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口大國不再年輕

▍今年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推進計劃生育服務管理改革」，而「堅持計劃生育不能動搖」的提法首次「缺席」。在3月15日的中外記者見面會上，李克強總理再度提到將「考慮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口結構變化的情況，權衡利弊，依照法律程序來調整和完善人口政策」。對此，不少人口學專家都感到，這可能是研判中國人口政策未來走向的一個信號。

其實，說到人口政策，除了「二胎」、「（第二次）人口紅利」這些時髦熱詞之外，我們是否可以將視野放得更廣博呢？

「農村要想富，多生孩子能種樹」、「生男生女都一樣，不然兒子沒對象」……最近，一組「10年後的計生標語」在社交網路流傳。這組標語讀來既熟悉又陌生，句式套用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計生標語，內容卻完全反其道而行之。

今年兩會期間，人社部表示延遲退休年齡方案有望2017年推出，引爆養老話題，而關於生育政策、人口結構等的討論亦頻頻亮相，「人口大國」的未來走向牽動人心。事實上，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在世界範圍內，人口問題一直為各國政府所關心。

馬爾薩斯與中國人口政策

馬爾薩斯是誰？對大多數中國「80後」、「90後」來說，已然成了一個陌生的名字。

但對他們的父輩和祖輩來說，這個名字不僅熟悉，而且還對其最終的生育行為產生過巨大影響。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段廣為流傳的針對馬寅初1957年所著的《新人口論》的批判語就是：「你是哪家的馬？是馬克思的馬？還是馬爾薩斯的馬？」儘管當時距離馬爾薩斯逝世已經百餘年了。

《人口論》是馬爾薩斯一貫思想的體現，也是時代的產物

時至今日，「50後」、「60後」還能快速地將「馬爾薩斯」與「人口論」聯繫在一起。1798年，32歲的英國神父馬爾薩斯匿名發表了一本小冊子，書名全稱是《人口原理；人口對未來社會進步的影響；兼對戈德文先生、康多塞特先生和其他作者的理論進行評價》——這本書後來被認為是200多年來社科領域內爭議最多的一部著作。

在書中，馬爾薩斯描繪了英倫島國人口膨脹的可怕前景，他的學說圍繞他「適當的定下兩個公理」展開：第一，食物為人類生存所必需；第二，兩性間的情慾是必然的，且幾乎會保持恆狀。由此，他引出兩個級數：「人口，在無所妨礙時，以幾何級數增加（類似1、2、4、8……的等比數列）。生活資料，只以算數級數增加（類似1、2、3、4……的等差數列）。」並得出了人口論的「一般綱領」，即人口的增長和食物的增長勢必是失衡的。

在今時今日看來，無論是這本小冊子，還是之後馬爾薩斯精心修訂過的五個版本的《人口論》，敘述的理論頗有些荒謬。首先，人口增長變數太多，絕非一個簡單的數學模型所能概括。其次，糧食的增長也不是線性方式。特別是由於社會和農業技術的進步，糧食增長超過了人口的增長。至於他所擔心的毫無節制的性需求，雖然他本人作為基督教徒極力抵制避孕，但現代人卻早已心甘情願地這樣做了。人口學家梁中堂認為，避孕和節制生育是工業化奉獻給人類的一種更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

但對馬爾薩斯來說，這本小冊子卻是他一貫思想的體現，同時也是時代的產物。這個1766年出生於英國鄉紳家庭的貴族，據說在青年時代就常與父親辯論人類的將來，並堅決反對父親認為生活會一天比一天好的至善論觀點。他所生活的時代，正是工業革命後生產力大發展、大變革的時代，大機器生產代替了工場手工業，造成了很多小生產者破產和工人失業。而紡織業的迅速發展，又使圈地運動愈演愈烈，導致大量農民破產，流入城市，造成人口相對過剩的局面。於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首先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發難，而啟蒙思想更推動了法國大革命的爆發，這些都對英國下層民眾的思想觀念造成很大影響。

這時，馬爾薩斯用人口論告訴大家：社會現實並不存在資本主義人口問題，而只存在著自然狀態的人口問題。那麼，變革社會制度不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無希望的。

在他看來，要抑制人口增加有兩種途徑：一是消極的抑制，也叫道德抑制，即讓人們通過各種主觀努力在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降低出生率。通過預防性的辦法妨礙人口增加，比如貧窮使人們預見到未來家庭的困難，自覺地少生孩子。一是積極的抑制，即通過戰爭、饑荒、疾病等手段提高人口死亡率。按照倍倍爾在《婦女與社會主義》一書中的說法：「馬爾薩斯在必要的時刻，說出了英國資產階級要說的話。」

有趣的是，受法國大革命思潮「刺激」寫就的人口論，並沒有在馬爾薩斯的祖國英國「結果」，卻在法國「生根」。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建新曾撰文指出，在馬爾薩斯人口論發表200多年後的今日，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個世界的文明版圖：這是一個英文主宰的世界，而法語只能偏安一隅。誰能否認這是當年英國人口擴張的勝利呢？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被認為是200多年來社科領域內爭論最多的一部著作

清代學者洪亮吉的擔心

其實，在馬爾薩斯之前，中國出現過更早期的人口論——洪亮吉的《治平篇》，比《人口原理》早了5年。令人遺憾的是，有位上海社科院的老師前兩天在面試博士生時提問「請談談洪亮吉與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區別」，面試者竟表示「沒聽說過洪亮吉」。

洪亮吉生活在清朝乾嘉年間，出生於1746年。《治平篇》出自他寫於1793年的《意言》，是20篇議論散文中的一篇，寫作時他可能正擔任順天府鄉試同考官。

在文章伊始，洪亮吉就提出當時中國人口的增長速度和絕對量都遠遠超過了前代，但耕地面積雖有擴大卻遠遠低於人口增長，平均每人佔有耕地從原來的5畝多下降到2畝多。他擔心在幾十年到一百多年中，人口會5倍、10倍、20倍地增長，但田地與房屋卻1倍、3倍、5倍地增長，這一看法與馬爾薩斯的人口按等比數列增加、生活資料按等差數列增加的觀點類似。

不過，與馬爾薩斯把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人口規律說成是超自然規律，掩蓋資本主義剝削制度才是失業、貧窮、困苦及戰爭的根源不同，洪亮吉在《意言》的另一篇《生計篇》中，提出「為農者十倍於前而田不加增，為商賈者十倍於前而貨不加增」，還產生了「終歲勤動，畢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溝壑之憂」和為非作歹之徒，生「攘奪之患」。他已看到了人口增長太快、生活資料增長太慢，會影響社會秩序的安定，導致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

對人口過剩的情況，洪亮吉也提出了兩條解決之道：一是類似馬爾薩斯「積極的抑制」的「天地調劑之法」，即由水旱災害和疾疫流行等自然災害減少過剩人口。二是「君、相調劑之法」，即通過統治者實行開墾荒地、轉移人口、禁止奢侈、救濟災荒等政策，來緩解人口壓力。文末一句「此吾所以為治平之民慮也」，其悲天憫人的口吻與馬爾薩斯行文與思想的冷酷亦有天壤之別。

清代學者洪亮吉在《治平篇》中提出的人口論，比馬爾薩斯要早5年。

一波三折的馬爾薩斯「中國之旅」

不過，馬爾薩斯人口論對後世的影響似乎大於洪亮吉。梁中堂認為，這主要是因為洪亮吉的人口論形成於封閉的經濟社會，與現代越來越開放和互聯的環境迥異。

再看馬爾薩斯的「中國之旅」，似乎更是一波三折：人們先說他的觀點是對的，接著說他是錯的，然後又說他是對的，再然後又說他是錯的……

據溫州大學教授王聲多的考證，最早將馬爾薩斯人口論介紹到中國的，是1880年同文館出版的第一部西方經濟學中譯本《富國策》。當時的《尚賢堂日報》《地方白話報》等報刊都曾摘要連載。1895年，清末維新政治家陳熾又重新翻譯《富國策》，並在《時務報》上連載。而後，英國傳教士馬林著的《足民策》一書被翻譯到中國，在該書中，儘管馬林對馬爾薩斯所謂的人口倍增說法持批判態度，但書中有五分之二的篇幅介紹了馬爾薩斯人口論。

隨著馬爾薩斯理論被廣泛播散，一些研究人口問題的本土學者出現了。1904年6月《東方雜誌》第1卷第6號轉載了《警鐘報》的文章，題為《論中國治亂由於人口之眾寡》。文章強調：「人滿之狀，深可太息。循是以強，而不求生存之策，恐富者漸失其富，貧者愈趨於貧，四百兆漢族之民，且將稿項以消滅也。」1906年，《獨立評論》發表的章宗元文章《論古今生計界之競爭》，主要宣傳了馬爾薩斯的生存競爭思想。1933年，世界書局請郭大力將《人口論》譯成中文出版。

雖然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在中國傳播初期也曾遭到梁啟超、孫中山、李大釗、陳獨秀等學者和政治家的批判，但由於當時人民處於內憂外患的悲慘處境，並不亞於馬爾薩斯所處時代的英國勞動者，所以總體上說，社會上對這套人口理論還是推崇備至的。

對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看法的轉變發生在新中國成立之時。建國前夕，原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致杜魯門總統的信以及在美國發表的《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中，套用馬爾薩斯的部分觀點，認為中國革命的發生是因為中國人多地少造成的，並斷言「中國人口在2個世紀里增加了1倍，人口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遇到的第一個問題，不管誰統治也解決不了」。為此，毛澤東撰寫了《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予以還擊。在文中，毛澤東將人口思想歸結為一定的歷史觀，把造成舊中國貧窮落後的原因歸結為腐朽的社會經濟制度和帝國主義侵略，而把用馬爾薩斯主義解釋中國革命和人口問題歸結為唯心歷史觀。

在原中國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長田雪原撰寫的《中國人口政策60年》中可以看到，當發現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數據為6億人後，引起了經濟學家、人口學家的憂慮。在1954年至1957年之間，邵力子、費孝通、馬寅初等學者對馬爾薩斯的觀點有揚有棄，特別是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從當時中國人口的現狀出發提出了「非控制人口不可」的結論。

在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彭珮雲主編的《中國計劃生育全書》中可以看到：「計劃生育是毛主席提倡的。」那是1956年10月12日，在接見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時，毛澤東說：「社會的生產已經計劃化了，而人類本身的生產還是處於一種無政府和無計劃的狀態中。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對人類本身的生產也實行計劃化呢？我想是可以的。」而且，當時社會上確實放寬了對避孕和墮胎的限制，並推出了大量避孕用具和藥物。

但到了1957年下半年，政治形勢發生了變化，在全國範圍內引起了以政治立場而非學術立場為出發點的大批判，使得馬爾薩斯及其人口理論在中國被全盤推翻。人們還給馬爾薩斯列出了許多罪狀：戰爭販子、剽竊能手、是人口決定論者同時又是罪惡和貧困的鼓吹者等等。

上世紀70年代，毛澤東1957年2月27日至3月1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節育和計劃生育的話語公布，中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後來，80年代黨中央號召的「提倡一胎」，變成實行過程中的「獨生子女」政策，都再度顯示了人們對人口控制觀念的改變。

上世紀70年代，中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再次掀起熱潮。1985年，距離該書1826年第六版出版後的160年，在法國巴黎召開的聯合國人口統計學大會上，來自全球60多個國家的300多名代表以99.8%的壓倒多數票通過決議，決定立即印行馬爾薩斯《人口原理》第七版。一位「60後」記得，在1990年左右，這本書上過多次書籍排行榜，一時風靡中國。

到了本世紀，有研究生在論文中寫道：「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雖然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存在著許多錯誤和不科學的地方，但是作為近代人口問題研究的先驅，馬爾薩斯在200多年前就提出了人與自然資源關係的問題，為人類自身的發展敲響了警鐘。在我們強調可持續發展的今天，僅此一點，就足以令全人類所深省。」

計劃生育政策不等於獨生子女政策。實施限制生育政策分若干階段：

　　1960—1970年：實施限制生育政策，但沒有全面開展。

　　1971—1979年：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相當於「二胎化」）。

　　1980—1984年：生育政策緊縮，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84—1991年：在農村實行「一孩半」政策，但在城市繼續實行「一胎化」政策。

東亞低生育率之謎

200年前，英國通過開拓殖民地、推進工業與技術革命以及開展對外貿易，安全繞過了「馬爾薩斯陷阱」。而200多年後的人類，非但沒有發生馬爾薩斯想像中的人口「以幾何級數增加」，甚至開始先後落入「低生育陷阱」。

「金字塔」變成「蘑菇雲」

不妨先看一組數據，這是聯合國根據世界各國生育率的變動而不斷調整的對高低生育率的劃分標準：1965年，這個標準是4.1的總和生育率（TFR，即一個婦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數），1990年降為2.5，兩年之後的1992年分界線就划到了2.1，也就是今天的更替水平。可見，從全球範圍來看，從最初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人口自然增長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人口自然增長率邁進，是不可逆轉的現狀和趨勢。

去年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統計結果顯示，東亞區域生育率低下的現象更為顯著。實際上，與中國共同分享「無後為大」、「養兒防老」等儒家文化的日本和韓國，都早早地落入了「低生育陷阱」（即國際經驗顯示，當一個國家的總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之後，都沒能再回到2.1的人口更替水平）。

按照國際慣例，以人口年齡和性別表示人口分布的條形圖被稱為「人口金字塔（age-sex pyramid）」圖。半個多世紀前，韓國、日本與中國的「人口金字塔」圖非常相似，看起來很像「金字塔」——尖尖的塔頂是「人到七十古來稀」的高齡人口，塔底則是佔比極大的低年齡人口。光陰荏苒，在低出生率與高度老齡化的雙重夾擊下，原本的塔底慢慢挪到塔頂，如今，日韓兩國的「人口金字塔」圖越來越呈現出頭重腳輕的「蘑菇雲」效果。

韓國的經濟開始起飛，生育率卻直線下降

以韓國為例，與大多數國家戰後人口暴漲的情況一樣，上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後，韓國政府鼓勵生育，儘管當時嬰兒死亡率不低，但總和生育率也達到了6.3。到了1962年，韓國開始實施人口控制政策，一度被譽為「世界上最成功的計劃生育範例之一」。這項政府主導的家庭計劃，從最初的「讓我們有適當數量的孩子，把他們撫養教育好」，到「讓我們有3個孩子，每個孩子間隔3年」，再到「不管生男生女兩個孩子足矣」，直至1983年提出「兩個孩子太多，一個孩子充滿幸福和愛」。在此期間，韓國的經濟開始起飛。在雙重影響下，韓國的生育率卻直線下降。1990年時，總和生育率降到了1.59，由此在韓國社會爆發了一場是否應該繼續控制人口的大辯論。

直到1996年，韓國政府才提出取消人口控制的「新人口政策」。令政府和學者意外的是，在隨後的幾年中，韓國的生育水平繼續下滑。2004年，韓國政府成立了人口老化與未來社會總統協調委員會，研究應對低生育水平與人口老齡化的政策。那一年，韓國家庭保健福利協會還公布了「爸爸，我一個人很孤獨，我想要弟妹」的鼓勵生育口號。

但在2005年，韓國的總和生育率還是降到了1.08，被韓國學界稱為「1.08名衝擊」。這個統計數據說明，韓國的生育率實在太低了。第二年，韓國政府決定在5年內投入505億美元，並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鼓勵國民多生育。比如，政府推出「免費生育」政策，由政府負責孕婦從懷孕到分娩整個過程中所發生的醫療費用，並為不孕夫婦提供人工受孕的經費支持。再如，增加兒托中心的工作時間，全天開放設施。人口專家還與教育部一起更改中小學課本，以求讓孩子們知道人多也是好事。

在這些措施之下，韓國總和生育率呈現小幅回升，但一直未能超過1.3，而在2013年又回落到2008年的1.19水平。根據美國中情局的統計排名，韓國的總和生育率在全球223個國家中排名倒數第五。韓國國會立法調查處不久前發出「警告」，如果生育率保持不變，排除朝韓統一以及移民政策等可變因素，大約2750年韓國人就要「滅絕」了。

政府經過多年的各種努力之後，日本的生育率仍呈持續下降趨勢

另一個東亞國家日本，也被「預言」在千年後「國將不國」。2012年，日本東北大學研究預測，如果保持生育率不變，最後一個日本嬰兒將出生於3011年。有日本經濟學家預計，到2030年，日本的國民收入將縮減15%，由於稅收減少，政府將無力修繕公共設施。

回看1945年戰後的日本，也出現過生育率的強勢反彈，1947年總和生育率高達4.5。為防止人口過快增長，日本政府從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提倡和實行類似於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工中絕」，將總和生育率維持在更替生育水平附近。但到了70年代後期，隨著未婚率的上升和晚婚率的提高，總和生育率逐步下降。

1989年，日本總和生育率降到1.57，創下當時自日本出現人口統計以來的最低點，被稱為「1.57衝擊」，在社會上反響強烈。從1990年開始，日本每年都由多個政府部門制定少子化對策，從「容易生」和「容易養」兩方面雙管齊下。安倍政府在生育津貼里安插一筆名為「地區少子化對策強化經費」的「催婚費」，協助地方主辦相親活動。去年，日本政府成立「少子化危機突破工作組」，兼顧協助育兒和工作的「工作方式改革」。

近幾年，日本企業也開始創造新的僱傭環境，試圖讓員工可以兼顧工作與家庭。比如，2007年富士膠片公司推出生第三胎或以上的職工，每生一個孩子可以獲得100萬日元（約合6.16萬人民幣）的紅包；治療不孕不育症的職工最長可獲1年休假等。日本新幹線列車還推出「相親專列」，列車車頭被塗成象徵戀愛的粉紅色，在往返的5個多小時中，相親者們每隔5到10分鐘輪換座位進行自我介紹，返程後還可以到酒店舉辦宴會。

然而政府經過多年的各種努力之後，日本的生育率卻沒有大幅上升，且呈持續下降的趨勢。2013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為1.34，在美國中情局統計的總和生育率國際排名中列第208位。

為了提高結婚率和生育率，日本新幹線還推出了「相親專列」。

與生育率負相關的條件：女性受教育程度、房價與人均收入水平

這些數據似乎再一次印證了人口學中所謂的「東亞低生育率之謎」。關於謎底，有三個通行全球的現象可以解釋：

一是女性受教育程度與生育率強烈負相關——即一名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越高，生育孩子的數量會越少。當「男主外、女主內」的舊思想受到衝擊後，工作、生育這兩大戰場都在爭奪女性資源。媒體評論員陳周曾撰文指出，東亞低生育國家都是典型的後發現代化國家。「後發現代化」是指那些面臨外部現代化挑戰，本身卻缺乏現代化因素積累的國家，由政府出面運用國家機器的強大力量，自上而下啟動經濟現代化的一種模式。這些「後發現代化」國家發展模式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通過解構傳統的家庭結構，讓女性成為直接生產力進而發展經濟。在這樣的環境下，女性必須對生育做出理性選擇。

在今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張禮慧的「三年產假」提案被媒體多次報道，事後她表示「我只是說陪伴孩子三年直到他們上幼兒園，會是比較理想的狀態，但是並沒有說一定要休三年產假」，認為自己的話遭到誤讀。在此不妨看一下法國政府給出的條件，「孩子出生後父母雙方都有育兒休假的權利」。其實，產假是休三年還是三個月並不是爭論的重點，應該關注的是，就像社會發展需要男性和女性共同努力一樣，孩子不止需要媽媽，也需要爸爸。否則，沒有企業願意承認卻真實存在的就業市場性別歧視狀況必然愈演愈烈。

實際上，根據2001年日本政府的統計數字顯示，職業女性平均每天做家務勞動的時間為2小時53分，而男性職員卻只有20分鐘，確實導致了一些女性由於害怕承擔繁重的家務勞動和養育孩子的辛苦，寧可選擇單身。根據韓國婦女部的調查，有1/3以上的單身女性表示要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對結婚不感興趣，更不願意生育。韓國網友戲稱，韓國現在的年青一代是把戀愛、結婚、生育全拋棄的「三拋一代」。調研顯示，韓國25歲至45歲不願結婚的男女人數呈上升趨勢，他們認為組成家庭會「束縛」他們的自由或增加經濟與精神負擔。尤其是金融風波後失業率的提高，導致韓國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中只能二選一。

如今，在中國的大中城市、日本和韓國等東亞地區，女性受教育的程度及升學率均出現高於男性的趨勢，但在這片思維多停留在女性應注重相夫教子、傳宗接代的「直男癌」重災區，對成功的職業女性來說，能找到一名適當的男性結婚非常具有挑戰性。

第二個與生育率明顯負相關的條件，是房價。美國經濟研究局2011年10月的一份研究發現，房價上漲10%，生育率下降1%。1995年至2007年間，房價上升導致已經購房者的生育率上升，尚未購房者的生育率則下降，原因是尚未購房者的財富需要在買房子和生孩子之間分配，即「高房價約束」效應，再加上小孩生下來後需要空間成長和玩耍，造成「住房面積約束」。但對已經購房者來說，房產增值卻可以幫助生孩子。聯想到東亞的這些低生育國家，不都經歷過嚴重的房地產泡沫嗎？

將大量家庭資源投入子女教育，正是東亞社會的特色。日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小川直宏利用NTA分析法研究，發現日本國民在1980年代平均工作年數35年，養育一位子女的成本約需要10年所得，養老約耗盡14年所得；而到了2004年，平均工作年數為34年，養育一位子女與養老需要則分別增加為13年與21年的就業所得。這兩個年度養育成本的數據變化也直接關聯了總和生育率從1.81下降至1.29。他感到，重視教育、強調人力資本投資與競爭的東亞國家，確實與其他國家在資源配置上有不同的世代轉移模式。

三是生育率與人均收入水平成負相關。經濟學家林毅夫指出，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養老手段的增加，「養子防老」的必要性就下降。那麼，從養老需要來說，生育率與人均收入水平成負相關。同時，養育孩子的成本包括孩子消費的衣食和父母的勞動投入。在低收入階段，父母勞動的機會成本低，而在高收入階段則相反，因此可見，多養一個孩子的機會成本和人均收入水平是成正比的。所以從養育子女的機會成本來說，生育率也應該和人均收入水平負相關。

「結婚是為了合法地生小孩。」在家庭觀念強大的東亞地區，非婚生子往往被認為是道德薄弱的象徵

儘管工作與家庭難以兼顧是當代社會的共同現象，但在一些英語系國家、法國、北歐多國卻仍能保持總和生育率接近2.1的生育水平。曾任國際人口科學研究聯盟（IUSSP）主席的澳洲人口專家麥克唐納（PeterMcDonald）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包括東亞國家在內的低生育率國家，仍保有強勢傳統的社會與家庭規範，將家庭成員視為養育與撫養服務的主要提供者。而且，與這些國家近幾年開始提供部分家庭支持性政策不同，英語系諸國在過去20多年內就持續介入並整合各類友善家庭的子女養育、職場福利、托育等制度性安排，所以能達到穩定的維繫生育水準的效果。

另外，東亞國家很少關注非婚生子的統計。一位上海的80後單身男性表示：「結婚是為了合法地生小孩。」不可否認，在家庭觀念強大的東亞地區，非婚生子往往被認為是道德薄弱的象徵，結婚普遍是為了繁衍後代的過程行為。不過，在2008年《美國全國生命統計報告》中，西方發達國家女性高達2.1的總和生育率，其中四成卻是由非婚生子做的貢獻，最高比例的是北歐國家和法國，非婚生子的比例更是高達50%。在東亞的發達國家中，39歲的女性中仍未婚或未育的比率介於15%到20%之間。

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寵物市場的興起。原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萊賓斯坦 （H.Leibenstein，1922-1994）曾提出「孩子成本-效益」理論，認為孩子能提供勞動-經濟、養老-保險、消費-享樂、承擔家業興衰風險、維繫家庭地位、家庭安全保衛這六方面效益。他感到，發展中國家正由農業型向工業型轉變，孩子的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隨著這種轉變而上升，除了消費-享樂效益外，其他效益都會隨之下降。時至今日，消費-享樂功能在一些丁克家庭和未婚族看來，完全可以由寵物代替，他們還提出了一項「新幸福家庭」的標準——從「兒女雙全」到「貓狗雙全」。

低生育格局將成為難以撼動的「人口新常態」

「中國可能已經落入了『低生育陷阱』。」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說，回顧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計生政策，總和生育率從5至6個下降到了2至3個，到了80年代曾有一定的波動，而從90年代開始卻突然下降，「政策的影響力再大也影響不到這個時候了」。他認為，在中國生育率轉變的前10年，計劃生育起了主導作用；進入80年代，二者的作用趨於平衡；而在90年代，社會經濟發展在第二次生育率轉變中已起了主導作用。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近日撰文指出，即便考慮到生育潛能逐年釋放的可能性，低生育格局依然是難以撼動的「人口新常態」。從2003年到2013年，中國的年出生人口在1500萬到1700萬之間，比1983年至1993年的年平均水平萎縮了30%。繼2013年推出「雙獨二胎」政策後，去年又推出了「單獨二胎」政策，但原先預估的出生人口將新增100萬到200萬的現象並沒有出現，實際上出生人口僅增加了不到50萬。

王桂新感到，日本的經驗顯示，採取一定的人為手段可以有效降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增長，但一旦把生育水平控制下去，在經濟發展達到較高水平的條件下卻很難再恢復上來。或者說，在正常環境條件下，生育水平的下降變動趨勢具有一定的不可逆性。

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顯示，中國的「人口金字塔」圖看起來有點像北京的白塔，底部萎縮明顯。是否要放寬現行的生育政策，成了近幾年社會熱議的話題。

人口金字塔圖，2013年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14年

由於總和生育率長期處於低水平以及預期壽命延長，中國人口結構趨於老齡化，人口年齡金字塔呈現出底部收縮、上部變寬形態。國際上在定義老齡化社會時，通常所使用的標準是60歲及以上人口比重超過10%，或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超過7%。按此標準，中國早在2000年已開始步入老齡化社會。到2013年，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為14.9%，65歲及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為9.7%。（來源：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網站）

鼓勵生育將會成為新政策

無論生育政策怎樣調整，承載這一政策變動的直接相關人，主要是「80後」、「90後」的育齡女性及其配偶。在很大程度上，這個群體是由獨生子女構成的。

獨生子女，這個世上獨一無二的政策性群體，出現之際即被封上了「小皇帝」、「小公主」的刻板印象，在典型的4（祖輩）2（父母）1（獨生子女）家庭結構中位於「食物鏈」最上層，被6個成年人關懷呵護。

不可否認，這個群體確實因計劃生育政策獲益良多。南京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主任陳友華教授認為，生育水平的下降，在人口轉變的前期表現為對經濟增長的正面影響。低生育率緩解了人口過快增長給人們的衣食住行、教育、就業、醫療等方面帶來的壓力，為國家和家庭節省了大量的少年兒童撫養費。此外，低生育率初期還會形成一個有利於經濟發展的人口結構。

對獨生子女來說，首先要回報4-2-1家庭的養育之恩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另一面的負面影響逐漸顯露。1980年《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下稱「《公開信》」）中提到的「人口的平均年齡老化、勞動力老化、勞動力不足、男性數目會多過女性、一對青年夫婦供養的老人會增加」的現象都已經不同程度地出現了。

對獨生子女來說，首先要回報4-2-1家庭的養育之恩，即贍養父母及長壽的祖輩。林毅夫提出，人口生育率的急劇下降使中國在剛邁入中等收入國家的最低門檻時，就出現了「人口老齡化」現象。而多數其他國家的「人口老齡化」是在高收入階段才出現，可用來解決老齡化問題的資源比較多。在低收入階段，由於缺乏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發達的金融體系，人們主要靠「養子」防老。

有研究顯示，預期壽命的延長會激勵人們在生命周期的工作階段增加儲蓄以備後需。根據2011年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對上海城區的調研，3049位60歲以上老年人給出的期望壽命是86.3歲，其中健康期望壽命是78.9歲。領銜這項調研的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傅華認為，調研數據雖有偏高的嫌疑，但健康壽命應該至少有67、68歲。

對於今年兩會上明確提出的將循序推進「延遲退休」方案，王桂新表示贊同。他認為，面對老齡化社會（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7%以上）或老齡社會（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14%以上），一是「延緩」，即通過放開生育政策、人口遷徙等提高其他年齡人口的比重，降低老齡化的程度；一是「適應」，讓老年人「有尊嚴地活著」，實現「健康老齡化」。不過，王桂新提醒，延遲退休與現有勞動力的安排之間要做好銜接，畢竟現在每年有700萬的大學生畢業，「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要系統性地去規劃」。

傅華認為，延遲退休需要結合老年人的個體差異，通過政策給予彈性的工作機會。老年人的特點是經驗豐富、人脈廣，但體力、反應力逐漸下降，可以在服務性行業中挖掘潛力。同時，老年人也是一個龐大的消費群體，國家可以在「老年友善型社會」方面加大投入，除了基建設施的配套建設，還可以根據老年人體力、視力、聽力退化的自然規律開發新技術，用可穿戴設備、機器人等服務老人。按照流行的說法，叫做「開發第二次人口紅利」。

「80後」、「90後」最年輕力壯的歲月都將在「上有老，下有小」中蹉跎殆盡

除了回報（祖）父母之恩，對以獨生子女為主的育齡人口來說，似乎還擔負著為調整我國人口結構養育下一代的責任。但就目前的形勢來看，這更像是「臣妾做不到」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王桂新認為，就當下的情況來看，即使取消生育限制，許多家庭也不會生育那麼多孩子。

首先，中國總和生育率不及更替水平，育齡女性必然減少。儘管截至目前，政府部門和學者並沒有就生育水平達成共識。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所有有關生育率的全國性調查或人口普查，以及國家人口計生委、公安部和國家統計局的年度統計等直接數據，所顯示出的總和生育率都沒有超過1.4。通過矯正出生統計中可能存在的漏報和瞞報，在大多數學者看來，這個數據應該在1.5至1.6。而官方給出的數據，通常在1.8左右。但無論是哪個數值，都低於2.1的世界更替水平。

中國工程院院士郭重慶以上海0.7至0.9的總和生育率這個超低生育率推算，如果25年算一代人，十代人後，也就是250年後，上海戶籍人口1400萬人將僅剩1000多人，上海人將成為「珍稀動物」。

更何況，處於婚育年齡的男女中，除卻丁克、未婚人群，還有一部分人是有生育意願但卻不能實際完成生育目標的。根據現有的調研數據，我國平均每8對夫妻中就有1對遭遇生育困境，出生缺陷發生率高達6%，平均每年有90萬缺陷兒出生。

而且，現有的調研顯示，「多子多福」的理念即使在被臆想為「越窮越生」的農村也已經不流行了。

穆光宗指出：「過去出現在城市地區和發達地區的低生育率已轉變為全國性、全人口的低生育率。」據國內各種生育意願調查，即便是在生育意願較高的中國農村地區，生育意願也不過1.8左右。這比日本和韓國的理想孩子數（超過2）還要低，而這兩個國家的實際生育率卻都不到1.45。

1985年，山西省臨汾市的翼城縣成為國家第一批在農村放開二胎的試點縣。據《翼城縣誌》記載，自2000年起，翼城人口出生率呈逐漸下降趨勢。如今翼城農村的獨生子女戶，已經佔到了三分之一。翼城縣王莊鄉北丁村中心幼兒園園長石愛霞說，從教30年來，她感到近幾年班裡獨生子女的比例確實比上世紀末期要高不少，而且孩子的著裝、教育水平也和當年不可同日而語，「現在村裡孩子與城裡孩子在投入和要求上正越來越接近」。

總人口與兒童人口，1953–2013年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分別於1955年、1966年、1985年、1993年、2002年和2012年發布）;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2014年（2013年數據）

根據全國人口普查數據，20世紀80年代以前，兒童人口總量及所佔比重逐年增加；此後，雖然總人口仍在不斷增加，兒童人口數量及比重開始下降。中國每10年開展一次全國人口普查，迄今為止共在1953-2010年間圖中所示的年份開展了六次。（來源：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網站）

根據北京化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余樂安、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汪壽陽對國人贍養父母、養育子女的總撫養比分析，如果從今年起調整生育政策，以總和生育率1.58計算，我國人口的總撫養比在2025年至2030年將突破50%，「人口紅利」消失，總撫養比持續增長至2060年達到峰值81%後有所下降；如果按更替水平2.1的總和生育率估計，人口撫養比在2020年突破50%，直至2055年達到峰值78%後下降。

且不說總和生育率能否達到這樣的高度，但到總撫養比在2055年至2060年有所緩和時，「80後」、「90後」的年齡在55歲至80歲間。也就是說，他們最年輕力壯的歲月都將在「上有老，下有小」中蹉跎殆盡。

真應了那句「出來混，總是要還的」，當年的「小皇帝」、「小公主」，可能就要成為「夾心餅乾」了。

在農村教育、進城農民工在崗培訓上多下力氣

生育水平的下降，帶來的一個危險信號是「人口紅利」的消逝。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1年我國人口總量及結構變化情況》，2011年15歲至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自2002年以來首次出現下降，意味著中國「人口紅利」逐漸走向枯竭。2012年以來，中國15-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存量開始每年以200萬至300萬的規模在減少，正從源頭上威脅勞動力的遠期供給。

實證數據顯示，過去100年全世界最偉大的近300項發明中，72%是在發明家三四十歲時發明的，其中42%的偉大發明是發明家三十多歲是發明的。根據世界銀行22國數據的實證分析研究表明，一個年輕人口佔總人口比例55%的國家的企業創業傾向和創業投資活躍程度，比一個年輕人口只有45%的國家高出一倍。

更關鍵的是，勞動年齡人口並不等同於現實的勞動力。郭重慶指出，我們現在的趨勢是未富先老，舊的勞動力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在喪失，新的科技創新發展比較優勢尚未形成，很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即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姚洋提出，現在已經參加工作的1.5億至2億的進城農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極低，他們中80%的人受教育年限都在9年以下，但他們仍然是未來10年勞動力大軍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的教育水平可能根本不適應那時候的工業發展，將淪為城市貧民。這是需要引起重視的，解決辦法就是提高他們的人力資本水平。國家應該給社會勞動保障部更多的資金，為進城農民工進行在崗培訓，讓他們的受教育水平有所提高。

在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了「提高出生人口素質」的戰略目標。林毅夫認為，今後工作的重點應該是如何按照這個戰略規劃，在教育上，尤其是在農村教育上多下力氣。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也指出，在勞動密集型製造業逐漸實現地區間轉移的情況下，中西部地區通過深化教育實現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巨大潛力，可以使中國製造業繼續保持競爭優勢，從而使「人口紅利」得以延續。

中國現在的社會體系，對生育是不支持的

如果計劃生育政策放寬，人們的生育意願又比較低，那麼全國數以萬計曾經忙著「照顧」計劃外「大肚子」的計生員要如何轉型呢？李建新感到，現在的計生主管部門已經開始向家庭服務方面轉變。

在翼城，王莊鄉北丁村計生員荀金莉說，如今她的工作已經從「計生宣傳」轉型為「計生技術服務」。比如，她一旦打聽到哪家準備娶媳婦，就要上門核實男女雙方年齡，待雙方領證或辦喜酒後，再上門送葉酸片，並督促夫妻雙方去計生站做免費體檢。在女方懷孕3個月後，她要提醒她們去鄉鎮醫院做體檢，還要每月給有需要的村民集中辦理一次生育證。村裡人口分布情況、流動人口婚育現狀等等一串數字，荀金莉都背得下來。

有學者提出，計生工作人員可以協助有生育能力的家庭，把視野放得更長遠和更寬廣。比如，向打算生育獨生子女的家庭告知「失獨」風險。獨生子女政策實行至今，全國已有累計近千萬戶「失獨家庭」，這些「空巢」家庭中的獨生子女父母，晚年正遭遇著生活不便、精神孤寂的困境。再如，對相信「存款不如存人」的育齡夫婦告知「口」與「手」的辯證關係——「存」下的人可能創造財富，也可能消耗家中的積蓄。

不少專家提出，或許在不久的將來，鼓勵生育會成為中國新的生育政策，屆時不僅是計生衛生部門，更需要全社會的總動員。美國北卡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蔡泳就認為，中國現在的社會體系，對生育是不支持的。他舉例道，現在上海小孩下午3點鐘就放學了，如果沒有老人照顧的話，就沒有任何辦法。「這樣下去，中國的養育成本會越來越高。」

這讓人聯想到上世紀40年代社會學家費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所寫的：「和個人生活攸關的是社會結構的完整，在這生死參差的人間某社會的完整，就得維持最低限度的人口，於是社會一定得有一個新陳代謝的機構，使死者儘管死，自有新人物出世來填補他們的遺缺。新人物的供給，在人類里並不能完全靠自然的保障，所以得添上人為的保障了。」

「現在調整生育政策不需要理由，而繼續實行非常態的政策才需要非常強烈的理由。」

不久前，山西政協委員梅志強在兩會上的提案被炒得火熱，特別是最後一句：「為了中華民族的興旺發達，為了我們和我們子孫後代的幸福，應儘早重視人口的結構調整，從政策和機制上讓我們的子女生育兩個孩子，而且一定要生下兩個孩子。」事後，他多次闢謠媒體將其解讀為「強制生二胎」的說法有失偏頗。對此，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客座研究員梁建章分析指出，人們反感的不是「生二胎」，而是對生育的「強制」。他感到，只有每個家庭對自身決定的長遠後果有充分認識，並按自己的意願來決定，那麼他們分別做出的決定匯總起來，才是對整個社會而言最優的生育結果。

上海社科院研究員左學金認為，目前以數量控制為中心的計劃生育政策，是在非常人口形勢下採取的非常政策。1980年中共中央《公開信》明確提出，30年以後，當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得到緩和後，就可以採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與1980年相比，目前我國的人口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所以，現在調整生育政策不需要理由，而繼續實行非常態的政策才需要非常強烈的理由。」

今年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要「推進計劃生育服務管理改革」。而一年前的《政府工作報告》是強調了「堅持計劃生育不能動搖，同時要求落實一方獨生子女夫婦可生兩個孩子的政策」，2013年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則有「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提法。在3月15日的中外記者見面會上，李克強總理再度提到將「考慮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口結構變化的情況，權衡利弊，依照法律程序來調整和完善人口政策」。對此，不少人口學專家都感到，這是研判中國人口政策未來走向一個信號。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官網上，「計劃生育」一詞用的英譯是「Family Planning」。在國際上，「Family Planning」所對應的政策被譯為「家庭計劃」，它指的是：以家庭為單位，由夫婦自主地決定生育子女的數量和生育間隔，政府或家庭計劃生育機構提供指導和適當的輔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