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主刑輔是古今中外執政經驗的總結甘肅頻道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就我國歷史上的國家治理進行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把法治建設和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他律和自律緊密結合起來,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古今中外的國家執政現象既有個性,也有共性。換句話說,執政是有規律可尋的。比如,關於有史以來的執政手段,列寧歸納說:所有的一切壓迫階級,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都需要兩種社會職能,一種是劊子手的職能,一種是牧師的職能。西方社會另有「大棒加胡蘿蔔」的提法,是一種以「獎勵」(胡蘿蔔)與「懲罰」(「大棒政策」)同時進行的一種管理策略,一個流行的說法是,此語的原型出自美國總統老羅斯福在1901年參觀明尼蘇達州州博覽會時的演說:「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　and　you　will　go　far」(「溫言在口,大棒在手,故而致遠」)。還有人說「大棒胡蘿蔔」來源於一則古老的故事,內容是:要使驢子前進,就在它前面放一個胡蘿蔔或者用一根棒子在後面趕它。「胡蘿蔔加大棒」一詞最早在1948年12月11日《經濟學人》發表,後收錄於《牛津英語詞典》增訂版,附圖有一頭驢和胡蘿蔔。從目前史料來看,這種懷柔與懲罰並用的統治思想,最早產生於中國,表現形式是德主刑輔。它肇始於西周時期周公提出的「明德慎罰」,中經春秋戰國儒家傳揚的「為政以德」,形成於董仲舒的「德主刑輔」。此後成為封建社會基本的治國策略之一。

「德主刑輔」思想源於古人對夏、商、周、秦執政經驗教訓的反思。周公發現,不管是夏朝的末代君主桀,還是商代的末代君主紂,他們無不標榜自己受上天保佑而擁有天下,但到後來為所欲為,惹得民怨沸騰,還不懸崖勒馬,反而濫施刑罰,殘酷鎮壓反抗者,最終玩火自焚。這兩朝的滅亡,表明上天並非兩眼一抹黑地對任何君主都保佑,而是有選擇性地只保佑那些有德的君主,君主必須以德配天,而不是一味地濫施刑罰。德是什麼?德是一套以保民為核心的政令制度,簡稱德政。

春秋戰國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繼承了周公的德政思想。孔子說要「為政以德」,它包括對老百姓「富之、庶之(即:人丁興旺)、教之」和統治者要以身作則兩大內容。德政反對純任刑罰,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意思是,單純採用政令刑罰,老百姓可以不敢犯罪,但沒有羞恥之心；如果採用德政和禮樂制度,老百姓不但免於犯罪,還能有羞恥之心。孟子更提出人性本善是施行德政、少用或不用刑罰的心理基礎,每個人生來就有惻隱之心、羞恥之心、謙讓之心、是非之心,由此而有仁、義、禮、智四德。德政就是通過讓老百姓有恆產然後有恆心,通過教化讓老百姓放大內心「四德」,由己及人。由於春秋戰國是個用武器的批判才能解決天下統一問題的戰爭年代,儒家德政難免被人譏之為迂腐、不切實用。而法家崇尚武力和重刑主義的思想,在戰爭年代自然大顯身手。

但秦朝奉行法家重刑主義思想而得天下之後,沒有採用對執政最為有用的儒家德政理論,經歷二世、十五年,短暫而亡。漢代總結亡秦教訓,意識到純任法家和純任儒家理論都不行,要將二者結合起來,而且要以德政思想為主,以法家刑罰思想為輔。

董仲舒是漢代反思周秦歷史經驗教訓集大成者,他以陰陽學說作比附,以「天人感應」為先導,提出了系統完整的「陽德陰刑」的德主刑輔論,認為治國應以德政為主,刑殺為輔。為何「德主」?一是因為自然界以陽為主,以陰輔陽,君主也應體察天意,以德為主,以刑輔德。二是人性有三品。性善者為上品；性惡者為下品；性兼善惡者,為中品。三品中,生而性善者占極少數,負有教化百姓使命；生而性惡者也為少數,教化不足勸其善,唯有以刑威懾之；性兼有善惡的中品之人佔大多數,這類人既可為善,亦可為惡,必須對之施以教化才能使之為善。作為君主,就應針對不同品性的人採用不同的治理手段。對中品之人施以德政教化,對下品之人處以刑罰懲罰,即所謂「大德而小刑」。以德為本,以刑為末,先德後刑,大德小刑構成德主刑輔的內容。

應該強調的是,德主刑輔中的「德」,主要含義是德政、德治,而非僅指道德。德政、德治的主要內容包括:經濟上要讓人們過上富裕的生活,「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不然的話就會饑寒生盜心；政治上要選賢與能,學而優則仕,統治者以身作則,使民以時,取財有度,重視教化,少用或不用刑罰；文化上要有教無類,鼓勵人們信奉「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不要飽暖思淫慾。施行德政、德治,可以使絕大多數人遠離犯罪、努力成聖成賢。但總會有極少數小人即使生活在德政環境里,也會作姦犯科,教而不化,對此只好大刑伺候。

德主刑輔體現了中華民族重視對社會秩序要綜合治理、要治本和治標相結合的辯證思維。中國是世界五大文明古國中的唯一僅存者,深厚的歷史積澱無疑使中國的執政經驗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豐富,這是中國對人類的一大貢獻。

（郝鐵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