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中央行政制度

在蒙古前期，中央存在著兩套行政制度，一套是建立在「部落野處，非有城郭之制」的游牧經濟和「國俗淳厚，非有庶事之繁」的階級關係簡單的社會基礎之上的蒙古制度，另一套則是適應於被征服地區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狀況的漢官制度。

　　蒙古制度最早設置的政務官是「札魯忽赤」，即斷事官，所謂「國初未有官制，首置斷事官曰札魯忽赤，會決庶務」。其主要職責是執行法律，掌管刑獄。因早期官制沒有明確的分工，斷事官權力較大，得以專殺，併兼管其他事務。其次是怯薛（猶言番直宿衛）組織，主要負責大汗殿帳護衛，是大汗的侍衛親軍，還有一些怯薛人員負責管理營帳內的各種事務，稱為執事人或執事官，「分冠服、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醫藥、卜祝之事，悉世守之」，並且「奉旨署事，別無頒受宣命」，作為大汗手下的侍從而奉命管理政務，到一定時候即轉化為政務官。

　　漢官制度是從太宗三年（公元1231年）「幸雲中，始立中書省，改侍從官名，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粘合重山為左丞相，鎮海為右丞相」時開始的。耶律楚材原為怯薛執事官中的必闍赤（書寫的人）。至此，怯薛執事官中開始分化出獨立的政務機構，並且逐步得到完善。

　　忽必烈（公元1260——1294年在位）即位以後，居於北方的各大汗國日益脫離蒙古大汗的控制，忽必烈的實際統治主要只限於蒙古本上和中原地區，這樣便加強了漢族文明對當時政治的影響，並促使蒙古人進一步接受漢族成熟的封建制度。於是，忽必烈「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之官。其總政務者日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涉者日御史台。體統既立，其次在內者，則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則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財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這就是「中統（1260——1264）官制」，也是有元一代的基本定製。

　　從全國政務的角度來看，元代中央行政主要分為四個系統，即管理政務的中書省，管理軍事的樞密院，管理監察的御史台，管理宗教和吐善事務的宣政院。這四個系統互不統屬，依照自己所管轄的事物的範圍，「得自選官」，直接對皇帝負責。

　　中書省是政務的主體，它既承漢代以來宰相「佐天子，理萬機」的職權，又有「典領百官，會決庶務」的責任，「凡軍國重事，無不由之」，是皇帝以下的最高政務機構。其首席長官中書令不常設，一般由皇太子兼領，而由其次席長官左右丞相來總領省事。其下設平章政事4人，「掌機務，貳丞相，凡軍國重事，無不由之」，左右丞，「副宰相裁成庶務，號左右轄」；參政2人，「副宰相以參大政，而其職亞於左右丞」；參議中書省事4人，「典左右司文犢，為六曹之管轄，軍國重事咸預決焉」。左右司分管9房48科，料理省中各項文牘工作。省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管各種政務。凡與政務有關的寺、監、衛、府事務也無不經由中書省調度。元代曾三次設立尚書省，與中書省分理朝政，但時間長者四年多，短者只有數月。又併入中書省，所以終元之世基本實行的是一省制。

　　樞密院是全國最高軍事機關，「掌天下兵甲機密之務。凡官禁宿衛，邊庭軍翼，征討戍卒，簡閱差遣，舉功轉官，節制調度，無不由之」。樞密院設知院、同知、副樞、全院、同僉、院判、參議等官，分管院內外的軍政事務。在中央凡與軍政事務有關的寺、院、衛、府，都要接受樞密院的調度安排。

　　御史台是全國最高監察機關，「掌糾察百官善惡、政治得失」。總台設大夫、中丞、侍御史、治書侍御史各二人，分管總台和所屬各部門的監察事務。御史台中央直屬機構有殿中司，主管監察在京的文武百官；察院，「司耳目之寄，任刺舉之事」。地方的直屬機構是諸道行御史台（其建置如中央御史台）和諸道肅政廉訪司（元最後定製為22道）。從中央到地方的監察官員都由御史台自選，奏清皇帝批准，這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說明了元代對監察工作的重視和加強。

　　宣政院是全國最高宗教事務和民族事務管理機關，「掌釋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隸治之」。實際上所有的宗教和民族事務均歸其所轄「其用人則自為選，其為選則軍民通攝，僧俗並用」。元代是比較崇信宗教的，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帝師，是佛教最高領袖的象徵，「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座隅」。終元之世任命帝師12人，最小的年齡只有12歲。元代不僅重視喇嘛教，對於道教、基督教、回教等也比較重視，各設有專門的管理機構，如崇福司及一些負責寺廟營繕的司和總管府，這些機構都要服從宣政院的指揮調度，從宗教信仰來劃分統治支系，這是元朝政治的一大特點。

　　忽必烈曾經說過，中書省是我的左手，樞密院是我的右手，御史台則是我用來醫治左右手的。三個系統再加上宗教思想上的控制，使皇帝能從多方面掌握各種政治情況，進而加強了皇權。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對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的大帝國實行統治，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元代對古今中外政治的兼收並蓄，並且有所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