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移民潮不得不說的話

當前兜里有點錢的中國人，得志的人移民了，不得志的也移民了……中國社科院2010年的《全球安全與政治》報告顯示，中國開始成為全球最大的移民輸出國，而投資移民熱也成為今年中國媒體熱議的話題。招商銀行發布《2011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顯示，中國有50萬人投資資產超過千萬。千萬富翁投資國內房地產的熱情下降，投資移民意願強烈，近60%接受調研的千萬富翁已經完成投資移民或有相關考慮。而億萬富翁中，約27%已經完成了投資移民。

與中國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出國留學熱和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技術移民熱不同，21世紀開始的投資移民熱的中國申請者們無意遷往移民國居住，他們只是希望更換公民身份並繼續留在中國生活。這批新移民群體主要由新富階層與知識精英構成，他們大多是主流社會眼中的成功人士。

留在中國生活並更換公民身份，奔赴自由，然後在國內享受法外特權。主流社會眼中的成功人士，也就是新富階層與知識精英，不可能獨立於政治權力之外，他們只能去服從政治權力。香港著名作家倪匡說，「西方的理論是經濟發展，中產階級自然要求民主；而中國的中產階級反而更加投靠權力，冀望獲得更大利益」。很多權威社會學論證，證明中國的中產階級不傾向於自由制度。

如此移民是以自由的名義玷污自由，否定了自由上所擔負的責任。把自由當做崇高的名義，而將自私展現為淋漓盡致，這是一種偽裝的自由，一種把自己利益最大化無限擴張無限積累。出於這樣慾望支配之下的「自由主義」，實際上是無政府主義。例如最大可能地攫取全社會的財富，那麼就在全社會的頭上，書寫了一個賬單，要求全社會無條件支付。

一種小群體移民的自我辯護理由和動機，並不成為普遍事物，對整體國民不成立。假設我是財富精英，我也可能會選擇移民，但是我被人家質問的時候，我也會自我辯護，但是我明白在道德上是有虧欠的，我會臉紅的。也就是各種自我辯護，僅能消極的，自我防衛的，且在「道義」上有「罪」的。而且這種消極的法律正當性，並不等於移民行為的道德正當性。有權利移民，並不能免於道德譴責。

沃德金說，權利往往是保護不道德行為的。對於個體是有權利如此，但是對於整體來說，是一種政治災難。當然不能通過犧牲個體權利來拯救阻擋政治災難，可是得想一些非政治的辦法。雖然說我們都承認權利是天賦的，但實際上存在著其邊界條件，例如美國的土地私有，是建立在西部有大規模的荒地，1848年之後大規模的荒地消失，就開始調整權利的邊界。

改革首先預設了先富帶後富的社會契約，而移民是明明白白地違約。人可以走，大部分財富要留下來。我承認成功人士可以移民。但是這裡有著作為移民的法律權利，和社會道德契約底線的衝突，移民行為不能免於道德譴責。

新富階層與知識精英的一部分，是極端自私的群體，只有把他們拋擲入與權貴階層的對抗之中，才有一些勉強的清教徒式英雄主義氣質，也就是才和法律之下的自由發生聯繫。

違反契約精神的移民行為失去了自己的正當性理由，這等於說那種本源性的自由精神受到了質疑嗎？資產擁有者想成為貴族但拒絕貴族的責任，希望享受特權，但是拒絕義務。他們上升的渴望，獲得承認的渴望，也就是解放進程的內在驅動力，以自由的名義出現，也就是漢娜?阿倫特在《論革命》中所談到解放的自由。解放的自由有莫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或許與公共利益一致，帶來的自由，或許掏空捆綁公共利益，損害了自由。（文：陳永苗選自《新商務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