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著名美籍華裔科學家的來源、構成及原因初探】轉載

現當代最具創造性的華人科學家應是美籍華裔科學家。這當然是作為世界科學中心的美國，其濃厚的經濟、發達的教育和良好的學術氛圍所致。但是，如果我們僅把目光停留在美國而忽視了華人自身的因素，甚或根據一般的成材規律，人們就自然會產生這樣的聯想：既然華裔科學工作者能在美國如魚得水，那麼，土生土長的美籍華裔比外來華人移民不是更能成為著名的科學家嗎？可統計的結果卻卻相反——六十三位著名的美籍華裔科學家，既不是以土生土長的、具有中國血統的美國人為主體，更不是以其它國家赴美定居的華人佔優勢，而幾乎是清一色的從中國(含港、台、澳，下同)去的知識移民及其後裔。 也可以說，迄今為止，僅靠在美國積累的、土生土長的著名的美籍華裔科學家（限本文統計的，下同）一個也沒有出現。同樣，從東南亞等世界各地赴美的華人移民及後代中，也沒產生過這樣的人物。即使由港、台赴美後成名的科學家，八成是1949年前隨父母離開大陸的，在港、台土生土長的也很少。筆者擬從學者孕育需要代際積累的角度，對這些現象作一初步的探索。 一、來源及構成 1、統計對象。由於目前尚無這方面的現成資料，故本文的研究對象由以下四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世界頂尖的十一位美籍華裔科學家。他們分別是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李遠哲、朱棣文、崔琦、錢永健、高琨；沃爾夫數學獎得主陳省身、丘成桐(也是菲爾茲獎得主)，以及素有「東方居里夫人」之稱的核物理學家吳健雄。第二部分，是《中國現代科學家傳記》（中國科學院主編，科學出版社1991～1994年版，以下該書簡稱《傳記》）收錄的三十位美籍華裔科學家。第三部分，是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中的三十一位美籍華裔(見中國科學院網站)[1]。第四部分，是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中的十五位美籍華裔(見中國工程院網站)。排除重複者，實際統計對象為六十三人。由於《傳記》所收的是1990年前成名的科學家，而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的外籍院士(他們基本上也是美國科學院或工程院院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以最近幾十年做出重大科學成果者為主體，則本文討論的對象基本上囊括了現當代最著名的美籍華裔科學家。 2、主要來源。在六十三位美籍華裔科學家中，有六十人是中國去的知識移民(大都是留學生或訪問學者轉變)。其中，來自大陸的二十六人(全部是1949年前出去的，其中一人在南非讀完本科後赴美)、台灣的二十三人、香港的八人(內有二人1950年由大陸來港)。另由紐西蘭、加拿大轉道的各一人，一人(張永山)何時何地赴美不詳。在美國出生的只有丁肇中、朱棣文、錢永健等三人。其中，丁肇中是1934-1935年其母王雋英與父丁觀海留學美國時懷孕的。丁父先期回國，其母1936年生下丁肇中，並於三個月後獨自把他帶回中國。此後至二十歲前，丁一直生活在中國。真正在美國土生土長的僅存朱棣文、錢永健倆人。而朱棣文的父親朱汝瑾、錢永健的父親錢學榘(錢學森的堂兄弟)都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留美，後在那裡定居的科學家。概言之，六十三位著名的美籍華裔科學家，幾乎全部出自從中國去的知識移民及其後裔[2]。 3、具體構成。①出生地區。在六十個非美國出生的美籍華裔科學家中，他們的出生地分布如下：中國大陸五十二人，佔87%；台灣五人；香港、澳門、新加坡各一人。這說明，他們的「根」主要在大陸。且他們的祖籍，多數屬清代教育發達的州縣，又幾乎都出自書香門弟或有產者家庭。②出生時段。根據相關特徵，我們把著名美籍華裔科學家的出生時間劃分四個時段，具體分布如下：1897-1909年四人；1910-1925年二十人；1926-1940年二十七人；1941-1952年十二人。③教育背景。赴美前，大陸本科(含肄業或同等學歷)畢業的二十二人，其中研究生八人；台灣本科畢業的十九人，其中研究生二人；香港本科畢業的四人，其中由本港和德國取得博士學位的各一人。在國內接受本科教育的合計四十五人，正好佔六十人中的四分之三(這至少說明留學並非越早越好)，其中研究生十人、博士生一人。本科教育由英國完成的二人、南非完成的十人。其餘的十五人(含丁肇中、朱棣文、錢永健)，在美國修完本科至博士的學業(其中錢永健的博士學位是在英國完成的)。在十八位由國外取得本科學位的，又有十三人在國內完成高中學業(含自學)、一人接受了小學教育，一人(張永山)不詳。由此可見，若按接受教育的年份計，著名的美籍華裔科學家絕大多數主要在中國接受教育。同時，有十人是國內以教授身份去美國發展、定居的。六十三位科學家，除了二位（林同炎、貝律銘）獲碩士學位外，其餘都是博士出身。這表明，高學歷是華人在美國科學界立足的必備條件。同時，他們修完各級學業時，都明顯地比同時代的學子要來得年輕。如至少有十六人在二十歲及以前本科畢業。這也顯示，天賦或少年得志並保證學習的連續性[3]，是他們成為自然科學家的一個特徵。 二、成因分析 兩戰後，華人在美國科學界的崛起，大大提升了華人在美國乃至世界上的形象。美國前總統卡特曾對鄧小平說過：「華裔人數之少，與其對這個國家貢獻之大，不成比例」[4]。就此，我們只要對在美華人佔美國人口的比例，與美籍華裔科學家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人數及美國公民的獲獎總數做一比較，再附以公認的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概率最高的美國猶太人的相關數據，就能體會到卡特的「不成比例」之含義。 1926-1980年的半個多世紀里(成材與獲獎都有時間差)，在美華人大概佔美國總人口的0.2%[5]，美國猶太人約佔全美人口的3%[6]，是華人的15倍。1926-2011年，美國公民共有二百四十人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7]，出生或生活在1926-1980年的美國華人至今共有7.5人(高錕是英/美雙重國籍，計0.5人)獲獎，佔總數的3.1%；同一時段，美國猶太人獲獎人數在70-80人之間[8]，約是華人的十倍。由此推知，美籍華人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概率不僅遠遠高於美國人的平均數，在特定條件下比較，甚至還超過了猶太人[9]。這似乎有點不可思議。同樣出乎意料的是，著名的美籍華裔科學家，幾乎全部出自從中國去的知識移民及其後裔！ 何以如此？這就得從華人移民美國的歷史和科學家們自身的人文背景兩方面進行考察。 1、華人在美國的簡單回顧。華人規模性地移民美國，始自1848年加利福尼亞州發現金礦之後。根據美國移民政策的變化和華人在美的實際境遇，學術界一般把華人移民美國劃分為四個階段：1849-1881年的自由移民時期；1882-1943年的排華時期；1944-1965年的限制移民時期；1966年至今的平等移民時期。在自由移民時期，華人在美的人口增長較快，從最初的年移民數百人，到高峰期的數萬人，扣除迴流部分，到1880年，在美華人已超過了十萬。正當華人以更多的數量進入美國時，受經濟危機和種族主義等影響，美國欣起了排華浪潮，並於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排華法案》，其主要內容是：十年之內禁止華人勞工進入美國；不允許華人入籍為美國公民。此後，美國又出台了一系列的排華法律，執行至1940年代初。 六十餘年的排華法令與制約性的移民政策，對中國移民及華裔產生了性別比例嚴重失衡、地理分布和居住模式孤立局限、就業與教育備受歧視等後果。但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移民數量的不斷下降，華人人口(主要靠自然繁衍)徘徊不前，甚至減少。 二戰時，包括居美華人在內的中華民族全民族的積極抗戰，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更是改變了在美華人的命運。1943年，中國政府向美國及時提出廢除1882年以來的《排華法案》，第一夫人宋美齡的訪美又促進了事態的進展。出於戰略結盟和打擊法西斯的需要，美國總統羅斯福在10月11日向國會呼籲廢除《排華法案》，於同年底獲得通過並生效。該法律的主要內容是：第一，廢除了1882年以來的所有排華法令和相關的排華條款；第二，每年給中國一百零五名的移民配額(後又增加到二百零五名)；第三，允許合法進入美國的華人入籍美國。 廢除《排華法案》和同意在美華人歸化為美國公民，標誌著美利堅的國門再次為華人開啟。但區區一二百人的名額，畢竟僅是象徵性的，當時的美國政府也並不打算在移民問題上讓中國人分享歐裔白人所享有的待遇。故在1943-1965年，真正按配額移民美國的華人也僅數千人而已。但此期有兩批特殊移民的人數及其作用不可小覷。 1945年底，美國國會通過「戰時新娘法案」，使六千多名華人婦女以美國軍人妻子的資格入美，這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華人在美的性別結構，男女比例漸趨正常，從而加速了核心家庭與士生華人的增長，也使華人在美更能安居樂業。此外，在1940年代末的中國新舊政權更替之際，曾有較多的留學生、訪問學者和外交工作人員滯留美國，同一時段和50年代初期還有更多的避至美國的所謂「政治難民」。美國在1952年通過的麥加倫——華而特難民與國籍法案，使得三萬多名上述華人及其家屬獲準定居美國。「這些人中，大約有五千多人是當時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其他則是原中國社會的上層人士，包括高級軍方人員、政府工作人員、外交人員、大資本家和企業家以及其他上流社會成員。這一批移民大多是非廣東省籍，憑著強大的經濟和人際資本實力，克服初到美國語言文化上的障礙，在美國中產階級的郊區落戶」[10]，使得華人第一次群體性地置身於美國主流社會。此外，從1954年開始，台灣地區每年有兩三千人到美國留學，直至1980年前，這批留學生的多數在美國定居了，這進一步改變了華人在美的社會結構和地位。 1965年，在民權運動的推動和美、蘇人才競爭的國際形勢下，美國國會通過了《移民法修訂案》，消除了過去移民法中種族、國籍歧視的傳統立場，確立了以家庭團聚和技術移民優先的兩大方針，這使華人雙重獲利。正是該法案，華人才得以大量進入美國[11]。如1960年美國華人才23.7萬，可至1980年就達到81.2萬。此後，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力度的加大，華人移民美國的勢頭更猛。不過，由於本文重點比較的是1965年前出生在美國的華裔，或1980年前來美的華人，故最近三十年來華人移民美國的情況不再贅述。 2、土生華人與知識移民代際積累的比較。在自由移民時期，來美的華人男性人口佔到90%，為數不多的婦女又大多以賣笑為生。排華時期進入美國的華人婦女更少，而美國的社會與法律又禁止華人與白人通婚。故早期這種單身的、「寄居性」的華人移民，在美國缺乏組建家庭的條件。所以，在第一代(1850-1875)和第二代(1876-1900)中前期的移民中[12]，幾乎沒有土生的華人，那也就談不上華人子女的教育。「這意味著，華人作為一個種族群體，融入美國文化的時間被耽誤了」[13]。 不過，即使排華時期，華人中的外交官、商人、訪問學者、留學生及旅遊者仍可來美。故隨著時間的推移，包括上述人員及華工中的幸運者在內，華人家庭姍姍出現，土生華人也開始增多。同時，由於入美移民的減少，使土生華人在美國華人中的比例穩步上升。如土生華人比例，1890年僅佔0.7%，到1900年上升至9.3%。此後每十年約遞增10%，到1940年土生華人首次過半。 可是，儘管按照美國法律，土生華人可享有一切公民權利。但與其父母一樣，他們在接受教育等方面仍受到歧視。始而不能入公立學校讀書，繼而也只能接受隔離的公共教育。種族隔離下的少數民族教育，客觀條件差，教育質量低。當時華人接受教育的年限也普遍少於美國人。1940年，在二十五歲以上的華人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不到2%(此後的二十年里，幾乎增加了二十倍)。這種排斥與種族隔離政策持續到1940年代。在此期間，華人的就業也備受歧視。他們先期大多乾的是採礦、築路等繁重的體力活兒；排華後則集中在洗衣、餐飲等兩大服務行業。即使受過較多教育的，也很難在主流社會謀取與學歷相當的職業，乃至出現在美受過高等教育的華人回到國內謀生的情景。也就是說，前三代約1850-1925年在美國出生的華人，幾乎不具備成為著名學者的條件；他們與祖國來的留美學生或知識移民不存在可比性。 隨著1943年《排華法案》的廢除，特別是1947年種族隔離教育政策的終止，華人在美的教育環境和工作條件也相應地改善。一般地說，每個人求學路上最重要的階段是大學本科教育。那麼，我們由1947年上溯，把比較的土生華人的出生上限設定在1926年，亦即第四代在美華人的開端。因為從法律或理論上說，1926年後在美國出生的華人，在享受高等教育的權利上已無種族上的障礙。 因此，本文擇取1926年後出生的兩撥人——土生的美國華裔與外來（一般指中國來的，含台、港、澳）的華人移民進行比較。由於成材與出成果的周期，他們的出生下限都划到1965年；外來華人移美的時間截止到1980年。大家知道，不同階段華人在美國的土生比例分別是：1920年30.1%、1930年41.2%、1940年51.9%、1950年53.0%、1960年60.5%、1970年53.1%，1980年36.7%[14]。我們由此設定1926-1980年在美華人土生比例平均為50%。但應該注意的是，外來華人的平均年齡要比土生的大，則同一時期移民接受教育的年限自然要比土生的來得長，他們成功的機會（時間）也多；又由於1965年后土生的華人至今成為著名科學家的時間還不充分，而1966-1980年來美華人中的知識移民，卻具備了這個條件。不過，外來的華人移民人口中，也包括了大量的從東南亞等世界各地赴美的華人。如上世紀70年代末，僅從越南湧入美國的華人難民就達10餘萬，這些移民的經濟、文化等層次，都不會太高。綜合這些因素，我們假設，1926-1965年間土生的美國華人與1926年後出生、並從1980年前來美的華人移民相比，他們出著名科學家的概率為4：6，即十分之四為土生華人，十分之六為外來華人[15]。 數據表明，1926年後出生的著名美籍華裔科學家有三十九人，如果根據以上的概率換算，土生與移民的比例應為16：23。可統計的結果是3：36，與預設的大相徑庭。而由前所揭，土生三人內的丁肇中，雖屬土生，但不是「土長」；而朱棣文、錢永健倆人，都系第四代來美的知識移民的後人。換句話說，迄今為止，僅靠在美國積累的、土生土長的著名的美籍華裔科學家一個也沒有出現，簡直是匪夷所思！同樣，從東南亞等世界各地赴美的華人移民及後代中，也沒有產生過這樣的人物。而其他領域，如實業界、政界、藝術界、體育界等，完全在美土生土長的重量級美籍華裔，早已湧現[16]。 通常看來，在美國生存與發展，舉凡政治、社會、文化、法律、語言、地理、社區、生活、風俗、同化、交際、適應等方方面面，土生的美國華人要比外來的移民佔優勢。當然，從經濟上評估，1940-1960年代(主要是這一階段)的知識、經濟、政治移民，總體上要比土生的華裔佔優勢，因為他們大都出於舊中國的上層家庭。然而，直至70年代後期，外國出生的華人儘管「和在美國出生的華人有相同的學歷和優越條件，但前者的工資收入仍比後者要低1/4」[17]，也即土生華裔個人收入上的優勢(也應是職業優勢)，在相當程度上可抵消他們的父輩在經濟上的劣勢。我們認為，從外層掃描，知識移民與土生華裔比較，唯一絕對的優勢可能是他們接受過良好的中小學教育(特別是1940-1960年段)，因為，知識移民在當時國內(包括大陸、台灣、香港)上的幾乎都是優質的中小學，而土生華人那時在美國大都還沒有這個福份。此外，知識移民作為原統治階級和社會名流的子女，在美國還有較廣的人脈。但在異域他鄉，知識移民的這些優勢不足以能在整體上改變比較的權重。故我們認為，按一般的成功軌跡去判斷，在科學事業上的博奕，土生華裔應佔據優勢或與外來華人旗鼓相當，至少不該被後者甩在老遠。 那麼，何以詮釋土生華裔幾乎「全軍覆滅」這一客觀事實呢？我們認為，如果從世界人才史特別是中國人才史的角度去探究，這一疑團並不難揭開。 據筆者對我國宋以降，尤其是明清的專家學者研究中發現了兩個規律性的東西。一是明清的專家學者集中產生在教育發達的地區。一個縣級以上教育發達地區的形成，一般需要上百年以上的積累；一個地區在文化上升過程中，出的人才類型先後常常是科舉人才→仕宦人物→學者；一個地區從教育勃興到著名學者的產生往往需要幾百年的時間。另是學者一般產生在前人已為他創造了條件的書香、富貴或破落之家，幾乎沒有其他家庭。無數的案例表明，一個學者需要一個家庭或家族數代人、上百年的接力，且多數人需要父系、母系雙方的接力。這種接力，既是經濟的積累，更是文化的薪傳；既是先天、遺傳的，更是後天營造的，包括人脈的構建。在中國封建社會，一個赤貧之家的男孩，通過他本人的努力可以致富，也有可能成為軍事家、文學家、藝術家、政治家，甚或謀求霸業，唯獨很難成為學者尤其是著名的學者。「一代難以成為學者」是本人對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學者(包括六百多位中國現代科學家)三十年觀察的結論[18]。事實上，數百位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獲得者的出生地區與家庭類型也基本如此。若沒有這兩個「百年」條件，學者難以產生。 現在，我們來探尋早期赴美華人的出生地及其他們的經濟文化背景。至少是前三代(1850-1925)去美的華工，絕大多數來自以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其中，60%來自廣州府的台山縣(1914年前為新寧縣)。宋以降，隨著中國經濟、文化重心的不斷南移，到清後期，珠江三角洲業已成為全國經濟、文化發達的地區。然而，珠江三角洲乃至廣東省，只是廣州府一枝獨秀，即使轄14個縣的廣州府內部，發展也極不平衡。如作為府治的南海、番禺及附近的順德，已堪比蘇杭；可相對邊緣的叢化、龍門、新寧、增城、清遠、新安、花縣等縣還屬於比較落後甚至很落後的地區。若以最能體現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一個地區發展水平的綜合性指標——進士的多寡來衡量，有清一代新寧縣只出了六個進士(南海、番禺、順德、清遠、叢化、龍門的人數分別是137、120、129、3、2、2)，約是全國平均水平(16人)的三分之一、廣東省平均水平(11.2人)的二分之一、廣州府平均水平的(41.4人)七分之一[19]。 史料顯示，清末的台山是一個人口眾多(1853年就有人口68萬)、土地貧瘠、全年生產的糧食只能養活三分之一人口的貧困縣[20]。為了生存和發展，台山人不得不另謀生計。可他們若去廣州、香港等地經商，都不佔優勢。於是，位處南海的台山人，當他們較早地獲悉加州發現金礦的消息後，就大批地跨洋去碰運氣了。 關於早期赴美打工者的社會階層和地位，筆者同意近幾年的不是「最底層」的說法[21]。因為，若去的是「最底層」，誰為他們提供或擔保不菲的川資？相反，較高的階層也用不著去冒這個險，更不願來美活受罪。我認為，最初來美的華工是一群身體健康、比較聰明、性格外向、有人緣、能吃苦、受過一點教育，又不滿足於現狀的社會下層。 由此可見，早期華人大多來自沿海比較落後的地區和比較貧窮、受教育不多的家庭。假設歷史給他們機會，如在美國能享有歐洲白人移民那樣的待遇，部分人有可能在一代內成功。但是，來自這樣的地區和家庭的群體，即使成功，前二代一般也只能是經濟和政治上的，想在學術上有較大的作為，通常要等到三代及以後。更何況他們遭到了美國歷史上任何移民都未曾遇到的最嚴重的歧視和暴力，使第一代華人幾乎沒有任何辦法在美髮財致富；第二、三代也生活在社會最低層。與美國白人或其他族裔通婚的，對方一般也不會是上層子女。所以，二戰後，雖然在第四代土生華人中有數以萬計的青年人進入美國高校，但他們只是家庭、家族中的第一代大學生，考進名牌大學的不會太多，撐握的是謀生的技能而不是治學的基礎，一般不會對學術感興趣，也沒有多少人會把科學當作獻身的職業。嚴格地說，包括商人子弟在內的第四代土生華人，鮮有人出生在書香家庭的，至於父、母系都是門第的，更是寥若晨星。 相反，1940-1970年代來的新移民，也許平生第一次踏上北美大陸，眾多的恐怕是他們家庭、家族中的第一代移民。但是，與早期華工大多來源於台山為主的相對落後的粵地和貧窮、缺少文化的家庭不同，40年代的移民，不僅大多來自全國教育發的地區或新興的港口城市，而且基本上出生於舊中國的精英家庭；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前的移民，他們雖然從台灣，香港啟航，但背景與前者大同小異。以本文統計的著名的美籍華裔科學家來說，絕大多數出生在書香之家。如1948年赴美的傑出的光化學家楊念祖(1928-2008)，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前清進士。許多家庭還是父母雙方都是書香之家，如吳健雄、李政道，丁肇中、高琨、田長霖等家庭。 同樣，那兩個碩果僅存的土生土長的著名的美籍華裔科學家——朱棣文、錢永健，不僅是第四代來美的知識移民的後人，他們的父親都是有影響的科學家，而且他們的母親也都出自精英家庭和名牌大學。而有如此文化背景的家庭，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完全土生土長的華裔中，能找出幾例？ 概而言之，擁有書香家庭的多少和層次，是土生華人和華人新移民中著名的美籍華裔科學家分布極端懸殊的根本原因。這也是美國歷史上長期的排華政策對華人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的最形象的反映吧？ 從本質上講，各民族、各地區、各階層的人並無優劣之分，人人生而平等。但任何民族都各有特點是客觀存在的，各地區、各階層接受教育的時間與條件也是有差異的，這些特點和差異自然會反映在出人才前後、類型與層次上。事實上，即使在美國，類似華人內部人才分布不平衡的情況也絕非個別。例如，目前美國黑人的學歷和文化水平遠低於白人，美國(也是全世界)至今尚無黑人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同樣是黑人，大學教授、科學家、學者、工程師，又被少量的內戰前的「自由的有色人」後裔和有「黑人猶太人」之稱的——西印度群島人所壟斷。這些都與美國黑人規模性地接受教育遲——到了內戰以後，此後又長期飽嘗所謂的「隔離但平等」的教育政策之苦，以及黑人內部獲得自由和涉及獨立生產的遲早，並主要由此帶來的接受教育的先後與條件不同所致[22]。這不是與著名美籍華裔科學家的來源、構成及原因有很大的相似性嗎？ 三、餘論 百年樹人。本文的研究表明，尖端人才的培養是內因與外因、個人與環境、家庭與社會共同作用的結果，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長期以來，我們對此缺乏了解，甚至與規律對著干。如千百年來中國的歷史常識告訴我們：專家和學者基本上產自有經濟、有文化積累的家庭。可曾幾何時，「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的邏輯左右了我們的思維，熱衷於一切推倒重來，什麼傳統、累積、師承、薪傳、條件，統統都不要了。更無知、倒退的是，在人的代際關係上，搞株連九族，恨不得都叫原精英階層都「斷子絕孫」。可殊不知，新中國鮮有學術大師，正是這「斷子」與「絕孫」的理論和實踐所付出的代價！ 同時，我們在人才研究中，也往往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如在一個不短的時間內，對美國的教育不屑一顧，連留美歸國的學生也受到冷落。可當華人科學家在美國取得非常成功後，鮮有人去洞察華人科學家自身的因素，忽略了我們民族長期的積累、整體的努力和作用。因為，既然華裔科學工作者能在美國如魚得水，那麼，為何直到現在，僅靠在美國積累的、土生土長的著名的美籍華裔科學家一個也沒有產生呢？這也提示我們，對美國華人從「難以同化的民族」到「模範族裔」的中國背景，還需更深的挖掘，對海外華人中的重要的人才現象的回顧與總結都有待提高，乃至前瞻。 1965年美國「新移民政策」的推行，尤其是大陸改革開放以來，華人如潮水般湧入美國。截止今天，在美華人已超過四百萬，赴美華人的來源、年齡、職業、身份、目的，極為廣泛、龐雜與花樣。美籍華人的人才類型、層次較為齊全，科學家隊伍頗為壯寬，華人已成為美國學歷最高的群體之一。然而，似乎揚眉吐氣、欣欣向榮之際，我們不安地看到，美國華裔學人中的一流人才不僅沒有與整體同步增長，而且，絕對數似乎也在減少，抑或存在著斷裂的隱患。我們擔心，當代中國大陸頂尖科學人才斷層的現象，很可能會在美國華人中「複製」。 美國華裔人才史，實則也是千年中華、特別是近現代中國歷史進程和變遷的一個折射。我們從著名的美籍華裔科學家出現的軌跡和趨勢中，就可領略中華民族的歷史滄桑。 根據出生時間、接受教育及出國前後等情況，我們把著名的美籍華裔科學家劃分成三批來透析、比較。第一批是1949年前大學畢業(主要在國內接受教育)後赴美的，包括陳省身、吳健雄、楊振寧、李政道等二十六人。其中1897-1909年出生的四人，1910-1925年出生的十九人，1926-1928年出生的三人。第二批是1925-1940年出生，主要由台港赴美的，包括高琨、丁肇中、李遠哲、崔琦等二十五人。第三批是1941-1965(實則1941-1952)年出生，也主要由台港赴美的，包括朱棣文、丘成桐、錢永健等十二人。第二批與第三批實則是一代人的事，之所以區分，是為了分析他們分布的趨勢。 若剔除1897-1909年出生的4人，那麼，我們會發現三批的人數是兩頭少中間多；十一個科學巨匠的分布是4：4：3，比較均勻。但這僅是從純美籍華裔來展示的，如果充分考慮到1949年前的留美學生和訪問學者中，大概有一半左右的學人（他們大都在1925年前出生）在建國前後回國，其中又不乏錢學森，華羅庚、鄧稼先等大師和名家，那麼，我們看到的將是這樣的景象：在美國接受教育或工作後成功的華人（含回國的），無論是大師還是著名科學家都呈下降趨勢，且隱現了斷裂的跡象。因為1952年後，也即近一個甲子內出生的著名美籍華裔科學家還沒有。當然，這裡有成果被社會承認需要一個過程、統計對象的標準還不盡人意[23]，以及科學家出成果的周期在推遲已成世界性的現象等因素，但這都不是主要原因。因為，在自然科學領域，至五十歲基本上過了出成果的高峰期。如當代十三個（含錢學森、陶哲軒）頂尖華人科學家，有十人功成名就時的年齡為三十一至五十歲。 那麼，如何詮釋這一看似反常的現象呢？在這篇短文里，筆者僅從教育和代際的角度，做一簡單的討論。 1949年前出去，確切地說，1935-1949年的留美學生(包括回國的)，為何至今仍代表著當代華人科學界的最高水平呢？我們初步認為，這首先要肯定民國的教育，尤其是民國的高等教育是相當成功的，教育理念、教學方法與水平是和國際接軌的，否則，華人科學家怎能僅僅在一代人(約1940-1970)的時間內，在強手如林的美國崛起呢？其次，是全民族的力量。民國時代，雖然留美的學生不到2萬人，但他們是以全中國四萬萬同胞為基石的，是從佔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中挑選的精英，是舉國之力。第三，說明那個時代留學生選拔的科學與公正，斷不會因階層或家庭的出身受牽連[24]，真正做到了唯才是舉。還有，「改朝換代」後，「遺民」在學術上發憤圖強是我國的一個傳統。如(明末)清初、(清末)民初，都在遺民群體中出現過一批大師。對1949年前出走的原上流社會，特別是對那些厭倦了政治的世家子弟來說，在學術上出人頭地往往成為他們實現人生價值的唯一追求。而楊振寧、李政道的成功，尤點燃了他們心中的希望。遺撼的是，這些因素，尤其是「舉國之力」之原委，是以往所忽視的，無意之中，白白給美國揀了便宜——人們幾乎都歸功於美國的教育與用人體制，這對我國我族是不公平的。 客觀地說，就培養學者而言，短暫的民國是中國人才史上的一坐高峰。當然，此高峰並不是僅靠一代人砌成的，她是千年中華經百代的傳承而堆積的，這樣的高峰一旦形成一般是不會輕易消失的。可十分遺憾的是，中國大陸作為中華民族的主體，1949年後的前十七年，以及「文革」中都對「書香家庭」的壟斷者——被推翻的統治階級和有產階層（「文革」中也包括了新貴）後代在文化教育上採取歧視的甚至剝奪的政策，這等於篩掉了本國、本民族中最優秀的學術種子，勢必會造成學術天才的斷層。 可另一方面，解放前夕，原民國時代的達官貴人，包括中高級的軍方、政界、外交人員，較大的資本家、企業家、地主，部分中高級知識分子和白領，以及其他上流社會成員，即凡可以出走而想出走者並走的了的，基本上都攜家眷到了台灣、香港及美國等海外，使千年累積的精英階層、家庭如漏網之魚——得到了一定的延續。第二、三批著名的美籍華裔科學家，絕大都數就是這些出走的原中國上層人物的後代。如毛河光、何毓琦等乃將門之子[25]；而吳瑞、錢煦、薩支唐、張立綱等的家父，皆為大學校長或著名學者。所以，我們認為，第二、三批著名的美籍華裔科學家，是民國形成的人才高峰的自然延續。他們的成功，可謂是舉「半國之力」。不過，到了第三批，發展的勢頭已不那麼強盛了。 筆者提出「一代難以成為學者」的理論，堅信橫向流動是正常社會人才流動的「主旋律」，但這並不等於說代際積累的越久越好，否則，學者就局限於幾個家族、地區，不存在人才的社會流動，科學也難有進步了。中國歷史上雖有「錢氏」這樣人才輩出的家族，但這畢竟是個案。絕大多數成功家庭、家族，是「君子之澤，五世而斬」[26]。限於資料，我們很難得出積累幾代出學者概率最高的結論。但印象中，多數著名的學者產生在有二、三代積累的家庭、家族，也即家庭、家族上升至第三、四代時出學者的概率較高。又由於一個國家、地區、族裔的人才一般是呈金字塔結構的，其塔塵的高度取決於底邊的寬度。就一個跨國的移民、特別是較大的移民族裔來說，若要在他國保持人才優勢，除了先期的移民繼續努力外，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母國、母族輸送的移民的數量和質量。民國時代上層人物的多數家庭是從清季開始上升的，至今已積累了數代，作為個體，許多家庭、家族他們今後在美國還會有更好的發展。但是，作為一個國家、民族智力的某種象徵，她的巔峰時代已經結束。當然，如果1949年大陸政權更迭後，移民和留學政策不變，優質的移民源源不斷地流入美國，在美華裔的學術人才理應一代勝過一代。但問題是，1949年後的近三十年內，大陸幾乎停止了向美國移民和派遣留學生，這如同流入大海中的江河，當上流或幹流枯渴時，僅靠支流水源的補充，其下流的徑流量就可想而知。 如果說，第一批著名的美籍華裔科學家，是「舉國之力」而得，第二、三批著名的美籍華裔科學家，是「舉半國之力」乃成，那麼，1949年後的近三十年內，雖然美籍華人的總數一直在增加，但1950年代初以後，挑選優秀的學術「苗子」的餘地反而在逐步減少，到了第六代(1976-2000)在美華人伊始時，中國去的移民腹地恐怕只有一個「省」的範圍了，那麼，出尖端人才的概率就會下降。這些分析與推理，我們都可在本文的相關研究中得到實證。 第一，如上所揭，在美華裔無論是大師還是著名科學家，他們的人數都出現了下降趨勢。第二，第一批美籍華裔科學家，沒有一人出生在台、港；儘管第二、三批三十七個華裔科學家中，除了兩個在美國土生土長，其餘幾乎都從台灣、香港赴美的，但這批人八成來自大陸，台灣出生的只有五人，香港、澳門出生的各一人，台、港、澳合計七人，僅佔總數的二成。這說明，1949年前大陸來台灣、香港的原上流人物的子女中，「讀書種子」明顯多於本地人。可當民國精英階層及後人作為整體，其文化高潮過去時，主要靠台灣、香港輸送的移民，是很難同「舉國之力」、「舉半國之力」而成的那幾代美籍華裔科學家比肩的。第三，頂尖華人科學家離中華主體漸行漸遠。在十三個頂尖華人科學家中，有九人出生在1940年前，他們除丁肇中外，其餘8人都出生在大陸和台灣，並基本上在中國接受教育。可在1940年後出生的四人中，除了丘成桐在大陸出生幾個月後來到香港，並在那裡接受教育，其他三人(朱文棣、錢永健、陶哲軒)，無論出生地還是所受教育，都與大陸和台灣無關了[27]。這一方面說明，一流華裔科學家的人數似乎在減少，另一方面，也隱現了一流美籍華裔科學家會發生斷裂的跡象，因為，錢永健後，六十年來類似人物還未現身，而此前四十年(1911-1951)內出生的，這樣的人物有過十人。前面說過，這裡的主要原因是不能用時間差來解釋的。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我們認為，在美華人留學生和美籍華裔科學家群體，若要取得民國那代學人的輝煌，有待中華民族的大本營——大陸「文革」結束後的新移民的到來。但由於「雙重斷裂」，在大陸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1978-1984)留美學生中，出大師的可能性已很小，也即在大陸1940-1960年出生的一代身上，將出現一次中華文明的「斷裂」；無論海內還是海外——這代人將處於現、當代中國人才史上的一個低谷。可令人欣慰的是，大陸1960年代後出生、受過系統的教育並於1985年後赴美的留學生中，已出現了一批躋身於美國科學院院士群的華裔科學家，這似乎預示著百廢待新後華人（民族主體）科學大師的提前到來。但要形成規模，揚出威力，達到並超越民國那代，恐怕還要積累數代；如果樂觀地預測，這一盛況會在2050年前後再現。時離上一次政權的隆替，將整整一百年！真乃百年樹人也！ （本文得到了楊玉聖教授、周堯雲先生、王清毅研究員的指正，在此謹致謝忱！） 【作者簡介】：沈登苗，浙江慈溪人，獨立學者，主要從事教育史與歷史人文地理研究。 注釋 [1]另，改革開放後由大陸出去的王中林院士，因缺乏典型性與代表性，不參與統計。 [2]如果把統計的對象放大到楊保筠主編的《華橋華人百科全書（人物卷）》（[北京]中國華橋出版社2001年版）的五百四十七個美藉華人身上，著名學著的背景也大致如此。 [3]相反，蘇聯與中國大陸曾執行過大學生、研究生錄取工農優先，或高校新生必須有工作經歷的政策，這種打斷學業的連續性的舉措，是不利於培養自然科學家的。 [4]朱錫強等：《中國「火鳳凰」——美國各族裔中的華裔》，載《中國民族》1992年第11期。 [5]參見檀春耕：《戰後美國華人人口與華人社區的變遷》，西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美]沈已堯：《海外排華百年史》(增訂第二版)第3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 [6][13][17][22]引自[美]托馬斯?索威爾：《美國種族簡史》第115、183、198、248-287頁，沈宗美譯，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7]主要參見沈登苗：《雙重斷裂的代價：新中國為何出不了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獲得者之回答(之一)》，載《社會科學論壇》2011年第6期。按：含未發表的統計資料。 [8]根據楊建鄴主編的《20世紀諾貝爾獎獲得者辭典》(第1024，971-977頁，武漢出版社2001年版)，查得1926-1995年美籍猶太裔獲獎人數五十五人，再根據相關概率估算出1996-2011年的人數。 [9]這並不是說華人比猶太人厲害，而是多個參照，強調華人能有如此收穫的確不易。 [10][14]周敏：《美國華人社會的變遷》第134、7頁，郭南審譯，[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版。 [11]該法案雖從1968年實施，但1966、1967年每年入美華人己都在萬人以上。 [12]本文在確定華人移民美國的代際時，參考楊保筠主編的《華橋華人百科全書?人物卷》(中國華橋出版社2001年版)對若干人物的斷代，從1850年開始，以二十五年為一代來劃分，則2001年至今的為第七代。 [15]討論這幾個細節，是從論證的周全性考慮，事實上，由於比較的一方數據幾乎為零，則任何粗略的假設都不影響結論了。 [16]詳見麥子編：《美國華人群英錄》，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18]沈登苗：《雙重斷裂的代價：新中國為何出不了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獲得者之回答(之一)》，載《社會科學論壇》2011年第6期。 [19]沈登苗：《明清全國進士與人才的時空分布及其相互關係》，載《中國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按：含未發表的統計資料。 [20]潮龍起：《美國華人史(1848-1949)》第9頁，山東畫報出版社2010年版。 [21]陳勇：《華人的舊金山》第26-2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23]如改革開放後大陸出去的王曉東，他2005年已入選美國科學院院士（近年又有多位華人當選），但還沒被中國科學院、工程院聘為外藉院士。 [24]很難想像，若在「文革」結束前的大陸，袁世凱的孫子能出國？袁家騮與吳健雄夫婦在基礎科學上會有多大的作為？ [25]與歷代一樣，民國政要及其姻親後人也成了出著名學者概率最高的群體之一。遺憾的是，這一傳統在1949年後的大陸中斷了。現中共元老後裔中，高官雲集，富豪扎堆，可曾產生過幾個有能耐的學者？這是一個為政為學者都值得玩味的課題，因為此乃關涉到時代的價值風標——統治階級，尤其是上層集糰子女的職業與趣向——對世風的影響遠甠一些理論或口號！ [26]「五世而斬」的過程，實則也是競爭中被新精英逐步淘汰的過程，其基礎是經濟。詳見沈登苗：《雙重斷裂的代價：新中國為何出不了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獲得者之回答(之一)》，載《社會科學論壇》2011年第6期。 [27]這與大陸1940年後出生的，還「都與當代中國代表性的科學成就獎絕緣」何其相似？詳見沈登苗：《雙重斷裂的代價：新中國為何出不了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獲得者之回答(之二)》，載《社會科學論壇》2011年第7期。 （原載《社會科學論壇》2012年第8期）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