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歷史上的「第三種知識分子」及其社會實踐（上）
「第三種知識分子」的形成
19世紀70年代，俄國以平民知識分子為主的「行動者」曾試圖發動農民掀起反沙皇的「直接革命行動」，他們動員數以千計的大學生、醫務人員、教師、經濟學家和統計工作者紛紛離開城市「到民間去」，從事民粹主義的革命宣傳。然而農民對他們的熱情報之以冷淡甚至仇視，很多人在農民的檢舉下被捕。僅1873-1879年間，因「社會革命宣傳」案件而受審判的人就有2500人。在「上層黑暗、下層愚昧」的夾擊下，「到民間去」運動遂告失敗。1880年代初「民意黨」被鎮壓後，俄國知識分子迅速發生分化，一部分接受馬克思主義，寄希望於城市無產階級，成了後來的社會民主黨人，但是因為他們大多流亡在外，對國內的影響日漸減少，而在國內活動的主要是「民意黨」的敢死隊員，他們把暗殺「反動的」政府要員的恐怖活動作為「必要的和必然的」鬥爭手段，公開提出為了應對殘酷鎮壓，要以自我犧牲的暗殺來喚起「周圍人眼中的革命政黨的威信」，以「殺人犯」就是「民族英雄」為口號轉而從事恐怖活動。
然而更多的宮廷官員和體制內知識分子拒絕這種激進，除了那些完全依附於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按俄語中的用法，這種人即便是有學問的專家，也不被叫做「知識分子」的)外，那些仍然對現狀不滿的人也主張在保持沙皇專制體制不變的情況下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在隨之而來的「反對時代」中，他們實際上做不了什麼，於是成為那時文學筆下的「奧勃洛摩夫式的」無所事事者，即所謂「多餘的人」(岡察洛夫於1859年創作的小說 《奧勃洛摩夫》，塑造了一種無所事事的貴族典型)。
而不同於上述兩種觀點的第三種人則認為，需要總結經驗、突破狹隘的激進主義意識，要避免革命和恐怖主義的災難，就要另闢蹊徑找到能夠從根本上解決俄國問題的途徑。他們認為，俄國無產階級力量薄弱和農民中傳統的皇權主義思想，恐怖活動只會加劇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1881年民意黨人在七次暗殺亞歷山大二世後終於得手，炸死了沙皇，沙皇政府中止了擬議中的改革方案，統治集團內部的保守力量得勢，上層的改革意願被嚇退，出現了「反動」浪潮。反對恐怖活動的知識分子對此產生了自責和愧疚感，在他們看來，對狂熱的革命「民粹派來說，社會主義是一種宗教」(切爾諾夫：《偉大的俄國革命?立憲會議主席回憶錄 (1905-1920)》莫斯科2007年，第410頁)，這種割裂社會的局面在俄國已經被「分裂運動」演繹了200多年，即便能夠從體制上解決權力變更問題，也難以改變俄國文化的「不對稱性」和「被管制社會」的致命弱點，社會變革要遠比制度變革更複雜，這項長遠細緻的工作是不可能一蹴而就地通過「革命的方式」實現的。
於是他們提出新的長遠的「行動模式」，即破除「政權萬能論」和精英領導群氓的思維模式，拋棄一次革命就可以一蹴而就地改變世界的英雄主義的激進烏托邦的膚淺思想，「迷戀於街頭政治的社會主義極端派的危險性還沒有被世人察覺，革命鬥爭是有害的。……我們社會的主要毛病在於它過分熱情，過分倔強，過分直率地表達自己反對現存制度的願望。」他們認為，在不具備革命前提的情況下，可以姑且對上層集團採取「有限忍耐」的態度，把注意力轉向政權以外的社會層面，為促進個人的「自主意識」成長和建立起「自我負責」的公民社會做努力，改變社會組織資源的被動狀態，轉向「具體的實際工作」，從身邊的微不足道的「小事」做起，以「切實可行」方式關注底層，在政府允許的範圍內展開地方自治運動，建構起一個可以上通下達的橋樑。他們表示既不做「奧勃洛摩夫式的」「多餘的人」，也不做「英薩洛夫式的」無政府主義者(1862年屠格涅夫小說《前夜》中的無政府主義的「憤青」式人物形象)，而是要在現有的政治舞台的框架內儘可能為社會創造出一種良性互動的發展平台。他們明確表達了溫和自由主義的一些基本理念：「我們在想，如何在整個社會機體不受震撼的情況下進行農民改革，實現公民權利，建立相應的制度如地方自治、有陪審員的審判等，我們希望把良心和自由引入這個國家，取消和至少放寬書刊檢查制度」。從此「第三種人」開始與那些「直接捲入政治」的知識分子平行展開了重新自我定位的另一種選擇，他們通過開啟民智和大量的社會工作以迂迴的方式以合法渠道為大部分不願意捲入「革命恐怖」活動的知識分子創造「非暴力的活動平台」。也有研究者把這一類知識分子稱為「跳出了『純粹思想』和『介入現實政治』」二元模式的「實證主義者」(洛斯基：《俄國哲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71頁)。
他們與開明貴族聯名上書沙皇，要求建立地方自治機構，1864年1月亞歷山大二世頒布「省縣兩級地方自治法令」，從此開啟了俄國「第三種知識分子」的活動高潮。一批脫離了政治活動的知識分子紛紛進入俄國各地的地方自治局，形成了所謂的「地方自治局工作者」群體，開始促使俄國向公民社會演變。以前蘇聯時期的歷史教科書只是把他們當作「投降派」、沙皇政府的「附屬物」而缺少客觀的評價，列寧雖然有時也承認「對地方自治反對派的活動不能低估」，(《列寧全集》第2版，第17卷，255頁)但是他總體上是把地方自治局和「第三種人」定性為「專制政府機器」上的「第五個車輪」，說這只不過是沙皇統治集團「自家人內部的爭吵罷了」，如同「夫妻吵嘴，只當開心」(《列寧全集》第2版，第5卷，46頁)，並對此大加鄙薄和譏諷。而實際上「第三種知識分子」是俄國「地方治理」(земтсво一般譯作「地方自治」，而「地方治理」似乎更準確)先行者，正是他們為實行立憲不懈努力，才有了俄國地方治理的長足發展，才有了1905年「二元法制」下君主立憲的《十月十七日宣言》，並建立了其後的反對黨活動平台。
「小事理論」的提出
俄國的「第三種人」認識到，「到民間去」的民粹派運動之所以失敗，主要是因為知識分子與人民之間的隔閡，民眾在「好沙皇」傳統的影響下，對高高在上的知識階層充滿了不信任。同時民間社會的發育不良，使俄國社會呈現出U字型的割裂狀態。別爾嘉耶夫曾說，「俄國上下層之間的鴻溝有600年的差距，這一時間差是俄國社會發展呈現病態並阻礙俄國社會正發展的根源所在」。俄國社會差異性過大，上下兩個階層彼此缺少相互理解，是導致下層民眾對最高政權依賴的根源之一。因此必須改變現狀，使俄國社會走上良性改革的軌道。
曾經的民粹主義者阿勃拉莫夫(1858-1906)在19世紀80年代首先提出「小事理論(теориямалыхдел)」，他在《俄羅斯思想》、《俄國導報》、《莫斯科電訊》等媒體上大力宣揚奪取政權之外的「小事理論」，並自詡為俄國知識分子運動「方向」的「校正點」。阿勃拉莫夫說：「所有以前俄國的思想流派，無論是西歐派還是斯拉夫派以及隨後的社會主義派，都曾被膚淺的播撒在人民的處女地上，但卻未曾深入人民的靈魂深處，因此我們的人民完全不受知識階層的影響」。但其實我們雖然一時並不清楚俄國社會要什麼，但是知道「我們能做什麼」。在俄國，「空談家」與「實幹家」的分野一直就存在，過去「實幹家」所做的事情主要就是以「顛覆政權」為目的的「幹革命」。如同車爾尼雪夫斯基曾借小說《序幕》主人公的口說;「我對改革漠不關心」，我們的目標是推翻政權的「幹革命」!而現在阿勃拉莫夫強調要放棄這種不切合實際的「宏大敘事」，與其鼓動革命、搞恐怖主義的暗殺，引起統治者的反彈和社會內在的混亂，不如腳踏實地為社會「做實事」、「做小事」。此言一出就在俄國知識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很多人認為這種反思比較起以往在革命思想陷入了危機後的「檢討策略失誤」更為深刻，可以從根本上解決俄國上下層之間的「文化不對稱」制約，以一種非暴力、「更文明」和「超階級」的方式整合社會，將可能重塑民間社會，從根子上解決俄國問題。
緊接著，民粹主義理論的反思者尤佐夫·卡布里茨(1848-1893)在1882年寫的《民粹派的基礎》又進一步指出：「社會是由活生生的人組成，社會體制變革從來不是某個偉大者振臂一揮，而是要歷經無數次的嘗試和失敗，這個嘗試和失敗要以人的生命和鮮血為代價。作為俄國人民的良心，知識分子的使命未必在於要指出一條多麼光明的道路，相反，是要從自身做起，在原來的基礎上修修補補，從而使人民少付出一些代價，少流血，這也許就是新時代的真正的任務。知識分子要拒絕做好高騖遠改造社會的大事，開始學會從身邊的事做起，一點一滴地從小事出發來改革社會」。他指出，「這些小事既不能得名又不能獲利，但從這些小事中可以建立起千百萬人的生活，這些小事決定了許許多多人的福利和生活」。「我們既不是頹廢派也不是革命派，而是『實事派』」。很快，「小事理論」的「實體主義」就成為既反對激進革命又不願與沙皇當局同流合污的「第三種」知識分子風靡一時的「方向標」，促使許多人在思想上和行為模式上發生徹底轉變。
做「小事」的倡導者認為，既然現階段在政治領域裡難有作為，「社會革命」的激進行動目標一時達不到，即便達到了也未必能跳得出車爾尼雪夫斯基倡導的「合理利己主義」的權力輪迴，而恐怖活動只會造成一種「鎮壓—恐怖—再鎮壓—進一步的恐怖報復」的「雙輸結果」，不如退而求其次地腳踏實地從事一些實際工作，從「小處著眼」幫助農民，縮短俄國社會的差距，在有利於農民的實際工作中幫助農民開闊眼界、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增強俄國社會的組織能力和提高農民的憲政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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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著名農學家希德洛夫斯基所說：「我國的知識分子在破壞活動中得到最大滿足，這種轉變國家體制的想法是非常幼稚的，我們的上層自由主義者不了解俄國人民的本性，頭腦中充滿了這種幼稚的想法」。要改變俄國社會各等級之間的不均衡和社會緊張關係，從「為民做主」到讓「農民自主」關鍵的是要讓社會逐漸成長起來，要建立一種發揮地方積極性的機構——地方自治局。
此後有相當一批原來激進的知識分子一改民粹派運動時期的革命宣傳鼓動工作，而是通過參加政權容忍的地方自治局活動，去關心農民的疾苦、解決農民實際生活問題。比如給農民提供貸款、組織銷售農產品(16.30,0.00,0.00%)、提高農民的農業技術水平、改善農民醫療教育條件等方式逐漸使農民擺脫中世紀共同體束縛，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
「小事理論」的主導思想是「只管問題，不問主義」，他們自詡為「腳踏實地」的「實踐派」，這便是俄國歷史上的「第三種知識分子」。這批人的中堅力量是大體上是從「自由民粹主義」與「合法民粹主義」延續下來的人，其活動場所主要是地方自治局，所以「第三種知識分子」的歷程是與俄國的地方自治運動——俗稱「第三種力量」的發展壯大同步成長起來的。
爭取民主的「迂迴鬥爭」
俄國1861年農奴制改革後，為了管理在形式上已經成為獨立個體經濟的自由農民，改變原來警察式的統治方式，把中央政府從大量的不具備全國性意義的事務中解脫出來，沙皇政府的管理職能有所改變，它下放了一部分權力到地方政府和自治機關。為「解放農奴」所做的配套工程之一，就是在省、縣兩級建立地方自治局，這是一種介於政府和民間之間的「類法團組織」，類似於一種沙皇政治板塊原則上不鬆動下的放權讓利，建立一種「類NGO」或半官方的組織來承擔原來沙皇地方政府的職能，它雖然沒有完全獨立於強權和贏利之外，但是畢竟帶入了一定的憲政機制和公共服務精神，而不同於以往的管制社會資源的思路，屬於早期的現代新型國家體制建設的一種創新。
地方自治始於沙皇1864年頒布的《關於省縣地方自治機構的法令》，根據法令各地建立起地方自治會，從中央政府分權，進行自我管理。它由「全體居民組成法人團體，在憲法的制約下按照自己的意志組成地方自治機構，利用本地區財力處理本區域內的公共事務」。這種地方性政治制度的職能是取代原先作為農民主人的貴族而充當國家與農民村社之間的中介，以打破等級界限。它以地方社會的利益為主要目的，地方自治局能夠有一定的獨立性，並有權利決定選擇何種方式來完成國家交給的任務。它與國家之間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具有一定的法律(契約)關係，而不是隸屬關係。這其中以與農民聯繫廣泛的縣自治局最為活躍。
當時的自治局議會由各等級選舉產生，通常為開明派貴族所控制，再由他們聘請專家和志願者，從事教育、醫療、修路、土地整理、農技改革等工作，並進行相關的田野調查，由於其運作的專業化和具有公益精神，為俄國的治理結構注入了一股新鮮的活力。自治局的財政預算有專項基金、募捐款和政府撥款三種方式，大頭來自國家撥款，但是其運作方式基本上是民間性質，一般不受政府約束，享有較大的自主權，就其政治訴求來說主要是通過「非政治的而利民的實際工作」建立一種健康的制度，公共決策是以廣泛參與和立法權確立為基礎的。有人說這是一種「在專制國家中爭取民主」的迂迴鬥爭(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6年，348頁)，雖然它還不可能一步到位地真正體現自由主義的立憲原則，「但它畢竟為自由主義反對派提供了一個合法的活動場所，終究會成為『制憲的一小部分』」。由於各種勢力都很看重地方自治機構這個活動平台，其成員從保守主義到社會主義無所不有，在自治局裡面既沒有沙皇政府衙門的呆板保守的風氣，也不像「革命黨」那樣有嚴格的紀律約束，只要願意「干實事」、「做具體工作」的人都可以找到用武之地。就整體而言，自治局是一個不需要明確的政治綱領的事務機構，但實際上在「第三種知識分子」和「第三種力量」活動時期，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兩種發展方向的博弈一直存在。
俄國自由主義的主體一直是先進的貴族知識分子和歐化的地主，他們一般都是省和縣的地方自治會議成員，據不完全統計，在實行地方自治的34個省中，有33個省的241名地方自治會議議員參加了自由主義運動，約佔總數1111人的1/5。在自由主義力量最強的莫斯科和特維爾兩省地方自治會議中，他們分別達到22人和30人，幾乎可以說，有地方自治機關就有自由主義的活動。1895年—1904年間擔任自由經濟學會主席的蓋登更是把學會變成了地方自治機關的自由主義活動家的中心。1902年，地方自治局主席召開秘密代表大會，制定自由主義的綱領，雖然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前他們仍沒有制定出一部憲法來，但是用法律來界定國家的權力邊界與公民的權利範圍，讓公民通過選舉來參政議政一直是他們的政治追求。
但同時，原來的一些民粹主義思想家認為，未來的非資本主義俄國農業仍有很大的潛力，即便將來興起的資本主義農業，其主體也並不是像馬克思所預計的那樣是大型「農業工廠」，而是個體小農，它可以形成一種經濟模式：每戶8—11俄畝的「責任田」上的獨立經營與非農產業的合作經營相結合的「雙層」經濟體制，並以「小城鎮」、合作制、鄉鎮企業、家族共同體的傳統社會關係與現代化決策程序形成互補的發展模式。應該說，這兩種方向的努力都為自治局活動的理論和方法提供了經驗積累和有益的探索。
地方自治局蠶食政府權力
從沙皇開始設置自治機構，它與政府行政機關在許可權邊界上就既有重合又有含混不清的地方，這導致雙方關係一直不和諧而處於爭奪狀態。總體而言是自治運動呈現出強勢態勢並不斷蠶食政府權力。正如當時的總理大臣維特所說的：「按常規發展地方自治，最後將導致人民代表機構在中央一級建立，而後人民將參與立法權和國家的管理」。(謝·尤·維特：《專制政體和地方自治局》，211頁)
自治運動使俄國國家和社會的力量在發生悄然變化，政府行政機構的基層力量在1870年代以後在削弱，社會的力量在雙方的對比開始具有優勢，僅從政府官僚數量減少和社會自治機構中選舉產生的管理人員快速增多就可以肯定官僚式的管理領域在大幅度縮減，正如1881年俄國參政院調查顯示，地方自治機構比政府機構更好地發揮了自身的職能。從履行職責的責任心和了解當地社會利益需求的角度來講，市杜馬和地方自治局的職員要遠勝於政府官吏，甚至可以說地方自治機構嚴重地排擠了政府機構，這引起了政府人士的不滿。關於這一點最明顯的證據是：1894年地方自治局的工作人員拒絕了政府讓其接受國家公務員地位的建議。社會管理排擠官僚管理這一進程成為19世紀80-90年代的一個突出現象，一位俄國官僚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說，官吏們沒有多少事務，成為一群無所事事的人，他們的工作都被自治局工作者「搶」走了。沙皇亞歷山大三世也認為，「大改革發展了自治機構，降低了政府官僚們的作用，破壞了國家制度的統一性，因為社會機構總是試圖擺脫來自政府管理的控制和監督」。1899年總理大臣維特也在工作報告中說，自治機構力量的增強是由於政府的無能造成的，他還證明說，自治機構的進一步發展將導致俄國立憲政體的確立和專制制度的削弱，就像西方已經發生的情況那樣。
不過，也正因為「第三種人」的政治立場模糊，各種政治追求的人都混雜其中，也使得它遭到來自各方面的批評。革命者斥責其為專制政府的「附屬物」、沙皇國家機器的幫凶，而沙皇當局又把它看作是「革命運動的同情者與外圍組織」，當時的政府文件中就說，這種表面上標榜「實際主義」的反對派隊伍是「借人民的壓力在推進立憲」，它同樣會孕育出與沙皇離心離德的思想從而腐蝕國家政權，是需要嚴厲防範和適時打壓的。蘇聯時期的研究者也認為，「革命前自由主義反對派的主要發展是在地方自治機關中實現的」(切爾明斯基：《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的資產階級和沙皇制度》莫斯科1970年，14頁)。由此可以看出「第三種力量」的活躍和俄國的立憲運動的發展呈一種正相關比例關係，它為政治反對派的活動創造了有利條件，實現了「迂迴鬥爭」的目的。(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本文在發表時刪去注釋若干)俄國歷史上的「第三種知識分子」及其社會實踐(中)作者：金雁來源：經濟觀察報來源日期：2011-6-13本站發布時間：2011-6-14 20:45:33閱讀量：87次 相關鏈接：俄國歷史上的「第三種知識分子」及其社會實踐(上)
「開啟民智」的「社會工作者」
據莫斯科大學法律系的國家法和法學比較史專家、社會學的開創者柯瓦列夫斯基教授(1851-1916)統計，1912年俄國有自治機構的省份有40個，在自治機構中的人約有8.5萬人。他們在其社會實踐中真正做到了想農民所想、急農民所急，切切實實地解決了農民生活中的一些實際問題，成為在俄羅斯大地上真正深入社會的知識階層，改變了「城裡有文化的人聽不懂、甚至排斥農民的語言，農民也聽不懂城裡人的標準語。他們彼此不了解，沒有任何共性……形成兩種文化、兩個世界」的狀態。19世紀後25年「第三種人」也曾經按照民粹派提出的要把農村建成「反對私有制的堡壘」的思路做過一些努力，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斯托雷平改革以後，資本主義發展漸趨主流，擺脫中世紀的宗法傳統走市場經濟發展道路就成為這些農學家——組織者「具體工作」的指導方向，他們摸索出了一套具有俄國特色「社會實踐」的工作經驗。
由於俄國的市場化進程以及「深入社會」的「社會工作者」不懈地努力，首先使俄國社會輿論的價值評判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工商業者地位第一次超過了貴族，俄羅斯民族性格中「重集體、輕自我」的共同體本位價值觀也出現了「平衡移位」，對西方文化的「排斥性」、「疏離感」和「接納障礙」在逐漸減弱。在自治局工作者下鄉辦教育和農民向城市流動的雙向過程中，農民的識字率從19世紀中葉的10%上升到二月革命前的36%，農村整體的文化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19世紀70年代以後，農村向城市大規模移民，1869-1900年彼得堡人口從66.8萬增加到124.8萬，新增人口中有近七成是移民，有41.9%是在近10年里來到首都的，從1890年到1900年每年還有720萬的外出打工者。農民出身的新市民後來成為影響農村轉變的「傳送帶」，農民開始接受新事物，他們的思維方式發生很大的轉變，對城市裡的價值體系和行為規範逐漸理解。在他們的行動中理性、個人因素和憲政的因素都在增加。1905年《十月十七日宣言》頒布以後，工商業部就收到大量要求成立各種協會的申請，從申請中附帶的協會草案章程中可以看出，在新移民的價值體系中，個性解放和維權的意識佔據了顯著位置。
以前俄國普通階層普遍不接受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所有的非商業階層都瞧不起工商業「富豪」，俄國的工商業家從來沒有獲得與其在經濟領域相稱的地位與榮譽，所被媒體標榜的「正面人物」無一例外的是沒有個人主義思想的人，鄙視商業和企業在俄羅斯是有歷史傳統的，對「經商的猶太人」的偏見始終難以消除。企業家的人格受到質疑，他們如果受到讚揚，往往不是由於企業生產活動的成功，而是用贏利的錢所做的慈善事業，很多企業家經營成功後都願意實現身份轉移。但是這種傳統的思維方式到19世紀末受到了挑戰。
這一階段由於貴族沒落的速度加快，他們佔有的土地從19世紀60年代的8700萬俄畝減少到1905年的5300萬俄畝，40年中減少了40%;1905-1915年的十年間在歐俄的47個省這類土地又減少了1100萬俄畝。農奴制改革和斯托雷平改革加劇了舊貴族的破產。在自治局工作者的啟蒙和宣傳下，人們對「來自西方的個人主義瘟疫」的敵意明顯降低，而對貴族身份不再感興趣，工商業和金融資產階級正在取代貴族的地位。著名企業家裡亞布申斯基就說：1861年後，「商人的自我評價明顯提高，幾乎再沒有人像從前那樣追求貴族身份」。比如1899年沙皇曾賜予契柯夫貴族身份和三級斯坦尼斯拉夫勳章，契柯夫不但對此秘而不宣，而且羞於公開此事，一直到1930年契柯夫的傳記作者才在他的家族檔案中發現此事。俄國改變了傳統上輕商抑商的文化傳統，工商業者的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人們認為靠個人奮鬥、個人努力遠比躺在祖宗的蔭庇上光榮。1895年在尼古拉二世加冕儀式上，莫斯科商人拒絕站在貴族的後面，堅持站在前排，爭執的結果是商人獲得勝利，多年以來加冕禮儀的排序第一次得到更改。
社會改造初見成效
農奴制改革以後，俄國農民問題的廣泛性與尖銳性凸現出來，各種派別為之進行了廣泛的論戰，自治局工作者認為，地主經濟不可能成為農業發展中的主流，而只有農民的土地佔有形式可能會更為有利。他們跳出了以「道德人」或「經濟人」這樣的邏輯預設為前提的經濟學爭論，而是從實踐出發、從農民的心理變化和社會發展的動態分析出發研究其農民的經濟行為，使之提出的理論更能為農民所接受。由於俄識分子的人文精神和近代科學方法的引入，以及自治局所提供充足的經費和寬鬆的學術研究氛圍，使他們的聰明才智能夠在這一時期的俄國農民、鄉村和農業問題的研究中取得輝煌成就。他們首創大規模採用「參與觀察」的人類學方法對農民社會進行田野調查與微觀實踐，使得俄國農民學研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達到頂峰，僅自治局學者的研究成果出版的專著就達4000多部，他們還完成了20世紀上半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最系統的社會學調研和農村統計工作，這些成果構成了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農民研究資料庫。「自治局工作者」們以「實用化、技術化、辦實事」為宗旨，本著少談主義多談問題的思路為俄國的未來尋找出路。他們的工作看似瑣碎，但平心而論，這些「實際工作者」為改變俄國階級結構兩極對立、「中間群體」力量薄弱的狀態做了大量工作，並且在教育、衛生、道路交通、城市建設、救濟等領域作出了巨大貢獻和犧牲。如1890年代初因俄國暴發大規模的霍亂傷寒，自治局工作者全力投入抗疫，有多達60%的地方自治機關的醫生因接觸病人而死亡。
從1864年「自治局法令」頒布到第一次俄國革命時期，是地方自治運動展開「社會實踐」卓有成效的階段。這一時期「自治局工作者」的工作主要是改善社會環境、提高民眾的素質，僅1865-1884年地方自治局就向政府提出2623項申請，其中約有近半數的申請所提出的要求得到了滿足。通過他們不懈的努力，使俄國在教育、衛生、交通、民間金融各方面都邁上了一個新台階。20世紀初他們辦起了1萬所初等學校和大量的「掃盲班」;1898年在34個設有地方自治局的省份內建立起2000多個圖書館;在「第三種知識分子」的呼籲和運作下，鄉間醫療衛生服務水平大大提高，20世紀初俄國的單位人口醫師佔有率比19世紀70年代增加4.4倍，主要是在農村地區設點;地方財政支出的1/4~/1/3用於醫療衛生，醫院服務的中心從城市轉向農村，而且是免費醫療;9歲以上的居民識字率從28%上升到38%，居民的平均壽命增長了2歲(從30.4歲到32.4歲)。每千名居民中的普通學校學生人數增加了1倍，大學生則增加了6倍，圖書館的數量增加了4倍，圖書報紙發行量增加了2倍。在農業方面建立了不少示範農場，大力推廣機械化的新式農機具，明顯提高了農業生產率;34個省的359個縣裡設有243個地方自治會郵局，這其中2/3的郵局架設了電話網並設立了鄉村通話點。在城市裡建起了排水設施、道路照明、劇院、博物館和公共圖書館。在他們「眼睛向下、工作中心向下」的不懈努力下，俄國鄉村與城市的距離在快速縮短，甚至出現融合的趨勢。
政治訴求提上議事日程
「自治局工作者」的務實精神並不意味著不問政治。他們雖然少談主義多談問題，但俄國農村和基層社會當時的「問題」並不只是掃盲、修路、開診所，更多的問題仍是社會性的，涉及各種侵犯農民權益的體制。自治局工作者事實上不能不捲入各種農民維權的事件。他們雖然並不鼓吹「革命」，但在這些事件中他們支持農民就難免得罪官府。於是僅19世紀70年代，在警察局掛上號的地方自治工作者就有900多人，並有多人被逮捕和流放。「革命者」說這些專家是當局的走卒，而當局卻認為他們是異己力量。
但是地方自治的推行仍然在悄悄改變俄國。
在城市管理方面，城市議會代表制度在1864年、1890年的兩次《地方自治機構法》頒布後，城市的自治管理步伐加快，從彼得大帝建立官僚體制以來，沙皇政府機構的活動第一次遇到了挑戰和競爭。從事自治局工作的人認為民眾和國家有不同的利益、目的和活動方式，不能以後者取代前者，或者犧牲前者而滿足後者，自治機關是以「公眾性」而非「國家性」為目的。在法定的私人和公共範圍內，國家不能橫加干涉。他們對國家職能和公共職能作了明確的區分，提出經選舉產生的市杜馬只對選民負責而不對政府的官僚機構負責。這種狀況導致了市杜馬和政府關係的破裂。為了改變這種局面，政府於1892年頒布新的市杜馬選舉條例，提高了選民財產資格和代表人數，結果這一舉措更導致了雙方對立情緒的激發。市政改革上體現的公民政治權利訴求更加凸現。各地出現的「沙龍」和「小組」成為了輿論中心，成為了思想爭鳴和社會問題討論的載體，它們與新聞媒體形成相互配合，形成了知識界影響報刊、報刊影響社會輿論繼而進一步影響統治階層的循環。「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政府部門的活動，都受到了來自社會和社會自治機構的監督」。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杜馬在形成和反映社會輿論中的作用以及新聞媒體監督所起的作用都越來越大。以至對於官僚們來說，「輿論界的尖酸刻薄比(革命者的)手槍更可怕」。省長們不僅要認真聽取地方自治機構的意見，還要竭力討好和迎合它們，並妥善處理與它們的關係，那種「衙門裡的人說了算」的局面第一次遇到了「按法律規則辦事的人」的挑戰。20世紀初最高政權在同輿論界的每一次衝突中都做了一些讓步，社會對政府部門活動的監督能力有所加強，在這種良性互動下，社會獲得了為爭取自己權益以合法手段來影響立法工作的可能。
從1905年的第一次俄國革命到1917年二月革命前這12年間，是逐漸成長起來的「第三種力量」合法介入俄國政治的重要階段，他們營造的社會氛圍和基層自主意識為俄國自下而上地向政治現代化和國家法治化方向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1905年以後城市聯盟和地方自治聯盟的作用增大，市政管理也從原來的收稅、治安、徵兵三項的警察式管理向社會服務性轉變。這些切實可行工作雖然不如「革命政黨」言論和「破壞性」活動那麼具有轟動效應，但是卻對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質和培養中產階級功不可沒，也為合法介入政治奠定了基礎。
「地方自治派自由主義」
據統計，20世紀初在34個省的自治機構中有33個省的自治局議員參加了自由主義反對派運動，地方自治局在自由主義的引領下成為後來立憲運動的倡導者。沙皇於
到20世紀初，俄國的各種社會組織蓬勃發展，無論政治取向的、還是行業、職業成員利益體的或者是以慈善為目的的組織都是自願成立、自主活動的組織。各個行業都有協會成立。這時俄國已經孕育出許多公民社會的要素，「公民社會組織的發展迅速」。全俄佔總數10~11%的商人和佔總數16%~36%的市民擁有自己的福利機構，向本行業內部的貧困戶提供物質幫助;全國有14000個各類慈善組織和機構，全國有大約100個中學教師協會，150多個私營企業職員協會;企業主方面有冶金與鋼鐵加工代表聯盟、金屬加工工業聯盟、全俄企業主協會聯盟、全俄貿易與工業聯盟、捍衛工業委員會，農業方面有全俄土地所有主聯盟。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職員都有捍衛自身利益社會團體。勞動者方面俄國的上千個工會中有150萬會員;全國還有6.3萬個合作社，吸收了2440萬成員(1903年11月在莫斯科成立的憲政自治運動秘密團體，參加者多為知識精英、城市中產階級和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地主——作者注)。1905年成立了「全俄農民聯盟」，年底有20萬農民加入。從上層人物到普通知識分子都把參加社會組織看成是非常體面的事，看成是表達自己意願的重要平台，有時一人甚至參加好幾個組織。
1905年《十月十七日宣言》後，民間積極性更加高漲，全國湧現出100多個政黨，這些政黨代表了各個階級的利益，其中君主主義的政黨有4個;資產階級政黨和政治組織有38個;由地方自治派組成的「全俄協會聯合會」屬於中間派政黨，在「立憲派地方自治人士協會」的基礎上成立的「立憲民主黨」是中間偏左的政黨，它們給自己的定位是「非階級的」、符合「俄羅斯知識分子情緒」的政黨，是「民主法制派」的倡導者;代表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政黨有45個，其中最大的社會革命黨到1917年時發展成為擁有100萬黨員的第一大黨，以及代表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的政黨和社會主義組織16個，那些原來蟄伏於地下的革命政黨都紛紛亮出旗號，成為可以利用杜馬講壇的公開活動者。(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本文在發表時刪去注釋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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