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鑒學科綜述 06 | 劉軍：社會網路與社會資本研究綜述

06-04

編者按

社會網路與社會資本研究綜述

劉軍

中國的社會網路與社會資本研究已有30多年（張文宏，2011a，2011b），近幾年又進展迅速。2007—2010年，中國國家圖書館收錄的題名帶有「信任」「社會資本」和「社會網路」的圖書分別有567部、319部和128部；而2011—2014年，這三類出版物的數量分別增長到745部、446部和287部。在中國期刊網（CNKI）中檢索1990—2014年發表的篇名中分別帶有上述三類檢索詞的文章，可發現直到2000年，這些類型的文章數才開始顯著增加。其中，關於信任的文章最多，增速最快。2011—2014年，每年發表的上述三類文章分別約為2000篇、1000篇和500篇（如圖1所示）。其中，社會網路方面的文章多數是關於個體網的經驗研究，只有少數文章關注整體網和連鎖董事網（馬磊，2014）。本文從四個主題回顧近四年的重要進展。

一、研究方法與測量

與任何調查研究一樣，社會網研究也面臨內生性問題，即回歸模型中的遺漏變數與解釋變數相關所導致的參數估計值的偏誤，它影響因果推斷。穆爾（T.Mouw）於2003年首先提出了社會網路的內生性難題，認為在社會資本的勞動力市場效應中，友誼形成過程中的「自選擇」可以部分取代社會資本的理論解釋，社會資本的作用可受質疑。面對這個重大的前沿議題，學者開始系統地分析如何消除內生性，判定社會資本究竟有無作用。陳雲松、范曉光（2011）介紹了內生性偏誤的主要來源，圍繞社會資本的勞動力市場效應，討論應對策略，並從模型設置，數據搜索縱向跨度、橫向跨度,外生變數挖掘，研究假定說明和複製性研究等方面，提出今後的經驗研究的努力方向。在以往的研究中，對「找關係」本身是否有利於求職的分析也因忽視內生性問題而不具因果推斷力，且關注的多為歐美自由市場經濟。陳雲松等(2013）運用「一階差分」和「內生干預效應」模型的研究表明，在東德與當代中國，「找關係」本身與求職結果之間沒有因果關係。在東德研究中，求職方式中的自選擇導致估計量上偏，而中國研究中自選擇問題導致估計量下偏。作者給出的解釋是：東德工人中能力強者傾向於使用社會關係；而在轉型期的中國城鎮，能力弱者傾向於「找關係」以彌補自身劣勢。

圍繞內生性的「林南—穆爾之爭」持續多年。陳雲松等（2014）對雙方論點進行了批判性回顧，用「一階差分」與「赫克曼方法」的組合來同時糾正樣本選擇和遺漏變數偏誤。其研究結果表明，「關係人」的地位對求職結果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且這種效應非但沒有因「趨同性」被高估，反而因「趨異性」被低估。在探討社會網路對農民工的工資收入影響方面，對內生性問題的解決也不夠。陳雲松（2012）針對中國農民工頻繁返鄉的特點，採取多重模型識別策略，把村莊遭受的自然災害強度作為工具變數，證實同村打工網的規模與農民工在城市中的收入具有正向因果關係，解決了影響因果判斷的內生偏誤問題。

內生性意味著擁有越多關係的行動者越傾向於使用關係。梁玉成（2014）則發現，在1995年前，網路內生性的確存在，這導致高估關係對求職效應的影響，關係仍然有用。在1995年後發現另一種網路內生性，即由於關係的負功能，擁有能力的行動者選擇不適用關係，關係甚至有負效應。因此，穆爾提出的內生性未必具有普適性，它很可能在網路發揮正功能的前提條件下起作用。該文驗證了關係對收入的效應並非恆定，而是隨關係適用概率而變的異質性效應。梁玉成（2012）從新制度主義的宏觀與微觀的連接理論出發，使用內生互動模型揭示了：制度環境（市場化程度、市場不確定性和市場規範性的發育）能增加個體收入，證明了宏觀制度的演進與誘導微觀個體的制度偏好具有親和性，制度的發育過程會使行動者對該制度產生內生性偏好。梁玉成指出，社會資本（關係、信息和人情）的互動內生性總是發揮作用，他證明了邊燕傑提出的網路作用空間的「倒Ｕ模式」假設：關係在市場不確定性增加時可以增加收入，市場規範增加時便不再增加收入。信息在市場不確定性增加時也對收入有正功能，但是當市場規範增加時，人情反而具有減少收入的效應。

除了內生性，對社會資本的測量也是研究熱點。由於社會資本有多種定義，其測量方式也有多種。微觀的社會資本主要利用提名法、定位法和資源法來測量個體網的特徵，包括網路的成分屬性、結構形態等。提名法包括提名和釋名兩部分，不過提名和釋名的數量受到限制，其邊界設定始終存在爭論（呂濤，2012）。林南提出的定位法僅要求受訪者識別出是否與預先列舉的不同社會位置（如職業）的人有聯繫，並指出與這些聯繫人之間的關係屬性。定位法固然可以很方便地聚合對社會資源的測量，但是其測量的效度有折損；且該方法偏重於工具性社會資源的測量，忽視了表達性行動的測量。資源法則詢問被訪者是否認識能為自己提供某種資源（如修理自行車）之人，並追問與此人的關係，但是對「資源成分屬性」的集中趨勢的測量受限於擴大資源多樣性所帶來的測量層次的降低，難以設定統一的定距指標。這些測量結果實際上建立在被訪者個體網路的一個選擇性研究基礎上，測量效度有風險。因此，應該儘可能了解被訪者個體網中成員的屬性（呂濤，2012）。

另外，定位法利用職業聲望分數來計算個體網中蘊含的資源，其理論基礎是聲望的「功能主義」解釋，即社會分工導致職業權力分化和不同的職業聲望。魏建文、趙延東（2011）則從聲望的「社會承認」邏輯出發，論述了社會分層中聲望與權力的不一致性，認為更應該測量網路中的權力資源。他們重新編製了職業權力分數，發現它與職業聲望有顯著差異，並且基於職業權力分數計算得到的社會資本在信度和效度方面都優於基於職業聲望測算的結果。

勞動力市場內的不同就業狀態（例如自雇與受雇）也對不同方法測量到的當前社會資本的生成產生影響，而當前幾類社會資本測量工具在設計原理和測量功能上存在不同。鄒宇春、敖丹（2011）分析了通過三種方法測量到的「討論網」「拜年網」和「飯局網」這三種社會資本在自雇者與受雇者群體間的差異，發現：自雇者與受雇者的「討論網」社會資本不存在差異；相對於受雇者，自雇者更主動地去投資並擁有更多的「拜年網」社會資本和「飯局網」社會資本。王文彬、趙延東（2012）的研究發現，自雇者的社會網路與受雇者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社會網路對自雇者創業資金與創業生意獲得的作用具有差異性，自雇者的生意聯繫網對其經營績效產生積極影響。

不同學者給出了不同的測量指標（趙雪雁，2012）。萬俊毅、秦家（2011）認為，社會資本概念應該從內部社會資本和外部社會資本兩個方面來界定。前者指的是信任、規範、網路、社會公德等，後者指的是個體或組織所處的社會網路中所能攝取到的資源。羅家德、方震平（2014）基於中國鄉村環境，提出從關係（信任、互惠、義務）、結構（網路構型、志願組織）與認知（共有符碼、共同語言和共同敘事）三個維度來測量社區社會資本，即個體擁有的使社群受益的社會資本。通過分析汶川震後社區調查數據，發現前兩個維度的社會資本相互影響，前者對認知型社區社會資本有正向影響，後者則沒有影響。朱偉（2011）指出，有關社會資本與社區建設的關係，國內現有的研究有四點不足：社區社會資本的概念界定多元、測量方法不足、研究對象與研究領域有缺陷、社會資本與社區建設之爭有局限性等。

總之，社會網路與社會資本的研究方法及測量是基礎，不同學科基於此開展了一些經驗研究。社會學關注社會網路與信任、參與等，經濟學關注社會資本的效率，管理學關注社會資本對組織學習、技術創新和動力的作用等。下面主要簡述社會學中的社會資本應用研究成果。

二、理論反思與調查研究

目前，學術界主要關注社會資本的功能，對其形成和因果解釋的研究相對欠缺。方亞琴、夏建中（2013）梳理了有關社會資本來源的三種理論框架。理性選擇模型認為社會資本的形成和變化是行動者理性選擇的結果，托克維爾模型認為志願性組織和次級社團是社會資本的主要來源，社會心理學模型認為互惠和信任源自個體道德和人格特徵。不同學科之間如有溝通，可以加強社會資本來源的本土研究（方亞琴、夏建中，2013）。而本土學者在信任、地位獲得、社會支持與融合等方面進行了一些理論反思與調查研究。

（一）信任

近些年來，學者探討了信任的本質、影響因素、直接和間接作用機制。翟學偉（2014a）認為，信任可分為無約束機制的信任和有約束機制的信任。在中國文化中，信任是人們在交往發生可疑時形成的中間地帶，可細分為放心關係、信任關係及無信任關係。其劃分原因源自中西文化對人性及其社會依賴性的不同假定，以及它們所構成的關係網路偏向或制度性偏向。因此，信任的本質是社會成員在面對社會不確定性和複雜性增加時體現出的對自己依賴對象所維持的時空性特徵。以這種框架來重新處理有關中國社會信任研究中的困惑，很多問題就可以得到解釋。不過，信任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尤其是宗教對社會化信任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宗教對信任的影響隨著差序格局半徑的增加而增加；宗教對信任的作用機制主要是信仰效應而非組織效應。此發現部分解釋了宗教與信任關係研究結論的矛盾性（阮榮平、王兵，2011）。

人們對政府的信任，即政府信任也受一些因素的影響。高勇（2014）區分了兩類參與：關切式參與和吸納式參與。前者的邏輯是參與行動促進了政府信任，後者的邏輯是基於政府信任來選擇參與者。社區參與又可分為抗議型參與、體制化參與與公共型參與三種，其影響因素不僅取決於居民的個人特徵，還取決於居民所在的社區性集體社會資本的特徵（黃榮貴、桂勇，2011）。研究發現，在同一城市內，社區參與率與政府信任有關，社會組織參與行為與政府信任關係不大；而如果在城市之間比較，會發現社區參與率與政府信任無關，而社會組織參與行為與政府信任有關。政府信任受到政府績效和社會信任的共同影響（高勇，2014）。

學者們區分了三類信任：制度信任、人際信任和基於家庭的厚信任。多數學者認為信任有利於經濟增長，例如，普特南認為信任可促進總體經濟收益。少數學者認為二者之間沒有顯著的關係（趙家章，2014）。張敦力、李四海（2012）發現，社會信任與政治關係等社會資本可以顯著影響企業銀行貸款，但是二者的經濟後果有差異。基於社會信任而發放的貸款未來違約的可能性相對較低，而基於政治關係而發放的貸款未來違約的可能性相對較高。鄒宇春等（2012）調查發現，個體對自然人的信任和對制度的信任均存在等級差異；個體對自然人的信任程度要低於對制度的信任。同時，拜年網社會資本對家人信任程度有正向作用，飯局網社會資本則更可能對制度信任產生負向影響，而職業網社會資本對制度信任有正向作用。胡安寧、周怡（2013）基於「市場」與「再分配」的討論，運用傾向值匹配方法處理潛在的選擇性誤差，考察了不同部門中個體的一般信任水平。結果顯示，在公共部門中工作的個體比其他部門的個體呈現了更高的一般信任水平。政治參與水平和相對剝奪感是工作部門與一般信任水平之間的中介解釋機制，在公共部門中工作的個體對內在政治效能感有更高的認定，也積极參与居委會社區的選舉，提升了他們的一般信任水平。此外，公共部門中的個體在社會地位與經濟地位上所具有的較低的相對剝奪感也有助於其建立更高的一般信任水平。

隱私性的私利部門也離不開信任。強舸（2013）以一個自行車黑市為案例，考察關係網路與地下經濟活動的相互作用過程。研究表明，自行車黑市活動衍生的關係網可促進信息傳遞、提升信任水平、威懾潛在違規力量、降低安全風險、塑造出互惠的交易模式、維護黑市秩序。當信息和信任積累到一定程度時，黑車販子間會達成關於貨源收購和價格同盟的卡特爾協議，這再一次改變了黑市的運作方式。社會信任可直接影響非法的黑市的治理，但是對合法的基層社區治理的影響卻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中間傳輸機制（選舉質量、大眾參與和非政府組織）（陳捷等，2011）。普遍信任對選舉質量，即對社區居委會的治理效應產生顯著的正面影響；特殊信任對選舉質量和業委會建立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進而對社區居委會的治理效應產生消極影響。基層社區的社會組織培育也有利於社區建設。在實踐領域，北京市某區形成了「政府主導、項目帶動、合同治理、多方參與、資源整合」的聯動性的社區社會組織培育機制，出現了「技能傳授」為主的師徒模式、以社區參與為主導的專家嚮導模式和以社區社會組織為本的同伴模式等社區社會組織培育模式，從而產生了豐富的社會資本（趙羅英、夏建中，2014）。

（二）地位獲得

關於地位獲得過程和模式的社會網路機制研究，大大得益於問卷調查數據的共享和分析，其中邊燕傑教授領銜的研究團隊於2009年開展了中國大城市求職網調查（JSNET），為地位獲得等議題的研究提供了數據支撐。本文綜述的15篇論文即來自於此項數據的分析結果（參見邊燕傑等，2012）。

隨著市場制度的完善，社會資本的作用是在加深還是減弱這個問題一直存有爭議。張文宏、張莉（2012）認為，這裡的關鍵在於市場經濟是獨立於還是嵌入於社會資本。他們發現，市場化進程中的社會資本動員與回報之間呈負相關，市場化提高了社會資本的「認可度」，卻降低了其「含金量」。吳愈曉（2011）根據初職獲得的方式，進一步區分了三類勞動者群體：通過正式渠道（不使用關係）、正式渠道與關係相結合（正式+關係）、完全通過關係獲得初職的群體。研究發現，後兩類群體截然不同：前者的社會經濟地位高，有較高的人力資本以及質量最高的社會網路資本；後者的社會經濟地位低，人力資本最低，社會網路資本的質量最差。後者比前者更可能換工作。關於社會網路在求職過程中的作用有兩個假設：弱關係假設和強關係假設。孫曉娥、邊燕傑（2011）通過訪談30名留美中國科學家，發現社會網路中人際強弱關係的互相協調、共同發揮作用，才成功促成了雙方的跨國合作。強關係的作用是作為關係節點，將雙方連接起來，提供溝通平台和信譽保證；而弱關係的作用是互通信息，為留美科學家的國內參與提供體制資源支持。強弱關係在求職網路中的優勢是互補的，這是該研究的重要發現。邊燕傑等（2012）進一步依據2009年八城市求職網調查數據，發現關係強度與關係資源統計相關，但不能互替。強關係帶來人情資源，弱關係帶來信息資源。經濟改革前後，信息資源對入職收入均無顯著影響；直到改革中期，特別是進入世貿組織後，信息資源才開始對收入有提升作用。人情資源的收入效應在改革前後一直很大，但是進入世貿組織之後，開始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改革前和改革之初，人情資源效應大於信息資源效應；但在改革中期和加入世貿組織之後，前者在減弱，後者在增強。文章最後認為，市場競爭程度、體制不確定性程度和關係擁擠程度是造成這一現象的三大宏觀要素。

社會資本能否影響收入？研究結論具有爭議。張順、郭小弦（2011）研究顯示，社會網路中人情資源對入職收入的影響大於信息資源，同時使用信息與人情的作用大於單獨使用人情的作用，證實了社會網路資源與收入之間的正向關係，也表明在不同制度環境與競爭條件下，社會網路資源的收入效應存在明顯的差異。拜年網和飯局網這樣的社會資本可促進農民工的收入（張學志、才國偉，2012）。基於中國珠三角地區的調查數據，發現「跨越型」（農民工與當地員工的關係）和「整合型」（地緣型的關係）社會資本對農民工收入也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王春超、周先波，2013）。不過，對於城市的市民來講，父代既可以投資於子代的人力資本，提高子代獲取收入的能力，也可以通過權力尋租和積累財富等社會資本直接提高子代收入。以房屋財產和金融資產為代表的家庭財富對城鎮居民的代際收入流動性的解釋力大於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這與近些年中國的住房體制改革和商品房發展密不可分（陳琳、袁志剛，2012）。

無論城鄉，社會資本的功用可能因貧富而異。研究發現社會資本能夠減少貧困，更有研究認為窮人的社會資本回報更高，有利於窮人減輕貧困。也有人認為，社會資本將窮人結構性地排除在外，窮人並不能依靠社會資本來減輕貧困。周曄馨（2012）檢驗了「社會資本是窮人的資本」這個假說，結果沒有發現支持該假說的證據，反而發現社會資本會拉大收入差距：（1）低收入的農戶普遍欠缺社會資本及其回報。儘管社會資本對農戶收入有顯著的正向回報，但回報率隨收入上升而上升。（2）總體上看，貧困地區的農戶普遍欠缺社會資本，社會資本的收入回報率隨著地區收入上升而上升，這說明社會資本有利於富裕地區，貧困群體的社會資本回報率不如富裕的群體。可見，社會資本是拉大農村貧富間收入差距的一個因素，在中國農戶中是「富人的資本」。程誠、邊燕傑（2014）考察了社會資本影響農民工與城市職工收入差異的兩條路徑，即進入職業的機會差異和職業內的收入差異。研究結果表明，戶籍制度和交往同質性原則導致農民工（相比城市職工）在社會資本存量方面更加欠缺，難以進入高收入職業，且職業內的討價還價能力也很有限。兩種路徑差異的綜合，是導致農民工收入較低的重要社會原因，因此，社會資本是維持和固化社會不平等的微觀機制。

中國的漸進式市場化改革使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並存。當人們的個人關係網路跨越兩種體制時，體制跨越者將獲得各種經濟回報。邊燕傑、王文彬（2012）研究發現，2/3的被訪者建構了跨體制的社會網路，跨越者的社會資本總量、家庭年收入、個人月均工資收入、工資外收入都高於非跨越者。張順、郭小弦（2012）將人力資本理論、地位獲得模型和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置於中國社會轉型背景下，探討經濟地位與社會地位獲得影響因素的差異性。

研究發現，教育回報率顯著下降，這表明結構性因素的重要性；先賦性與自致性因素對社會地位與經濟地位獲得有不同的影響；在體制分割的背景下，先賦性與自致性因素對求職結果的作用強度有著顯著差異。近期的研究發現，社會資本可起到直接和間接作用，還要通過一些中間變數。呂濤（2011）認為，社會資本帶來地位回報的過程是以行動者人力資本為條件的複雜因果機制。社會資本也可能與人力資本共同起作用，例如，賴德勝等（2012）研究發現，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在提高大學生就業概率方面都不可或缺，不過，決定其畢業起薪的因素是人力資本，決定其能否進入國有部門工作的因素是社會資本。而在獲取就業機會和起薪決定方面，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都很重要。在決定能否進入國有部門工作方面，二者有較強的互補關係。戴勇、朱桂龍（2011）通過針對企業的問卷調查發現，社會資本和吸收能力對企業創新績效有正向影響，吸收能力在社會資本和創新績效之間起調節作用。

在公共治理方面，制度環境包括政治制度環境和社會資本，前者包括權力結構和法律結構，後者包括結構性社會資本和認知性社會資本。研究發現，制度環境通過影響制度空間和制度成本這兩個機制來影響公共治理制度安排（李文釗、蔡長昆，2012）。

社會資本的作用也可能受到制度環境的調節。例如，有學者研究了不同制度環境下社會資本強度與企業實際控制權的互動關係，發現當企業的社會資本強度一定時，企業的環境越以非正式制度為主，就越有利於實際控制人利用社會資本控制鏈來控制公司；實際控制人擁有的剩餘控制權越多，其可操縱企業的自主行為空間也就越大。反之則反（趙晶、郭海，2014）。這些研究較少提及可能存在的負面效應。吳寶等（2011）通過案例研究發現，高社會資本會提高融資風險網路的平均中心度，降低網路破碎程度，致使網路凝聚程度提升，進而加劇企業間風險傳染。

（三）社會支持與融合

一個人從小到大都要得到關愛、照顧，也要融入社會，這都離不開社會網路的支持。趙延東、胡喬憲（2013）認為，社會網路主要通過提供社會支持與信息來促進健康行為，從而提高健康水平。新生兒母親社會網路中強關係比例越高，越可能在新生兒成長的早期為母親提供實際的支持，從而提高母親提供母乳餵養的可能性；她們的社會網路中如果有醫務人員，能更有效地傳遞相關知識和信息，也可提高母乳餵養的可能。在婚姻暴力方面，趙延東等（2011）分析了女性的社會資本對婚姻暴力的影響及其機制。結果發現，網路規模和網路結構（親屬比例）對婚姻暴力的發生具有預防作用，網路資源（節日網中嵌入的資源數量，即其中的職業聲望和職業個數分數）沒有預防作用；網路結構對婚姻暴力的嚴重程度沒有明顯影響，網路規模和網路資源對婚姻暴力升級有抑制作用，但存在明顯的城鄉差異。

嬰兒長大過程要接受教育。在社會資本與教育獲得研究領域主要有兩種研究進路：布迪厄的「網路資源」和科爾曼的「社會閉合」進路。趙延東、洪岩璧（2012）認為，「網路資源型」社會資本源自家長的社會網路，它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機會；而「社會閉合型」社會資本則源自家長與孩子本人、教師及其他家長之間形成的緊密社會結構，孩子可以直接從此類社會資本中獲益。這兩種社會資本有複雜的交互作用，可以共同促進孩子的學業成績。

接受教育後，人們要進入職場、融入社會，對於兩代農民工來說更是如此。李培林、田豐（2012）分析了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政策制度等因素對新、老一代農民工社會融入的影響。研究發現，這兩代農民工的社會融入狀況並沒有根本差異；農民工的工作技能影響其社會融入；政策制度對農民工社會融入具有重要影響；農民工社會融入的經濟、社會、心理、身份四個層次不存在遞進關係，經濟層次的融入並不必然帶來其他層次的融入。而對於移居到城市的新移民來說，其本地網路的密度越高，社會融合程度越高；但是本地網路對其心理融合併沒有顯著影響，還阻礙其身份融合。本地網路的規模對其社會融合、心理融合、身份融合和經濟融合的影響不顯著，卻顯著影響其文化融合（雷開春，2011）。是否「融入」又與留城意願有關。農民工與打工所在地的政府工作人員的關係（即政治社會資本）比一般社會資本更影響其留城意願，弱關係型政治社會資本比強關係型政治社會資本對農民工的留城意願影響更大（劉茜等，2013）。農民工的社會資本有助於縮小其與城市居民之間的社會距離，不過市民的群體同質性可以影響這種社會距離：當本地居民對農民工存在偏見時，如果周圍的人也不關注農民工，則同群效應會強化這種偏見，從而弱化本地居民的交友意願；反之，如果周圍的人關注農民工，則同群效應會抵消偏見的消極影響，使本地居民與農民工的交友意願提高（王桂新、吳俊奎，2011）。

三、社會網路的實驗研究

中國的社會網路研究主要是調查研究，很少關注網路結構與權力分配之間的關係，這恰是實驗範式下的要素論的貢獻。劉軍等（2011）分析了要素論的建模原理及多種結構條件。要素論研究發現，權力的分配取決於行動者的偏好、信念、關係類型及諸多結構條件，因此，核心點未必有權。要素論的優勢有：運用分析—組合法、根據網路結構預測權力的分配、堅持理論導向的實驗研究、揭示了權力來源於「排除」機制、可用於研究複雜的社會歷史結構。在要素論中，強制關係是一種重要的社會關係，不過社會網路領域對強制關係的研究較少。劉軍等（2013）基於要素論探討強制結構的含義、分類及模型，重點探討了間接強制結構的效應。間接強制是涉及至少三個行動者的一類「不交保護費就讓『外人』收拾你」的結構關係。實驗研究結果表明，間接強制結構與直接強制結構一樣有效力，二者都使強制者獲得最大的剝奪率。要素論認為，「排他式」結構會產生強權，弱權者會通過聯盟來對抗強權，實現權力的逆轉。不過，現有的研究沒有考慮到「關係」因素，為此，劉軍、郭莉娜（2013）檢驗了排他式結構中關係強度對弱權者聯盟的影響。實驗結果證明，不考慮關係時，弱權者可以通過聯盟來對抗強權，實現權力的逆轉。考慮關係時，強權者堅持利益均沾原則，給每一位弱權者至少一次交易機會；強權者也堅持逆差序格局的行為邏輯，即更願意和弱關係者特別是無關係者交換；在弱權者聯盟中出現更多的背叛，使通過聯盟逆轉的權力關係再次逆轉，即強權者再獲強權。背叛者通常是與強權者有過合作基礎的弱關係或無關係者。可見，考慮到網路結構和關係強度後，表明關係有權宜性。上述三項研究採用實驗法探討小群體中的網路結構與資源分配，可視為對社會網路的調查研究的擴展，在一定意義上更有解釋力。

在社會網的實驗研究傳統中，主要利用大學生作為被試，但是大學生與一般成人是不同的，基於大學生的研究結果未必有普適性。研究表明，本科生被試效應的確存在，但這種效應僅是強度上的，而不是方向上的（劉輝，2014）。不過，有經濟學者發現，條件合作普遍存在，不因群體（大學生和工人）的變化而變。合作實驗的懲罰制度存在內生溢價（即內生的制度選擇相對於外生的制度選擇對合作水平會產生正向作用），但是不同群體的溢價可能方向與機理不一致；社會資本（一般信任和網路規模）與合作水平正相關。這些研究發現為針對不同群體實施有差異的激勵機制、促進合作提供了理論和實驗依據（周曄馨，2014）。

四、關係研究

紀鶯鶯（2012）歸納出了四種討論中國社會關係的不同路徑：「特殊主義」和科層制、庇護主義、儒家社會理論與「關係」，以及社會網路研究。這些路徑顯示出三支討論社會關係的脈絡：政治經濟的制度視角、倫理含義的文化視角及社會網路的結構視角。作者建議將這三種視角結合起來，探討社會關係的結構特徵與倫理內涵為轉型社會的制度變遷提供了怎樣的基礎。

在關係研究的方法論方面，曾國權（2011）認為，既有的「關係」理論存在著一種實體主義傾向，看不到「關係」的關係性，無法理解關係情境和行動者的互動過程。因此，分析「關係」問題應當結合關係社會學和結構化理論的觀點，在「關係」動態理論架構下進行研究。劉軍、楊輝（2012）也認為，近百年來，學術思潮正在由實體論走向關係論。實體論有兩種觀念，即自—動觀和互—動觀，其基礎是要素—集合觀，該觀念未能「真實地」描述現實世界；關係論來源於「交—互觀」。關係論堅持交—互作用、過程優先、關係視角、去物化以及湧現性原則，它擯棄實體論的思維方式，揭示「世界就是動態的關係網」。對深層的「潛蘊性關係」的把握，是本土關係研究的關鍵所在。

「謀略」是「本土化」關係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翟學偉（2014b）認為，謀略是由中國文化脈絡所滋生的一種心智及其行為，是依照陰陽思維方式演化而成的。「謀略」的內容深邃，有別於西方社會科學方法論與知識論。研究謀略既應關注其中蘊含的爭利性，還應看到其適應性。由於中國文化假定人心可以相通，日常互動又有長時效性與低選擇性特徵，因此其互動計策便會在以和諧為目標的陽性中表現為隱忍、人情、面子、情境中心、玩陰招等陰性特點，進而演化齣戲劇性的特徵。作者認為用博弈論討論不清楚謀略現象。

「差序格局」是另一個動態的「本土化」關係概念。沈毅（2013）認為，此概念蘊涵著「義」「利」混合的文化特徵及「公」「私」不分的制度意涵，並不適合用「強—弱關係」理論來分析。作者認為，在傳統的官場、鄉土、商場等組織場域中，差序的私人「關係」主要表現為「主從關係」「人緣關係」「朋友關係」等形態，分別蘊含著法家「權謀」傳統、道家「隱忍」傳統以及儒家「仁義」傳統的差別。此三種私人「關係」構成了科層制的對立面，使本土「關係」理論區別於社會資本理論。因此，本土的「關係社會學」要想揭示文化傳統特徵與去制度化意涵，需要運用諸如個案調查、敘事分析等質性研究方法。沈毅（2012）恰恰通過案例分析法分析了某國有企業改制30年的發展歷程，揭示了組織領導與骨幹下屬之間的上述三種「關係」形態呈現為「主從關係」→「人緣關係」→「朋友關係」的漸次轉型，組織領導模式則呈現出「集權式領導」→「人緣式領導」→「人心式領導」的轉型，組織領導的私人「關係」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規範組織制度，使組織難以轉向科層制度。這可能是本土的關係理論區別於西方的組織社會資本理論的依據。

中西方的個體社會資本有差異，這是另外的依據。在邊燕傑、張磊（2013）看來，西方的社會資本有弱連帶性、功能單一性、偶發義務性；相比之下，中國的關係資本具有強連帶性、功能復用性、頻發義務性等特徵。在轉型經濟中，競爭程度和體制不確定程度越高，關係社會資本的作用空間越大；如果競爭程度提高，那麼要想縮小關係社會資本的作用空間，必須大力增強體制的確定性。在中國，非正式關係滲透在各類正式組織之中。邊燕傑、郝明松（2013）證明，中國非正式社會網路的資源存量高於英國，而正式社會網路的資源存量低於英國；兩種社會網路的分布，中國比英國都更集中，與地位資源的相關性都更強。

中西方的自組織也不同。羅家德、孫瑜等（2013）以在四川地震災區收集的鄉村社區案例為基礎，比較了中美兩個行業協會組建歷史的案例。研究發現，不同於西方的正式規則作用，中國的自組織過程是在社會關係特質下進行的，中國能人往往是一個既定社會網的中心人物，具有較強的政治精英色彩。在本土案例中，正式規則不足，均分法則經常取代公平法則；能人通常遵守人情與均分的平衡，一旦平衡打破，對能人的信任就會遭到破壞。但與西方的自組織過程一樣，能人需要負擔初期成本投入，後期可獲得聲譽回報。其中，本土自組織中尤其存在「人情困境」，即如果資源支配者分配的資源有利於請託者，就違背了公平法則，可能遭受社會非議甚至法律懲處。這是中國能人面臨的最大挑戰。

總之，近4年以來，國內的社會網路與社會資本研究在理論反思和實證研究方面發展很快。未來需要在如下五個方面進一步研究。第一，網路的內生性問題。僅有好的複雜模型和識別策略還不夠，如何得到有更多信息和更好研究設計的數據才是解決社會資本內生性問題的關鍵，這就要求研究者特別關注研究的方法論。而對於未關注內生性問題的一些既有的分析結果來講，如何解決其內生性，得到真正的因果關係，也是需要研究的問題。第二，注重本土化的關係研究。如何提出本土性的理論和概念，哪些本土性概念可以上升為理論，哪些需要進一步錘鍊其意義，需要有更多的分析。第三，社會網的交互主體性值得關注，因為現有的研究較少關注社會行動者之間的現實「互動」。這裡涉及社會行動者在互動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內部對話（inner conversation）、「真實」互動過程和心理等諸多「機制」性議題。第四，繼續加強社會網的實驗研究，因為相對而言，受控實驗更可以揭示關係現象的機制，更具有解釋力。第五，目前，大數據研究看似「火爆」，但是真正的大數據社會網研究成果仍然少見，這是今後需要努力的方向。

作者單位：西安交通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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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2016，《中國社會學年鑒2011-201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