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范兒 | 杜拉斯：寫作是野蠻而絕望的

時間把瑪格麗特·杜拉斯變成了法國文學中的「經典」作家，而且是法國當代作家中最知名的一位。她的「印度之歌」系列三部曲——《副領事》、《勞爾之劫》、《印度之歌》——被列入法國大學和中學教師資格考試的範圍，她的劇本《薩瓦納灣》已經成為法蘭西喜劇院的固定劇目。法國大學裡開設了專門研究杜拉斯的課程。上世紀80年代她因為《情人》的走紅而引起的種種爭議現在已經平息，她的書繼續暢銷，根據法國《費加羅報》2006年的統計，自從1944年《平靜的生活》出版以來，杜拉斯的書總共已經賣掉400多萬冊。每隔幾年，就有新的杜拉斯傳記出版，今年是她誕辰100周年，更有無數的紀念活動在世界各地舉行。

1984年在午夜出版社出版的《情人》，是杜拉斯的第48本小說，當時她已經70歲。此前，她的讀者圈子小而固定，一部分知識分子知道她，但她決非大眾的寵兒。《情人》賣得「洛陽紙貴」的時候，有人奇怪一部「新小說派」的作品如何能獲得如此廣泛的閱讀效應，於是她又被認為在敘事上回歸了傳統。這一年法國的龔古爾獎頒給了杜拉斯，34年前她曾與這個獎失之交臂（1950年她出版了《抵擋太平洋的堤壩》，是她第一本真正引起注意的小說）。從《情人》開始，杜拉斯頻頻在媒體上亮相，積極接受各種訪談，她漫長一生的傳奇經歷可以提供足夠多的談資，有關她個人寫作和生活的八卦、細節迅速進入公眾視野，她進一步公開宣稱，這本小說是「完全自傳性的」，這使得人們對她更加痴迷。

老年杜拉斯

在杜拉斯成功完成自己「通俗化」過程的時候，她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憎恨。「因為她太流行，太我行我素，又愛製造醜聞。」反叛是杜拉斯貫行了一輩子的姿態。她年幼時曾與自己的「小哥哥」有過亂倫的兄妹之戀，在納粹佔領巴黎時加入法國共產黨，同時與一個德國納粹軍官往來曖昧，她在丈夫被捕後與另一個男人同居並懷孕，丈夫被釋放歸來後她生下這個孩子（她一生中唯一的兒子）並與兩個男人同時保持親密關係，最後三個人一起被黨開除。她65歲時把27歲的同性戀青年揚·安德烈「收入」麾下，變成自己一生中最後一個、也是陪伴她到死亡的情人。她當年如此自信，認為自己有望改變揚·安德烈的性向選擇，最終失敗，痛苦之下寫了《來自大西洋的男人》。

如今，她的劇本還在法國定期上演，然而她寫的19個電影劇本中，除了法國導演阿倫·雷乃執導的《廣島之戀》外，其餘大多寂寂無名，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她總是堅持文本的重要性凌駕於影像之上，有時甚至完全替代影像。很少有人敢直言不諱，人們只是私底下悄悄說，杜拉斯的電影拍得太爛。對於她的表達欲來說，拍電影和寫小說沒什麼區別，然而她覺得電影是物質性的，而寫作則完全是精神性的。她認為她的文字、尤其是她經由文字營造出來的那種「格調」神聖不可侵犯，因此儘管她一開始很樂意有導演來把她的小說改編成更為大眾喜聞樂見的電影，最後卻總是和改編者不歡而散。讓·雅克·阿爾諾導演的《情人》引起她如此深刻的反感，以至於她詛咒這本小說是「一堆狗屎」、「車站小說」，是她喝醉酒後不慎寫出來的。與阿爾諾徹底決裂後，她迅速新寫了一本《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趕在阿爾諾的電影公映前出版。這本小說完全是《情人》的改寫，同一個主題，同一個故事，類似的人物設置，只是添加了更多不厭其煩的細節，並且毫不避諱地在行文中不斷指點鏡頭拍攝的角度、布景設置的方式。她把這本新的「情人」當作她心目中真正認可的電影版《情人》。法國有媒體譏笑她跟「情人」就此沒完沒了，她反駁說：「令人吃驚的是自有人讀了又讀，可見這類故事長命百歲。」

儘管杜拉斯和波伏瓦彼此厭惡，同為女性寫作者，她們卻經常被拿來比較。波伏瓦被看作是理性的，她的知識生產過程和結果也都是男性化的，而杜拉斯則被看作是充滿母性的、情感向度的。杜拉斯從來不討論寫作理論或者詩學。「她的寫作永遠保留延續的權利，永遠具有重新開始或者繼續反覆寫作的標記，她的作品沒有最後一個句子，也沒有最後一個問題，重新開始，如此循環往複，沒有終止。」這股如暗潮湧動的情緒很容易被讀解為一唱三嘆的效果，人們欣賞她的抒情的同時，卻很容易忽略她在書寫中不斷進行心理探究的能量的複雜性，其實是充滿了尖銳而激烈的矛盾衝突，具有相當暴力的一面。她自己頻頻提起的一個詞是「野蠻」。「寫作是野蠻而絕望的。」她說，「《情人》是一本野蠻的書，它帶來所有它遇見的東西，毫無區分，幾乎無選擇地迸出。」而《抵擋太平洋的堤壩》的電影版讓她失望的原因，正因為導演一點兒也沒有理解原作的「野性」，抽掉了其中的「暴烈」，還加上了一個媚俗的快樂結局。她經常被引用的另一句語錄是「愛情之於我，不是肌膚之親，不是一蔬一飯，它是一種不死的慾望，是疲憊生活中的英雄夢想」，這句話的詩意也許並不像表面上的那樣小資和單純。杜拉斯在本意上使用了「慾望」這個詞：「我寫了很多愛情，但是從來和溫柔無關，我不喜歡溫柔的人，我自己就很冷硬，我愛上某個人時，我就對他有性慾，但是溫柔從含義上是排斥這種性慾的。」

杜拉斯的「冷硬」或許和她的童年有關。她出生於越南西貢（現胡志明市）的一個小鎮上，離住地不遠就是熱帶雨林，18歲才回到巴黎定居（其實是19歲半，但是杜拉斯堅持18歲的說法，在她看來這個數字充滿了象徵的力量）。在法國人的想像中，那基本上是世界邊緣的一個蠻荒角落。父親早逝，母親不諳人情世故，一大筆土地投資打了水漂，全家陷入傾家蕩產的破產境地，還在上中學的杜拉斯被母親逼迫與自己的有錢情人做性交易，拿來的錢卻供大哥賭博，她還要挨大哥的打。恐懼、絕望、異化、疏離等等命題早早侵入她的內心，她感到這個世界上沒有公平和正義可言。成年後她瘋狂酗酒，明知過量有害，仍舊喝到吐血、肝破裂。她開始寫作後不久，就對犯罪的激情發生興趣，情色和死亡開始交織在她的寫作中，她尤其迷戀描寫自我毀滅的愛情。「我對此非常熟悉，想要被殺死的慾望，我知道是存在的。」《廣島之戀》中，杜拉斯讓女演員對她的日本情人不斷重複：「你毀了我，你對我真好。」

1959年由瑪格麗特·杜拉斯編劇、阿倫·雷乃執導的電影《廣島之戀》劇照

在杜拉斯的寫作中存在的這種極端性，是否是法國性的一種體現？學者們認為正是如此。「杜拉斯延續了法國『瘋狂化的愛情』的傳統，這是一種非常陰鬱的世界觀，其實是抒情文本的反面，它暗示了一個註定悲劇的結局，因為慾望不可能永遠旺盛，它要麼轉化為一種迷戀，要麼是將他者摧毀，否則就不得不接受歷史必將不斷延續下去的殘酷現實，並被這種現實挫敗。」

1988年，74歲的杜拉斯陷入昏迷，昏迷持續了5個月。醫生準備給她實施安樂死時，她卻頑強地蘇醒了過來，並且之後腦部思維也完全沒有受到任何影響，又寫了三本書。1996年3月3日早上8點多，距離她82周歲生日僅一個月，杜拉斯終於永遠地閉上了眼睛。她說的最後一句話是1995年8月1日記錄下來的：「我想全都結束了，我的生命已經完結。」「我不再有一張嘴，也不再有一副面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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