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啟蒙變成一種生活態度｜專欄

『 文學 點亮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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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什麼是啟蒙》一文中，德國哲學家康德說，如果有人問：『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啟蒙了的時代嗎？』那麼答案是：『非也，但我們確實生活在一個啟蒙的時代。』

而兩百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我們仍舊生活在一個啟蒙的時代。

」——因為啟蒙並沒有完結，且誠如青年學者周濂所說，啟蒙運動帶給我們的精神遺產至今仍在深刻地攪擾著現代人的思想和精神，並以不同的方式塑造著政治和社會的現實。某種意義上，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要讀美國猶太裔史學家彼得·蓋伊所著關於歐洲啟蒙運動史的經典之作《啟蒙時代》的重要理由所在。雖然此書上下冊分別完稿於1966年和1969年，用學者余英時的話說，四十年來，這一領域尚未出現一套系統的新解足以取本書而代之，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謂「過時」的問題：「無論對啟蒙（運動）取肯定或否定的態度，首先我們必須認真地認識它，蓋伊的經典之作為我們認識啟蒙（運動）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可靠的一座橋樑。」也正是有了這座最可靠的「橋樑」，才有了日前於上海長寧圖書館舉行的，由許紀霖、劉擎、高全喜等學者參與，「從啟蒙時代的藍圖說起」引申至「何為『良序社會』」的熱烈爭論。

「啟蒙不再是歷史」事實上，蓋伊也是因為受到啟蒙運動精神遺產的攪擾而著手研究的。後世往往把法國大革命看成是啟蒙運動的一個結果，對法國大革命懷有熱烈同情的人，大多對啟蒙運動讚不絕口。對法國大革命充滿了怨恨，視其為一場災難的人，也把根源歸結到啟蒙運動。從法國大革命開始，到十九世紀中期，歷史學界對啟蒙運動的評價就一直存在這樣的分歧。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很多人傾向於認為啟蒙運動要為歐洲的戰亂負責，因為當初它企圖推翻現狀，打破一切傳統，要建立一個地上的烏托邦，這種思維很危險，最終導致慘烈的法國大革命，導致後來的世界大戰。與此同時，即使到現在，美國的知識界甚至一般民眾對歐洲的思想也持一種很懷疑的態度，他們把歐洲看作舊世界，認為自由、民主精神並不是源自啟蒙，或者說並非主要來自啟蒙。他們認為這些來自《聖經》，或是英國的其他傳統。這對於作為德國猶太人後裔的蓋伊是一個很深的刺激，他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為逃避納粹迫害隨父母來到美國，他的父親完全服膺啟蒙思想，這一點對蓋伊有著很深的影響，而他花十年時間寫這本書，就是要告訴美國人：啟蒙運動有它自己的問題意識，有它自己的邏輯，它的第一個受益者就是美國人，美國的獨立，首功之臣就是歐洲啟蒙運動，所以美國人不要數典忘祖，覺得可以自外於歐洲，實際上，所有的美國人都是歐洲的產物，都是歐洲啟蒙運動的產物。問題是即便承認啟蒙運動無所不及的巨大影響。啟蒙到今天，也像是許紀霖所說並非到處都是凱歌，所向披靡，而是恰恰到處遇到了抵抗，這種抵抗是一種重新宗教化的方式，又讓宗教產生強烈的反彈。讓許紀霖感到疑惑的是，宗教復興是啟蒙內在的命題嗎？還是逆啟蒙而動？宗教的反彈會不會成為21世紀來自右翼保守對啟蒙的最大威脅？「如果我們以一種當下的困境感來讀蓋伊的話，這些啟蒙的命題就活了。它不再是歷史，而成為我們現實的一部分。」

在這個意義上，許紀霖認為，啟蒙的問題，不是要不要啟，也不是選擇哪一種方式啟，而是要思考，為什麼啟蒙從十八世紀到今天，差不多經歷了三個世紀，竟然不是像一條直線一樣，越來越深入人心，然後跨越整個世界，跨越文化，使宗教節節敗退，而是倒過來，反而激化了宗教的抵抗？「如果不思考這些問題，而僅僅談啟蒙運動，就會淪為學術遊戲，和我們時代的困境不發生任何關係。」「啟蒙運動的精神遺產是多變的」許紀霖的困惑和思考，無疑凸顯了啟蒙運動的一個重要面向。以法國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在反王權之外的另一個重要主題是反教權，反對當時以天主教為代表的、某種意義上已經腐化的教權。但在劉擎看來，啟蒙運動反教權的激進性，顯然是被後世誇大的。以劉擎的理解，啟蒙運動反教權，實際上是想為宗教重新定位。這本身就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因為宗教有整全性，傳統的宗教不光關乎社會秩序，也關乎社會的道德和社會的政治。若只是把它安置為修身養性的一部分，就會出現宗教對於這種重新定位的反抗。大踏步的退縮，會激起大踏步的反彈，它會把啟蒙視作敵人。應該說，通過反覆的協調振蕩,基督教傳統比較好地處理了這個問題，實現了政教分離，但其他的宗教未必，這正是現在這個世界碰到的大問題。」若僅只是把啟蒙運動理解為理性至上，認為是理性主義的最強音，就像許紀霖說的，看起來非常正確，但又簡單化了，否則怎麼理解蓋伊在該書上冊下結論所說，啟蒙運動不是理性的時代，而是一次對理性主義的造反。許紀霖舉例道，伏爾泰就很複雜，你很難用理性來完全抽象他，他還相信自然神。啟蒙思想的另一個傳統就是盧梭的浪漫主義傳統，這一傳統後來到了德國，與德國的虔敬主義傳統結合，發展出各種各樣激進的或保守的浪漫主義，導向了革命或納粹。啟蒙運動的複雜性於此可見一斑。彭剛表示，啟蒙運動的精神遺產是多變的，之所以是多變的，並不在於它提出來的價值觀太多，而在於它提出的核心東西很少，可是每一樣都很複雜。「比如說，自由究竟是什麼？是我不招惹你，你也別來招惹我；還是說我去招惹你，把你變成比之你現在更好的你？另外啟蒙運動中提出的『平等』、『民主』等概念，之所以至今我們還在反覆討論，就是因為它們很複雜、很曖昧，具有多樣性，互相之間又充滿張力。」

這就有必要如周濂所說，回到啟蒙運動，去看啟蒙哲人在當時當地以何種方式探討這些問題。而我們所說的「回到」，還為了破除啟蒙思想家的神話。事實上，就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他們合著的《啟蒙辯證法》一書中反思的那樣，如果說啟蒙之前的世界是被神話統治的世界，那麼後現代的啟蒙出現了一個問題，啟蒙自己變成了神話，它對人們的思想起了一種禁錮的作用。因此，我們就有必要把這些被當成神一樣供奉起來的啟蒙思想家，從萬神廟裡請出來，看看他們是怎麼思考的，看看他們的思想對我們都有著怎樣的作用和意義。也恰恰是在這方面，蓋伊的《啟蒙時代》就像周濂說的，給我們樹立了一個怎麼平等看待一切事物的榜樣。蓋伊在書里，採取和這些哲人完全平等的立場。他評述這些人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對什麼問題做出反應，他們表達了什麼樣的具體觀點。與此同時，他在書里給我們呈現了一個非常豐富的圖景，在某種意義上糾正了我們對啟蒙運動的一些刻板印象。誠如有評論指出的那樣，「啟蒙時代」被蓋伊分解為許許多多具體的歷史事件，不同於我們通常對學術研究的印象。啟蒙也不再是乾澀的思想、觀念，抽象的方法、口號，而是一幅生機盎然的生動畫面，我們可以看到盧梭的敏感猶疑，亞當·斯密的和善圓潤，富蘭克林為了贏得歐洲對美國獨立的支持，在上流社會的婦女沙龍中施展八面玲瓏的手法，以及享有巨大聲望的伏爾泰曾為入選法蘭西學院院士愁苦糾結。這些思想家們跨越國家地域，相互拜訪通信，既在同一戰線上與教條思想鬥爭，相互之間也有鄙棄、抵牾。這就能理解，何以去年蓋伊逝世時，《紐約時報》撰文悼念稱，《啟蒙時代》的重要性，在於「它將一座座思想家的孤島聯結了起來」。也正是循著蓋伊富有啟發性的研究思路，近幾十年來，如彭剛所說，史學界對啟蒙運動多樣性的研究更為深入。歷史學家們開始聚焦啟蒙運動所影響的不同的階層、所具有的不同面向，以及它是如何滲透到當時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的，不同的人物如何對它做出反應，它怎麼傳播開來，以及它跟法國大革命之間有什麼具體而生動的關聯。「在我看來，在蓋伊之後，達恩頓等史學家，對啟蒙運動開始了更深入、更全面、更細緻的研究，但這無損於蓋伊這本書的價值。」「和啟蒙思想家站在同一個平台之上」當然，我們之所以強調要「回到」啟蒙運動，並不只是為了滿足好奇心和求知慾，而在於一方面，我們希求啟蒙突破自身的神話性，再次實現對人們思想的啟迪，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得以從中吸取思想和精神資源，以建立「良序社會」，以及成為那個更好的「人」。

這在很大程度上源於高全喜說的，我們現在仍處于思想的啟蒙與生長過程之中，可以選擇接受不同的傳統，而啟蒙思想給我們帶來的東西不是單向度的，而是有多個維度的。讓高全喜感到疑惑的是，英美經驗主義思想甚是契合中國儒家的一些道德原理，為什麼中國偏偏捨棄了英美，先是找向法國，後來又轉向了德國、俄國？中國近百年的路是怎麼走的？「那很可能是因為，啟蒙思想的凱旋來得太快了，這導致其中一些優良的東西丟失了，而一些不那麼好的東西，反而是被發揚了。中國道路中，把啟蒙思想中隱含的激進主義這條線索發揮到了極致。」在高全喜看來，對照歐美社會發展過程，18世紀前後，在西方啟蒙思想中，理性和情感大體上是並行的，是二元的。相對來說，法國強調理性，英國強調情感，德國強調意志。這三個國家致力於社會變革的圖景不同，導致的社會生活秩序，甚至政治秩序，也是非常不同的。英國走向了經驗主義和自由主義；法國是理性主義佔主導，強調理性建構，很容易走向專制主義；德國強調意志，最後是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結合，走向納粹極權統治。「18世紀之後，這三條線索一直在西方社會展開，當後發國家在向西方文明學習借鑒時，側重點不一樣，變革的方式也就不一樣。相對來說，接受英美的經驗主義道路，不是徹底顛覆舊傳統，從頭重建一個道德社會，一個情感社會，或者是共同體，而是經過啟蒙的洗禮，對舊傳統做一些清理，把其中有價值的東西重新定位，比較能夠形成良序社會。」而要形成良序社會，毫無疑問也有賴於生活在這個社會裡的每一個人都能擔負起如康德所說的「擺脫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狀態」的責任。事實上，啟蒙運動就像《啟蒙時代》譯者、學者劉北成所強調的，並不只是少數精英，站到了知識甚至是道德的制高點上，把廣大民眾看成是受教育者，向他們傳播一些東西。「在啟蒙運動時期、特別是到啟蒙運動快結束的時候，其實就出現了另外一種啟蒙觀，就是康德的啟蒙觀。康德講啟蒙，特彆強調每一個人要獨立自主，在人面前沒有神，沒有那種一定需要我們去崇拜的權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劉北成表示，我們怎麼來實現啟蒙，其實不是僅僅講理性、平等、自由這樣的概念，我們要把它變成一種生活態度。「蓋伊這本書的一個重要啟示在於，他讓我們和那些啟蒙思想家站在了同一個平台之上。他提示我們，或許我們的思想沒有他們那麼深邃，但是我們能用平等的眼光來看待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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