征。

　　在宣德五年（1430），瞻基為中國朝貢貿易的明顯衰落而感到憂心，而且他也意識到，安南的失守，或許將成為中國在國際社會中聲望削弱的部分原因。因此，他公開誓言要重振明朝在海外的聲威，再次締造「萬國來朝」的盛況。極力反對海上遠征的朝臣夏原吉死後不久，宣宗即降旨進行第七次寶船船隊的遠航。在宣德五年六月二十九日的《遣太監鄭和等齎詔往諭諸番國詔》上，他說：

　　紀元宣德，咸與維新，爾諸番國遠處海外，未有聞知。茲特遣太監鄭和、王景弘等齎詔往諭，其各敬順天道，撫輯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

　　至於重建暹羅國與滿剌加的馬來王國之間的和平關係，也是這次遠航的任務之一。宣宗命令鄭和齎送詔敕給暹羅國國王，要求他停止騷擾滿剌加。在詔敕上，宣宗斥責暹羅國國王拘禁前往明朝途中的滿剌加國國王。

　　「斯豈長保富貴之道？」朱瞻基寫道，「王宜恪遵朕命，睦鄰通好，省諭下人，勿肆侵侮。則見王能敬天事大，保國安民，和睦鄰境，以副朕同仁之心。」

　　朝廷為了準備這次的遠航，花了比平常還要長的時間，因為距上一次寶船船隊的遠航，已經六年多了。這也將是明朝最大的一次遠征，使用船隻超過300艘，成員有27

500人。船隻的船號，如「清和」、「長寧」、「安濟」，正反映了他維持和平的任務。

　　當時鄭和年已60，似乎預料到這將是他最後一次的遠航。他曾樹立兩塊石碑，以記錄他先前完成的幾次遠航。其中一塊，於宣德六年三月十四日，立於長江口的停泊處劉家港；另一塊，則於宣德六年「仲冬」，立於福建沿海閩江口的長樂縣太平港。名義上，這些石碑是為了答謝航海人的女神天妃於前幾次遠航給予庇佑。然而，鄭和在石碑上刻意詳細地記述他每一次遠航的成就，無疑是要大家記得這些事。但是，誠如他所知，如今朝中強烈反對遠航，而官方《明實錄》的編纂者將如何記載遠征，他毫無把握。

　　於《長樂南山寺天妃靈應記碑》上，鄭和驕傲地陳述他的信念：寶船船隊的遠航，在「混一海宇」上，遠超過歷來各朝的海上成就，乃至「〔海外諸番國〕際天極地，罔不臣妾……皆捧琛執贄，重譯來朝」。同時，由於現在的遠航，遠地之間，亦「程途可計」，正意味著遠航對於中國地理知識的累積，有著價值不貲的貢獻。至於賞賜這些遠人方面，鄭和明白地認為，遠征對於擴展中國文化至海外，「宣德化而柔遠人」，也有重要影響。

寶船的船隊在宣德六年一月十九日駛離南京；之後在江蘇和福建徵集寶物，增添水手；最後，在大約一年之後，於宣德七年一月十二日駛離華南沿海。第一站到達越南南部的歸仁。然後，船隊繼續航向爪哇島北海岸的蘇魯馬益、蘇門答臘島的三佛齊、馬來半島的滿剌加國、蘇門答臘島最北端的蘇門答剌國，以及錫蘭國，最後在宣德七年十二月十日，抵達了印度半島西海岸的古里國。

　　這是鄭和第七次來到印度，根據他在當地的所有經驗，可知那時中國人誤認這個國家不僅是佛教的發源地，同時也是世界其他偉大的宗教（如天主教和伊斯蘭教）的起源所在。對他們來說，印度環繞中東所有地方。據保存在《明通鑒》的資料顯示，說印度分為五個國家：中、東、西、南、北。中印度為「佛國」。據說，「佛滅度六百年，而西印度之耶穌出，是曰『天主教』。耶穌生後又六百年，而西印度之穆罕默德出，是曰『天方教』」。早在唐朝之時，中國人已經知道天主教與伊斯蘭教這兩種宗教，聶斯托留派

Nestorian

天主教徒亦曾到訪過忽必烈的宮廷。然而直到16世紀末，利瑪竇（Matteo

Ricci）將天主教教義的繹釋刊印出來以後，中國人才對這一宗教擁有細部的知識。《明通鑒》在這段文字之後繼續說：當鄭和行至古里國之時，始知天方（阿拉伯地方）遠在古里之西南。無論如何，根據此項資料，鄭和始終認為天方是印度的一部分。

　　自古里開始，這支大船隊分為數個較小的支隊，太監洪保則承擔前往忽魯謨斯國及其他阿拉伯城邦與港口，並南下東非沿岸甚至遠及肯亞麻林的重要任務。在阿拉伯半島的阿丹國，兩艘寶船嘗試卸貨，但因為當地政局不穩，沒有成功。緊接著，這兩艘寶船的船長，寫信給麥加的愛迷耳（酋長）與吉達（Jidda）的控制者，獲得他們的應允，同意寶船前往吉達。控制這些港口的埃及蘇丹，命令當地的官員，依照對待印度洋商人的慣例，以誠信對待中國人。在吉達及乳香的交易中心佐法兒國（Dhufar，中國人以其絲綢、瓷器來交換可以當作瀉劑與補藥的龍舌蘭，古代埃及人的防腐劑，中國人認為它可以促進血氣暢通的沒藥，用以治療呼吸疾病的芳香樹脂安息香、抗發炎葯蘇合香，以及中國人叫木NDC66子的一種草藥（用木NDC66藤子製成，用以治療潰瘍及傷口的藥膏）。當阿拉伯藥典《回藥方》在中國刊刻之後，中國人對於阿拉伯藥材與療法的興趣，變得格外地熱衷。

　　在《瀛涯勝覽》中，馬歡寫到從麥加往西旅行一日，可到達麥地那。事實上，麥地那在麥加北邊300英里，商隊須走上十數天。他也描述在麥地那有一口出聖泉的井，航海者取這裡的聖泉用以鎮息海上的颶浪。然而這個叫「糝糝之泉」（Water

of Zamzan）的井，其真正的所在，是在麥加的愷阿白（Kaaba）清真寺附近。馬歡對麥加的大清真寺的描述則頗為精確，他說這座清真寺有四座尖塔（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圖塔所記為五座），四周環以城垣，「其城有四百四十六門」，「皆用白玉石」為柱。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在記載中加了「蓄二黑獅」守衛愷阿白的門這段文字，獅子雕像在伊斯蘭教義中是被嚴禁的，伊斯蘭教義禁止任何有關人或動物的偶像（depiction）。

　　從鄭和父親、祖父兩人名字當中的「哈只」推測，他倆曾經到過麥加朝聖。若鄭和本身曾在聖地朝拜的話，則如此重要的事實，不可能不形諸文字。或許，鄭和因為健康情況日差而留在古里國，不能或不願面對長程車馬勞頓、騎過沙漠的危險。馬歡對於聖城的不正確及二手性質的記載，可能的推測之一是：馬歡緊留在鄭和身邊，照顧不舒服的元帥。這個推測，我們可以從回航時，整支船隊在古里會合，展開向東穿越印度洋的航程時，鄭和以62之齡病逝，得到清楚的答案。海上的生命當結束於海上，這是他們家族的信仰。

　　根據伊斯蘭教傳統，屍體經過清洗，裹以白布。在海上，葬禮極為簡單。將屍體的頭，朝麥加的方向，船上的伊斯蘭教徒即行吟誦、禱告：「阿拉是偉大的！阿拉是偉大的！阿拉是偉大的！……」直到最後鄭和的屍體投入大海之中。遵照鄭和的要求，留有鞋子和一撮頭髮，據說帶回南京，埋在南京城外靠近佛洞的地方。今日，可借一座回回式的墓葬認出墓址，這個遺址有人看守。附近村子的農人竊竊私語說石碑之下根本什麼東西也沒有。「好奇的人，曾經探過鄭和的墓，什麼也沒找著！」其中的一個農人說，「沒有棺材！沒有匣盒！什麼也沒有！」住在南京承嗣鄭和的侄子的後人，也認為那裡沒有東西。雖然如此，凡有特殊紀念性的時節，他們還是會來這個墓穴遺址表達追思。鄭和過世後不久，爪哇島北部的三寶壟（Semarang）曾舉行了一個叫ghaib的宗教儀式（這個儀式來自阿拉伯的gayb，意為「不在場」）。這是為屍體行蹤不明的死者所舉行的一種葬儀。禮辭在無風的爪哇海上飄著：「阿拉是偉大的！阿拉是偉大的！……」

　　宣德八年（公元一四三三年）七月，寶船船隊駛進了長江口。七月二十七日，宣宗於北京頒賜品服、寶鈔予寶船船隊的官吏、隨員。他為遠航的結果感到欣悅。九月十四日，蘇門答剌國、錫蘭國、古里國、柯枝國、忽魯謨斯國、佐法兒國、阿丹國及其他阿拉伯國家，於奉天殿進貢了馬、象和長頸鹿。長頸鹿再次被認為是神獸麒麟。一位來自戶部的官員建議宣宗：由於麒麟是難得的佳禮，所以必須在宮廷上舉行一個正式的慶賀儀式。然而，就像他祖父往昔所做的，宣宗回絕了這個請求，覺得對這一件天上的恩賜解讀太多是不智的。

「遠方之物，朕非有愛，」他說，「但念其盡誠遠來，故受之。不足賀也。」

　　這年秋天，另外四隻麒麟從南洋抵達中國。滿剌國國王也在200多名隨從陪同下一道前來。天氣是格外的寒冷。宣宗賜予滿剌加國諸人厚衣厚鞋，並且勸他們在春天前先待在南京。朱瞻基並非小心過度。蘇門答臘國國王的弟弟，受不了中國冷冽的冬天，在北京度過寒冬之後，竟於春天死了。宣宗下令以應有的儀式與葬禮加以埋葬，並派太監王景弘赴蘇門答臘國，親自對國王表達其失去弟弟的弔唁之意。然而，在爪哇的外海，王景弘卻因海難而喪生。

　　朱瞻基似乎已經完成了跟印度洋盆地建立朝貢貿易，並達到「萬國來朝」的目的。緊接著寶船船隊第七次遠航之後的一整年，成打的國家來向宣宗納貢；而且在宣德十年年初，宣宗於短暫不適之後即意外地病逝的當時，中國的海上霸權似乎還是像以前一樣地穩固。南京的龍江船廠仍然繼續運作，而且為寶船而做的案卷，直到1470年代還在。然而，隨著宣德皇帝的駕崩，中國在印度洋上的形勢確實有所轉變；鄭和的第七次遠航，成了寶船船隊的最後一次偉大遠征。

　　起初，這一變化幾乎是看不見的。貢使仍然繼續到中國這塊土地執行他們的任務。就在正統元年（1436），當南京官員一再地向朝廷懇請增加工匠時，他們的請求卻立即遭到駁回。朱瞻基的繼任者（譯按：即英宗）擔心百姓的負擔太大，停止了船廠的船隻建造，並主張儉約的經濟策略。正統二年，琉球群島（在日本南邊）的國王在進貢之後，請求英宗賜予新的冠服，而賜予冠服交付貢使原是明初以來的既定政策。琉球國王說，他擁有的那惟一的一套，已「年久朽敝」。而且，誰知道他什麼時候能夠再來一趟中國？尤其現在海上是「險而難」呢！然而，英宗婉拒了琉球國王的請求。次年，暹羅的貢使在出使來京途中，在廣東被兩名貪瀆的地方官強取去金、珠、寶石等物。暹羅貢使雖然從頭到尾都沒有錯，但他們抵達朝廷，卻沒有了貢品。地方官這樣的行徑，在永樂年間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在同一年，英宗敕諭爪哇國王，說他所遣派的「使臣」狂橫，飲酒酣醉，殺死數條人命，最後自殺身亡。英宗命令：「今復遣人，其慎擇之。」

　　逐漸地，帝國的朝貢體系開始走下坡。諸番國不再向皇帝傾獻大量的貢品，而皇帝也吝於回贈任何賞賜。「貢使」的真實身份，從來也不曾如此曖昧過，有些簡直就是盜賊和走私販子。各省官員與地方商人渴望從對外貿易的巨大利益中分一杯羹，公然奪取要送往北京的貢品，而皇帝似乎無法（或不願）制止。正統九年（1444），一支大型的商業遠征隊，自廣東前往爪哇，其中的33名走私者想必是為了讓以後的生意更加順利，留在當地。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的「亡賴」，遭到官府逮捕與治罪。

　　中國沿海地區地方性市場如雨後春筍般蓬勃並起，由其提供的舶來商品亦為一般百姓所熟悉。曾為中央獨佔的互市專利，已漸衰微，復因憂慮沿海各省與外國勢力之間的勾結，或將進一步侵蝕中央的權威。到最後，甚至連帝國的水師，都沒有能力在公海上為官方的貿易使團提供安全的通道。

　　15世紀初的極盛時期，明朝的強大水師擁有3500艘各型船艦：其中2700艘，配屬於沿海四處無數的海岸巡檢司；另有400艘戰船，停泊於南京附近的新江口基地；還有400艘，則是武裝的漕船。當時，單單浙江一省，就擁有超過700艘船艦組成的艦隊。及至英宗正統五年，浙江船隻的數字下降到不及先前的半數。到了15世紀中葉，該省的艦隊僅及前數的一小部分。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建造雙桅以上的船隻，即犯死罪；世宗嘉靖四年（1525），朝廷又下了一道聖旨，准許沿海總督、巡撫摧毀所有遠洋航行的船隻，並逮捕駕這些船隻下海的商人。在中國東南沿海倭寇高峰時期的嘉靖三十年，以多桅帆船下海即屬犯罪，為了貿易目的而出海者，就更不用說了。不到一百年，全世界最強大的水師，誠如後人所了解的，下令自我毀滅。為什麼？

　　答案之一和15世紀中葉朝廷的政策，以及皇帝之下的宦官與朝臣（儒家官僚）之間持續增強的緊張有關。海上航行與海上貿易，本就是宦官集團慣常涉足的範疇；對這些士大夫來說，摧毀這些海上冒險事業，即等於是截斷了對手的主要權勢與經濟收入。

　　在朱瞻基統治期間，士大夫集團與宦官集團兩者的勢力同時茁壯，也埋下了兩者衝突的導火線。宣宗之世大幅提升內閣的地位，改由翰林院儒士主持，原本僅是備顧問的機構，現在一躍而為具有操縱行政事務能力的委員會，乃至對於六部待硃批的奏疏享有票擬（提出建議）之權。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朱瞻基都是直接採納大學士的擬議。至於另一方面，朱瞻基不僅堅持宦官需入內書堂接受教育，同時也讓他們掌管奏疏，致使宦官接管了官府間的往來公文，因而可以決定哪些事務該提交給皇帝處理。倘若皇帝駁回了大學士的擬議，宦官就可能採取行動攫取本身的利益。不過，朱瞻基緊緊地控制住宦官。當宣德二年、宣德六年兩度發現宦官涉嫌詐財及收賄，毫不猶豫地將這些宦官以及他們的黨羽處死。宣宗擔心宦官可能擅改官方的文件，故堅持詔令必須經由首席大學士確認才有效力。

在朱瞻基本身個性與警覺目光支配之下，這兩個集團的力量臻於平衡。然而，宣德十年，他以36歲之齡突然駕崩，其太子幼小，才只有7歲，根本沒有能力應付他們。這個小皇帝朱祁鎮在位的初期，宦官控制了廠衛機構，並增強其在軍隊中的監督角色，而且成為財務上的代理人。他們暗中經營私人的商業活動，提高稅額，累積了巨額的財富。若有誰敢反對，宦官就將其拷打、處死或流放。年輕的皇帝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成了他監護人——惡名昭彰的太監王振——的厲爪，而王振就利用他身為皇城裡宦官組織首領的身份，成了帝國實質上的統治者。他必須為中國歷史上最羞辱的時刻負責，他將中國導入另一個方向，而這個方向最後則導致了明朝的滅亡。這個方向與永樂皇帝好大喜功、大手筆的哲學相違背，同時也與寶船船隊遠航所代表的事物相違背。

　　王振的貪婪絲毫不受拘束。他的倉庫充斥著從政府日常事務中勒索得來的各色物品。他甚至奪走本要進貢給英宗的蒙古馬。同時藉由將重要軍職及行政職缺安插給他的朋友及家人，順利地平息了有關他所作所為的一切反對聲浪。翰林院侍講劉球對雲南、緬甸邊界的軍事騷動提出質疑時，王振即將其監禁並支解而死。於是，幾乎無人敢再反對這名恣傲的獨裁太監。

　　正統十四年，王振率領50萬的中國部隊前去征討在西北邊陲的蒙古。為了要等待載運其私人家當的千餘輛牛車，王振在接近蒙古地界的土木堡（編按：位於今河北懷來縣東南），停止了英宗隨行人馬的前進。當時，兵部尚書覺察到危險，要求王振繼續前進，王振卻怒斥他說：

　　「汝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

　　然而，就如兵部尚書所擔心的那樣，數目不逾兩萬的蒙古騎兵迅即逼近，包圍並砍殺了伴隨英宗的中國先頭部隊。大部分宿衛英宗的部隊，都慘死於快速移動的騎兵刀下。至於22歲的朱祁鎮，則下馬並坐在箭如雨下的地上；最後，蒙古人在不敢相信有這麼好運的情況下，俘虜了英宗。王振本人則在這場戰役中喪命（若干資料說他被憤懣的軍官捶死）。蒙古掌握了主動權，他們本可以輕易地行進至北京。然而他們躊躇了一段時間，讓中國人有足夠的時間著手安排抵禦事宜，並讓英宗的皇弟即位成為景帝。

　　緊接著發生了一件不尋常的事件。在新皇帝首次上朝時，士大夫要求解除王振之下強而有力的宦官集團。他們堅持王振本人必須為這個歷史性的災變付出代價，家產必須充公。官員們揚言，倘若這項要求不得實現，將自殺以示抗議。

　　景帝還沒有機會作出回應，一名宦官的爪牙——錦衣衛指揮使馬順，指責這些官員「不成體統」。官員們對這一指斥怒不可遏，抓住了馬順。他們撕爛他的靴子，挖出他的眼珠，一會兒工夫就赤手空拳地將他打死了。另外兩名在殿上的太監，也遭致同樣結局。

　　景帝於驚恐中不知所措，僅是旁觀。隨後他立即答應了官員們的請求。一時，宦官支配朝廷的情況似乎解體了，而來自於儒士的官員們似乎大獲全勝。一年之後，蒙古人送回他的皇兄；六年之後，朱祁鎮在一場膽大妄為的政變中（譯按：即「奪門之變」），重新奪回了皇位。領導群臣擁立景帝的兵部尚書于謙，以叛國處死；朱祁鎮下令為他寵幸的監護人、專橫跋扈的王振，立了一座祠堂。

　　前述諸事對於往後中國的海上事業，影響更是深遠。宦官仍繼續涉足對外貿易，非官方的商人，在宦官的奧援與唆使下，犧牲官方朝貢貿易的任務，於15世紀末繁盛了起來。因而引發了官方一連串對船隻大小以及平民參與海外貿易的限制。朝臣們有感於無法鉗制宦官的貿易活動，覺得至少也要加以掣肘。這樣的情況下所造成的悲劇，就是建造大型航海帆船的船廠被迫停工，中國人先進的航海科技終於消失。16世紀時，已經少有船匠知悉如何建造大型寶船。而槍炮的發展，也一樣遲緩，乃至使得歐洲強權在火力上勝過中國，成為可能。中國人開始喪失他們超越西方的科技優勢，優勢從此一去不復返。

　　撇開這些政治上的紛爭不管，一連串經濟的因素，也對政府維持建造遠航大帆船的船廠與龐大的沿海水師，造成困難。而永樂十三年大運河的開通，不再需要海上的大帆船載運南方的米糧至北方供應京師。船隻建造的焦點，因此轉移到河上航行的駁船。另外，在15世紀中葉，嚴重的通貨膨脹，使得寶鈔貶值到不及其票麵價值的百分之一。明朝與諸番國之間有利的交易匯率喪失了，而導致這一情況的部分原因，可能系伴隨皇帝被俘而來的威望喪失，以及私人貿易的大量囤積貨物。就如中國的學者羅榮邦所說的：「朝廷所經營的朝貢貿易，長期以來在貿易上維持壟斷，強迫諸番國接受低的價格，而且以寶鈔來支付。」現在，明朝政府被迫要以市場的價格來換取所需的物品，如馬匹、木材及藥物。諸番國藐視寶鈔，要求以特定的貨品或大量的銅錢來支付。帝國的國庫因此大幅短絀。

　　在15世紀，中國的稅賦基準緊縮了將近一半。洪武三十一年，支撐帝國稅捐的土田有850萬頃(1.2億)。一百年後，稅賦基準縮減到土田420萬頃（5900萬英畝）。這並非僅是出於正統十三年的黃河泛濫成災，造成百萬人流離失所、數千英畝土地荒蕪而已，它還摻雜著富人設法逃避賦稅與猖獗的貪污舞弊等因素。

第三個造成明朝水師衰落的因素，是英宗被俘之後，蒙古威脅的持續增加。政府有限的軍事資源，被從海岸調往長城以北的邊境去防守這一傳統的困擾地帶。俺答汗的統一東西蒙古，對明朝造成了該世紀最大的威脅。就這樣，雙方展開了一波波消耗性的抄掠與反抄掠，最後在滿洲人成功入侵明朝，以及明朝在崇禎十七年(1644)滅亡，達到高潮。

　　▲永樂十三年大運河的重開，是道致明朝水師衰落的部分原因。由於大運河的重開，造船的重點逐漸從建造遠洋航行的大帆船，轉移到平底的漕船，就是這種漕船載運漕糧前往位於北京的新首都。

　　而且，就像軍隊回復到他們畏縮與採取守勢的心態一樣，平民百姓也從冒險的思維方式中撤退。士大夫為了艱難的科舉考試，著重經典的記誦，對創造力或對外國的任何事物有所興趣並不鼓勵。翰林院官員在15世紀中葉發展出一種觀點：中國以其禮儀教化即足以「綏服」他國；國家無須急於進行對外貿易或對外征伐。

　　宣德三年(1428)，翰林院官員（大學士）楊士奇，於贊成中國撤離安南時說：「何用與此豺豕輩較得失耶！」而在兩年之前，黃驥亦曾於勸告宣宗放棄派遣寶船遠征諸番國時說：「使中國之民休息，俾各事其職於士農。」並說：「遠人心悅臣服，遠地同風，吾朝必傳萬歲。」譯註。

　　這樣的想法，與廖永忠（洪武皇帝的一名官員）的想法形成強烈的對比。廖永忠曾在明初洪武六年（1373）說：「造海舟，翦捕此寇（譯按：即倭夷）以奠生民，德至盛也。」

　　成化十三年（公元1377年），是復甦中國航海事業最後一次的嘗試。身兼東廠首領，權勢掀天的太監汪直，曾經索取鄭和的航海日誌，試圖激起當時人對海上遠征的興趣。兵部郎中劉大夏將鄭和的文件從檔案中先行抽走公元一四七七年（根據若干史書的記載，有些說他把文件藏了起來，有些則說把它燒了）。劉大夏指斥這些文件「恢詭怪譎，遼絕耳目」，並說寶船帶回國的地方物產，如「醬、邛杖（竹杖）、蒲桃（葡萄）、塗林（石榴）、大鳥蛋（鴕鳥蛋）」，對國家毫無益處。劉大夏報告他的頂頭上司兵部尚書項忠，說鄭和遠征的水程圖已「失」。

　　「庫中案卷，寧能失去？」項忠懷疑地說。

　　劉大夏回答說：「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時敝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向追究其有無哉！」

　　項忠現在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他自座位上起立，說：「君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君矣。」

　　鄭和及其遠航航行日誌的喪失，是當時中國內部衝突的另一個悲劇性的結局。在士大夫的看法，跟宦官聯結在一起的對外貿易以及與外面世界的接觸，對帝國來說完全是不經濟與浪費的。與外面世界接觸的需求，意味著中國本身需要海外來的東西，也意味著中國並不強盛，無法自給自足。僅只披露需求，非天朝所當為。

　　諷刺的是：中國從海上撤退之際，正值歐洲強權離開地中海安全的避風港，一步一步向前冒險，試圖發現一條到達遠東的通道之時。在兩個世紀之前，馬可·波羅的契丹（Cathay：譯按：指中國）及香料群島之旅，以及當地令人難以想像的富裕情況，點燃了歐洲人的幻想。1440年代，葡萄牙人沿著非洲西海岸，緩緩向前移動，尋覓著通往中國的通路。孝宗弘治元年（1488），狄亞士（Bartolomeu

Dias）繞過了好望角。弘治十一年，達·迦馬（Vasco

da Gama）終於到達了印度的古里。弘治五年，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事實上是想循著馬可·波羅旅行的路線前往中國，卻在前往中國的途中，意外地遇上了另一塊大陸不期的阻隔。直到去世之時，哥倫布仍然堅信他所到的諸島嶼，事實上就是位於亞洲海岸外海的群島。一直要到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才完成了哥倫布西航以達中國海的夢想。

　　中國自願放棄其對南洋的興趣，在歐洲並非無人注意。傳教士門多薩（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認為那是一件好事，對此，擴張中的歐洲強權應該加以注意。萬曆十三年（1585），他在其所著的中國史之中寫道：

　　〔中國人〕從經驗中發現，離開本土去征服別國，侵害他人及這一類事情，要損失很多人，耗費大量錢財，還要不斷花力量和勞力去維持得到的地方，恐怕再失掉。而在他們忙於新的征服時，他們的敵人韃靼人和鄰近其他侯王就騷擾和侵犯他們，造成很大的損失……他們認為需要為安寧和利益……放棄他們在外國取得和征服的一切土地，而特別是那些遙遠的土地。從此以後，再不跟任何地方打仗。

　　門多薩嘗警告說，殖民主義將徒勞無功，然而在那個時代並未受到注意。歐洲為了建立殖民帝國，浪費了額外的300年。

　　自16世紀一開始，中國即飽受日本海盜破壞性的侵襲之苦。有時候，倭寇（輕蔑的中國字眼「倭寇」，意為「矮鬼子海盜」，或指日本人）還在岸上的同黨協助下，佔領整座村莊，肆行劫掠，令村民惶惶不可終日。地方上的商人與平民雖付出心力以求保護自己，但在大部分地區，倭寇還是來去自如。先前中國海的主人，現在則任掠奪者與匪徒宰割。

第十一章 蘇丹的新娘

馬六甲每一位學童都會讀到一則故事，這則故事說鄭和受命護送一位名叫漢麗波（Hang

Libo)的美麗中國公主，到馬六甲來做芒速沙(Mansūr

Shah)蘇丹的新娘。她的父親怕公主在新家會寂寞，送了500名少女來陪伴她。而這500名少女也都在當地成婚，並且定居於靠近馬六甲港澳的一座山的山腳下，後來這座山就叫中國山(Bukit

China)。公主改信伊斯蘭教，為蘇丹生了一個孩子叫明馬(Mimat)，而那些貴族少女的子孫，據說成了馬六甲廣大華人社群的核心。

　　根據明代官方正史的記載，並沒有皇室的公主曾與馬六甲的蘇丹通婚;然而，在中國山的廣大華人公墓中正好有兩座墓，任何人都可以斷定，它的時代就始於明代。漢麗波可能只是中國宮廷中的一名宮女，或是馬六甲一位所謂「華人甲必丹」的女兒。公元十六世紀時，葡萄牙當局曾任命若干華人為「甲必丹」，負責管理華人社區的事務。葡萄牙的記錄，就註明嫁給馬六甲第二位蘇丹的，是「中國甲必丹之王」的女兒。

　　馬六甲的華人喜歡漢麗波公主的故事，尤其為故事中暗示其家族與中國的皇室或貴族有遠親關係為榮。無論如何，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就像費信所提到的，他們可能是留在馬六甲的鄭和手下水手與當地女子成婚所繁衍下來的子孫。若干鄭和手下的水手，不顧永樂皇帝嚴禁出海的禁令，想在另一塊土地上生活，於是逃離了船隻。一如漢麗波公主故事所暗示的，寶船船隊影響深遠的結果之一，就是整個東南亞散布著中國人。

　　直至15世紀為止，亞洲已有一些分散的華人社區。曾為中國殖民地達20年的越南北部，以及暹羅，都有一些中國人定居。14世紀中葉，中國貿易商於定期到訪淡馬錫（新加坡的前身）時，報道說他們看到數字不明的中國商人住在那裡，與馬來人「混」居在一塊。此外，在馬來半島的北部，也有許多中國人口。至於主要來自廣東、福建兩省的中國流民，早在10世紀即已到爪哇定居。而且，就如我們之前所說的，15世紀初，鄭和在爪哇島北海岸的革兒昔、杜板、蘇魯馬益也發現大量的華人聚落；並在蘇門答臘島西北部的三佛齊，發現了中國海盜的大巢穴。中國人離開中國，可以推測一定是被情勢所迫，例如水災、饑荒或政治迫害等的威脅。中國人向來不願拋棄盡孝與看顧祖墳的重要責任。

　　在鄭和遠航期間開始的海外移民，似乎帶著不同的性質。天朝的特使突然自各地失蹤，誘使他們背離帝國任務的原因，只能揣測。或許在他們與外地接觸之後，放眼所見凈是非法貿易的誘惑，而非法貿易的利益遠超過他們夢寐以求。剛開始，出國就像涓涓細流；但在整個15世紀，卻像是從水壩崩裂的裂口不斷奔流而下的湍流。

　　永樂元年（1403），官方使節到達真臘國（Cambodia）時，使團中三名次級成員逃遁，遍尋不得。發愁的真臘國國王找了三名本國的百姓，以充當出使來的人。使團回到中國，出現在永樂皇帝面前時，皇帝發覺了這個騙局，並對真臘人說：「華人自逃，於彼何預而責償，且語言不通，風土不習，吾焉用之。」派人送這三個人回國，並賜以路費及衣服。而在真臘國逃亡的使臣到底去了哪裡，沒人知道。另外也有非法移民，跑到了鄰近的暹羅國。永樂七年，成祖與到訪的暹羅國貢使談到他掛慮「逋逃」的中國人，尤其擔心何八觀及其從眾，要暹羅國當局將其送回治罪。。

　　明初雖然禁止百姓外移，但永樂皇帝派遣36個家庭到日本，以作為贈予幕府將軍協助兩國之間貿易的「贈禮」，似與此又有矛盾。學者認為，他們惟有在皇帝的需要下，始得從事貿易，且利益盡歸皇家寶庫；然而，這些家庭畢竟嘗到了外國貨品這顆禁果的甜頭。鄭和遠航之後，發生了什麼事？逐漸衰落的官方朝貢貿易，又如何了呢？鄭和寶船的水手與官員們，相當渴望進一步駕著自己的船下海貿易。他們秘密地帶著家人離開中國，在整個南洋定居，希望為自己創造更好的生活。

　　在16世紀結束時，像菲律賓的呂宋這樣的地方，就有數以萬計的中國人。事實上，由於住在那裡的人太多，當地的西班牙總督怕定居的中國人會推翻他們，乃試圖將中國人驅逐出呂宋島。中國人如不離開，將遭到「凌辱」。依據《明史》的記載可以看出，他們曾遭虐待。

　　在15世紀中葉以後，中國人的出國與官方禁止私人貿易的禁令聯繫在一起，導致中國海上的海寇與走私貿易的興起，嚴重的程度乃始料所未及。日本倭寇不僅於此時開始攻擊中國沿海，且次數不斷增加，手段也越來越殘忍。事實上，他們是一個國際的走私集團，包括劫掠性的中國商人及一些馬來西亞人、葡萄牙人。在15世紀中葉，這幫海盜佔領了20個以上的中國沿海城市或衛所。本是傳統國際貿易中心的長江口周邊地區，遭受的攻擊尤其嚴重。

　　舉例來說，嘉靖三十五年（1556）春天，淪為盜匪的杭州和尚徐海，結合了以日本九州外海五島群島為大本營的另一股亡命之徒有名的「倭寇之王」王直的勢力。徐海利用宗教性的經誦和占卜，贏得水手的忠誠，他們稱徐海為「天差平海大將軍」。兩幫海盜帶著數千人，攻擊長江以北與長江以南，威脅到大運河終段糧食供應的順暢，甚至威脅到南京郊外明孝陵的重寶。由於官軍的重點擺在北邊應付蒙古一連串的威脅，徐海和王直輕鬆地擊敗當地的水師武力，連續數月劫掠杭州港附近的市鎮，屠戮農民，裝了1000艘船的戰利品。然而，在長期圍攻桐鄉縣城期間，海盜因分贓不均而內訌，其間還涉及一名叫「祝婦」的美婦人。最後，官軍包圍了徐海，徐海投河自盡；嘉靖三十七年，明朝又逮獲了王直，並予以監禁。

此後，倭寇的抄掠不再有良好的組織；十年之後，海盜的問題得到了控制。海上貿易的禁令也解除了，東南沿海正式開放貿易。在1550年代，中國經由澳門，開始跟葡萄牙展開貿易。1570年代，又在馬尼拉（西班牙在菲律賓群島的基地）與西班牙展開貿易。與其他歐洲殖民強權的商務關係，也緊接著展開。

　　然而，中國沿海的農人、漁民和他們的妻兒，因為在其生命過程中曾受到劫掠，始終忘不了倭寇。福建泉州以北惠安半島的少女，至今仍在頭上緊緊地綁著藍色頭巾，以遮住臉部。這種頭巾帶有夾子和絲帶，成為當地流行的惠安款式。而且當地村子代代相傳著一則故事：曾有一名少女，遇上張著紅帆而來的海盜船，這名少女竟然能躲過海盜邪淫的眼神，安然脫逃。關於惠安婦女的衣飾以及相關的故事，繫於1990年6月訪問惠安縣當地的婦女。

　　鄭和的傳奇，就這樣隨著華人的背井離鄉散播於東南亞，同時不經意地使海盜行為及貪圖世界市場財富的貪婪之心得到開釋。寶船遠航還有另一項成就，就是寶船船上所載的曆書、樂器、度量衡，在若干程度上將中國文化擴展到船隊所接觸的每一個港口。

　　由於明代第一位皇帝朱元璋希望四鄰諸國接受中國的風俗習慣，於是賜曆書予朝貢國。曆書為明朝習慣的大要，為生活中各種活動指出了最好的時辰，這其中不僅包含像栽種、畋獵、牧養這些季節性的活動，也包括沐浴、整容（整手足）、療病或求醫針刺、嫁娶、搬移、營建宮室（興造動土、豎柱上樑）、上官赴任或動土安葬。「皇曆」是特別為統治者準備的大統歷，裡頭又包含了祭祀祈福（這是所有帝王的職責）、施恩封拜、選將訓兵、招賢等資訊。中國舊有的科舉考試製度，在蒙古統治時期曾有若干修改，朱元璋登位後予以恢復過來，並派官員至朝鮮、越南，同時在那裡恢復這種制度。

　　一年之中的每一個主要節慶，都有不同的服飾穿著規矩，至於分為九品的文武官員，每一個品級也各有其品服。普通人禁止穿著絲綢及任何有顏色的衣服，特別是只有皇帝才能用的黃色。民歷註明了交易、開市、納財的最吉時刻，甚至於「會親友」的黃道吉日。在每棵樹、每塊石頭、每條河川都住著神靈的明朝人世界，他們的生活沒有一件事離得開運氣。

　　洪武二年（1369），亦即是登基的次年，朱元璋將大統歷1本、民間檢用歷3000本賜予越南南部的占城。同年，並各賜大統歷予日本、爪哇等國。在整個永樂皇帝在位時期，30多個國家與初興的城邦，收到了相當多特使所頒賜的曆書。這些國家是否殷勤地遵循明朝的曆法，我們無法獲悉；倒是其在位時期所輸出的數千冊中國書籍，或許還比較可能有些影響力。永樂二年（1404），朱棣命令禮部刊印了萬本《列女傳》，以便賜予所有朝貢國。這部有名的作品，是公元前1世紀知名的儒家學者劉向所初輯，內容述及相夫教子的婦人，而其目的，不但要激勸婦女，而且也要提醒男子記得德婦的好處。外國的著作，特別是佛經，也在此一時期的文化交流中傳進了中國，將佛教南派（譯按：即小乘佛教）移植入明帝國。

　　天順元年（1457），安南貢使說：「詩書所以淑人心」，「本國自古以來，每資中國書籍等材，以濟壽域。今乞循舊習，以帶來土產香料等物，易其所無，回國資用」。

　　外國要求的中國度量衡制度，包括銅尺、各式量器（斛、斗、升），及秤、天平、砝碼等衡器，以及各式中國樂器，明朝諸帝通常也都允以頒授。朱元璋甚至邀請占城國派遣國人數人，來宮中學習演奏中國樂器。然而，關於中國武器的任何交易，則均被禁止。這一部分的重要科技，中國要為自己保住。無疑地，中國的皇帝怕這些武器，有一天會被用來對抗自己，而中國卻以其他正式的理由來解釋。朱元璋即曾對占城解釋說：由於他們現在正與安南人處於徵戰，朝廷不能供應武器給他們，因為如果提供武器的話，那就表示中國鼓勵衝突，無助於和平。

　　16世紀末，當明朝已開始失去光芒，無法應付外國勢力的到來時，鄭和與寶船的遠航變成了對往日美好時光的懷舊記憶。鄭和本身逐漸從歷史的形象，發展成為小說所崇拜的英雄。在中國對本身霸權不再具有信心的時刻，鄭和成了總是打勝仗的良將的化身。

　　萬曆四十三年，有位佚名人士寫了一出有關鄭和的明代雜劇，叫《奉天命三寶下西洋》，在劇里，寶船船隊在印度尼西亞水域突遭伏擊。番王們攔住船隊，向鄭和需索瓷器、彩緞，才讓他們安全地通過勢力範圍。

　　「你只是要些瓷器，有何罕哉！」鄭和說，他示意水手拿幾隻瓷碗來，「每艘船上與他幾個！」

　　番王們拿到瓷器，驚奇地看著瓷碗。

　　「你這個寶貝，是什麼做的？」蘇祿國王問。

　　「你不知道？」鄭和說，「你如要時，我多與你些。我那裡遍山野，都生著呢！都是樹兒上自家結的。你若不信時，我取一棵瓷器樹兒，你看。」

　　「好！好！你取一棵瓷器樹兒，我每（們）看一看。」

　　好奇的眾番王都上了鄭和的船，近前看著神奇的瓷器樹。

　　「好東西兒也。這個想必是樹根。」彭亨國王說。

「你與我幾個種兒，我自家種去吧！」穿心國國王說。

　　正當他們在研究這棵樹時，鄭和暗示三名水手，將這三位番王拿住，讓他們成為階下囚。關於鄭和雜劇的這一段，　　這齣戲的構思，展現了鄭和的聰明才智與外人的易於受騙。《奉天命三寶下西洋》這出

雜劇，有時會在宮中以傀儡戲的方式演出。二尺高的木雕傀儡系在木片上，代表鄭和與蠻王；長而狹的木盆盛水，作為危險的「海洋」。活蝦、活蟹在水中，暗指深海的妖怪；這進一步增添了布景。操縱傀儡的人在絲屏後面，將木偶在水盆上移動，而螃蟹無意識的躁動，也提供了一些沒有稿本的戲劇效果。

　　雜劇的撰者或許希望喚起他17世紀的觀眾，試著重振中國在海上的霸權。

　　類似的動機，可能延續自羅懋登於萬曆二十五年（1597）所寫有關於鄭和的通俗小說。在這部小說中，鄭和變成但丁的（Danteesque）形象，他的旅程還包括了一次奇幻的地獄之行。羅懋登小說中的地獄，充滿了各種遭天譴的折磨與懲罰，反映了中國的道德規範，而這樣的寫作風格與但丁（Dante)在《神曲》呈現的中古歐洲價值觀，在方式上極類似。雖然以小說的形式，但它畢竟首次暗示中國人似乎還是對鄭和的軍事活動與遠征時人命的損耗感到焦慮。

　　根據羅懋登的小說提到，當船隊在中東訪問麥加（中國人稱之為「天方」或「天堂極樂之國」）時，鄭和驚訝這個國家是在遠西之地。雖然有人提醒他，說在西邊的大海之外，沒有什麼國家，他還是大膽地前進。船隊向西航行數月，直至日月星辰都消失，不可能再向前航行。接著的另外幾個月，船隻在濃霧中慢慢前進，才看到陸地，而這片令人難以接近的海岸覆蓋著大雪。元帥鄭和派其將官之一的王明前去探查這個國家。

　　王明發現了一座古怪的城郭，城裡的人有牛頭的，有馬面的，有蛇嘴叉舌的，有凸眼的。然而，直到他遇到他十年前去世的妻子，他才驚愕地了解到他身在酆都鬼國。接著，一位閻王遣派崔判官為王明導遊，這崔判官將王明的妻子佔為己有。王明借著一座塔的指引到達天府，在那裡有八座宮殿，以彩幢、仙樂來招呼良善的鬼魂，充滿著天上的花及花香，他們在此享受天堂極樂，直至明君降臨中國，方始復生。

　　王明也去到兩座山，遭天譴的人在這裡接受懲罰。在人世時，心腸冷酷、冷漠的，不體恤別人苦楚的，發遣到火焰山以熾火焚燒，再放入寒爐放冷；而在世時兩面做人、「暗箭」傷人的，發至槍山，以亂刀亂槍，砍成一團肉泥。此外，在那裡也有各自區分開來的各殿（這反映了儒家、佛家學說的交雜），在這當中住的是傷壞人倫，不忠不義，舉動詭譎，無恥卑鄙，或任何在舉行特定儀式時有所怠慢的人。犯十惡不赦之罪而遭天譴的鬼魂，在此將萬劫不復。這十惡就是：殺生、偷盜、邪淫、妄言、兩舌、惡口、穢語、NB256恚、貪慾與邪見。

　　接著，羅懋登描述到王明的酆都鬼國導遊，突然轉去聽數千番兵與無辜百姓的控訴。他們說他們被鄭和的士兵無辜殺害，並要求總兵太監鄭和以死償命。三五千名爪哇步兵及副將的鬼魂，說了一個可怕的故事。這個故事提到他們在鄭和的命令下，被中國人砍頭、剝皮、剮骨，然後煮了吃，而13名副將則被鋒刃剮了千刀。

　　「有何得罪，遭此極刑？」爪哇人憤懣、哭泣地詰問。

　　鄭和輝煌成就的另一些受害者，則是被殺死當作宗教儀式的祭品，或直接作為震懾當地百姓的「殺雞儆猴之物」。其中50名鬼魂說他們在夢寐之中被「一個一刀，一刀一刀地」割了頭。

　　在這時候，鄭和的五名將領衝進了酆都國的王宮，自大地向他們需索貢品以便帶回去給明朝的皇帝。閻王撇開這一冒犯，給予這些將領一個警告，說這個警告在船上的國師稍後會解釋給他們聽。除非鄭和為之前所造成的無辜死亡表示懺悔，否則船隊將會有重大的危險。鄭和即刻命令國師施行合宜的儀式，以平息閻王的憤怒，保證這趟出使任務的安全。

　　儘管中國人對寶船船隊遠航期間，許多人死在鄭和手裡感到不安，但鄭和對十七八世紀的海外華人而言，終究還是以一種庇護者的形象出現，成為亞洲的聖克里斯多弗（Saint

Christopher），崇祀他的廟宇遍及東南亞。其中崇拜鄭和的一座最大的寺廟，是爪哇島北海岸三寶壟郊外的三寶公廟，據說它就位於寶船船隊曾經錨泊的地點附近。這個地方原叫伯爾高達（Bergota），當華人開始定居此地之後，它成為有名的三寶壟。

　　根據當地的傳說，就在第五次遠航時，鄭和的左右手王景弘生病，在此登岸，於一個洞穴中休養。鄭和親自照料他，為他煎煮草藥。十天後，王景弘的情況稍為好轉，鄭和跟他的船隊才揚帆繼續他們的航程。據說，王景弘同十人的分遣隊及一艘小船，留在爪哇一段時間。他們開始墾荒種地自給自足，並用它在爪哇沿岸一帶交換黃金。王景弘還對當地的百姓宣傳伊斯蘭教信仰，旋即受到當地人崇敬，尊稱他為「伊曼」（imam，譯按：伊斯蘭教祭司）及「三寶大人的舵手」。

　　根據爪哇人的說法，王景弘一直留在爪哇，到78歲才去世，在當地以伊斯蘭教的儀式火化。據說，從那時候開始，人們開始崇祀鄭和，而且在每個月的初一、十五到王景弘的墓冢那裡對他膜拜。人們在王景弘及其士兵住過的洞穴，蓋了一座廟來拜鄭和。雖然祖廟在1704年因山洞崩塌而毀掉，但一座新的廟以中國的風格蓋了起來，兩隻石獅子守著龍門和數間廟殿。其中的一座廟殿中，日夜焚香祭拜著一支被奉若聖物的寶船的錨。在廟中還有一尊穿著官袍的鄭和塑像，在塑像前，不斷有進獻者輪流供奉著水果。山洞的外頭是一口鄭和挖的泉水，據說它從未乾涸過。來自島上所有地方的人，到此飲這口井的泉水，據說泉水能療百病，長葆青春。

在廟旁有一塊碑，立於1879年，上面寫著：

　　時望安為王公三寶大人歸真之地，山明水秀，樹木蔥蘢，麓有石門，天然成洞，三保聖神著靈於此，俗稱為三保石洞者，以神得名也。我唐人旅居雅地者，咸叨庇佑，而航海經商，洞尤資保護，功在民庶，口悉為碑。是以每逢朔望，善男信女，諸參信神，用申悃愫，肩摩踵接，車轆馬嘶，誠盛跡也。

　　六月十三這天，三寶壟會舉行一個大的慶典，紀念他們心目中的鄭和初抵爪哇的這個日子。來自整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來西亞及泰國的數十萬華人，在前一天晚上即聚集此地，許多人睡在街道的草席上。慶典當天，離三寶公廟4英里外的大覺寺，會將鄭和神像的分身，帶到三寶壟來與元尊「碰面」，如此一來分身就會得到它的法力。大覺寺的分身來到三寶洞之後，大家將神像面朝東方，焚香獻祭、祈禱，接著便是舞旗弄劍、敲鑼打鼓、舞龍舞獅，一大群人傳送神像回大覺寺。沿途，人們彼此推擠，爭著傳送神像，因為據說神像可以為傳送者帶來平安與好運。甚至老人家也在人群中試著掙出一條路來摸神像。倘若他們成功地觸到了神像，他們會將觸到神像的手，再放在自己的手上摸一摸，請求鄭和賜予長命百歲。

　　在爪哇另外一個地方，有一個數英尺寬的大「腳印」，遺留在傳說中鄭和曾經一度到達的地方，而這隱含著當地華人社會將總兵太監的真人形象予以放大的結果。

　　在馬六甲中國山的山腳下，也有一座崇拜鄭和的廟，建於1795年，它成為前來祭拜祖墳的華人的寄居處。進入圍牆、穿過中庭與有柱子的大堂，即可來到神壇。放在神龕里的那尊嵌著金箔的小小鄭和神像之前，日夜有人焚著香。在鄭和的右邊，是航海人的女神天后的神龕；而鄭和的左邊，則是紀念廟宇創建者的石碑。陳淑蓮（Chan

Suat Lian，音譯)是廟祝的女兒，一早坐在廟裡的角落，賣香給來祭拜的人。

　　「對我來說，鄭和是個偉大的人。」她說，「很早以前，他告訴我們的人在木架上蓋我們的房子，我們照著做了。他還說，我們可以在街上戴帽子，我們也做了。這些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但他給予了我們的祖先生活的意義，就像現在他給予我們的一樣。」此段話，系1990年4月在馬六甲，訪談自鄭和廟廟祝的女兒陳淑蓮（音譯）。

　　在廟裡，整日人來人往。人們點燃一束香，將香舉在頭上，對著鄭和的神像鞠躬膜拜，禱告著日常所關心的事。他們對著已經死了很久現已成為神話、成為聖人的人祈禱，希望這尊神明聽著他們的悲與歡：年輕人想知道是否能結婚，婦女祈禱虛弱的孫子能夠健康，女孩子呢喃出聲，祈求神明保佑她的考試。「現在」伸向了「過去」。炙燃的柱香飄散著芬芳的白煙，充滿了大殿，讓人幾乎無法看見鄭和的神像，但他們對鄭和的看法，依然是那麼的清楚。

結語：一支被喚作白吉尼的民族

澳大利亞安亨地（Arnhem Land）北部原住民的民歌中，記錄了一支叫作「白吉尼」（Baijini)的民族，它比印度尼西亞人和歐洲人更早來到澳洲，而且與中國人有關。這支民族乘著帆船，伴隨10月及11月間的西北季風抵達這裡，在半年之後，順著東南季風揚帆歸航。他們來這裡捕撈海參（一種海蛞蝓），收集龜殼、珍珠，並深入內陸尋找檀香木。一般認為沿海所發現的船錨，是白吉尼族人所留下的。這種船錨擁有一邊或是兩邊銳利的錨臂，錨臂內彎向錨軸，跟中國於東漢開始出現的典型手斧式船錨完全相同。記憶中的白吉尼人具有淺金黃色的皮膚，當地的原住民還說白吉尼人的女子漂亮極了，她們總是穿著彩色的袍子和褲子，即使在工作時也是如此。白吉尼人用石塊、樹皮來蓋房子，這與來自印尼蘇拉威西島的麻卡仙人（Macassans）建造草頂高架木屋的方式剛好相反。白吉尼人帶來了織布機織布，不過就如同原住民的歌謠所描述的，他們並未將織布的秘密與安亨地的居民一同分享。白吉尼的女子在大缸里調染料，製作顏色美麗的紗。

　　白吉尼人也在田裡栽植稻米。喀本塔里亞灣（Gulf

of Carpentaria)伊兒卡拉地方(Yirrkala)的伊兒里家(Yirritja)人有一首歌，述說他們烹煮這種特殊的「乾淨食物」：

　　稻穀在火上煮；稻米從袋子倒入鍋。

　　從袋子倒入稻米：稻米！食物的稻米……

　　帶著殼的稻米，倒入陶鍋里；

　　倒入蟻冢的陶土燒成的陶鍋……

　　潔白、乾淨的食物，乾淨的稻米……

　　脫去稻殼倒入鍋：使它乾淨。

　　稻米粘成一團，在沸騰的水上浮起白色的泡沫。

　　擁有莖幹和穀殼的稻米……

　　食物從袋子里倒進白蟻冢的陶土製成的陶鍋……

　　倒入水，洗凈稻米，去掉莖。

　　在安亨地東北部的地方，以及從藍泥灣（Blue

Mud Bay)到耶耳周島(Elcho Island)的近海島嶼，也同樣流傳著白吉尼人的故事。在伊兒卡拉附近的巴納爾白（Banalbai），據說白吉尼人怕一種他們叫「雷人」的神NFE69，這位神NFE69可能指漢朝以來夷人所信奉的雷神。據說白吉尼人曾經在這一帶停留，並留下兩個營地，這兩個營地一處位於布雷德蕭港（Port

Bradshaw)出口處的小島，另一處則在鄰近的主島上，這兩處營地發現了大量中國各時期的瓷器碎片，最早的可上溯至漢代。

　　另一首原住民的歌謠告訴我們，白吉尼人在某一天看見蘇拉威西島方向的海面上冒煙，於是他們放棄在安亨地的稻田，從此再也沒有回來。

　　白吉尼人是中國人，或者是比蘇拉威西的麻卡仙漁民更早來的一支膚色較淺的印度尼西亞人？原住民們相當確定白吉尼人不是麻卡仙人，因為他們特別記得白吉尼人金黃色的皮膚。

　　早在4世紀，中國早期的史書就已指出中國人對南半球的星座有些了解，並紀錄了菲律賓群島的日食和赤道以南30度的地點。。這意味著當時帝國位於黃河流域中心的中國人，確實已對澳洲大陸具有若干直接的認識。早期的資料也曾描述，在地球盡頭的地方，有些地方太陽有時不會西沉，有些地方則長時間是黑暗的。這些描述可能是用來誇示中國的風調雨順、晝夜分明，以及寒暖交替。不過這也可能顯示出中國人在相當早的時候，就已經對極地附近地區的特殊環境，具有某些知識。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一般相信，中國人除了經營自公元八世紀以來與NBF6D泥國相當頻繁的瓷器貿易之外，同時也有可能定期到澳大利亞北部沿海捕撈海參，而海參在煙熏之後，作為湯底。唐貞觀十年（636）修成的《隋書》，內容包括了許多亞洲大陸以南的地方的口述資料，這些地方約航行60至100日即可抵達。其中有一段記載，聽起來像是對澳大利亞的零亂描述。資料中提到一種叫作「舍利」的鳥，「解人語」，可能是對澳洲土生鸚鵡的寫照；還有當地人善投「輪刀」，投無不中。輪刀中間有竅，外緣如鋸齒。事實上，這種描述已經精確地勾勒出回力棒在空中盤旋的輪廓。

　　另一部早期的作品《山海經》，雖然充滿了虛構、荒誕的故事，卻也提到越過南方大海有個叫「大荒」的荒野之地，有一種「皮膚微黑，單腳跳躍」，叫「NDD46踢」的動物，它看起來好像有兩個頭。袋鼠將小袋鼠放在育兒袋裡，對先前從未看過的人來說，就像是有兩個頭一樣；而《山海經》中「NDD46踢」的圖案，也正確地畫出了袋鼠細長的臉、兩腳的長爪和前掌。

　　《山海經》同時也提到一個奇怪的地方叫「小人國」，住著「小黑人」，可能是指新幾內亞島附近的矮人族。

　　在13世紀馬可·波羅拜訪中國時，中國的航海人時常出沒於疆界無法確知的「兩爪哇」（一個小的，另一個較大）。大的爪哇島，後來出現在16世紀的法國地圖上，叫「大爪哇」（Java

la Grande)，跟澳洲的大小和形狀近似。為了尋找大爪哇，引起了探險家對南方海域的進一步探索，在18世紀庫克（Cook）對澳洲沿海廣泛的探勘時達到高潮。以中國人在這一帶所作的航行來說，在歐洲人到達澳洲前的幾個世紀，中國人從未登陸澳大利亞，似乎不太可能。隨著鄭和航行，費信曾經記載寶船隊到達吉里地悶島（Timor），而這個島嶼就位於澳洲達爾文港北方400英里的地方。

1879年，達爾文港附近正在築路的時候，在一棵兩百年的榕樹根底下，發現了道教壽星「壽老」的小雕像。華南的中國人時常用榕樹雕刻一個凹洞用來做為小神龕，在此發現的小神像可能就是一個例子。這個小雕像是明代的風格，無疑地是有人留在樹下，經過無數歲月，樹延伸入土，小雕像被樹根纏住，才會在樹根中被發現。榕樹並非澳洲北部土生的植物，因此，榕樹單獨存在於澳洲，顯示了與亞洲的接觸。

　　鄭和的航海圖上有一個叫「哈甫泥」的地方，經過指認是南極洋的科爾圭蘭島（Kerqueland

Island），顯示出寶船隊的探險可能到達南半球。雖然如此，證據還是不夠充分。中國人所拜的神像，在馬來亞的漁民間也頗受歡迎，他們可能也擁有這種神像。我們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到底是鄭和還是其他明代的航海人，把壽老的神像帶到澳洲。

　　距離澳洲隔了半個地球，在遙遠的肯亞沿海群島上，有一支比其他史瓦希里人皮膚還白的漁民。他們就是「貝朱尼人」（Bajuni）。

　　這些島嶼是船隻順著西南季風航行，穿越印度洋之後，首先接觸到的陸地。在海洋上鯨魚數量很多的時候，珍貴的鯨糞（龍涎）被海浪拍打上島嶼的海岸；而在島嶼附近的大陸，則聚集著大量的大象。拉姆（Lamu）群島的島嶼，就是有名的貝尊諸島（Bajun

Islands，譯按:指貝朱尼人所住的島嶼），可以完善地提供淡水，而在島嶼外海的暗礁，充滿了海中的生物。當15世紀葡萄牙的探險者抵達現特（Pate)島(這個島只有在漲潮時才容易靠岸），他們發現一間販售華麗絲料的房子。

　　1569年，耶穌會神父蒙克拉羅(Monclaro）在沿著東非海岸旅行時，提到特島上有「相當豐富的絲料，葡萄牙人在這裡，從其他沒有絲織品的摩摩人城市獲得大量的利益，因為絲料只在特島生產，再從這裡運往其他的地方」。特島上西尤（Siyu）鎮的工匠，以一種特殊的方式來雕門，並在精緻鋸齒狀的圖樣上，塗抹一種精良似漆的著色劑，而這種方式在非洲沿岸是獨一無二的。特島與鄰近島嶼上的音樂，充滿亞洲音樂的色彩。他們擊鼓的方式不像非洲習慣使用的手掌拍打，而像東方一樣以指尖彈奏。

　　1936年，一位義大利的人類學家在特島上研究貝朱尼島民，他提到：就算在當時，貝朱尼人具有「與當地其他民族完全不同的身體類型。皮膚相當的淺，帶有一點橄欖色。在男性方面，你可以用平順垂掛的鬍子來辨認；而女性則是頭髮中分，兩邊各編織一條辮子」。同時貝朱尼人體型稍微瘦小，而且普遍面貌清秀。特島上主要的一個部族——法茂族（Famao)，自稱是各外族如阿拉伯人、波斯人、葡萄牙人的子孫。而法茂族的一支，叫瓦尚嘎族(Washanga)，則認為他們的祖先是發生船難的中國水手。

　　瓦尚嘎族人代代相傳的一個故事中，有一艘中國船隻在特島西尤鎮附近外海發生船難。由於無法回家，這些中國水手住在西尤鎮附近一個叫「穆伊·旺嘎·巴卡里」（Mui

Wanga Bakari)的地方，並改信伊斯蘭教。雖然他們與當地的女子結婚，但是跟西尤人之間還是不時發生爭鬥。

　　老一輩的瓦尚嘎人記得，某些族人為了防範突襲，據說曾住在水上的高架屋。其中有一個流傳至今的故事，提到一位年輕的瓦尚嘎處女，害怕在爭鬥之中遭到強暴，便向阿拉祈禱，接著地上裂開，於是她陷進地洞里。故事發生的地點現在是一口井，瓦尚嘎人至今依然到這個地方來祈禱。

　　另外一個故事，瓦尚嘎人還記得非常清楚。有一天，當他們的祖先捕魚回來，發現除了老人和小孩之外，村子裡所有的人都被屠殺了。他們感到「瓦里尚嘎」（意為「被驚嚇」）。從此以後，他們的村子成了有名的「尚嘎」，而他們被叫做「瓦尚嘎」，意為「尚嘎的」（of

Shanga）。然而在尚嘎逃過一劫的村民，很快就放棄他們的村落，逃往非洲大陸。

　　他們一直在大陸居住，直到特島的統治者派了一名使者，催促他們回到島上，他們才回去。瓦尚嘎人希望能住在西尤，然而西尤的當地人再度感到害怕。根據一個故事提到，西尤的居民告訴瓦尚嘎人，只要他們能夠除去住在清真寺的大蛇，就可以留下來。瓦尚嘎人在清真寺放了一頭母牛，於是大蛇吃下這頭母牛。不過由於母牛的牛角很大，蛇最後還是死了，瓦尚嘎人因此可以留在西尤。根據另外一個傳說，由於瓦尚嘎人非常富有，西尤人還是擔心瓦尚嘎人將會控制他們。他們對瓦尚嘎人提出要求，只要瓦尚嘎人能建一道牆環繞整個城鎮，他們就可以留下來。這個工程花費極為龐大，西尤人認為可以耗盡瓦尚嘎人的財產，進而保護自己。瓦尚嘎人答應建造城牆，並住在西尤，在這裡他們是有名的工藝專家，擅長雕刻與精細的木工。

　　今日在特島及其周圍的貝尊群島上，有20多支瓦尚嘎族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子孫。有些族群以他們祖先的遺產為傲；有些則否，認為自己屬於另外的部族。感到驕傲的部族特別喜歡一個故事，記得父母告訴他們在很久以前，馬林迪的國王送了一隻公長頸鹿和母長頸鹿給中國皇帝。他們喜歡特彆強調一件事，雖然其中一隻長頸鹿在前往中國途中死了，但另一隻還活著。中國皇帝因為這隻罕見的動物，感到非常高興，它成為中國人與史瓦希里人之間友誼的象徵。在非洲沿岸的這個偏遠角落，連中文都不會說的瓦尚嘎族人，卻對只在中國古書上記載而且只有少數學者曾經閱讀過的故事細節清清楚楚，確實值得注意。

或許我們可以在中古阿拉伯旅行家的地理著作中，得到在東非沿海的中國殖民者（不論他們是偶然間到達此地或刻意來的）相關的證據。在10世紀，馬速迪（alMasūdī）曾經注意到在黑皮膚的「層期」（Zanj）人活動的區域附近有一個神秘的民族，馬速迪稱之為「雅朱NFE69」（Yājūj）與「馬朱NFE69」（Mājūj），並將其與中華帝國邊疆的蠻夷部族聯結在一起。難道馬速迪在非洲看見像蒙古人種的民族嗎？兩個世紀後，伊德里昔（alIdrīsī）提出一種說法，因為印度內部的紛爭，中國人將他們在印度洋上的貿易基地，遷移到尚吉巴（Zanzibar）及其他非洲沿岸外海的島嶼，在那裡與這些島嶼的居民展開了密切的關係。

　　這個島嶼（尚吉巴島）有許多建築物聯結在一起，島上許多的村落里也養著牛。他們栽種稻子。這裡的人商業活動頻繁，每年進口的貨品種類繁多。據說，要是在中國國內發生叛亂，或是在印度發生不法情事以及暴亂，中國人就把主要商務遷移到尚吉巴及附近的屬島。中國人與島上居民展開貿易關係感到相當愉快，因為島上的居民處事公道，經營方式令人喜愛，跟他們做生意也很輕鬆。由於這一點，尚吉巴島因此繁榮了起來，旅行到這裡的人也相當多。

　　伊德里昔以阿拉伯字"ishra來形容中國人與史瓦希里人之間的關係，"ishra的意思是友誼隨著時間的擴展而日益密切，有時候甚至是親密的同盟關係。這樣的記述確實提升了中國人與當地人通婚的可能性，並與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及後來的葡萄牙人，一同成為外來人口的一支，促進了史瓦希裏海岸沿海民族的融合。早期歐洲的旅行家，也已注意到非洲有一些皮膚極白的部落。1705年，荷蘭商人弗蘭科伊斯·瓦蘭汀（Francois

Valentyn）指出：「他們的婦女和小孩是異常的白，甚至可以與許多歐洲的小孩相提並論。」他說那些皮膚淡色的小孩，不論真正的原因是什麼，會在身體上塗泥，讓自己的外表變黑。

　　今日，尚嘎人的城鎮已經變成廢墟，坐落在特島東部邊緣。人類學家推測，尚嘎人在14世紀晚期放棄這個城鎮。鎮上許多以白色珊瑚礁岩建造的建築物，似乎有被燃燒過的痕迹。少數建築物仍然矗立在當地。在這裡有一道白牆浮現在雜亂的灌木叢中，而在另一邊，則有另外一道牆，牆上有一扇小窗子以及曾經守護著財產的壁龕。在村落中央殘留的大型清真寺附近，有一座石墓，石墓里有翅膀形狀的飛檐，與類似男性陽具形狀的古怪墓柱，上面還有一個中國青瓷碗裝飾。「柱狀墓」在東非沿海各地的史瓦希里遺址中相當普遍，然而除了顯示一些伊斯蘭教的外來影響之外，我們的了解並不多。

　　在尚嘎村發現了大量的中國陶器，年代在尚嘎人定居此地的8世紀至14世紀之間。在出土的物品當中有一隻小銅獅，這隻銅獅帶有印度崇祀品的風格，這在非洲沿岸並不常見。這隻小獅子站姿兇猛，眼睛突出，前爪抬起，獅口張開，露出長而尖的舌頭，跟看守中國寺廟的猛獅有一些類似。這隻小銅獅的成色含量，與宋代銅錢的成色相當接近，可能是熔化中國的銅幣所鑄成的。然而，就像在澳洲北海岸所發現的壽老雕像一樣，這座小銅獅在哪裡製造，是誰帶來尚嘎，實在沒有確切的答案。

　　這個古怪的拼圖中，許多拼圖的小塊是遺失了。然而，雖然考古學上的證據目前仍然缺乏，但有趣的是，這兩個地區的民俗傳說讓人聯想到這裡與亞洲人可能有零星的接觸，而中國人也很有可能定居在非洲及澳洲的海岸。

　　如果語言學上的研究能夠完成，將會對證明這種說法有所幫助。「白吉尼」（Baijini)與「貝朱尼」（Bajuni)相當類似。在各自的語言傳統中，這兩個字都是外來語，不過也沒有人能夠確定這兩個字的來源。「白吉尼」這個字單複數同型，跟大多數的奇史瓦希里（Kiswahili）的字不同，反而與中文的名詞擁有相同的特性。「白吉尼」與「貝朱尼」可能都是源自於中文的「袍子」（baju），也就是在印尼及馬來西亞生活的華人對「長袍」的稱呼；而「袍子」的來源，則可能出自於中國北京的官話：「袍」（pao），意思是指「長衣」中國服飾最大的特質就是自古以來男女皆穿著絲質的長袍。如果鄭和一行人或是比他們更早的中國航海家，曾經登陸而且停留在澳洲及非洲，他們令人讚歎的長袍可能給當地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面對當地人詢問有關珍奇的服裝時，中國人回答的「袍子」，可能就成為當地一直流傳下來對中國人的稱呼。

　　公元一九四○年代，已故的人類學家羅蘭·伯恩德特（Ronald

M．Berndt)在安亨地北部進行研究時，發現白吉尼的老人稱他們一種特殊布料的圖案設計為「達拉不」(darabu)。伯恩德特指出，「達拉不」圖案由彩色的三角形圖案構成，後來成為某些原住民部落圖

　　案設計的基本結構。而我在拉姆進行研究時，發現瓦尚嘎人在其紡織辭彙中，也有一個特殊的字，與安亨地北部原住民所用的「達拉不」讀音相同。但「達拉不」這個字彙，在貝朱尼人當地的奇史瓦希里方言中，指的是織布機。中文的「布」（bu），可能是這兩個相關字的共同字根。

　　若進一步調查，或許能夠確定白吉尼人與貝朱尼人事實上是同一個民族的子孫。而且，就算是他們的祖先不是中國人，他們一定在某個時期，曾經接受過中國的影響，學會絲綢以及織布這個中國人謹守的秘密。

志 謝

1988年9月，當我第一次著手這個寫作計劃時，我曾經到劍橋大學，在李約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訪問了《中國之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這一套書的作者——英國漢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有一天的下午，我們開始談話後不久，他突然間轉換了話題：

　　「從我20年前開始寫有關中國的航海活動以來，發生了很多事，何不在這裡多留幾天，仔細瀏覽我持續在這個主題上所搜集的書信與檔案？」

　　我留了下來。李約瑟博士以學術界中難得的慷慨大度與開放之風，將我的研究能夠導向一個正確的方向，否則這個計劃的成果會不一樣的。

　　在劍橋的這些日子裡，我也很幸運地能夠遇見黃興宗博士（他是李約瑟博士那套書的合纂者，現在是李約瑟研究所的副所長），我在馬來西亞野外實際調查的時候，他曾經給予相當大的協助。我與他的兄弟Peter

H．H．Huang，還有John N．Miksic、周振忠、廖裕芳以及國立新加坡大學的吳振強之間的談話，對於我了解馬六甲的海洋史有極大的幫助。我感謝蔡勝基與他的家人，讓我在馬六甲那段美好時光中，能透過他們的觀點去了解華人社會。我也要感謝陳淑蓮（音譯），對三寶壟提供她具有洞察力的觀點。與香港大學王賡武博士數次長而有趣的訪談中，我對於中國與東南亞互動的理解，也得到極大的提升。

　　在東非沿海地區調查史瓦希里文化（Swahili

culture)時，我非常感激英國海岸考古學家James Kirkman以及肯亞共和國誇萊(Kwale)的James

de Vere Allen，這兩位學者已在近年過世，實為史瓦希里研究的極大損失。至於在英國東非研究所(British

Institute of East Africa)曾經提供很多學者多方面幫助的John

Sutton，我要感謝他提供無法計量的幫助以及友誼。同時我在他們進行挖掘的特(Pate)島遺址那段充滿驚奇的日子中，我要感謝曾經在耶穌堡博物館(Fort

Jesus Museum)服務的Richard Wilding以及聖勞倫斯大學(St．Lawrence

University)的Howard Brown，還有在牛津的Mark Horton。關於瓦尚嘎族(Washanga)的考察，若沒Ahmed

Sheikh Nabany的協助，絕對不可能完成。希望將來我們可以共同研究，證實這些民族與中國的關聯性。

　　1990年春天及初夏，我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srity)—南京大學中美研究中心的訪問學者的身份，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那時在中國正值緊張時刻，許多文化交流的計劃都被取消。這個計劃可以逃過一劫，主要歸功於那時負責人William

Speidel與Richard Gaulton的努力，我也要對他們兩人所給予我個人以及這個範圍廣泛的計劃全力支持表示感激。

　　在南京，我要特別感謝市立博物館的考古學家羅宗真、王引以及鄭和研究會的孔令仁。這個研究會已成為全中國鄭和研究的中心，我的研究也引用他們出版的論文。在我停留在南京期間，鄭和養子(侄子)的19世及20世孫鄭自強、鄭勉之及鄭自海，感謝他們與我分享家譜資料，並且給我熱情的接待與鼓勵。謹以此書獻給他們以及在南京和昆明所有的鄭和子孫，希望他們祖先的成就能夠讓西方人更為熟悉。

　　我要感謝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周紹泉、王毓銓、商傳有關明代史的長時間交談。我也轉譯並引述了商傳新近對於官方正史首次綜合整理的大作中關於永樂皇帝的部分。我也要感謝楊伯達、徐乃湘、單國強及於倬雲在紫禁城的協助，魏雨青在十三陵的幫忙，以及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孔祥星、李澤奉及劉如仲於當時極為艱困的情勢下給予我的熱忱接待。

　　我也衷心地感謝在泉州時，海交史博物館館長李國清於了解福建帆船及其建造過程上的協助，並感謝其夫人為我翻譯。這個博物館所收藏在泉州港發掘出來的元代帆船，是一個難得的發現。我也感謝白奇村的郭翔鵬，福建省伊斯蘭教協會的阿卜杜拉·黃秋潤，廈門大學的韓振華，福建師範學院的徐恭生。在我旅居中國時，我與毛凱琳（Karin

Malmstrom)在一起考察。她的魅力、幽默以及精通的北京話，使我在她的引導下總是能夠找到所要找的人，她的耐心對於我的研究有非常大的幫助。

　　我也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停留數周。在此要向張彬村所提供對海外散居華人的深入觀察致上我的謝意；我也要感謝提供蒙古資料的張駿逸以及周功鑫，感謝他協助取得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有相關的圖版。我也衷心感謝任教於台灣沿海北港鎮的英文老師Pal

Bjerkmann,以及其博學的友人林永村、王桂陽、蔡維斌。

　　此書大部分在華盛頓特區進行研究與撰寫。由於在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擁有研究上的便利，能夠獲得大部分的明代刻本與我需要的其他資料。圖書館在所有的部門收藏資料的廣度與深度，令我讚嘆不已；能在那裡研究，深深地感到受到特惠。這要感謝Bruce

Martin與Victoria Hill的支持。在整個數年的研究過程中，我受惠於亞洲部門的Robert

Dunn、David Hsu與Wang Chi，承蒙他們耐心的協助及鼓勵，受益良多。我也要感謝西藏專家Susan

Meinheit，阿拉伯部門的George D．Selim及Christopher Murphy，日本部門的Yoshiko

Yoshimura，以及James Armstrong與Ellis Gene Smit兩點陣圖書館館員，他們在非洲及印度尼西亞的資料上，給予相當多的幫助。

至於中國白話文及文言文資料上的翻譯，這份長期而艱難的工作，我主要仰賴朱鴻林、凱氏（James

Geiss)、Scott Pierce、吳偉平及左煥琦。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的中國語言學家吳偉平或左煥琦，和我共同工作了兩年，完成更進一步的部分，每次花費好幾小時在圖書館校訂、謄錄他們鬆散的口譯。如果沒有鄭鶴聲及鄭一鈞所編有關鄭和的大部頭資料集——《鄭和下西洋資料彙編》（1980至1998年間出版）——這個工作將更加困難。這對父子是獻身於鄭和的學者，總共花了10年的時間搜集明代的文獻，才編成這套4000頁的資料集。我確定這套書將是未來幾年中，對研究明史的學者有相當幫助的一座寶庫。另外一方面，在我整個研究的過程中，與山東省青島的鄭一鈞持續地通信，使我獲益良多，感謝他對於我提出的問題告知相關的知識。

　　我決定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及許多國際機構的官方羅馬拼音系統（編按：即漢語拼音系統）轉譯中國文字，這個系統已漸取代先前的韋氏拼音系統（WadeGiles

system)。因而Nanking(南京)、Cheng Ho(鄭和)及Yangtze(揚子)，變為Nanjing、Zheng

He及Yangzi。Confucius（孔子）及Mencius（孟子）則未加以改變，因為這兩個名字的拼法已眾所皆知。

　　在這個計劃的最後六個月之中，我曾經和凱氏一起工作。他是明史學者，而且即將出版有關中國經典的著作。凱氏博士與他的同事朱鴻林博士，檢閱大量以前的相關研究，並且翻譯此書所引用的官方碑文及律詩。他們本身都是詩人，藉由他們的努力，永樂皇帝和道士們才能跨越時空和我們交談。另一方面，對於我留下來而且經常無法回答的問題，凱氏博士提供了解答，不但調整了一位新聞工作者的判斷，也毫無保留地為這本著作增添完整性。感謝Kausalya

Hart、David Keightley、Frederick Mote、Herbert Phillips及John

Wills教授，對我的文稿提供在刻本上的評語。無論有任何的錯誤及遺漏，責任都在我。

　　感謝Simon ＆ Schusteru出版公司以及我的編輯——Allan

Mayer、Alice Mayhew、Marie AranaWard、Rebecca Saletan——忠實而大方地支持我以及這個冒險的計劃。我特別要感謝Denise

Roy與Jay Schweitzer檢視本書從草稿到出版成書的整個過程。感謝我的代理人Carol

Mann，她對於我在研究意念上的信心，是我第一年的研究中惟一的支持；同時要感謝Amanda

Vaill Stewart所給予的批判性指導。藝術家Kinuko Craft與Jan

Adkins完成了一項非常特殊的工作，他們創造了永樂皇帝及寶船艦隊的意象而呈現在這裡。

　　對於本書的中文版，我要感謝遠流出版公司版權部主任王佳慧及「實用歷史叢書」主編游奇惠、編輯陳穗錚；並感謝邱仲麟的翻譯及附加譯註和解說。國會圖書館的Thomas

Tsai協助我校閱整部譯稿，也要在此致上誠摯的謝意。

　　最後我要感激我的家人與朋友——Peter

G．Levathes和Christine Levathes夫婦、Peter C．Levathes及Mary

Kirby夫婦、Janet Adams Nash、Michael Lovendusky Bryan Hodgson及Mark

Perkins——當我的賬戶透支時，在大半個世界之外，提供緊急的援助，及時預借現金並且表示關懷。他們不但是我的謄稿編輯(copyeditors)和知己，同時也是暴風雨中的救生圈。因此，這本書也是他們的作品。譯後記

　　去年5月底，自金門退伍回來，本想會有一個「偷閑」的夏天；7月底，在宜蘭老家稍事居停，接到好友林皎宏來電話，說徐泓師要我翻譯Louise

Levathes(李露曄)女士的《當中國稱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當時未多考慮即答應了。8月後，晨昏顛倒，夜以繼日，與這本書「搏鬥」了數個月，直至現在想起，仍覺得有些大膽。

　　在本書的翻譯過程中，要特別感謝劉世安老師及好友高正幫我看了譯稿的初稿，並斧正了不少的錯誤；另一方面，也要特別感謝徐泓師在極其忙碌的情況下，校閱了譯稿。此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巫仁恕、台大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宋惠中二位友人，為代借相關書籍；台灣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班畢業的鮑家慶君、現就讀台灣清華大學歷史所博士班的周維強君，以及甫就讀台灣大學歷史所碩士班的葉盛裕君，亦提供一些協助，於此一併志謝。另外，也要感謝父母、兄弟妹長期以來的支持，以及內子春燕在翻譯過程中給予的鼓勵。最後，還要特別感謝遠流出版公司游奇惠、陳穗錚兩位小姐在過程中的幫忙，尤其是後者為編輯此書付大心力，殊值感佩。

　　個人才疏學淺，譯文必有誤漏，尚祈學者、專家加以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